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褪色的米字旗：垂死的帝国

英军从塞得港撤离后，关于苏伊士战争是对是错的争论也渐渐平息了。这个事件走进了历史，它的含义却如此清晰：它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路标，指示了一个拐点，警告人们不要鲁莽驾驶，告诫驾驶员要给动力更强劲的车让路，同时它也指示了从现在起道路开始下行。换句话说，英国终于和它在世界各地肆意妄为的日子说再见了。英国曾是那样一往无前，现在是该让美国这辆更强劲的车超越并全速前进的时候了。权势和地位的下降是英国不得不适应的现实。

在谈论到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权势和地位的下降这个问题时，英国民众也要面对帝国领土的消失。在苏伊士战争结束后的13年里，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远东国家和西印度殖民地都迎来了自己的独立并且变成了版图扩大的英联邦成员。英国及其殖民地受到的创伤非常轻微。外人感到很震惊。自从1958年阿尔及利亚战争使得法国第四共和国垮台，1961年法国军队发生大规模哗变，巴黎出现骚乱以及1961年到1962年阿尔及利亚定居者的秘密军队组织发动大量恐怖主义暴行以来，情况就更是这样了。葡萄牙放弃帝国统治的道路也是曲折血腥的：在1960到1962年间，13.5万名葡萄牙士兵驻守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抗击民族主义政党成员。在1974年4月，这个行动在国内也产生了影响，一场革命爆发，推翻了卡埃塔诺总统的右翼政权。1960年6月，刚果（扎伊尔）从比利时手中获得了独立，不出一个月，这个新国家就开始了无政府状态和屠杀白人定居者的内战。

英国所幸没有遭遇这些动荡，它小心翼翼地避免被拖入没有意义的战争当中。其士兵也没有因为反对非殖民化而发动兵变。肯尼亚和南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也没有在伦敦街头引爆塑胶炸弹。1963年2月，一位亲英的美国社会学家将大英帝国瓦解时出现的相对平稳的状况归结为开明国家精神的进步：

放弃帝国统治的意愿中表现出了的激进的道德变革，对延续旧制度的反对，已经将这种变革表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希望改进生活质量，提升品位，使全人类的各种能力加以提升，使社会变得更加公正、高效，充满人文气息。对印度和非洲人民权利的尊敬正是这种愿景的一部分。

这很令人满意，但不让人感到惊讶。在至少30年的时间里，英国各党派的政治家不断地保证殖民地正走在独立的道路上，尽管他们对殖民地独立的具体时间和方式一直避而不谈。大众对帝国统治的感知一直由官方引导，实际上这就导致了由武装镇压衍生出的任何为维持长久的英国统治而打响的战争都不可能由政府来为它正名。就像在马来亚一样，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种种精心的努力都是为了使大众相信尽管出现了冲突，英国仍会将谋求国民的最大利益谨记在心。在这场战争过程中，马来亚共产党成员的对手、当地总司令陆军元帅杰拉尔德·坦普尔（Gerald Templer）爵士将他的意图告诉了尼克松副总统：

我这样做是要让所有地方的领导人和军队相信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正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作战，一旦游击队被打败，马来西亚就成了他们的国家，是否要继续待在英联邦中就全看他们自己的意愿了。

当时的电视技术还不能直播英国最后的殖民活动，这应该说是幸运的。英国民众没有像美国人一样也拥有一段令人苦恼的经历，因为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人在电视上把越南战争从头看到尾。电视内容震惊了美国人，也无法估测这对于提升反战活动的规模和热情起到了多大的作用。10年前，英国政府已经感觉到了电视在左右公众观点上的潜力，战地摄影记者被严密监控。那些可能被解读为残暴并让人感到不安的镜头被删除。1958年，英国广播公司在塞浦路斯录制了一部纪录片之后，总督休·福特（Hugh Foot）爵士警告殖民事务部的检察人员要留心描绘军队包围村庄以及村民被迫四肢张开面壁站立的镜头。文本更改的工作也必须进行，第一句话“几年前发展平平的英国直辖殖民地”要修改为“几年前持续发展的英国直辖殖民地”。可能是因为“发展平平”会让人产生政府随意、漫不经心的印象。全文中的“恐怖分子”（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也被替换成了“敌军”。

