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中的大英——帝国

一战向整个世界甚至是我们国家自身的民众证明了，或者说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大英帝国绝对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长期被忽视的一支有生力量。

——大卫·劳合·乔治，1921

20世纪的问题是肤色界线的问题——是发生在亚洲、非洲、美洲和海洋岛屿上，深色人种与浅色人种的关系问题。

——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1903

在英国，现在人们对于大战的记忆主要局限于它是一场欧洲的冲突。我们脑海中关于一战的画面，可能是废墟中的伊普尔，黏重的佛兰德斯泥沼，也可能是索姆河被毁坏的景色。鲁伯特·布鲁克在《战士》中有这样一句台词，“世界的某些角落，那是永远的英格兰”，它使人们想起沿着西部战线布满的青翠的墓地，布鲁克本人也被埋葬在爱琴海的一个荒凉小岛之上。战争的结果也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从欧洲的视角体现出来。就像我们在前两章看到的一样，罗曼诺夫王朝、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在1917—1918年纷纷崩塌，导致了一大批国家的诞生，这些国家政治不稳定，彼此之间充满敌意，因而处于一种非常狂躁的状态，这些都成为另一场欧洲冲突的根源。

诚然，一战是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战争，产生了全球性的影响。大战结束之际，德国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被瓜分了，统治近东地区长达400余年的奥斯曼帝国也瓦解了。几个主要的战胜国重新瓜分了德国的殖民地，这引起了中国的长期愤慨。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地区，则诞生了五个新的国家，它们的建立主要是基于民族原则，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和外约旦。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欧洲似乎非常熟悉这种模式，不过在近东地区，民族很大程度上是人造的一个概念，它们只是存在于由英美两国设定的新的帝国框架之内。

在这一进程中，尽管有所谓的“威尔逊时刻”，但美国更主要的角色是一个旁观者。虽然威尔逊自决权的口号和民主的宣传激励着反对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但如果说1919年是“国际事务中帝国秩序结束的开端”也太言过其实了。 与此相反，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观察分析的结果是，一战事实上是“帝国的时刻”，当时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都蹒跚地走到了其巅峰时刻，“与其他交战国相比，它们损失的较少，但是收益却很大”。它们的成功主要是在1918年6月，从欧洲大陆失败的鬼门关中取得的“帝国的胜利”。 这种“战争帝国主义”对于英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也波及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国家。

当今人们很难想象的是，20世纪早期，英国领导人的帝国主要是一种“家庭式”的帝国。 他们思考的方式是帝国的，认为不列颠是一个帝国式的国家，这实际也是他们英国公民性概念最核心的一点。然而，同样重要的是，他们的帝国与现在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模式是不一致的，现代的观念认为帝国主义就是西方对于其他地区实施的铁腕统治，而英帝国并不是这样的。尽管在1900年左右，英帝国包含了4亿人口，其中10%居住在不列颠，75%居住在印度，但实际上这种局面更像是一个大杂烩。当时，大英帝国内部只有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殖民地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它们已经按照议会政治的模式实现了自主治理。在英帝国范围内，更多的是直接管理的殖民地，从印度到尼日利亚，英国官员都是通过与当地精英们合作的方式，来保证最为重要的战略和经济的收益。这个帝国既包括如直布罗陀这类重要的堡垒和要塞，以及如埃及这类军事占领区，也包括类似于皮特克恩(宽度仅仅两英里）这样外围的太平洋小岛。加拿大和印度的获得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反法战争，而英属非洲是在维多利亚时代晚期通过分割的方式得来的。

最初，对于这些成分混杂的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印度，英国的目标主要是追求商业上的影响，但是英国逐渐，而且有时是不情愿地获得了统治权。事实上，英国的全球霸权主要来自于其巨大的商业和运输网络，以及从伦敦辐射出去的投资和金融服务，这些主要是面向那些非正式的殖民地国家，包括中国、阿根廷和美国（1914年，在英国的对外投资中占到了1/5）。英国的“无形帝国” 则比法国更为广泛，经济上也更为重要，当时法国商业海军的吨位只是英国的12%。与其以欧洲为中心的防务优势相一致和配合，法国的投资主要集中于沙皇俄国而不是其殖民地，1914年，前者占法国总投资的25%，后者仅占9%。

英国的帝国，无论有形的，还是无形的，后来都被证明对于进行战争是至关重要的。早在1904年，英国制订的军事计划就预测到，如果未来英德之间爆发一场冲突的话，那将是一场“大象与鲸鱼之间的战斗”，因为每一方“尽管都在某一层面具有优势，但是每一方都会发现很难把自己的优势转化成向对方施加的压力”。当战争真的在10年之后爆发之时，德国这一欧洲大陆的陆地强国已经发展起像鲸鱼一样强大的、难以对付的U型潜水艇舰队。但是英国这一传统的海上强国，最终也证明了自己更像是一个两栖动物，它运用自己对海上力量的控制权，从帝国范围内和英国本土动员了大量的军队，不仅把他们部署在法国，而且也分布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英国在海外部署的军人总数是700万，其中约500万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大约占70%），15%来自印度，其余的15%来自4个主要的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众所周知当时是由白人统治的。尽管法国也从黑非洲动员了一些力量，但是还没有任何其他的交战国如此依赖于殖民地的人力资源。在英国看来，这场帝国战争的努力同时也是帝国建设的手段。1918年11月，英国的67个师中，有54个在法国进行战斗，这些部队涉及英国12个统治区域中的10个，而且这些部队越来越发挥着突击队的作用。英国主要是依靠南非的军队夺得了西南部和东部的大量德国殖民地。而在1917—1918年，也主要是由印度人组成的大约100万人的军队，征服了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地区。

当然，这种帝国的辉煌时刻是没有被预见到的，也很大程度上是没有计划性的。1914年，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一个英国内阁委员会庄重地宣布，战争的目标不是要获得更多的领土，任何欧洲之外进行的获得领土的战役必须用当地人来完成，因为英国军队无法从西线脱身。 当时，德国的巡洋舰不断威胁英国的供应和交通线，皇家海军下决心要解决这一问题。为此，德国分布于全球的海军基地和装煤基地，以及海底电缆网与无线电站，就成为皇家海军重要的打击目标。但英国用来从事这些行动的力量依赖的主要是当地的力量，然而这些力量也有着自己的雄心壮志。在太平洋地区，来自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军队仅仅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就占领了萨摩亚群岛和新几内亚，但是他们追求对这些地区的长期兼并。英国的盟友日本，在前20年中曾经打败过中国和沙皇俄国，利用了1914年的欧洲危机来扩展在东亚地区的势力。日本并不像英国所期望的那样，仅仅是对付德国的巡洋舰，它很快攫取了德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以及横跨山东半岛的德国人控制的铁路。紧接着，日本又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在中国享有一系列的商业和经济特权。英国的外务部无力改变局面，只好建议内阁“在中国采取忍耐的政策，直到战争结束，那时我们再想办法修复我们的损伤”，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将是痴心妄想。在欧洲战争爆发之后的几个月内，德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领土都落入到了当地力量手中，而且他们没有抽身而出的愿望。

非洲也上演了同样的一幕，机会主义的倾向不断上升。英国最初的目标主要是特定的战略要地，但是战争爆发之后的几个星期，英属西非部队不仅占领了德国在卡米纳的广播电台，而且还占领了它在多哥兰的整个殖民地。法属赤道非洲则具有更大的野心，他们在没有得到巴黎指令的情况下就采取了行动，战胜了顽强抵抗的德国人，在1916年年初，得到了整个的喀麦隆。在南部，英国的南非自治领地也关注于自身收益，就像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太平洋那样。1915年，南非的军队占领原德属西南非洲（今天的纳米比亚），但德属东非是一个非常难以敲碎的坚果。扬·史末资是南非的指挥官，曾经希望战争仅限于白人之间，但是最后也被迫动用来自于西非的黑人军队。即使这样，德属东非的军队并没有投降，一直坚持到1918年11月停战协定签署之后的两个星期。

战争遗留下来的最具有典型意义的帝国遗产体现在中东地区。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曾经是令19世纪的欧洲外交官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现在回顾起来，1914—1918年可以说是这个臭名昭著的“欧洲病夫”最后的亮相仪式。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穆斯塔法·凯末尔的领导下，土耳其才重新获得了新生。但是，新近的学术界已经绘制出一幅更为复杂的晚期奥斯曼帝国的画面，它的命运是由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革命”决定的，而且在1912—1913年失去天主教徒为主的巴尔干半岛区域之后，获得了一种新的伊斯兰教的连贯性。一战期间，重建的奥斯曼军队战斗力非常强，令人震惊，它部署在从亚美尼亚到西奈半岛，从巴格达到贝鲁特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如果断言，1914年的奥斯曼帝国“没有生病，而是被它的敌人所伤，并且最终被谋杀了” ，那么这种论断与事实却相距甚远。但是新近的修正主义过于强调这场总体战争对于奥斯曼帝国致命的后果，就像它对于哈布斯堡王朝的作用一样。修正主义者认为，尽管奥斯曼帝国步履踉跄，但是由于它对非穆斯林地区实施文化和宗教的自治政策，所以还能够蹒跚地继续前行一段时间。也就是说，奥斯曼帝国的崩溃不会像在1918年发生得那样突然，而且也不可能是全面的解体。

一提到“青年土耳其”这一术语，西方人的脑海中浮现出的形象一定是这样的：他们是自由的、现代化的改革派。事实上，团结进步委员会（CUP）的成员们运用这一术语来命名他们的运动，他们实际上是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意识形态，主要受到当时欧洲的种族主义的影响，而这与奥斯曼传统的比较松散的公民民族主义处于一种相对的紧张关系之中。奥斯曼传统的民族主义建立在所有种族和宗教团体对苏丹及其家族统治（对后者而言，“Turk”的意思是“乡巴佬”，起源于安纳托利亚的边远地区）的忠诚基础之上。团结进步委员会则呼吁新的民族意识的觉醒，那就是“土耳其的、穆斯林的和现代的”民族性。 这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不仅仅在内部具有分裂性（1915年，成千上万的信奉天主教的亚美尼亚人遭到大屠杀），而且也具有明显的扩张主义倾向。伊斯梅尔·恩维尔是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人，认为战争是从沙皇俄国的统治中解放位于亚洲的土耳其人的一个绝好机会，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一个大土耳其国家。他对高加索地区特别痴迷，特别是在俄国革命之后，这也是导致奥斯曼帝国1918年在地中海的布防非常薄弱，以致难以抵挡英国攻势的原因。

