一战中的大英——民主

为了民主，必须确保世界的安全。

——伍德罗·威尔逊，1917

为了世界，应该让民主更加安全。

——斯坦利·鲍德温，1928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指出，在战争结束之际，伍德罗·威尔逊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被彻底美化了。在人们眼中，他不是一位普通的政治家，而是被当成了弥赛亚式的救世主。 1918年12月26日，在去参加巴黎和会的途中，威尔逊路过伦敦，受到了空前热烈的欢迎。当天，他与乔治五世一起并肩站在白金汉宫的露台上，对于人们的欢呼，他欣然接受。第二天晚上，他出席了在白金汉宫举行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宴会。宴会十分隆重，有上千位客人参加了这个宴会，他们之中有将军，有政治家，有大使，有大臣，均来自英国和英帝国最重要的领域。他们都穿着正式的上面缀饰着勋章和珠宝的十分华丽的礼服。威尔逊的随行医生注意到，“所有的餐桌用品都是纯金制造的，并且刻有精美的带有王室标志的纹饰”，总价值据说达到1500万英镑。但是宴会最尊贵的客人威尔逊总统却与众不同，他只穿了一身普通的黑色套装，也没有佩戴勋章和任何的配饰。他的答谢词非常简短，也极其冷淡，甚至一句都没有提到英国在打败德国方面发挥的作用。劳合·乔治后来回忆道，威尔逊的讲话“丝毫看不出来友情的成分，或者说在看到从事共同事业的伙伴时的高兴劲儿都没有”。这有点像克伦威尔在观看王子们选美一样，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一幕。威尔逊先生有他自己的一套，1918年似乎就是“威尔逊的时代”。

威尔逊曾经谈道，为了民主，必须确保世界的安全。但是在一战后，民主已经处于四面楚歌的境地。1917—1918年战争引发的危机在沙皇俄国点燃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火焰，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权形式，而且确实有蔓延到欧洲的可能。对它的反弹则是激起了墨索里尼的法西斯运动，他于1922年在意大利夺取了政权。到了30年代，得到军队支持的法西斯主义和代表极右势力的独裁政权迅速蔓延到了东欧和中欧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德国以至法国都出现了极左和极右势力两极分化的局面。在当时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蔓延的时代，在大众政治和政治超人流行的时代，民主的自由变异形式看起来似乎已经落后于潮流了。

然而，与这种趋势不同的是，英国保留了自由政体，并调整了它的代表机构，以适应大众政治和阶级政治的形势，英国的政治引进了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也使君主政体得以保留。同样重要的是，英国的两党体制仍然十分稳定，而在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国家或者被一个政党所控制，或者政坛像万花筒一样瞬息万变。甚至爱尔兰都从内战的暴乱局面走出来，建立了稳固的宪政的两党政治。在大西洋的彼岸，无论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没有对美国产生任何的影响，这使得美国的经历与欧洲包括英国都截然不同。

1917年2月，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欧洲最专制的王朝——罗曼诺夫王朝以闪电般的速度被推翻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被沙俄政府驱逐的列宁正流亡瑞士的苏黎世。当他得知这一消息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对妻子大声喊道：“这简直太令人难以置信了！这太出乎意料了！”著名的俄国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则把沙皇制度的突然崩溃比喻为与“夜间行驶的火车突然发生了碰撞事件”一样令人震惊。

二月革命的导火索源于当时极端可怕的粮食短缺危机：1917年年初，由于粮食首先要满足前线的士兵需求，再加上极度恶劣的天气等原因，最终导致了俄国城市的粮食供应链处于瘫痪的境地。受此影响，俄国许多城市因为粮食短缺而引发了大规模的骚动。当然，二月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彼得格勒（这是一个具有德语色彩的名字，在战争时期，因为想去掉这个名字的德国化特征，被称为“圣彼得堡”）这座城市发生的。相比于欧洲的其他城市，彼得格勒是一座极其不寻常的城市。

彼得格勒是欧洲的第五大城市，也是如火如荼的工业革命时期让工人们有苦难言的“血汗工厂”。在这座城市，240万人仍然主要居住在农村。但是这里的工人队伍是比较集中的，70%的工人受雇于人数超过1000人的工厂。即使在美国和德国这样高度现代化的国家，这种集中程度也是极其罕见的。

由于战争进程的不断推进，战争经济一度处于繁荣状态，而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则生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极度肮脏的环境之中。平均每间地下室或单人房都居住着3个以上的工人，这一数字是柏林、巴黎的两倍。不仅如此，彼得格勒几乎半数的房间没有净水供应和污水排放设施，大约有1/4的婴儿在不满1岁的时候就夭折了。而富人和特权阶层则对这些工人横眉冷对，充满鄙视。也许你会认为，这是由于主要的工业区维堡与市中心仅隔着涅瓦河，与彼得格勒最主要的繁华街道涅瓦大街以及帝国的宫殿遥遥相望所导致的。但实际上，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也同样是工业中心，但在郊区化更彻底的柏林、巴黎和伦敦，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距离市中心也只有数英里之遥。 同样重要的是，彼得格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要塞，大约有30万名士兵驻扎在这里，一位目击者把这一现象比喻成“在火药桶旁边放置了一堆引火的干柴” 。正是这些来自农村的士兵的哗变把面包问题引起的骚乱转化成了大范围的革命，他们不仅拒绝向抗议者开枪，而且主动加入到了抗议者的行列。

指挥官失去了对军队的掌控，就等于失去了对首都的控制。种种失控行为吓坏了尼古拉二世，迫使他退位。顺位继承人——沙皇的弟弟拒绝接受皇位的诱惑，统治俄国300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就这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退出了历史舞台。仅仅10天，这个王朝就彻底消失了。

沙皇旧秩序的脆弱性可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加以解释。在欧洲国家之中，沙皇俄国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国家，它仍然保留着个人专制主义的传统。与父亲亚历山大三世一样，尼古拉二世仍然保留着古老的拜占庭式的传统，即把自己看作民众的父母，认为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化身，是整个俄国土地的拥有者。沙皇不仅不信任议会，而且也不信任官僚机构和法律，因为这些机构都束缚着他们家族的统治权力。他顽固地坚守着加冕时，捍卫“专制主义”原则的誓言。作为国家的象征，沙皇因战争的不断升级带来的灾难而备受谴责。当这个王朝在1917年2月分崩离析之际，整个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也彻底被颠覆了。二月革命之后，俄国的问题不仅仅是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权力中心，即建立在议会基础上的临时政府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的苏维埃，而且也在于这两个权力中心并立的政治僵局所导致的政治的整体瘫痪状态。没有了沙皇，警察、法官、牧师、知识分子、官员和农村的乡绅们似乎都失去了权威，处于一种极其迷茫的状态。

正在这个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时候，列宁看到了机会。与爱森斯坦在电影《十月》10周年纪念的庆祝日中指出的不同，列宁的成功不是大众革命的结果，而是他通过大胆的、小规模政变的形式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其实当时他的许多布尔什维克同志对革命能否成功是持怀疑态度的。随后的社会革命彻底清除了一切旧秩序残留下来的痕迹，列宁逐渐地把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了布尔什维克政党的手中。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这样写道：“作为专制主义的一种统治形式，布尔什维克政权是纯粹的俄罗斯式的统治，它似乎是沙皇国家的一种镜像。”

1917年的俄国革命似乎因此具有了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某些特征。但同时代的人并不是这样认为的。导致罗曼诺夫王朝倒台的原因是战争动员所引发的危机，当时许多的欧洲国家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整个欧洲大陆，数以百万计的人应召入伍，到1918年11月，奥匈帝国人口的15%，德意志帝国人口的17%，法国人口的21%都应征入伍。这种兵员的紧张状况是非常普遍的，影响也非常巨大，法国军队在1917年发生了哗变，紧接着，1918年的德国和奥匈帝国也发生了哗变。与此同时，另外还有上百万人被迫投身于与战争相关的产业之中，这些人的日常生活储备越来越匮乏，工资增长的速度远远跟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1917—1918年，所有的参战国家都深陷困境，面临着食物、煤炭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严重匮乏的问题，诸如米兰、巴黎和柏林这样的工业中心成为工人极端主义行为的温床。虽然与俄国不同，这些严重的问题在战争期间被暂时地抑制下去了，但是在停战之后，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却直接引发了席卷整个欧洲的罢工和抗议的狂潮。而导致形势更加恶化的是上百万士兵的复员问题，这种复员行动的进行是非常仓促的，因为这些士兵主要受到的是战争暴力的训练，而缺乏其他谋生技能，使他们的就业机会因为战争的消失而变得希望渺茫。

因此，在战争结束的时候，俄国和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是相似的，而且是惊人的相似。德国1918年发生的革命与俄国的二月革命有明显的共同之处，武装部队的哗变同样是德国革命的催化剂。 与俄国革命不同的是，德国军队的这次哗变不是发生在德国的首都，而是由基尔港的水兵起义引发的，在对柏林的政权发起挑战之前，兵变迅速波及了整个德意志北部地区、莱茵兰和德国南部地区。兵变的领导者模仿布尔什维克的模式，建立了工人和士兵委员会。基尔港起义之后，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德国已经成为社会民主党主导的一个共和国，德国皇帝流亡到了荷兰。1919年1月，德国共产党利用这种危机造成的混乱局面，准备仿照列宁的方式在柏林夺取政权。但是他们的行动被残酷地镇压了，当时，社会党政府主要依赖军队和退伍军人为主的自由军团恢复秩序。但是在这一年的春季，罢工和抗议的狂潮仍然在整个德国蔓延，在巴伐利亚地区甚至建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也许德国的其他地区也会建立类似的政权，”小说家托马斯·曼指出，“也许随后协约国的无产阶级也会走上这条道路。”

事实上，巴伐利亚共和国仅仅维持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在激烈的巷战中被血腥镇压了。随后，匈牙利的国土上飘起了红旗。这个社会主义政府的建立是贝拉·库恩领导的。一战之前，他是一位立场比较激进的记者，十月革命之后，他的命运与列宁紧紧绑在了一起，得到了布尔什维克党的资金资助。事实上，无论贝拉本人还是他所建立的政权都是平淡无奇的。在英国外交官哈罗德·尼科尔森的眼中，贝拉看起来就像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人，他“脸部浮肿，面色苍白，嘴唇松垮而潮湿”，“有点像一个经常绷着脸的，反复无常的罪犯”。 贝拉进行了疯狂的改革，他把商业国有化，打破了农村中的庄园制度，颁布了禁酒令，在学校里强制推行性别教育。这些改革的结果是，贝拉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失去了几乎所有人对他的支持。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3月建立，到8月就被罗马尼亚的军队所颠覆，只存在了三个半月的时间。

