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万难如愿：帝国走向战争

内维尔·张伯伦在1937年5月成为首相。这是一个他觊觎了多年的位置，因为他既虚荣、野心勃勃，又渴望运用权力。他还有一项使命：张伯伦认为只有他能够把英国拯救出如今的水深火热，而且还可能避免一场欧洲战争。从很多方面看他都不太像一个民族英雄，他被公认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对外交知之甚少，而且还好面子，所以他喜欢让应声虫围绕在身边。他丝毫没有皮特或劳合·乔治那种人格魅力，也缺乏风度。有一次事情没有称他的心意，他的表现让安东尼·艾登不留情面地把他形容为“一个错过了圣诞节的蠢货”。

张伯伦本人的一些偏狭之见也没对他起什么好作用。他“几乎本能地蔑视美国人而且还仇恨俄国人”。作为国际谈判桌前的新手，他想当然地认为这与他熟悉的英国老板和工人之间的谈判一样。可结果却没那么理想，因为这种类比提前假定了双方都怀有善意和达成合理妥协的共同意愿。但张伯伦固执地相信自己的能力，并毫不动摇地认为自己正在最好地维护英国及其帝国的利益。

他设想为了达到这一点，最好恢复到传统的外交政策，即通过大国之间互相妥协的讨价还价。同意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都把这叫作绥靖。绥靖在18世纪至19世纪的英国国际关系中扮演着突出角色。当时，英国一直鼓励那些可以缓解欧洲紧张和维持力量平衡的领土转让。为此，英国在1802年自愿撤出了马耳他（Malta），在1814年至1815年让出了获取的荷兰和法国殖民地，还在同时允许奥地利统治大部分北意大利和俄属波兰。这些安排使英国得以自由地把注意力和资源都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其海外帝国和利益。这些在1937年都岌岌可危，只有欧洲重归某种程度的稳定才能挽救。

绥靖有违世界各地的良心。其必然结果是弱小国家的人民被迫接受他们厌恶的统治者，这公然违背国联的民族自决原则。绥靖还意味着集体安全的终结和旧式见利忘义的权力交易再度兴盛。难怪一些右翼人士会认为这样的想法来得有点晚：“我们要做的是清除外交中的虚饰、玄学和集体安全的术语，开始跟墨索里尼谈谈现实政治。”只有这样，英国才能“维护和平并保护我们必不可少的帝国利益”。

左翼被老办法复兴和背弃国联代表的高尚理想吓得不轻。从此以后，张伯伦的政敌就把他作为绥靖的首恶，左翼口中最难辞其咎的所谓“罪人”。这个传说（一个当时新闻报道、战后历史著作和共产国际宣传的共同产物）把绥靖描绘成资本主义的工具。阿比西尼亚、西班牙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相继被送入法西斯虎口，因为这些野兽最终将会将俄国同共产主义一起吞噬。

保守党政府是资本主义的侍女，维护资本主义统治是张伯伦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根据左翼读书俱乐部的《通往战争之路》（1937）一书，在中国对日本的绥靖有着险恶的动机：

我们的有产阶级绝对不可能冒一丝战争甚或损害贸易和投资的风险，去寻求一个极可能导致日本发生社会革命的政策！因此伦敦金融城、绝大部分政府媒体和保守党内的实力派都表现出极端的亲日情绪。

于是绥靖就成了阻碍日本工人阶级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劳苦大众革命前途的工具。这种偏执的想法流传甚广，信者众多，甚至连澳大利亚工党都怀疑张伯伦实际上倒向了法西斯。

那些炮制出绥靖政策的人想的不是意识形态斗争，而是国家存亡。“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而且我也想不出该怎么保卫我们在本土、地中海和远东的利益。太让人沮丧了。”亚历山大·卡多根对1937年的事态做出了上述思考。张伯伦发现了靠暂时的绥靖和坚持重整军备求得出路。随着后者取得实效，绥靖的必要将逐渐消失，因为英国最大的威胁希特勒将不敢继续侵略。但只有孤立希特勒才能抵御其进攻，因此张伯伦需要与意大利恢复友好关系。当处理完希特勒并团结了墨索里尼，英国就可以把注意力转向远东和日本。

