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趾高气扬的女家庭教师：中东地区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五个月前，探险家格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开始了在中东的朝圣之旅。她希望探寻“革命口号的亚洲意涵”，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经历了两年的漫游后，她得出结论，“平等和友爱”的概念在这个多民族、多宗教艰难共处的地区反而是危险的。中东人完全缺乏贝尔所谓的“英美国家人那种对本国困难的共同担当”，这使得他们在今后无法形成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

与此大同小异的论调于1918年之后不断出现，而且绝大多数出自像贝尔小姐这样自诩对中东了解颇深的人之口。工党议员约翰·瓦德（John Ward）上校曾建立了一个运河领航员工会，他于1922年以自己1884年至1885年间在苏丹的战斗经历现身说法警示下院议员，完全套用欧洲的政治观念将使全体“东方”民族“深受荼毒”。那种认为“贫穷的印度农民、可怜的科伦坡或其他任何港口的苦力能享受与我国受到教育的工人相同的待遇”的想法是愚不可及的。一位自由党议员则回应道，认为“上帝赐给了我们决定东方人命运的特权”的这种想法才更加荒谬绝伦。

然而过去四年发生的事情却显示出劳合-乔治政府的官僚们恰恰认为自己享有塑造中东及其居民的未来特权，无论这是否来自于神圣恩典。他们在行使这一特权时一丝不苟，却也彻底地无视现实。通过强权政治与霸权外交，英国政府实施了一种侵略成性、贪得无厌的帝国主义政策。

这股恐吓与吞并的主要推手之一就是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他已年届六旬，其职业生涯中大半都在为印度的安全感到烦恼。但在1918年11月，似乎他的烦恼将要结束了。土耳其和俄国业已顺服，而英国在整个中东地区部署了超过30万兵力。美索不达米亚（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被英国占领，有一万人在波斯保护石油矿井并维护英国在里海南岸利益。另有一支临时拼凑的炮艇队在里海巡弋。在东边，跨里海地区有一些英国和印度部队驻守城镇，保卫铁路线，还与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分子发生摩擦。英国军舰主宰了黑海，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也在英国的控制之下。

英国军力这种前所未有的汇集给了寇松实现其梦想的机会。英国现在有能力在从苏伊士运河到印度边境之间的地区建立一条安全通道，同时也就是在中亚建立了一个缓冲区，以阻止俄国人进入波斯和阿富汗。如果这些条带状的土地能一直处于英国的直接控制下，那么英帝国的力量将得到难以估量的加强，因为这样一来帝国内的流通将不再完全依靠苏伊士运河。开罗与孟买（Bombay）之间在1919年初开辟了新航线，同年11月，罗斯·史密斯（Ross Smith）爵士驾驶一架维克斯公司产维米式轰炸机从英格兰经埃及、印度和新加坡飞抵澳大利亚。在他飞行的中段，他飞越了巴勒斯坦南部、伊拉克和波斯。在接下去的几年里，人们在考虑建立大马士革与巴格达之间的陆上飞行路线。

寇松在中东建立最高权力的愿景很快就变成了噩梦。1918年11月部署在这里的大量军队由义务兵和志愿兵共同组成，他们很明白地声明他们参战是为了打败德国和土耳其，而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新帝国。1919年前半年这些完成了任务的士兵被陆续送回祖国，需要找人替代他们。另外，英国政府还要再找额外的人来满足其他地区的需要。1919年至1920年间，需要派兵驻守莱茵兰（Rhineland），监督西里西亚（Silesia）的全民公决，加强在俄国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巡逻爱尔兰，防卫印度西北边境省，并平定印度北部大片地区的叛乱。还需要在英国留下一些士兵应对矿工和铁路工人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为中东部队提供了18万人的印度也感受到了压力，它向伦敦抱怨开支和国内安全部队的紧缺。英国要求自治领也出一把力，但只有新西兰接受，其他自治领则争辩它们除了苏伊士运河以外在中东没有直接利益，而运河并未受到威胁。

即使找到了足够的人，政府也没钱给他们发饷。1919年的经济兴旺很快落幕，紧接着的就是衰退。在战前还只有3%的失业率到1921年底飙升到17%。背负着战争债务的英国又面临着税收岁入降低和福利支出的同时升高。财政紧缩成了当务之急，为维持英国在波斯的存在而必须每年花费3000万英镑的款项遭到了财政部和纳税人的严密审查和质疑。高级军官，尤其是手头很紧的亨利·威尔逊变得对那些似乎认为军队可以凭空得来的大臣们越来越不耐烦。他的副手菲利普·切特伍德（Philip Chetwode）将军在1921年8月直率地评论说：“干涉他人事务和制造悦耳的‘和平’之声的习惯就好像是‘鸡奸癖’，一旦养成就无法改变。”也许他说得对，但是英国政府已经开始面对现实了，因为事情已经很清楚：他们的资源已经被使用到接近极限。

