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大英——资本主义

现在英国很少有人相信《凡尔赛条约》、战前的金本位制或者通货紧缩政策的价值和作用。这些战役能够取胜——主要是因为不可抗拒的事件的压力……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对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并不清楚，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931

在这10年的过程中，我们将逐步了解到，究竟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还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能够给人类的大多数创造更幸福的生活模式，无论其中哪一种文化获胜，我们大英帝国都将紧随其后，如法炮制。

——比阿特丽斯·韦伯，1931

1914年，金本位制早已成为国际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它也是建立在与黄金挂钩的固定汇率基础上的全球贸易体系的基本保证。战争破坏了这一结构，金本位制也被迫暂停实施。20世纪20年代中期金本位制的重建被看作是经济恢复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因而，当拉姆齐·麦克唐纳政府在1931年这一和平时期放弃金本位制的时候，一位纽约的银行家如此说道：“看起来，好像世界末日到来了。” 金融崩溃和全球危机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时间不可能倒退到1914年了。而且这也特别凸显了美国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扮演的新角色，当然这一角色同时是问题重重的一个角色。

就政治层面而言，1931年也逐渐被证明是一个转折点。工党开始意识到，与其在20世纪20年代的普遍期待有所不同的是，社会主义不可能从资本主义的框架中自动生成，而是需要政府的介入，需要政府自1915年以来就开始采取的刺激战争的那些极其果断的措施。1931年的危机也使我们能够从一个新的角度去观察一战。一战并不是对自由资本主义的短暂的、临时的偏离，而是一种新型的政治经济学的前兆，其特征是凯恩斯等经济学家所极力辨别和论析的。放大来看，工党所采取的国有化和经济措施实际也代表了一种国际化的倾向。20世纪30年代，英国及欧洲大陆的左翼力量都被斯大林主导的苏联模式的成就所吸引，它成功地把落后的农业经济进行了现代化。特别是当美国的繁荣景象破灭之际，当时的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共产主义是否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一种先兆。

资本主义的危机，无论国际层面上的，还是国内层面上的，都是本章所要探讨的主题。追根溯源，危机根植于一战导致的剧变。但是，我们将再次见证，英国在战后的经历与其他的交战国都明显不同，特别是与美国和德国差异巨大。

1914—1918年一战期间，欧洲的协约国在全球范围内动员各种资源参战，这是它们赢得战争的重要因素，但是也使全球经济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以小麦生产为例，美国、阿根廷、加拿大和澳大拉西亚的小麦产量大幅度增加，但是当俄罗斯和东欧地区的生产在20世纪20年代恢复的时候，却导致了全球产量过剩的问题，导致了小麦价格的长期走低。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诸如橡胶、糖类等关键商品的生产问题上。更引人注目的是，工业的生产开始从欧洲扩散开来，特别是扩展到了美国和日本，同时扩散到了印度和英国的自治领。美国的制造商开始进军到很多原来属于英国的拉美市场，同样地，日本进驻了中国和东南亚市场。日本和印度纺织业的发展对英国兰开夏郡的棉纺织厂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遭受到了战争引起的出口替代品的冲击和影响。例如，在1914年，德国生产的染料占据了世界4/5的产量，10年之后，它占据的份额还不到一半，这是因为所有的协约国被迫发展起它们自己的工业。就经济而言，美国是战争的最大受益国，到1929年，美国已经取代英国成为最大的出口国，并且超过德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的第二大进口国。

工业生产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变化，这次美国再度领跑了世界工业的发展。1922—1929年美国工业繁荣主要是受益于耐用消费品工业，最主要的是汽车工业的发展，同时诸如收音机和留声机等家用电器行业的发展也很快。美国的汽车产量，1919年的时候为200万辆，10年之后就飙升到450万辆，几乎每个家庭都拥有一辆汽车，而这也带动了与汽车有关的工业的发展，例如橡胶行业和石油行业。这种耐用消费品的发展建立在信用贷款（“现在购买，将来付款”）的这一基础上，在这种背景下，可以通过高利率分期贷款的方式购买物品。把抵押贷款除外的话，20世纪20年代美国消费者的债务成倍增长，超过了美国家庭收入的9%。当时，诱人的广告一直在宣传“逐步淘汰”的福音式的理念，其目的是通过每年改变产品的颜色和款式以刺激新的购物需求。亨利·福特最后也屈服于这一趋势了，对其标准的黑色的T型车进行了更新换代，在1927年出品了时髦的A型车。通用汽车公司的一位经理承认，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消费者对自己拥有的东西一直不满意”。福特的流水线式的生产模式得到了全世界的赞誉，即使在苏联，也采用了福特工作法。1924年，斯大林向党内的工作人员指出：“俄国革命的扩展与美国效率的结合是列宁主义的本质所在。”

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全球金融的变化，1914年，美国是净国际债务国，其债务达到37亿美元。到1919年，它则成为净债权国，数目几乎是相同的。这种转变的原因，部分在于英国战时对黄金储备的抛售，以及美国公民拥有的有价证券，如铁路证券等，这有利于产生出可用于购买军火、食物和原材料的美元。英国在一战中向美国借了很多钱，最初主要是通过贷款财团从私人投资者那里借款，这一财团主要是摩根集团发起建立的。在美国介入战争之后，英国则从美国政府那里借款。北岩勋爵，是1917年7月英国派往美国战时代表团的领头人，他抱怨说：“我们几乎都要给美国人跪下了。”对于美国，战后遗产意味着47亿美元的债权和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地位的凸显。美国政府放弃了早期对美国银行和私人投资者的限制，并且对他们从国内市场的向外扩展抱有很高的期待。1922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加拿大的最大外国投资者，20世纪20年代末，在拉丁美洲也是如此。尽管英国全球股份的总额仍然巨大（1930年大约是180亿美元，美国是150亿美元）。但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成为世界新资本的主要来源，1924—1929年，达到64亿美元，几乎是欧洲的一半。特别是与德国相比，优势更为明显。神学家雷因霍尔德·尼布尔宣称，“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使用军队就建立起支配地位的帝国”，“我们的军队就是美元”。

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新地位在重建的国际货币体系中得以充分体现出来。到1914年之际，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已经建立起来固定的与黄金挂钩的汇率制度。理论上，这种金本位制应该是全球经济的调节器，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将通过国外的市场调节商品价格，以抬高其收支逆差，花光其黄金储备，从而导致价格的补偿性下降。但是，实际上的操作并不是如此简单和顺畅。只有在花费也被强制降下来的时候，降低价格才会发挥作用。但是由于工会的抵制，工资是保持固定不变的。而且，如果一个国家囤积黄金，也会对信贷扩展产生自动的压力。而这取决于各国中央银行的政策。这个体系应该如何运转仍然神秘莫测。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央银行应该合作以保持固定的汇率，而另外一些即使在金本位制相对稳定的时期也认为，国家最大的敌人就在于固定的标准。唯一清晰的一点就是，英国在全球贸易、投资和诸如保险等金融服务业的枢纽地位，以及英国出于自我利益在全球商业领域的不断扩张。英国是这座庞大而脆弱的大厦的基石。

在一战期间，各国政府纷纷阻止货币转为黄金，这主要是为了防止其黄金储备的减少。即便如此，大多数货币也只是在表象上接近于它们战前的价值，而且也是在付出一定代价的基础上才达到这一目标的，英国政府在战争期间投资了20亿英镑以维护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率。1919年，当战时控制政策结束的时候，很多国家开始允许它们的货币流通，但是也有一个总的承诺，即这些货币要尽快转换成为黄金，这个目标是在20世纪20年代达成的。但是，这个新的金本位制和旧的金本位制明显不同。以前占据统治地位的金融中心只有一个，现在则变成了两个：伦敦和纽约。1926年，法国的货币稳定之后，又加上了巴黎这座城市。但是到20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黄金储备已经占到了世界的40%，法国也占到了10%，超过了英国。这种新的体系实际是金汇兑本位制，它不仅仅是建立在黄金储备的基础上，而且是建立在英镑、美元和法郎等国家外汇储备的基础之上。在国际危机发生之际，当需求从各个方向同时来临的时候，这是金融紧张的一个深层原因。1914年，只有4家中央银行持有英镑，但是到了1923年，则达到了20家。

三个金融中心的合作也是极为勉强的。纽约和巴黎都非常嫉妒伦敦当时已经摇摇欲坠的优势地位，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累计黄金的目的之一，就是力图迫使英国退回到一个真正的金本位制，而不是一个仅仅建立在英镑基础之上的体系。英国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蒙塔古·诺曼，与法国和他具有同等身份的埃米尔·莫罗之间一直存有深深的敌意。1926年，在他们的首次会晤之后，莫罗就直言不讳地说道：“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帝国主义者，他希望他挚爱的国家统治整个世界。”而诺曼和他的同事们站在自己的立场，认为莫罗这个人“愚蠢、固执”，而且“非常难以对付”。

