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统治还是离开：麻烦不断的爱尔兰

二战之后有两种病毒席卷了全世界。一种是伤害身体的西班牙流感；另一种无人命名却感染灵魂，二者同样致命。尽管关于后者的来源众说纷纭，然而它的症状十分明确。政治家对它无能为力，就像当时代理英国外交大臣的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在1919年3月底给驻埃及高级专员雷金纳德·温盖特（Reginald Wingate）的信中所说：

埃及的动荡无疑是一次世界性运动的组成部分，尽管表现各异，但它却在任何一块大陆、任意一个国家都清晰可辨。我们的麻烦才刚刚开始，还不知道文明的力量究竟何时或者能否抵抗这种社会性和国际性的瓦解。

这是一个71岁的高龄老人看到的黯淡前景，尽管他从童蒙起就被教导要对人类文明的最终胜利和支撑旧世界秩序的文明力量充满信心。但在他卓越政治生涯的末尾，这位温文尔雅的大臣却面对着一个充满苦难的世界。到处都能看到那变化多端的分裂力量存在的证据，不但不可阻挡而且威胁帝国的延续。

过去的三个月里，贝尔福见证了一帮新芬党议员宣布成立的爱尔兰共和国，还有叫嚷着要结束英国对其祖国统治的埃及暴民使那个国家陷于瘫痪。就像贝尔福担心的那样，事态很快就恶化了。4、5月间，由于反对煽动法而引发的抗议运动导致了巨大的混乱，以至于一些官员甚至认为印度即将爆发第二次起义。在特立尼达、牙买加和英属洪都拉斯都发生了反白种人的暴乱，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反抗英国扶植的新政府；1920年5月阿拉伯人也步其后尘。同年还有巴勒斯坦的反犹骚乱及爱尔兰共和军（IRA）遍地开花的游击战争。

英国也未能幸免。英国及其自治领的军队因为1919年冬天的军队复员时的拖延而暴动兵变。6月，斯塔福德军团的一支小队拒绝赴印度服役，这个夏天还发生了一系列警察罢工。而最令政府心惊胆战的还是工会在1919年和1920年表现出了一连串突增的战斗性，甚至引发了英国即将步俄国后尘发生革命的担忧。

如贝尔福那样的保守党人的脑子里总想着要从这种对现存秩序的不断攻击的背后找到一个指导思想，厄尔斯特统一党领袖爱德华·卡森（Edward Carson）爵士在1920年7月的议会下院宣称他认为有一个“要把英国人赶出印度和埃及的阴谋”。相比之下另一个顽固的厄尔斯特人，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亨利·威尔逊（Henry Wilson）爵士的观点则更加具体。他认为造成帝国内外动荡的原因是：“国内的新芬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俄国布尔什维克、土耳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者以及印度煽动分子。”他没说这些人的活动是否有联系，但他掌管的情报部门认定俄国是中东地区所有反英活动的源头。连续担任帝国防卫委员会和战时内阁秘书长的莫里斯·汉基（Maurice Hankey）爵士将这一切归咎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认为其宣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原则“冲击了大英帝国的根基”。

有一种理论认为所有这些英国内和帝国内的大众不满表达其实植根于隐蔽的共产主义煽动，这种观点在右派和知识分子圈里很有市场，而且长期如此。原因是莫斯科从1917年以后大肆发表反殖民主义言论而且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提供庇护和帮助。同样，1919年为了传播世界革命而成立的共产国际（Comin-tern）也致力于在所有被殖民民族中培养革命意识。不过这仅仅是共产国际的次要目标，其主要的关注点是那些已经组织起来的欧美产业工人阶级，他们对共产主义宣传可比政治上还未觉醒的亚非农民要警惕得多了。