考虑到布尔什维克党人会在当年春季发动攻势，部署在俄国南部的一小群士兵在1920年被撤出。此举使英国在当地的威望受损，因此遭到很多抱怨，而1920年5月内阁决定撤出驻守波斯北部的军队时则争议更大。寇松预言除了其他灾难之外，波斯将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这个与当地指挥官埃德蒙·伊恩赛德（Edmund Ironside）少将的看法一致。少将认为由于“上层阶级彻底的腐化堕落”，这个国家的“共产主义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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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实际上，尽管共产党政府一再谴责英国的帝国主义，并且在1921年分别与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的民族主义政府签订了友好条约，但是俄国其实根本无法积极参与到中东的冲突中来。对英国人野心的抵抗来自于中东内部而非中东之外，而且还得到了英国国内游说集团的有力支持。这一团体声称中东不能再受到上个世纪非洲那样的对待，不能再把这里当作是一个可以不考虑当地民众的愿望就任意瓜分和征服的落后地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时日里觉醒的当地民族主义已经成了一支无法被抛在一边的强大力量。其实，它现在的激情与活力是战时英国鼓励的直接后果。

问题是培育阿拉伯民族主义只是英国的战时中东政策的线索之一。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划分了英国和法国的势力范围，而1917年11月的《贝尔福宣言》则宣布将来要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占区建立犹太人的“祖国”。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威尔逊总统提出的“十四点原则”也开始在中东传播，这令恰好广为阿拉伯人所熟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在相比之下成了笑话。看起来英国和法国似乎准备放弃它们的帝国野心，这种印象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又得到了确认，两国政府都宣布打算将威尔逊的原则应用于前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这是因为知道这一点，库尔德人才会在1918年秋把英国和印度军队当作解放者来迎接。他们的领袖谢赫·马哈茂德·巴尔扎尼（Sheik Mahmudal-Barzani）将一份英法保证的复印件当作护身符一样保存起来，希望借此将他的民族变成一个国族。在接下去的六个月里，他一直忙着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一个库尔德人国家。

一个独立的库尔德斯坦，或者在伊拉克内部出现任何自治政府，对该国的地方行政官阿诺德·威尔逊（Arnold Wilson）上校来说都是奇耻大辱。这位曾经的部队拳击冠军在晚年与法西斯主义纠缠不清，他想让伊拉克成为印度的附属国。印度移民将占据这里，他最希望“健壮的穆斯林农民”到这里定居。1919年5月，阿诺德爵士命令一支英印军队消灭处于萌芽状态的库尔德国家。他们发现很难找到库尔德游击队，于是英国皇家空军军官们向时任陆军大臣的丘吉尔要求使用毒气。他同意了，但实际上并未真的使用。不到一年时间，英国就揭下了仁慈的面具，露出了征服者的狰狞面目。

情况在1918年12月终于发生质变，法国总统克莱蒙梭（Clemenceau）与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进行了私下的讨价还价。英国获得了蕴藏石油的伊拉克北部，法国则得到了这些石油开采公司1/4的股份，并且其在叙利亚和黎巴嫩（Lebanon）的权益也得到确认。1918年与1919年之交的冬季，法国军队开始进驻贝鲁特（Beirut）。

失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巴黎和会和威尔逊总统的良心之上。可惜这两者都不太靠得住；威尔逊在埃及民族主义者面前支支吾吾地表示他们与英国的争端与他本人无关。在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制度下，叙利亚和黎巴嫩将被交给法国统治，而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则归英国所有。委任统治是一个新词，一些人认为它其实是老式殖民主义的委婉说法。负责管理的大国与被其管理的领土之间的关系，和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中间多了一个国联委任统治委员会作为理事会。管理国的任务是为了被管理国子民的最大利益而进行统治，使他们免于被剥削，并逐渐提升他们的精神、物质和政治发展水平。1920年5月，几个大国在圣雷莫（San Remo）达成了这些共识，却没有听取任何中东国家的意见。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对这种开明的帝国主义没什么好感，它把阿拉伯人贬损为必须在别人监护下才能生存的弱势群体。哈希姆系王公费萨尔（Faisal）埃米尔在一战中与同盟国并肩战斗，因为他误认为盟国对他奖赏的将是叙利亚王国，于是当他20世纪20年代初返回该地，他宣布其独立。他的姿态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激动不已，其中一些人曾经是费萨尔军队的老兵。于是一些反对《贝尔福宣言》的阿拉伯人开始在耶路撒冷举行暴乱，攻击犹太人及其财产。