发生在德国和匈牙利的剧变，虽然时间短暂，但却具有浓浓的警示性。这就意味着，革命不仅仅有可能发生在有庞大亚洲领土的俄国，而且也可能发生在现代欧洲的心脏地带。当时人们对于1918—1919年爆发的全球大流感十分恐慌。他们也同样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非常有害的病毒和瘟疫，并因此试图采取“意识形态领域的围堵政策”。一战后，这种恐慌的心理迅速弥漫到整个欧洲，也包括英国。但是，最后这种担心被证明是多余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并没有在苏维埃俄国以外的领土立足，而且在整个20年代，也只有两个欧洲国家发展起来强大的共产党势力。其中之一是德国共产党，它的势力在1932年11月达到了顶峰，在这次选举中，它得到了全国17%的选票。但是，德国共产党没有抓住这次机会扩展自己的影响，它既没有参加政府，也没有趁机发动革命运动，随即在1933年被希特勒给清洗掉了。20年代的时候，法国共产党大约赢得了法国选民1/10的选票，1936年，这一数字进一步上升到15%。这种突破性的进展主要是因为法国共产党的策略发生了转变。原来法国共产党奉行自我封闭的严格的派系政策，而30年代的人民阵线政府则采取了与其他所有反法西斯政党合作的措施。但是，实际上法国共产党的胜利也反映了法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鲜明的特征，那就是革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1870年、1848年，甚至1789年。在欧洲的其他国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可以和民族主义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在这个时间段里，还存在着比共产主义更大的威胁，那就是社会党左翼力量的加强以及由此带来的右翼势力的反弹。在所有涉及大众民主的大革命中都存在这样的趋势和特征。在法国，自1848年以来，所有的男子都享有投票权；德国男子的普遍投票权开始于1871年；而美国成年男子（仅限于白人男子）的投票权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但是在1918年，参政权在欧洲的扩展速度极具戏剧性的特征。因为工人们在战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是对他们工作努力的一种回报，实际上也是对布尔什维克建立的苏维埃俄国政治模式的一种回应。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地区建立的许多国家都给予了成年男子选举权，意大利和英国也是如此。美国和德国还给予了妇女选举权，英国30岁以上的女性都享有选举权。但是法国和意大利直到二战之后才给予妇女选举权。这些政策主要是在1918年通过制定法案加以实施的，这些变化的结果在英国和德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时的统治精英们害怕工人和妇女会倒向左翼政党，加强它们的力量。

民主不仅仅体现在选举权问题上，它还体现在政府的统治形式上。在德国及前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地区，不论选举权问题处于什么样的状态，议会在政治中几乎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以德意志帝国为例，政府总理对皇帝负责，而不是对议会负责。但是在英国和意大利，运作的状态似乎是相反的，这两个国家是议会制政府，有着自由主义的传统，它们的政府需要进行的改组则是为了适应战后扩大的选举权。在东欧和东南欧的国家里，与选举权问题相伴而行的是新诞生的宪法问题。因为当时人们更多地注意到，这一时期是“威尔逊时期”，从而容易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新独立的民主国家的宪法不是按照美国模式建立起来的，实质上是来自于欧洲的法国模式，换句话说，是弱政府、强议会的模式，政府各部的组成是考虑到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而设立的。在这样的体制之中，政治的稳定性取决于各个竞争政党之间的联合，也取决于对有限的政府权力的熟练运用，这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一战后欧洲政治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处理这种新型的大众民主。在欧洲大陆，右翼的力量比左翼的力量影响要大很多。意大利和德国是最具典型性的两个国家。 相比较而言，德国的危机更引人关注，这是因为它后来成为另一场大战的发源地。然而，意大利的右翼革命比希特勒早了整整10年的时间，对整个欧洲的政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胜利反映了一个严峻的社会事实，即一战造成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分裂态势。1914年8月，一战刚刚爆发的时候，意大利在战争中保持着中立的地位。1915年5月，意大利的少数领导人决定参战，这违背了大多数人的意愿，这个决定甚至都没有和意大利总参谋部进行协商。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之下，在新闻媒体的鼓动和宣扬下，意大利的干涉主义者们向政府疾呼，要求政府收回处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之下的意大利领土，特别是东北部的特伦蒂诺省和的里雅斯特这座城市。激进的干涉主义者们甚至把战争美化为一个自然的选择，加布里埃尔·邓南遮，这位以华丽的辞藻而著称的作家，甚至重新改写了“登山宝训”（《圣经·马太福音》中耶稣在山上所说的话），“上帝将保佑那些如饥似渴追逐荣誉的人，他们的愿望将得到满足”。 但是大多数的天主教徒都是温和派，意大利的社会党公开反对战争，这在当时的欧洲是独树一帜的。在1916年和1917年，意大利军队的总指挥路易吉·卡多尔纳将军，指挥他的军队沿着阿尔卑斯山麓的伊松佐河推进，但是这种进攻是徒劳的，当时对军队的控制完全靠野蛮的惩罚和随机的处决。直到1917年10月，在伊松佐河地区进行了第十二次战役——卡波雷托战役，这次战役是因为附近的小镇而得名的。在这次战役中，奥匈帝国的军队因为得到德国突击队的支持战斗力猛增，而参与这场战斗指挥的还有年轻勇猛的埃尔温·隆美尔。他们的进攻令人大吃一惊，在山脊上来回猛烈地发起进攻，把意大利的军队打得晕头转向，意军很快撤回到了30公里之遥的威尼斯城，30万人被关进监狱，35万人逃亡。卡波雷托后来被纳入了意大利语之中，意思就是“一团糟的溃败”。

尽管在战争结束之际，随着奥匈帝国的崩溃，意大利人重新得到了特伦蒂诺的大部分地区，停战给意大利留下的仍然是酸楚的味道。社会党人和天主教徒都用可怕的人力与物力的损失来为自己的反战行为进行辩护，但是军方和右翼势力则为此对他们不断进行指责，认为他们是“红色的和黑色的失败主义者”。1918年10月，墨索里尼已经谴责他们是“罪恶的一家”，“使这个民族不断倒退和衰败”。 同时，意大利在战争中的死亡总数高达60万人，这刺激意大利人提出了过分的要求，他们要求得到阜姆这个城市和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部分领土区域，以作为对意大利“残缺的胜利”的一种补偿。1919年9月，加布里埃尔·邓南遮又赢得了一个新的荣誉称号，他被誉为“勇猛的战士”，决定自己主导事情的发展态势。他带着2000人组成的军团前往阜姆，公开占领这座城市长达15个月。他的这一在国际舞台上臭名昭著的挑战行为更加暴露了意大利国家的脆弱。

意大利传统的统治阶层，也是自由主义的政客们试图再次打起民主这张牌，但是这种尝试却是徒劳无益的。1918年12月，为了拉拢军队，他们承认了男子的普遍选举权。第二年夏天，他们引进了比例选举制，试图拉拢天主教党派和社会党，从而达到清除极权主义的目的。但是这两种努力都失败了，1919—1920年，意大利的政治形势被称为“红色的两年”，托斯卡纳和波河谷地区都爆发了剧烈的佃农起义，同时，西北部由米兰、热那亚和都灵组成的工业三角区的罢工也是此起彼伏。1919年的11月选举是意大利最公开的一次选举，新产生的议会由两个新的群众性政党所控制，一个是意大利社会党，控制了1/5的选票，另一个是意大利天主教人民党，控制了1/3的选票。因此，任何自由派政客组成的政府必须得到其中一个政党的支持。但是意大利社会党被认为（至少从名称上看是如此）具有发动革命的倾向，而天主教人民党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具有不稳定和缺少政治经验的特征，因此，他们在内阁都没有参与很长的时间。

意大利的政府本应在制约左派上发挥领导性的作用，就像后来的德国一样，然而事实上，这一角色却被准军事的武装组织所扮演了。与德国的自由军团相对应的组织是“战斗的法西斯”这一组织，主要成员是退伍军人，当然也包括激进的学生们，这个组织的头目就是前社会党报的主编贝尼托·墨索里尼。1920年夏天，他的武装组织进入了社会党势力强大的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地区，殴打当地的工会会员，恢复地主的权力，支持中产阶级。为了把这股新兴的政治力量纳入到传统的政坛之中，在1921年5月的选举中，自由派政客乔瓦尼·乔利蒂把法西斯政党纳入了他的国家统治集团，此举使墨索里尼获得了更高的政治荣誉。1921年，墨索里尼把政党改名为“国家法西斯党”（PNF），这个政党仍然保留了武装组织，而且这个武装组织再也不会受到警察的限制了。于是国家法西斯党有了双重的定位，它既是一个参与议会政治的“政治性党派”，同时还是一个使用武力的“军事组织”。 正是受益于这种双重的身份，墨索里尼才能最终在1922年10月夺得政权。因为意大利天主教人民党仍处于边缘地位，而社会党又要发动总罢工，自由派的政客们已经没有转圜的余地了。法西斯的武装组织不断向各地省会进军，并且对罗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背景之下，自由派全面衰退，国王任命了墨索里尼担任政府总理。于是墨索里尼的武装组织成功地开进了罗马，这一事件也是法西斯主义者一直引以为豪的“向罗马进军”事件。

希特勒在德国的成功也是因为国家立法的危机，这种危机比意大利要广泛得多。这种危机根植于1918年春天德国攻势的彻底失败，鲁登道夫发出停战请求的时候，军队和公众都大吃一惊，因为当时他们对形势的严峻性全然不知，完全被蒙在鼓里。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11月早期席卷整个德国的革命。当时的情况是，尽管德国的军队不断后退，但是并没有达到溃败的境地，西线的战役甚至没有波及德国的本土。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提法：德国的失败是由于国内的社会主义者和革命主义者在背后“放暗箭”造成的。这种想象带有瓦格纳歌剧的特征：鲁登道夫告诉他的下属——德国必须寻求停战，当时，一位德国官员眼含热泪地回忆道，在《诸神的黄昏》这部瓦格纳的歌剧中，齐格菲尔德最终死于背部的创伤，而这个伤口是海根的矛所造成的。鲁登道夫坚持主张成立的新的文人政府，“必须理清使我们陷入困境的所有混乱状况”，虽然这种混乱是由于他不断地呼吁停战而引起的。 鲁登道夫采取的权谋策略取得了成功，新成立的社会党领导的共和政府承担起了停战谈判的责任，被迫接受了遭人憎恨的《凡尔赛条约》。魏玛共和国是带着深深的原罪而诞生的，而且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够拯救这种原罪。

在主要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极端右翼群体之中，这种愤怒的情绪尤其强烈。以“钢盔团”这一组织为例，1928年，他们在勃兰登堡的分会宣布，“我们从心底里憎恨现在的国家宪法”，因为“它打破了我们解放我们被奴役的祖国的希望和在东部赢得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德国退伍士兵联盟在30年代有300多万的成员，其中大多数坚信在一战中德国等于从后背被刺了一刀，他们对于新生的魏玛共和国毫无好感。这些成为纳粹主义兴起的肥沃土壤。魏玛共和国的军队也坚决要求打破《凡尔赛条约》的束缚，根据这个条约，德国只能保持一支有限的军队，不允许发展空军、坦克、战斗舰和潜艇，他们希望彻底冲破这一束缚，使德国重新回归大国的行列。在这一过程中，这一目标首先意味着与法国的冲突，最后还会与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德国的军方认为共和制的德国与被阉割的军队是由于军事上的失利和政治上的崩溃结合在一起而诞生的畸形儿。但是所有这些因素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自然而然地支持希特勒：大多数的政治右翼和官僚集团成员都是怀旧的君主制主义者，他们对于共和国没有热爱之情，因而易于受到强硬的军国主义者的诱惑。

德国当时的政治形势与意大利一样，左派的势力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德国共产党不准备发动革命，而社会党也不愿意在共和国中发挥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事实上，在整个20年代，社会党都是德国的最大政党，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一直回避与其他资产阶级政党的合作。魏玛共和国主要依靠传统的中心政党，即天主党和自由人民党。一战后，德国的军队在《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下只能保留10万人，所以德国也同样受到街道暴力的折磨，然而这种情形在1923年11月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之后衰退了。这场暴动是纳粹试图模仿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的方式夺取政权，但是它失败了。吸取了这一教训之后，希特勒把他的运动改组成为一个政治性的党，即国家社会主义党，这一政党拥有自己的准军事武装组织。

