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痛击敌军：苏伊士战争及其他

除了完美外交官这样的声誉外，调整英伊关系方向是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爵士的另一项成就。他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同时又充满壮志豪情，但似乎命中注定要为更强势的人物当副手。他和张伯伦之间就是这样，张伯伦坚持关键的磋商要亲自进行，这个作法也被丘吉尔沿用了，艾登很失望。他是首相职位的法定继任者，然而丘吉尔尽管得了两次中风还依然在任，他的耐心也因此几乎消磨殆尽。艾登没有隐藏自己的不满，他曾把自己的长官叫做“老糊涂”。1955年4月，丘吉尔辞职，他终于得到了首相的位置，借此机会他领导英国在中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辉煌时代。

杜勒斯及其在国务院的幕僚可能已经将英国判定为这个区域的失败者，但是艾登确信英国的威信会恢复并提高。毕竟，英国仍掌控着在马耳他、利比亚、塞浦路斯、亚丁湾、波斯湾和伊拉克的基地；伊拉克的哈桑王族国王费萨尔二世与其表兄弟约旦的侯赛因都是英国的朋友。基于这些因素，艾登相信在美国的配合下，他可以建立一个像北约一样稳固的反苏联盟，这会强化英国在中东的战略地位，也会形成一个屏障保护自己的油田。

1955年3月到10月间，土耳其、伊拉克、伊朗还有巴基斯坦一道被拉入《巴格达协定》。英国仍管控它在伊拉克的机场，并保证在必要的时候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来回击苏联常规武器进攻。这包括分散在中东各地的装甲旅、英联邦援军及核武器储备，这些核武器可以弥补其部队数量上的劣势。

《巴格达协定》令埃及首相纳赛尔（1956年后担任埃及总统）感到头疼。他痛斥这份协定表明，英国几乎不加掩饰地企图分裂阿拉伯世界并重新获得在中东的霸权地位。纳赛尔对此的反应是，发动一场横跨中东和北非的恶毒的宣传战，他对大众发表无线电演讲，意在败坏英国及其支持者的名声。纳赛尔的讲话简单又引人入胜：埃及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先锋，他作为现代的萨拉丁，注定要联合所有的阿拉伯民众抵抗他们的敌人。数百万的阿拉伯人收听或阅读了他的讲话后，都几乎把他奉为救世主。英国过去曾使他们分裂，让他们臣服，而他们就要被纳赛尔解放出来。

开罗广播台的怒斥和电台背后发表如此言论的人让不愉快的回忆重新浮现。对于艾登来说，纳赛尔就是墨索里尼的转世。像墨索里尼这个意大利人一样，他既是一个卑鄙的无赖，又是一个自大狂，唯一的目标就是把自己装扮成“一个从波斯湾至大西洋的凯撒”。麦克米伦像艾登一样也是一个反对忍气吞声的人，他同意艾登的观点，认为纳赛尔是“亚洲的墨索里尼”。

这种直觉上的比较预示了艾登下一步的行动。他和那些同意他观点的人相信，他们要和一个独裁者进行一次较量，这个独裁者像墨索里尼一样性格分裂，难以预测，冷酷无情。如果纳赛尔真的像墨索里尼一样，那么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事又要重新上演了，妥协退让无异于自取灭亡。向纳赛尔让步会鼓励他继续冒险，提升自己在阿拉伯世界民众心中的地位，从而进一步贬低英国的地位。

在1955年末，艾登和他的智囊团认为他们已经确定了能够感染整个中东的病毒源，但是他们没有治疗办法。无论如何，如果没有美国的允许和可能的帮助，这个计划就不能实施。如果纳赛尔没有使埃及和苏联结盟，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但如果埃及真的与苏联结盟，一切可能已经为时太晚了。军情六局在开罗的特工发现纳赛尔和苏联走得越来越近，他在9月份作出的从捷克斯洛伐克获得武器的决定证实了这一点。有迹象表明埃及和它的伙伴叙利亚正开始朝苏联靠近，西方很快失去他们以及其他友好的中东国家支持的可能性正不断增加。