于是扩展到伊拉克的所谓第二次阿拉伯起义在圣雷莫协定的消息传来之后加剧了。在伊斯兰斋月（当年5月）期间，什叶派和逊尼派宗教领袖与哈希姆派人员和民族主义者联合起来发动了一系列反对英国继续统治的抗议活动。因为一个英国官员以逃税的罪名逮捕了一位著名民族主义教长，示威在6月初变成了一场革命。威尔逊脆弱的统治迅速瓦解，现金和兵力都捉襟见肘的殖民政府发现自己正被拖进一场战争。

经过相当大的努力，殖民政府终于找到了增援。在印度，刚刚退伍的锡克族士兵被100卢比（合16镑）的奖金吸引了回来。到9月，当地指挥官艾尔默·霍尔丹（Aylmer Haldane）将军已经开始取得优势，尽管他还是不顾一切地吵着要求获得大量毒气供应。但这是多余的，就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空中力量已经可以使他们在情况变得严峻的时候夺回优势。在当年结束之时，秩序已经得到了恢复，尽管采取的办法经不起仔细的审查。陆军部副大臣皮尔（Peel）子爵很高兴地看到国内的那些“怀妇人之仁者”被驻爱尔兰黑棕部队的残忍分散了注意，因此没有注意到伊拉克发生了什么。

然而英国媒体和议会下院却注意到政府的中东政策除了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浪费以外一无所成。威尔逊上校那种英属印度式管理已经被批判得体无完肤，很明显伊拉克人不愿意受到那些地区殖民官的统治，这些人大体上都表现得就像是英国公学的风纪委员。虽然很大程度上由于高科技的运用，让法国人可以镇压叙利亚的阿拉伯人，英国人也能在耶路撒冷和伊拉克如法炮制，但是二者此后控制这些受其管理的国家时也显得愈发困难。另外，对部落居民使用毒气的威胁与委任统治体系背后所蕴含的基本人道主义和仁爱观念之间的矛盾也无法调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与阿拉伯人达成一个可以平衡英国的战略需求和当地民族主义者愿望的妥协。

这也是劳伦斯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的路线，因此他在英帝国内开展了一场鼓吹阿拉伯人实现民族自决的媒体宣传活动，作为高压政策的替代方案。为什么伊拉克不会是第一个“棕色自治领”？他如此问道。伊拉克战争花费的4000万英镑的军费令政府相信他是对的。1921年初他加入了刚刚接手殖民部的丘吉尔的班子，得到的命令是与各委任统治国达成协议以把维持安全的费用降到最低。于是就产生了1921年3月的开罗会议。英国和哈希姆家族在一战期间结成的同盟关系得到了维持，费萨尔得到了伊拉克的王位，其兄弟阿卜杜拉则获得了被称作外约旦（约旦）的王国，正如其国名提示的那样包括约旦河东岸的土地。这两位国王都要任用英国官员作为顾问，以保证委任统治的条款得到遵守。英国殖民部将负责统治巴勒斯坦，其内部安全事务则交给从已经完成使命的“黑棕部队”和辅助部队中招募组成的“宪兵队”。

伊拉克和约旦的和平将由一个被称为“空中控制”的全新体系来维持，这个体系得到了丘吉尔、劳伦斯、里奥·埃默里和空军总参谋长特仑查德（Trenchard）空军元帅的大力支持。飞机已经在苏丹、印度西北边境省和索马里最近的平叛行动中得到了运用。索马里的“疯毛拉”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在1920年其据点遭到轰炸之后终于被打败，英国殖民部将这次行动评价为一场现代化战役。其总耗资为70000英镑，即为至今为止最省钱的帝国战争，很大程度上让那些拿不定主意的人心悦诚服地明白，空中控制是管理帝国里比较凶蛮臣民的最节省手段。

约旦王国和伊拉克王国都可以使用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机，另有装甲车辆营和英国军官指挥下的本地士兵分队提供支援。当局会使用轰炸机应对任何暴乱的出现，首先会投掷警告的小册子，然后是轰炸财产和牲畜。扔到“疯毛拉”村庄里的小册子是一些生动而粗俗的声明（“政府有长长的手臂……它的官员会像鸟一样飞”），但之后它们的语气却变得几乎像是在道歉。1938年12月，印度西北边境省阿萨尔考特（Arsal Kot）的居民得到了一些小册子指示他们在轰炸机出现时应该怎么做，其语气听起来就像是老奶奶的叮嘱：