除却个性因素，无论法国，还是更主要的美国，都没有像英国那样与全球经济的和谐与健康发展利益攸关。1921年，一位芝加哥银行家观察到，英国的“帝国”遍布海外，而美国则是在国内，统计数据也支撑了他的论点。尽管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但是在1928年，美国的出口还没有超过全国收入的6%，而英国的这个数据是20%。进口占据国家收入的比例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美国是5%，英国则是29%。简而言之，在战后的全球经济中，存有一种新的而且特别具有关键意义的不对称状态：在19世纪的时候，英国需要世界与世界需要英国的程度是一样的，但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世界需要美国的程度，远远超过美国需要世界的程度。

随着1928年美国消费繁荣景象的消退，这一特征变得更加明显。美联储更加关注于过热的股票市场，而不是真正的实体经济，而1928—1929年美国利率的持续走高也使得通货紧缩形势更加严峻。当时阻止股票市场螺旋式的不受控制的上升态势已经为时过晚，这使得国内的信用卡消费代价变得更为高昂，因此各个家庭延缓了他们对耐用消费品的购买计划，而这进一步加剧了衰退的局势。汽车的产量从1929年的450万辆跌至1932年的110万辆，同样，钢铁产量也下降到了1929年的1/4。 美国经济的衰退引起了全世界的连锁反应。美国的进口需求锐减，削减了世界原材料的生产，导致其价格暴跌。而且，高利率也促使美国的投资者视野转向国内，这充实了股票市场，却导致他们对国外借贷的中止，本来这正是平衡全球经济紧缩态势所必需的手段。欧洲的中央银行特别依赖于国外的存款。1931年5月，在维也纳最大的奥地利信贷银行倒闭之后，危机迅速蔓延到德国，随后是英国。在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本来英格兰银行的储备就极其有限，现在则被进一步地压榨，1930—1931年，收入只占到原来的50%（这种有形的收入来自于运输、股息、保险和其他的金融服务），这主要是由于全球不断加深的危机造成的。来自于巴黎和纽约的支持远远不够，1931年9月21日，英国被迫暂停英镑兑换黄金的服务。

危机暴露了战后国际经济的突出特征，这一现象也被称为美国的“有缺陷的霸权”。近些年来，修正主义学者们开始强调1914年战前“黄金时代”的不稳定性，也强调了其他国家在大危机中的责任问题，但是这种研究只是使这幅图画得以润色，而不是重新改画。历史学家查理斯·金德尔伯格的总结非常直白，也是非常恰当的：“除非一些国家采取平衡的措施，就像英国在19世纪一直到1913年所做的那样，否则世界经济体系并不稳定。1929年，英国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而美国则不愿意去做。”由于这个缺口，现代世界最大的经济危机爆发了。

关于美国不愿意扮演一个平衡性角色的说法，不仅仅是指美国缺乏参与世界经济的兴趣与直接利益，而且是强调美国内部存在的制度性问题。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确实在全球经济中有毋庸置疑的重大利益，其政体也是围绕着这些利益建立起来的。在伦敦城与财政部之间存有一条非常紧密的轴线，财政大臣在议会体系中地位非常重要，在立法机构中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但是，在大西洋彼岸，总统和国会是分开选举产生的，宪法确定的是分权的原则，白宫在关键的经济领域的政策的制定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以关税政策为例，权力掌握在国会山那里，主要受制于国会议员们之间的相互斗争与利用，他们关注的是地方的商业利益以确保选举的再次获胜。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关税急剧提高，而站在全球的视域下观察，关税应该降低下来以带动全球经济的繁荣和复苏。同样地，在整个20年代，对于国会而言，任何战争债务的减少都是国会所不愿意看到的，他们害怕这种花费将落到美国消费者的身上，即使债务减少本身可以缓解全球的支付问题，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而且，与伦敦金融区和政府白厅之间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与金融中心纽约之间的关系纽带不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互相反感，甚至存有敌意。这反映了关于银行、银行家和华尔街的旧政治准则仍然在延续。

因此，美国并没有能够控制通货的中央银行，1914年11月刚刚建立起来的联邦储备系统，只是一个公共的调节机构，权力极其有限。它由一个董事会和12个地方银行组成。尽管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最初建立的时候是想与英格兰银行对等，但是它的主席本杰明·斯特朗却没有能力和办法使其发挥与英格兰银行同等的功能。他于1928年去世，留下了政策的真空，当时正值货币危机刚刚开始。但是根源性的问题在于联邦储备系统自身的运作，这是东海岸的银行家与其政治上的对手达成的极不稳定的妥协的结果，从而导致了这一系统在结构上就存在弊病。在经济由繁荣转向危机的时候，它没有办法充分发挥本应发挥的在微观经济学中的角色与作用。

这些局限性充分反映了美国整个金融体系在现代资本主义国际体系中存在的问题。与英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具有地方化和支离破碎的特征，这是出于对章鱼式的搂钱的一种恐惧，而这种担心在法律和流行文化中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这主要是由20世纪初像洛克菲勒、卡耐基和其他强盗式的资本家的垄断风波所导致的。1920年，美国有3万家独立的银行，只有500家存在支行，而且每家银行的资产平均少于200万美元。在经济危机来临的时候，面临现金挤兑的狂潮，它们没有借方可以求助以维持自己的生存。1930—1933年，营业中的银行有将近一半倒闭了，其余的也经历了重大的损失。这样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的影响是极其广泛的。它加重了美国的危机，而且比除了德国之外的任何欧洲国家的状况都更为严重。1933年，美国1/4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GDP自1929年以来也下降了1/3。金融机构信用的崩溃也反映了更深层次的信用危机。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对此评论说：“我们不仅仅是在经济迷宫中找不到出口，而且失去了我们正在践行的价值观的说服力。”

美国既无意愿、亦无能力承担经济的领导责任，这提醒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从1917年到后来我们所称的“美国世纪”之间的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30年代，危机一直与美国如影随形，到1938年，仍然有1/5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但是这个国家的政治机构很快被证明是非常有弹性的，在危机中民主体制得以在美国幸存下来，但是德国的政治制度缺乏这种弹性，德国的民主制最终崩塌。在德国，就像在美国一样，经济危机与金融崩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与1918年遭遇的失败几乎是一致的。

关于德国的最热点的问题，来源于一战最臭名昭著的遗产——赔款问题。在《凡尔赛条约》中，和平的缔造者们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德国及其盟国对它们发动的侵略战争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第231条），但是同时在第232条中承认它们现有的资源不足以进行完全的赔偿。在所有与战败国签订的条约中也基本有类似的声明，只有德国例外（主要是考虑到宣传上的原因）。在与德国的条约中，这个问题转化成了“战争罪责”问题，这是一个在条约中从来没有使用过的词组。1921年，协约国给德国开列出了一张1320亿金马克的赔偿清单，还要加上330亿的利息，但是这一非常苛刻的数字仅仅是用来装饰门面的，主要是为了让法国和英国的强硬派们满意。实际上的数字是德国要在36年之内偿还50亿金马克，但这仍然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减轻赔偿负担成为20世纪20年代每一届德国政府的主要目标。

在英国和美国，关于德国赔偿问题的认识仍然主要受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在战争期间，他是英国财政部的一个官员，聪明、武断，但是非常具有伦理上的热情，他和他的同事布鲁姆斯伯利等知识分子们持有一样的观点，那就是对这场总体战的不断增长的厌恶感。1917年12月，凯恩斯在一个私下场合里非常痛苦地承认：“我在为一个我所厌恶的，甚至是最后觉得罪恶的政府在工作。”他认为劳合·乔治是一个“肮脏的恶棍”。在巴黎和会上，凯恩斯曾经试图减少德国的赔款数额，这必然引起协约国之间实际得到的赔偿比例的减少，但是从政治上看，这个提议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凯恩斯本人因为自己在这个“邪恶而愚蠢的条约”中被看作共犯而深感沮丧，因此从财政部辞职，并且把他的愤怒发泄到《和约的经济后果》这本小册子之中。该书于1919年12月12日出版，仅仅四个月的时间，这本书在英国就售出了18500册，在美国售出了将近7万册，而且被翻译成包括德文和中文在内的11种语言的译本，凯恩斯摇身一变成为一位具有全球影响的知识界名流。