与意大利不同的是，德国政治的转折点是发生于1929—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在形势最严峻的时候，德国1/3的工人处于失业状态。我们将在本书的第四章全面地分析这场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这一部分我们强调的是这场危机的政治后果。几乎没有任何一种政体能够在德国的这种失业的状态下幸存。选民们抛弃了传统政党，开始转向极端主义的政党，无论左派还是右派，其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1930年选举的最大受益者。纳粹主义似乎给德国政治和军事上的统治阶层提供了一种政治选择，这种政治选择和10年前意大利的法西斯是一样的，即它是一个能用来击退日益膨胀的左翼潮流的群众性政党，正因为如此，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政府总理。前总理弗里茨·冯·巴本开玩笑说：“不用担心了，我们已经雇用他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将军更是预言：“如果希特勒想要在德国建立独裁统治，那么军队则将成为这一独裁体制下的真正的独裁者。”这句话太不自量力了，并且带来了致命的后果。巴本得以幸存，但是施莱谢尔则在18个月之后被暗杀了。

无论在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还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对于强有力领导人的崇拜都是非常明显的政治现象。从通俗的意义来解释这一现象，它实质上体现了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思想。尼采面孔棱角分明，留着两端下垂的类似海象的胡子，早在1900年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尼采的思想复杂多变，对他的漫无边际的话语和辛辣的口号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他的“上帝之死”和“超越善与恶”的道德观念，使他成为一战之前极端的左派们的崇拜对象。 然而真正把尼采理论付诸实践的是信奉黩武主义的右翼，他们相信尼采的“从众型民主”，认为“权力欲”是人生的信条，并支持他对“超人”（übermensch）的崇拜观念。“超人”这个词语在英语中很难翻译，higher man, overman, superman这些单词都在翻译的时候被使用过。尼采的核心思想很可能是“自制克己”。按照传记作家沃尔特·考夫曼的话说：“真正战胜自我的人才能被称作超人。”但是尼采的著作中同样颂扬了大众民主所提供的掌控他人的机会：“那些学习起来很容易的人，那些易于顺从的人，就是法则。在一群动物之中，尤其是高级动物之中，实质上任何能够主宰意志的那一个将脱颖而出，而且很容易使他人顺从。”

墨索里尼是尼采的狂热崇拜者，他一直认为，正是尼采给他带来了“精神上的热情”，他经常宣讲的“追逐权力的愿望”和“危险的生活”都是从尼采那里得到的启迪。尽管墨索里尼在公开的场合一直回避任何关于独裁的话题，但是他却把墨索里尼主义发展成为意大利法西斯政权的一个基本信条。1929年，他在担任总理职务的同时，还兼任了政府八个部的部长，包括外交部和公众事务部。在整个20年代的意大利，对于DUCE（意大利语“首领”）的崇拜几乎成为全民信仰。

德国纳粹首次使用“元首”这个词语称呼希特勒的时候，它的意思就是“我们的领导人”。在效法墨索里尼1922年向罗马进军的行动之后，希特勒就被赞美为所有德国人都在翘首以待的“领袖”，也被誉为“我们的墨索里尼”。纳粹刚刚夺得权力，戈培尔就创建了一个新的敬礼仪式，这是效法墨索里尼的罗马式敬礼而设计的，即在欢呼“希特勒万岁”的时候举起右臂。1934年兴登堡去世之后，希特勒把总理和总统的职位合二为一，他本人作为德国救世主的形象与声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尤其是在1934年举行的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之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在会场上，希特勒从天而降，飞机的影子甚至直接投射到正在阅兵中行进的军队上，正如鲁道夫·赫斯反复吟诵的一样，“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纽伦堡的聚会被莱尼·里芬斯塔尔拍成了一部电影《意志的胜利》，这个颇有尼采色彩的名字是希特勒特意选定的。元首一词，与首领一词不同，这个词似乎不具有那么浓厚的尼采色彩。但是在整个30年代，这位哲学家确实被纳粹化了，他成为德国民族好战和雅利安种族优越论的一个哲学依据。第三帝国逐渐把它的敌人和圈外人都称作“劣等民族”，虽然尼采并没有频繁地使用这个词语，但是在德国，它逐渐成为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代名词，作为劣等民族，他们面临被灭绝的命运。

如何给法西斯下一个定义，先不说能否定义法西斯，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无尽无休的历史争议。 但是这种关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讨论却使法西斯的某些共性特征日益清晰起来——对于生机勃勃的领袖的崇拜，关于新型大众民主的灵活运作，极端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实质上成了战争的温床），对权力意志和战争暴力的顶礼膜拜。除德国和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也酿成了得到民众普遍支持的法西斯运动，虽然只有这三个国家，但是毫无疑问，20世纪30年代的欧洲是一个反左翼政治运动的时期。这体现在建立在准军事基础之上的极端右翼整体，也包括得到传统宗教支持的保守派，他们眷恋的是19世纪的杰出人物统治论。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对议会政治失败的反弹。以波兰为例，当时的波兰拥有26个政党，另外还有33个以少数民族为基础建立的政党。1926年，毕苏斯基发动军事政变试图打破这一政治僵局，其结果并没有在波兰建立一个一党专政的法西斯国家，但是却达到了掌控议会制的目标，议会开始被军事力量所控制，波兰的范式在当时的东欧国家是一个普遍现象，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都是君主主动采取这种模式的，这些君主的地位因为对民主政治的激情衰落而得到了复苏。在一些地区，统治者试图通过建立“先发制人的威权主义”的模式（这是一种限制议会民主的形式）来防止来自外部的法西斯的全方位挑战。1934年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1938年的罗马尼亚就是典型的例证。在整个欧洲大陆，只有诞生于1918—1919年的两个国家——芬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保留了类似自由民主的体制。

30年代，这种不稳定性同样蔓延到了西欧国家。法国的政府活动能力严重受限于1875年的法兰西第三帝国宪法，该宪法为了防止另一种形式的拿破仑帝国的再现，采取的是弱政府、强议会的政治模式，这导致各种各样的政党组合和内阁，而这种联合内阁却往往是非常短命的。从1918年象征着法国辉煌胜利的停战协定的签订，到1940年在二战中可耻的失败这一期间，法国至少换了42个内阁。 在不断深化的经济大危机背景之下，法国政治开始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局面，在欧洲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一面是社会党和共产党为代表的左翼力量，但是他们遭到来自另一面的法西斯势力的挑战。当时法国的法西斯势力包括准法西斯组织“联盟”、保皇派法西斯组织“法兰西行动”，以及由退伍军人组成的法西斯组织“战斗十字团”。到1936年初期，“战斗十字团”组织已经拥有50万的成员。 它的领导者拉罗克是一个保皇党家族的退役上校，当时他采用了摩托化的准军事武装力量对“红色区域”实施恐怖统治。在法国政坛有可能法西斯化的背景之下，同时也考虑到德国左派的分裂最终导致希特勒上台的这一事实，法国的社会党和共产党史无前例地联合起来，在1936年5月赢得了议会的多数选票，联合组建了人民阵线政府。新产生的社会党人总理勃鲁姆开始推进一场迟到的改革，包括一周40小时的工作时数、带薪的假期，以及在法律上承认工会的权利，但是这些举措吓坏了右派分子。莫里斯·甘末林将军宣称：“在人民阵线的背后，我似乎看到了布尔什维克的幽灵在游荡。”由于面临来自内部的左翼力量的挑战，法国在如何准备应对希特勒德国方面是缺乏准备的。

在西班牙，政治的两极分化最终导致了一场全面的内战。1914年，西班牙的政权被控制在一个腐败的议会手中，其稳定性是建立在意大利的政治模式基础上的。虽然西班牙在一战中保持了中立，但是这并没有使它免于1917—1923年欧洲革命风暴的冲击。在这一时间段，西班牙政府更迭了15次 ，直到米格尔·德里维拉将军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其政治局势才相对稳定下来。如果形势一直这样演变下去，西班牙将沿着传统的欧洲道路走下去，但是1930年独裁政权的倒台，以及第二年君主制被推翻，导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建立。大众的民主政党首次登上政治舞台，随后，政治钟摆在左右两股势力之间摇摆。1936年2月，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组成了“人民阵线”政府。该政府进行了激进的土地改革，没收了许多私有财产，由此导致军队在7月发动了军事政变，从而引发了长达三年的西班牙内战，这场内战大约牺牲了50万人的生命。对于很多同时代的人来说，它成了欧洲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象征。

西班牙内战现在经常被认为是在法西斯主义和民主之间展开的斗争，这场斗争也经常被比喻成摩尼教式的黑暗与光明的斗争。佛朗哥将军确实是一个军事强人，他把法西斯组织“长枪会党”纳入了由右翼势力和民族主义者组成的联合党之中，这样做是为了避免德里维拉将军的错误，因为德里维拉将军的军事统治没有建立在政党和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 同时，共和党人确实在很多领域体现出其革命性的特征，包括给予妇女许多权利、把农庄和工厂国有化，更主要的是他们对教士们采取了政治上的恐怖政策。当时，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工会公然宣称：“我们必须指出，我们不是为了民主共和而战，我们的奋斗目标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在内战期间，苏联支持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包括英国在内的许多政府则采取了“不干涉政策”，它们担心共和党人的胜利将促进布尔什维克病毒的传播。但是这种政策却是有利于佛朗哥的，因为他始终得到德国和意大利的支持。

1936年发生在法国和西班牙的危机都昭示了议会民主的脆弱性，这种情形不仅出现在西欧、德国、意大利，也包括东欧地区。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英国是一个例外？大英帝国如何平稳地实现了向大众民主的转型？在此期间，英国社会党也两次组建政府，但是为什么却没有引起法西斯势力的反弹？

对这个问题一个很明显的答案就是：胜利！一战中英国遭遇了巨大的流血牺牲，损失了巨额财富，但是战争没有以凄惨的失败而告终。只有那些战争的失利者，包括俄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帝国和意大利遭遇到了严重的革命形势，因为它们或者为战败国，或者即使胜利了也是被肢解的残缺不全的胜利。

事实上，大英帝国的胜利在1918年春天的时候还没有显现出来，当时英国政坛被笼罩在“失败的阴影”之下。 在经历长达一个冬季的不断升级的劳工运动之后，德国在战场上的突破使英国的公众意识逐渐觉醒。4月中旬的官方报告显示“工人们的对立情绪奇迹般地消失了”，“而且几乎所有要求立即和平的公众集会都停止了”。英国的民众（不包括爱尔兰）接受了兵役法延长的这一事实，用劳合·乔治的话来说，“只有处在危机中，人们才会在心理上接受这一手段”，“以前任何强制性地推行这一法律的努力，都会引起国内的骚乱”。公众这种情绪的变化，再加上德国的突然崩溃，帮助英国政府渡过了危机。