你应该……把所有人都带到危险区域以外的安全地点并在得到进一步通知之前远离危险区域。政府不希望你的女眷和孩童受到伤害……你也应该知道摆弄未爆炸的炸弹是极其危险的。

这些建议的最后一段经常被人们无视；有时未爆弹会被搬到军用公路边，放到公路、桥梁等的涵洞里再用灌木树枝覆盖，然后就会被引爆！在1930年至1932年伊拉克的行动中，炸弹会使用延时引信以防止村民在黑夜的掩护下爬回自己的房子。在这场战役中，作为小册子的补充，装在货运飞机上的高音喇叭会播放警告信息。在这个识字率还不到1/10的国家，这可真是一个合理的举措。

空中控制节省资金，但它却引起了两派人的激烈争论。一派认为它是一种在狂野和不易到达的地区保持秩序的有效手段，另一派则认为它是一种严酷且不人道的堵漏措施。支持空中控制的人强调其迅捷的特点。过去对叛乱行为的惩罚要花相当长时间才能实现，而现在鞭子很快就会打下来。他们声称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避免平民伤亡，还一再指出老式的惩罚措施总是包括焚烧庄稼，杀死牲畜和摧毁房屋等。而反对空中控制的人则通常是那些被新兴兵种抢了戏的士兵们，他们深感自尊受到了伤害，因此抗议这种行为是不人道的。老练的印度西北边境省军政官弗朗西斯·汉弗莱斯上校（Francis Humphrys）也曾在一战中当过飞行员，他担心从天空进行社会监控将激怒而非安抚民众：

毫无必要地施加过多的暴力，在很多情况下不但没有使部落人退缩，反而给他们植入了不灭的仇恨和复仇的欲望。这一政策减损了部落人对英国公正公平理念的信任。

无论对部落人的惩罚采取何种形式，英国在对伊拉克进行空中控制的初期显然没有任何“公正”可言。开罗会议后不到几个月，丘吉尔就被一份报告震惊了，其中描述了部落人男女老幼是如何在逃离村庄的过程中被机关枪扫射的。这个事件被小心地隐瞒于公众的视野以外，因此也很好理解空军元帅约翰·所罗门（John Salmon）爵士在演讲中阐明1921年至1925年间对伊拉克实施空中控制的成效时，并未提到这一事件。他的讲话以一个乐观的看法作为结束：多亏了空中控制，“一群成分混杂的野蛮又无法表达自己的部落已经成为一个由投票决定的代议制政府系统”。

除了给伊拉克带来了政治稳定的表象，所罗门的飞机还在击退1922年至1923年土耳其对摩苏尔省一次三心二意的入侵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这次进攻令人不快地提醒人们劳合·乔治政府没能成功地阉割土耳其。1920年至1921年间，法国、意大利和希腊不断受到鼓励去声张它们在小亚细亚部分地区的主权，但它们都被阿塔蒂尔克的军队打了出去。1922年秋终于轮到了英国，因为土耳其民族主义领袖把注意力转到了驻扎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洲一侧岸边的英国军队身上。尽管有些英国大臣持保留态度，但英国内阁做出了强硬姿态宣布准备继续留在土耳其。除了新西兰，其余自治领都拒绝提供帮助。在国内，公众和舆论对所谓为了威望的说法毫不买账。保守党离开了执政联盟，劳合·乔治被迫下台。经过了在查纳克（Chanak）的一次惊心动魄的对峙之后，英国军队离开了土耳其土地。

英帝国在中东咄咄逼人的阶段很快就过去了。公众的不满、资金的匮乏和士兵的短缺都使英国不得不放弃好战的政策转而采取妥协的办法。从1922年开始，英国在这一地区的权威仅仅依靠纸面上的承诺。1923年英国与土耳其在洛桑（Lausanne）达成协议，把摩苏尔划归伊拉克，但有人担心阿塔蒂尔克（Atatürk）可能会食言。1925年英国制订了一个应急计划，如果摩苏尔再次遭到入侵，一支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海上力量将进攻海湾地区。其实对于摩苏尔争议，人们关心的并不是伊拉克的主权与领土完整，而是石油。

中东地区的石油储备在当时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还没有像1945年以后那样巨大。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和墨西哥生产了世界上超过4/5的石油，尽管其中绝大多数都用于美国国内消耗。接着对石油的需求开始增长，1914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对波斯和伊拉克的石油进行初步勘探工作。波斯政府授予了英伊石油公司一项涵盖约50万平方英里土地的石油开采权，有效期一直到1961年。钻井工作开始于1909年，三年后，阿巴丹岛（Abadan Island）上的一座巨型炼油厂开始运转。产量也从1919年的750万桶上升到1934年的5700万桶。在和平时期，油井的安全和石油的不间断输送依赖的是波斯政府的善意及其维持国内和平的能力。这些都由莱扎·巴列维（Reza Pahlevi）予以提供，他曾是一名哥萨克军官，在英国人的首肯下他于1920年发动政变并在五年后自立为王。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莱扎王是一个愿意与外国商业利益合作的理想“强人”。伊拉克基尔库克（Kirkuk）的油田从1927年开始运转，由英国、法国和美国资本投资的土耳其石油公司负责其运营。其安全和延伸至巴勒斯坦港口海法（Haifa）的输油管线都要仰赖伊拉克政府。