《和约的经济后果》之所以产生广泛的影响，是几个因素合成的结果：第一，这本书非常简洁（大约只有6万个单词）；第二，论证的是一个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绘制的关于和约的毁灭性后果的草图。克列孟梭，这位非常冷漠和见利忘义的法国总理，坚信这样一个理念：“你永远不能与德国人谈判，不能安抚德国人，你所需要做的只是给他下命令。”威尔逊作为一个孤独的、固执的“长老会成员”，他的思想具有更多的神学特征，而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特征，他们无法对抗像猫一样的凯尔特人出身的劳合·乔治，因为他“具有常人没有的第六甚至是第七感觉”，他具有对于争论“心灵感应的本能”，“非常的自负、软弱，精于算计”。 在巴黎和会上展开的唇枪舌剑的谈判交锋中，他与高卢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威尔士那些能人们讨价还价，从而把美国长老派的这位总统变成一位“既聋又瞎的堂·吉诃德式的人物”，看不到自己设计的自由的图景，最终只是达成了“迦太基式的和平”，“这是使德国整整一代人遭受奴役的政策”，因此也必然导致“欧洲整个文明的衰退”。

凯恩斯所有关于和约对当时影响评价的分析，现在都已经被超越了。从历史的角度观察，这个赔款的数额，是法国和德国之间以牙还牙、一报还一报这一恶性循环的最先版本。1919年，法国的政策设计者在考虑赔偿数额的时候，他们头脑中想到的是1871年两国签署的《法兰克福条约》，这是法国惨败之后俾斯麦强加给法国的。而俾斯麦想到的，是1806年签署的《提尔西特和约》中拿破仑是如何对待普鲁士的。1921年的赔偿时间表，在德国人看来就是伦敦发出的最后通牒，其每年的负担最多时大致相当于德国总收入的8%左右，少于1871年之后法国人每年支付的9%~16%的比重。但是那次设定的总数额较小，而赔偿时间也很短（3年）。而1871年的法国，确实有马上全部还清的意愿，只有这样才能结束德国军队对法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占领状态。1919年之后，尽管协约国军队短暂地占领了莱茵兰，但是并没有控制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协约国的军队没有以胜利的姿态行进在柏林菩提树下大街上，这与1871年德国军队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大道的所作所为是不一样的。事实上，无论1871年还是1919年的和平条约都在凡尔赛和会中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法国真的是在进行一种以牙还牙的外交报复，1919年签订的就应该是《波茨坦条约》，而且应该是在柏林的德国皇帝的宫殿里签署的。相反，在1871年条约签订的路易十四世的镜厅里面条约签署的重演，虽然对德国来讲是比较丢脸的，但是也揭示出其军事失败的局限性。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如此纠缠于德国赔款问题，原因在于协约国1918年并没有赢得决定性的胜利，法国因此寻求经济上的补偿。正如一位德国官员观察到的，它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在这场战役的第一个回合，魏玛政府使用货币作为武器。就像战争期间所有的交战国一样，马克的价值在战争期间也一直处于贬值状态，但是到1919年对于交换的控制取消之后，这种贬值的状况就更为严峻了。德国经济部门乐于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甚至在1920年通过购买大量的外国货币来影响马克的价值，其目的是确保德国的出口更有竞争力。一位非常重要的经济顾问指出，出口的繁荣“将破坏同英国与美国的贸易，所以债主们会主动来到我们面前要求修正”1921年的最后通牒。但是这场贸易战最后也反作用于德国本身，德国出口的增长被进口的繁荣景象所抵消了，因为德国的工资仍然维持高水平，所以消费也急剧增长。反之，协约国正在想方设法地控制战后的通货膨胀，魏玛政府没有这样做，我们即将看到，这一对比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德国另一件用来对付赔款问题的武器，就是它不平衡的预算。它经常使用或者说挥舞这一武器，以向协约国证明其多么难以支付赔款。德国总理约瑟夫·沃恩辩解说：“我们政策的总体目标就是彻底瓦解伦敦的最后通牒。”他反对为了平衡预算征收财产税的决定，警告说，那将意味着“最后通牒数字中80%是可以偿还的”。预算的缺口实际也反映了国内政治必须履行的责任问题。德国新的政治统治者很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选民同协约国的选民一样，期望得到对战争期间牺牲的补偿。1921年，除了赔款，德国的公共花费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3，在战前这一比例少于1/5。除了一些不可避免要支付的项目如战争养老金等，这一账单也包含了更多的公用事业的开支，如失业救济金、食品和住房补贴，再加上臭名昭著的铁路和邮政系统的人员冗余。这些开支，从实际效果而言，是“德国对于德国人的赔偿”，这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因为德国并没有承认它的失败。同时，这是由于1918—1919年它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行了可怕的接触，从而受到了其影响。弥补这一预算赤字意味着需要印刷更多的货币，而这会加剧通货膨胀。企业家大亨胡格·斯廷纳的话代表了大多数精英的想法，他在1922年坚持认为，“或者选择通货膨胀，或者选择革命”，这也是“关于你的财富，甚至是你生命的一个问题”。

然而，战争却引起了另一种形式的革命。从1922年秋天开始，德国物价飙升，进入了一个恶性通货膨胀时期，这种形势使欧洲的其他地区都相形见绌。德国拒绝履行其战争赔偿责任，于是在1923年1月，法国总理雷蒙·普恩加莱遵循（赔款）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的原则，派出军队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区，这是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力图以实物偿付的方式让德国进行赔款。鲁尔当地的工人和管理者很快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方式，这种抵抗造成的损失由德国政府给予补贴，随即抵抗扩展到整个德国，在一些地区是由共产党人煽动的。直到由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领导的新一届联合政府成立的时候，德国才停止了消极抵抗政策（当时右派们认为这是后背刺来的另外一剑，如同1918年的停战协定一样）。当时鲁尔处于饥荒的边缘，货币系统被彻底破坏，1914年1月，马克与美元的比价是4.2马克兑换1美元，10年后，名义上汇率是4.2万亿马克换1美元(与1914年相比，后面多了12个0)。1923年，日常生活变得十分离奇，工人们用篮子或者独轮手推车装着工资，领到工资后要马上付账单或者购买不容易腐坏的食品，因为银行支票的价值瞬息万变。7月24日，身为大学教师的维克多·克伦佩雷尔，花了1.2万马克买了一杯咖啡和一块蛋糕，10天后，一杯咖啡和三块蛋糕花费了他10.4万马克。经历过这次疯狂通货膨胀的人们，没有一个能够忘却这段经历。这虽然与1918—1919年的无政府时期的暴力不同，但它同样是一场革命。克伦佩雷尔在日记中写道：“德国正在以一种怪异的方式逐步走向坍塌与崩溃。”

真正把德国从崩溃的边缘解救回来的是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家们的金融干预。1924年，他们提供资金支持德国的新货币，并且在较低的水平上重新界定了德国的赔偿问题，而且还给予德国国际贷款的支持。这一系列的方案与行动被称为“道威斯计划”，它宣告的不仅仅是芝加哥银行家查尔斯·道威斯的主席地位，而且表明了美国金融扮演的主导性角色。在这种解决方案下，德国把法国的军队弄出了鲁尔，法国又开始从德国得到赔款。最为重要的是，美国的投资者开始陷入德国经济之中，道威斯贷款是在1924年10月提出来的，由400家银行和800家投资银行组成的全国范围内的辛迪加提供，在仅仅10分钟的时间里，就实现了6倍的超额认购。这掀起了美国投资的洪流，随后英国和其他贷方也相继进入。1924—1930年，德国得到的贷款是它所需赔款的3倍，其余的钱被投资于德国的商业（福特和通用收购了一些汽车厂），有的是用股份的形式，有的是用市政债券的形式，其发行是为了建设房屋、学校和其他便民设施。换句话说，国外的投资主要被应用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货币贬值时期所做的同样的事情，而回避了赔款负担和补贴及福利增长的问题。到1929年，德国在全球工业出口中的份额占到了11.6%，比英国高得多（9.4%）。但是正如贬值导致灾难一样，债务依赖也是具有毁灭的。从1928年开始，美国的贷款开始减少，同时德国经济开始萎缩。到1932年，工业产量仅仅相当于1929年的60%，1/3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数百万工人的工资被缩减，许多银行体系也趋于瓦解。