1955-1956年冬天，政府面对着堆积如山的报告，这些报告都表明英国已经在中东失去了主动权，就连受到这样的影响之后余下的东西也要失去。约旦之前一直是一个稳固的盟友，也开始出现屈服于纳赛尔的宣传和颠覆的迹象。3月1号，侯赛因国王将阿拉伯军团指挥官格拉博将军免职，开罗电台长期斥其是狡猾的英帝国主义特工，在幕后操纵政局。几天之后，又有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外交部长塞尔温·劳埃德（Selwyn Lloyd）在拜访一个应该持友好态度的前哨——巴林岛时，被反英暴徒辱骂并被丢掷杂物。

“我们身陷混乱当中。”艾登在3月3号承认了这一点，他还补充道：“但我们在混乱中表现最好。”恐慌和愤怒在以后的几天非常明显。参谋长们认为约旦即将抛弃英国，这会使英国失去一条通向伊拉克基地的专用的飞机跑道。塞尔温·劳埃德在巴林岛的遭遇让艾登和他的同事很生气，他们想在岸上集结一些军队表明“我们依旧生龙活虎”。问题是没有可以去打击的目标。到月底，愤怒已经变成决心。至少从军情六局的主管乔治·肯尼迪·杨（George Kennedy Young）告诉一个中央情报局特工的话中看是这样：“现在可以准备打最后一场仗了，不管成本如何，我们都会胜利。”

预言一向是模棱两可。杨可能指的是“蔓延行动”，这是一个企图推翻叙利亚总统舒克里·阿库阿特利（Shukri al-Quwatli），从而孤立纳赛尔的英美联合计划，届时叙利亚将会被置于与英国友好的伊拉克的保护之下。当地异见分子在大马士革的密谋在10月末被发现，由于相关文件仍未解密，英国是不是这场阴谋的幕后指使者仍然无法确定。当时，埃及情报部门认为中央情报局正在叙利亚进行某些活动，当时在塞浦路斯的一个英国旅正时刻待命准备投入到对叙利亚的作战当中。

然而杨的话似乎暗示，英国政府可能有比在大马士革重演两年前扳倒穆萨迪克的那种政变更加令人恐惧的主意。杨可能已经在心里规划好了“绳索行动”，作为军情六局报告以色列马上要攻击英国的盟友约旦的回应。“绳索行动”包括袭击以色列空军，突击队袭击以及海上封锁，这些足够展示出令人胆颤的实力以及英国要保护中东盟友最坚决的决心。

第三种也是最吸引人的可能性就是，内阁正准备在不远的将来以压倒性力量打击埃及。3月初，大臣们的心情像自由党国会议员在1882年埃及危机的第一个阶段时那样可怕，当时他们怒不可遏，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开战。纳赛尔是当然的目标。据前军情六局特工彼得·怀特所说，暗杀纳赛尔的计划已经随时可以实施了。中央情报局在2月末被告知了这一点，埃及当局认为至少三个英国刺客和一个德国刺客被送往开罗，但是都临阵脱逃了。英国另一个秘密行动的细节在9月初被公布，在此之前很多埃及人被逮捕，他们被教唆在主要城市煽动暴乱。埃及政府认为暴乱的发生会被英国当成是军事介入的一个借口，他们在1882年就是这么做的。

这些零星的消息组合在一起就表明从1956年3月开始，政府就已经决定要和纳赛尔决一胜负。然而这个目的如何达成，还要等到所有官方文件被解密才能知道。已知的信息有力地表明英国情报部门受命要构建一个和1882年情况相似的情形，当时埃及政府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内部混乱到将要失控的程度。当然，这样的情形为武力介入和成立傀儡政府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前提，这正是艾登想要的。

不论这个目标要如何完成，推翻纳赛尔是一项极危险的任务。但是艾登准备要承担这个风险，同样的方式在伊朗取得过成功，虽然规模小了一些，但成功的事实还是让人感到些许安慰。如果英国要维护自身在中东的威严及其在中东的友邦，纳赛尔倒台的计划是必须执行的。对艾登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麦克米伦，这场较量从暗杀纳赛尔的计划看来简直成了私人恩怨，事实上也确实如此。

