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友好关系：印度与英帝国的终结

1945年，英帝国的掘墓人开始行动了。尽管在这前后没有任何国家的政府有意地去瓦解英帝国，但同样地也没有人准备去巩固英帝国，它的存续前途未卜。那些自以为肩负着制定和执行帝国分离政策责任的大臣、外交官、士兵和政府文官们从未料到，他们要奔赴的是一场葬礼。他们宁愿把自己视为助产士，帮助新生国家脱离英帝国的子宫。在接下来的25年里占主导地位的传统两党政治智慧坚持认为，新生政权会在全新的多种族英联邦大家庭中成长，英联邦的成员视英国为母亲，也保有它的民主制度和对个人自由的一贯尊重。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在解体时对未来抱有这样的希望。

但在有些情况下，英国并不愿妥协，而是坚持己见，不愿放弃帝国，但这只是特殊情况。英国当时正在参与冷战，因此独立后的殖民地不可能交给共产主义控制。所以，尽管英国许诺给未来的马来人以民族自决，但它还是准备好了在1948年进行一场迁延岁月的战役（英国人委婉地称之为“突发事件”以避免被斥为殖民压迫）来对抗当地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同时英国政府也不可能允许殖民地陷入混乱，因此1952至1954年发生在肯尼亚的茅茅运动也遭到了英国的镇压——这是另一个“突发事件”。

然而英帝国在后期进行的殖民战争无论是残暴程度还是时间长度，都无法与法国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以及葡萄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Moçambique）的战争相提并论。英国政治家只需要考察18世纪70年代在北美或者更相关地，1918年以后爱尔兰南部发生的事情，便可发现前方有陷阱在等待着那些为保住帝国而不惜代价的人们。爱尔兰的战争也证明了这一事实，一旦超过了某个临界点，公众就不再愿意忍受强力军事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英帝国统治者及其臣民之间的友好自现代以来以来都是帝国宣传的一贯主题。

而且，整个英国民族第一次在历史上直接卷入到了对英帝国的捍卫中。在1947至1960年间，它的边境和动荡地区由和平时期入伍的士兵和国民义勇军控制及管理。职业士兵恪尽职守，但在英帝国冲突的死伤名单中还包括他们的妻子儿女，这些人并非出于自愿要遭受此等待遇。

由于电视机在20世纪50年代迅速走向千家万户，公众对帝国战争及其背后的话题有了更加熟悉的了解。政府很快意识到，只要操作得当，媒体就能用来呈现殖民冲突的光鲜一面。1957年末，英国独立电视台（ITV）推出的圣诞节目《塞浦路斯的圣诞》便把视线聚焦在那些在当地处理另一个“突发事件”的士兵，包括国民义勇军的节庆上。节目的台本在由军队和殖民部审查时，双方都强烈地赞同“纯自然不加修饰地拍摄士兵帮助塞浦路斯老百姓的镜头，尤其是街上的妇女和小孩儿”。节目以正面的宣言开场：“塞浦路斯是英联邦的一部分”，紧接着声明英国军队只是在帮助那里的人民。那些没有被定期播放的电视节目洗脑的观众可能会纳闷，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塞浦路斯人为什么还会朝士兵开枪呢？被洗脑的人无疑会坐下来观看军队为塞浦路斯的儿童们举行宴会。

在塞浦路斯发生的那种“突发事件”毕竟还是相对少数。大英帝国没有像法国、葡萄牙以及俄国一样在泪水和鲜血中解体。在采用了另一种方式的印度和其他殖民地，英国人离开时有序而友好，权力已经过渡给民选政府。在英国人看来，最好的情况是以最小的摩擦完成这一安排，而且尽可能地保留战略基地、幕后的政治影响和商业利益。需要尽一切代价避免的是在仓皇狼狈中撤退，从而留下政治真空甚至混乱。

在殖民地分离的过程中掌握高深莫测的外交技巧需要时间，其践行者们要先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行，边走边学。在几乎没有别的东西作为指导的情况下，他们依照英国传统，从历史中寻求经验，采用老一辈帝国建立者的原则，找到拥有合法权威的人，例如酋长或者土邦王公，然后与其交易。现在，帝国的瓦解者们不得不培养新的权力掮客及当地政治家并与之合作。不同党派和民族运动的领袖按理说应该为大多数民众代言。无论他们是否那样做，这些领袖们发现自己都会被视为国家的发言人以及帝国统治的最终接班人。这一过程遵循着某种固定的程序，在一定阶段，当地政治领袖会发现他们会与殖民地当局产生冲突并因此被关进监狱。而最终，他们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地位反而会由于他们被拘禁而得到提升，然后再被释放并和拘禁他们的人一起坐到谈判桌前。这一模式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建立起来，当时印度议会领袖，包括甘地都遭到了拘禁，分别来自黄金海岸加纳、肯尼亚和尼亚萨兰的恩克鲁玛（Nkrumah）、乔莫·肯雅塔（Jomo Kenyatta）以及黑斯廷斯·班达博士（Hastings Banda）也在其列。