殖民地的工会组织是共产国际特工的天然目标。20世纪20年代，英国和印度共产主义者受命打入印度当地的工会成员内部以影响他们。这些煽动者的活动没取得什么进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印度犯罪调查部门采取的反颠覆措施。1920年埃及采取措施预防对工会的渗透，专门选出一些当地警察去英格兰接受“反布尔什维克”监视技术训练。在其他地方，殖民地警察局监视着当地的共产党。1921年在巴勒斯坦成立的共产党被认为对国家无害，在一份警察报告中，它的历史被描绘成“仅仅是一帮凡夫愚妇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的小屋里为了教条和工资争吵不休的烦人故事”。

可这些并没有减轻英国情报机关的担忧。1927年，帝国总参谋长陆军元帅米尔纳（Milner）勋爵总结共产主义在印度的活动时认为，苏维埃颠覆活动是“英帝国当今面临的最严重军事威胁”。报告称吸取了在中国所获得经验的苏联特工正准备把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引上歧途，米尔纳有如此想法也不足为奇。真正惹人注意的是这反映了当时官方的心态：米尔纳和他手下人都下意识地认定印度民族运动会轻易屈从于共产主义压力并接受一种跟他们大多数领导和成员都不同的意识形态。更骇人的消息显示，俄国政府正在阿富汗重演沙俄的扩张政策。1919年短暂的第三次英-阿战争期间，英国情报部门发现阿富汗人在向俄国人寻求飞机和飞行员，两年以后阿富汗飞行员就已经在俄国受训了。老幽灵在德里走廊重现，在阿富汗防御苏联侵略的计划被重新提起并更新。即使是在英国和苏联还是同盟国的1943年，军事情报部门还是被苏联煽动者在西北前线部落民族的活动记录搞得心烦意乱。

“红色威胁”完美地契合了从1919年开始流行的阴谋论，还给遍布英帝国的动荡袭扰找了个令人满意的解释。1919年，以《晨邮报》为代表的右翼报纸在显著位置发表了《峋山长老议定书》，给这种全球性现象增添了更加清晰而恐怖的色彩。这份沙俄末期反犹主义者伪造的文件规划了犹太人企图通过颠覆活动掌控世界的阴谋计划。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进行的煽动都是这一计划的组成部分，而其中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推翻大英帝国。海军少将巴里·达姆维尔（Barry Domville）笃信这种荒唐说法，在海军情报部门工作的他确信英帝国正面临莫斯科谋划的犹太-共济会威胁。尽管这份伪造的文件在1920年就已被戳穿，但是他和其他幻想家的想法却没有任何动摇，正是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参加了一系列英国法西斯活动。他们发誓要为了英帝国抵御那些虚构的敌人，那些人无一例外的不是犹太人就是共产党，要么就是兼而有之。

约翰·巴肯的惊险小说和“工兵”反映了试图为英国和帝国面临的所有问题找一个共同源头的努力。这些都得依靠其观众愿意相信这个世界到处都是密谋以及一小群有志者真的能设计推翻政府或者动摇整个社会。反派们拥有巨大的资源而毫无善恶观念，对人来说简直就是异类。他们的密谋总是被挫败，秩序总会得以维持。这类小说的读者相信他们的国家和帝国如此脆弱，暗示着他们对这两者的信心都在下降。

一战是否使得既有秩序被削弱，进而导致其暴露在1919年出现的抗议和骚乱大流行之下的说法还有待辩论。这种秩序的守护者以所有攻击都是一个庞大却模糊的阴谋的产物为由对而其嗤之以鼻，在政治上也是很占便宜的。这样做就完全否定了攻击者的不平也许并非无中生有甚或情有可原的暗示。

这种态度经常和对共产国际及其能够在任何地方造成破坏的能力的极端恐惧纠缠在一起，在当时的英国统治阶层中非常流行。因此，尤其是在士兵中，有一种趋势倾向于把不论什么样的不同意见者都归为两类，要么是容易上当受骗，要么就是利用天真和正直的大众实现其个人目的的滑头。有了这种对动荡原因和表现形式的解释，政客和长官们通常很难冷静客观地辨别他们的信息渠道是否可靠。