那时，英国已经把中东地区变成了一个主要的战场，这在1914年是难以想象的。除了明显具有离奇和悲剧色彩的加里波利，这种态势也与我们传统的关于西线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事实上，加里波利行动开始于1915年春季，当时它主要是被设计成一个快速解决方案，试图通过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和炮轰君士坦丁堡达到这一目标。当时英国人认为这样的进攻会导致奥斯曼帝国陷于恐慌状态，并因此很快发出求和申请。这场战役在最高峰的时候动员了高达40万人的军队，但结果却是英国军队在1916年1月丢脸的溃退，英国严重低估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战斗力。1915年晚些时候，印度军队被从巴士拉派往底格里斯河谷，主要任务是保护英国在波斯湾的石油利益，而且英国还希望他们能够占领巴格达，以洗刷加里波利的耻辱。但是，由于土耳其军队的顽强抵抗，再加上运输线崩溃的原因，1916年4月，1.3万人的军队被迫在库特城投降，这种耻辱经常被与1781年的约克镇之战相提并论。加里波利和库特城的惨败使得全英国都陷于悲痛的气氛之中，直接导致了阿斯奎斯政府的倒台。这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折点，此后英国对奥斯曼帝国的战争开始具有更多的复仇色彩。1917年时，一支供应良好的英国军队沿着底格里斯河逼近巴格达，另一支队伍则沿着海岸从埃及出发艰难行军，进入了巴勒斯坦，这是两支主力军，总数大约有100万人。在整个战争期间，英国大约把它1/3的军队部署到了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前线。

除却报复这一因素，意识形态在中东战争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西线陷入僵局的时候，为了鼓舞国内的士气，英国政府对1917年在巴勒斯坦取得的胜利肆意地夸大宣传，认为这是最后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并最终结束了奥斯曼在这块“神圣的土地”上的压迫性统治。这种论调使当时的民众沉浸于《圣经》基督教的情绪之中。劳合·乔治，出身于威尔士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友家庭，为此次在贝尔谢巴、希伯伦、伯大尼和伯利恒的所有地区取得的胜利，特意举行了庆祝活动。他承认：“我在学校时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我对犹太人历史的了解比对本国历史的了解还要多。”但是这种十字军东征式的论调在中东地区是不能予以张扬的。1917年12月，艾蒙德·艾伦比将军进入了耶路撒冷，他是徒步进入这一城市的，这与德国皇帝在1898年的访问形式对比十分鲜明，当时的德国皇帝身披一件白色的斗篷，戴着用羽毛装饰的头盔，骑着高头大马。艾伦比特别注意穆斯林们的反响，因为这在当时的印度是非常重要的一支力量，他承诺要保护好这一块对所有的信仰都非常神圣的地区。巴勒斯坦的进军通过这种方式也显示出英帝国比它的对手更有道德上的优势。

地缘政治危机也在英国的布局中开始显现出来。1918年，苏维埃俄国退出战争之后，德国在法国的胜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对位于里海的巴库油田的占领，这些使英国联想到这样一个噩梦般的画面：德国及其盟友将沿着高加索向印度进军。当时，已经处于惊慌失措中的米尔纳勋爵警告劳合·乔治：“我们必须阻止德国的影响向东扩展，并且进入亚洲的心脏地区。” 当然，随着秋季的到来，英国的担心与恐惧都消失了，因为德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崩溃了，英国军队控制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但是直到今天，伦敦的决策者们都一直认为，中东地区虽然与英国的利益关联不大，但是必须被看作是英帝国地缘政治的主轴。这种战略观念就是一战造成的一个直接后果。

最敏锐地利用这一形势的人是乔治·寇松勋爵，他在1919—1924年担任了英国的外交大臣。按照玛戈特·阿斯奎斯的话说，这是一个“严加装饰的极度自信的人”。在世纪之交，寇松曾经担任过长达七年的驻印度总督，这塑造了他的英国外交政策理念。1901年，他以教皇式的口气预言道：“只要我们能够统治印度，我们就永远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失去印度，我们将沦为三流强国。”站在以印度为中心的视角观察，寇松认为英国在中东的胜利，是加强英国统治的一个黄金般的机会。他甚至希望英国在波斯（伊朗）建立一个保护国，并且在沙皇俄国统治崩溃的高加索地区，建立起几个得到英国支持的独立国家。寇松的继任者，外交大臣贝尔福则持反对意见。他对寇松的观点冷嘲热讽，指出印度的大门“离印度越来越远了”，“我们不能把我们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消耗在这里，教化那些不想被教化的人”。内阁同意了贝尔福的意见，排除了在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长期驻扎的可能性。

但是，即便寇松的想法有些极端， 1919年前后，整个伦敦事实上仍然陷入一种极其兴奋的乐观主义情绪之中。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对中东大部分地区的占领可以转换成为长久发挥作用的势力范围。内阁当时设想通过代理人政权的形式控制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当时还有一种普遍性的看法，认为具有压迫性的土耳其人必须被彻底镇压，甚至要把他们从目前协约国占领的君士坦丁堡驱逐出去。劳合·乔治则被格莱斯顿的热情所点燃，格莱斯顿认为土耳其民族极其野蛮，所以应该恢复希腊人在小亚细亚半岛的影响力，也就是恢复到1453年土耳其摧毁拜占庭帝国之前的状态。这样做就好像在人类的记事录中抹去了500年。

英国人这种积极进取的态度，很容易使我们联想到当今美国傲慢的保守主义，在当时则直接导致了英国与它的战时盟友的对立。在战争中，英法曾经并肩作战，但是1918年12月，也就是欧洲这场史诗般的战争结束三个星期之后，寇松就告诫英国内阁：“将来最值得我们恐惧的大国就是法国。”在巴黎和会上，劳合·乔治一直对提升英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抱有浓厚的个人兴趣，而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则关注于德国和欧洲。法国的外交官们，以及法属殖民地的游说团都十分愤慨，抱怨政府对法国在叙利亚的利益采取了“全面投降”的政策，最后克列孟梭也实行了大棒政策，对于他号称的“英国不加约束的贪婪”愤怒不已。在一次愤怒的争吵中，这位法国总理甚至让英国人选择是用剑还是用手枪进行决斗。 但是在1919年间，两国政府逐渐达成了暂时的妥协，因为这时英国胜利的香槟酒时刻已经转换成了痛苦的宿醉。战争帝国主义带来的兴奋情绪很快被国际关系的现实所冲淡，特别是新的威尔逊主义者对英帝国日益明显的过度伸手政策，以及对英国盟友的承诺，都采取限制性的政策。这三个因素中的任意一个都值得仔细研讨，因为它们将共同塑造英国在中东新的帝国形式。

1918年，威尔逊关于“自决权”和“民族平等”的口号一直深受反对殖民主义者的拥戴和利用。在停战协定签署的那一天，美国驻开罗的总领事报告说：“埃及各阶层的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倾向，认为威尔逊总统主张全世界都应该实行自治，他将保护这个国家的民众自我治理的权利。”一位印度的民族主义者认为，如果威尔逊访问亚洲，他将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就像“人类的任何一位伟大的导师一样，其地位如同基督或者佛祖”。

然而，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看到的一样，其实威尔逊总统对他言辞的含义并没有考虑得那么多。他也存有那个时代大多数美国人具有的种族偏见，认为非白人世界自治权的获得需要通过渐进的改革，而不是突如其来的革命来实现。无论如何，当他在巴黎裁定欧洲问题的时候都困难重重。当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者在巴黎和会进行游说活动的时候，他们经常引用威尔逊的口号，这引起了总统先生的警觉，于是他从国际联盟盟约的草案中删除了这样一个条款，即应用自决权原则来调整将来的领土范围。他同时也避开了其盟友的帝国带来的挑战，默许了英国在埃及建立保护国，有礼貌地承认了来自印度的民族主义愿望，并且不情愿地同意日本占有山东而不是把它归还给中国。威尔逊总统私下里认为，这种解决方案是“从肮脏的过去中得到的最好结果”，但在国际上他也备受谴责，因为他失信于自己的原则。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易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引起了强烈的民众示威游行，愤怒的民众洗劫了与日本串通一气的“民族叛徒”的住宅，抗议活动迅疾地扩展到其他城市，中国在巴黎的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条约》。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的一个传奇，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这样认为。

威尔逊逐渐领悟到，他诱人的华丽辞藻一旦落实到实践层面，将是一个“失望的悲剧”，但是他意识到这一点已经太晚了。1918年11月他乘船横跨大西洋的时候，他一直在想，“人们还将忍受专制统治很多年”，“但是如果千禧年不能马上实现，他们却会把他们的拯救者撕成碎片”。到1919年中期的时候，抱怨愤恨十分普遍。在埃及这个国家，威尔逊认可英国的统治就像一道闪电一样令人震惊，按照新闻记者穆罕默德·海卡尔的回忆，这就像是一场“最丑恶的背叛”。在中国，毛泽东把威尔逊比喻为“热锅上的蚂蚁”，认为威尔逊只是在被克列孟梭和劳合·乔治这样的“小偷们包围的时候，不知道怎样才好”。毛泽东是在五四运动中觉醒的众多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并且转向了共产主义。事实上，在整个殖民地世界，因为威尔逊信誉的崩溃，导致了列宁主义的扩展。但无论威尔逊先生还是列宁，他们关于自决权的论述，现在仍然是国际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威尔逊主义一项更为久远的遗产是委任机构的建立。与以前为帝国而战的历次战争不同，一战中英国并没有直接彻底地实现领土的收益与占领，而是在国联的授权下，对当地的居民实行委任统治。在这点上，威尔逊总统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坚持认为如果允许大国肆意地瓜分“世界上孤立无援的部分”，那么国联就将彻底成为一个“笑柄”。但是法国公开反对总统的提议。南非的扬·史末资坚信英国的利益可以通过披上威尔逊主义的外衣来实现，他进一步发展了委任统治的思想。他最初的想法尚未把这一原则应用到非洲和太平洋殖民地，因为这一地区主要“居住着野蛮人”，“他们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史末资企图吞并原德属西南非（其面积大体相当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把其并入自己的国家。同样，澳大利亚觊觎新几内亚，新西兰瞄准了萨摩亚。在巴黎和会上，威尔逊被澳大利亚总理比利·休斯激怒，后者是一位粗鲁的民族主义者，挥舞着一幅被大致篡改过的地图，坚持认为“澳大利亚就像一座被太平洋上的岛屿包围的堡垒”，这些岛屿对澳大利亚的重要性就像“水对一个城市的重要性”一样。