一方面，移交政权的人首先希望能把权力转交给可以有效运用权力并维持住秩序的人。另一方面，英国公开承诺建立殖民地议会制政府和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法律体系。这种体制的转移在白人自治领进展得很顺利，因为他们的居民已经受到了英国政治传统的熏陶。但在印度，那里的殖民地拥有非常不同的政治文化。依西方习惯所组织的政治活动非常晚才兴起（印度国民大会党在1885年建立，非洲的则在1912年建立），而且从一开始，便以单一主题为中心——结束外国统治。这一最高目标决定了其政治生活的演变并最终由组织严密的政党所主宰，政党必须强大到能够与一个同样强力而且庞大的政府相抗衡。因此这样的环境，不会鼓励如同英国和自治领那样的多样化政党或者两三个大体上同等受欢迎的诉求出现。因此是印度的历史以及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斗争孕育了一党制政府。

英帝国的人口分布阻碍了非殖民化。那些曾负责划定帝国边疆的人绝没有想到他们同时也为将来独立的自治政府设立了疆界。许多互不相容的种族、部落和宗教群体被硬生生地拽到了一起。当种族、部落和宗教对立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有人认为可以用一个以警察和士兵为后盾、坚强而无偏见的帝国行政机构来遏制其发展。因此，在印度、锡兰、缅甸及其他地方，英国成了各种各样的少数社群的保护者，使其免遭别人的危害。然而，旧有的偏见不会因为害怕帝国的惩罚而消散，它们保持原样继续存在。因此各个新政府的缔造者必须想方设法为这些孱弱的少数社群提供安全保障，即使这样做会稍稍偏离民主的理念。

只要参与者愿意付出足够的时间并忍辱负重，这些通往殖民地自决道路上的障碍并非不可逾越。但这两方面都并非轻而易举就能做到。非殖民化一旦起步，便会拥有强劲的势头，使那些设计新政府的殖民地总督、公务员和宪法律师无法停下它前进的步伐。心急的当地政治家们及其跟随者把英国的拖延说成是胆怯的证据，因此，无论拖延的原因是什么，它都有可能轻易地挑起英国所极力避免的群众性骚乱。为英帝国善后是一项非常艰巨且令人沮丧的工作；艾德礼曾公开形容蒙巴顿在印度的工作是相当英勇的。但也有不同意见，哈罗德·尼克尔森（Harold Nicolson）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很好奇居然有人会把一个肢解帝国的人视为英雄，而这一帝国是克莱武（Clive）、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和纳皮尔（Napier）等英雄豪杰为我们打下来的。这实在是咄咄怪事。”

1947年6月，当距印度独立还有几个星期时，这项工作的完成正在被作为一次胜利而庆祝。与此同时，另一个不那么广为人知的脱离英帝国的尝试正在缅甸进行着，并成了情况可以搞到多么糟的典型范例。奥威尔硬着头皮在缅甸做警察的经历使他确信殖民主义是罪恶的，这当然可以理解，英国的统治遭到了缅甸社会许多人的厌恶。当1942年日本入侵的时候，缅甸的政治分歧和种族分歧以及对英帝国忠诚的脆弱性便一齐暴露出来。缅族人更倾向于支持后来的征服者，而内地的山地部落克伦人（Karens）和克钦人（Kachins）则支持保护过他们免遭低地邻居侵害的英国。

最杰出的缅甸民族主义者——德钦昂山（Thakin Aung San）——是“我缅人协会（Our Burma League）”秘书长，1940年叛逃至日本，回来之后他的赞助人任命他为缅甸国民军（Burma National Army）领导人。1943年8月，日本宣布缅甸独立，但是昂山这位彻底的投机分子却抛弃了他的老朋友，和他的跟随者在1945年3月又倒向了英国，显然此时他们能够把日本人驱逐出去了。