如同1922—1923年的高通货膨胀一样，在诱发1930—1932年德国经济危机的原因中，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海因里希·布吕宁，是一位朴素、严厉、具有普鲁士式专制主义思想的人，他1930年3月到1932年5月担任德国政府总理，在此期间推行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大大加剧了局势的紧张。尽管在前凯恩斯时期，布吕宁的经济政策选择的余地是极为有限的，但是他的政策最优先的目标不是减少失业，而是控制魏玛政府的福利开支，特别是终止了赔款。事实上，赔款问题已经成为当时所有病症的替罪羊，他坚持认为，“如果没有赔款改革，我们就必须削减，削减，再削减”，“赔款问题将把我们可怜的国家撕成碎片”，他把解决德国经济萎靡不振的方法，完全寄希望于德国债权国能够大发慈悲。1931年夏天，也就是银行危机最高峰的时期，美国总统赫伯特·胡佛经过仔细考虑，决定所有关于赔款和战争债务的支付都延缓一年。这项决定的影响是永久性的，德国成为最大的受益国，实际收益大约是7700万英镑，而美国则损失了5400万英镑。但是布吕宁也不确定这种冻结是否会长期有效，因此并没有改变经济策略。 在当时的情况下，缓解信贷和扩大货币供应的这种反周期的措施，都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们会很快让人们联想到1923年的可怕记忆。相比于不断加深的经济危机，德国领导人更害怕新型的通货膨胀。结果是，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为每日的生存而挣扎再次成为德国人的噩梦。所以毫无疑问，德国民众热烈地期盼一个救世主。在1930年9月的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18%的选票，一夜之间成为德国国会的第二大党。希特勒信誓旦旦地说道，“我们一定会看到物价平稳”，“这也是我的冲锋队存在的原因”。历史学家尤尔根·冯·克鲁德纳观察到这样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这场经济大危机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希特勒的崛起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这样，我们再次见证了经济和政治的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局面。就像全球危机的不断扩展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不愿意扮演战时经济权力赋予它的国际上的领导角色，于是德国持续不断的危机被进一步地人为恶化。当时政治上的判定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他们联想到的是1918年背后被刺一刀的梦魇。就像政治原因导致经济危机一样，经济上的崩溃引发了政治上的恶果，德国政治上的右倾为希特勒夺取政权铺平了道路，而美国在经济和外交领域重新回到了孤立主义的状态。在这两个国家，银行的危机都导致了民众对于银行家和高级复杂融资的极端仇恨，并引发了日益增长的对资本主义生存能力的怀疑。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审视与之形成对照的英国的经历，英国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是极为可怕的，但是20世纪30年代则好了很多。

1918年之后英国经济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史无前例的高居不下并且一直持续的失业率。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德国，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失业状况都比英国严峻得多，但是美国经历过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状况，而德国经济也有过发热的上升阶段。但是在英国，1921—1938年的平均失业率达到了10.9%，这几乎是1870—1913年平均失业率的两倍。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失业人群的景况已经被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局面固定化了，这体现在游说国会的饥饿大游行中，也反映在沃尔特·格林伍德的畅销书《爱在多尔》（1933年）等小说之中。

与战前的经历对比，还有两个因素非常突出。1914年之前，失业状态与商业繁荣和衰退的周期是大体一致的，但是战后的失业率出现了突然的令人震惊的增长，1920—1921年几乎在一夜之间就飙升到12%，1929—1931年则达到了17%。1921年的危机，现在几乎都被遗忘了，但它却是英国经济发展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一，“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是GDP数字的最严重的一次倒退”，其后果，从1913—1924年，英国的经济实际上处于严重萎缩的状态，其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了—0.1%。另外一个对比性的特征就是失业周期的问题，1914年之前，登记的失业人数失业时间一般不超过三个月，但是到了1933—1937年，30%的人失业时间超过1年。这种戏剧性的、持续的失业人口增长激发了人们普遍的绝望感。而且，从表面上看起来，资本主义的运转已经失灵了。

在这种严峻的背景之下，当时的人竭力去解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像在德国赔款问题一样，凯恩斯再度提供了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草案初稿。继出版《和约的经济后果》这一小册子之后，他又出版了《丘吉尔先生的政策的经济后果》（1925年）。在这本书中，凯恩斯强力抨击了财政大臣重回战前的金本位制，即4.86美元兑换1英镑。凯恩斯认为，这导致英镑的价值至少被高估了10%，而且除非工资或者工作的报酬被大幅度地缩减，否则英国的出口商品价格将难以控制。他声称，“工人们是这场经济大破坏的受害者”，他们本人亲身经历了由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发起的“表面上的调整”，而这些调整主要是为了安抚市政官员和市议员的不安情绪。实际上，丘吉尔在私下里是认同凯恩斯的某些观点的，也非常害怕这种政策会加剧英国的高失业率和出口乏力的情况。他声称，“我更愿意看到法国少一点骄傲”“我希望我们的工业状况更令人满意”。丘吉尔甚至还邀请了凯恩斯参加了一个晚餐讨论会，与当时的高级官员一起探讨这一问题。但是英国财政部非常固执，坚持认为金本位制具有“类似抵制霸王条款”的自动调节的功能，而且4.86这一神圣的汇率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向全世界再次证明英国货币与黄金具备同等的价值。

1931年的金融危机发生之后，1925年黄金价位的回归成为两次大战期间经济管理的象征和替罪羊。这种政策的实施显示了仅仅关注于货币政策本身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而且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揭示了建立在优先满足制造工业需求基础之上的全球金融服务的局限性，这种倾向也被称为英国的“绅士资本主义”。但是，在20世纪晚期的时候，也就是凯恩斯主义已经失去了其权威地位之后，这一争论被重新开启了。尽管凯恩斯认为英国货币定价过高的观点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仅仅这种政策本身，就如同赔偿问题对于德国的作用一样，并不是决定性的。这一政策本身应该被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之下，在这里，当我们观察非常具有标志性的1929年的经济大衰退的时候，政治的因素、经济的因素、1919—1921年的繁荣与衰退都应该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英国1919—1920年出现的重建繁荣并不具有唯一性，但是其结果是特别严峻的。在战争结束之际，工业领域的很多方面都存在大量的需求，这主要是由于战争期间被压抑的消费刺激起来的。在战争时期的严格控制之下，无论公司还是个人在储蓄、现金和政府债券等领域都积累了非常可观的购买力。这一繁荣发端于1919年的春天，持续了一年的时间，但无论在英国本土还是领土之外，供应都满足不了消费需求，所以价格迅速上涨。因为经济的流动性，许多经济活动在本质上是具有投机性的，在金融领域的狂欢之中，公司不断地被买进和卖出，合并和浮动。在伦敦的货币市场上，新发行的资本股票上涨了将近6倍，从1918年的6500万英镑，上涨到1920年的38400万英镑，这个数字再也没有被超越过，直到1945年以后。1920年4月，这种假象的繁荣开始消退，当时英格兰银行突然并且残忍地把利率提高到了7%，从而加剧了经济下滑的趋势。

投资买卖也处于不正常的发烧状态，这在以飞涨的价格购买造船厂和棉纺厂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后来这些行业都被证明是负债累累的行业，它们是全球基础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的、毫无竞争力的受害者。英国的造船业是蒸汽时代的产物，而其在国际上的竞争者早已经更迅速地进入了石油时代。同样，兰开夏郡的棉纺工业，在引进纺纱用的环锭纺和织布用的自动织机方面也远远落后于其竞争者。尽管英国钢铁厂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从1913年每炉产能3万吨，提高到1937年的8.3万吨，但在当时美国是21万吨，而德国则是12.5万吨。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的国家”，英国在竞争力方面实际是非常脆弱的，它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很容易通过运用现代技术赶上它。但是战争的需求以及战后的繁荣实际上为某些行业提供了保护色彩，包括英国经济中非常重要的煤炭、造船、棉纺织品和钢铁等行业，它们都在使用着过时的技术，而那时恰恰是多样化和现代化发生的时期。

1919—1921年的繁荣对于劳工关系产生的影响，对英国未来的发展也极其重要。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革命，英国政府做出了妥协与让步，用一种英国的方式确立和巩固了劳工的地位。关于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48个小时）的立法在1919年产生了戏剧化的影响，这与战前相比，工作时数平均被削减了13%。在战后的繁荣时期，这种工作时数的缩减，并没有导致相应的工资缩减，因此也从整体上削减了产量，降低了竞争力。1921年的工资水平与失业率的严重上升相对应，而且在接下来的两个10年中生活消费在平稳下降，工资也与之对应，但是这种弹性却被英国集体谈判的制度所制约。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创建了一个联合的工业委员会体系，把遍及很多行业的雇主和工会代表召集在一起，仲裁纠纷，避免罢工。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的雇员中大约有60%的人都签署了全行业的工资支付协议。10年之后，即便经济大危机已经过去，这个比例仍然保持在40%左右。这些支付交易是一个一个企业逐步协调成功的，而不是采取1945年之后那样的整个劳工市场统一协调的方式。因此，支付的工资率很少考虑到整体的经济形势，这也妨碍了在经济大危机期间工资弹性调整作用的发挥。