与此同时，传统的政治思维又使英国的统治集团很难理解令其幕僚变得愈发固执甚至暴烈的那些情绪。几乎整个19世纪和1919年英国统治者生活的时代，英国人已经认识到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致力于理智者之间的理性辩论。只要怀有善意并懂得变通，任何问题都能找到解决办法。一直在思考1918年爱尔兰动荡问题的威尔特郡乡绅、联合派议员沃尔特·朗（Walter Long）在政治论辩中表达了他所代表的时代信念和阶级信念。“我觉得，”他写道，“要避免我们所面临的那些恐怖灾难，不会也决不能超出政治家的政治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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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灾难已经席卷了爱尔兰。占多数的盖尔族天主教徒对英国人的政治协作进程已不抱任何希望。已经有两个自治法案被否决，第三个尚待施行，他们明白不能再等英国议会的恩赐了，他们要自己争取想要的东西，他们要进行自我救赎。1914年以后，许多失望的民族主义者转向了新芬党（意为“只是我们自己”），他们号召爱尔兰人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来追求自由。深受意大利民族主义者马志尼（Mazzini）的理想主义影响，新芬党鼓励爱尔兰人发掘其自己的民族认同，而这将赋予他们坚定的目标和内在力量以此与英国进行宿命的抗争。

1916年复活节，新芬党人试图在都柏林发起武装起义，为爱尔兰独立树立了一个自我牺牲式的典型范例。起义失败后，为首的起义者受到军事审判，并在当地长官麦克斯韦尔（Maxwell）将军的命令下被枪决。麦克斯韦尔在苏丹学到了如何对待英帝国的敌人，他对自己行动的辩解是：战争时期的叛徒只有死路一条。

大多数爱尔兰人对复活节起义并不关心，但“烈士”的英勇以及对无视爱尔兰民意的异族政府的愤恨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到了新芬党一边。英国对爱尔兰南部的影响力日渐削弱，但正在忙于打败德国的英国政府对此毫无感觉。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集团逐渐失去了对偏远地区的控制，因此当1918年4月英国开始实行义务兵役制时，考虑到爱尔兰人的情绪，为了谨慎起见并没有强制执行。

1918年12月的大选对新芬党和英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个考验，究竟是前者的公众支持率高还是后者更有权威。76名新芬党员当选议员（其中47名曾入狱），另有26名联合派和6名老派支持自治的民族主义者当选议员。新芬党议员于1919年1月在都柏林集会，宣布成立爱尔兰共和国，并组成议会下院（Dáil Eireann）。现在爱尔兰两个政府并立，都宣称自己合法并指责对方。一方在陆军元帅总督弗伦奇勋爵的带领下占据着都柏林城堡，而另一方则以埃蒙·德·瓦勒拉（Eamonde Valera）为首，正在加紧建立自己的行政机构和军事力量——爱尔兰共和军。有了这支据说将由10万志愿者组成的部队，爱尔兰共和国议会宣布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为非法，并要求所有英国部队立即撤离。

新芬党的主要目的是让英国政府明白英国殖民当局的权威已经让位于爱尔兰共和国议会，后者将会很快组成影子政府。1919年初夏“麻烦”的第一个阶段开始了，爱尔兰共和军对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展开了系统攻势。他们通过谋杀警察、突袭警察局、烧毁警察驻地等方法希望吓阻并最终摧毁英国殖民当局控制爱尔兰的主要手段——军警。

英国政府曾经控制19世纪80年代爱尔兰的恐怖热潮，曾经应对了1798年以及19世纪20年代末、40年代和60年代的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暴乱。至少在英国政府看来，以前曾经奏效的办法——政治让步与高压的结合，没有理由不会再次起效。直到1919年中期，英国大臣们的头脑和精力都主要集中在《凡尔赛条约》签订前的那些谈判上。合约签订后，英国内阁把注意力转向爱尔兰并开始调配一种既能治愈其创伤又能把它留在英国轨道内的政治灵药。而在用药的同时，他们也在竭尽所能地以强力孤立和摧毁新芬党，恢复爱尔兰的原有政府。

