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乌呼噜：自由万岁，补齐短板

“不列颠最好别让我们生活在一群该死的黑猴子的统治下，学学南非，那才是解决他们的方法。”在1963年南罗德西亚（Southern Rhodesia）的索尔兹伯里的酒吧里，一位第一代苏格兰移民者如此大发脾气。非洲正在面临改变，但当罗德斯的军队在这个国家里纵横驰骋，以马克沁机枪解决罗德西亚当地的问题时，罗德西亚人的心思却还是纠结在那并不复杂的历史上不愿改变。另一个过去时代留下的老古董索尔兹伯里侯爵（Marquess of Salisbury）在1961年3月告诉上议院：“我可能既要悲悼又要抱怨，反正我不会像伪君子那样说话，因为没有谁能比我更加狂热地相信英国在非洲的使命。”他继续阐明让黑人自治而对白人的诉求置之不理并非英国使命的一部分。鉴于他是英国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的一名主管，因此他的钱包也许也和他的心紧密相连。但无论什么时候提起此事他都很容易动怒，而且坚持说当公司主管这件事对他的判断没有任何影响。

对于在酒吧里的那个人和索尔兹伯里侯爵来说，非洲的情况正在恶化，现在表现出的不稳定性威胁着在过去70多年里定居于此的白人后裔。同时，英国国内有相当多的一派，接受了工党和保守党的自由派认为的非洲即将迎来新黎明的观点。现在很难理解20世纪60年代早期致力于使英国的非洲殖民地逐渐独立的乐观主义思想。人们带着非常美好的祝愿在一种狂欢节式的氛围中为其举行独立日庆典。当旧旗落下新旗升上时，皇室成员就站在边上，他们在演说中表示英国祝愿这个新生的国家一切好运。战后殖民地秩序的所有一切理念都被再次重申：无记名投票，大权在握的民选立法机构，戴假发穿长袍的议长。非洲的法官已经在伦敦的律师学院完成学业，身着红裘白貂，在一个个模仿英国巡回审判庭的法庭上主持审判。民主和法律看起来已经深深扎根，睿智地引导着国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这一切让英国感到满意。

但这种过早出现的陶醉感很可能是太天真了。对于苏丹、加纳、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乌干达来说，尽管其独立后的发展道路不同，却都不约而同导致了民主制的覆灭、一系列的宫廷政变、军事独裁、腐败以及长期的经济动荡等等。对于像索尔兹伯里那类本来就怀疑非洲国家自我管理能力的人来说，这些似乎都恰好堪为己用，也难怪他们会立即讲“我早就说过了”。有些人对这个高尚实验不幸夭折倍感失望，指责非洲的不幸是英帝国时代的直接结果。官僚们为了自己方便或者大国代表们一时兴起就划定的国界，因为造成了民族混杂而注定短命。况且在殖民时代，当地的传统社会和经济秩序出现混乱，更不应该有人傻到相信那些寿数不过一代人时间的殖民地政府会创造出强烈的国家认同和延续感。而且无论如何这从来都不是其主要目标。

至少到1948年时，英国政府还认为到20世纪最后25年，殖民国家独立的时机才真正成熟，这个判断显然是合理的。无论如何，从被殖民者的政治智慧和即将掌权者具有的经验来看，殖民地独立的时间表都略显仓促。但是当黄金海岸的情况清楚地表明如果减缓这一进程就可能造成暴力冲突时，英国人就会更多地考虑一己私利。即便如此，这个殖民地在民主建设方面的经验比起其他地方还是要久很多。从1894年开始，地方纳税人就可以投票选出村庄和乡镇委员会中的半数成员，但是却很少人会真的行使这一权利。1922年，在阿克拉（Accra）登记的1117名选民中只有46名在选举日出现在投票站，而在塞康第（Sekondi）登记的717名选民则一个也没有来。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西非的政治活动渐渐活跃起来，受过西方教育的精英群体对此贡献最大。想获得领导权的人一般会在其流亡英国或美国期间在当地的学生流亡者组织中学习政治手腕。恩克鲁玛曾在美国的大学待了十年时间，后又在伦敦学习了两年法律，最后才在1947年返回家乡。肯雅塔（Jomo Ken-yatta）于1931年到1946年期间并不在肯尼亚，而是在英格兰学习并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在《河畔的桑德斯》中当临时演员。班达（Banda）在1927到1937年期间先后在几所美国大学里学习医学，从1939年到1953年他又在英格兰担任全科医师。之后他在加纳待了四年学习政党组织机制以及如何调动民意。这些政治训练中最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学到的行政经验仅仅局限于如何掌握政党。除了专业的政治家，还有一些人与英国的官员在各个省级议事会中通力合作，这些议事会就好像是培育未来领袖的摇篮。尼日利亚的本杰明·奥兹克维（Benjamin Azikwe）曾在美国的大学里讲了十年课，1944年以后则开始在当地政府工作。牛津大学拉斯金学院的汤姆·姆博亚（Tom Mboya）也在肯尼亚独立前的十年为肯尼亚各工会和地方政府工作。