但是，假如鲁登道夫的“锤击”行动成功地把黑格统领的军队逼迫到了英吉利海峡，就像1940年的形势那样，那当时的情形可能是英国被迫签署一个妥协性的和约，于是也会出现导致英国遭受到暗箭难防之伤的因素。关于这一问题，它体现在战争期间对于外国人和犹太人的敌意，也体现在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对工人的不满情绪，因为当时英国的产业工人既免除了兵役问题的困扰，又在战争中享受了高工资的待遇，虽然在前线他们也付出了“血的代价”。据历史学家阿德里安·格雷格瑞的观察，如果英国真的被彻底卷入失败导致的仇恨情绪之中的话，也可能发生类似墨索里尼的机会主义的新闻记者夺取政权的现象，而且这种势力会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以侵略主义分子霍雷肖·博顿利[他写了一篇文章《约翰牛（英国人）》]为代表的一些人预言说，到1918年5月的时候，“英国的议会政府将突然垮台”，因为政治家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统治基础”。这种推测虽然没有在实践中实现，但仍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它反映出一个非常关键的事实：胜利真的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战争结果的不满并不能完全解释遍及整个欧洲大陆的政治不稳定现象的出现。正如我们前面谈到的，一直持中立立场的西班牙和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法国在30年代同样面临着政治混乱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挖掘英国经验的深层原因，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英国的宪法如何与大众民主最终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战争后期，英国的统治阶层也面临着重重危机与挑战。英国左派力量对于沙皇制度的失败额手称庆。著名小说家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声称，英国应该脱掉自古以来的权杖和王位的外衣，哀叹英国在战争期间一直处于外国人和资质平庸之人的统治下。这番带有嘲讽意味的话语激怒了乔治五世，他嘟囔着说：“我可能是平庸的，但我赌咒我不是一个外国人。”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这个评论是公平的，乔治五世无论是在行为举止还是语言方式上，都非常像一个典型的执拗的英国乡村绅士。但是他的许多亲属都是德国王室贵族，更不要说他的侄子是德国皇帝了，而且他的王朝也以萨克森—科堡—歌德家族而命名，当然这一事实在伦敦遭到德国轰炸的时候是很尴尬的一种处境。国王的私人秘书斯坦福德姆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于是他开始使用温莎王朝这个名称，这是用莎士比亚的文字风格命名的，这一名称在1917年7月被正式启用。国王也劝说他的英国亲属们把名字和头衔英国化，例如，把“巴尔贝克”改为“蒙巴顿”，把“公爵”改为“侯爵”。他还宣布，君主的子女只能和英国人通婚，不能再和外国皇族联姻。伊舍勋爵是一位资深的皇室顾问，他在1918年11月发出警告，“我们正面临采取何种方式与过去告别的问题”，“君主制必须进行调整，以适应被深受战争和饥饿折磨的无产阶级的要求，他们在投票权问题上具有绝对的数量优势”。

1918年的人民代表法案几乎使选民数量增加了3倍，达到了2140万人，几乎把年龄在21岁以上人口的80%都包括在内了。以前选举权是有财产限制的，只有具备一定资产的人才能享受这一权利。但是1918年的法案给21岁以上的大多数男子以选举权，同时还包括30岁以上的女性，没有人预料到这一政治结果。著名的宪法史专家布莱斯子爵，把这一现象称为自1640年内战以来英国最具革命性的变革。在1918年12月14日举行的普选中，这是根据新的规则实行的第一次选举，英国工党赢得了23%的选票，得到议会707个议席中的57个，这是它设定目标的一半，但已经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了。

1914—1918年的战争在很多层面解决了战前似乎难以对付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战后出现了联合政府。按照工会领导人塞尔伯斯勋爵的说法，这形成了一种新型的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其合作对象主要是在战争期间勇猛战斗的人。在上议院召开的会议上，选举权问题也最终得以解决，这实质也废弃了在1916—1917年所达成的那种妥协。到现在为止，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关于选举权问题争论的态势。英国1/4的成人男子，大约570万人战争期间在军队服役，其中245万（43%）都是志愿加入军队的。工人阶级因为没有资产，一度被认为是没有根基的阶层，现在他们得到投票权，这主要是对出身于无产阶级的士兵的一种回报，他们其中的许多人冒着生命和致残的危险参加了一战。阿尔斯特地区的工会领导人爱德华·卡森曾经是一位极端的顽固分子，现在则指出：“如果没有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和水手们，这个国家的人还有什么资产而言呢？”如果一个人能够为国家去战斗，那么他就有资格参加投票。“一枪，一票”这一口号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尽管遭到一些谨慎人士的反对，但是1918年投票权仍被授予所有超过21岁的成年男子和不受任何年龄限制的士兵们。

为战争能够提供有效服务的这一选举权授予标准，也同时转变了关于妇女选举权争论的态势。战争期间，至少有80万的女性在军火企业工作，她们被昵称为“托米的姐姐”“持枪男人后面的女人”。人数更多的女性则在工厂、办公室和公共交通领域工作，她们填补了因男人参战而造成的劳力空白，并且生产出战争所需的必需物品。苏珊·劳伦斯是一位工会领导人，她坚持认为：“帐篷是军工品，靴子是军需品，饼干和果酱都是军需品。”在生产爆炸物工厂里工作的女孩被称为“金丝雀女孩”，因为她们的皮肤由于接触有毒的化学物质逐渐变为类似黄疸的颜色，从而引起了公众的特殊同情。以前反对给予妇女投票权的人开始转变态度，曾经在1917年担任过英国首相的赫伯特·阿斯奎斯承认了这一事实：“如果没有她们，战争怎么能够进行下去呢？”尽管他也承认女性在战争期间也改变了很多，因为她们放弃了战前那种暴力的行动方式。英国著名的社会杂志《闲谈者》曾经刊登了一幅卡通画，上面是一位在军工厂工作的女工手里拿着一把刻着“为国家工作”的钥匙，正在打开议会的大门，并且丢弃了原来拿着的用以战斗的斧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金丝雀女孩”并没有在1918年赢得选举权，因为英国议会把女性选举权限定在30岁以上，她们或者是户主，或者是户主的妻子。针对这一现象，柯曾讽刺道，这有点像对战争期间的女工们这样说，“我们非常感激你们”，“所以把选举权给予你们的姐姐、你们的母亲、你们的祖母，还有你们的阿姨”。议会当时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避免女性选民在总数上超过男性，而且也是担心年轻的单身女孩们容易感情用事，更倾向于选择那些长相英俊的候选人，所以对战争的投入这一标准的设定保证年轻的男性都获得了选举权，但是年轻的女性则不适用于这条原则。当男性不再受限于户主这一身份获得选举权的时候，议会则限定了女性的主妇身份的选举权。直到1928年，所有年龄超过21岁的女性才得到了普遍的选举权。

即便如此，1918年选民的三倍增长的数量仍然导致了政治模式的变化。与此同时，英国面临着大范围的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1919年1月，许多地区的兵营爆发了骚乱，这主要是由于军队的复员问题进程缓慢，而且待遇也很不公平，其中包括发生在驻加莱地区的士兵发动的兵变。很多军队的代表团不断地对英国政府进行游说。在这种背景之下，帝国总参谋部的长官亨利·威尔逊先生对内阁发出警告：“现在局势的危急性有点类似于苏维埃。”军队的复员危机与莱德赛德地区的工人罢工遥相呼应，工人们要求缩短工作时数。1919年春天的情况和1914年之前的情况有些相似，罢工实际上是煤炭、铁路和交通三方工会联合发起的。由于在战争期间矿业和铁路也被收归国有控制。劳合·乔治把这次罢工看作是工团主义者的挑战，他警告内阁说：“一旦罢工走向夺权的层面，政府必须赢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否则将导致一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最终，政府并没有走“与工人们对抗”，而是同意提高矿工们的工资待遇，缩短他们的工作时数。英国首相认为，如果走向对抗，就会在“我们的国土内给自己树敌”。他警告他的同仁们，在英国，数百万的男人已经学会使用武器，而枪支和弹药也是随处可取的。

1919年，因为罢工，英国的损失大约在3500万英镑；1920年，这一数字是2900万英镑。而1917—1920年的四年间，参与罢工的工人人数比英国工业化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多。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人组织起来的力量。1914—1920年，工会的成员成倍增长，已经达到830万人，大约占当时工人总数的一半。

客观地观察，实际上来自左翼力量的威胁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来势汹汹。当时的铁路及其他交通运输系统尽管存在缺陷，遭人抱怨，但还是在有效地运行。在一战中，英国并没有遭遇面包、煤炭的短缺危机，这一点和沙皇在1917年的遭遇不同，也与1918年同盟国面临的危机不一样。尽管1918年英国因为工人罢工损失了600万英镑，这一数字是德国的四倍，但是德国自1914年就实施了戒严法令，而英国民众的自由从来没有被限制到那种程度。英国工人的大多数罢工都是要求改善工资待遇和工作条件，很少看到在欧洲大陆上发生的那种政治性的罢工。事实上，英国真正的罢工浪潮开始于1918年下半年，在1919年达到高峰，工人们不是要革命，而是在索取胜利的报酬。

1918—1919年，政府虽然偶尔使用镇压手段，例如在莱德赛德地区，但政策的最主要的特征还是安抚工人。自1914年以来，工人的工资实质上是下降了的，考虑到这一因素，劳合·乔治和他的阁僚们同意大幅度地增加工资，他们意识到目前英国社会最应该遏制的是来自工业领域的威胁，而不是通货膨胀。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战后英国工业面临下滑的态势，政府仍然同意缩短工作时间。1919年，大约有600万工人每周缩短了6.5小时的工作时间，其中60%的缩减发生在1月和4月，这也是工人的政治情绪最为高涨的时期。停战协定签订之后的两年是“英国工业史上工作时数缩短最为显著和涉及领域最为广泛的时期”。劳合·乔治实施的是一种混合性的政策，对大部分人采取安抚政策，有时也有选择性地实施强硬手段，这使他面临更为严峻的罢工问题的困扰。但是1919年三方势力联合的总罢工归于失败，1921年败局重现，主要原因是最后码头工人和铁路工人都不支持矿工的要求了。在这种背景下，1921—1922年，英国工会人数锐减，直到二战结束，再也没有达到1920年的830万。

因此，1918—1920年的罢工主要是出于经济上的、而非政治上的动机。而且，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特征的是，与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工人阶级运动具有相对保守的特征，20世纪初，大多数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但是英国则没有。由于上述的一系列原因，大多数的英国工厂规模较小，很少有规模特别大的工厂，只有巴罗因弗内斯市的维克斯造船厂和泰恩赛德的惠氏—阿姆斯特朗工厂规模较大。事实上，在20世纪初，在英国，只有6个公司雇用的人数超过了1万人。与彼得格勒、都灵和艾森相比，这个数字简直微不足道。即使在英国的大型公司里，也存在着严格的工艺和地位的界限，工人阶级很难形成坚固的联盟。而且，英国的工人也没有觉得他们在教堂、礼拜仪式和运动俱乐部等更广泛的文化层面上受到排斥。英国工党植根于不那么墨守成规的新教之中，它的成员也超越了阶级的界限。以亚瑟·亨德森为例，他不仅仅是位铁匠，是工会的组织者、政党领袖，还是卫理公会的世俗的领导人、纽斯卡尔地区曼联足球俱乐部的创建人之一，更是一个草地滚球的狂热爱好者。而德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无论社会主义的政党还是天主教的党派，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他们更强调内部的统一，他们有自己的学校、唱诗班和运动俱乐部。

这个规律唯一的例外地区是红色的莱德赛德地区，他们的激进主义似乎与英国其他地区格格不入。在通过团结的力量争取自身利益这一层面，苏格兰显然是落后于英格兰的。他们拒绝工会，因此工资比边界南部的英格兰要低，在他们工作的场所，他们更忠于传统的伦理分类，他们分别忠于苏格兰低地的熟练劳工的力量，以及苏格兰高地人和爱尔兰人，用这些身份活动达到自己的目标。他们也忠于支配政治的长老会的精英们的统治。在莱德赛德地区，建立在工作场所基础上的团结的集体的力量远远大于传统的行业工会的影响。在战争期间，管理者的职权几乎无人制约。在这一地区，大多数的工人受雇于几家大公司，最著名的就是约翰布朗造船公司。工人们居住在极其肮脏的公寓里面，而在格拉斯哥市，70%的公寓都是只有一个或两个卧室，而且租金非常昂贵。这种条件带有更多的彼得格勒的风味，而与英国大多数地区不同。这种形势造成的后果就像马克思的理论清晰地指出的那样，造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尖锐对立。1919年1月的大罢工是自称为西苏格兰苏维埃的组织筹划领导的，它的领导是约翰·麦克莱恩，以前的一个教师，曾经担任过一段苏维埃俄国驻格拉斯哥的领事。尽管罢工提出的直接要求是每星期40小时的工作时数，但实质上麦克莱恩认为发动总罢工是挑战国家政权的一种普遍方式。英国最终动用了军队来恢复秩序，罢工的领导人也被抓进了监狱，《格拉斯哥先驱报》认为这是“对布尔什维克式的恐怖主义的致命一击”。但是，即使这场红色革命被扑灭了，在莱德赛德的文化中仍然保留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温床，包括长期供职于议会的共产党人威利·加拉赫，以及劳工武装分子吉米·马克斯顿和伊曼纽尔·欣伟尔。