1920—1921年对劳工的另外一个让步，体现为牢固地确立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失业救济金系统。1911年，阿斯奎斯领导的自由党政府通过了一个非常领先的失业保险法案，但这在当时只覆盖了225万人口，而当时英国的工人有1900万人，所以保险的受益人是有限的。1920—1921年新的立法则把覆盖人群扩展到1200万人，而且失业保险金的水平达到了全国最低工资收入的1/3。1911年的法案主要是自筹资金的方式，国家保险金主要来源于雇主和雇员们的缴纳，但是这一原则在1920—1921年遭到了非议。出于对大规模失业的恐慌，政府把援助之手伸向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即使他们没有缴纳失业保险金，也对他们的妻子和孩子予以救济。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一项普遍的救济政策，而这些都来自财政部从税收中拿出来的补贴，而这一点因为前所未有的失业状况被证明是一项正确的选择。在整个20年代，任何试图通过进行经济情况调查或者其他方式进行限制这种花费的努力，都被两届工党政府否决了。到1931年，失业保险补贴达到每年1.2亿英镑，其中的2/3是国家支付的。

这些保险金的账单成为1931年8月经济和政治危机中非常核心的关键问题。因为没有得到保证，华尔街拒绝支持英国货币日趋明显的不稳定的地位，希望工党执行一项非常稳定的预算政策。问题的症结在内阁中，关于削减10%的失业保险金的提议遭到了亚瑟·亨德森和其他几位大臣以及许多工会领导人的反对。亨德森与麦克唐纳个人的恩怨在这场争论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根本问题在于原则分歧。引用运输行业工人领袖欧内斯特·贝文的话说：“在工人阶级的花费很多的情况下，市政府是不可能得救的。”贝文并不认为金本位制值得保留，但是麦克唐纳坚信在健全的财政方面，市政府在更大程度上代表着国家的利益。他说，向工会的妥协与让步，将会证明工党是被狭隘的只关注自我利益的部分所驱动，而不是关心整个国家的福利问题，因而也会削弱他所进行的要使工党成为全民接受的政党的努力。就当时紧迫的金融问题而言，贝文是非常正确的，就像凯恩斯一样，他是从本能而不是从理性思维上考虑问题，他已经隐约地感觉到救济金问题主要是受到货币贬值的遏制，而不是通货紧缩的影响。相反，麦克唐纳在经济上的政策是错误的，他徒劳地试图使英国保持金本位制度，从而破坏了政府存在的根基，但是从长时段观察，他的政治判断也许更为明智。为了清晰地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一下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

研究福利国家的社会学者通常把德国和英国作为两种不同的模式进行对比研究，德国模式是基于俾斯麦创立的家长式的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原则，英国模式则是保证基本个人权利的自由模式。虽然这两种模式的出发点不一样，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大规模失业危机之中，两者在实践上是趋同的，它们都是由纳税人支撑，并且因此导致了政治上左翼和右翼的对立。然而斗争的结局截然不同。在德国，斗争的结果是1930年3月德国的“大联盟”政府被彻底瓦解，建立了布吕宁政府，实行非常残酷的财政紧缩政策，随后总理弗朗茨·冯·帕彭不断攻击魏玛政府的“福利国家”政策，认为这只是加重了负担，而不是强化了责任。英国则与之形成了鲜明对比，1931年8月的金融和政治危机为形成广泛的政治联盟铺平了道路，联合政府采取了非常有争议的削减政策，但也保持了最基本的福利体系。相比于欧洲大陆国家，英国的福利开支主要依赖于国家提供的资金，提供了更为广泛的公众援助，而不是把目标对准社会福利。这些根植于1920—1921年的恐慌而采取的手段以及它们带有的鲜明特征和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将在长时段内逐步显现出来。另一方面，英国福利系统的范围和持续的时间也是非常有效的，它缓冲了大危机对社会造成的经济和政治冲击，减轻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我们已经注意到，英国20世纪20年代经济上的萎靡不振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竞争对手的迎头赶上而造成的，这实际是不可避免的。幸运的是，由于战后出现的一系列的特殊问题的混合，这种危机没有显现得那么严重。这些问题包括基础工业的结构性惰性、对金本位制的坚守，以及劳工的经济收益等等。以救济金为例，我们可以看出它也有积极的一面。尽管它有诸多的缺陷，但是英国的资本主义以及英国的社会在大危机中能够幸存下来，其状况远远好于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甚至美国。这个故事最核心的部分是一些表面上非常令人厌烦的机构——税收、国债和银行系统，这些机构代表着市政机构的积极层面，是绅士资本主义非常重要的体现。

英国以前的战争开支主要来源于税收。例如，1792—1815年的对法战争，将近一半的花费都是来自于税收。但是，在一战期间这一比例只占到了26%，与德国17%的比例非常接近。换句话说，这两个国家进行战争的花费主要来自于借贷，而这就蕴含了通货膨胀的基因。当然，作为世界金融体系的领导力量，英国的手腕更为灵活，效率也更高一些。它不仅具有筹集到美国贷款的信誉和渠道，而且英国的货币市场也的确比德国更有能力，它能够以短期的财政部账单的方式吸纳巨额的流动债务，其结果是一战期间国债1/4的增长来自于美国。一战后，工党的一些激进分子想要“废除关于这场资本主义金融和金融把戏的战争记忆”，方法是对富人征收重税，但是工党的领导层否决了这一提议，因为他们一直在努力保持一种中间立场。财政部坚持认为政府应该回归到正常的金融运作原则，即把短期的账单转换为长期的债务，动用偿债基金减轻总体的债务负担，并且确保和平时期的花费仍然主要来自于国家税收。1923年，财政部的奥托·尼迈耶观察到，“目前许多欧洲国家存在的最危险的情况”，“主要应该归因于其政府的不良习惯，即政府的花费不是完全来源于正常的财政收入”。这种轻率的处理态度不仅仅加重了通货膨胀的危机，而且降低了政府的信誉，正如英国最近的经历已经显示出来的一样，政府的信誉在战时的贷款中是非常重要的。

从1920年春天开始，英国财政部坚持推行高税率政策，其目的是控制投机行为，并且减轻国债压力（这项开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占到了政府开支的40%），然而这项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货紧缩的后果，加重了失业状况。但是这些政策也有助于防止德国式的高通货膨胀现象的发生。同时，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政策瓦解了公众对于货币甚至是对于国家的信任。尽管担心在1918年的时候，英国民众已经达到了他们所能容忍的税收的极限，但是战后的税收却是战前的两倍，而且也没有引发政治暴动。向穷人以及有妻子和孩子的人提供补助金的体系是保证税收政策被普遍接受的原因。到1930年，英国政府2/3的收入都是来自直接税收，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欧洲大陆主要是来源于消费税和销售税，这样社会下层承担的部分就不成比例了。英国的税收革命是非常重要而深刻的革命。1913年英国的总公共开支占到了GDP的12%，其中不到4%的GDP被应用在社会服务领域，3%是国防开支。到了1937年，公共开支开始上升，占到了GDP的26%，其中不到5%是国防开支，10.5%运用在社会服务上。实际上，在1918年之后的两个10年间，英国政府的开支急剧增长，远远超过20世纪的其他任何时期。这不仅减轻了战争负担，因而保持了金融稳定，而且为社会福利提供了资金，使社会福利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除了瑞典，其他国家的社会福利都无法与英国相比。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国经济上的混乱并没有转换为政治上的极权主义。

我们也不应该低估英国稳定的银行系统的重要性，这与德国和法国银行崩溃导致经济信心的丧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19世纪后期开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银行日趋集中，银行的总数从1855年的400家减少到1913年的70家，而这种集中的趋势在一战期间得到进一步加强。到了1920年，当政府开始阻止进一步的合并之时，英国的银行体系已经被寡头所垄断，包括米特兰银行、莱斯银行、巴克莱银行以及国民地方银行，每一家银行都有数百家的分支机构。以巴克莱银行为例，1919年其支行达到了1700家。这五家大的银行控制了80%的银行存款，并且以卡特尔的方式进行运作，它们协商利率和透支的额度。由少数几家伴有多家分支银行的大银行组成的系统，的确有助于保证金融系统的稳定，这恰恰是美国所缺乏的。在美国，不仅成千上万的银行倒闭了，而且银行的股票比工业证券坍塌得更快，也更深入。而英国，即便在经济大危机期间，也没有银行倒闭，银行的股票非常坚挺，即使到了1931年6月奥地利和德国银行危机最严峻的时刻，英国银行股票的市值仍然达到了1928年水平的90%。英国废除金本位制，以及由此带来的黄金标准的坍塌使得英格兰银行面临危机，但是并没有对英国银行系统造成整体的损害。