接下去的两年，内阁多少同意了劳合·乔治把当前情况比作1861年美国南方各州退出联盟的局面。爱尔兰是联合王国和英帝国的一部分，决不能被分出去。不论如何，1919年前半年发生的情况说明当时确有一种流行的不满情绪必须得到解决。但是人们却想当然地认为新芬党是一小群只会搞恐怖活动的狂热分子，而广大爱尔兰人是希望和解的。

实际上，英国内阁误解了最大多数爱尔兰南方人的情绪。和解的另一个障碍是，由于长达200年之久的宗教和政治宣传，英国大众对讲盖尔语、信天主教的爱尔兰人产生了普遍的鄙视。在英格兰人眼里，爱尔兰人是一个如孩童般喜怒无常的民族，无法抑制其桀骜不驯的激情。《潘趣》杂志上的漫画长年累月地把爱尔兰人刻画成怒目圆睁的猿猴似的形象，挥舞着手中的大棒想要打架。这种固定形象及其背后的含义影响了官员的判断。保守党领袖安德鲁·博纳·劳（Andrew Bonar Law）认为爱尔兰人是“低等民族”，而劳合-乔治则曾这样挖苦道：“爱尔兰人没有幽默感，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总能让我们哈哈大笑。”随着恐怖活动在爱尔兰的增加，英国人在种族问题上找到了发泄怒火的出口。《星期六评论》上的一封信提醒读者：英国对爱尔兰的统治无异于奴役，这引发了一位读者在来信中大发雷霆：“奴隶们会被强制劳动，可是没有一个人——即使是汽车大王福特（Ford）先生——也没能让任何一个爱尔兰人劳动过。爱尔兰人在历史上一直拿手的事只有杀人，这是爱尔兰人的日常消遣。”

英国政府认为也许给爱尔兰人一点他们要求的东西能阻止他们继续杀死自己的同胞和英国士兵。1919年12月爱尔兰自治法案的草案获得了内阁批准，并在次年春通过了下院辩论。法案的目的是满足盖尔民族主义、安抚厄尔斯特的新教徒并把爱尔兰留在英帝国内。首先，爱尔兰将被分割，因为在厄尔斯特占大多数的新教徒绝不会接受全爱尔兰人选出的政府，他们甚至还威胁要就1886年和1912年的问题重新斗争。厄尔斯特还是那么桀骜不驯。联合派领导人卡森宣称，厄尔斯特人绝不会屈服于权柄被“罗马天主教会”掌握的都柏林政府。他得到了听众们的欢呼，他们是1920年7月12日聚集在贝尔法斯特庆祝1690年新教在博伊奈河（Boyne）胜利的橙带党。他还宣布他们不会与其天主教同胞联手，除非后者选择留在“将文明传遍广阔大地的英帝国”之内。

如果事态按着英国政府的心愿发展，爱尔兰将会像过去一样留在英帝国里。南方人会有一个在都柏林的议会，而北方人则在贝尔法斯特有一个。二者都会收税，再把收上来的钱花出去，不过爱尔兰的外交和国防还是会掌握在英国议会的手里。按照新自治法的规定，爱尔兰大选将在1921年5月举行，届时英国军队和获得加强的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应该已经击溃了爱尔兰共和军。

新芬党拒绝了劳合-乔治的一切提案。其支持者希望能与英国和英帝国永远地分道扬镳，脑子里有爱尔兰神圣不可分裂直觉的民族主义者对分割爱尔兰的想法深恶痛绝。共和军一派可以强硬得起来，因为他们正在战场上取得优势，而对手则面临着长期的不利因素。爱尔兰共和军士兵不穿军装，无法辨别；他们在人群中穿梭，屈服于他们的武力或者对他们抱有同情的群众随时可以藏匿他们躲避追踪。其他男女老少也作为一支看不见的军队充当他们的耳目。这些人为共和军士兵提供敌人的动向，还故意向英国人提供错误情报，有的人还会因此失去自己的房子、财产甚至生命。