张伯伦寻求欧洲稳定的过程与英国的重整军备计划携手而行。传统上讲，对帝国战略优先顺序的设定要能让18世纪或19世纪政治家感到满意，因为人们最后发现这对英国在1940年解除危险至关重要。本土防御优先，因此皇家空军得到了预算的最大一块儿。这些钱分别用在了防御力量（“飓风”战斗机、“喷火”战斗机和雷达）和用于攻击德国工业腹地的中远程轰炸机上。成绩是显著的，1939年9月距，计划结束还有三年时间，皇家空军已经有608架战斗机和536轰炸机随时可以战斗，还有2000架备用，另有425部署在中东、印度和马来亚。

然而这些数字只是从表面上看令人安心。过去五年以来，对德国空军规模和进攻能力的恐惧一直主导着英国的政策制定。而这些一直被高估了，二战爆发时官方数据认为德国拥有超过2000架轰炸机，而实际上有1180架和366架俯冲轰炸机。一个梦魇催生另一个。英国政府深信，宣战的同时，如果不是在这之前的话，希特勒就会用其空军的主力持续轰炸英国城市。因此才有了加紧修建防空壕，进行防空演习，分发防毒面具，以及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之际腾出五万张伦敦病床以准备接收伤员。这些对浩劫的吓人准备使国际危机更加令人惊恐，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张伯伦带着一份和平方案从慕尼黑返回时，国民由衷地感到松了一口气。

英国的第二和第三战略优先考虑是保护全球海上航线以及保卫帝国。这个政策也一样会深得早前政治家的喜爱。由于实际的和感情的原因，张伯伦反对第二次向法国-比利时前线派遣大规模远征军。如果英国承诺派出这样一支军队，法国人就会不愿意把马奇诺防线从比利时南部边境延伸到英吉利海峡岸边，而且可能将导致英国人又一次在佛兰德斯（Flanders）卷入漫长、血腥的消耗战。结果，陆军就只好接着排队等经费。因此当1939年2月当张伯伦勉强同意派远征军奔赴那块其前辈在1914年至1918年间差点全军覆没的战场时，这支陆军的装备根本就没法应对一场欧洲战争。

自从1935年10月起，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就在密切注意德国陆军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装甲师的建立和被称为“闪电战”的坦克飞机密切协同的全新战法。看来德国陆军很可能正在准备采取一种新型运动战，那么英国陆军还没准备好还击办法。在生产坦克的竞赛中英国落在了后面，资金短缺拖慢了装甲师的建设，1940年5月法国战役中连一支也没准备好部署。对防空炮火的需求又造成其他类型火炮严重短缺，包括反坦克炮，这在1942年前没希望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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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欧洲谈判桌前的权威及其军事力量归根到底依靠帝国的支持，这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在1931年英联邦的白人总人口为6700万，而其中1900万居住在各自治领。就像1914年之前一样，英国需要自治领政府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它们将站进一条战壕并提供它们那一部分的士兵、船只和飞机。

所以英国又一次必须对自治领政府吐露心声，解释其外交政策的目标并概述其可能会采取的战时战略。1937年召开了已经六年未开的英联邦会议，会议的中心议程是讨论一份由各军参谋长汇总的关于英国目前及未来地位的评估报告。其中心思想在于指出那个无法回避的事实——英国在欧洲大陆战争中的失败“将毁灭英联邦的全部架构，现在其存在完全仰赖于联合王国的政治、财政和军事力量”。20多年前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就已点明，没有英国的话，孤悬海外的自治领无以自处。在如此情况下，以德国作为假想敌就要求英国必须协助防御低地国家和法国，并且需要自治领进行协助。

欧洲之外，如果意大利决定与德国站进同一条战壕，那么印度军队就将被部署在中东和埃及。如果（现在看很可能）日本试图强行从婆罗洲、西太平洋和荷属东印度地区获取原材料的话，那么新加坡将依旧是防御远东和澳大利亚的关键，此时荷属东印度已被认定为“英国重要利益”。新加坡仍然处于日本陆基轰炸机的航程之外，这种优势一旦丧失，英国就将从中东调集额外的战机到马来亚，而留下的缺口则由南非的空军力量来填补。这一安排后来被证明失当，因为中东的皇家空军本身已经捉襟见肘，但到1939年春还要为了以防万一从印度调飞机到新加坡。情况已经到达临界点。空军参谋长西里尔·纽澳爵士认为，印度战机不足将导致英印政府不得不对西北边境省采取更加缓和的立场，这无疑会减损英国的威望。