伊拉克及其石油依然处于英国无形帝国的牢牢掌控之下。1930年英国放弃了其委任统治权，伊拉克则被认为获得了独立。然而实际上它受制于同年签署的一项同盟条约，因此仍是英国的一个卫星国。英国负责训练和装备伊拉克军队，被许诺可以在战时使用大量基地和交通设施，并在哈巴尼亚（Habbaniya）继续保留有机场和兵营。

《英伊协定》和六年前签署的《英埃协定》一样成了民族主义者怒火的集中目标。这两个协定及其赋予英国的基地提醒人们英国依旧是中东的主宰大国，而那些获得了理论上独立的中东国家归根到底是不能被允许损害英国利益的。但英国也并非事事如愿：1919年的埃及叛乱及一年后遍及整个中东的叛乱迫使英国政府与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达成妥协。但这一时期的事件却几乎摧毁了比较开明的阿拉伯人对英国的信心。黎巴嫩基督徒同时也是亲英者的爱德华·阿提亚（Edward Atiyah）曾在亚历山大港的英语学校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他这样回忆那些曾经相信英国人具有荣誉感、正直心和公正意识的人所感到的苦涩：

英法在一战及之后不久的外交作为——《赛克斯-皮科协定》《贝尔福宣言》、圣雷莫会议的决定震惊了那些哪怕是最忠于英国的人，这种幻灭感更因为个人接触和经历了托管统治而感同身受。

那些代表英国之人的蠢行也令阿提亚对英国的敬仰和尊重之心发生了动摇。20世纪20年代中期他任教于喀土穆戈登学院，英国同事的趾高气扬令他齿冷。当总督访问戈登学院时，所有的非英籍教师都被命令回避，这令阿提亚深感忧愤，从而变成了一个厌恶英国的民族主义者。即便如此，他依然以英国在行政改革、经济及教育革新等方面的成就来为其辩护，但他也觉得无法反驳那些向他抱怨曾遭到英国人侮辱的苏丹人（当然也可以是埃及人和阿拉伯人）。“你的朋友们已经毫无希望，”有人宣称，“他们永远都不会摆脱种族傲慢；我们绝不可能和他们做朋友。他们说他们待我们如伙伴，如平辈，但这些只是空话。在心里他们仍然是统治者，是上帝宠爱之人，对我们提出的平等要求实际上心怀怨恨。”

读过劳伦斯《智慧七柱》的人都知道，劳伦斯与他的很多同胞一样，对阿提亚这样接受了西方教育，并因此认为他们与欧洲人享有平等地位的阿拉伯人的态度显然是颇为冷淡的。劳伦斯更喜欢那些未受外界影响，还在遵循古老的价值观以传统方式生活的阿拉伯人。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和他们迁徙而过的空旷土地，就像他们那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及占据社会结构顶层的贵族一样，有一种独特的浪漫感。这个古老的部落世界在英帝国偏僻的波斯湾地区未被污染地留存了下来。在这个未被20世纪干扰的世界里，酋长们实施着独裁统治，英国谋士则在侧辅佐，英国的援助也充盈着他们的国库。在这个地区，英国的友谊依旧有用。当沙特阿拉伯的部落人在1929年威胁科威特边境时，英国从伊拉克派出了两艘巡洋舰和数架战机，侵略者于是很快地离开了。

通常也是受到劳伦斯笔下的贝都因人及其生活方式的影响，一批英国军官沿着他的脚步前赴后继，其中最出名的是连续两任约旦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弗雷德里克·皮克（Frederick Peake）和格拉布帕夏（Glubb Pasha）。他们与阿拉伯人建立了友谊，在偏远的人迹罕至地区活得津津有味，同时低调地在约旦、阿曼（Oman）和海湾地区的那些小酋长国里维护着英国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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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阿拉伯人对英国的善意从1936年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随着意大利开始试图控制地中海地区并在东非扩张势力，英国在中东的霸权逐渐开始面临压力。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上台以及他们先后与英国在外交上的交锋在中东引起了人们巨大的热情：