当时英国对战后缅甸是否最终在英联邦内部获得独立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官复原职的总督雷金纳德·多曼-史密斯爵士（Reginald Dorman-Smith）提议在六七年的时间内进行重建，英国政府给予8400万英镑的拨款以完成此项任务。然而最终的决定权在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那里，而他怀疑多曼-史密斯等保守分子会阻碍缅甸独立。他更愿意与看起来得到了民众支持的昂山达成一致。这是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因为蒙巴顿无法抽调白人军队去控制缅甸，也不敢让他本来就不那么驯顺的印度士兵去对付缅甸民族主义者。

蒙巴顿的直觉从一开始似乎就很准确。昂山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Anti-Fascist People's Freedom League）在1946年4月的选举中获得了绝对多数，但结果却具有欺骗性。另外三个政党抵制投票，克伦人拒绝接受作为少数民族而得到的24个席位，而是要求组建一个独立国家。即使国家濒临分裂，蒙巴顿还是坚信缅甸人会解决好自己的问题。通过幕后操作，他在8月解雇了多曼-史密斯。紧随而来的正是那些谨慎的人所担心的无政府状态：1947年7月，昂山和其他六位部长被一帮像阿尔·卡彭（Al Capone）般带着冲锋枪闯入议会厅的政敌枪杀，同时武装劫掠也随处可见。尽管这些情况体现了社会秩序的崩溃，1948年1月缅甸还是取得了完全的独立。

在12个月的时间内，缅甸宣告了成立共和国并离开英联邦，同时共产主义者和克伦邦的分离分子也在不断进行对抗活动。无论这些事件是否意味着对英国在缅甸统治的控诉，它们都构成了英帝国瓦解令人不安的前奏。

印度自治的进程从两个层面展开，宛如一出情节复杂、引人注目的戏剧。在上层，英国和印度的政治家、政客、律师以及行政人员聚集在德里的房间里，当他们感到太烦闷的时候，则会去西姆拉（Simla），他们的目标是努力构建一个能够满足整个印度的政府框架。他们在和时间竞赛，因为下层城市、乡镇和农村里成百上千的印度人已经开始彼此敌视和厮杀。随着暴力的扩散和伤亡的增加，旁观者担心一场主要当事人无法停止的内战将会出现。

英国这边最主要的参与者是艾德礼，晚年时他认为自己最应该被人们记住的功绩是为印度的权力交接所做出的贡献。艾德礼将其视为他和他的政党一直以来所承诺的道德义务，同时作为一个讲求实效的人，他认为那也符合英国的利益。财政部不用再拨款来维持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驻防部队，而且如果英国能够签订它所期望的条约，与印度的商业贸易还会持续繁荣。艾德礼也认为和平的权力交接和印度的稳定能够增加英国的威望并充当其在亚洲对抗共产主义的堡垒。他和他的参谋们还希望印度留在英联邦内，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作为盟国继续向英国开放基地。艾德礼在1947年2月对蒙巴顿授权时指示这位总督要确保“印度和英国之间最紧密和最友好的关系。这一关系的标志应该是一项军事协定”。此时，艾德礼已经不情愿地承认南亚次大陆分裂为印度和巴基斯坦，但这不符合英国的利益，不是他之前所希望看到的。印度的分裂意味着印度被削弱，而巴基斯坦最易受攻击的西部正对着阿富汗，在阿富汗后面则有俄国。在冷战时期，印度的分裂对英国来说无疑是一次挫败。

艾德礼选择了蒙巴顿来推进和监督权力的最终移交，在一系列被派往和印度领导阶层谈判的高官和大臣中，他是最后一个。他的前任总督是韦弗尔元帅（Field-Marshal Wavell），他面对1946年日益升级的混乱而陷入绝望，并最终因其悲观态度而被艾德礼撤职。这一定程度上是由艾德礼三人内阁代表团的失败导致的。代表团在1946年3月末到达印度，计划制定一套能确保印度完整而又最小化违抗其人民的宪法。代表团领队克里普斯（Cripps）是一位同情印度诉求的左翼理想主义者，他知道在他1942年最后一系列的谈判中应该期望什么；贝文认为他太过亲国大党了。“可怜虫”佩西克-劳伦斯勋爵［Lord Pethick（‘Pathetic')-Lawrence］是一位74岁年老体弱的工党议员，他也是因为富有印度事务的经验而入选。使团的第三位成员亚历山大（A.V.Alexander）是一位消费合作社资助的议员，任职期间表现良好，还与许多工人阶级的工党大臣一样，是一位有同情心的帝国主义者。这并不奇怪，因为他和与他同时代的譬如贝文等人都是在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成长起来的。