如何防守新加坡自然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参会代表关注的主要问题。他们得到保证，救援舰队将畅行无阻地通过地中海和苏伊士运河。澳大利亚首相约瑟夫·里昂（Joseph Lyons）对此并不满意，他建议要么与日本改善关系，要么与能够迅速抵御日本的美国订立太平洋防卫条约。这个建议被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否决了，因为接受这个建议就意味着承认英国已经无法单独防卫其帝国。人们对号称不可攻破的新加坡暗暗感到疑虑，甚至有种更悲观的说法：一旦英国卷入欧洲战争，情况将迫使其放弃新加坡和整个澳洲。

当英国在提供飞机帮助澳大利亚重整军备上拖拖拉拉时，上述担忧得到了部分的证实。为地中海地区的潜在盟友排在英国飞机制造的优先位置，在1937年至1939年间，罗马尼亚、希腊和土耳其的订单比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订单更有优先权。怒火中烧的里昂在1938年转而向美国制造商洛克希德订购了50架霍斯顿式轰炸机。第二年，美制发动机又需要被装进刚刚从英国运来的博福特战斗轰炸机。从那以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澳大利亚的主要军工厂。自治领只使用英制或自制装备的老规定悄然失效。

局部问题和对英国能否解决这些问题的怀疑开始一点点地把澳大利亚推向美国的怀抱。内部政治和对自身的冷静观点而非帝国利益主导着加拿大的外交政策。自从1922年的查纳克危机以来，加拿大已经表明其议会将独立决定是否开战。加拿大能够采取独立自主的路线，因为它拥有接近美国这个巨大优势，在门罗主义下，完全可以期待美国照管加拿大脆弱的太平洋沿岸地区。加拿大内部的混杂的种族使其不会理所当然地追随英国和英联邦。其1100万人口分为三类，将将超过一半有英国血统，1/4法裔，其余的是土著印第安人和中东欧移民的后代。在一些讲英语的社区里，对帝国的忠诚依旧强烈，但是同样的纯粹加拿大身份感也很顽固并在不断强化。1925年，可能移民者被警告说：“别忘了在加拿大出生的英国人跟本土出生的一样，他们可不会任人轻视。”

对英联邦忠诚度的测试，或者有些人会说顺从度测试，在1938年秋来临了。引起争论的问题是希特勒对苏台德（Sudetenland）的领土主张，该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日耳曼人。张伯伦追根溯源至其父亲的时代，把苏台德日耳曼人与德兰士瓦的英裔侨民联系在了一起，认为其皆为被困在异乡的游子。他说服自己接受了德国最终对苏台德的吞并，并在9月中旬的布莱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与希特勒进行的会谈上同意了这个方案。而令张伯伦和大多数英国公众不能接受的是希特勒接下来的要求，即立即对争议中的捷克领土进行占领。忽然之间，非常令张伯伦难受的是，事情已经变成了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英国和法国要不要帮捷克斯洛伐克抵抗德国侵略？

英国舆论分裂了，自治领也开始后退。澳大利亚政府表示：“如果德国强力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与德国发生战争几乎是最不理想的政策。”反战情绪在加拿大则更加明显，一旦这个问题交由议会辩论，则可能出现严重的种族冲突。首相麦肯兹·金因此很谨慎地私下承认他支持英国，但公开则反对为捷克斯洛伐克开战。南非政府深知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观点反对战争，也表示不愿为捷克而战。爱尔兰早已宣布中立。这简直就是另一场查纳克危机。然而在他试图避免战争的最后时刻，张伯伦对全国发表讲话，就好像他领导着一个团结的帝国：“不论我们有多么同情面对强邻的弱小国家，我们也不能单单为了它就把整个大英帝国卷入战争。”