但是大多数英国劳工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英国工党成员及其领导者都是英国议会政治的支持者。亨德森在1917年受命重组工党，在它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纲领的第四条中，提出了“生产工具的公有化”。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要发动革命的信号，其意思是恰恰相反的。亨德森在那年夏天访问俄国，回国后发出预警，指出俄国面临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同时指出，激进的变革可以通过政治手段而非革命的手段来达成。他指出，对于目前组织良好的工党来说，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可以“建成一个民主的国家，但是不会采用导致国家动乱或混乱的暴力手段”。在随后的几年里，工党断然拒绝了英国共产党人提出的联合要求。正如英国矿工协会的领导人弗兰克·霍奇在1922年断言的那样，英国共产党人是“莫斯科的仆人”，并且试图“建立亚洲式的秩序”。工党的战后领导人约翰·克莱恩斯回忆说，当他刚刚投入政坛的时候，工党的支持者常常遭人嘲笑，认为他们是思想古怪的人。但是克莱恩斯，这个出身于兰开夏郡棉纺厂的工人，对这个词语做了重新解释，他指出“思想古怪的人是那些想要革命的人”，“我们思想并不古怪，我们避免了英国革命，我们是在英国立法允许的范围内给工人提供帮助”。

在其他国家，工人在战后也相继获得了立法权，但是他们获得立法权的途径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在意大利，男性的普遍选举权的获得，以及比例代表制，这两项准则彻底撼动了意大利古老的议会政治的政坛。在英国，比例代表制是在1918年被推动实施的，但它主要是在非选举产生的上议院推行的，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在新推行的选举制中，使得激进的力量得到缓冲，防止类似1906—1914年的那种激进议会的诞生。但是下院拒绝了这一提议，于是英国采用了全新的得票最多者当选的政治体制。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大陆，比例代表制激起了普遍的愤怒。英国的政治体制则使英国得以在长时期内保持稳健的两党制。 20年代早期，自由党曾经短暂复兴，这主要是由于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之间联合与分裂的影响。在1923年的选举中，工党和自由党各自赢得了30%的选票，但是1924年自由党的票数就下降到了这一数额的1/3，英国的政坛重新演变为工党与保守党之间的长期竞争。1925年，保守党决定放弃它自1912年以来一直使用的“保守统一党”的名称，这不仅仅是对爱尔兰不满的一种回应，也是为了证明保守党新的定位中反对社会主义的特征。

1924年1月22日，主要是由于保守党和自由党错误估算形势的结果，工党建立了一个由拉姆齐·麦克唐纳组成的少数党政府，他是一个农场工人的私生子。乔治国王在他的日记中以忧伤的笔调写道，23年以来，也就是他“亲爱的祖母维多利亚女王去世之后”，他从来没有这样悲伤过，“我真的无法想象如果她还健在，她会怎么看待这届劳工政府”。 右翼则发出了启示性的警告：“大英帝国的太阳将面临日食的威胁。”《英语评论》杂志则指出，有些爱国主义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一战期间，麦克唐纳反对英国卷入战争。乔治五世心情极其郁闷，他受到一个工党议员乔治·兰斯伯里的警告：“几个世纪前，国王反对人民大众，结果他被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这番言语也使兰斯伯里没能进入内阁，麦克唐纳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展示出这个政党是“尊重当时政体的，要消除人们对革命即将发生的这件事情的顾虑”。 吉米·托马斯，以前担任过铁路工人的领袖，现任殖民事务大臣，清晰地表述了他对宪法的感激之情：“正是这部宪法使得昨天的工人成了今天的首相，宪法如此内涵广泛，如此具有张力，如此民主，它必须要被保留下来，而制定这部宪法的帝国也一定要维系下去。”麦克唐纳、托马斯和其他工党成员与反对左派和倾向于右派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商业巨头亲切交谈，并为此欢欣不已，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英国工人保守的政治文化的特征。对于王室的基本权利、议会以及帝国的尊敬使得工党与欧洲大多数的左翼政党具有明显的区别。

尽管英国的首届工党政府在1924年仅仅执政了九个月的时间，并且遭到来自右翼的污蔑，说它与布尔什维克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在执政期间工党政府展示了它的治理能力。1929年6月，麦克唐纳组成了第二届少数派工党政府，当年它是下议院最大的政党。第二届工党政府执政时间有两年之久，直到1931年的金融危机才导致其下台。自1918年起，工党就在纲领中删除了一些激进的口号，如土地国有化、废除上议院等。这样做部分原因是策略上的谨慎，但是麦克唐纳真诚地相信如果工党真的要发动对资本主义的所谓的“游击战”，英国的社会主义就会真正地迷失。他一直坚持他在一战前就具有的信仰，即社会主义不是来源于“阶级起义”，而应该是“社会自然成长的产物”，它意味着每个人都真正地“用社会主义的方式思考和行动”。由于在1931—1935年麦克唐纳领导一个应急国民政府，因而被左派视为阶级的叛徒。但他在说服成百上千万的支持前自由党的选民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正是他向这些人证明了工党并不是一群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也不都是具有强烈阶级意识的工人，而是当时英国最进步的政党，是取代保守党的最现实的选择。

英国工党在当时政坛所发挥的应急性的作用，它所带有的激进政策的特质，以及与英国保守文化的结合，是20年代英国政坛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个因素，也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保守党作为一个民主政党的复兴。战前，保守党已经连续在三次选举中失利，这使得自由党与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起改动了宪法，上议院的权力被阉割，并对爱尔兰实施同样的规则。在1918年，除了进行选举权改革，同时还对选区进行了重新划分，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选举中出现因为地区造成的议席的差距（1910年，爱尔兰的基尔肯尼选区只有几百个选民，而偏远的埃塞克斯郡的罗姆福德地区则拥有超过5万名的选民）。1918年选区的重新划分使得保守党大约增加了30个席位。更为重要的是，爱尔兰在1921年有了自己的议会之后，使得保守党的大约70个席位转移了。这些变化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保守党从“1914年之前的少数党转变成为二战之前的多数党”。除了在1924年和1929—1931年工党执政之外，这一时间段的其他时间，保守党或者单独执政，或者在内阁中具有绝对优势，从而牢牢控制了英国的政坛。

保守党得以重新称霸政坛，这不仅仅是由于选区结构变化这一单独的因素，它同样开始广泛接触新获得选举权的选民们。最初，保守党对于1918年的选举法非常担忧，尤其是斯坦利·鲍德温，他是乌斯特郡的一个商人，既精明，又直率，1923—1937年曾经连续14年担任保守党的领袖，并担任过1923—1924年、1924—1929年和1935—1937年三届内阁的首相。尽管鲍德温因为经营钢铁生意非常富有，但无论经商还是从政，他都具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和特点，一句话，他认为保守党应该“胸怀整个国家和民族”。鲍德温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文化世家（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是他的舅舅，小说家鲁德亚德·吉卜林是他的一个外甥），这使得鲍德温对于英国的传统具有敏锐甚至是罗曼蒂克的感觉。在他看来，大战彻底暴露出来“文明的外壳是多么的脆弱”，在战争持续的四年里，英国人既“登上过天堂”，也曾经“徘徊在地狱之门”，历史上的旧秩序被推翻，带有毁灭性的野蛮制度被解除。他对大众政治的爆炸性出现曾经忧心忡忡。1928年，他曾谨慎地指出，“民主在英国进程太快了”，“我感觉它是一场竞赛，但是我们能否在它造成毁灭性后果之前使他们受到应有的教育呢？”这也是鲍德温政治哲学的核心部分，不像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宣称的那样，“为了民主，让世界更加安全”，而是“为了世界，应该让民主更加安全”。

鲍德温的战略考虑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指他攻击工党是狭隘的，受阶级意识驱动的运动，他认为在麦克唐纳遵守宪法的表象下，工党的实质是非常危险的极端主义。1925—1926年的总罢工对于鲍德温而言，似乎是对他言论证明的天赐良机，鲍德温因此能够证明保守党才是在英国真正能够“举起民主火炬”的力量，在他看来，这场罢工也恰恰暴露了某些人试图“用革命的暴力威胁宪法的意图”。而且，尽管鲍德温准备同煤炭行业的工人进行关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谈判，但是他也在1926年5月宣布，对于罢工行动本身他是绝对不会屈服的。他在一次特别的广播节目中告诉公众，“总罢工是对议会的一个挑战”，“是在走向一条通往独裁和毁灭的道路”。10天后，总罢工失败了。第二年，在鲍德温的推动下，议会通过了《行业争端法案》，其目的是为了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罢工，手段则是对同情性罢工和大规模罢工采取严格的限制措施。

在对工会进行攻击的同时，鲍德温也在积极寻求新出现的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他最早采用的策略就是重新采用了约瑟夫·张伯伦在19世纪80年代推行的政策，即力图通过关税改革的形式，把大英帝国建成一个保护性的贸易联盟，以此拉拢工人阶级，因为这意味着“便宜的食品”。但是鲍德温在1923年重新推行这一政策的时候，选举结果却是灾难性的，失去了大多数支持保守党的选票，反而却有利于工党的胜利。鲍德温的政策得到了比较进步的保守党人，例如约瑟夫的儿子内维尔·张伯伦的支持，他们都意识到应该把工人阶级按照救助者、纳税人、地方税纳税人进行分类，针对不同的群体应该采取不同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这一点对于保守党非常重要。他一再声明，保守党的目标不是让民众被迫进入“一切都归国家所有的社会”，而是让他们进入一个高层次的社会，在这里每个人都会有主人的感觉。在工党试图通过政府提供的房屋和公寓解决住房危机的时候，鲍德温坚持认为，在让“民众拥有自己的住房方面”，“我们和社会主义者不一样”。20世纪30年代，他开始使用“财产拥有基础之上的民主”的这一提法。这一提法在今天看起来纯属陈词滥调，但在当时是应对大众民主的一个比较激进的新方法。在过去只有住户业主具有投票权的时代，只有少数拥有房屋的人才有投票权，但是现在保守党则在英国社会赋予了成百上千万的投票者投票的资本。