城市和乡村游击战在1919年还是个新鲜事物。这让那些习惯了硬碰硬作战的士兵们感到晕头转向，并因此生出了有劲儿使不上的恼火。将军内维尔·麦克里迪（Nevill Macready）爵士在回忆录中就表达了这种情绪。“英国政府从不承认‘游击战’这个词存在，”他写道，“如果他们承认的话，士兵的任务将会容易得多得多。”比如，他们可以射杀任何没穿军装的武装人员。麦克里迪在1920年4月被任命为爱尔兰军队总司令。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帝国战士，经常对造反的土著施以铁拳，而是一个军民关系方面的专家，过去只在1919年警察总监任上处理过劳资纠纷。

当麦克里迪接过任务时，消耗殆尽、士气低落的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显然已经无法抵抗爱尔兰共和军的游击战，除非接受大规模的军队帮助。此外，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战术还造成应征警察的人数减少，因此当局不得不向英国本土寻求增援，也因此实际上引入了所谓的外来军警。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口中的黑棕部队传说因此而诞生，这些人是从伦敦、格拉斯哥、伯明翰招募的退役军人，他们于1920年1月来到爱尔兰。给他们临时设计的制服混合了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的深绿和陆军的卡其色，让一些人联想起了有名的利默尼里克（Limerick）猎户犬，并因此给了他们这个绰号。紧随其后的是皇家爱尔兰保安部队辅助师，同样从爱尔兰以外招募。这两群人很快就获得了狂饮烂醉、滥杀无辜的恶名，这更由于他们不惮对同情与保护爱尔兰共和军的居民实施残酷报复。

到1920年夏，战争的模式已经形成。爱尔兰共和军团体有时以突击队形式集合起来开始行动，然后分散消失在大街小巷和乡村田野。他们无差别地杀死保安部队成员和与他们有任何一点关系的人，有时甚至会搞错目标。爱尔兰共和军战士自认是爱国者，觉得自己实现一个联合起来的爱尔兰共和国的目标是正义的，因此不需要再受人类一般道德准则的约束。然而他们的敌人仍将其视为冷血凶手。他们会对特别残暴的杀戮进行报复，对象是那些与罪行有牵连的平民。这种自发的报复行动中最恶劣的一起发生在1920年11月21日，被认为是情报人员的12个英国军官在宿舍被爱尔兰共和军射杀后，当天下午，一队英国辅助部队士兵向都柏林一个足球场里的人群开火，理由是对爱尔兰共和军进行还击；12名观众或遭枪杀，或在惊恐的人群中被踩死。

不管多么令人遗憾，这类报复行动在应对没有情报可供探知敌人的游击战中总是无法避免的。随着报复事件的增多，左翼和自由派媒体对政府的批评也与日俱增，它们把英国军队在爱尔兰的所作所为与一战时德国占领比利时后的行为相提并论。政客与军事指挥官之间也出现了裂痕，军官们开始宣称实行军事管制是击败爱尔兰共和军的唯一办法。

亨利·威尔逊爵士采取了强硬立场。他要求官方对报复行为给予全面许可，并处决所有共和派领袖。1920年5月他担心劳合-乔治正在变得胆怯，因为他开始对爱尔兰工会领袖手下留情，而这些人正在阻碍人员与补给的流动。这种局面需要冷酷无情，因为英帝国的前途面临挑战，威尔逊认为首相缺乏应有的意志力可能使帝国没有未来。丘吉尔对此非常认同，他把对爱尔兰让步与在埃及已经做出的让步等量齐观，认为这两者都会削弱英帝国。