事实是英国没能说服自治领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值得捍卫。张伯伦满怀不安地在9月底飞往慕尼黑。如果与希特勒会谈失败继而开战，他将不能指望加拿大派出远征军或者澳新军团涌上苏伊士运河防线。而且法国在摇摆不定，其主要战舰在重修，英国的重整军备计划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捷克斯洛伐克被迫要听天由命了。张伯伦带着希特勒其余英德分歧皆可和平解决的保证回了国。这是“我们整个时代的和平”，他宣称，效仿着1878年迪斯雷利参加完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rlin）返回时的话语。

这样的措辞尽管纯属无心插柳却又如此恰如其分，因为张伯伦和迪斯雷利都被认为一样地只讲利益而不问对错。英国公众毫无疑问因和平解决危机的方案而松了一口气，尽管这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人们对此都已心知肚明。实用主义在慕尼黑占了上风，正如1877年至1878年间迪斯雷利拒绝了道德高尚者的呼声，他们认为英国有责任帮助巴尔干民族主义者争取自由而不是充当土耳其的后台。60年后，一个类似的囊括左右两翼甚至连丘吉尔都包含在内的联合阵线掀起了反对声浪，他们单纯地从道德角度考虑这场危机，捷克斯洛伐克则是受到不公平对待的可怜虫。可以想象到这群人是怎样愤怒地谴责慕尼黑是一次怯懦而见利忘义的出卖。但张伯伦的支持者辩称当英国在许多其拥有重要利益的地区受到威胁时，不可能认真考虑为一块没有利益的地区进行一场欧洲战争。《旁观者报》的一位年轻的通讯员表达了这一观点：“我这一代人没有准备好为保卫中东欧国家的领土而战，那里本身就居住着大批对现状不满的少数民族。”他声称会为印度、自治领、殖民地和法国而战。

张伯伦去慕尼黑时脑子里装的是帝国的安危。“如果我们能跟德国相处下去，那我根本就不会在乎墨索里尼。”他如是说。自从他成为首相并实际上执掌外交事务以来，张伯伦就致力于与墨索里尼达成协议以保持英国在地中海的战略地位。张伯伦心急火燎地主动对意大利示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军参谋们过分夸大了意大利海陆军的实力。结果就导致了1938年颇具反讽意味的“君子协定”，内容是英国加上后来的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承认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而意大利保证接受地中海的现状。

这些协议表明张伯伦完全没有理解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及其领导人的人格。其绝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现状，法西斯主义就是要不断地、疯狂地、剧烈地改变事物的现有秩序。这种永不停歇的政治运动包括帝国式的扩张及墨索里尼反复宣扬要缔造的新罗马帝国。在1938年即将结束之际，经过训练的法西斯代理人在希特勒占领苏台德的鼓舞下，要求获得科西嘉（Corsica）、突尼斯（Tunisia）和位于红海（the Red Sea）之滨的法国殖民地吉布提（Djibouti）。第二年新年刚过，墨索里尼就对其手下高官发表了煽动性演讲，并在其中对英国下了战书：

意大利沐浴着地中海之水。它与世界其他部分的联系是苏伊士运河，一个可以被轻易阻塞的人工水道，甚至事故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另外就是处于英国枪炮控制下的直布罗陀海峡（Straits of Gibraltar）。因此意大利没有自由出入海洋的通道；它事实上成了困在地中海的囚徒，而且它的人口越增长力量越强大，它在监狱中受的苦就越多。这个监狱的牢笼是科西嘉、突尼斯、马耳他和塞浦路斯，监狱的狱卒就是直布罗陀和塞浦路斯。

未来总有一天意大利要摆脱这个桎梏，而这将导致与英国和法国不可避免的冲突。与此同时，意大利南部城市巴里（Bari）的电台将对阿拉伯人和埃及人进行反英宣传，意大利驻喀布尔领事会暗中对西北边境省的部落人提供帮助。私底下，墨索里尼把英国描述成一个老朽、衰弱的国家，在法西斯主义的世界观里，必将让位于年轻富有活力的新帝国。