因为冷战的关系，权力已经不可能被移交给共产党人，尽管即使大部分保守党人也满足于让民族主义者也加入政权形成联合政府。总体上来说，去殖民地化的政策也是符合工党意愿的，他们支持加快这一过程。保守党不得不更为谨慎，因为党内右翼势力要么不信任民族主义者，要么对在非洲中东部的白人定居者社区很同情。这个集团在以前的殖民地公务员中寻找天然同盟，这些公务员对于过分关注国家主义者，对种族统治者放任自流的政策非常不满。墨文·惠特利（Mervyn Wheatley）爵士曾担任苏丹的省长，他说只有“有经验的管理者”才能真正走进那些“胸无城府的族人”心中去发现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殖民地政客的表现引起了对权力较少的人的行为的忧虑和嘲讽。1950年，当《主祷文》和《古今圣诗集》在黄金海岸被吟诵的时候，殖民地政策前任保守党发言人加曼斯上尉因为听到其中的上帝被替换为恩克鲁玛的名字而大发雷霆。彼得·辛浦（Peter Simple）是《每日邮报》的一位言辞刻薄的右翼专栏作家，经常嘲笑非洲最初的民主中不合理的部分。1956年黄金海岸选举中“咒语、巫医和木偶的使用”令他觉得特别好笑。另一种值得嘲笑的东西来自帝国忠诚者联盟，这个组织在1954年成立，旨在保卫大英帝国。这个组织的上层领导是一群退休了的高级官员，他们高傲无知又极端保守。过去他们珍视的东西如果出现堕落的迹象，他们就会怒不可遏。上层和中上层阶级的男男女女一边在殖民地的走廊上喝着杜松子酒，一边在谈论并回忆着英格兰。当他们返回家乡的时候，他们思乡之情就会被一扫而光。因为生气引起的高血压和为缓解思乡之情而暴饮暴食引起的脾肥大在这里很常见，而这个联盟对两种情绪都起到了缓解作用。

联盟的纲领留恋大英帝国统治海洋和世界的黄金时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它支持种族隔离和企图恢复帝国，反对亚洲和非洲的民族主义、有色人种移民、联合国、当时的保守党、哈罗德·麦克米伦、犹太人和美国等等一系列势力。这个联盟自认为其任务是使这个国家从对自由的满足中清醒过来，它大部分的精力花在了宣传自身主张并让对手难堪的手段上。1958年，这个联盟的活动者打断了保守党会议，但被群起而攻之。在1962年7月，他们打断了麦克米伦为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 Thant）设下的晚宴。就像其他在政治舞台边缘的极端团体，这个联盟也十分脆弱，有时他们不到百人的成员不知为什么就会接受其他奇怪且没有希望的主张。他们的一场场闹剧除了少数登上报纸头条外，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哈罗德·麦克米伦是这个团体经常攻击的目标，因为他支持他的精神后代——20世纪90年代新闻业中年轻的守旧派。从1957年1月到1963年10月，麦克米伦出任英国首相，他认为自己是一名贵族，一个相信民族一体的有家长制作风的保守党。在关于大英帝国和英国在世界中的地位等问题上，他是一位有实干精神的现实主义者。在他任职期间，以下的殖民地和保护国获得了独立：黄金海岸（加纳）、马来亚（在1963年和北婆罗洲、沙捞越一起组成马来西亚）、塞浦路斯、尼日利亚、索马里兰（和意属索马里兰组成索马里）、塞拉利昂、牙买加、坦噶尼喀、乌干达、肯尼亚和冈比亚。北罗德西亚（赞比亚）和尼亚萨兰（马拉维）的独立还有西印度联盟创立的计划都已经完成。除艾德礼外，没有其他的首相要为这么大规模的去殖民化计划负责。

右翼分子很害怕。一个殖民事务部的官员不能理解为什么保守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会轻易让步：

我们本来可以勇敢地面对美国。我们本来可以勇敢地面对俄罗斯。我们本来可以勇敢地面对工党。我们现在不能勇敢面对的是工党以及保守党内部的左翼。

有趣的是，他没有提到面对当地民族主义者时应该怎样。他和很多其他人，尤其是非洲的白人定居者没有理解的是，从迪斯雷利时代开始，保守主义就一直是一个灵活的，崇尚机会主义的信条，那些困扰其对手的教条并没有束缚住保守主义。保守党人不再鼓吹帝国主义，因为这种声音吸引不到选票，也许从来就不行。沿着鲍德温探索出来的路，保守党人用对财产和房屋所有权的承诺来吸引选民。对帝国主义的情感在他们的政治宣言中有所表现，但仍是老生常谈。保守党1950年的宣言《路在此处》谈到“加强英联邦和我们帝国统治的每一个国家的联系”，在1952年的宣言《我们会获得成功》中骄傲地宣称“大英帝国和英联邦是英国人民最伟大的成就”。这是实实在在的爱国主义，而非无论如何都要保有殖民地那样的响亮口号。

右翼国会议员中有一群人和《每日快报》以及没有他们积极的《每日邮报》一起发出了极端爱国主义分子的呼声并抨击了将帝国拱手相让的速度。但麦克米伦通过雄心勃勃的旨在让英国已然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外交和军事政策缓解了这些人不高兴的情绪。

早在1955年8月，英国无法负担用国民生产总值的10%投入到国防建设的事实就十分明显。于是就有人提议在未来几年中将军人数量从83.5万人下调到70万人。对苏伊士运河的介入搞得财政部的预算一团糟。但在1957年1月，新任防卫大臣邓肯·桑迪斯（Duncan Sandys）就计划对战略和花费进行一次影响深远的大调整。他是从三个问题上下手的：英国无法负担不断增长的国防支出，苏伊士战争已经暴露了英国常规军队无法迅速应对危机的问题，无论如何这样的经历已经成为过去，现在重要的是要拥有一支独立的而且具备打击俄罗斯能力的核部队。像1946年的工党一样，保守党人不相信美国会在各个方面都会解英国的燃眉之急，这个认识是从美国在苏伊士战争中的表现得来的。