从政治角度来讲，艾登已经有些岌岌可危了。从年初开始，他所在政党的一些人，还有《每日电讯报》一直呼吁一个“强硬的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抱怨可能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了3月份愤怒爆发以及随后要求对纳赛尔“做点什么”的诉求。过去六年中伊朗和埃及大肆羞辱英国，英国并未雪耻，艾登也成了此事的替罪羊。在某种程度上，英国在中东无形帝国的大幅度折损看起来比其退出印度更加令人痛苦。至少英国从印度撤出时还带着一份尊严和成就感。然而在伊朗和埃及，放弃自己的势力范围却是在面对侮辱和批评时的一种撤退。国家荣誉受到了伤害。英国主导中东的能力一直体现着英国屹立于世界舞台上的地位，而现在这种能力正在瓦解，奴颜婢膝地去顺从于美国的意愿。美国则摆出了要取代英国原来地位的姿态。

在1956年前半年读一读报纸，就会感受到英国任人摆布，风雨飘摇，痛苦抵抗，对自身处境感到走投无路，如果没有觉察到这一点，那是不可能的。报纸头条报道了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EOKA）对军人有时还有他们的妻子的肆意谋杀，他们希望意诺西斯（Enosis）可以实现，即希腊与塞浦路斯的合并。在5月的亚丁也有暴乱的报道出现，当时一名副部长被人群围攻，他们要求独立。还有不断活动的纳赛尔，公开指责英国的同时还暗中实施对抗活动。英国变得毫无还手之力，疲于奔命。在英国，任何人诋毁英国都会受到惩罚，诋毁埃及则不会，现在很难向这些在这个经历了几代人时间的辉煌帝国里成长起来的人们解释这些令人恼丧的事情。亲身经历过这段时间的人都会自己做出判断，但在苏伊士危机之后大量传闻及稿件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就是英国正在遭受放弃帝国主义后那种迟来的震惊和由此产生的在处理世界事务时相对的无能为力。

就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当对英国未来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国家的质疑声出现时，就可以想象出英国当局始终使用的那种带有民族道义的讲话语气。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似乎成为了局势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的一种言论。惊险连环漫画，自动唱机，摇摆舞，摇滚和不良少年都成了下坡路的标志，这个下坡路会导致年轻人的集体毁灭，由此最终导致国家的衰败。所有这些魅惑人的变革都从一直在世界上支持英国的美国舶来，无疑这为各式各样的编辑、保守党的下院议员、牧师、教徒、文职官员和法官发出的喧闹声中增加了一个刺耳的音符，而这些人将自己视为英国传统价值观的守护者。和包括外交官夫人罗伯特·马金斯女士，“易夫林·霍梅”（《女人专属》杂志的知心大姐），伊夫林·舒克伯勒在内的朋友们讨论这件事，得出的结论是：英国已经变得没了血性，软弱无能。

纳赛尔也是这样想的。在1956年前半年，他引导埃及与英国发生矛盾。这场矛盾在双方势力较量中结束，而且纳赛尔认为这会导致中东出现新的力量平衡，而局势对埃及有利。首先，他在亚洲非结盟的国家中延长了旅程，使各国承认他是这个反帝国主义中立集体的领导人。他也表明他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作出决定，承认中国共产党人的合法地位和在开罗接见苏联密使就是证明。

在埃及国内，他的精力投入到了已经完成设计的阿斯旺水坝的建设和苏伊士运河公司的前景工作当中，外国投资人在苏伊士运河公司持有49%的股份。从表面上看，哪个国家可以给水坝建设保险的问题与运河的国有化总是密不可分的。7月19号，杜勒斯坦率地告知埃及，美国不会拨给水坝贷款，作为回击，纳赛尔七天之后亲自承接下了大坝建设的任务。实际上他正在考虑把运河公司及其资产没收一段时间。从一开始他就知道这样做将会是一场赌博，但他估计他赢的概率大一些。10月初，美国的精力会主要放在总统选战上，法国也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无暇顾及埃及，只有英国可能会采取行动。