与内阁代表团对立的是被韦弗尔称为“印度人民的大护民官”的那些人物：尼赫鲁及国会的领导阶层。他们的目标是使国大党取代英印政府，他们的言行举止仿佛代表了整个印度国民，据甘地而言印度是不能分割的。但真纳博士（Jinnah）不那样认为，只有他才能替南亚次大陆的9200万穆斯林发声。韦弗尔不喜欢真纳，认为他是个自大狂；他怀疑甘地对英国怀有仇恨，而把尼赫鲁尊为真正的“伟人”。

正当印度未来的设计师们在讨论的时候，人民也变得越来越不安。1945和1946年间的冬天，政府决定以叛国罪起诉一撮前印度国民军的主要成员，还有一些则被指控犯有战争罪。不过这个决定却遭到了印度国民大会的强烈反对。1945年9月国民大会决议指出数千名印度国民军对“建立一个全新的自由印度具有重要意义”。接下来的数月里，他们被国大党捧为英雄，而那些被关押的人和待审判的人也被套上了殉教者的光环。1946年1月，有人在《印度时报》上愤怒地宣称25名印度国民军囚犯因为高唱国大党的赞美歌《印度万岁》而被刺刀挑死，但是官方的调查却显示他们只是被刺刀扎了臀部。甘地也参与了对此事的讨论，尽管他的态度显然是十分矛盾的。“尽管我与武力对抗者没有任何共同点，”他写道，“但是我却绝不会对军人时常所展现出的英勇的爱国情操视而不见，就像我们在这一事件中看到的那些人那样。”然而他并没有说明在他的定义里爱国者是否包括那200万为英国而战的印度人。

1946年初的情况是印度的安全要仰赖印度军队和英国驻军的保护。而后者中有许多人却无心保卫英印政府，只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家。1945年夏，军队的信件审查员发现许多在亚洲服役的士兵整天在信件中抱怨他们的任务“毫无意义”，在印度的士兵则认为缩短海外服役期和迅速解除战争动员是其“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此后仅仅过了一年时间，驻印度军队的士气就持续下降，同时人们对解除动员的迟缓则抱怨不断。驻印度的皇家空军发出的不满和抱怨最强烈也最响亮；1946年超过10个基地发生了带有抗命性质的示威。这很令人不安，因为驻印英军总司令奥金莱克（Auchinleck）已经开始考虑在普遍的混乱无法收拾时依照1919年和1942年的先例使用飞机进行镇压。

相比之下更加重要得多的是印度官兵的士气受到了消磨。1946年2月7000名印度皇家海军官兵（占其总兵力的1/4）发动的长达四天的兵变尤其揭示了这一点。事件开始于塔尔瓦号驱逐舰上，其指挥官F.W.金经常叫他的手下“黑鬼”、“狗杂种”和“印度原始人”。考虑到当时印度的紧张局势，这种粗野的行为注定会激起暴烈的反抗并引发后续的兵变。兵变迅速波及孟买的其他印度皇家海军舰只。孟买的兵变者还使用无线电为参加叛乱的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的其他船员发出预警。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旗帜在孟买舰队的军舰上飘扬，而试图镇压兵变的努力则引发了岸上的严重骚乱。英国人和马拉地人（Mahrathas）的部队最后恢复了局势，但造成223人死亡，超过1000人受伤。

哗变的水手们邀马拉地人入伙的尝试失败了，而且随着格拉斯哥号巡洋舰的到来以及蚊式轰炸机不断低空掠过起义军舰，兵变终告失败。英印政府和国大党都被这次似乎暗示着其权威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兵变震惊了。许多关于这次兵变及其后果的英国官方文件还被毫无道理地不对外公开，但当地的情报机构怀疑共产党煽动者曾在孟买港活动。从1945年12月起，军事情报部门就一直担心俄国情报人员利用印度的局势进行活动，因此他们一直在仔细地搜寻共产党颠覆活动的线索。

在印度皇家海军兵变之后又爆发了更多动乱，包括印度皇家空军人员的所谓罢工，即75名驻阿拉哈巴德（Allahabad）通讯兵发动的兵变，以及300名德里警察的联合罢工。驻苏门答腊（Sumatra）的印度部队也在不断地叛逃进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阵营。国大党谴责这些活动，并要求政府停止将印度士兵作为帝国主义的雇佣军使用。到3月底，军事情报部门依旧认为所有陆军辅助部队、印度皇家海军和印度皇家空军“值得怀疑”，他们对印度军队未来的忠诚度也感到担心，只能“每天对其安定程度进行评估”。当这些悲观的文件摆上案头，难怪韦弗尔给英王乔治六世写信表示印度现已被“普遍的不安感和动荡感”所笼罩。6月，内阁国防委员会做出决议，认为如果印度军队的忠诚度受到怀疑，就决不能从印度撤出。在此情况下，五个师的英国军队就需要在印度待命，尽管这样给英国在其他地区的部署造成了很大的人员短缺。