提升到战略高度以后，1957年5月英国公布了一份包含这些假设的白皮书，这让现役军人感到非常害怕。到1962年，陆军、海军、空军要被削减到37.5万人，之后国家安全将依赖于各种热核武器以及发射它们的导弹。原来建在南大西洋、北美和西印度群岛上的海军基地将被放弃，苏伊士以东的军队将会大幅削减。从此以后，英国即使有发动大规模殖民战争的政治意图，也没有这样的人力来实施。在1959年，义务兵役制将被逐步取消，这让保守派陷入绝望的叹息，他们觉得青年人中的堕落和骚乱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增长得都快。

军队的首长们对桑迪斯关于军队的新展望颇为不悦。一次在和内阁争论的时候，他们听到了这样的主张，要在非洲殖民地招多余的男性当兵，据此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在未来很多年里非洲这些土地将还在英国的控制之下。到最后，军队的长官们选择了让步，接受了军队的精简计划，并将那张褪色的红墨水圈画出英国无形帝国的地图收了起来。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亚丁和远东还保留有象征性的军力，当政府收紧银根节省开支的时候，工党这次将这些军力取消。正如20世纪末所表现出的小气那样，军队减编计划对财政预算影响甚微。1963年，国防总支出达到17.21亿英镑，大约是国民生产总值的1/10.

1957年5月，当大臣们、陆海空三军的元帅们还在争论各方的利益时，英国的第一枚氢弹在西太平洋的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试爆成功。另外三颗在11月之前被引爆，政府还批准了远程导弹“蓝条纹”的研发。同时，麦克米伦还忙着与美国恢复传统友谊。像他的前任和继任者一样，他认为这个特殊关系会为英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增添一道特殊光彩。1957年，英国同意部署美国的“雷神”导弹发射井。1960年，允许美国海军（USN）装备北极星导弹的核潜艇克莱德河的霍利湾基地。两年之后，麦克米伦成功说服约翰·F.肯尼迪允许英国使用“北极星”导弹，“蓝条纹”计划因为过于昂贵被终止。在法国之前拥有包含氢弹及其运载工具的独立核武库使英国得以维持其超级大国身份，这也为保守党在下次选举中赢得了宝贵的政治资本。工党在核武器问题上分裂为两派，工党内部许多支持核裁军的人甚至以退党为要挟。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工党要求英国无核化，仅凭借常规军力承担原来的海外承诺，这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在麦克米伦娴熟的引导下，英国放弃了帝国主义的重担但仍是一个超级大国，只要美国运来合适的配件，理论上拥有抵抗苏联核威慑的能力。至少在表面看来，帝国的衰落并没有直接导致英国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完全丧失，保守党右翼可以感到满意了。大部分选民变得更关心民生问题，麦克米伦领导保守党将英国变得繁荣，而他的对手则会盯着通货膨胀问题不放。

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的生活标准不断提高。“富人的奢侈品已经成了穷人生活的必需品。”麦克米伦说，这是在表明他们应该感谢保守党的经济政策。他半是卖弄半是安抚的话：“生活从来没有这么富足过。”确实是在描述事实，也赢来了大量的选票。苏伊士战争以及可能会消失的帝国没有一直让投票人感到烦闷，他们的是非感也没有因为工党在尼亚萨兰要求实施镇压和在霍拉拘留营中对茅茅党人的残酷对待而不安。1955年，保守党在大选中的直接选票份额达到了49.7%（战后开始以来的最高份额），1959年10月的份额为49.3%，麦克米伦轻松获胜。

尽管这很难去精确量化，大量英国选民中的大部分人对失去殖民地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些殖民地的名字可能仅仅被集邮爱好者所熟知。没有政党明目张胆的将帝国主义作为自身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国民的自豪感也没有随着与帝国分道扬镳降低而是提高了，因为这个过程是在更高的道德名义下完成的，并且没有经历太多的流血与控诉。看看周围法国和葡萄牙，便知道不惜一切代价坚守的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了。

有一些小团体为帝国的逝去而惋惜，尽管有时为此大吵大嚷，他们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却微乎其微。英国无法再在中东制定法律或非洲中东部的白人定居者将要面临黑人的统治，这样的消息除了伦敦某些俱乐部的成员和一些军人团体以外，很少能激起人们的热情。然而，定居者中游说议员的团体确实将他们的触角伸入了保守党右翼的圈子中，所以麦克米伦想保证他在党内的根基稳固的话，就不得不小心对待关于非洲的政策。帝国主义的顽固分子和白人定居者的盟友索尔兹伯里侯爵在1957年3月辞职以反对塞浦路斯的民族主义领袖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流放归来。没什么人怀念侯爵，政党也没有陷入混乱，这位大主教在1960年成为了塞浦路斯第一位总统，允许英国在岛上建立一个基地并在之后尽职尽责地出席英联邦会议。