因此埃及情报部门接到任务要评估英国的准备情况。通过塞浦路斯民族斗士组织和马耳他工会主义者内部的消息源，纳赛尔发现英国不可能立刻做出回应，它至少需要八个星期的时间动员来进攻埃及。所以一切都取决于艾登的勇气。纳赛尔凭借两年前一个单独会议上对他的了解，觉得他只是一个用虚张声势来掩盖内心脆弱的人。纳赛尔要投入一场战争。即使这样，战争的概率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大幅度减少。纳赛尔推算出在8月10号之前战争爆发的可能性是90%，而到了10月中下旬，概率就骤降到了20%。不过他的推算中并不包括以色列。

当苏伊士运河国有化的消息刚刚送达的时候，艾登正在唐宁街与伊拉克国王费萨尔二世（King Faisal II）及其首相努里·艾斯塞德（Nuri es-Said）享用晚餐，努里·艾斯塞德是英国一位忠实的朋友。努里用纳赛尔来激艾登采取强硬手段：“你必须揍他，现在就揍。”晚餐结束后，艾登花了一晚上时间权衡战争利弊，他觉得离开战只有两三个星期了。

首相和那六个向他提供埃及方面建议的大臣有两个宏伟的目标：让纳赛尔倒台以及在埃及建立一个承认英国在中东其他地区也拥有最高权威的政府。

苏伊士运河会被国际控制以预防任何将来对英国和欧洲石油供给的威胁。如此一来，英国的威望就会马上恢复而且《巴格达协定》会仍然有效，什么样的行动能这样一箭双雕成了最重要的问题。

两个行动计划获得了通过。一方面，英国寻求广泛的国际支持，对埃及施加外交压力迫使纳赛尔交出运河。另一方面，英国准备战争，在8月2号集合预备役军人。他们要被投入到“火枪行动（Operation Musketeer）”中，这个行动是在9月中旬才被敲定的。英法联军会对埃及的战略目标（包括开罗广播台）实施轰炸，在塞得港空降并控制运河。打败埃及，也可能在推翻纳赛尔之后，三到四个分支部队会守卫这个国家，直到建立一个合格的政府。内阁希望有一个过渡期以便英国可以协助埃及的管理。

鉴于1956年英国的局势和国际环境，这样一个重建无形帝国的大胆主张需要大量的国内国际支持。从最开始，英国就获得了法国全心全意的支持，法国对纳赛尔的敌意来源于他对阿尔及利亚国家主义者的帮助。英联邦国家的态度模棱两可：印度、巴基斯坦、加拿大强烈反对任何武力的使用；南非中立；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表支持，但有些不情愿；只有中非联盟（包括尼亚萨兰，南罗德西亚和北罗德西亚）表示会支持英国的任何行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劝英国小心谨慎并告诫英国不要过激行动，没有美国支持也不要行动，否则查纳克危机和慕尼黑危机就会重演。

英国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艾登、麦克米伦和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是表现最强硬的大臣，除他们以外也有很多人犹豫不决，包括R.A.巴特勒（一个天生的老好人，晚至1940年夏，他还一直想着和希特勒完成一笔交易）、爱德华·希斯还有伊恩·麦克劳德。让这些人担忧同时也让工党领袖休·盖茨克尔及其党员不安的是政府拖延的毛病。从危机刚开始爆发时下议院辩论的要旨判断，艾登可能已经完成了一次迅速的对运河的回抢报复性行动，但是当时陆军、海军和空军并没有这样的能力去执行这样一次精密的行动。结果就是出现了一个同时朝两个方向努力的政策：英国和法国将公开并精心准备战争，与此同时通过磋商积极推进通过国际社会解决问题。洛德·基勒恩像迈尔斯·兰普森先生一样，同样拥有对埃及人发动突然袭击的第一手经验，他觉得这个延搁是致命的。他写道：“把我们自己置于无休无止的会议和磋商中就是允许入侵者逃避自己的罪行。”