在总统的启发下，史末资把他的委任方案分为三个层次，这主要是依据他们对于自我统治的准备程度进行划分的。C类是事实上的占领，国联只承担很小的责任，大多数的太平洋占领区都被归入了此类——这也等于事实上给了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充分的行动自由。B类只是略有不同，国联只对其公开的贸易进行监督；在这一层级里，法国和英国（包括史末资）得到了他们在德国所属的非洲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A类的委任统治覆盖的人群，是接近于自治的水平，也就是委任的权力只限于提供“行政的建议和辅助管理”，而不是统治。这也是奥斯曼的中东陷入的层面，这也同时意味着，尽管英国和法国能够随意瓜分这个地区，但是它们必须卷入“冗长的、令人厌烦的和公开的争论之中，争论是围绕对于外国人不民主的统治（这在威尔逊时代之前是被看作完全正常的国家事务）如何被合理化的问题”。这也是委任统治的真正意义，这不是帝国主义的新形式，而是履行国际责任的新制度。

于是威尔逊主义对于英国的新中东帝国施加了一种典型的限制，但同等重要的是英国对全球过度扩展的关注。停战协定签署的时候，英国有350万军队部署在世界各地，但是一年以后，这个数字下降到80万人，1920年11月下降到37万人。1919年早期的兵变使内阁意识到，在和平时期，不能长期实施征兵法案。因此，在延长一年之后，1920年3月，征兵法案失效了，英国重新恢复到战前的志愿兵役制度。现在内阁的责任比1914年之前更大，也更加易变。停战协定签署一年之后，帝国总参谋部的最高长官亨利·威尔逊非常气愤地说道，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地发动了20~30次的战争，他谴责英国的政治领导人“完全不称职，并且不具备统治能力”。威尔逊的对手，菲利普·切利伍德将军则发出警告：“干涉其他民众的事务，一旦养成习惯，尽管在表面上被称作‘和平’，但是这就像‘鸡奸’一样，一旦你开始做这件事情，你就无法停止下来。”

内阁采取新军事干涉的倾向不是唯一的问题，1919年英国同样面临着核心殖民地的反抗问题。3月，对于埃及民族主义倡导者的镇压激起了罢工、游行和破坏活动，800人死于这场冲突。5月，阿富汗政府趁机侵入印度，引发了持续整个夏季的边界战争。所有这些都是与新芬党宣布独立同时发生的，当时的爱尔兰正被卷入恐怖和反恐怖的旋涡之中，在1919—1920年的冬天大约牵扯了3万英国军队。强硬的爱尔兰统一派亨利·威尔逊认为爱尔兰是联合王国的有机组成部分，针对当时的形势提出警告，“如果对爱尔兰的暗杀团体投降”，将会对埃及和印度的民族主义鼓动者产生“可悲的，并且非常迅即的影响”。后来他被爱尔兰共和军枪杀了。

一些英国的决策者认为这些麻烦都是伍德罗·威尔逊以及他的“不可能实现的自决权的原则” 造成的，但事实上，原因主要存在于固有的社会之中。自19世纪末期以来，全球的变化呈现出加速发展的特征，由于商品的广泛扩展、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国际市场的形成，农民经济已经被彻底侵蚀掉了。 而欧洲帝国对于世界大战的参与动员更是具有毁灭性的影响，这在埃及的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埃及从1882年被英国占领，但正式层面上奥斯曼帝国一直是埃及的宗主国。然而，奥斯曼帝国在1914年宣战之后，英国实施战时法令，并宣布埃及是英国的“保护国”。战争期间，英国在埃及征收高额的税收，对劳动力和家畜都有大量的需求，并且对食品、武器和运输都实行了严格的控制，这都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活，同时损害了精英们的传统特权。1919年的危机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是在苏丹政府和持不同政见的社会贤达之间展开的，后者运用民众的动乱以及威尔逊的论调作为反抗现政权的政治武器。

尽管埃及的民族主义者认为1919年的运动是一场“革命”，但英国武力的使用以及策略上的让步很快使危机最恶劣的形势得以化解。1922年2月，英国放弃了保护国的提法，承认埃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买通了其政治精英，使他们从公众的不满中解脱出来，这样就破坏了1919年危机之后的邪恶的联盟。英国只保留一些“有限的权利”，包括对外国利益的托管（例如苏伊士运河），监管外交政策和英国军队的调动自由，而这些其实是最为重要的权利。就像寇松所反问的那样：“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果实，为什么要去为它的皮壳操心呢？”

这种模式到处可见。由于过度扩张和身陷困境，1919年之后，英国政府决定从战争帝国主义的兴奋的雄心中撤退。但这在前奥斯曼帝国统治的中东地区困难重重，因为这与它的主要盟国产生了领土交易上的冲突。1916年5月，外交官马克·赛克斯和弗朗索瓦·乔治斯—皮科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把前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在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英国控制了现在的南部伊拉克地区，法国控制了今日的叙利亚和黎巴嫩。同时，亨利·麦克马洪——英国在埃及的最高长官，与侯赛因·本—阿里达成了一致，当时后者是哈希姆家族和控制神圣的麦加卫队（沙里夫）的领导人。麦克马洪对于侯赛因做了虽然模糊但是比较广泛的承诺，允诺战后“阿拉伯世界的独立”，其目的是“把阿拉伯人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并且鼓励他们反对奥斯曼的统治。 当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把所有的秘密条约公诸于众的时候，英国和法国都感到非常尴尬，因为赛克斯—皮科的协议尽管采用了一般性的术语，但是仍然明显地与对哈希姆家族的承诺有矛盾和冲突的地方。

同时，侯赛因—麦克马洪达成的一致，与贝尔福发表的宣言发生了矛盾和冲突。1917年11月，时任英国外务大臣的贝尔福声明，英国政府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为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家园”。尽管贝尔福一再解释“他们不会采取可能危害现居住在巴勒斯坦的非犹太人的权利”的政策，当时非犹太人占据了当地人口总数的90%。从一开始“家园”这个词汇实质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建国的一种委婉说法。《时代》杂志在刊登贝尔福声明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标题“为了犹太人的巴勒斯坦”。

当时，英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就像贝尔福后来承认的那样，英国签署的协定“每一个都不一致，都有矛盾的地方”，而且“没有非常清晰一贯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混乱反映了长期以来伦敦、开罗、德里和巴士拉之间缺乏相互协调的这一状况。设在开罗的最高委员会注意力集中在阿拉伯人身上，夸大了他们发动叛乱的可能性；而在伦敦的政策制定者们，则受到犹太复国主义游说团体的影响，关注于国际上的犹太民族对其盟国可能产生的重要影响。1917年10月，贝尔福对内阁说道，“生存在俄国和美国的大多数犹太人，也许是遍布全世界的犹太人，似乎都青睐于犹太复国主义”，发表一份亲犹太人的声明因此可能会是“在俄国和美国都最为有效的一种宣传”。

英国的外交混乱既是见利忘义的机会主义的恶果，也是由于官僚主义机构的混乱。沙皇俄国崩溃之后，中东地区的问题主要是集中于英国身上。1918年11月，法国在中东驻有1000人的部队。令他们暴怒的是，与土耳其人签订的停战协定完全控制在英国一个舰队司令的手中。伦敦的情绪变得极为乐观，英国对抗了3/4的土耳其军队，同时劳合·乔治指出：“在反对土耳其的战斗中也造成了成千上万的英国士兵的伤亡”，“而其他国家的政府只是派了少量的下层的警察部队，他们主要是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偷抢这些神墓教堂。” 1919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内阁都不愿意与他国分享好不容易得来的胜利成果，所以希望逃避赛克斯与皮科达成的交易，认为那只是在战争的非常时期产生的一个结果。它设想把巴勒斯坦，最好也把叙利亚作为保护埃及的一个缓冲区域。内阁也强化了麦克马洪对于阿拉伯人的保证，1918年11月的声明指出英国和法国一直坚持战斗的原因，是为了被土耳其人压迫的人们获得完全和彻底的解放，是为了土生土长的当地民众拥有对民族政府和行政机构的自由选择的权利。

于是英国在中东的政策既有精打细算的特征，又充满困惑，特别是在关于民族和帝国这一问题上，他们的想法受到诸多困扰。贝尔福观察到，“我们地位最薄弱的地方”，“就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我们故意但是比较正确地拒绝接受自决原则”，在这里“正确地”这个术语只是一个即时的评论。贝尔福尽管是一位比较特别的、充满激情的犹太复国主义的支持者，但他的发言讲话代表着绝大多数英国决策者的观点，他们都认为阿拉伯人并不具备管理自己的能力，这一点与“红色的印度人”（引自一位印度办公室高级官员的说法）是一样的。相反，犹太人被看成（尽管带有淡淡的反犹太的味道）在几个世纪以来善于赚钱和创造历史的民族——这是创建一个国家的胚胎基础。1918年9月，贝尔福通过观察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纯粹的民族问题，就像在波兰、爱沙尼亚的百余个民族中的任何一个一样，都是希望得到我们的支持以获得自决权。”事实上，犹太复国主义者在伦敦与报刊编辑们和政治家们都建立起了非常密切的联系，这种方式与托马斯·马萨里克及其他拥护捷克斯洛伐克建国的活动者方式是一样的。但是游说者中最具说服力的人，例如弗拉迪米尔·雅博廷斯基和哈伊姆·魏茨曼依赖于先前的假设，即犹太人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宗教，这种观点后来在内阁中被普遍地接受。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国领导人认为阿拉伯人是懒惰的、落后的，没有准备好建立一个国家，所以只能实行旧帝国的代理人的政权模式。如今，这种模式按照威尔逊关于自决权的理念，就是委任统治的形式。当时的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太古认为：“我们应该保有阿拉伯的外表，同时保证英国人的最高权威。”

因此，在1919—1920，中东地区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秩序，这既是建立在早期与哈希姆家族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也受到英法妥协情绪的影响。沙里夫·侯赛因的儿子费萨尔曾经领导过反对奥斯曼统治的起义。费萨尔是西方人心目中理想的阿拉伯首领的形象，他个子很高，气质高贵庄严，颇有君主风范，在巴黎和会期间，他给人们留下了非常强大的印象，于是英国人安排他作为英国在叙利亚统治的代理人（当时一位法国外交官讽刺说，这就是戴上阿拉伯帽子的英帝国主义）。 1919年秋天，当人力危机暴露出来的时候，劳合·乔治才姗姗来迟地决定履行赛克斯—皮科协议，并且决定让法国管理叙利亚。英国撤军之后，费萨尔很快被法国驱逐出境。作为对哈希姆家族的一个安慰奖，英国又安排费萨尔担任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代理人，这是由奥斯曼帝国的三个省份拼在一起的，包括巴士拉、巴格达和摩苏尔。英国也建立了侯赛因的兄弟阿卜杜拉在外约旦的统治。外约旦建立于1922—1923，主要是希望借此协调英国对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互相矛盾的承诺。英国官方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委任统治涵盖了一片广阔的、参差不齐的区域，从地中海一直到约旦河，在某些地区甚至深入到了沙漠300英里。通过在河流东部广大但是人口稀疏的区域建立起另一个哈希姆家族的代理政权（外约旦），同时在海岸西部狭窄但是肥沃的黄金地带（也就是重新定义的巴勒斯坦）为犹太人建立了一个家园，英国官员寻求贝尔福宣言中双重诺言的实现，既建立一个犹太人之家，也尊重现在当地人的权利。这两个承诺都在巴勒斯坦和外约旦这两个国家得以体现，虽然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在经济上都不具有可行性。