失去殖民地没有导致失业，工厂关闭，或者投资机会丧失等问题。英国对英联邦国家的出口额在断断续续地增长：在1958年总额为12.4亿英镑，在1962年为11.93亿英镑，在1969年为14.19亿英镑。相较而言，对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的出口额也在持续增长，在1969年达到了26.34亿英镑，尽管英国四年以后才会成为正式会员。在英联邦内部，随着成员国在非成员国寻找原材料资源和新市场，贸易模式也在快速变化。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额从1958年的3.29亿英镑上升到了1962年的5.34亿英镑。由原来的殖民地发展出的独立国家没有自动地让英国获得特别贸易优待。在非洲只有冈比亚和马拉维（以前的尼亚萨兰）在1967年提供给英国进口商优惠条款，它们和南非在六年前离开了英联邦。

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道路既漫长又费力，还经常令人烦恼，现在不是追溯这条道路的时候。英国在1957年迈出第一步，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们承认当时英国正在世界上寻求一个新的角色。最能够代替大英帝国及其全球势力的就是英国在西欧的领导地位。戴高乐将军深知这一点，他在1958年当上法国总统，而法国也像英国一样当时正在失去以前的国际地位和海外殖民地。他很想弥补失去的荣誉，因此不愿意容忍他所说的在欧洲这个母鸡窝里出现两只小公鸡的局面。结果，英国进军欧洲的过程比其从大英帝国的败退更令其颜面受损。

在某些方面，英国对欧洲的进军看起来是谨慎有余而热情不足。原因是英国不想干脆利落地与过去决裂，也不想承认英联邦像大英帝国一样已经名存实亡。“一个保守党人”在1964年4月《泰晤士报》上的文章尝试把复杂的情况讲清楚，他指责其所在政党和英国在评判现代世界真正力量所在的问题时，不过是在“自欺欺人”。英联邦“定义不清也无法定义”，它内部的三个领袖尼赫鲁、恩克鲁玛和马卡里奥斯是寄生虫：“他们一毛不拔，却拿走了所有稍纵即逝的利益。”而那些在亚丁和印度洋上剩下的，也即将要被抛弃的基地的作用只不过是“可以让我们到达其实没必要去的地方”。西德和日本在没有基地和没有加入英联邦的情况下也繁荣发展，而英国的经济现在可能已经落后于这两个国家了。这种讲究实际效果的现实主义对其他保守党党员来说有点走得太远了，他们还在报纸上的通信专栏发文支持英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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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失去帝国的同时，它也放松了很多方面的限制。在1960年赌博变得合法化；皇室曾重重阻碍D.H.劳伦斯出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但在1960年这部作品也得以发行。在1969年离婚要走的程序得到了简化。英国突然放松了下来，老牌帝国主义首都伦敦则变成了新奇、时尚的代名词。长发流行歌星和他们的模仿者都穿着牛仔裤和象征大英帝国最神圣的标志——英国空军红夹克欢呼雀跃，没有什么能比这种方式更能说明旧秩序及其规则的溃败。这种时尚和同期的其他时尚形式一样来去都很迅速，但是在此之前保守势力早已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从灯笼裤到购物袋，当英国国旗这个神圣的帝国标志出现在各式各样的事物上时，情况变得更为严重了。

这种对过去和过去标志的亵渎是英国社会正在经历深刻变革的许多缩影之一。英国民众在举止、思维、对自己认知等方面的改变可以说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就开始了。刚开始，变革的脚步又慢又平缓，没有人可以预言它未来的发展速度和最终结果。因为两个原因，这场变革和大英帝国的覆灭同时进行就变得非常重要。首先，它包含着对传统价值观和观点的彻底颠覆，在这些价值观和观点中有很多是和大英帝国、帝国制造者和统治者紧密联系的。如果他们的理想是虚假的，那么帝国本身可能已经烂透了。其次，在改革的步伐加快时，以年轻人为代表的公众发现他们可以有很多钱花在各种流行事物上，而英国国力的渐弱没有那么重要。不管怎样，四周总是有很多提倡打破旧习俗的人，他们展示了过去辉煌的空虚本质。

这场英国习俗和道德革命的第一个口号是“愤怒”，这个词是联系很多20世纪50年代年轻作家的共同纽带，他们对于外界对其态度的反应混杂着无聊、急躁和愤怒。对他们来说，20世纪中期的英国是一个停滞的社会，其中任何形式的人类活动和情感都被一种会封闭的、自我满足的、市侩的保守主义所扼杀。对过去崇敬就会使现在遭受损失并将发展降到蜗牛那样的速度。