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家庭置业率不断提升。在一战之前，英国各阶层的人往往是租住私人地主的房屋。尽管数据的准确性有一定的争议，但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自住房屋的占有率在整个住房市场的比重从1914年的10%左右提高到1938年的35%左右。最初，这个数字的提升主要来源于租户们购买了他们租住的房产，但是到了30年代，则主要来源于自己建造房屋，因为建筑房屋的费用明显降低了。20年代，建造一座带有三个卧室的双拼别墅的成本是800英镑，但是30年代早期只需要不到300英镑。英国房屋建筑协会的业务以前主要在英国北部，例如在利兹和哈利法克斯市，后来其建造范围逐渐扩展到英国南部和中部地区。1910—1940年，他们的总资产增加了10倍，达到了7.56亿英镑。除了现金交易，他们可以提供房屋总价90%~95%的贷款。在欧洲大陆，情况则正好相反，政府是私人租赁市场的主要支撑力量。无论在俄国、法国还是德国的城市里面，居民们的大多数是租房户，其中比较典型的是臭名昭著的柏林的廉租房。在苏格兰，情况基本和欧洲大陆差不多，那里很少有新的建筑，多层的租户仍然是这个城市的住房常态。因此，英格兰和威尔士是非常有远见的，它们看到了在城市中自有住房不断上涨的一个趋势，这是30年代多方面的危机局势背后隐藏的“无声的革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开发自住房屋本意是为了阻止工人阶级的革命行为，但最大的受益者却是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在欧洲大陆上是一支稳定性的力量。在欧洲大陆，20年代的意大利和30年代的德国，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力量大增而导致革命形势的出现，因为政治上反弹的结果是对无产阶级的强烈反对，而恰恰是焦虑不安的、破产的资产阶级成为政治反弹中的支撑力量。就像我们在第四章将要分析的那样，一战后英国的经济比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要稳定得多，也要繁荣得多（经济大危机期间除外）。保守党的策略是联合中产阶级，吸引境况较好的工人阶级，同时污蔑工党是嫉妒心极强的、搞派系的社会主义者。

除了工人阶级，选举制度的改革还使得其他一些力量在政坛中的作用开始加大，妇女的力量是很重要的，保守党在这方面的政策和行动也是极为成功的。1914年以前，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保守党在被教导如何拉票的时候说，“不要仅仅满足于看到妻子的角色”，“她们也会说话，但一定要记住丈夫是真正的投票者”。但是1918年之后，30岁以上的女性成了选民，而且10年之后，正是保守党政府赋予了所有21岁以上女性普遍的选举权，使她们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地位。鲍德温再一次与时俱进，他一再强调，如果不能把所有的人容纳在内，那么民主“既不完全，也不平衡”。 1928年6月，选举权平等也成为一项法律。尽管在平等的选举权问题上，《每日邮报》提出了强烈的反对观点，它指出如此扩大选举权将使数百万“不具备责任感”的年轻女孩进入选举的名册，而这将有可能意味着“在整整一代人中保守主义的消失，也意味着在国家历史上这个最关键的时刻对国家的错误统治”。《每日邮报》这种危言耸听的观点反映了它的老板罗塞米尔勋爵反对社会主义的狂热态度。但实际情况是，1928年女性成为选民的多数之后，她们对于保守党的政策，特别是有关家庭、住房和道德层面的政策是持高度接受的态度的，而且在地方选区，女性也在从事政党工作方面比男性活跃得多。

英国女性选民的保守倾向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战争末期，德国20岁以上的女性被赋予选举权之后，她们同样表现出这种倾向。在德国，这种倾向比英国更具有爆炸性的轰动效应，其余波就是后来使德国的右翼受益匪浅。在20年代，正是得益于女性的选票，德国的保守党派和天主教派能够赢得胜利。在30年代初期，在把希特勒推向权力顶峰的道路上，女性的选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然那也是因为在经济大危机的背景之下，纳粹党成为一个主要的政治党派。英国当时也存在极端主义的势力，但是对于经济大危机，英国政治则采取了与德国不同的解决方式。

1931年，英国货币状况持续恶化，这迫使麦克唐纳政府寻求华尔街的金融支持。但是通货紧缩条款的实施也意味着缩减失业救济金，而这使工党政府面临分裂的局面。8月24日，麦克唐纳去白金汉宫递交辞呈，但是仅仅几个小时后，他就返回了唐宁街，他的新身份是应急国民政府的首相，他的内阁同僚们对此的态度是难以置信，非常愤怒。在这次宪政危机之中，乔治五世在劝阻麦克唐纳辞职方面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国王的态度使得鲍德温除了加入国民政府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完全没有考虑到他在劳合·乔治1918—1922年组阁之后对于联合政府深深的反感。乔治五世兴高采烈地评论道：“当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在数星期的时间里没有政府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宪法如此包容，各个政党的领导人，虽然他们在众议院数月以来一直争斗不休，但是为了国家的主权，他们坐在一起，搁置了他们之间的分歧，为了共同的利益团结在了一起。”尽管这一评论不乏卖弄和天真的成分，但是确实也说出了当时英国政治的一些事实。

英国主要政党的领导人组成了紧急内阁，内阁包括4位工党人士、4位保守党人士和2位自由党人士，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一系列通货紧缩法案的通过。据估计，这种状况至少要持续一个月左右，直到开展全国性的选举，然后各个政党再展开竞争。但是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最终迫使英国在9月21日放弃了金本位制度，而麦克唐纳的工党同事们也开始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上反对这个国民政府。1931年10月，国民政府开始作为力量联合的象征亮相于英国政坛，这种情形与1918年11月在爱国的、反社会主义基础上建立的联合政府极其相似。在资本主义面临崩溃的危机形势下，工党抛弃了麦克唐纳那种有节制的政策纲领，要求采取更为激进的社会主义的政策措施，包括把银行和关键的行业都国有化。菲利普·斯诺登是工党成员，当时任政府的财政大臣，他攻击他以前的党内同事，因为他们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疯狂的行为”。像1918年一样，反左派的论调再次盛行，他们之间实现了力量的联合，并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们赢得了2/3的选票以及议会615个议席中的554个，工党最后只得到了52个席位。国民政府中80%的职位都属于保守党人。英国保守党主席戴维德森声称，“我们通过投票渡过了危机，而欧洲大陆国家采取的是革命的形式”，“我们建立了一种独裁”。

保守党控制的国民政府在30年代其余的时间里一直是执政力量，最初政府首脑是麦克唐纳，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也似乎令保守党不太舒服。但事实上这更能体现其民族性的特征，之后接任首相职务的是鲍德温和张伯伦。在1940年的危机中，以保守党为首的国民政府开始被真正的联合政府所替代，工党放弃了其政治反对派的地位，在二战期间与丘吉尔领导的政府在反法西斯德国方面通力合作。看到这里，人们也许会想到由阿斯奎斯和劳合·乔治领导的1915—1922年的联合政府。在1914年8月到1945年7月的31年间，有21年的时间大英帝国都是在联合政府的统治之下。 换句话说，在这段时间，英国先后经历了一战、战后重建、1931年的动荡、经济大危机和二战。在这危机频出的时代里面，是跨党派的联合力量共同面对和解决这些危机的。虽然我们必须得承认，保守党占据着支配地位，但是英国这艘大轮船的根基极其广泛，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艘船没有遭遇剧烈的颠簸而停泊在港口，也没有在1914—1945年的暴风雨中右转。

30年代早期，英国与德国之间的对比特别鲜明，它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德国的危机使得纳粹党成为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力量，它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是受益于德国统治阶级的支持，他们自认为能够控制希特勒。德国当时的国家元首保罗·兴登堡，是一位退役的陆军元帅，也是一位战争英雄，他对议会民主政治嗤之以鼻。而在英国，经济大危机没有导致一个极端右翼政府的建立，而是成立了各党派通力合作的联合政府，并且这样的政府是得到国家元首的首肯和鼓励才建立起来的。虽然在这一联合政府中，保守势力占据主导地位，但是英国在1931年对于左翼力量的还击采取了投票而不是子弹的形式。如果说这种政府形式有点类似于专制统治的话，那么按照当时担任内阁官方副长官汤姆·琼斯的说法，它也只能算是“议会专制”，在这次选举中，琼斯第一次把票投给了保守党，原因是他认为“工党的力量必须被挫败”。

那么法西斯在当时的英国有没有可能上台呢？在20年代的欧洲大陆，当时普遍盛行的谣言都是关于民主政治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以及政党政治都是腐败的。右翼力量对墨索里尼十分着迷。1924年，《旁观者》杂志的编辑圣·洛·斯特雷奇，对“法西斯反革命”恢复了意大利的精神面貌和国内统一称赞不已，认为这一事件是“现代世界社会和政治发展史上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在英国，号称墨索里尼式的人物是一位非常善于蛊惑人心的政治家，即奥斯瓦德·摩兹利爵士，他是斯坦福德郡的一个贵族之子，在一战期间曾服役过，之后，以他的智力、雄辩术进军政坛，同时还以沉迷女色而著称。摩兹利在政治上的表现和他在床上一样随便，他先是加入了保守党，然后成为独立政治人，后来又加入了工党，1930—1931年他建立了自己的新政党，1932年建立了英国法西斯联盟（BUF）。其政党标记是穿着整齐的黑色衬衫。摩兹利主张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并且非常欢迎女性加入英国法西斯联盟。但是摩兹利的政治动力不是来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来源于自我意识的膨胀。1932年，他称赞墨索里尼为“最伟大的意大利人”，“是第一位登上权力顶峰的现代人”，其实他的话外之意是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1934年1月，英国法西斯联盟得到了《每日邮报》的支持，它的老板罗塞米尔勋爵告诫读者：“在下一次关键性的选举中，英国作为一个大国地位能够延续下去主要取决于一个组织良好的右翼政党的存在，这个政党必须对整个国家的事务负起责任，而且应该具有与墨索里尼同样的目标和充满活力的手段……这是我为什么会赞赏黑衫党的原因。” 罗塞米尔对于黑衫党的同情是他的另一个比较狂妄的行动，就像一场反对“女性的选举权”的十字军东征运动一样，这种狂热的劲头在1934年7月英国法西斯联盟在伦敦街头上演集会的暴力场面之后迅速消退，摩兹利也很快转向了猖狂的反犹太主义。英国法西斯联盟的成员从来没有超过几千人，它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除了摩兹利的独裁倾向，神授政治同样不适合于英国政治文化的土壤，英国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得摩兹利垂头丧气。1931年紧急联合国民政府的形成使得摩兹利的新政党失去了存在的根基，于是他领导的英国法西斯联盟退出了1935年的竞争选举，他已经意识到危机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即使在1910—1930年英国最困难的时刻，英国的经济状况也没有达到意大利和德国那样可怕的境地，这种局面，再加上联合政府成立的影响，限制了英国极端主义的发展。

英国的联合政治也把激进的人物从政治主流中排挤出去了。20世纪，剧作家乔治·萧伯纳把尼采关于超人的思想普及化了，尽管他一再宣称，他本人并不寻求在拿破仑式的人物的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制度。在两战期间，英国政坛上出现过两位拿破仑式的人物，一位是劳合·乔治，另一位是丘吉尔。相比于对政党的忠诚而言，他们两人更看重政策特征和自我提升。他们与摩兹利不一样，都寻求在议会政体中完成自己的目标。劳合·乔治具有马基雅维利般的政治权术，这点保证了他在一战后以保守党为主导的联合政府中担任了4年的政府首脑。1922年，在与保守党联合政府分裂时，鲍德温指出劳合·乔治是能够把自由党撕成碎片的重要动力，但是对保守党他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段。在之后的10年里，劳合·乔治似乎有可能回归政坛，然而这种状况一直没有发生，1922年是他在政治上的最后亮相。