而真正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印度的军人对英国并无敌意。在英印政府的最后时刻，英国人和印度人之间的关系比他们在之前40年里都要好，至少奥金莱克是这么认为的。这种亲切友好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完全是因为每个印度人都明白英国人即将离去。然而他们离开的具体时间表以及更重要的，印度独立政府成立的时间表并未确定。1946年仲夏，英国内阁代表团建议印度采取一种复杂的政体，其中包括一个全国联邦，其下再设置本地和省级两层代表大会，目的是满足和保证少数群体的诉求。起初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都默许了这一方案，但互相之间的猜疑实在根深蒂固，双方很快就开始为了细节和派别代表的平衡问题争执不休。最终真纳决定出走单干并要求成立独立的巴基斯坦。

真纳号召穆斯林8月16日在加尔各答召开罢工集会。随后长达四天的宗教暴动造成4000人死亡，10000人受伤。负责恢复秩序的英国将军认为这一惨剧比索姆河战役还要惨烈数倍。加尔各答事件的消息还引发了孟买的屠杀，造成1000人死亡，13000人受伤。比哈尔当地警察的忠诚发生了动摇，11月有150名穆斯林难民被印度教徒杀害。各处各地，宗教狂热的受害者都是穷苦人。几个月后，一位英国记者观察发现，他们就连遗体也很少被人认领。

随着宗教仇杀的不断扩散，印度似乎在滑向残酷的内战深渊。在访问了加尔各答后，韦弗尔认为游戏已经结束，并且拟定了撤出所有英国平民和士兵的应急计划。这些人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如果必要，他们会在政治协定达成之前离开，当然更早于韦弗尔担心的血腥事件发生前。

但韦弗尔的方案对印度、英国和英国工党来说却是政治灾难。艾德礼决心阻止这一方案：12月韦弗尔被免职，其总督职务被蒙巴顿接替。从现实政治角度来看，艾德礼的这一选择堪称绝妙。艾德礼对于蒙巴顿在缅甸的作为十分赞许（当时的缅甸还没有堕入无政府状态）；他不但是皇室成员，而且他的侄子菲利普也即将与伊丽莎白公主结婚。在当时英国皇室几乎被奉若神明的情况下，蒙巴顿比任何其他类似公众人物都更加不易受到社会的批评。而最重要的是，他与艾德礼在印度的当务之急以及解决问题的急迫性等方面看法一致。艾德礼在给蒙巴顿训话时给予了后者一些谈判的自由，但是艾德礼一直保持着对总督的控制。唐宁街10号与德里政府之间也保持着密切联系；蒙巴顿在5月的关键时刻被召回伦敦，他建议艾德礼本人赶赴印度亲自处理分割领土的有关事宜。

蒙巴顿于1947年3月末抵达印度。之后就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入工作之中，使尽浑身解数说服和哄骗印度的领袖们，尽管他唯独对真纳的态度失礼到近乎粗鲁。蒙巴顿的妻子埃德温娜（Edwina）也助了他一臂之力。她举止迷人，以一种鸡尾酒会上常有的活泼态度征服了当时是临时政府首相和国大党代言人的尼赫鲁。新入住总督官邸的蒙巴顿一家与古板的韦弗尔一家相比可是个令人精神一振的变化，陆军元帅韦弗尔是一个喜欢沉思而且害羞的学究式人物，而蒙巴顿夫人曾说韦弗尔子爵夫人穿得就像她的女仆。无论蒙巴顿一家还做了什么，他们都确保了至少在最上层，印度独立这出大戏的最后一幕演得气势恢弘。

新任总督最重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坚持经艾德礼修订的自治政府成立时间表。原本权力定于将在1948年6月移交，但由于公共秩序的进一步崩溃，这个日期被提前到1947年8月15日。6月4日蒙巴顿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披露了这一计划，他得到的反应融合了喜悦、惊讶，在有些地方甚至还包括不祥的预言。不久之后，他还给其部下各发放了一本“显示距离领土分割剩余日期的撕纸日历”，就好像这件事是英国公学学期的最后一天似的。其实印度教徒的印度和穆斯林印度的分离自从1945年12月和1946年3月的地方和省级选举起就已经是一个政治现实，在这两次选举中，代表印度教的国大党候选人在非穆斯林地区获得了90%的选票，而穆斯林则在其势力范围获得了优势。任何复杂的政治控制和政治平衡都无法阻止印度的两极化，无法使它继续作为一个政治体存在。国大党不情愿地承认了这一点。一项领土分割计划在5月获得了蒙巴顿和印度领导层的同意，随后也在未经审查的情况下就得到了英国内阁的批准。