年青人对不满的感受是最真切的，和那些稍微年长于他们的人一样，他们对于那些能表达自己失望情绪的作家颇有好感。每次对旧秩序及其陈规陋俗的冲击都会造就新的反叛分子，他们当中很多人都已经开始接受当时具有颠覆性质的新颖事物，包括美国的摇滚、爵士以及英国本土产生的各种变体。但是在这个时代的开创性作品当中，约翰·奥斯本的《愤怒中回顾》的主演吉米·波特叹息没有发奋的理由。他被清清楚楚地描绘为“一个认为自己仍然身处法国大革命中的人，他不知道现在自己身处何方又将要何往”。没有宫殿和城堡来进行革命，他和他的伙伴们便猛烈抨击“旧制度”的价值观和标志。大英帝国就是这样一个被批评的对象，它是他们所厌恶的社会崇尚的守则，也是保守主义的衍生品和外在形式。此外，建立并掌控帝国的人们恰恰是那些要为眼下国家遭受的精神疾患负责的家伙。

英国人天生的道德韧劲和足智多谋等被奉为主流的帝国意识形态遭到了1954年戈尔丁的《蝇王》斜刺里一击。戈尔丁描绘的那群男学生在一个热带岛屿上游荡，按照鲁滨逊·克鲁索的方式，抛弃原来的标准并适应新的环境。然而，他们退化到了原始的“野蛮状态”，变成了想象中的南海岛民，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校园故事中他们可能被失事轮船的年轻冒险家遇到。这个寓言表明文明化价值观不堪一击，很快变成了学校学习的固定篇目，是对20世纪中期R.M.巴兰坦的《珊瑚岛》的消极回应。

真正的帝国主义英雄，阿拉伯的劳伦斯，在1955年受到愤怒的老人理查德·阿丁顿攻击。他的自传将阿丁顿描述成一个向阿拉伯人，他的朋友和他自己撒谎的骗子。他的谎言和自怜也让他成了“和他的阶级和时代相吻合”的英雄。劳伦斯的守旧派辩护人，他的阶级以及他所在时代取得的成就把阿丁顿贬斥为一个无赖，要用极其无赖的方式来败坏其名誉。他们激烈的反应强烈表明其实不止劳伦斯一个人的名誉受到威胁：通过诋毁劳伦斯，阿丁顿质疑了劳伦斯代表的事物以及仍然对他感到骄傲的一个国家的价值观。阿丁顿言辞激烈的长篇演说如果在苏伊士战争之后才出现，那么它就不太可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响。

苏伊士战争以及使其爆发的那种古典爱国主义的延续是约翰·奥斯本的《卖艺人》的两大主题，这部戏剧在1957年4月首次公演。它将对老音乐厅的哀叹与对工人阶级和中下阶级沙文主义的嘲笑结合起来。卖艺人阿奇·莱斯（劳伦斯·奥利弗扮演）是一个虚弱却快乐的喜剧演员，他用饱含感情的歌唱点缀他的台词。就像他的行为一样，他的观点也属于音乐厅观众大声喊出《女王的士兵》旋律的那个时代。相似的曲调下莱斯也有一句歌词：

陆军海军和空军，

众志成城抗敌军

胜利仍属不列颠。

地图红圈还没干

不打一仗不算完。

在苏伊士这场“仗”中，阿奇的儿子米克被杀了，阿奇从此一蹶不振。这部戏剧以阿奇重复他的日常活动为结局，此时摇滚乐声大作，他在一个薄纱屏前演出，纱屏后坐着英国的象征布列塔尼亚，除了头上的黄铜头盔她全身赤裸。奥斯本的帝国也像莱斯一样花哨艳丽又奄奄一息。

另一个有“愤怒”情绪的剧作家约翰·艾登使用了在抗击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EOKA）中的一个情节作为《马斯格雷夫中士之舞》的背景，这场戏剧在1959年10月首次公演。它的剧情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对“恐怖分子”和“国家紧急状态”的提及表明，这个剧本除了服装以外是彻头彻尾的现代戏。四个逃兵带着他们一位战友的遗骸出现在了他的家乡，像当今的英国一样这里已经被工业竞争破坏。这个死去的士兵被一个游击队员击中背部，为了找出凶手，嫌疑人被集在一起，38名平民遭到杀害。手拿偷来的加特林机枪，马斯格雷夫想对这些乡民进行一次奇怪的复仇，因为他们无心地以帝国的名义将这个小伙子送上了死路。

这部戏剧倡导的道德教化属于20世纪中期。马斯格雷夫谈到刚刚从一场“充满恶行和邪恶之血的殖民战争中”回来，他把大英帝国的敌人称为“爱国者”。一个牧师同时也是地方法官的人说出了英国独特的“责任“——”他们存在于世界各地，他们生性高贵，他们是世界一流国家的担当”。这些话艾登也曾经讲过。艾登描绘的帝国是败坏的源头，尤其是工人阶级，他们要一直做繁重的工作直到死去。

《马斯格雷夫中士之舞》中的很多角色属于激进的左翼分子中老派的反帝国主义传统的人。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艾登和其他先锋派剧作家希望能左右工人阶级的观众，但是观看他们戏剧的人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然而，他们未来20年的作品和观念通过考试大纲进入到了中等学校的课堂当中。电视成了工人阶级娱乐的主要手段，戏剧渐渐地不受人重视了。