为了政治上的便利，法国也把它的委任统治地进行了分割，从叙利亚分离出来了一个单独的黎巴嫩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宗教和战略上的因素，就像英国在巴勒斯坦采取的政策一样。自1860年以来，黎巴嫩山区就是奥斯曼帝国境内享有高度自治的一个省份，当时法国一直对于马龙派的天主教团体给予特殊的保护。当法国在1920年接管叙利亚之后，他们答应了马龙派扩大领土面积的要求，把他们的领土从被孤立的腹地向西延伸到海边，从东北深入到肥沃的贝卡谷地，向东几乎到达了大马士革。法国希望这一个“大黎巴嫩”国家成为有价值的代理人政权，完全依赖法国人的保护，同时把贝鲁特和的黎波里建成重要的海军基地，以平衡英国在海法和雅法的势力。但是这一国家的构建制造了巴勒斯坦式的问题，因为额外的领土主要是穆斯林居住的，而且使得碎片化了的天主教团体仅仅占到人口的半数，同时黎巴嫩在叙利亚的扩张在大马士革激起了持久的民族统一主义者的强烈愤怒。

尽管新形成的中东地图沿袭了奥斯曼帝国的行政边界，但是其诞生的国家主要是英国和法国“制造”出来的。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后哈布斯堡王朝时期的政治地图十分相似。但是东欧在前历史时期就存在一些民族和王国，而且战争激发的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对于伦敦和巴黎产生了很大影响。中东的问题与此相反，人们普遍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胜利就意味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而且中东的委任统治，也与后哈布斯堡王朝的国家的民主是不一样的。法国从来不想在中东地区推行民主，它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统治很大程度上是靠武力维系的；英国确实建立了代表机构，但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到1932年，美索不达米亚的委任统治已经转换成一个名义上的独立国家——伊拉克，但是英国仍然牵拉着控制它的绳子，在阿拉伯统治精英中，议会选举掩盖着的是实质上的分赃制度。

在巴勒斯坦这样一个分化的社会，民主是没有任何立足之地的。阿拉伯人拒绝接受犹太人的存在，更不要说进一步的移民了。1922—1923年，他们抵制了试图把穆斯林、基督教徒和犹太人联系在一起来选举立法委员会的计划。因此，英国在巴勒斯坦的统治自动地演变成为皇家殖民地，同时限制犹太人这一被认为具有民主萌芽的民族，但是也拒绝给阿拉伯人进行任何有关议会政治的培训。事实上，巴勒斯坦在英帝国主义的历史上很快被证明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尽管巴勒斯坦是一个被占领的殖民地，但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它实际上是一个移民者的殖民地，只不过这次的移民者不是英国人，而是犹太人。而且，与其他移民者殖民地不同的是，巴勒斯坦地区的移民和当地人似乎永远没有和解的可能性。

英国和法国主要是在沙滩上画线，这既是字面上的含义，也具有隐喻的特征，而它们的理念对这个地区的影响持续至今。在巴勒斯坦，权力的和平转移已经毫无可能，犹太复国主义在1948年取得了优势，并赶走了很多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对于肥沃的约旦河谷的控制在以色列与其邻国的战争中至关重要。再向北一些，“大叙利亚”的思想是悬挂在黎巴嫩独立之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问题，这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冲突中变得非常明显。在伊拉克，英国支持居于少数的逊尼派，反对居于多数的什叶派，而北方的库尔德人则在1958年哈希姆家族被推翻后选择了错误的路线，这将产生非常持久的影响，尤其是在萨达姆·侯赛因的独裁统治之下，这一点非常明显，也非常致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外约旦这个似乎最不适合推行委任统治的地方，逐渐被证明是最具忍耐性的一个国家。尽管长期存在民主的赤字，但阿卜杜拉的哈希姆家族后代的统治一直持续到21世纪。

在今日的中东，很容易看出一战的长长的阴影。当然在后奥斯曼时代移民的错误并没有马上显现出来。20世纪20年代中期发生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叛乱很快被平息下去，巴勒斯坦的局面也一直是可控的。然而，这一地区在1936—1939年发动了暴乱，其原因主要是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来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移民急剧增加。在中东所有的这些国家之中，真正爆炸性的事件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东欧由于民族、国家和民主纠结在一起产生的问题则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了顶峰，这是导致二战爆发的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后奥斯曼的中东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尽管面临威尔逊观点和民族主义鼓吹者的挑战，帝国仍然是当时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态存在。

1918年之后，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还有另外一点需要强调，那就是石油。尽管1914年欧洲投入战争的时候使用的是蒸汽火车，但是赢得战争的燃料是石油，而不是煤炭。内燃机不仅对于坦克和飞机至关重要，而且对军队运输的卡车也是必需的。英国、法国和美国在石油供应方面具有独到的优势，在这一点上远远超过同盟国。就像寇松指出的那样，协约国的胜利是被“石油的浪潮推动起来的”。英国非常珍视石油的作用，内阁大臣莫里斯·汉基在1918年就告诫说，“石油在下次战争中承担的角色就像煤炭在这次战争中的角色一样”，而且“最大的潜在供应基地”就位于波斯湾和美索不达米亚，所以控制这两个地区是“英国战争最为重要的目标”。贝尔福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并且补充道，“我并不在意我们通过什么体制来控制石油”，美索不达米亚的委任统治形式被认为是吞并形式的更好的一种替代物，所需要花费的代价更小，而且看起来也不会引起威尔逊的敏感情绪。英国政府通过控制英国与波斯（伊朗）的石油公司，以及在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金融优势，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对这个地区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享有较大的控制权，而这正是英帝国所缺乏的资源。

透过中东地区，我们需要检验的对象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领导性的帝国，它们是怎么看待和运作它们帝国的复兴的。在这两个帝国中，英国的范围更为广泛，在1918年之后达到了帝国的巅峰时期，统治了地球上将近1/4的领域面积，统治的人口也大致是这一比例，而法国统治了地球上1/10的领土面积和1/20的人口。 在英属印度和移民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这样的层面，法国与英国的资源不具有可比性。与法国相比，英国对殖民地更为重视，形成了对付1918年之后兴起的民族主义的战略手段，而且其手段被证明是代价较小，效果则更为显著。当然，1945年之后，这两个帝国都被证明是“泥足”帝国，都有自己的缺陷，但是因为本章谈论的是这样一个基本观点，英国很快调适自己，适合了20世纪20年代、30年代风向的变化。这种调整的成功强化了英帝国的地位，这在民主化发生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在发挥作用。

英帝国也是一个分散的帝国，它起源于商业，正如帕默斯顿勋爵在维多利亚时代观察得出的结论一样：“对于商业而言，土地不是必需品，我们可以在属于他们的土地上进行商业贸易。”尽管为了保护商业利益，武装力量的使用和直接的统治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式的帝国总归耗资巨大，负担沉重，所以英国的政策是：“如果可能的话，进行非正式的扩张；如果必要的话，进行正式的扩张。” 所以，在较为平静的1830—1932年这个世纪，英帝国是建立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之上的。反观法国，它在工业和运输业方面都无法与英国竞争，所以保持着高度集中的重商主义的政权形式。

法国的政治传统也具有更强的国家干预的特征。大革命最主要的遗产就是形成了一个普遍的理性观念：殖民地被认为是法国家园的延伸，应该使用宗主国的法律，并且应该归巴黎严格控制。其最终的目标是“同化”，把殖民地的“国民”变为法国“公民”，他们可以选举代表加入巴黎的议会，但是适用的选举标准（包括语言能力和接受天主教）是必要的，而且通常具有任意性的特征。例如，在1939年，法属西非洲只有不到1%的人具有公民权。法国主要统治的是一个“国民”的帝国。事实上，在任何法国的殖民地，议会体制都没有运转起来，他们开会的目的只是行使非常有限的预算审查权，没有权利去进行立法提议。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英国。英国创造了一个“和解的帝国”，其方式是英国的移民逐渐使英国的权力融入了当地的自治政府之中，这一点远远超过法兰西帝国，更不要说那些其他的欧洲强权了，到1918年前后，英国移民的数目是非常庞大的，800万在加拿大，500万在澳大利亚，100多万在新西兰，还有140万人在南非。英国总的移民者的数量，主要是来自英格兰，大约占了联合王国4600万人中的1/3。 这与寇松统治的印度是一种形式截然不同的帝国，对于许多英格兰人来说，这也是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东方的英国不是我们熟知的英国”，自由党下议院议员查尔斯·迪尔克在1868年这样评述，在那里，“讨厌的不列颠，与锚和船只一起，构成了神秘的东方专制主义”。

关于英国既能够保持国内的自由，又能够建构在国外的帝国这一问题，一直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革者们关注的问题，他们特别考虑到古代的罗马帝国这一例证，它的共和理念逐渐被军事帝国主义侵蚀掉了。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这种“帝国与自由”的传统的困境，可以在英国的移民者殖民地范围内，也就是迪尔克所称的“大不列颠”繁荣领域内得到很好地解决。这场争论越来越有名，主要是因为剑桥大学的教授约翰·西莱在1883年出版的著作《英格兰的扩张》。1919年，这本书卖出了1.1万本。到1956年，这本书一直在印刷。1956年，发生了苏伊士运河危机，西莱对于英国得到印度深表遗憾，他认为英国在那里没有血缘，甚至没有利益的关系，但是他也知道英国不能轻易脱身，否则印度会再度陷入无政府状态。他对于移民的殖民地充满热情，认为“伟大的不列颠根本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帝国”，而是“英格兰民族进入其他土地的一种自然的延伸”。在这片土地上，“一切都是全新的，一个最先进的民族进入了一个愿意进步的环境之中，在那里，你没有过去，只有无限的未来”。然而，“印度完全属于过去，并且，我也几乎可以说，没有未来”。西莱认为英国执行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种族政策，“在亚洲的专制和在澳大利亚的民主”，而后者更能表达它的真正的价值观。