1920年下半年英国大臣们开始发愁到底应该跟爱尔兰共和军打到什么程度。倾向于采取强硬路线的人指出这将彰显英国保卫帝国的决心。然而如果将军们获得了期待已久的全权，那么政客们就将失去对事态的控制。殖民大臣米尔纳结合他在南非的经历认为，在爱尔兰实行军事管制没有什么实际困难，但是他警告内阁：这将会使数不清的权力落入低级军官手中。每个在场的人都明白他内心针对的不是那些低级将校而是一位相对高级的军官——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准将。1919年4月，戴尔曾经以军事管制为由向阿姆利则（Amritsar）的示威者开火，杀死了近400人。这次事件及戴尔之后的统治和他遭到的惩戒引起了一阵政治喧嚣，直到1920年7月由一次激烈的下院辩论给它画上句号。不管怎样，寇松看不到任何理由爱尔兰应该免受英国对印度使用的那种传统解决办法，例如收买人心，对某些团体罚款和查禁日常商业活动等。

政治家们慢慢地让步了。1920年12月，麦克里迪被准许在四个郡实施军事管制，下个月又增加了四个郡。随着增援和更多巡逻车辆的到来，麦克里迪开始夸口在1922年年中取得胜利。1921春季爱尔兰共和军活动的高涨让他的乐观情绪被泼了冷水，也让5月即将举行的爱尔兰南部各郡的大选沦为泡影。到6月初，麦克里迪也开始逐渐失去对高压政策的信心。不过，六个月里对4400名疑似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羁押配合着对城乡中藏匿的武器弹药的搜剿，终于开始起效。爱尔兰共和军最出色、最大胆的指挥官迈克尔·柯林斯（Michael Collins）在回顾这段时期时承认：“我们确实被整得够呛，再来三个星期就绝对受不了。”但是他错估了对手的实力：英国军队还是没能解决许多技术问题，尤其是缺乏有效的情报收集能力。实际上双方在6月初就已陷入僵持。打破僵局的是乔治五世国王，在内阁的要求下，他在主持6月23日贝尔法斯特议会开幕仪式时提出了谈判要求。7月12日，新芬党和政府达成停火协议，三个月后，爱尔兰代表抵达伦敦进行对话。

在爱尔兰战事最激烈的时候，曾指挥阿拉伯民族主义游击队抗击土耳其人的劳伦斯上校曾这样评论：“你没办法对造反者开战。”还有一次，他警示英国政府“普通英国人”并不想要也无法负担一个全凭武力来统治的帝国。到1921年6月，内阁已经开始同意他的看法，尽管有的大臣还很不乐意。既然爱尔兰共和军将用尽可能的一切手段破坏南部的选举，唯一的办法就是宣布南部26个郡为殖民地并以军事管制来对其进行统治。麦克里迪却担心这一政策除了将无限期地延长战争以外别无用处。

政府没敢把整个爱尔兰南部都交到将军们手里。过去两年，高级教士、自由党和工党议员、英国工会联盟（其在1920年6月特别会议上曾要求英国部队撤离）以及记者等的抗议之声不断高涨，他们称这就是阿斯奎斯曾描述过的“邪恶的压制和随意复仇政策”。它使越来越多的爱尔兰人与英国离心离德并在国际上给英国的声誉抹了黑。

爱尔兰事态的转折在国外引起了不少波澜。德·瓦勒拉在1919年至1920年初访问了美国，在那里他被当成了与甘地、孙中山一样的民族英雄。而且更是受到了爱尔兰裔美国人团体的最高规格接待。他们捐献了500万美元现金来帮助战争的受害者购买食品，甚至还暗地里包括军火，并且还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施加政治影响。这使得美国国会通过了一些反英议案，但也仅限于此。新总统沃伦·哈定（Warren G.Harding）的孤立主义立场排除了任何官方干预的可能，毕竟他认为这是英国自己的问题，不关美国的事。不过，爱尔兰问题却是自治领要关心的，尤其是澳大利亚有人口众多的爱尔兰社区。史末资将军预见到英国在爱尔兰的措施将“毒害”英国与自治领之间的关系。因此1921年6月，他在帝国会议期间抽时间访问了都柏林，并在那里以一个英国曾经的敌人身份说服新芬党领导答应寻求妥协。史末资告诉他们英国绝不会容忍爱尔兰共和国的存在，但是如今会接受一个作为自治领的爱尔兰。