帝国主义的问题在《今夜》《全景》等时事问题节目中被广播给大众，这些节目中经常包含现场画面和采访。这种类型的节目让政府不安，至少它曾试图在敏感的殖民地问题的报道上采取编辑审查制。在1959年3月初，尼亚萨兰的总督在他的殖民地中宣布了紧急状态，据说是要提前阻止起义和对欧洲人的攻击。急于消除英国“正在打击非洲民族主义”谣言的殖民部，要求英国广播公司（BBC）主席希尔勋爵（Lord Hill）给予帮助。官僚们认为，与其参加一个要言辞尖刻的提问者或反对派发言人来对节目观点加以“平衡”的节目，主动选择自己的阵地是一个更好的选择。换句话就是说，殖民大臣阿兰·伦诺克斯-博伊德（Alan Lennox-Boyd）要么发表一次为自己辩护的独白，要么按照预先设定的情节接受采访。洛德希尔勋爵非常厌恶这种对公开讨论进行控制的愚蠢做法，伦诺克斯-博伊德最后受到的待遇和其他引起争议的大臣一样。他将他的观点在《全景》上平铺直叙，而在第二天晚上，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则在《今夜》上表明了工党的观点。

尼亚萨兰事件中一个具有爆炸性的部分就是将20名示威分子在那卡塔港射杀。在1919年阿姆利则大屠杀中出现过一个同样类型的事件，1961年1月BBC的电视剧《卡拉纳迪之战》就是以这个事件为最初选材的，但是发生场景换成了现代。它虚构了一次由于英国中东殖民当局因犹豫不决而引发的无法收拾的起义。地方的陆军司令出现，宣布实行军管，他的士兵们向暴乱的人群射击，造成700人伤亡。这个司令的女儿刚从牛津毕业，满脑子都是流行的反殖民主义的左翼观点，她的出现为这部戏增加了吸引人的紧张气氛和政治对立。到最后，官方调查的结果是免去了这个司令的官职。20世纪60年代在大英帝国中服兵役是一个艰苦的差事，那些自认为是在尽忠职守的士兵们别指望会得到宽容。

这样对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后的冲突进行虚构的探讨并不是很常见。英国广播公司和其他独立的公司更喜欢用事实纪录片这样更稳妥的方式来记录大英帝国。1960年3月，在约翰内斯堡附近的沙佩维尔，67名黑人被杀害的事件发生之后，英国独立电视台（ITV）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取消了大热的节目《资产翻倍》，另开了一小时长的《分裂的联邦》节目来报道南非。不久之后，刚被释放的尼亚萨兰政治领导人黑斯廷斯·班达医生飞往伦敦接受了英国独立电视台的《本周》的直播采访，这让不希望班达的观点获得播出的《每日快报》愤恨不已。在1960年年末，格拉纳达把布尔战争做成了一个纪录片，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在南非发生冲突的原因。鉴于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这部纪录片被取名为《礼貌的战争》实在有些奇怪。

自从英帝国出现以来，英国民众第一次可以面对面地接触帝国的现实。另外，在非洲非殖民化的关键阶段，所有参与进来的人都可以和这个国家直接对话。如果在80年或100年前就能这样做的话，那么人们就很可能对英帝国的历史进程产生重新的思考。

战后，电影制作人一直以帝国来构思情节和背景。然而，在语调和方法上出现了巨大的改变，这表明观众的观点在过去20年中已经发生了变化。旅居在外的官员们赞叹英国殖民政府的种种美德，满怀感激的当地居民却早已不再祝福“王帝”。即使是坚定沉着的人有时也会受到感动。然而，电影的魅力和战争镜头是依然不变的。

1959年的《西北边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描述英王爱德华统治时代印度发生的老式英雄故事。但是它体现了现代特征：宗教大屠杀，种族冲突以及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迹象。一个英国官员（肯尼斯·摩尔）救了一个幼年王公，在一场惊心动魄的火车追逐之后将他带到安全地带。不像《金鼓雷鸣》中的男主角，这个王子认为感激和共同经历的危险并不能使他变为英国的朋友。随着他不断长大，他会被教导不要相信英国，历史的潮流正在向着不利于英印政府的方向发展。

在1962年的视觉大片《阿拉伯的劳伦斯》中有很多戏剧化的情节，但主角备受自我怀疑和同性恋倾向的折磨。剧本很清楚地表明英国正在欺骗阿拉伯人。《战血染征袍》可能是最为恢弘成就最高的帝国主义电影。它讲述了帝国主义历史上的辉煌时期——祖鲁战争中罗克渡口保卫战，但是它的主题是表现在极度严苛的环境中平凡人所表现出的勇气。这场战争中没有浪漫，观众看到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冲突，双方出于某种他们自己都懒得去理解的原因以命相搏。电影的基调是宿命论的观点：“我们在这里，是因为别人不在这里。”黑人中士如此评论道。像其他人一样，他为了保护战友的生命而作战。没人提到女王或英国。