阿拉伯国家的大众惊讶于希特勒的力量和屡屡成功的“秀肌肉”。他们就像是敬佩牛仔影片中的主人公一样敬佩并欢呼这位德国独裁者。这些单纯、无知的人们把希特勒看作是值得称赞的汤姆·米克斯（Tom Mix）在为其祖国——需要帮助的女主角——受到的不公正复仇，同时他们还钦佩希特勒的英勇与成功。他们还从希特勒的成功中获得了一份个人快感。希特勒的成功对英国是一种羞辱，而他们就希望看到英国受辱。英国当世界的女教师、阿拉伯国家高傲的家庭女教师的时间有点太久了。她的儿子们对待阿拉伯人的蛮横态度令他们非常不受欢迎。

这也许有些夸张。然而重要的是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在1936年至1939年间的成功与英国试图镇压巴勒斯坦的阿拉伯起义在时间上恰好重合。巴勒斯坦事件对阿拉伯舆论的影响极其重大；起义本身与英国的镇压行动成了整个中东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热情的焦点。巴勒斯坦象征着阿拉伯的无能和英国对阿拉伯人意见的漠不关心；因此也难怪阿拉伯人自动地把英国在国际上的敌手当作他们的朋友。

巴勒斯坦乱局困扰和激怒了连续几届英国政府。情况经常是每当英国有权支配一个种族和宗教都分裂的地区时，问题就出在如何平衡不同派别的利益与诉求。依照《贝尔福宣言》的内容，英国已经宣布其欢迎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移民。因此它便和为欧洲犹太人寻求避难所的国际锡安主义运动结成了同盟。锡安主义是对俄罗斯帝国内由国家和教会资助的反犹主义和那里与日俱增的集体迫害的实际反应。在像法国和奥地利这样表面上更加开明的国家里，一种隐蔽的“冷暴力”式反犹主义势头正猛。原因很简单，1914年前大量欧洲犹太人处境凶险，无法依赖正常国家对公民提供的保护。情况在战争期间和战后继续恶化：1917年至1922年间在两个反犹主义最激烈的地区——波兰和乌克兰——集体迫害出现了回潮。

犹太人的悲惨处境使他们赢得了许多人道主义和自由派英国政治家比如贝尔福、丘吉尔和里奥·埃默里等人的支持，后面两位是两战期间锡安主义的最忠实支持者。但是自从《贝尔福宣言》发表的那一刻起，阿拉伯人就对此抱有深深的不安。他们自然会质疑犹太难民将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巴勒斯坦，以及他们有多少人。

后来改信锡安主义的T.E.劳伦斯最初与阿拉伯人一样感到忧虑，担心贫穷的东欧犹太人大量涌入，不过他却欢迎受过教育的英美中产阶级犹太人，那种他从牛津大学时代就熟悉的犹太人。他的想法非常有趣，这反映了英国在爱德华时代存在的反犹情绪，当时大量来自于沙俄的犹太劳工涌入造成了英国人对“外来者”的敌意猛增。社会上层对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犹太人腹诽颇多，另外，西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和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这类天主教保守派人士的著作中也有一条仅略作掩饰的反犹主义线索贯穿始终。关于犹太人与共产党之间存在关联的骇人臆测和1919年的《峋山长老议定书》骗局也在极右翼势力中培育了反犹情绪。1920年，狂热的锡安主义者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上校确信在巴勒斯坦服役的其他兄弟部队的军官大都受到了反犹主义的毒害，无法在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交往中做出公正的判断。

当然这不无道理，不过也有许多当地人员和白厅官员认为阿拉伯人的权益受到了威胁因此应该受到保护。犹太定居者资金充裕、有条件购买大片土地建设定居点，也使一群无地的劳动者在犹太人聚集区找不到工作，因为当地业主更愿意雇佣本民族的人。阿拉伯人开始将阿尔及利亚当作巴勒斯坦的前车之鉴，法国政府把那里最好的土地交给法国和西班牙殖民者。阿拉伯人想到了处在墨索里尼殖民统治下的利比亚，那里的意大利殖民者正在排挤阿拉伯人。另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还觉察到英国政府似乎对锡安主义者及其支持者言听计从。