英国和爱尔兰之间的谈判开始于10月份并持续了近两个月。谈判桌上的讨价还价以及在12月初签署的协定一直就是双方不断互相攻讦的源泉。双方都把停战当作了喘息之机而时刻准备着重启战端。爱尔兰共和军在7月和12月之间招募了4.5万名急需的志愿者，劳合-乔治则表示如果谈判没有取得成果他将重启并加强攻势。12月2日，媒体报道说丘吉尔表示“约翰牛正准备挥舞他的大棒”。四天后当协定即将签署之际，他还警告爱尔兰代表柯林斯英国军队可以在三天内准备好重新行动。这类恐吓一直都让爱尔兰人认为停战协定是靠威胁爱尔兰代表才达成的。而且看起来柯林斯及其同僚更像是上了英国人虚张声势的当，邀请他们参加谈判的主要目的是阻止战争的扩散，这场令英国政府颜面尽失的战争在麦克里迪看来简直就是打不赢的。

人们对英爱协议达成的背景的争论也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了对其内容的争论。爱尔兰南部变成自治的“自由邦”和一个自治领。条约也规定了厄尔斯特及占其人口少数的天主教徒脱离自由邦，而作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但保留独立的议会。然而对那些梦想着独立的爱尔兰国家占据整块土地的人来说，爱尔兰自古以来神圣不可分割，于是爱尔兰南北方的边界就成了一道伤口。这是一条被条约撕开的伤疤，是暂时的将就之举；而且它在爱尔兰议会中也只是以七票之差得以通过，所以反对者在不断地反抗。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的战斗一直拖到1923年才以前者取胜而告终，柯林斯在此过程中也死于一次遭遇战。战斗遍布厄尔斯特前线，反对条约的人想以武力重划边界，也造成了在贝尔法斯特发生了严重的反天主教活动。

最终的胜利属于德·瓦勒拉及其追随者。1937年他重建了爱尔兰宪政体制，把爱尔兰改造成了一个共和国。这并没有那么令人瞩目，尽管民族主义情绪没受1921年妥协影响的人对此反应较大。自从1931年《威斯敏斯特法令》之后，爱尔兰像其他自治领一样在内政外交方面都享有完全的自由。这种独立性在1939年9月德·瓦勒拉宣布爱尔兰在英德之间保持中立时得到了维持。

英国内部对英爱协议及其与英帝国未来之间关系的意见并不统一。极端的是，《旁观者》认为爱尔兰应该被赶出英帝国，因为它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没有资格享受帝国提供的那令人艳羡的特权。不过政府可不敢这么任性：光是战略考虑（爱尔兰的基地在近来对付德国潜艇的战斗中价值巨大）就要求爱尔兰南部继续当英国的附属。从道理上讲也是这样，因此寇松和劳合-乔治都宣称协议对英国来说是个胜利。