这些人是不断壮大的职业政治家群体中的佼佼者，英国政府可以和这些人合作。而之前在非洲原来的统治阶级中的盟友被谨慎地置于执政边缘，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反感。“头脑正常的人，”一个约鲁巴人（Yoruba）首领抱怨道，“都开始感觉到傲慢的英国统治者反而比巧取豪夺的本民族领袖要更堪忍受。”他的观点可以被理解，非洲的本土政治家们十分清楚他们即将成立新政府执掌大权，而且随着获得独立日期的临近，殖民地官僚和英国大臣对他们的态度也在随之改变。

非洲政治所呈现出的言论和行为与独立前的印度以及埃及对抗英国时的情况极其相似。非洲政治运动倾向于聚焦一个有魅力的人物，这个人物通常是一个体量巨大、纪律严明并声称为全民族争取利益的政党领袖。当地教会的圣歌与应和等形式也被改良用于民族主义仪式，人们常在大型政治集会上进行类似的唱诵。在肯尼亚是这样的：

“乌呼噜！”（自由）

“乌呼噜！”

“乌呼噜那乌玛嘎！”（自由与团结）

“乌呼噜那卡奴！”（自由与肯尼亚非洲国家联盟）

“乌呼噜那卡奴！”

“乌呼噜那肯雅塔！”（自由与肯雅塔）

非洲的人们需要这种形式的大众教育来给予他们力量与自信。汤姆·姆博亚还记得在1952年他的父亲和部落的长老们建议他远离政治：“我们永远也斗不过欧洲人。毕竟他们有飞机，他们能飞而我们只能走，他们还有汽车和枪炮。”然而不到五年，加纳就获得了独立，还一度成了非洲民族主义的动力来源。1958年在阿克拉召开了第一届全非各族代表大会，大会呼吁将整个非洲大陆从帝国主义统治中解放出来。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非洲殖民帝国的瓦解已经没有悬念，问题是其瓦解的时间和方式。这个过程对加纳和其他西非殖民地来说还相对容易，因为它们全体国民都是黑人。而在非洲中东部，白人定居者的存在就使情况变复杂了，主要来自英国的白人把自己视为殖民地的经济支柱而且习惯于对黑人颐指气使。尽管在南罗德西亚从1923年起就有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是英国殖民事务部却有意地阻挠了白人殖民者试图在肯尼亚获得主权的一切努力。

肯尼亚白人定居者可能只是孤军奋战的想法被1952年的茅茅起义彻底粉碎了。这是一场扎克雷式的农民起义，仅限于基库尤人内部，无差别地反对一切欧洲化的事物。茅茅是一个神秘的组织，其成员通过在惊悚的性仪式上宣誓而联系起来。茅茅运动的绝大部分受害者是被怀疑与殖民当局合作的基库尤人。这种行为在之后的国家紧急状态中遭到了清算，到1953年12月有超过15万茅茅党嫌疑分子被羁押在拘留所，12000人被确认为茅茅党成员，其中150人被处以绞刑。战况惨烈并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从1952年11月到1953年4月，430名试图越狱的囚犯被射杀，还有的被施以酷刑。

茅茅党人在基库尤人当中掀起了一场内战，大部分基库尤人选择与掌握王牌的英国人为伍。他们的敌人武器简陋，根本不能和殖民地军队展开势均力敌的战斗。茅茅党人只杀害了很少的白人定居者，但产生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总使白人想起他们在人数上的渺小和孤立无援。茅茅党人是白人的终极噩梦，这些梦中会出现刀枪不入的非洲巫师以及对手拿大刀长矛的部落人发动突然袭击的恐惧。但是在熬过了一些心惊胆战的事件以后，多亏了那些受英国训练的非洲民兵（承担了警察的重任）、正规军、国民警卫队和空军，肯尼亚的白人终于可以安心睡觉了。到1956年，除一小部分游击队员外，茅茅党人都已被捉拿归案，剩下的要么已经身亡，要么就是被监禁在集中营中。在那里他们接受了某种形式的洗脑，以使他们不再被之前的誓词所蛊惑。