结束帝国是这部简洁又有预言性质的《巴塔西的枪》的主题。理查德·阿滕伯格（Richard Attenborough），饰演一位顽固的海军准尉，他在非洲国家独立前夕帮助它们训练非洲士兵。到访的工党下院议员（弗洛拉·罗宾逊）是当地一位黑人政治家的女保护人，他在英国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和她相识。她怀疑这位军士本质上是一位种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但实际上他是一位异常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他告诉她：“我们和他们一样好，他们和我们一样坏。”影片中流露出的腐败和未来在政治上实施军事介入的暗示使得影片的氛围变得阴郁晦暗。影片的消极情绪后来得到了证实，1966年一场军事政变导致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下台，它是第一个获得独立的英国殖民地。

在帝国衰落的过程当中，对帝国的道德辩护以及对它的美好幻想一直饱受攻击。查尔顿·赫斯顿（Charlton Heston）在最后一部大卖的帝国主义的史诗级作品《喀土穆》中扮演了戈登将军，他意识到了这是这种题材电影的绝唱。”20世纪中期不是英雄唱主角的时代，”他在1969年这样告诉英国广播公司的记者，“社会的兴趣看起来都集中在受害者而不是英雄身上。”现在是受帝国压迫的人讲话的时候了。

草根讲述帝国主义历史的电影肇始于彼得·沙菲尔（Peter Shaffer）1964年的那部气势恢宏又感人至深的《对太阳的皇家狩猎》。这部电影讲述了16世纪时毕沙罗对秘鲁的印加王国的征服，对其统治者的推翻及谋杀还有他们人民对西班牙的贪婪以及天主教的偏执的臣服。在建立更高文明名义的掩盖下，印加王国的文化被系统化且无情地根除了。这个故事的舞台在南美洲，但类似的事在之后的250年中在全世界不断上演。

在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等式中并不会出现新的内容。新鲜的是人们认识到，不仅是人民受到帝国主义的摧残，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四分五裂。随着大英帝国消失，大英帝国最尊崇的一个假设受到了攻击。大英帝国大肆宣扬的所谓的高级文明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因此对其他文明的完全破坏根本就谈不上正义。英国应该为帝国的过去感到羞愧而不是骄傲。左翼电视剧作家丹尼斯·波特（Dennis Potter）一直提倡打破旧习俗，在1967年10月他总结了一个新的正统言论：“可能大众历史学家最崇高的任务是让我们为自己的先祖感到羞愧，尤其是考虑到‘白人的责任’这种可笑的东西早已从学生们的课本中消失殆尽了。”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后帝国主义的罪恶感变得更加容易进入大众的头脑。就像天天在电视中播报的新闻那样，帝国在越南、莫桑比克、安哥拉、南非就是一个铁腕压迫者的形象，在1972年以后的南罗德西亚也是这样。这些最近脱离英国统治的国家里发生的新闻也是血腥且让人沮丧的。1966年，英联邦会议在拉各斯举行，但在尼日利亚和加纳都发生了军事政变。尼日利亚长达三年的内战以及加纳和塞拉利昂的一系列新的军事政权的更迭都始于1967年。在1969年苏丹发生了军事政变，两年之后的伊迪·阿明（Idi Amin）将军夺得了乌干达的政权并开始了恐怖统治。对它以前的国民来说，帝国留下的东西似乎只有政治腐败、不断出现的独裁政府和互相残杀的战争。在非洲巡回演出的英国演员发现非洲观众对《麦克白》《尤利乌斯·凯撒》和《理查三世》的反响很热烈。这并不让人感到惊讶，因为这些戏剧都反映了他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在这些后来出现的国家以及在英国一些地区中，将这些灾难归罪于英帝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面对可能成为失败的帝国主义使命，英国当时正在经历对其准则的重新评价，这些准则之前指引了英国的统治阶级和大英帝国。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人类学家一直在忙于分析这个所谓的“统治阶级”。他们揭露并仔细审视了这个排他性网络的存在和它的价值，这个网络横跨伦敦的俱乐部、政治活动、高级行政部门、牛津和剑桥地区的所有学院、各家银行和大公司的董事会、上院全体主教、司法部以及军队指挥官。寄宿学校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教育之间形成了一种纽带，这种纽带培养出的学生具有富于同情心、好奇、保守的特点。英国统治者同样也是帝国的统治者。统治阶级视运用权力为一种特权，他们一直在尽情地统治印度和英帝国，因为他们可以不太受制于大众意志。

那些仔细审视统治阶级的人也是它的批评者。流行的论调认为那些小心谨慎却又暗中操作的人应该为国家的衰退并陷入停滞负相当大的责任。他们有能力犯大错。“苏伊士战争之后，我们不能再……对我们的政府做出的英明决断抱有信心。”一个分析统治阶级的人说道，他原来是一个保守党议员。在失去新加坡后，人们也提出了这样的批评，只不过稍微缓和了一点。差别在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在海外的种种行动看起来都遭遇了挫折。统治阶级面前只有两条路，一个是像艾登一样用老方法解决，另一条是在不知所措中后退。统治阶级的军方代表人物，格拉布帕夏抱怨说：“当英国民众讨论……改进人类的一个更高尚的计划时，世界上有很大一部分的人相信英国贪婪、保守，只想着劫掠其他国家。”