英帝国其他地区的人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英国在道义上的声誉和威望已经蒙尘于“霍尔-赖伐尔”丑闻和慕尼黑阴谋。1938年初，当安东尼·艾登为抗议张伯伦的政策而辞职后，《黄金海岸观察家报》预测：“艾登可能很快就会以英国首相之身重回政坛，他将是独裁者畏惧的人物，也是抵抗对传统的布立吞人形象和不列颠特权的攻击的堡垒。”1938年11月，塞拉利昂民族主义者宣称，既然已经承认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统治，英国便走下了“公平与正义”的神坛。

对世界的其他地方来说，慕尼黑成了英国无能的实际体现。1938年10月，《经济学人》满怀忧愁地指出对英国力量的不屑忽然增多：

巴勒斯坦地区的报告显示阿拉伯人新出现的胆大妄为与咄咄逼人皆源于其自忖可与大英帝国平等对话。在远东，日本人向南中国进发，如果他们没打算进攻香港便是准备摧毁其贸易，这种行为被归因于日本自信西方列强不足为虑。

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深有同感，他担心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和对英国商业利益的不屑，将给亚洲其他地区发出英国在世界上越来越无足轻重的信号。张伯伦可能避开了一场英国和不团结的英联邦尚未准备好的战争，但绥靖的隐藏代价却很高。英国在帝国内和世界上的道义与政治地位已经遭到严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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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之后，希特勒继续掌握着事态的节奏与进程，向着战争的方向。这个人全心全意地相信他那无休止的嘶吼：“战争是永恒的，它无处不在。没有开端也没有和平条约。”他是拿破仑再世，是一个绝对不能信任的自大狂，准备冒一切风险达到他的目的。英国政府的许多官员以及绝大部分公众已经深知他的本性和野心，但还是有一群绥靖主义者傻到幻想希特勒仍旧可以被收买。1939年年初，一个尤其怯懦的家伙甚至声称应该把德国在一战前的旧殖民地还给他们，一个无耻到张伯伦都早已放弃的策略。把一个已经经历了20多年文明的英国统治的殖民地转让给一个现今被当作残暴代名词的国家，真不知道产生这个念头的家伙们知不知道这可不仅仅是一时兴起。

张伯伦对他的政策充满信心，不愿在现实面前低头。可惜天不遂人愿，外交部已经开始准备放弃对独裁者诚信的乐观幻想。1939年1月末，外交部警告澳大利亚政府，情报显示希特勒正准备在东欧实施新的“国外冒险”，有可能侵占乌克兰（Ukraine）。当然希特勒也可能侵占荷兰，然后把荷属东印度交给日本，这提醒澳大利亚其命运与英国的联系有多紧密。同时，对希特勒可能对英国发动先发制人空袭的担忧仍在继续。

然而事实是，捷克斯洛伐克是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3月15日他的军队占领了该国的剩余地区。狮子后面还跟着豺狼，4月7日墨索里尼侵略了阿尔巴尼亚（Albania）。张伯伦震惊了，原来他一直都受到了蒙骗，他把那位独裁者的行为视作了对他个人的侮辱。“墨索里尼就像个骗子、无赖一样对待我。”他对姐姐抱怨道。经过痛苦的挣扎，在议会和公众巨大的压力下，他终于不情愿地逆转了英国的外交政策。3月的最后一天，他对波兰承诺，如果德国威胁其独立，英国将对波兰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持。如果英国走向战争，将是对希特勒侵略的反应。张伯伦从未真正信服实际上可能阻吓希特勒发动战争的政策，他一直在盲目地幻想着下一个精心策划的妥协可以把欧洲大战拖后到英国获得足够力量阻止希特勒之时。这是一个拿手好戏未见成效因此威信扫地的政治家怀有的惨淡希望。自从1937年5月开始就在领导英国外交事务的张伯伦，在1939年春末夏初，英国忙着寻求盟友（主要是苏联）时，已经沦为看客。