移民者的殖民地逐渐合并起来，在1867年形成了加拿大自治领，1901年形成了澳大利亚联邦，1907年建成了新西兰自治领，1910年建立了南非联邦。在最后一个案例中，南非联邦是通过残酷的1899—1902年的布尔战争形成的。在战争中，英国征服了讲荷兰语的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但是随即允许它们在联邦范围内享有区域的自治权。这些移民者殖民地拥有自己的行政和立法机构，但是在这种众所周知的“两头政治之下”，一些诸如国防和外交政策的权力是控制在伦敦那里的。到1900年左右的时候，关于移民者的殖民地，也就是目前所称的自治领，是否会走1776年美国殖民地脱离母国的道路引起了很多的争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这似乎是历史的必然逻辑。

一个虽然规模较小，但是眼光敏锐的知识分子团体提出了一个替代性的方案，就是把帝国变成联邦，这种想法主要来源于他们协助南非构建了联邦的形式。这个被称为“圆桌”的集团，建立于1910年，创建者是牛津大学的唐·莱昂内尔·柯蒂斯莱，他们认为缺乏合作的帝国本身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柯蒂斯莱欣赏的是“有机的联邦”这一概念，这意味着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依靠帝国军队控制的征税系统。他的大部分同事没有认识到那种程度，比如说西莱，他认为帝国面临着一种僵硬的选择——联邦或者解体。当时联邦主义比较流行，这一方面是因为各个自治领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美国成功地克服了内战带来的危机而成为经济上的巨人。这种观念在1911—1914年的地方自治危机中引起了更热烈的争论。1911年，尽管当时的新西兰总督约瑟夫·沃德提出了一个较为详尽的联邦蓝图，但是其他自治领的领导人认为它“十分荒唐”，“绝对没有可行性”，于是该方案被否决了。

自治领的战时经历经常被认为是走向独立道路的台阶，但实际上这段历史是比较迂回曲折的。当然，战争期间，既有民族英雄史诗般业绩带来的骄傲（如澳新军团在1915年加里波利取得的成功，抑或1917年加拿大在维米岭发动的进攻），也有对英国人失败的不断增长的愤怒。一位加拿大的内阁大臣如此评论道，尽管伦敦讨论了所有表面上的问题与缺陷，但是真正的问题与缺陷是智力上的。由于缺乏有效的商讨，殖民地的领导者们变得更加愤怒，特别是在他们自己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的时候。加拿大总理罗伯特·博登抱怨说：“不要指望我们在战场上投入40万或者50万的军队，还要我们自愿被当成玩具般的机器人一样任人操控。”1918年秋天，停战协议的谈判正在进行中，但是没有提及自治领，当时澳大利亚的总理比利·休斯大发雷霆，因为他们的地位就相当于“听差或者仆人”一样。休斯对于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为与加拿大和新西兰不同，当时他已经不能对他的国民实施征兵法案了。在1916年10月和1917年12月的投票中，澳大利亚人已经否决了这一法案，尽管是非常勉强的否决，但直接导致了休斯的工党的分裂，使得在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徒占1/5的国家里宗教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当然，这种自治领的新型的民族主义需要更仔细地审视。在某种程度上，它反映了地方主义的侵蚀作用，现在他们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而不是“维多利亚人”或者“新南威尔士人”。这种情况同样在军队发生，这主要是由于损失过重，同时团级单位中士兵的征兵来源的多样化淡化了地方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当他们与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其他盟国的军队并肩作战的时候。但是黑格的军队主要是英国人，联合王国在主要战场投入了来自不列颠本土和自治领的74个师中的64个师，其中80%来自英格兰。毫无疑问，当时这些军队的人，无论来自苏格兰还是其他自治领的士兵都认为自己是完全平等的（他们认为苏格兰人更有亲和力），而英国兵通常被认为是下等的，这显然是对英国不利的。这部分原因是因为一天付一先令，他们买不到啤酒、咖啡，也满足不了基本的需求，但是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则可以做到这一点。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英国军队特殊的等级制度，它坚持推行严格的、卑鄙的、让人唾弃的惩罚制度，并且实行严格的等级分离制度，这与自治领甚至是法国的民族精神相悖而行的。英国军队也没有运用等级来调动人们积极性的这种倾向，他们主要依赖于从公立学校毕业的年轻的“绅士们”进行指挥。在战争期间保持志愿兵役制的澳大利亚人，因为缺乏对军官们的尊敬而臭名昭著，但是这种情况逐渐在大多数自治领的军队中扩散开来，英国兵特别是那些带有北方口音的“小矮子”，被描绘成缺乏本能和智商的笨蛋。一幅澳大利亚的卡通画，描绘了一群英国兵坐在一个荒凉的十字路口的火盆边上，灯柱后面写了一个标志“灯柱角（Lamp Post Corner）”：

澳洲人（路过的）：哎，伙计，这是灯柱角吗？

英国兵：我不知道，我才来到这里一个月。

1916年，黑格及其他英国军队的高级指挥官都认为，管理这样一支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并且没有经验的志愿兵军队，等级制度是唯一的方法。他们应该毫不质疑地去从事最简单的工作，比如在徐进弹幕射击之后，这些人在无人的场地练习走直线。但是1918年的胜利，无论德国还是其同盟国，战胜它们的都是军官指挥的快速行进穿越战场的小分队，这样小分队能够更好地抓住战机，而这依赖的不是服从，是靠小分队的主动性。 由于机遇和良好的训练这两个因素，英国以及自治领的军队都能够胜任这种打法，但是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自治领的军队都由于违反英国军队的纪律被关进了监狱。所以大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质的问题不在于“民族特性”，而在于英国的等级制度。

自治领对英国的战争的指挥问题的抱怨可以进行更加合理地分析。1915年和1916年的重大损失反映了训练的薄弱以及高层的无能。就像黑格和他的下属一样，自治领的指挥官们也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来自堪培拉的历史学家杰弗瑞·格雷注意到，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澳大利亚的将军们和英国将军们一样对澳大利亚士兵的重大伤亡负有责任”。但是到了1918年夏天，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建立起了自己的军团，并且都各自拥有了非常能干的指挥官，分别是受人尊敬的亚瑟·柯里和约翰·莫纳什。他们的手下，由于受过严格的训练，在亚眠战役中都是充当先锋，在战争最后几个月里的其他突破性战役中也是如此，因此在联军中被誉为是最好的突击队。这些胜利不仅应该归功于“殖民地”的非常卓越的战斗精神，这是诸如澳大利亚的查尔斯·比恩之类的民族主义作家所宣称的，而且应该感谢1918年进行战斗的方式。柯里和莫纳什的策略证明了步兵和坦克、空军尤其是炮兵配合的统一运用、密切合作是非常重要的，而这些必需品主要是英国供应给自治领士兵的。同时许多高级指挥官的位置仍然被英国牢牢掌控，当然他们的指挥技术比以前提高了，他们在使柯里和莫纳什名声大噪的战役之前进行了非常细致入微的规划工作。

在外交领域，主题同样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完全的独立。1917年，自治领的领导人迅速解决了再次出现的帝国“联邦”问题，但这次他们盗用了圆桌会议的术语“英联邦”来描述自治的混合状态和已经在英国与自治领之间呈现出来的合作关系。南非的代表扬·史末资将军成为这种新型团体观念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1917年在伦敦他被视为要人，这不仅是因为他在非洲的显赫战功，而且因为他是15年前布尔战争的领导人之一。他的生涯充分显示出英国宽广的包容性，这与普鲁士主义的铁笼子政策是不一样的。对于史末资而言，1906年承认败在英军手下的布尔省区的自治权，是英国对于自由价值观践行的一个最奇妙的标志，所以他罗曼蒂克地认为1906年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时刻”。而且也正是史末资这个人，把大英帝国的世界看作是阳光下的新的场景，他告诉议会两院：“我们不是帝国。德国才是帝国，罗马也是，印度也是，但我们是一个民族的体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体，我们比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帝国都要伟大。”对于新型的英帝国，他称之为“英联邦”。

在巴黎，自治领的领导人得到了最好的待遇，有独立的代表权，同时也是英帝国代表团的成员，史末资称之为“多余的独立”。但是，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我们看到自治领最终与英国渐行渐远。1926年，贝尔福的报告中把它们界定为“自治的”“平等的”社会，“它们与英联邦的关系是非常自由地连接在一起的”。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案》宣布放弃帝国议会拥有制定自治领法令的权利。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策略，目的是为了把南非和爱尔兰留在英联邦之内；其他的自治领基本没被考虑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甚至都没有批准这一法令。这部分是由于自治领在贸易和投资上对于英国的依赖（在下一章里将更充分探讨这一问题），同时也是因为战争之后来自英国的新移民。1920—1929年，大约有181万人从联合王国移居国外，这超过了1900—1909年的那段繁荣期（167万人），他们之中的60%去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但是美国在世纪之交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国家。所有这些都塑造了更深一层的、被称为“英格兰不列颠的民族主义”，这一术语被历史学家约翰·达尔文解构为“作为全球文明代表的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具有一种进攻性的特征，随之而来的是由于战争的胜利，其声望达到了顶峰”。作为在英联邦境内的一个自治领，它们的身份因此是“一种民族地位与帝国身份明显的混合状态”。

所以，这并不是一个从帝国臣民到本国公民的经典的轨迹，我们必须承认自治领的许多人在联合王国内部对于他们的多重身份感到非常舒服，甚至可以说是非常骄傲的。1926年，贝尔福声称，作为一个苏格兰人，他不准备屈服于“大宪章和莎士比亚”，这主要是考虑到“班诺克本和弗洛登战役”的因素。同样，1930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基里·汉考克1930年宣布，尽管“一个国家就像一位善于嫉妒的主妇”，“对于澳大利亚人来讲，由于受到文学的滋养，以及被旧的记忆包围，会同时爱上两块土地”。新西兰对帝国的忠诚是非常狂热的，英国人和新教徒占据了其人口的大多数，也没有像加拿大那样信奉天主教的少数派和澳大利亚居于少数的爱尔兰人。1912—1925年担任新西兰总理的威廉·梅西，出生并成长于阿尔斯特的一个橙带党人之家，他认为英国人就是上帝选择的一个民族。他公开声称，“帝国将持续到时间的最后一刻”，“伦敦永远都是首都”，“1918年3月，拯救我们的只有奇迹，只有神圣的上帝”。