不但在国外遭到误解，英国的统治阶级近来又遭到国内民众的抨击，似乎没有什么信心为自己辩护。电视节目《本周重现》（That Was the Week that Was）和讽刺杂志《私家侦探》（Private Eye）都出现于1961年，它们都用一种自从18世纪以来就已销声匿迹的轻蔑的否定来讽刺公众人物。在1963年，普罗富莫丑闻通过揭露有一些公众人物沉湎于18世纪式的淫乱生活，从而对这些人进行了更大的嘲讽。对英国统治阶级的嘲讽，对道德沦丧的证明以及统治阶级辜负了国家的大众情感促成了1964年10月哈罗德·威尔逊（Harold Wilson）获得大选的胜利。在选举程序中，工党挨个痛斥了这些古板的保守分子并承诺会让社会和经济重生，带领英国走进一个炫目的时代。

对统治阶级及其价值观的批评越来越多。身居高位的贵族傻瓜在1964年音乐片《噢，多么美好的战争》和1967年电影《轻骑旅冲锋》中饱受攻击。后面这部电影尤其具有倾向性，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出演的另一部同名电影30年前就发行了，这部充满英雄主义色彩的电影，抛开历史事实，信马由缰地将英国装甲部队在印度的抢掠和这次著名的冲锋联系在一起。这部电影的新版本在历史原貌上做得更好，但成了对官僚阶层之残忍、愚蠢、顽固、邪恶的控告，他们不过是靠自己的贵族血统才能大权独揽。

林赛·安德森在1969年发行的《如果……》对同样的阶级及其固有的价值观进行了抨击，并从侧面讽刺了挥之不去的帝国主义观念。故事发生在一个当代的寄宿学校，这部电影与吉卜林最知名的诗歌同名，当一代又一代的公立学校男生走出学校去掌控他人命运的时候，这首诗就如同北极星一样来引导这些人。尽管校长相信“在现代世界”中领导力的重要性，这个学校仍充满残暴，由绰号叫“鞭子”的残酷教官管理，他们有时会照着G.A.亨蒂笔下英雄的样子谈谈责任和对国家的尽责。他们的对手——三个叛逆的学生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斯多帝和他的伙伴们》，但是不像这部小说中那样，他们的精力和天赋没有用到建立一个帝国上。他们认同帝国的破坏者，例如一个黑人游击队员，他们把他的海报贴在了自己书房的墙上。

这部电影的高潮出现在这个三人组在学校纪念日那天上演的起义活动。一个胡须浓密、胸前挂着很多奖章的将军发表了主题演讲，看他的样子似乎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中走出来的。他滔滔不绝地讲着那个时代的陈词滥调：

这很让我们感到悲伤，如今在英国抛弃传统已经成为了时尚。让我们国家拥有生命力的旧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已被现代的精神病学家、牧师、各式各样的博学家嗤之以鼻……不要介意这些愤世嫉俗的人的嘲笑。让我们真诚地尊敬……责任……国家荣誉。

这些叛逆者突然拿着机关枪和手榴弹发起攻击，这位将军和一位牧师则组织了反抗。在反抗的人群中表现最勇猛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讲话的口音像是南非的英语，又像是带鼻音的罗得西亚英语。

在《如果……》中，帝国和它建筑师的价值观是一个更宏大目标的一部分，是一个内部腐朽的体系。电影首次在荧屏上映时，因为哈罗德·威尔逊继续前任的脱离政策，实体帝国已经瓦解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就像是堂吉诃德般在向风车发起冲锋。尽管学校对集体比赛项目和军事训练非常重视，但从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也不会在索马里当上地区长官，或者在边防站指挥战斗，然而这些年轻人必将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这个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按照《如果……》的观点来看，仍然被一种过时的思维所掌控，只能靠武力才能将其消灭干净。

在社会、政治、思维上面认识的异见的现象形成了帝国最后时光的背景，《如果……》是其中极端的例子。与此同时，在1944年教育法案提供的上升通道的帮助下，新一代暴发户掌控了权力，保存旧秩序与他们没有直接的利益关系。然而他们并不完全否定旧秩序对英国和世界的看法。文法学校毕业的哈罗德·威尔逊将英国称作“世界大国”的方式和伊顿公学校友寇松的如出一辙，而且看起来只要英国拥有令人生畏的核武库，这样的判断便是正确的。

氢弹、“北极星”潜射导弹与核潜艇（其首舰被恰如其分地命名为“无畏”号）使英国留在了一流强国的阵营中，这也是对正逐渐消逝的英帝国的些微补偿。伴随着它的消散，19世纪晚期的反帝国主义逐渐充满了正在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校园和教室里的正统言论。所有的海外帝国都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他们毫不留情地压迫、掠夺自己的子民。那些一直被灌输要为帝国感到骄傲的人的子孙现在要学着以它为耻。英国因帝国而受到贬低和败坏。不管事实是否真的如此，这种认识使得英国相对比较容易接受自己蒙受重大损失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