亨利·威尔逊爵士和死硬派则坚决反对。他将此描述成“在枪口前懦弱地低头”，英国的权力也因此成了镜花水月。他预言英帝国的气数已尽。威尔逊在1921年5月坚持认为“我们要么放手要么统治”。当他发现懦弱的英国内阁选择了前者时，他毅然辞职并以联合派身份当选为厄尔斯特议员。威尔逊与很多其他高级官员、一些极端的保守党员、右翼报业大亨们一样认为英帝国从根本上说建立在一个狭窄的基础之上。只有英国掌握着更强的武力并敢于一出现反对声音就毫不留情使用武力，帝国才能得以延续。而威尔逊鄙视的政客们则缺乏这种决心，要么因为他们总是要优先考虑党派利益，要么就是顾及媒体的意见，要么是考虑个人升迁。与爱尔兰达成的协议令他忧心忡忡，因为他认为其他地方也会群起效仿。威尔逊似乎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了英国和英帝国凯撒式的拯救者，英国的墨索里尼，或者更确切地说弗朗哥将军。但他未能活着成为英国的命运之人，1922年6月，他在尤斯顿广场的家门外被两名爱尔兰共和军枪手刺杀。凶手很快被捕（其中一个还安着一条木头假腿），经审判后被处以绞刑。

威尔逊是一个心怀怨怼可能还有点精神问题的军人，然而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那些认为英帝国遭到了软弱怯懦的政客们背叛的人们却在不断地重复他曾经发出的怒吼。他们不断地宣称坚决的措施可以压制不满的帝国子民的抗议，他们坚持认为这些人是别有用心的少数刁民，不代表民意。但一个棘手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那就是：如果威尔逊等人认为一定要以强力维持英帝国，那么政府究竟应该将强力使用到何种程度呢？

不过甘地在考察了爱尔兰协定的意义后，认为导致协议最终得以达成的不是领导人的意志不够坚定，而是源于对传统道德律的遵守。“英国政府并非是由于担心死更多人才被迫地勉强地提出和解，”他在1921年12月这样写道，“而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再给这样一个热爱自由高于一切的民族增加任何痛苦都是可耻的。”自由党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教育委员会主席H.A.L.费舍尔（H.A.L.Fisher）比其内阁同僚对这份耻辱感受更深，他后来把对爱尔兰做出的让步总结为“自由主义精神的成就”。从前是工联主义者现为工党议员的J.J.琼斯（J.J.Jones）认为这种精神对英帝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在下院讨论英爱协定之前，他在下院发表如下讲话：“我认为英帝国最终会被民族自决所挽救。再也不可能继续把锁链套在这些民族身上了……”

这些表述与18世纪70年代北美独立战争那些反对与美国开战的声音大同小异。尤其重要的是，它们点明了20世纪的英帝国自身存在的核心矛盾。公元前5世纪的克里翁（Cleon）就明白这个道理，他提醒当时雅典帝国的公民们：“民主制度不可能成就帝国。帝国是一种专制，其臣民则是不忠的谋反者，你们自杀式的让步并不能使他们顺从，唯一有用的是你们的力量。”最后他要求对造反者施以最严厉的惩罚，威尔逊一定会赞成这样做。不过英国人和希腊人一样都为其人民享有的民主和自由感到自豪，而且从17世纪开始就在向其殖民地输出制度和理念。尽管右翼在不断咆哮，英国的帝国不曾是也不会成为一个军事独裁政体。

那它会变成什么？1919年英帝国出现了一种新气象，“英帝国及其国家联邦”这个词首次从史末资将军口中出现。这个经过仔细斟酌的词可以使那些自治领免于遭受帝国成员身份带来的劣等和从属的污名。16世纪政论家发明了这个词，“联邦”代表着一群有共同利益的平等国家为了彼此携手努力。与英国情感上的联系和共同的国家元首——英国君主，把这个联邦联结在了一起。联邦中的各国都在经历一个相似的革命性过程，从各自独立的殖民地变成自我管理的国家。在各阶段，这一转变过程都按照英国给出的条件进行，并且也建立在英国有权随时对任何地方的臣民给予或保留政治权利。

而在1919年至1922年间，爱尔兰人打破了这一模式。他们点了一支曲子然后让极不情愿的英国政府不得不随之起舞。如果英帝国本质上是一个整体的、独裁的体系，那么爱尔兰革命就标志着其衰落的开始。如果它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在不断适应其生存的环境，那么爱尔兰问题就不过是一个对帝国发展过程几乎没有造成影响的不愉快小插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