积累的不满和种族紧张终于在1920年、1921年和1929年的反犹示威中爆发了，这造成了将近900名犹太定居者伤亡。这些突发事件无情地警告英国政府迟早要对巴勒斯坦的民族平衡问题做出明确决断。没有人打算主动去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争议双方都不愿意妥协，因为这必然涉及在观念和领土上做出退让。阿拉伯人认为他们在抵抗对他们曾经居住和耕种长达几个世纪的土地的侵占，同时也是在抗拒他们在未来成为犹太人国家中贫穷的少数民族这样的前景。而犹太定居者则认为他们是这片很久以前就由上帝赐予他们的土地的合法继承者，他们要把这片土地利用到极致，使其成为全世界犹太人的避难所。因为早在1922年，英国政府就明确宣布将会根据土著种族的利益而非白人殖民者的利益来决定肯尼亚的未来，所以他们觉得谨慎起见还是将巴勒斯坦问题放一放为好。某个时期看起来这个难题可能会自然地自我化解；1927年至1932年间犹太定居者的迁入率降低了，同时由于医疗条件的提高（委任统治带来的好处之一），阿拉伯人的出生率则出现了提高。1933年初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口为80万，而犹太人口则为20万。

然而就在此时，欧洲出现的情况急剧地改变了巴勒斯坦问题的性质和规模。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德国大约有50万犹太人。在之后的五年里纳粹当局鼓励了15万犹太人离开德国，甚至与巴勒斯坦的犹太事务局达成协议帮助他们向那里移民。与此同时，随着德国兼并奥地利（1938年）和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处于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数量继续增加。更加严重的是，纳粹的行为使一些反犹主义已经像疾病般蔓延的国家情况愈演愈烈，犹太人在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都遭到迫害。因此，历史上，犹太人曾两次大规模逃离欧洲。第一次包括纳粹统治国的犹太难民的乘机出走，其中5.7万出走美国，5.3万去往巴勒斯坦，另有5万逃到英国。第二次则是东欧的犹太人，其中7.4万人从波兰逃亡巴勒斯坦。六年间总计共有21.5万名犹太人到达巴勒斯坦，使那里的犹太人口达到了47.5万人。

与天主教教会和东正教教会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伊斯兰世界传统上一直比较能够容忍犹太人。但是面对洪水般涌入的犹太移民以及进一步转让土地的情况，阿拉伯人高层开始寻求对以上两方面都加以限制并且要求为建立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制订时间表。这些诉求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复，同时受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响，1936年4月巴勒斯坦发生了阿拉伯起义。这次起义暴露了这一地区安全形势的脆弱性，尽管英国已经统治了长达18年之久，这里依旧盗匪横行、武器泛滥。与在爱尔兰南方一样，当地的警察部队根本无力抵挡由系统性伏击、谋杀、破坏交通线以及总罢工组成的攻势。当局手忙脚乱地试图恢复权威，但收效甚微。1936年9月共有9000名士兵被选派到巴勒斯坦，但他们到达后得到的命令却极其令人迷惑。一方面他们被告知“所有阿拉伯人都是你们的敌人”，另一方面当局还要求他们，“尽一切努力缓和局势，弥合伤痛而非制造新的创伤，使用和平的手段恢复秩序”。首鼠两端的做法反映了高层的犹豫不决。当年9月内阁批准了对游击队占据的村庄进行轰炸，下个月初又决定实施宵禁。巴勒斯坦总督亚瑟·沃科普（Arthur Wauchope）将军拒绝执行第一项决议，并认为第二项决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将阻碍通过协商达成协定的进程，此后他和英国内阁都遭到了国际联盟托管委员会的谴责。

接下去的三年时间里，英国陆海空三军发动了一场反游击战争，其间巴勒斯坦的大片土地曾暂时被敌人控制，包括耶路撒冷和纳布卢斯（Nablus）。起初人们希望可以通过皇家委员会实现妥协，这是英国政府希望可以不必立即做出政治决定而又能令局势缓和时的典型做法。道德高尚而又心怀善意的皮尔委员会成员们经过搜集、筛选证据，1937年9月他们提议分割巴勒斯坦并限制犹太移民数量。经过一番犹豫，双方都拒绝了这个方案。

至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了令英国难堪的国际问题。最敢说的阿拉伯利益代言人，耶路撒冷大穆夫提阿明·侯塞尼（Haj Amin al-Hussaini）流亡海外，并开始游说临近的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向英国施加压力。他的往来奔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不断进行的反英宣传及阿拉伯人的支持者们都令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深感困扰，他的许多下属也因此产生了非常合理的担心，继续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继续模糊处理和压制将会减弱英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阿拉伯人不断增长的反英情绪对意大利和德国来说则是一个利好，于是它们便趁机在巴勒斯坦浑水摸鱼。1938年至1939年，两国的宣传机构开始在广播中声称英国贵族反对阿拉伯人。这些说法有一部分是真实的，来自于巴勒斯坦地区之外的阿拉伯线人，不过在1939年初英国情报机构也发现有两名纳粹特工在收集诋毁英国军队的情报，而且还有可能给阿拉伯游击队派发资金。有证据显示俄国也在从阿拉伯人中招募特工，并将一些人送往莫斯科受训。尽管有英国广播公司的环球广播在进行反宣传，英国在阿拉伯国家的代表还是感到必须要求政府在巴勒斯坦采取更加温和的措施。