梅西的英国人是上帝选民的宗教观点虽然不能说是离奇古怪，却是比较极端的，但是它也确实提醒我们应该在后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主义浪潮中，相对轻松地看待一战这一时期。即使在澳大利亚经历了战争的痛苦之后，比利·休斯仍然在1919年宣布“我们是英国人，而不仅仅是大英帝国的人”，而他的继任者斯坦利·布鲁斯在1926年仍然坚持认为“英帝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加拿大总理的论调则更为温和，至少是在争取说法语的魁北克地区的投票者的时候体现出这一特点，但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一致的。与约翰·西莱在19世纪80年代的观念不同，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精英和大多数民众都认为自己代表了新的、更好的英国的形象，已经摆脱了等级和阶级的桎梏。他们最先实行无记名投票，男性有普选权，并给予女性投票权（新西兰的女性1893年就获得了选举权，比联合王国大约早了1/4个世纪），他们的民族主义设想都是用比较熟悉的术语表达出来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新的英格兰要比旧的英格兰好得多——这与1918年以后即帝国之后的欧洲不同，这些民族对帝国的态度没有出现两极化。

因此，关于一战的记忆是十分复杂的。以加拿大为例，像澳大利亚一样，1914—1918年经常被比喻为这个国家的诞生时期。当今，这个理解通常是与“他者”联结在一起的，加拿大开始把自己定义为反对英国的地区，当然在此时这种强调是建立在新的包容性的基础之上的。加拿大最壮观的民族战争是维米岭战役，而不是另一场更具有战略影响的战斗，因为正是在1917年的复活节进行的维米岭战役中，加拿大军团的四个师首次团结协同作战。他们的指挥官是陆军元帅朱利安·宾·马歇尔，他在1925年宣称，“正是在那一时刻，9个省区的人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走到了山顶，他们拥有一致的意识形态”，于是维米岭在加拿大成为统一而不是分裂的象征。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四个海外自治领响应自由和帝国的召唤，再度走到了一起，虽然南非是经过投票才决定这样做的。从宪法上讲，根据《威斯敏斯特法案》，它们可以选择中立，就像爱尔兰和其他自治领一样。这里我最终想说的是，在一个帝国与民族共存的世界里，大英帝国的移民者殖民地使得英帝国具有了不同寻常的特征，这体现在英帝国的广度、资源以及内部的互相联系上。这种英国公民性的感觉，主要是在一战期间被强调和神圣化的，这也是1918年留下来的最重要和最持久的遗产。

但是英帝国统治的大部分地区都不是白人，1903年，英国黑人评论家威廉·爱德华·博格哈特·杜波依斯预言，肤色界线将是20世纪最大的问题，而事实上，大英帝国自由的表象下面，也经常有种族的信号释放出来。例如，斯坦利·布鲁斯在谈到澳大利亚的时候认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加以保护的白种人的国家”，他的意思是，这是一个在英国的帮助下能够抵御来自日本的黄祸的乐园。 当关于委任统治的争论进行之际，以及巴勒斯坦的问题暴露出来的时候，关于非白色人种什么时间能具备自我管理能力这一问题引起了普遍的怀疑。40年过去了，西莱关于英国移民者殖民地和征服者殖民地的划分已经显得过于僵化了。“民主”的帝国就是反对“专制的”，但是到了1918年，印度这个西莱的帝国计划中最大的盲点，不可能再被忽视了。当然，印度在大战中的经历及其后果，并不能非常清晰地意味着就走向了1947年英国统治终结之路。

1914年8月，包括15万人的印度军队，是英帝国士兵中最大的受过良好训练的部分。尽管它的主要责任是保卫印度西北部，但是也曾经作为远征军被派往法国，以遏制西线的危机。1914年和1915年，在大部队到来之前，印度军团在伊普尔附近的几个战场进行战斗，在这个潮湿阴冷的冬天里，他们的士气暴跌，随后被部署到中东地区。埃及的保卫，美索不达米亚以及巴勒斯坦的征服都主要是靠印度军团完成的。这支军队大部分来自旁遮普，主要是穆斯林和锡克教徒，英国人认为这两个教派的人与印度人不同，他们是“尚武的种族”。士兵们主要是普通的农民，是被可靠的收入吸引过来的。换句话说，与人们通常对于英国统治时期的印象不同的是，战争时期的印度军队都是志愿兵役者。1918年年末，当时印度的3亿人中，有127万的士兵，这大约是英国战时兵力的1/10。

就像在其他地区一样，战争也彻底搅动了印度的政治与社会。物价至少上涨了两倍，加上灯油之类的必需品的缺乏，导致许多省份出现了罢工、抢劫和暴乱的现象。当时主要的政党印度国大党还是高等级的政治家组成的松散联盟，其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加尔各答、孟买和马德拉斯。他们开始团结行动起来以引导公众的不满。国大党还与主要的伊斯兰政党穆斯林联盟组成了联合阵线，这在当时看起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也反映了穆斯林的担忧，因为当时英国正与伊斯兰教神圣之地的卫兵——奥斯曼帝国的皇帝作战。1916年，两个印度的“地方自治联盟”建立起来，这个名字有意地回应了联合王国早期的争论。他们通过集会、印刷小册子，甚至是歌曲的方式在这块次大陆上传播民族主义的理念，“战争把钟表……提前拨动了50年”，早在1917年3月，出身于老兵的国会政治家马丹·穆罕·马拉维亚就这样说道，他也表达了这样的一种愿望，印度将“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赢得在半个世纪以前几乎不可想象的成功”。

印度抗议的焦点人物是莫罕达斯·甘地，直到1948年他被刺杀之前，他一直在塑造印度的历史。在维多利亚时代的伦敦，他的人生目标是通过系统的学习成为律师，但随后在南非的20年间，他开始涉足政治。甘地在南非主要进行维护印度人群体权益的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从一名衣冠楚楚、西方化的律师，逐渐变身为一个禁欲的精神领袖，他剃去了胡须，穿起了被遗弃的衣服。在南非，甘地也发展起了他的非暴力不抵抗策略，这主要是根植于其精神的变化，他坚决认为民族的自治（斯瓦拉吉）必须开始于个人自治。在他看来，威尔逊主义十分冷酷，甚至主要是宣传工具，他认为最可怕的东西是物质的工业社会，美国和英国同样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代表。他在1909年发布的《印度自治》宣言中说：“印度不仅是被英国踩在脚下，而且也是被现代文明踩在脚下。”甘地断言，英国人“没有带走印度”，“我们已经把它还给他们了”，“我们把英国人留在印度是基于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需要他们的商业”。除非印度人拒绝工业化和国家权力，否则独立仅仅意味着“没有英国人的英国的统治”。

回顾起来，甘地的挺身而出是非常明确和有先知性的，他成为和马丁·路德·金等许多其他类似的人一样的典范，但他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家，本能地为自己在印度政治中寻找机会。在1918年的战争危机中，甘地坚持认为自治联盟的成员有责任支持英国军队实施征兵法。作为公认的和平主义者，很多传记作家都认为甘地的这一立场十分奇怪。其实，甘地的路线与爱尔兰的约翰·雷蒙德及其追随者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们都认为，尽管英国存在各种错误和缺点，但英国在这场战争中是在为自由而战。如果印度在法国的战场上能够忠诚作战，这会与在国内的抗议产生平衡的效果，这样英国更有可能承认印度的“斯瓦拉吉”，他也希望借此“催逼”他所说的“地方自治的不屈不挠的军队”的诞生。通过这种途径，印度将“成为像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那样的帝国内的合作者”，享受“英国人的权利”。但是甘地的运动并没有为英国统治时期征集来多少兵员，同时还激怒了国会的政治家们，到停战协定签订的时候，他的精神紧张到崩溃的程度了。

1919年新年来临之际，甘地改变了策略，这主要是因为民族主义和民主的潮流从欧洲涌向了亚洲。时任印度总督的切姆斯福德子爵决定延长战时政府的紧急权力，以应付无政府状态和革命运动。他在立法委员会中，不顾所有印度成员的反对，强行通过了这一法案。甘地提出了严重的抗议，声称他“不能和平地服从这一法律，这个法律只是体现了权力的意志，而且是一个邪恶的立法”。作为抗议，甘地发起了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是最终他控制不了他的追随者。最暴力的情形发生在旁遮普省的阿姆利则市，在那里财产被掠夺，还有几个欧洲人被杀。1919年4月13日，雷金纳德·戴尔将军指挥的军队强制疏散了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在一个封闭的广场内，军队事先没有发出警告就开枪射击，而且在人们纷纷逃离的时候还在继续射击，这样就产生了戴尔所说的“充分的精神上的影响……这种影响遍及整个旁遮普地区”。即使是官方的估计，也大约有379人死于这场后来被称为“阿姆利则大屠杀”的事件之中。

甘地很快停止了这一运动，他认为在没有经过充分教育的人群中推行“斯瓦拉吉”是犯了一个喜马拉雅山那么大的错误，并且哀叹“这已经走到了没有法律界限的边缘，差点滑向在某些地区已经扎根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甘地随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进行力量重组，并且构建国会政治家们对他的支持。1920年，他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官方一直在粉饰”戴尔的罪行，从而点燃了他的怒火。他呼吁开展与英国当局的“不合作运动”，其动员起来的政治力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主要是从不发达的省份如古吉拉特邦和旁遮普省吸收了低级种姓的人们。但这次运动对于当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并同样发生了他不能控制的暴力行为。1922年2月，暴乱者焚烧了一个警察局，烧死了22名警察，甘地随即宣布取消这场国内进行的运动，断言它已经“远离了正常的轨道”，国会中支持他的领导人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拉杰帕特在狱中哀叹道，多亏甘地的“超级自信”和“冲动”，“我们就这么轻易地被打败了”。

对于英国而言，1921—1922年印度发生的剧变，和在其他地区一样，构成了战争帝国主义的危机而不是帝国本身的危机。英国对使用武力维持帝国的统治秩序丝毫没有感到内疚，“阿姆利则大屠杀”（就像爱尔兰的黑色人种和黄棕色人种一样）都是由于对革命的恐慌而产生的偏差，军队发挥了首要的作用，而不仅仅是作为支持警察的力量。戴尔成为一个替罪羊，甚至丘吉尔这一反对印度独立的铁硬派也在谴责他，尽管他认为射击针对的是激进的恐怖主义，但认为这不应该是“英国的行事方式”。 吸取了这一教训之后，1920—1921年，印度当局做出了一项决定，不能再让甘地通过死亡的方式威胁英国的皇冠，于是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失败后把他投入了监狱。后来成为越南民族运动领导人的胡志明非常明智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甘地和瓦勒拉这样的鼓动者“出生于法国的任何一片殖民地，他们早就被送进了天堂”。