结束英印政府相对容易，其实这项工作已经悄然进行了20多年。到1946年，1026名英印政府的高级文官中超过半数都是由印度人担任，而且印度本土军官也从1939年的1000人上升到1946年的15750人。讲究纪律和同志情谊的老传统使得将多民族、多宗教混杂的印度军队可以不太费力地被拆分，并重新分配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新部队中。这一小小成就之所以没有出现多少波折，应该归功于奥金莱克的耐心与智慧，他预计他的手下人可以很容易地将对王帝的忠诚转化为对各自的新集体的忠诚。对一位印度人军官来说，这件事是英国人所具有的才能的集中体现。在巴基斯坦独立阅兵式上，他对一位英国军官说：“啊，长官，英国人真的是非常狡猾。我们穆斯林获得了巴基斯坦，印度人则得到了印度斯坦，而英国兵也能够回家了。”可悲的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在不远处，印度士兵和锡克教士兵发着脾气拒绝加入队列接受真纳的检阅。

考虑到独立前三个月发生的事件，便可以理解他们的反抗。没有谁能够划定出同时令所有人都满意的边界线，某些群体还是会认为他们被划进了错误的国家，处于势单力孤、提心吊胆的境地。在旁遮普地区，这种担忧最为强烈，这里是55万印度锡克教徒集中的地区（锡克教徒所占比例高达该省人口的1/6），而却即将被分割到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锡克教徒不承认穆斯林的主导地位，并针对真纳刚刚提出的口号“巴基斯坦万岁”给出了“巴基斯坦去死”的回应。到春季结束时，旁遮普已经被屠杀、报复性屠杀、劫掠和纵火搞得一团糟。历史上穆斯林对锡克教徒的迫害和他们对此的反抗使得锡克教徒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忍耐力以及希望复仇的强烈愿望。他们遭受的苦难和现在的脾气也许可以在1947年4月初流行的一张传单上得到体现：

成千上万的锡克教和印度教妇女遭到杀害，成百上千人的长发和胡须被剪下，目的是强迫他们改信伊斯兰教；还有成百上千的妇女遭到绑架，整个村庄被焚毁……别怀疑，这只是巴基斯坦人为非作歹的一个小小例子，更多更可怕的事件还未出现。不过勇士们，我们是锡克教徒，那位四个儿子都遭杀害的古鲁曾说过：“四个人牺牲了又怎么样？上千人将会幸存下来。”我们要打倒巴基斯坦的暴政……

英国文官西里尔·雷德克利夫（Cyril Radcliffe）爵士划下了那条将旁遮普一分为二的边界线。这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任务，其后果令他受害终生。他与其他人做出的类似决定本来都被保存在蒙巴顿的保险柜里，等待印巴独立后整个事件不再是英国的负担时公布。但由于吉大港未来安排的泄露导致了一次小纷争，蒙巴顿决定今后还是对此守口如瓶为好。

无论如何，蒙巴顿最主要的是要对英国政府负责。他已经声明英军将尽快撤离，因此也就排除了他们在印巴领土分割期间作为中立力量存在的可能性，而且他的最大愿望是权力移交可以体面地进行。两次权力移交仪式（在德里有一次而在卡拉奇还有一次）首先到来。这两次官方仪式进行得挺顺利，但翌日举行的分割方案公布仪式却出了问题。

印巴分治后印度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已为世人所熟知。尽管从来没有人统计确切的死亡数字，据估计也许有50万人死亡。许多新闻记者报道了其中的详情，其中最著名的是《时代》（The Times）杂志的路易斯·赫伦（Louis Heren）。他和其他人听说过去一系列恐怖的暴行是这些杀人犯为自己辩解的理由。8月，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为了报复3月他们的教徒在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遭到屠杀而杀戮旁遮普的穆斯林。而拉瓦尔品第的种族仇杀是为了报复五个月前印度教徒在比哈尔对穆斯林的屠杀，而这次屠杀又是为了报复1946年8月加尔各答的血案。原本可以试着阻止这次屠杀的英国和英国军官告诉赫伦这次仇杀“比他们在战争中见到的都要恐怖一千倍”。一个目击者对8月中旬拉合尔（Lahore）发生的事件的描述也许可以代表许多其他人：