回顾1931年，看起来让人感觉很震惊的一件事情就是：无论银行还是政府都没有采取很多的措施来保证英国货币的平价，虽然它们在这方面投资很多。英国对于1931年的反应，主要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经历所形成的。一方面，这个国家长期持续的高失业率使它很难推行进一步的财政紧缩政策。尽管英国很快从1926年5月的总罢工中摆脱了出来，那次罢工仅仅持续了九天的时间，但是这加深了1919—1920年以来对工人不满的焦虑。在1931年的英国，这个问题变得异常敏感，主要原因在于当时这个国家是由少数派的工党进行统治的，这使预算削减难以进行，本来这对于法国和德国的右派政府来说是很平凡的事情。继续停留在金本位制上对政治的损害是非常巨大的。但是另一方面，让英国货币浮动的经济危险看起来也不像货币遭到严重通货膨胀损害的那些国家一样令人震惊。与德国无情的通货紧缩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的国民政府愿意放弃金本位制，并且为此宁愿忍受通货膨胀的后果。而且，这一政策在1931年10月取得了胜利，产生了内维尔·张伯伦所说的“议会的独裁”，从而可以推行它想要推行的反社会主义的政策。尽管阻止公共工程既无助于经济产量的提高，在金融上也极为有害，但是，这种联合并没有彻底改变失业救济政策。

1931年的危机有可能是英国和平时期的历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一幕，英格兰银行的总裁蒙塔古·诺曼甚至患上了神经衰弱。他对大灾难即将来临的恐惧和同时代人认为资本主义与民主制将要倒塌的恐惧都没有成为现实。1932年1月，诺曼气喘吁吁地说道：“我们已经从悬崖上跌落了，但是我们在山脚下重新生存了下来。”凯恩斯则进行了更有预见性的评价：“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已经重新赢得了选择的自由。”英镑的浮动，而不是非常剧烈地上下摆动，最终被停留在3.5~3.7美元的水平，这是保障稳定的水平，也使英国的出口更加具有竞争力。英国通过更早地废除金本位制而比其竞争对手赢得了相对的比较优势。在这一政策的实施上，英国比美国早两年，比法国早五年。与凯恩斯的正统观念说法不一样的是，财政政策在英国经济恢复中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相比于较低的税率和较高的财政赤字，更为重要的是货币和信贷的扩张，货币的贬值已经使人们消除了那种扩张会削弱报酬平衡的恐惧。简而言之，1931年使英国得以放手实施更加积极的国内货币政策。在货币供应方面，美国比英国扩张得更多，但是其收益却由于放弃金本位制太晚和银行系统的崩溃而抵消了。

最令人震惊的对比发生于英国和法国之间，后者比其他任何大国坚守金本位制的时间都长。在处理战后短期债务的问题上，法国远远没有英国成功，法国政府被迫大肆举债，物价不断上涨，削弱了人们对于法郎的信心，到1926年夏季时，法郎的价值仅仅是1914年的1/8。1919年后，法国的政局不稳，对此也无任何帮助：在这期间，八个部委来而复去。这相应地反映了右派与左派之间深刻的分歧，从而阻碍了达成关于平衡预算、高税收和债务平衡的协议，这种模式是1920—1921年在英国通过联合政府的形式达成的。直到1926年7月，政治休战才得以达成，组成了以雷蒙·普恩加莱为首的温和派政府，法国才排除万难，采取通货紧缩的手段，使法郎保持了平衡状态，其币值大约相当于1914年价值的20%。这使得法郎被看轻了，和英国货币在1925年之后的命运是不一样的，因此有利于法国的出口。在把这个国家从灾难的边缘拯救出来之后（1926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350%），法国紧紧抓住新的金本位制不放，即使它在国际上的竞争对手放弃金本位制和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情况下，法国也坚持这样做。法郎现在被严重高估，法国的黄金囤积、贸易盈余和稳定的预算全都消失不见了。但是在法国，这种通货紧缩的政策不像在英国那样具有政治上的争议性，同时因为工业规模较小，法国工人的失业率也相对较低，而且法国的工人还可以选择回到农场去工作（其农业可耕面积比英国要大得多），同时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法国政府绝大多数出自右派或者中右派，而不是来自左派。只是到了1936年，法国建立了人民阵线政府，这是一个由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以及极端分子组成的联盟，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联盟，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由于民主在德国的命运造成的。这一政府扭转了通货紧缩的潮流，以便支持工人和重整军备，这使得货币贬值成为不可避免的一种选择。

尽管英国政府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明晰和连贯的政策，但在某种程度上，早期的货币贬值、低利率以及稳定的银行体系，这些因素的偶然结合加强了经济的恢复趋势，而这又导致了政治上的稳定局面，这在本书的第二章中已经论述过了。1929—1931年，英国工业出口下降了20%，到了1935年，其出口则比1929—1931年高出了20%，但在法国以及其他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出口仍然处于停滞状态。英国出口的增长表明经济已经稳步恢复，但是真正刺激经济增长的是其国内需求。20世纪30年代，英国开始经历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过的消费者革命，主要集中于小轿车和电子产品，事实上在这两个领域英国的技术是落后于美国的，但是就像抵押贷款促进房屋建设一样，这两个行业的需求主要得益于政府的自由货币政策，它使消费者比较容易获得贷款。

1938年，英国生产了34.1万辆小轿车，这一数字是1930年的两倍，而且几乎占到了整个欧洲轿车产量的40%。20世纪20年代早期，法国是欧洲轿车生产的领头羊，占了欧洲出口量的一半，此时则下滑到不到1/4的比例，远远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尽管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在英国建立了工厂，亨利·福特的新工厂设在伦敦东部的达格南区，是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轿车生产厂家，但是占据支配地位的仍然是莫里斯和奥斯汀公司，它们都是英国的家族企业，生产大量的小型轿车。如同美国一样，其相关产业如钢和橡胶产业的收益也非常巨大。在电能的利用上，英国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依赖煤炭，即便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26年建立的国家电网，到30年代中期基本覆盖了英国的主要地区，从而使得用电成本降低了一半。1926年，电力的消费者只有176万人，1938年，这一数字则上升到900万人，覆盖了英国3/4的住房。这导致了对电器产品的需求，包括收音机、电熨斗、电炊具以及真空吸尘器等。这些产品以及汽车的销售由于消费品信用贷款的普及而变得更加容易。在消费品信用贷款的问题上，英国通过租用采购系统的实施，其使用与推广比法国要早得多。

在整个30年代，尽管小轿车和冰箱、洗衣机等昂贵的耐用消费品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的事情，但是工人阶层中的很多人也的确需要收音机和电熨斗。这同样受益于私人建筑商以及地方当局营造简易住宅推动的房屋市场的繁荣，它们与新建的公路以及电气化一起，加快了英格兰的工业化进程，结果导致半独立式的别墅呈现出带状发展的态势。其建筑风格是仿都铎王朝的，从而形成了一种典型的乡村景象，这令纯粹的美学家感到非常震惊。诗人约翰·贝杰曼在1937年高呼：“来吧，亲爱的炸弹，落在泥沼里吧，你现在不适合人类。”但是，一种新型的家庭模式却开始出现，室内的卫生间、安装好的浴室、一些用来减轻每日苦差事的家用电器，甚至开辟新的活动空间和机会的轿车是其典型特征，而这些使得20世纪30年代成为成千上万英国家庭改变面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当然，这些新兴工业和都市化的影响也不应该被过分夸大，它具有地域上的特点，主要集中在英格兰的东南部及中部地区。尽管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找到新工作的需要，大约100万的劳动力从经济萧条的北部和威尔士地区迁移到东南部，但是更多的人口则是固定不动的，继续保持着失业状态。 也许有人会说英国能够在资本主义的危机中幸存下来，其代价就是其人口贫困化比例较小，这些人口主要集中于老工业区，包括英格兰北部、威尔士南部和苏格兰中部，这些地区的主要产业是煤炭、钢铁、纺织业和造船业，而这些行业在战后都纷纷崩溃了。位于伦敦最北部边缘的圣奥尔本1934年的失业率低于4%，而在贾罗和泰恩赛德，一半的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在威尔士的“钢城”——梅瑟蒂德菲尔，其比例则达到2/3。很多的萧条区都是工党的据点，在1931年工党分裂成立国民政府之后，许多人退党了。经济上的边缘化以及政治上的不满，在英国强化了政治上的相对平衡感，这与20世纪30年代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稳定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这一主题可以被放大来看。20世纪20年代的企业合并浪潮加剧了英国工业领域中卡特尔化和限制性的趋向。所谓的“合理化”实际也经常意味着保护市场份额的低风险的防御型战略，不推行激烈的改组或者重建。在1920—1921年的经济繁荣过程之中，管理部门、劳动者和已经投入重金的银行都在让事情按既定方式运转的这一方面存有既定的利益，但是事实上这种运转是无利可图的。这不仅在煤炭、棉纺和钢铁行业中充分体现出来，甚至在诸如轿车制造这些新兴工业中也已经体现出来。这些英国公司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产品，但却没有按照标准化的进程来生产。1938年，英国最大的6个轿车生产商生产出40种不同的发动机，甚至还有更多的底盘和不同的车型，这有利于他们在中产阶级中保持有利可图的市场，但是却阻止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和促进繁荣的努力，因而不能闯入美国模式的那种大众化市场。安全的操作缓冲了大危机带来的震荡，但是却损害了英国的长期竞争力，这在1945年之后变得尤其明显。