此时，鲍德温开始担心另外一位充满活力的超人式的人物，他就是丘吉尔。丘吉尔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政治生涯实际上也反映了本章节的主要旋律。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很多传统的政治家对于选举权的扩大忧心忡忡，特别是对于女性选举权和社会主义的挑战感到非常痛苦。但是从来没有一位政治家像丘吉尔的反应那样直接和持久。1918—1919年，他是内阁中主张干预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的最积极分子，他认为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犯规行为必须镇压。他坚持认为，“在历史上出现过的所有暴政中，布尔什维克的暴政是最恶劣、最具破坏性的，也是最让人类蒙羞的”，“比德国的独裁更糟糕”。丘吉尔的态度如此认真和持久，以至于劳合·乔治都告诫他说，这种摆脱不了的思想定式已经“扰乱了其思想的平衡”。在国内，丘吉尔也遭遇到了来自左派的挑战，这使得他转向保守党，他曾在1905年放弃保守党转投自由党，这一行为使得他一度被称为叛徒。随着1924年“社会主义政府”的上台，丘吉尔发出警告，这将“成为民族的不幸，而且这一事件的不幸仅次于在大战中的失利”。1926年的总罢工期间丘吉尔十分活跃，鲍德温任命他主管政府报纸《英国公报》，目的是“让他忙碌起来，免得他采取更糟糕的行动”。1927年，丘吉尔访问了罗马，之后他对墨索里尼赞不绝口，宣称意大利法西斯“提供了对于苏维埃俄国这剂毒药的解药”，并且宣称，“如果我是一位意大利人，我一定自始至终全身心地拥戴你，以帮助你成功地展开对充满野蛮欲望的、充满斗志的列宁主义的斗争”。

丘吉尔对社会主义的反感反映了他残留的自由主义思想，他反对政府的控制，致力于维护基本的自由，但是到了30年代，他又公开反对民主。1931年，他警告说，“民主的政府在最后的驻扎地随波逐流”，“从短期来看，是用救济金和面包片来维持这一政治的”。自从1929年离开内阁之后，丘吉尔似乎想通过各种手段给国民政府制造麻烦，其目的是希望重返内阁。他反对让英国给予印度更大的自治权和更广泛的选举权的建议，认为这是“维多利亚自由主义花朵的凋零，这种行为无论在提议者自己看来是多么令人钦佩，但是这对亚洲没有什么益处，也会遭到欧洲大陆国家的嘲笑和嘲弄”。在那场辞职危机中，他是鲍德温的头号敌人，有人认为如果爱德华八世强迫鲍德温辞职的话，丘吉尔将是一个替代性的人选。在西班牙内战爆发的时候，丘吉尔偏袒佛朗哥，因为“西班牙共产党的危险就像毒蛇伸出的舌芯一样，将通过葡萄牙和法国进一步向外扩散”。甚至在1937年4月，他也对公众宣称，尽管他同时讨厌“两种主义”，但“我不会掩饰，如果让我在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之间选择，我将会选择共产主义”。

毫不奇怪的是，丘吉尔和鲍德温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当时他们举行了多次公众辩论。有一次，他们突然在男厕所相遇了，那儿只有一个空位，丘吉尔发现自己紧挨着鲍德温。这时出现了令人非常难堪的安静，即使是普通的朋友在这种场合都会感觉尴尬，更何况是他们两人之间。然而鲍德温说道：“我非常高兴我们还有一个能够碰面的平台。”

尽管鲍德温从来没有认为丘吉尔是“非常有活力的人”，但是毫无疑问他认为丘吉尔有着令人敬畏的愿望，而且其能量具有极强的破坏性。他开玩笑说，丘吉尔就像是一个仙女，突然来到了她的发源地，带来了梦幻般的礼物、雄辩的口才、工业、能力等，但是唯独没有带来“公正”和“智慧”。鲍德温进一步解释道：“我们为什么在下议院里愿意听他演讲，但是不能采纳和实施他的建议，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鲍德温为什么在整个30年代不让丘吉尔进入内阁的原因。但1935年鲍德温通过观察，得出了这样的一个结论：“如果爆发一次战争的话——没有人能够确认这不可能——那我们应该让他担任首相。”

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的政治不是属于劳合·乔治和丘吉尔这两个强人的时代，而是麦克唐纳和鲍德温的时代，他们两个人把对立的两个政党整合成一个政府，目的即使不是为了整个世界的安全，但也是为了英国，要确保社会主义和民主的安全。他们倡导的政治文化，特别是工党在文化上的保守性，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国在处理大战的负面遗产问题上比欧洲大陆国家成功得多。

在这一时期，发挥稳定作用的力量还包括英国王室，它非常敏锐地重新对自己的角色进行了定位，使其成为英国民主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英国贵族面临灾难性衰落的形势下，英国的君主制却达到了一个顶峰，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大战本身对于英国贵族的衰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所有在大战期间服役的英国和爱尔兰贵族及其儿子们，1/5的人战死沙场，在军队的死亡总数中他们占了1/8，“自从玫瑰战争以来，还没有这么多的贵族如此突然地战死”。与此同时，贵族拥有的土地资产因为税收的原因大幅度缩水，正如查尔斯·马斯特曼在1922年不无浮夸地宣称：“税收制度彻底摧毁了英国1066余到1914年一直持续的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封建制度。”英国房产税最早开始征收是在1894年，当时继承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房产，征收8%的税。但是在一战后，税率迅速飙升，1919年税率高达40%，1930年以后达到50%，1939年甚至达到了60%。同时，收入税也在不断增长，英国还实施累进所得税，这些都大大加重了贵族的负担，导致了许多地产的分裂，这不仅在英格兰地区成为普遍现象，而且也蔓延到爱尔兰和威尔士地区。奥斯卡·王尔德曾经在19世纪90年代看见过写在墙上的标语，布拉克内尔夫人在电影《不可儿戏》中引用了这段标语：“在一个人一生中应负的责任，与一个人死后应负的责任之间，土地已经不再是一种财富，它也不能带来愉悦和幸福。它给人带来地位，但是却使人不能持续永久地拥有它。”

这种情况也存在例外，如果这个人是君主，那么该原则并不适用。从房产税开始实施起，英国王室就被免除了该项义务。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尽责地缴纳了收入税，但是这项负担在乔治五世和劳合·乔治治理期间也逐渐被免除了。大战之前，在下议院引发的危机中，内阁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安抚君主的重要性，便采取了这样的措施，之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并最终免除了王室的收入税，这既包括国王的私人收入，也包括来自公众财政的王室年俸。所以在英国贵族被搜刮见骨的时候，王室却被养肥了。

同时，在经历过战争末期被边缘化的历程之后，乔治五世也对王室做了一些改变，使其更容易被公众接受。从个性上来说，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人，他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父亲，经常被法院的议定书所困扰，而且也非常肥胖。他的官方传记作者哈罗德·尼科尔森在私下里评论说，国王似乎心态永远年轻，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除了猎杀动物和集邮，他没真正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乔治五世对国家有发自肺腑的热爱，对人民有一种家长式的感情。在精明的侍臣们教会他如何通过新的收音机传媒对公众发表讲话之后，1932年，他发表了第一次圣诞广播谈话。当时，在广播间的桌子上，放了一件厚厚的衣服，这主要是为了消除乔治五世颤抖的手指在翻页的时候发出的沙沙声。国王那个非常有魅力的、生活极其美国化的儿子争取到了年轻一代的支持，但威尔士亲王很快就被鲍德温排挤出了政坛，因为担心他的亲力亲为会带来更多的损害，直到他的弟弟作为乔治六世才恢复了家族的体面。回溯到1918年，伊舍勋爵已经指出了美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对于君主制构成的威胁。“共和制的力量就存在于威尔士亲王的个性之中，以及他对于他地位的运用方式！这是一个教训！他已经制造了共和这一时尚，如果我们努力，我们会做得更好。”到30年代末期，新的温莎家族已经使英国王室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而且即使不是引领了一种时尚，但是至少使它能够在一个民主政治的时代被接受。如果把这个问题和欧洲大陆上的国家联系起来看，考虑到诸如兴登堡之类的国家首脑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成就。

1923年，对于爱尔兰来说，民主的稳定性是其面临的最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反对英国的独立战争造成1200名爱尔兰人的死亡，还有4000~5000人在随后1922—1923年的爱尔兰内战之中丧生。 这种自相残杀的冲突造成了持久的仇恨。这个时期，接受《英爱条约》的实用主义者认为最好的可能性选择是，在大英帝国的范围内获得尽可能的有效的独立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爱尔兰自由政府。但是被他们打败的敌人，由于得到了爱尔兰共和军残余力量的支持，既不承认爱尔兰自由政府的合法性，也不接受这个国家的割裂状态，认为这两者都是英国殖民统治的遗产，两者就爱尔兰1916年复活节起义的共和理想争论不止。随之而来的结果是，他们没有参与爱尔兰议会，这使得爱尔兰被置于古特曼领导的一党统治之下，或者说是置于“盖尔人社会”（CnaG, Society of the Gaels）的统治之下。难道这就是欧洲大陆法西斯主义的肥沃土壤吗？但实质上，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爱尔兰已经建立起切实可行的两党体制的民主政治，法西斯已经在政治上被边缘化了。

新爱尔兰国家的缔造者是威廉·考斯格莱夫，他在1922年8月成为“盖尔人社会”的领导者和政府首脑，但是10天之内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死亡事件，第一个死亡的人是阿瑟·格里菲斯，他死于心脏病发作，随后是迈克尔·柯林斯，他在爱尔兰共和军部署的伏击中，脑袋被炸掉了。柯林斯身材魁梧，长相英俊，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领导人。考斯格莱夫则是一位安静的、非常注重仪表的人，他在复活节起义中参与过战斗，后来成为保险代理商。他的贡献主要是在内战造成的创伤之后，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行政体系。他一再宣称：“我并不关注政府是否具有共和的形式，我不关心它是什么样的统治形式，只要它是自由的、独立的和权威的，是属于人民的主权政府。” 考斯格莱夫协助建立起关键性的机构，包括非军事化的警察力量，它超越了皇家爱尔兰警队的力量，并建立起卓有成效的民事服务机构，当然这是建立在英国遗留机构的基础之上。当时还建立了有效的税收体系以恢复被毁坏的金融行业。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反对签订协约的头目埃蒙·德·瓦勒拉意识到，他们不仅在内战中失利，而且在政治斗争中也是失利的。对爱尔兰自由国家的严格的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对立态度，不仅使他们失去了政治影响，而且加强了枪手的力量。

德·瓦勒拉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衣着朴素，但却是一个十分有魅力的领导人，他擅长使用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既是狮子，又是狐狸。现在，他成功地运用了他的说服能力把反对条约的人组合在了一起，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命运战士。1927年，他们首次参与了竞选，几乎取得了与“盖尔人社会”一样的成功。但是为了得到在议会中的席位，他们必须在宪法的范围之内签署他们所仇恨的对英国王室效忠的誓约。瓦勒拉先吹嘘他不会妥协，但最终还是签署了，并且宣称这只是“空洞的形式”，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进入议会大厅。作为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把《圣经》放到一边，上面放着他宣誓时所要说的话，并且在官方出版的书上签署姓名，他说：“我将用同样的方式亲笔签名。”

尽管考斯格莱夫实际上与枪手们结成了紧密的联盟，但是他仍然决意伪造一个议会民主的形式。1928年，他对一个美国记者说道：“我们已经执掌政权太久了，我现在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现任政府能够退休，然后由其他的政治力量来执掌政权。”这种话语很少能从一个政治家的口中说出，更不要说经历过内战洗礼的政治家了。权力的转移事实上并不像他说的那样一帆风顺，他也没有那么宽宏大量。考斯格莱夫的政党参与了1932年2月的选举竞争，并以红色势力对法律和秩序的威胁为斗争理由。正如瓦勒拉描绘的那样，这是一个枪手和共产主义者竞争的战争。在选票统计出来之后，结果是爱尔兰共和党成为最大的单一政党，考斯格莱夫试图运用军队发动先发制人政变的努力也落空了。权力从内战的胜利者手中和平地转移到失败者手中，这是爱尔兰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对此的反应是，“它给予了人们对新建立的这个国家具有机构合法性的一种感觉”，“到1932年，国家和拥护签署条约的政党似乎只做了一件事情”，而这玷污了爱尔兰独立的意义。现在爱尔兰国家终于开始实施两党制了。瓦勒拉后来也在私下里承认考斯格莱夫和他的同事们“做了一项伟大的工作”。