许多尸体就横在阴沟里。旁边的穆斯林联防队员们却在若无其事地聊天。一位英国少校（他是一位工兵）也到达了现场。他和司机正在把尸体聚到一起。有的人死了，有的只剩下一口气。但所有人都遭到了残酷的肢解。他们是锡克教徒。他们的长发和长胡子被血凝固住纠缠在一起。一位老人，看上去没有其他人那么伤心，问我他们要把受害者带到哪里。“医院，”接着我安慰他道，“你不会死的。”“会的，”他说，“如果一会儿有穆斯林大夫的话。”

人们本来无法轻易地回答是否可以避免这些惨剧。可是蒙巴顿的反应却显示了他最浅陋的一面：11月回到英国后他试图隐瞒动乱的规模，并声称这件事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然而实际上自从1946年8月起，暴力行为就呈愈演愈烈之势，而且军事情报部门也知道局势还会继续恶化。有鉴于此，奥金莱克曾希望在印度独立后让英军继续留守，但这个建议被蒙巴顿否决了。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当初这样做了，英国士兵又将卷入一场可能会很难脱身的麻烦之中。T.W.里斯（Rees）少将那缺少人手而且短命的旁遮普边防军创造了奇迹，但是这并不代表大部队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

驻印高级军官，包括奥金莱克在内都对蒙巴顿表示批评，认为他过于旺盛的表现欲激怒了一个原本缄默而避世的种姓。印度陆军副长官，雷金纳德·萨伏伊（Reginald Savory）中将指责蒙巴顿“试图让印度、全世界甚至我们自己都觉得我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这种说法其实是混淆了蒙巴顿的自我标榜和政府政策，他一直是艾德礼的代表，贯彻的是内阁和议会的意志。他觉得自己做得相当好，而且也经常这样说，以至于经常会忘记上面的事实。

而实际上他做到的本质上来讲，正如艾德礼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务实的措施，是对于这30年来一直在积聚能量的历史动力的合理反应。广大的印度人民希望终结英印政府，同时没有理由相信英国人愿意不惜以一场旷日持久的镇压战争为代价为英印政府续命，因此靠武力维持它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有人考虑这个办法，它也会牺牲英国在其他地方的利益。1946年这种情况发展到了极点，政府又担心占全国劳动力18.6%的人在部队服役对工业造成巨大影响。艾德礼面临的选择被1946年5月24日《每日先驱报》上的一幅漫画表现得淋漓尽致。两辆分别标有“工党政府”和“各自治领”字样的小客车正沿着道路飞驰，而一辆写着“沙文主义”的老爷车则在冲向一处悬崖，可是车上毕林普似的司机和乘客还在大叫“来吧，走这边”！有些右翼人士嘟嘟囔囔地抱怨英国人在印度以及英帝国其他地区的斗争中缺乏“胆色”，然而没有肌肉做后盾的“胆色”也不可能挽救英印政府或者其他英属殖民地政府。

那些曾经在印度工作过并一生致力于为当地人民谋福利的人们对失去印度更加感同身受。许多英印政府从前的工作人员都对权力的仓促移交及其导致的恶劣后果深感失望。但是与英印政府有关系的人毕竟只是英国社会的一小部分，1946年6月，共有44537名英国平民和10837名随军家属生活在印度。他们是英国人自从克莱武时代开始的在印度短暂居住的最后代表。人们被派到印度，履行他们的使命后又返回英国。即使如此，1947年的后卫人员和之前离开印度的人发现从感情上很难与那个他们热爱并为之付出了那么多岁月的国家决裂。45年后，报纸上出现的各种在伦敦的俱乐部里举行的有关印度的团体重逢聚餐通知，更是他们那种同志情谊和对英印政府怀念的明证。

失去印度在战略上和心理上的后果虽然巨大，但起初实际的影响却很有限。尽管印度或巴基斯坦都决定加入英联邦，蒙巴顿却尚未与任何一方敲定军事同盟。相比之下锡兰更加帮忙，同意英国使用其军事基地，因此英国得以维持其在印度洋上的传统支配地位。从迪斯雷利到贝文的伟人们都坚信并使其国民相信拥有印度是英国霸业的关键。寇松曾警告，失去印度，英国将沦为二流国家。