也许最大的，也是最舒服的保护层就是新的关税壁垒。30年来，关于实施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的争论不断上演，这损害了英国的政治。但是经济大危机以及保守党主导的国民政府的上台，使得内维尔·张伯伦有了大展拳脚的机会，他担任财政大臣，并在这个岗位上开始完成他父亲就已经开始了的这项工作。1932年2月4日，在英国众议院旁听席里坐着乔的遗孀和孩子们，内维尔骄傲地宣布，要对绝大多数的进口商品至少征收10%的关税，这也是将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的终结。那年夏天，渥太华的经济会议同意从英帝国进口的产品享有优先的权利，作为回报，对英国的出口也做出一些让步。1930年，大约有83%的进口到英国的商品是免税的，1932年，这个比例只有25%。这种保护对于英国经济的总体恢复的作用非常有限，但是它却加快了英国的贸易从全球到英帝国内部的转变。1930年，英国出口到帝国境内的产品比例从占据英国出口总量的43.5%在1938年上升到50%，进口则从29%上升到超过40%。英国正在姗姗来迟地践行着法国从19世纪晚期就已经开始一步步走过的道路，用保护帝国市场的方式来支撑国内已经不具备全球竞争力的工业。这里再度验证了这样一个事实，能够应付短期经济危机的政策将损害英国产品的长期竞争力。

与发达世界的大多数国家相比，英国比较平稳地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得以幸免于难，尽管这是建立在货币贬值和保护主义的基础上的，是为了保证国内平衡的“狭隘的资本主义”。 但这也是事后看来才非常清晰的。20世纪30年代早期，关于英国的资本主义能否在经济大危机中幸存，以及是否这就是金本位制的终结，都是有严重争议的。同时，第二届工党政府非常丢脸地倒台，给英国的左派带来了十分麻烦的问题，即社会主义能否从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和平地进化而成。这种争论不仅仅限于英国的情况，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这样写道：“1931年，全世界的人，无论男女，都在认真考虑并且公开讨论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西方的社会是否可能就此崩溃了。”

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社会出现于苏联。20世纪30年代早期，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危险已经消退了，这与1919年那种担忧的气氛完全不同。现在的苏联被看成是斯大林的国家，和列宁时期是不一样的，这个国家脱离了全球的舞台，在自己的国土之内实行了具有史诗般意义的现代化进程。确切地说，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取得的成就很难加以评判，苏联的统计数据不仅不充分，而且很多是故意伪造的。当然，其结果的广泛性是清晰可见的，苏联经济和社会的转型比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还具有革命性的特征。从1929年开始的10年间，大约有2500万以畜力进行耕作的农民被并入了25万个集体农庄，并且得到8000个机器拖拉机站的支持。苏联选择了美国大规模生产的模式，这一点远远超过英国和西欧，苏联由此创建了主要的新兴工业，比如说机动车制造业（1928年生产了700辆卡车，10年之后则超过了18万辆），还包括机床、飞机以及各种有关军备的行业。斯大林，全名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这个名字被其政党所采用，它的意思是“钢铁英雄”，而钢铁确实是他工业革命的最核心部分。“我们正在成为一个金属之国，一个汽车之国，一个拖拉机之国，”他在1929年正式宣称，“当我们把苏联置于汽车之上、把农民放在拖拉机里，就让自夸自己的‘文明’非常有价值的资本主义努力追赶我们吧！”对斯大林来说，比民族自豪感更为紧迫的是对另一场大战的恐惧，“我们落后于发达国家50年，甚至是100年，”他在1931年发出警告，“我们必须在10年之内完成追赶的历程，如果我们做不到这一点，就必定走向失败。”

斯大林革命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就是巨大的形象工程，比如说建立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的钢铁联合企业，建立在乌拉尔的“磁山”工程（这是模仿美国在印第安纳州的加利钢铁厂建立的），以及在伏尔加河上高尔基市建立的巨大的轿车厂（这是仿照福特在密歇根的迪尔伯思工厂建立的）。斯大林认为这些都是证明苏联可以赶上甚至超过资本主义的非常重要的象征。关于资本主义的恶魔般的景象，为这个政权的残酷和效率低下提供了辩解的万能理由，这和西方在1919年把布尔什维克政权看成是妖怪有点对等性。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认为历史似乎是站在他一边的，当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开始大规模生产的时候（它的多种缺点已经被掩盖住了），曾经使大战期间美国发光的明星加利钢铁厂看起来已经锈烂了。美国的钢铁生产量从1929年的6000万吨下降到1932年的1500万吨。

斯大林的伟大规划及其万能的五年计划不断被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所称颂，他们认为苏联提供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证据，即自私的个人主义已经被为了所有人福利的集体性的改革运动打垮了。现在回顾起来，这些同路人具有不可思议的轻信的特征。例如，比阿特丽斯和西德尼·韦伯，是一对信奉费边社会主义的老夫妇。尽管在外表上他们看起来不像是一对，比阿特丽斯是一位个子很高、面目清秀的女士，她长着鹰钩一样的鼻子，拥有令人感到恐怖的能量；西德尼身材微胖，蓄着山羊胡子，戴着夹鼻眼镜，有一点伦敦口音。从世纪之交开始，他们就着手进行大量的开创性工作，领域涉及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但是他们也非常克制地认为，可以和平地、逐渐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在1931年的经济大危机期间，他们的论调彻底改变了。比阿特丽斯在私下里开始怀疑从“资本主义转向平等的文明”这种和平转变的“不可避免性”与“实践的可能性”问题。她认为，麦克唐纳工党政府的垮台，“是美国和英国金融家们取得的胜利”，也是“公开宣告”了“资本主义独裁”的确立，而麦克唐纳已经成为这一政权的傀儡，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1931年9月，她的反应是，“在下一个10年的时间里”，“我们将逐步了解到，究竟是美国式的资本主义，还是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能够给人类的大多数创造更幸福的生活模式”。无论其中哪一种文化获胜，她都坚信我们将紧随其后，如法炮制，因为当时已经没有可行的第三条道路。她把这场斗争比拟成发生在中世纪末期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展开的“欧洲灵魂之争”。比阿特丽斯也同时声明：“毫无疑问，我们将选择站在俄国这边。”

1932年夏天，他们开启了一场朝圣之旅，他们来到苏联，写了两本书《苏维埃共产主义：一种新的文明？》，该书长达1100页，1935年11月出版。两年后这本书重印再版的时候，韦伯把书名中的问号去掉了，坚信苏联已经真正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明，其主要特征是“为了集体的社会消费实施有计划的生产”，以及根植于科学中的意识形态，“拒绝弥漫于整个西方的迷信和巫术”。就像他们的其他所有书籍一样，《苏维埃共产主义》一书晦涩难懂，传记作家玛格丽特·科尔曾经把西德尼的文风比喻成无限长的超负荷运载的货车。但是这一次，他们发射出的“重型火炮”好像是“明显被不信任和扭曲所操纵的第五纵队”一样。这本书看起来完全是被苏维埃的统计数据和声明等表面的东西所支撑，这些是这本书的主要资料来源。这本书也提及了对俄国社会的蔑视（“其民众中的大量的文盲、迷信，特别是病态的甚至可以说是遍及各处的野蛮状态”），这些可以成为革命具有长期的暴力和残忍的理由。韦伯无视发生在乌克兰的大饥荒，以及对于斯大林是一个独裁者的判断。“我们并不认为该党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所操纵，或者说斯大林是希望得到那样一个位置的人。” 私下里，当然他们也有怀疑，1937—1938年，比阿特丽斯研究了关于大清洗与做样子的公开审判的报告，担心斯大林及其派系小集团“也许会丢掉脑袋”。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一直坚持自己的信仰。