如果不是由于当时的国际局势，这种言语上的交锋最多不过是令人厌烦的骚扰罢了。英国与意大利的关系在1935年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恶化了，1937年7月还爆发了中日战争，而到了1938年英国发现只有对德国让步才能保持欧洲的力量平衡，而这么做却只能增强德国的实力和其对领土的野心。不论将来可能在什么情况下或者在什么时间与日本或轴心国集团发生冲突，英国都不能允许它的力量继续被巴勒斯坦问题削弱。如果英国与日本、德国或意大利发生战争，那么它与阿拉伯国家的疏离或者这个与苏伊士运河距离非常近的地区持续的动荡都是极端危险的。

经过几年的踌躇，英国政府采取了迅速而坚决的措施平定巴勒斯坦。《慕尼黑协定》签署后的几个月里，英国向巴勒斯坦增派部队，并加强了在那里的行动。到1939年初夏，表面上的社会秩序得到了恢复。5月，政府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勾勒了巴勒斯坦的未来政治前景：英国在五年内继续对巴勒斯坦实施委任统治，将犹太人迁入量减为每年2.5万人，为建立一个能使阿拉伯人在其中永远居于多数地位的独立国家创造条件。尽管有尝试将犹太移民引向其他殖民地，然而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肯尼亚总督认为犹太飞地将会成为他的辖区中“一个不太好的方面”，尽管他并不反感那种“好的”犹太人（例如奥地利裔或者德裔）；北罗德西亚的白人定居者对此十分冷漠；只有英属圭亚那（British Guiana）持欢迎态度。

战略上的必要性使英国人最终结束了将近20年的拖延。无论其中的是与非，几乎所有犹太人都只看到了后者，1938年至1939年的军政协定揭示出在紧急情况下英国能够做出坚决而无情的行动。这种品质在战争的前几年中也显露无遗，当时显然相当多的阿拉伯舆论希望轴心国取得胜利，因为他们将此看作中东地区摆脱英国统治的唯一途径。在巴勒斯坦问题的余波还显得十分强烈的伊拉克，反英情绪在军官阶层中最为强烈。英国对伊拉克军队的监控未能防止那些上过军事学校的人被教育成自视为注定要解放其祖国的精英分子。现实的政治环境鼓励了他们的白日梦；自从1932年费萨尔死后这里就再无宁日，在接下来的八年里那些转瞬即逝的文官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沦为了军队集团的工具。

尽管从理论上讲伊拉克是英国的盟友，但其政府在为英国提供战争帮助时却十分不情愿，而且就像埃及一样几乎懒得去掩饰其对协约国的支持。1940年3月，上述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开罗的最高指挥部制定了占领摩苏尔（Mosul）地区油田的计划以防不测，然而没有人知道哪里能寻找必要的人手。八个月后，经过破译的德国无线电通讯显示柏林正在考虑对伊拉克发动地面攻势。1941年春德国强行突破巴尔干半岛并进入希腊，大马士革的维希政权很可能与叙利亚的德国基地合作，迫使英国介入伊拉克。两个旅的印度部队在巴士拉登陆，他们的命令是前进到可以保护伊拉克北部油田的位置。

这一行动完全符合英伊协定的条款，但伊拉克民族主义者认为这是进攻巴格达（Baghdad）的前奏。在军队支持下于4月3日夺得政权的伊拉克总理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在两周后直接向轴心国求援。英国人事先通过截获的德意无线电通信得知了阿里的密谋，因此驻巴勒斯坦部队受命进入伊拉克。伊拉克对哈巴尼亚（Habbaniya）机场的进攻被英国人击退，随后英国摩托化纵队在5月中旬兵临巴格达城下。从希腊飞到叙利亚的德国和意大利飞机来得太迟，未能影响这场持续了六周之久战役的结局，最终3000伊拉克士兵战死，3000名民族主义军官继而被从军队中清理出去。主导这件事的亲英新政府的领导人努里·赛义德（Nuri es-Said）在25年前曾与阿拉伯的劳伦斯并肩战斗。拉希德·阿里则逃到了柏林。

对伊拉克的突袭和九个月后在埃及发生的宫廷政变证明，尽管民族主义情绪已经发酵了超过20年，英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依然牢固。上述两个行动都是在极端危险的面前为了国家安危而采取的非常措施。然而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却并不这么看。这些显示力量的行动给他们留下了深深的苦楚与挫败感，因为这清楚地展示出了弱者的无力。英国还是这一地区的霸主，为了自己它可以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