威灵顿公爵这样的战略家与艾德礼的参谋们都认为离开了印度的人口资源，英国作为世界性大国的地位将受到威胁，其极端重要性在两次世界大战和其他在中东、东非以及远东的稍小规模行动中已经得到了证明。印度独立不到一年，就有一位高级官员呼吁仿照原来印度的模式组建一支英——非军队：

倘若按照驻印军队的模式并缩小其规模地将英国部队与东非部队混编起来，那么士兵们的效率及在军中获得的幸福感将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非洲部队中的英国士兵可以由对非洲生活和人民感兴趣的精英分子来担任。

前面已经提到艾德礼最终对这种想法很感兴趣，然而在和平时期维持庞大的常备军实在是消耗甚巨。从1946年中期开始，英国战略规划者们就一直在专注于一种更加节约同时也更适应冷战需要的力量源泉，那就是远程轰炸机和原子弹。作为力量和声望的来源，印度已经显得不合时宜，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中东地区的所谓“野火”行动中，失去印度还是带来了一定影响。

也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公众发现他们已经开始慢慢地习惯帝国衰落所带来的延迟性创伤。这种反应的迟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联邦在紧接着1947的几年间起到了极好的缓冲作用。它帮英国人挽回了失去土地和声望带来的面子损失，并且貌似对这两方面都有所补救。它还使英国在法国进行两次血腥的殖民战争期间占领了一种特殊的道德制高点。对那些主要从种族问题方面考虑政治的人来说，英联邦包括全部传统理想主义的仁慈帝国主义却不含任何外族统治的罪恶感。在正面报道1956年英联邦青年大会时，《观察家报》提到了与会代表们在讨论诸如消灭文盲等行动时所获得的“道德收益”。对于那些左翼和持中间立场的人士来说，这些都是十分真诚和温暖的，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真正失去对二战前的国际合作信心。

1950年以后，英联邦存在的价值和正确性变成了英国中间派所持政治共识的一部分，即毫不怀疑地接受混合制经济与福利国家制度的正确性。一些资深的工党和保守党政治家一直致力于英联邦的存续，还公开宣称其为英国残存的世界性影响力的集中体现。依照一位英联邦维护者的话来说，它是“我们自身发展的合理结果”，是英帝国的合法继承人，而且比前者更加道德得多。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1961年11月访问英联邦最新成员之一的加纳（Ghana）时施展了传统的英国两党并立政治的智慧。她对这个以她为首脑的主体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一个由平等的、思想接近的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不论相互间的宗教、政治制度、环境和种族如何不同，都共同地希望为了人类的和平、自由与繁荣而团结协作。”繁荣英联邦需要的是其全体成员有共同的“信仰”。这场演讲一定是非常难以启齿，也更加难以服众，因为活动的主人恩克鲁玛（Nkrumah）博士刚刚逮捕拘禁了反对他的政治家。

过去14年间痛苦的经验教训给英联邦玫瑰色的美好未来蒙上了一丝阴霾。有那么几个持不同意见者还没准备好盲目地去“信仰”英联邦。1956年，当英国的世界性权威面临严峻挑战时，已经开始有些声音准备去追问在这个越来越不友善的世界里英联邦的实际价值究竟几何。在写于1956年6月英联邦首相会议不久后的尖锐文章中，老牌外交家范西塔特勋爵声称除了传统白人殖民地以外的英联邦各国不会给英国带来任何好处。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使英联邦代表种族平等的说法沦为笑柄；而作为共和国的巴基斯坦却最终与西方一道对抗共产主义；同时，刚刚把英国人赶出当地基地的印度和锡兰则在冷战阵营中首鼠两端，给英国人带来不少麻烦。这次会议的公报更是充满“老生常谈”，而英联邦用孟席斯的话说“只是一群分散的国家，友好却互不相干”。

而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新政治家》周刊也同样表示不屑。它指出英联邦“完全无形”，因为它缺乏“任何团结的基础”，甚至没有基本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合作机制。英国人也许会对大体上和平地将帝国变为英联邦弹冠相庆，并从把它作为国与国之间善意的光辉典型中获得一些道德满足感，但这却实在抵不过帝国曾经带来的力量与权威。不过它却使英国人不必突然面对1947年后国家实力渐渐衰落的现实。以后见之明来看，可以说是英联邦使英国可以不用太过头疼地接受失去印度。说起来很奇怪，为印度帝国策划并主持了葬礼的英国工党政府表现得好像英国依旧是个令人生畏的世界性大国。接下来就轮到保守党作为这种傲慢的继承人来接受现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