英联邦内的团结变得至关重要，但各自治领还是对跟随英国打一场欧洲战争颇感紧张。据史末资所言，南非对波兰一点也不关心，即使到了8月下旬入侵看似迫在眉睫之时仍然如此。加拿大已经拒绝与英法一起担保波兰的领土完整，尽管麦肯兹·金承诺如果英国受到直接攻击他将建议加拿大议会对敌宣战。相信神秘巫术的金还曾尝试借助超能力透视希特勒的思想，但未能成功。他1942年访问伦敦时的运气要好一些，在一场降神会中联系上了叮嘱他健康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安·博林（Anne Boleyn）和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

澳大利亚处于两难之中：其政府必须选择在欧洲战场上对英国全力支持或者集中资源对付家门口的威胁——日本。保守党人支持前者。“我们要么前进，”国家党领袖厄尔·佩吉（Earle Page）爵士声称，“与帝国的全体一道凭借帝国的力量获得安全和繁荣，要么我们独自拐上一条孤独的道路……无处躲避贪婪民族的威胁。”工党领袖约翰·柯廷（John Curtin）对这种老套的帝国主义主张无动于衷。“澳大利亚最重要！”是他们党的口号，在具体事务中的意思就是倾全国之力加强国防，尤其是加强澳大利亚皇家空军。

这些争论的背后隐藏着对英国远东战略的忧虑。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及日本在初期的胜利迫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迅速重整军备。它们都激烈地要求得到新加坡将会获得增援的保证。在对波兰做出承诺之前，张伯伦亲自确认“即使是在与德国和意大利发生战争之时，只要日本对我宣战，英王政府仍将派出一支舰队赶赴新加坡”。他的话仍然让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感到不安，因为没说清关键问题，将会派来有多少艘船？张伯伦接下来又拒绝向远东派出舰队展示实力，声称此举可能导致墨索里尼加速在地中海的行动。这更加重了人们不言自明的担忧，如果发生战争，欧洲前线总是将获得优先英国的战争资源。带着这些考虑，新任澳大利亚首相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在4月底发表广播讲话称，当战争来临，他们将与英国并肩作战，但是依照现在的情况要求，“不是在欧洲战场，而是在我们的海岸防线”。

即使如此，澳大利亚依旧需要皇家海军的战列舰和航空母舰。1937年6月，当澳大利亚驻伦敦高级专员H.A.布鲁斯（H.A.Bruce）向新任国防协调长官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提及此事时，发现他很难说清到底有几艘战列舰可供纾解新加坡之围。他被告知尽管近来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利益发生了一些冲突，英国仍然认为不会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有鉴于此，彻底消灭意大利海军就成了首要任务。

以新加坡为轴心的战略计划被突如其来的事件搅得一团糟。2月，日本占领了香港以南250英里的海南岛，一个月后又占领了新加坡东北方650英里的南沙群岛。考虑到这些情况，英法联合参谋官在6月得出结论，新加坡不再是远东的直布罗陀。其未来的安全将依赖于纵贯马来半岛的机场网络，这又需要以步兵和防空炮火来加以保护。

自从北美独立战争以来头一次，英国无力彻底保卫其帝国。为了保护帝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上的领地，只要意大利海军还能出海，英国在亚历山大基地的舰队便驻守难离。孟席斯预见了灾难，在9月请求张伯伦说服法国放弃突尼斯和吉布提以免墨索里尼闹事。看起来他没有从前一年半里学到任何教训，事实已经不可辩驳地证明有限的让步只能增加独裁者对更大猎物的胃口。

澳大利亚的安全所面临的危急局面使布鲁斯高级专员赶往如今控制着太平洋锁钥的美国。他曾经询问罗斯福总统美国将如何应对日本跨过赤道向南挺进，得到的答复是：“你无需担心。”在英国，丘吉尔已经断定能够保护英国远东和太平洋领地的是美国。战争甫一爆发，史末资就表达了对“人类利益的最后力量”——美国将很快介入的期望。

但美国和英国并非天生的搭档，尽管它们有共同的语言和对民主原则的维护。1919年之后两者间的关系一直是礼貌、冷淡并且还有点互相猜疑。因为美国不愿在中国问题上与英国采取一致目标，失望的张伯伦认为美国人在一切问题上都不值得信任。美国国务院的政策制定者一直对参加英国的计划保持着警惕，他们认为英国的统治者特别自私特别狡猾。尽管英美对国际稳定深感忧虑，但终究无法将此转化为共同行动。