发生在1921—1922年的戏剧性事件预示了下两个10年印度的发展动态。甘地可以发动群众，但是他还没学会卓有成效地运用街头暴力获取政治上的收益。许多议会里的政治家与他结盟主要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因为甘地具有在落后地区和低级种姓之中动员起非常广泛支持的能力。但是他们也担心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危险，也不认同他关于印度未来是一个大农村的设想。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甘地的继承人因此脱颖而出，他坚信印度应该通过社会主义的方针建成一个现代的工业化国家。最为重要的是，甘地从来没有真正能够切断非常复杂的合作纽带，正如他所承认的，这使印度人成为帝国的共犯。事实上，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英国人成功地织成了新的纽带。

问题的主要症结在于印度是否会走向英国采取的移民者殖民地式的道路，这个问题在英国政坛上造成了一种分裂。1917年，寇松声称，那是不可能的，即使做梦都不可能，想让印度成为像澳大利亚或者加拿大那样的自治领，至少是500年之后的事情。贝尔福是主张白人移民者殖民地推行自治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他同意这个观点。他观察到，“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即便在西方，除了在说英语的人群中，议会政治也很少取得成功。而在东方，他们不仅从来没有努力过，而且甚至从来没有这种愿望，只有一小部分受西方影响的知识分子才做过这样的努力”。贝尔福表达了保守派关于印度民族主义的观点，认为这只是亚洲精英们的妄想，根本不具有任何的代表性。

在战后的危机中，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对于印度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决定在印度实行其他白人殖民地早就开始的双头政治。1919年通过的印度政府法案，对于主要的权力机构仍然是严格控制，这反映了保守党的观点；但是把教育和农业这样机构的权力转移给了地方立法机构。同时，法案扩大了建立在税收基础上的选举权，并且自动地给予了所有士兵投票权，因此大约1/10的成年男子，以及少数极为富有的女性获得了选举投票权。尽管这很难说是完全的民主，但是法案仍然可以说在省一级的部门为权力开辟了新的通道，从而转变了印度的政治生态，这很快被国会和穆斯林中敏锐的政治家们所利用。在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1922年的不合作运动停止之后，当时的政治在民族这个层面已经衰退了。

但10年之后，英国政府被迫重新审视这个法案。那时它不得不再度把印度的民族问题放到议事日程中来，而且由于保守党处理这个问题不那么敏锐，这引发了范围更为广泛的危机。英国政府在印度设置了一个完全由白人组成的委员会，印度人只能进行议事，却没有决策权。鲍德温的策略仍然是建立在种族冷落基础之上的统治，也代表了许多保守党人深层的观点，他们认为印度人不具有自我管理的能力。委员会在整个印度创立了一个新的政治焦点——恢复了议会中的各种派系。这使甘地重回民族主义政治领域，并在1930年3月发动了著名的“食盐进军”的斗争。这个头发已经秃落，身裹腰布的老人发动的这次简单的、和平的抗议活动，是反对关于食盐这一生活必需品的税收问题，它戏剧化地把帝国主义的邪恶与不公正呈现在全世界的观众面前，同时在印度开始了新的国内的不合作运动。

除非高层发生政策的调整，否则危机形势将进一步恶化。1929年10月，总督欧文勋爵明确指出，“印度的宪法进步的问题”必须通过“自治领地位的获得”而解决，他同时给在伦敦召开的圆桌会议提供了来自印度不同党派和利益群体的代表——这是一个非常平等的象征。欧文（后来他以哈利法克斯勋爵这一名字而闻名）强烈谴责了受到威尔逊自决权影响而造成的印度的动荡，他认为威尔逊主义已经让“西方世界困惑不已，并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世界”，现在又扩展到亚洲了。但是他也毫不怀疑地指出，他所称的“政府的墨索里尼式的体制”——包括逮捕、驱逐、新闻审查以及“大量的枪杀”将会“使我们试图把印度留在帝国范围之内的努力变得百倍的困难”。他推行的和解政策得到新上台的工党麦克唐纳政府的支持。事实上，如果没有1929—1931年这位思想进步的保守党总督和社会党内阁的合作（这种合作似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的确非常短暂），无论关于自治领地位的宣言，还是圆桌会议的召开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面对这种形势，保守党的强硬派惊恐万分。伯肯恩德勋爵在一次讨论种族问题的会议上明确地声称：“我们不是在处理一个与我们具有同样信仰、同一血缘的子民族的关系。”因为欧文把甘地从监狱里释放出来，并且与他进行了直接的对话，这让保守派更为愤怒。但是，甘地仍然没有足够的筹码，所以决定结束“不合作运动”，并且在没有得到废除食盐税的可靠保证下加入了圆桌会议的会谈（在会议上，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尼赫鲁对此怆然泪下，认为这是对国大党完全独立要求的一种背叛。即便如此，《甘地—欧文协定》仍然激怒了保守党的右翼力量，尤其是丘吉尔特别夸张讽刺地说道：“这令人震惊，也让人恶心”，“看看甘地，本来就是一位煽动性极强的中殿律师学院的律师，现在则在东方过着一种非常著名的苦行僧似的生活，半裸体地大步走上总督官邸的台阶，而且他还在组织挑衅性的国内‘不服从运动’，以此同国王的代表进行平等地谈判。”

关于这一问题，保守党的强硬派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当时保守党的领袖是鲍德温，认为印度是对英国是否具备“民主根基”的“尖刻而最终的检验”。在这一罢工的年代，这反映了他隐含的对于民主面临挑战的担心，这意味着工党准备承担帝国的责任，而保守党也认为具有改革的必要。当鲍德温在1931年以国民政府领导人的身份重返政坛的时候，他支持了宪法下一阶段的改革。虽然遭遇到丘吉尔和保守党强硬派的反对，但是《印度政府法案》仍然在1935年得以通过，在英国议会的议事录中，关于这次法案的通过，共包括1951个发言，1550万个单词，长达4000页。丘吉尔预言这个法案将敲响英帝国在东方的丧钟，但实际上该法案只是继续把印度留在英帝国的一个战略手段，而且也只是对以前白人殖民地方案的一种调整。这次，英国寻求的是把对地方的进一步放权与中央的联邦主义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30年前它对待南非的一种战略。

印度联邦并没有马上取得成功，这主要是因为涉及王室特权维护的冗长的讨论，包括收入、货币、邮政等诸如此类的利益，在1939年二战爆发的时候这些问题还在讨论之中。但是1935年法案所涉及的地方分权问题，却进展得很快。从1937年春天开始，民选的印度诸部长已经掌握了地方政府几乎所有的权力。尽管选举权仍然有财产限制，但也得到了扩大，增加了3000万人，虽然从普选权的角度来看，这些人大约只占总人口的1/6，相当于英国的一个选举区的规模。在1937年的地方选举中，国大党大约得到了一半的席位，且并没有像事先担心的那样抵制选举。相反，国大党的政治家们开始进入地方行政机构，在英属印度的11个省区中的7个组建了多数派的政府。尽管甘地努力弥补公民之间的分裂，但是这时的国大党已经成为一个印度人的政党。

站在1947年这一局外人占优势的点上审视1937年，我们似乎可以辨别出事情即将发生的某种暗示——英帝国的统治已经机能失调，它早就应该承认印度的独立。 国大党迫切想要统治这块次大陆，而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关系的紧张则预示着分离将要走的血腥道路。但是后见之明是有误导性的，1935年的法案是英帝国把权力分流到非白人殖民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这也可以说是所有欧洲帝国的一种尝试。“作为英国统治印度的一种临时方案，它也是比较成功的”，其方式是赋予印度诸部长控制地方政府的广泛的权力，当然这也伴随着保持法律和秩序的责任和耻辱。 这种形势似乎是对20年代中期的一种重复，国大党的政治家们面临他们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崩塌的时候，开始更关注于地方政治。1939年，甘地为了控制国大党，发起了一场更为猛烈的反对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斗争，因为后者开始迷恋于欧洲模式的法西斯主义。同时，尽管在巴基斯坦这块“纯粹的穆斯林的土地”上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是穆斯林的政治仍然一如既往地分崩离析。

1939年后期的僵局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是下次危机的本质以及结局都是无法预见的。1933年，担任两个印度人居住的省份的领导人马尔科姆·黑利爵士已经平安度过了民族主义浪潮风起云涌的10年，这种动荡在20世纪80年代的印度仍然存在，虽然当时的印度已经推行了“不断提升的军队的印度化进程”。 在反对这种动荡的基础上，1918年之后的20年，英国仍然成功地保持了它在印度的帝国统治。同时，英国也在逐渐地有时甚至是残忍地运营印度非常不稳定的政治，使其沿着其他白人殖民地已经走过的道路走下去。

真正削弱英国统治根基的并不是一战，而是它的继任者。1941—1942年日本取得的非同寻常的胜利暴露了英国对亚洲统治存在的问题。在亚洲，是美国——而不是英国——最终颠覆了日本进攻的浪潮。事实上，大战投射在欧洲帝国身上的阴影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新型的帝国主义。

尽管法国和英国都是帝国在欧洲和近东危机的受益者，但是战争也使它们的对手在太平洋地区迅速地崛起，这就是日本和美国的崛起。在这两国内部，帝国和种族问题紧紧缠绕在一起，日本是唯一的非白人强国，而美国也存在非常严重的种族问题，虽然它不断地诡辩它并不是一个殖民帝国。在结束一战的亚洲战场问题上，它们的海军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对英国构成了新的挑战。

巴黎和会上，日本跻身于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参与决定战后世界秩序。这似乎表明了日本过去40年现代化政策的成功，日本成功地运用西方的方式发展成为一个强国，并且建立了包含朝鲜在内的帝国。但是，从种族的观点来看，日本并没有真正感觉到自己是西方俱乐部中的一员，在西方，许多人仍然大声疾呼，污蔑日本是“黄祸”。这种观念来自于法国作家古比诺的作品，他认为世界上存在三大人种——白色人种、黑色人种和黄色人种，这种思想在1900年左右广为传播，而不仅仅是针对日本问题。1908年，知识分子的杂志《太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黄色人种与白色人种的冲突”。在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对日本工人歧视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招致了强烈的抱怨。所以当时似乎存有一种内在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在新的世界秩序里日本被看作“一流强国”，但是在“盎格鲁—撒克逊统治的区域，日本人被看作是二等公民”。