韦伯并不是孤军奋战。20世纪30年代，他们夫妇也有其同路人，在这里他们的观点有点类似“文艺复兴运动的后记”，他们把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看作是“进步”的体现，代表着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社会的最新与最好的希望版本。姑且不论他们的理性成分，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实现了信仰的飞跃，这主要是由于1931年工党的作为让他们幻想破灭而最终觉醒。 当然，只有极少数人放弃了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坚守而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哈罗德·拉斯基是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政治学教授，面色严肃，个子不高，他是英国顶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1934年他访问了苏联，并公开声称他毕生关于社会主义的“梦想”已经“变成了现实”。但是拉斯基也质疑，为什么韦伯对于斯大林的清洗与做样子的公审视而不见。按照一本传记的提法，他“把苏维埃俄国看作是新型文明来临的预兆，但是其罪行却使他的心破碎了” ，这是阿尔弗雷德·金曼总结出来的，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他是一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后来成为研究撒切尔主义的专家，这句话总结出了这些同路人的精神演变历程。如果苏联这一天堂并不存在，那么还需发明使社会主义信仰具体化的模式。他们并不是被苏联的宣传所欺骗，更多的是在苏联宣传的辅助下，他们进行了自我的欺骗。

工党非常谨慎地使自己远离共产主义者及其同路人。它的一些领导人物，如克莱门特·艾德礼和工会领袖欧内斯特·贝文都是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他们非常警觉，认为英国共产党自从20世纪20年代晚期就已经开始斯大林化了。当然，工党也受到了斯大林革命的影响，不过是以它自己的方式。20世纪20年代，工党“构想的社会主义是脱胎于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社会，通过提高社会福利、教育水平，以及推进国际和平，为共同的所有权铺平道路”。1931年选举上的混乱并没有动摇工党对于议会民主的遵守，但它也开始推动了对费边式渐进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相对于草根式的社会主义的那种模式，即在地方层面尽可能地掌控必要的社会福利，工党寻求全国范围的解决方案，特别是通过全面的经济计划拥有对关键性工业行业的管理权。尽管工党坚持认为英国与苏联不同，但是在意识形态上也的确受到其想象中的苏联计划经济成功的影响。他们坚信苏联的计划经济可以而且应该被改造成适应西方的模式。休·达尔顿是工党新模式的建筑师，他在1932年访问苏联之后说：“我坚信这一点，我们国家也应该采纳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原则，否则我们找不到解决经济困境的出口。如果苏联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且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成果，那么如果我们在英格兰实施这一计划，那将会多么有成效啊！”

计划不仅仅是左派的专利，它也被中右派的保守党所使用，保守党也受到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普遍怀疑的影响。他们采纳的案例不仅仅局限在苏联。例如，在1927年，哈罗德·麦克米伦、罗伯特·布思比和奥利弗·斯坦利，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前途的保守党成员，他们出版了《工业与国家》一书，书中表明，这种巨型的经济活动，虽然引发的原因是多样的，而且在整个世界上是周期性地蜂拥而来，它不可能被阻止，更不可能经由个人进行准确的预测，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政府掌握或者控制。战争时期使得预先设定的经济准则成为泡影，却使理论上不可能的一些东西成为现实，排除了似乎不可移动的障碍物，创造了新的意想不到的形势。萦绕在这些成员脑海中的是1914—1918年的广泛的控制，诸如对铁路、海运以及煤矿的国有化，对于股票市场的调节，还有征兵活动等。但是所有措施在战后都被颠覆了，因此，“到目前为止，立法中关于当今对于贸易和工业的管理可以追溯到那个时期”，他们也表示疑问，这是否“是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现代经济的最好方式呢？”可以肯定的是，英国已经从维多利亚晚期的陈规中解放出来，包括金本位制和自由贸易等，在不干涉的自由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上，英国应该说正在逐步成长。

这些问题在1931年之后显得更为中肯。在大规模失业所导致的贫穷和损耗面前，麦克米伦十分震惊，他的迪赛德选区在大危机中损失惨重。30年之后，在撰写回忆录的时候他记忆犹新：“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脸上写满绝望的人们，很多人沿着斯托克顿大街来回流浪。”他在1938年的反省认为，这场经济大危机的一个后果就是“把人们的思想从战前的经济定律中解放出来，人们长期以来一直屈从于这一所谓的经济正统思想”。对于麦克米伦来说，经济的计划性逐渐成为他所宣称的“中间道路”的一个核心特征，这种中间道路就是介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与“极权独裁”之间的道路，这一道路将证明“自由和效率可以有机地结合起来，因此介于保守与革命之间的民主也终将得以保留”。 作为保守党的右派，麦克米伦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正在描绘一幅新型的历史画面，到1931年的时候，已经完成了从1914年开始的对于战前的所谓真理的瓦解，但是他们并没有采纳保护主义的灵丹妙药，他们主张把计划作为改良资本主义发展的未来前景。很多支持国民政府的工党成员也非常认可麦克米伦关于中间道路的提法。1935年，“未来五年集团”（The Next Five Years Group）建立了，这是一位工党中的贵族人物克利福德·艾伦独创的点子。尽管这一组织的名字似乎与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相呼应，但是其使命却是典型的英国式的，即在五年的议会任期内可以做些什么。该集团的宣言坚持认为，“关于具有完全竞争性的资本主义体系的观念，与国家所有、调节和控制的观念的”“历史性的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完全没有打中目标”，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在任何情况下，英国实际运作的系统都是两者的混合，多年来一直如此”。

对这种“中间论”的强化，成为英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这里我们将分析另外一个原因，为什么英国避免了在欧洲大陆非常普遍的极左或者极右的倾向。计划的概念吸引了温和的保守党人、工党和自由党人，以及来自商界的很多重要人物。成立于1931年的压力集团是英国政治经济委员会，其创立者包括英格兰银行董事巴兹尔·布莱柯特爵士，以及玛莎百货的副主席伊瑟尔·西弗。这个委员会为美国早期的新政雀跃欢呼，特别是其强调计划性的《国家复兴法案》，1935年，劳合·乔治公开呼吁要实施“英国式的新政”。罗斯福的动态领导模式成了敲打麦克唐纳及他的那些暮气沉沉的同仁们的一根大棒。1933年自由派人物维奥莱特·伯纳姆·卡特指出，只有“行动、远见和治国之才才能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世界”，“就像美国现在展示给我们的一样”。但是罗斯福的美国从来不能理解英国对于斯大林统治下的俄国的想象。即使英国政治经济委员会（PEP）的宽幅印刷品《计划》中引用了罗斯福新政，但是对罗斯福的政策，主要是赞扬他勇敢的领导力。而保守的《每日电讯》傲慢地指出：“罗斯福新政的社会立法中最显著的特征在英国已经持续两代人的时间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并没有被看作是未来世界发展的一个模板，更不要说是“新型文明”的胚胎了。

关于资本主义的一种非常独特的评论来自于凯恩斯，他的论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1936年2月出版。与强硬的左派不同，凯恩斯并不认为大危机是资本主义最后面临的危机。1931年11月，他评论说，“经济上的问题”，“只不过是可怕的混乱问题，是短暂的、不必要的混乱”。 在寻找政策的补救措施之时，无论社会主义还是计划经济都没有打动凯恩斯。未来的计划主义者想要取代失败的市场力量，但是凯恩斯“想要的是用充足的需求供应市场体系，保持充分的就业”。尽管大危机不是他论著的主要分析对象，但却是促使他思考正统经济学的重要激发因素，动摇了他对于诸如降低工资和利率等传统调整措施的信念。但是凯恩斯的建议在20世纪30年代的影响极为有限。无论经济学家还是政治家，花了多年的时间才真正消化了这本非常复杂、看起来杂乱无章的书籍。他在书中对于国家扮演的角色的提议，即国家应该扮演弥补生产能力与消费能力之间的鸿沟的这一角色，只有在另一场战争爆发之后才被真正地实施起来。

所有的作者都有这样一种感觉，这场危机的延长将超过资本主义本身。看起来，相比于经济学家的身份，凯恩斯更像一位精神上的哲学家。他在为这一时代寻找新的确定性，因为这一时代已经丧失了其宗教信仰，因此也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行动的指南针。他并不热爱资本主义，但是他坚信资本主义必须被加固，因为整个社会和文明都依赖于资本主义。同样地，麦克米伦辩解称，“经济的进步”对于民主和自由的幸存是至关重要的，而这反过来“对于科学、艺术和教育等分支的进步”又是非常必要的。 克利福德·艾伦本人哀叹道，20世纪很多国家似乎又要回到欧洲历史上极权的黑暗时代了。这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一战不仅使资本主义陷入极度混乱的状态，也削弱了文明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