英美合作的最大绊脚石当属贸易问题。自从1932年渥太华会议以来，英国一直坚持帝国特惠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令罗斯福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如鲠在喉。赫尔是国际自由贸易的热情支持者，他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到了他口中的“前免宽税的互贸学定”（他说话有点大舌头）谈判上。拥有帝国贸易板块的英国以及日本、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实行自给自足经济政策的国家，担心被美国竞争冲垮因此和者寥寥。

英美合作的另一个阻碍是因美国参加一战的经历而增强的孤立主义传统。1939年在访问美国后H.A.布鲁斯报告说，美国舆论“总是把介入任何欧洲问题与巨大的损失联系在一起”。正如罗斯福体会到的那样，美国人需要学着了解欧洲，并抛弃欧洲总在自私自利地玩弄权术的错误印象。在英国刚刚承认意大利主宰阿比西尼亚和德国分割捷克斯洛伐克之际，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仅如此，美国普遍存在一种对殖民国家的不信任，这很容易被拿来反对英国，因为英帝国是美国人最熟悉的帝国之一。罗斯福也有这种反帝国主义情绪，当1941年日本占领印度支那（Indo-China）时，他评论道：“什么都比在法国殖民统治下强。”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军方却认为英帝国是国际稳定的源泉，因此不应削弱。

这些事务上的误解加上美国人民不愿卷入混乱危险的遥远事务，造成1939年前英美间相互理解不可能出现。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和犹豫的外交政策造成俄国被排除在英法阵线之外。尽管希特勒在1939年夏和他两年后进攻苏联时一样毫不畏惧其力量，但他还是需要苏联。他需要一个中立甚至友好的苏联，这将使他可以自在地对付英国和法国，并能使他获得俄国的原材料。在8月底签订的苏德条约中他终于得偿所愿。通往波兰的道路已经开辟，德国陆军在9月1日发动了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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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9月3日通过BBC广播发布了宣战消息，张伯伦在其中喋喋不休地述说他个人从他曾经信任的那个人那里受到的辱慢。也许反而是从西印度发来的那封传奇电报更加令人振奋：“别担心，巴巴多斯（Barbados）跟着你干。”当然别无选择的其余自治领也是如此，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印度总督的宣战决定让印度国大党很不高兴。

尽管从英国政府获得秘密文件有些困难，澳大利亚一直在紧密关注欧洲事务。8月25日，孟席斯广播讲话，提醒人民：“我们澳大利亚不能置身事外，因为大不列颠的失败或毁灭意味着大英帝国的失败和毁灭，我们自身的独立前景也将飘忽不定。”同样的主张在1914年大行其道，如今再次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争取到了英国一边。

统治南非的统一党（1934年成立以调停布尔人和英国人）倾向于友好中立。当这项提案被提交议会后，80位议员反对，67位支持，首相赫尔佐格将军（General Hertzog）被迫于9月5日辞职。在总督拒绝举行大选之后，赫尔佐格的副手史末资掌握了权力，南非加入了战争。布尔极端主义者出离愤怒，许多人公开宣称同情纳粹主义，未来种族隔离政策的设计师马兰博士（Dr Malan）宣称：“南非联邦业已降格为欧洲的附庸国。”对法裔加拿大人会积极地反对战争的担心很快消散。麦肯兹·金在9月3日的广播中声明了他对英国的声援，七天后他向议会寻求批准宣战得到一致同意。魁北克民族主义领袖莫里斯·杜普莱希（Maurice Duplessis）解散了他所在省的议会，并在10月举行了大选。事实证明这是一步败招，支持参战的候选人获得了86个席位中的68个。

英联邦和帝国在9月的第一周加入了战争，但其团结却并非不容置疑，也不是毫不迟疑的。没有1914年那种爱国热情高昂的游行起哄，公众的情绪反而带着公事公办的冷静。在艰巨的任务面前，人们卷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而不是挥挥旗子做做样子。他们即将打一场“人民战争”，当战争结束时，不单单是英国本土的人民，而是全帝国的人民，都会期望为其付出的辛苦获得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