当然，很多老兵都嗅到了战争的味道，他们相信到最后，一些沉重的打击还是会以原来的方式到来。陆军准将M.F.法夸尔森-罗伯茨受够了政府的谨慎行事，在迪拜的一次老兵聚会中他说道：“政治家不像我们这样了解东方人，”他大声嚷道，“不知道和他们打交道的唯一方式就是暴揍他们一顿。”工党下院议员雷金纳德·佩吉特是一位猎狐好手，他生气地问道：“我们在埃及投入了多少？这样做持续了多长时间？因此我们失望了多少次？”无动于衷反映了英国的无能为力。“如果纳赛尔没有倒台，”麦克米伦说，“那我们就完蛋了。”“这个埃及独裁者只是一个‘徒有其表的麻烦制造者’，他可以被也应该被镇压下去。”海军上校查尔斯·沃特豪斯说道，他是保守党内部毕林普集团的一位言语尖刻的发言人。丹尼斯·希利嘲笑他们是“老古董”和“小混混”。但是《新政治家》杂志在一片对沃特豪斯的报道中将他们描述得十分优雅：“1920年的《每日邮报》对他大肆吹捧，那时大英帝国可以对外国人和国内的工人阶级肆意发号施令。”

快要开战的吵闹声重新响彻议会，这也引起了要为第二个总统任期竞选的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的注意。杜勒斯告诉麦克米伦英国对纳赛尔过于小题大做，夸大了他的重要性。国务卿和总统都认为应该避免战争，要与美国一起通过协商解决问题。

尽管很多会议排上了日程，领导人们相互交换意见，到9月15号还是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协议可以达成，这一天是原来设定的要进攻埃及的日子。有趣的是，纳赛尔在这八个星期内完成了对英动武的动员。战争机器及其固定不变的时间表现在已经控制了内阁。天气恶劣，10月21号后的行动已经不能进行，后勤主任们坚持10月31号是他们有很大几率取胜的最后的开战日期。在10月初，有谣言说20000名预备役军人非常不满，因为他们已经待命超过了两个月，非常焦急地想回家继续工作。从7月31号开始，人力短缺构成了重重障碍。当时内阁同意为了补足士兵数量，派往前线的国家战士最低年龄限制应该从朝鲜战争19岁的标准下调至18.5岁。即使这样，海军仍然抱怨说有经验的通讯兵短缺以及国内和地中海舰队的减编打乱了训练计划。缺少有经验的士兵意味着装备8英寸口径舰炮巡洋舰的四个炮塔只能用两个，并且“牙买加”号和“格拉斯哥”号不能抵御敌军战机对它们的攻击。

局势越来越朝着对纳赛尔有利而对艾登不利的方面发展。因为没有通过外交取得合适的解决方案，艾登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进军埃及，要么屈服。民调显示在8月有59%的国民支持他并用武力解决和外交化解的方法，但到9月中旬，支持率下降到了49%。在10月初，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有证据显示在经历了最近越来越多的跨边境袭击之后，恼羞成怒的以色列可能会进攻约旦，这迫使英国要去解救自己的盟友。在10月11号，以色列政府得到官方警告，英国会支援约旦。三天之后，联合国关于运河问题的讨论陷入僵局，苏联使用了安理会否决权。

几周来法国一直在向以色列大献殷勤，因为以色列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条解决目前外交僵局的出路。尽管这段秘史的确切细节在20年以后公之于众，但因为当时这个策略过于简单，并没有人相信这个方法可以取得效果。以色列进军埃及，军队要经过西奈，因此就会给英国和法国提供一个借口来夺取苏伊士运河，因为他们在保护运河，并且可以将交战双方分开。艾登把握了最后的机会来避免侮辱性的屈服，在10月17号，“堪培拉”式重型轰炸机开始飞往塞浦路斯。六天之后，塞尔温·劳埃德飞赴巴黎，他和法国首相盖伊·莫列特，以色列外交部长大卫·本·古里安以及摩西·达扬将军秘密会面，地点是在塞夫勒的一处秘密地点。会面的结果就是秘密的《塞夫勒条约》，这份条约似乎没有复制品流传下来，但是10月29号到30号发生的事件清清楚楚地展现了这份条约的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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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1月发生了两场苏伊士战争。第一场发生在西奈半岛、塞得港以及苏伊士运河沿岸，参战方是英法以埃。第二场发生在下议院会议厅，报纸专栏，英国每处人们聚集的地方，主题是英国政府是否表现得理智、诚实。