如果说考斯格莱夫是爱尔兰国家的设计师，那么瓦勒拉则塑造了爱尔兰的民族意识。在整个20年代，考斯格莱夫一直避免与英国发生冲突，他意识到爱尔兰国家的经济仍然完全依赖于跨爱尔兰海的与英国的贸易往来。瓦勒拉则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政策，他认为爱尔兰的民族自立必须通过同英国全方位的对抗才能完成，于是发起了非常具有破坏性的贸易战，认为这是独立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如果英国成功地击败了我们，那我们将丧失自由。” 他甚至用辞职相威胁来切断爱尔兰与英国残留的联系，虽然爱尔兰在名义上仍然留在帝国范围内。他出台的新爱尔兰宪法坚持对整个爱尔兰的管辖权，尽管约定要宗教自由，宪法仍然特别强调天主教教堂的特殊地位，禁止离婚，称颂家庭作为社会团体基本单位的重要性，认为女性的主要角色就是待在家里。

宪法具有明显的瓦勒拉的个人印记。虽然一些内阁成员反对它的宗教政策，世俗主义者认为天主教在爱尔兰本身就是殖民主义的一种形式，用詹姆斯·乔伊斯的话说，在爱尔兰这块土地上，“基督和恺撒是勾结在一起的”。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独立意味着从祖国和祖国的宗教彻底地分离出去。许多妇女也认为瓦勒拉背叛了1916年他宣称的性别平等的原则。玛丽·海登，女权主义的领导者之一，她明确指出：“这部宪法甚至不能说是倒退到了中世纪，事实上，情况比那还要糟糕。”在1937年7月关于宪法的全民投票中，56%的有效选票是采取支持态度的。天主教在宪法中的投影疏远了阿尔斯特新教徒。瓦勒拉最主要的评论家之一弗兰克·麦克德莫特认为，宪法“似乎是为制造牢固的分裂状态而特意设计的”。

爱尔兰对于法西斯的态度曾经十分轻率，好在时间很短。1933年9月，“盖尔人社会”的残余力量与其他共和党的反对力量联合，建立了一个新政党——盖尔民族，由约恩·奥达菲领导，他曾经担任过警察局长，但是被瓦勒拉解雇了。奥达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法西斯倾向，他的蓝衫议会团不断地卷入各种游行示威，对它们的领袖进行敬礼仪式，欢呼“奥达菲万岁”。他不断自夸“在欧洲他是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之后的第三位最伟大的人物”，但是爱尔兰并没有走向与德国和意大利同样的道路。奥达菲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沉醉式的人物，缺乏基本的政治判断能力，盖尔民族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随后考斯格莱夫接管了这一政党。尽管到1934年中期，盖尔民族的成员激增到将近5万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危机的打击，而不是意识形态催动的结果。他们主要的支持力量来自科克市以及西南部地区，这一地区主要是畜牧业农场主，他们因为瓦勒拉实行与英国的贸易战争而在经济上深受打击，当贸易争端最终在1934年得以解决之时，蓝衫党的成员数量迅速下降了。

潜在的威胁还是来自左翼，即爱尔兰共和军，虽然被“盖尔人社会”和共和党禁止，但是其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扑灭，这一内战的遗产仍将发挥作用和影响。但是爱尔兰毕竟与英国不同，它一直存有反国家暴力的传统，而这种情况在1916—1923年更为严峻。爱尔兰缺乏欧洲大陆法西斯主义滋生的先天关键因素，特别是强有力的社会党，种族关系的紧张和普遍的经济危机。无论考斯格莱夫还是瓦勒拉，他们都证明了爱尔兰对于议会民主的接受，这本身也是英国统治的一个遗产。瓦勒拉的宪法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文件，强调了传统的天主教的价值观，这也是当时爱尔兰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一种价值观。如果说1918年之后的爱尔兰历史是被“超越小分歧的大仇恨”所驱动的，那确实有点言过其实。但是在爱尔兰，主要的政治分歧产生于正确和错误之间，而不是左派和右派之间，而且在争议的背后，他们事实上都在爱尔兰必须实施议会民主方面达成了一致意见。

在大西洋彼岸，美国面临的威胁，无论左翼的威胁，还是右翼的威胁，都比英国小得多。但是，非常奇怪的是，美国1919年发生了红色恐慌，它相对于极端主义的恐惧似乎更为严重。

与欧洲大陆一样，19世纪后期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在美国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对立与冲突。例如，1894年的芝加哥铁路工人罢工，在芝加哥引发了街道暴力的狂潮。但是左翼力量确实没有在美国真正扎根。美国的社会党，即使在它发展的高峰时期，在1912年的选举中，也仅仅赢得了6%的选票。尤金·德布兹，社会党的领袖，也曾经5次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从来没有倡导建立英国工党那样的政党，更不要说从事布尔什维克起义的那种行为了。在他的心目中，美国真正的革命就是转向1776年独立时期的美国精神，但是这种精神已经被残忍的财阀和腐败的政治家们滥用了。他指出，美国的工人阶级并不是“世袭的奴隶”，而是随自由而诞生的父亲们的儿子，他们手中拥有选票，他们能够选出也能够罢免总统、国会和法院。德布兹的分析是正确的，但是它却削弱了社会主义的存在。在英国和德国，社会主义力量的成长往往都伴随着工人阶级争取选票的斗争。而在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大多数的白人男子就赢得了选举权，他们早就开始参与美国活跃的两党政治之中。所以，工人阶级没有建立一个新的政党来推进他们自身目标的需求。

美国的主要工会也都是在这个政治体系之内开展活动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劳工联合会，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它一直由塞缪尔·冈帕斯领导。他是一个来自伦敦东区的犹太移民。冈帕斯没有时间关注社会主义，只关注于他们自己的政党。他坚信工会是美国商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支经营性的而不是破坏性的力量。他宣称：“美国的工会会员是想在真正美国化精神的前提下解决我们的问题。” 冈帕斯想依托行业单独建立工会，而不是要建立一个基于整个工业基础的联盟。他特别关注的是技工，而很少在制造业发动非技术工人。虽然在战争时期，美国劳工联合会人数激增，但在1919年早期，它的成员也只是达到了400万，这是英国总数的一半，但是英国的总人口还不到美国人口总数的一半。

德布兹和冈帕斯控制了美国社会主义和工会的走向，从而削弱了这两种力量潜在的激进主义倾向。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在美国扎根，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德国评论家沃纳·桑巴特特别强调，与欧洲国家相比，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非常高，“这是主要原因，而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他宣称美国的工人生活太安逸了，所以不会具有激进的思想。“在烤牛肉和苹果派面前，所有的乌托邦都会化为乌有。”桑巴特描绘了一幅过于乐观的画面，因为数百万的美国工人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但是许多人确实已经上升到了中产阶级，或者说他们的孩子已经成为中产阶级了。更为重要的是，成百上千的甚至是成千上万的工人可以在另外的城市或者迅速发展的郊区找到更好的工作。与欧洲相比，这种流动性有助于削弱本地的工人阶级团体，而这种团体是英国、德国城市里社会主义发展的原因之一。

在美国，妨碍阶级意识觉醒的最大障碍是种族的分化。战争期间对于产业工人的需求量加大，这样许多黑人从偏僻的南方来到北方的芝加哥、匹兹堡和底特律等城市。美国严格的种族界限使得他们很难与白人工人形成双方的紧密联合。许多的白人工人都是新近来自欧洲的移民，主要是1890—1914年涌入美国的1500万移民。美国早期的移民主要来自英国、爱尔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而现在的新移民主要来自意大利、俄国、巴尔干和奥匈帝国。他们仍然沿用了以前家族的名字，如欧文·柏林、山姆·戈尔德温，他们都是逃离俄国的犹太人。尽管一些新移民，如在纽约的服装工人，成为狂热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大多数的工人几乎没有什么阶级意识。他们之间由于语言、宗教、生活方式，以及主要关注自己生活的社团等原因，力量实际是被分割开的。在曼哈顿下城黑暗的小巷里，以及阴冷潮湿的院子里面，记者雅各·里斯注意到，几乎难以找到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非洲人、西班牙人、波希米亚人、俄国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犹太人和中国人的聚居区，他们混聚在一起，也没有均匀地分布，就像在一个杯子里威士忌和水混合在一起一样。因为这些移民五年之后就有资格自然地成为美国公民，进而自然成为投票人，他们更加注意维持他们的工作，避免在警局里有任何记录，因此不会被左派的乌托邦所吸引和动摇。

欧洲式法西斯主义在美国的失败反映了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深层结构。特别是大战的后果具有特别典型的象征意义。与英国工人一样，美国工人也要求胜利的回报。其中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把投票权给予妇女。但是1919年，工人阶级的战斗性也体现出来，每五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参与了罢工，这样频率的动荡在美国历史上是不曾出现过的。6月2日，美国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事件，从波士顿到匹兹堡，一批名人的住宅遭遇爆炸袭击，美国总检察长米切尔·帕尔默在华盛顿的住宅也被波及。作为回应，美国司法部逮捕了几千名激进分子，其中大多是外国人，而且逮捕他们的时候没有许可证，对他们进行毒打。帕尔默大搜捕彻底摧毁了美国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所代表的共产主义的力量，当时它的力量大体与工团主义者持平。

美国的红色恐慌，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是留下了长久的伤疤。在美国政坛，共产主义是被严令禁止的，社会主义也已经被边缘化了。工会成员从20世纪20年代顶峰时期的500万人，在1933年跌落到300万人，尤其是在重工业领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也没有恢复过来。尽管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存在明显的差别，它们作为美国的主流政党都曾经尝试过欧洲右翼的某些方式，但是美国人对于欧洲模式的左翼政治是不太了解的，所以很容易就被诬蔑成布尔什维克。

在对外政策领域，美国对于俄国革命的反应是十分极端的。与西欧的某些国家的态度不同，虽然美国与俄国存在贸易往来，但这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都没有转换成对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的外交承认。相反，1920年8月，它态度坚决地声明，因为苏维埃俄国宣称自己坚持的原则是建立在全世界其他主要文明国家包括美国发生革命的基础之上，美国不可能与这样一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承认政策的目标是促使俄国政权的更迭，但这一目标并没有实现。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接受了苏联作为一个现实的存在，并且与其建立起了正式的外交关系。他在其夫人建立一所乡村小学的时候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因为墙上有一幅世界地图，上面有很大的一块空白地区，那本来应该标注苏联的。老师们说他们不允许谈论这个国家。1933年，罗斯福把苏联印上了地图，但是在美国人的头脑中，那里还是一片空白，而且在1945年之后，这个国家被看成是邪恶国家。

当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谈到为了民主必须让世界安全的时候，他设想的价值观的输出完全是根植于美国的传统之中的。尽管苏联的存在对美国的政治身份是一个新的挑战，但是总体而言，大战对于美国的政治影响非常有限。然而，在欧洲，由于体现民主的选举权是与议会制政府一起出现的，引发了一场政治上的大爆炸，动摇了一些国家存在的根基。因此，鲍德温认为真正的问题是为了世界，要让民主更加安全。就像我们看到的一样，英国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比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要成功，20世纪30年代初期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自由民主已经萎缩了。但是就影响力而言，威尔逊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在欧洲大陆之外，民族主义与民主之间的争论在全球仍然不断上演，因此帝国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