这个问题也与关于日本民主的争论纠结在一起。19世纪末期，日本采取的基本模式是俾斯麦的德国模式，即采取军国主义、寡头政治的统治方式，权力主要掌握在来自少数大宗族的元老级政治家手中。但日本少数人也存有对英国的崇拜，他们被英国的自由贸易和议会政治所吸引，1902年英日结成同盟之后这种想法逐渐被机制化，英国结盟的目标主要是突破它在世纪之交被孤立的局面。在一战期间，主要由英国造船厂装备起来的日本海军，确实对英国的海上力量起到了重要的辅助作用，这既体现在中国海域，也表现在印度的防务问题上。在1917年的危机中，日本的两个小型舰队被派往地中海保护英国的贸易。作为回报，英国支持日本对于德国在中国山东以及北太平洋权益的请求。对于日本而言，这个联盟是非常重要的象征，它意味着日本的大国平等地位首次得到西方最强大国家的承认。

在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对于采纳德国还是英国模式发展道路的争论进一步激化。1918年9月见证了日本首届政党内阁就职，此内阁完全不同于寡头政治，担任过新闻记者和外交官的原敬，成为日本第一位平民首相。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与德国的战败和崩溃，以及威尔逊主义带来的转折几乎是同时发生的。在日本，拥戴民主的那一派，如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预言世界整体的大趋势是在国内民主的完善，以及在国际关系中平等主义的构建。加入国际联盟成为原敬政府的主要目标，但是许多保守派仍然认为国联就是继续盎格鲁—撒克逊统治的一个工具。作为这种思潮的一种反应，日本在巴黎的代表团要求国联盟约写入“平等公正地对待”所有成员国的这一原则，“无论在法理上，还是在实践中，对待种族和民族性的问题，都不应该有任何的差别”。

这一原则，后来成为著名的种族平等条款，它反映了日本对于其移民限制问题长期存在的不满情绪，但是其最重要的目的是检验一下日本是否被真正地赋予国际上的平等地位。“种族平等”这一术语实际上是有误导性的，在日本建立的帝国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中国人和朝鲜人的压迫。对于种族问题，日本存在双重标准，他们认为自己应该与西方平等，但是却认为自己高于亚洲其他民族。除双重标准这一问题，日本的行动方针也把巴黎和会的政策制定者们置于危险的境地。法国忠诚于他们普遍的意识形态，同意签署公正的无争议的这一原则，虽然这实质是破坏而不是有利于维护它的帝国统治。英国对此采取逃避的态度，声称日本的要求主要是针对移民问题，因此这主要是一个关于自治领的问题。这对澳大利亚的比利·休斯推行的“白人澳大利亚”的政策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挑战，本来他试图通过这一点在下一次选举中占据有利地位。他大声责骂，“在同意之前，我应该脱下衣服到塞纳河，或者女神游乐厅去走走”。休斯的煽动性行为非常令人尴尬。南非的博塔总理，虽然不赞成种族平等，但是也对日本代表团表示：“私下里说，我认为他已经疯了。”最终，威尔逊阻止了可能危害联盟建立的这一建议，但是日本一直没有忘记他们要求种族平等被拒绝的这一事实，1946年，裕仁天皇认为这是日本发动二战的主要原因。

一个更为严重的歧视性条款是1924年的美国移民法案，其目的是为了保存美国人口中北欧人的特征。来自于南欧和东欧等斯拉夫国家的移民受到严格的配额限制，而亚洲的移民则被完全禁止。这一法案一直沿用到二战，是建立在长期的对东方人歧视的基础之上。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表面上的原因是东方人作为廉价的劳动力对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构成了威胁，但其实主要是种族的原因。参议员詹姆斯·费伦，是加利福尼亚民主党的领导人，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美国公民不可能从他们之中诞生”，认为他们将成为“破坏美国文明的坏因素”。

许多美国人都相信费伦的种族主义观点，这也有助于理解美国复杂的世界观。就像我们在第一章了解到的那样，美国已经发展出了一种公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都选择适应美国的自由与种族的观点。换句话说，这些也都被包含在美国的民主之中。但是自由也有其局限性，它是被种族所限定的。尽管美国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度，但许多黑人仍然是二等公民，被剥夺了公民权和投票权，居住于加利福尼亚的日本人和中国人也受到同样的严格限制。在一战造成的种族主义的氛围中，许多国会议员都想保持黑人的底层地位，并且力图把黄种人驱逐出去。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种族主义观点主要是因为没有殖民帝国。1898年的美西战争是一场血腥的战争，美国吞并了夏威夷，征服了菲律宾，在这两个地区的暴行很快促使美国人反对任何进一步的殖民冒险行为。美国开始准备从菲律宾脱身的战略，但是仍然试图通过与保守的、拥有土地的精英们的合作维护其经济利益，威尔逊也试图通过在这一岛屿推行的托管制度为国联的委任制度树立一个样板。他宣称，“不管涉及哪个种族”，美国的旗帜“都代表着整个人类的利益”。 1935年，菲律宾被给予自治权，并且得到承诺，10年后它将获得完全的独立。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得以保持其公民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同时否认其帝国主义的特征，追根溯源，这些都根植于1776年的《独立宣言》。

对于日本而言，更为敏感和实际的问题是关于海权的国际新秩序。1914年之前，海军的对立主要在英国和德国之间展开，它们都竞相建立更大、更好的战舰，但是到了战争末期，英国海军人员注意到，“最严重的战略问题”，“已经从北海转移到了太平洋”，这主要是因为德国舰队被摧毁，而美国和日本的海军迅速崛起。1916年，威尔逊已经厌倦了德国和英国海上力量的威胁，同时也出于即将到来的选举的需要，他宣布美国要建成“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白宫对他的发言稿进行了修补，改为“世界上最适当的海军力量”，但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力量，这很快成为一个简单的然而非常有吸引力的爱国口号。但1916年造舰计划并未实现，当美国参战后，它的注意力从战列舰转向了驱逐舰、潜艇以及商船，其原因在于德国U型潜艇在大西洋造成的危急的局面，当时这种潜水艇是悬在英国海军优势地位上的一把剑。

1920年，日本议会通过了新的海军建设计划，这是对美国海上舰队发展的一种回应，同时也是因为美国舰队的目标在战后从大西洋转移到了加利福尼亚。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拥有世界第三大海军力量的日本，现在被看成是美国最大的潜在的敌人。1917年，威尔逊私下里讲道，必须保持“白种人的强大，以对付黄种人”。他还说道，尽管关于日本会入侵加利福尼亚的这种想法是非常“荒唐的”，但是日本攻击菲律宾或者其他外围地区的可能性还是不能够忽视的。从这个角度看，英日同盟是对美国利益的最大威胁。许多美国人根本不相信英国的承诺，说什么这一联盟排除了它们两国发动对美战争的可能性。美国海军委员会是反英的一个重要阵地，1916年的美国海军战争演习仍然包括假设英国对新英格兰地区入侵，随即英国会沿着长岛向曼哈顿进军。

1920年，劳合·乔治意识到，鉴于美国经济力量的强大，如果英国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这将会是在1914年投身一战以来“最大的一项决定”，而且可以想象将“更加困难”。最终，另一场军备竞赛的危险在1920—1921年的裁军压力下化解了，这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急剧下滑以及反战情绪的高涨。美国国务卿查理·埃文斯·休斯，在华盛顿召集了一次特殊的海军会议。在致欢迎词的时候，休斯回避了通常的论调，建议所有的大国10年内在海军建设领域采取冻结政策，他同意放弃美国1916年的计划，但是作为回报，他要求建立起海军力量的模板，即美国和英国在吨位上平等，日本占60%，（5:5:3的比例）。他接着列举出了23艘船只的名字，认为英国皇家海军必须把它们当作废料进行处理。英国代表团非常震惊，并且感觉受到了奇耻大辱。美国的一位新闻记者把英国第一海务大臣贝蒂海军上将比喻成“一条斗牛犬，本来正在洒满阳光的门口台阶上睡觉呢，突然被无礼的、到处行走的肥皂推销员一脚踹到了肚子上”。

虽然英国刚开始被休斯抛出的重磅炸弹炸到了，但是它很快发现相对于发起一场毁灭性的竞争来对抗1916年的美国计划，这种对等原则比较适合英国。无论何时，英国都必须比美国废弃少于50%的吨位，这相当于它所有过时的战舰的吨位。 换句话说，美国真正想要的不是一支强大的海军，而是与英帝国的平等地位。但是对于日本而言，1921—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伤害性的。5:5:3的比例具有明显的歧视性，这就是带有轻蔑性的、后来非常闻名的“劳斯莱斯—劳斯莱斯—福特”公式。而且，英国还宣布终止英日同盟，因为美国认为这一条约的废除是达成任何海军协议的前提。为了不让日本这个讨厌鬼过于失望，日本被纳入关于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条约之中。但是由于1902年以来的英日同盟是日本大国地位的非常重要的象征，它的终结意味着日本处于被冷落的地位。与此同时，英国决定在新加坡建立海军基地的决定是另外一个风中飘来的稻草，这一基地似乎只有在皇家海军被派到东方与日本作战的时候才会被用到。

在5:5:3的比例在10年到期的时候，这个公式又被沿用到小型的海军船只上面，完全没有受到特立独行的丘吉尔进行的另一场运动的影响。在印度，丘吉尔的语言变得更加没有节制，例如，1927年，他对内阁说，尽管毫无疑问与美国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但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不是事实。丘吉尔接着说道，那样的战争将十分愚蠢，并且具有非常大的破坏性，我们不想让自己被美国控制，我们甚至不知道如果有那么一天，美国在关于印度、埃及或者加拿大问题上对我们发号施令，他们将做一些什么事情。丘吉尔的顽固言论只是激起了另一场美国海军建设的狂潮。然而，这个问题就像印度的自治领地位一样，随着1930年工党政府的上台，问题再度得以解决，工党政府把这一平等原则从巡洋舰扩展到战列舰，于是美国的海军建设再度萎缩了。

因此至少就字面而言，皇家海军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而日本的领导人也接受了他们作为福特而不是劳斯莱斯的地位。敌对的帝国主义，就像民族主义在自治领和印度构成的挑战一样，都被遏制住了。关于“泛亚洲主义”的论调，即所有亚洲人团结起来反对白人霸权的这一想法，如同法属非洲的“黑人文化的传统认同”一样，最终只停留在少数知识分子的论述之中。

但是，美国对于海军优势地位的争取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即美国正在挑战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帝国。而且美国的这种构想建立在其庞大的金融与工业实力的基础之上，同时一战已经把它的实力充分展示于世界舞台。美国的全球化对于英国、资本主义以及世界经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在即将发生的空前庞大的经济危机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场危机引起处于边缘地位的德国和日本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最终转化成了两国民族主义政策的基本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