按照在塞夫勒制定的时间表，第一场战争如期进行而且让纳赛尔大吃一惊，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以色列会卷入到运河争端中来。确实，9月一过，他就接到了美国消息源传来的信息，让他相信埃及不会受到攻击。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也表示很震惊，因为美国的U-2侦察机（加里·鲍尔斯驾驶，后在苏联被击落）已经在9月27号详细探查了地中海东部和中东，侦察机上的相机应该不会错过英法在塞浦路斯集结军队和战舰的景象，这当然应该被视为武力恐吓的证据，但是英国的大臣们并没有从杜勒斯的话中发现美国会极力反对英国武装进攻埃及的蛛丝马迹。他们认为杜勒斯主要关心的是，战争不应该与11月6日美国大选日放在同一天，而事实后来证明他们想错了。传统和习惯决定了英联邦国家会支持英国，但是在《塞夫勒条约》签订之后，英国与英联邦国家之间的交流就停止了。

苏伊士战争如期爆发，以色列在10月29号向西奈进军。在随后的几天里，当以色列军队和装甲部队肆意打击茫然无措的埃及军队时，英国和法国下达了最后通牒，给双方12小时的时间停止交火。这份最后通牒被忽略了，在11月1号，“堪培拉”式轰炸机开始在高空打击埃及战略目标和城市，同时空军和两栖部队准备在塞得港登陆。第二天，美国（在澳大利亚等国的支持下）在联合国支持通过一项要求参战各方立即停火的动议。英国和法国陷入了恐惧当中。他们要求宽限时日并坚持只有在联合国军队控制运河的情况下才同意停火，与此同时，他们提前了进攻的最后期限。

根据新的时间表，第一批空降兵在11月5号登陆，两栖部队在6号到达。与此同时，联合国两次要求停战。在掌控了塞得港和23英里长的运河区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在11月6号晚上对形势进行了评估。从纯军事角度看，这次行动非常成功，埃及伤亡超过了1000人，英法联军还不到100人。“这是一次很好的实战练兵，”一个陆军上校告诉记者，“十分有趣，我们很开心。”

另一场苏伊士战争也到来了。艾登在10月30号到11月6号之间的行动是这场政治骚乱的催化剂，它让整个国家感到震惊。在下议院内部，政府关于埃及的声明立即引发一片喧哗，拳头挥舞，嘘声四起。保守党人成为了“法西斯主义者”和“谋杀犯”（贝茜·布拉多克女士这么称呼他们），工党成了“胆小鬼”，他们只会对自己的国家背后捅刀。媒体拿起自己的言论武器抨击政府。很快就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一次是在下议院外面，另一次在特拉法加广场，在那里安奈林·比万公然抨击了艾登。伊斯特本的卫理公会派教徒上街游行，他们被指为“肮脏的纳赛尔的走狗”，旁观者们认为批评艾登的人都和纳赛尔是一伙的，因此实际上是叛徒。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非常流行。

不论人们在哪里聚集和讨论，都会发生激烈的辩论。我想起在我的党派中，在一群中产阶级保守党占绝大多数的地方，那些没有声嘶力竭地发表观点的人就会被对方的大声嘶吼压制下去，有时在这个过程中还会受到人身攻击。保守党下院议员认为工人阶级支持政府，对工党缺少爱国热情非常生气。一个人在一位南方支持者的鼓励下，直言不讳地说道：“我已经失去了我的中产阶级支持者，但工人阶级选民的支持至少弥补了我的损失，他们一般投票给社会主义者，支持在苏伊士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

然而在《观察家报》的读者中占绝对多数的中产阶级也因为11月4号的社论而变得群情愤慨，该社论称：“从1783年开始，英国就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受到千夫所指。”这个国家现在“在道德上孤立无援”，重申了自己一贯的崇尚战争的帝国主义，并抛弃了从1945年开始就指导了其外交政策制定的国际主义。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编辑收到了866封信为政府辩护（其中有500封要求取消订阅）和302封支持政府主张的信。

1956年11月关于苏伊士问题的辩论，就像过去百年发生的其他争论一样，也是突然发生的，因为从本质来看这事关英国和世界关系的本质。一边是鹰派的英国民众，它们觉得世界就是一个冲突不断的斗兽场，只有最强壮的和最果敢的才能通过奸诈、冷酷、武力的巧妙运用存活下来。他们相信反映自然法则的帝国主义、深思熟虑后得来的权宜之计以及国家利益是仅有的可以决定外交政策的基础。在过去，这些人会欢迎凯旋的陆军将军、海军司令，除他们外还有帕默斯顿、迪斯雷利、约瑟夫·张伯伦以及丘吉尔。现在艾登也成为了他们的英雄。在另一边则是鸽派的英国民众。他们梦想着一个和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冲突可以通过两个国家的协商来解决，他们厌恶帝国主义，因为弱者总要遭受强者的压迫，但可以容忍现代形式的具有慈善精神的殖民主义。因为这群鸽派民众在心理上倾向于成为和平主义者，在政治上表现得积极进取，并相信英国在世界上的独特位置是源于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在历史上，这群人支持科布登、布赖特、格拉斯顿和国际联盟。

从战争开始，鸽派民众对世界的态度就变得越来越乐观，因为世界似乎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帝国主义在消退。尽管冷战仍未结束，但联合国发展迅猛，英国似乎要摆脱自己传统的盛气凌人的发展方式。现在这一切都被艾登改变了。更糟糕的是，英国对埃及进军的同时，苏联军队正处在对匈牙利起义镇压战斗的最后阶段。本来可以对苏联的暴行加以道德上的指责，但如果恶棍般的苏联统帅尼基塔·赫鲁晓夫反过来指责英国和法国欺负埃及，英国和法国又有何言以对呢？

对道德高地的丧失，美国人的感觉是最真切的，美国盟友在埃及的行动减轻了美国民众对苏联暴行的认识。当苏联本来应该成为众矢之的的时候，英国和法国也受到了指责。即使是老朋友也加入了指责行列，11月3号是巴基斯坦的“痛恨英国”日，澳大利亚工党领袖艾瓦特指责艾登的行为是“赤裸裸的侵略”。

在英国，鹰派民众总认为自己是现实主义者，现在正遭受严重的打击。政府已经同意了停火，但仍坚持英法联军应该留在埃及并成为最终接管运河的联合国军的一部分，美国坚决要求英法无条件撤退，随后单方面进行了一个简短的意志力测试，这直接暴露了英国的财政窘境。

危机爆发之初，在国外和英联邦自治领地的英国货币持有者都极度容易紧张，尤其是中东地区的政府，他们害怕如果做错了事，自己的财产会像埃及那样被冻结。在8月份的时候，英币账户中有1.29亿英镑被转走。在9月份，这样的大放血停住了，但是在10月份又开始了，随着局势的恶化，0.85亿英镑被转走。在埃及被进攻以后，2.79亿英镑（包括1.5亿印度的存款）通过兑换成黄金和美元的方式被转走。到11月末，英国的货币储备降到了19.65亿英镑，看起来英镑作为主要的国际通货的日子屈指可数了。绝望当中的麦克米伦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寻求5.6亿美元的贷款。美国政府拒绝了他的请求并提出，只有英国同意将自己的军队撤出埃及的时候才有商议的可能。在10月10号，麦克米伦得知13亿美元已经被交给英国以巩固英国货币的地位。到1957年1月，英镑对美元的汇率回到了之前的水平。

英国一直经历着麦克米伦所称的“继承性战后经济萧条”。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判断是正确的。1931、1947、1949年，英镑的灾难性贬值，就是经济周期性失调的直接后果。1956年的灾难性贬值则是由政治恐慌引起的，人们担心英国不自量力，陷入了一场自己负担不起的中东战争。

事实上在麦克米伦向华盛顿借债之前，他所在政党内部的现实主义者就已经开始并最终认清了现实。据下院议员安格斯·莫德说，苏伊士战争的结果只能“让英国向世界承认英国只是美国的一个卫星国”。在某种意义上，向美国人臣服比起让英国人承认其在中东称霸的日子已经结束的事实，更令他们如鲠在喉。

沃尔斯利推翻阿拉比帕夏时人们所理解的无形帝国，并没有随着英国最后一名军人离开塞得港，马上消失。1957年2月，英国皇家空军（RAF）的轰炸机对也门在亚丁边界的火炮进行了轰炸，来报复最近的交火。鉴于当时国际舆论的大环境，在也门对目标进行惩罚性轰炸是被禁止的。不久之后，英国空军又在阿曼展开了行动，保护阿曼的素丹（sultan）并帮助他对抗那些进步分子。1958年伊拉克发生宫廷政变，英国的代理人费萨尔二世国王被推翻，在此之后不久，军队涌入约旦将他的表兄弟侯赛因国王拯救出来，以免他遭受相同的命运。1961年英国军队及时赶到，提前阻止了伊拉克和科威特合并的计划。和苏伊士战争相比，这些都是些规模较小的行动。这些行动之所以可以实施，是因为条约规定英国有这样的义务，并且美国也同意这样做。

石油和冷战意味着英国要派出规模小且拥有高精尖技术的小分队在阿拉伯半岛执行任务。在中东失去了自己原来影响势力的中心以后，英国退居到了一群紧张的阿拉伯独裁者所统治地区的外围；这些独裁者需要躲避二十世纪及流行于这个时代的观念的冲击。在那里，G.A.亨蒂式的小冲突有足够的空间在荒芜的山坡上进行，以及像《阿拉伯的劳伦斯》这部电影中的情节一样在星空下宿营，指挥由不同部落的人们组成的部队，他们接受陈旧的等级制度而且从来没有听说过纳赛尔。结果，现代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旧式帝国主义军队生活践行者为土著民兵播放了电影《战血染征袍》。和预料的一样，电影激发了他们的战斗热情，有几个人甚至向着屏幕上正在冲锋的祖鲁人开枪射击。

在阿拉伯半岛南部展开的行动是为了帮助中世纪暴君般的阿曼素丹塔米尔·宾赛德，让他尴尬的英国主子感到庆幸的是，他在1970年被赶下台，匆匆逃离到多切斯特饭店开始了自己的流亡生涯。他的儿子卡布斯开始利用他统治地区的石油资源进行改革并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不像非洲和印度，阿拉伯半岛和波斯湾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英国的“文明化”行动的沉重，因此当地的统治者可以保留原来的风俗，而在其他地方，这些风俗可能已经因为英国居民的坚持而被抛弃了。在1949年的科威特和1952年的卡塔尔，奴隶制才被正式废止。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亚丁保护国的古老的酋长领地，奴隶制仍很常见，这在阿曼则持续到了1970年。这些国家以及沙特阿拉伯的统治者在宣称要终止奴隶制和奴隶贸易时是否诚心实意，仍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当时有许多亚洲人尤其是菲律宾人，被作为劳动力和佣人进口到这个地区，他们的境遇应该会被维多利亚时代的慈善家和领事们看作是奴隶。

在苏伊士战争、之后的冷战岁月中，英国在中东需要尽可能多的朋友，因此并不能用很高的道德标准来要求它每一个中东的朋友。在1965年到1975年间，英国军队抗击了马克思主义游击队来维持阿曼的君主政体，直到1967年，英国都在试图掌控亚丁及其内地。尝试遍了各种旨在保存当地忠诚的酋长的计策并发动了一场游击战争之后，政府放弃了一个在战略上变得多余的基地，随着最后一个小分队离开，乐队演奏了《不同往昔》。经过了一次党派内部的小集团短暂的争斗以后，南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没有加入英联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