尽管虚无缥缈，茅茅运动还是短暂地造成了其他非洲人的浮想联翩。“我们想要茅茅党，我们受够了欧洲人，想把他们杀死。”1953年4月在北罗德西亚的卢萨卡（Lusaka）举行的一场政治会议上，某个非洲人发出了这样的呼声。警方的情报人员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同时记录下来的还有北罗德西亚非洲国民大会主席哈里·努库布拉（1946年至1950年间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鼓动听众发起宣传战。

北罗德西亚的斗争针对的是中非国家联盟（CAF）。它是1951年的殖民事务部官员强加给工党政府的，他们认为这个联盟可以解决北罗德西亚、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未来的经济和政治问题。这种政治上的拉郎配将白人人口占比极少的两个英国直辖殖民地与白人占绝对多数的南罗德西亚强行捆绑在一起。1953年中非国家联盟诞生时，其白人和黑人的比例就高达1比66.绝大部分白人住在南罗德西亚，那里有22万白人和350万非洲人。黑人对这个新的联盟全无信任之感，他们认为它只会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并将他们拖入南罗德西亚统治的轨道。

为英国移民编写的1950年版《南罗德西亚手册》将这件事的内涵讲述得很清楚。这里只希望熟练工人来定居，“因为我们的非洲人口以及非洲人做体力工作和大部分低技术工作的事实”。英国人对美好生活有了期许，对女性尤其是这样：“从总体来看，居住在罗德西亚的家庭主妇要比英格兰的妇女们更讨人喜欢。”黑人侍者数量很多，但是新来人也要谨记尽管“一般当地侍者都像孩子那样单纯”却喜欢小偷小摸，因此毫不手软也是非常重要的。

种族隔离措施在各地大行其道。1955年休·格林（Hugh Greene）爵士访问南罗德西亚，意在为其广播系统建言献策。他遇见了时任联盟首相的戈弗雷·哈金斯（Godfrey Huggins）爵士。哈金斯告诉格林说白人议员和黑人议员被禁止在国会大厦一起就餐。从罗德斯和詹姆森的时代开始，情况就没有发生改变。一个工厂经理告诉格林：

前几天我有一个从北罗德西亚来这里的朋友，他说又看到一次真正的鞭刑，真是让人感到如释重负。他告诉我：“你知道在北罗德西亚，如果你敢抬手打任何一个人，他就会把你拉进警察局。”

同年，一个白人将自己的一个仆人鞭打致死，他被判处了一年监禁并要付给遇害者家庭100英镑作为补偿。一个非洲人也因为偷了16件衬衫而被判入狱一年。因此，当殖民事务部发现很难激发北罗德西亚和尼亚萨兰黑人对联盟的热情时，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对联盟的反对情绪在尼亚萨兰是最激烈的，从1958年7月开始，刚返回的班达医生（Dr.Banda）接受了非洲国家大会总主席的职务。严格遵从官方对联盟态度的总督罗伯特·阿米塔奇（Robert Armitage）爵士被班达鲜明的态度和他获得的支持吓到了。阿米塔奇要求摊牌的尝试最后被证明是愚蠢的，他以发现了一次企图杀害8000名白人的茅茅式阴谋为借口，在1959年2月18号宣布尼亚萨兰进入紧急状态。不管有没有阴谋，也不管证据是不是还远未被坐实，阿米塔奇已经确保获得了一个调查反联盟运动的真正实力并压制它的机会。正常的合法权利和司法程序的中止为黎明突袭、逮捕和拘留提供了条件。班达被拘捕并扭送至北罗德西亚的圭洛监狱，来自北罗德西亚和坦噶尼喀的军队紧急介入来应对不可避免的示威游行。四个星期内死亡人数就上升至52人。

在政府因一些茅茅党人在肯尼亚的霍拉集中营死亡而备受指责的时候，阿米塔奇的行动让政府颇为尴尬。就像以前一样，殖民事务大臣伦诺克斯-博伊德（Lennox-Boyd）急于预先阻止电视节目对国家紧急状态的批评，下议院中也有要求尼亚萨兰政府限制记者对当地情况报道的声音。一度支持对尼亚萨兰镇压的南罗德西亚也开始表达不满，因此麦克米伦要求高级法官同时曾是保守党候选人的德夫林（Devlin）勋爵主持调查委员会，调查这一紧急状态出现的原因。

德夫林的报告在仲夏提交并引起轩然大波。报告认为阿米塔奇犯了大错而班达则无罪，尼亚萨兰被描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麦克米伦怒不可遏，宣称德夫林这么做完全是出于陈芝麻烂谷子的私人恩怨。德夫林是爱尔兰人（“无疑带有爱尔兰人反政府的芬尼亚会血统”），曾经是天主教徒，还有一个兄弟加入了耶稣会（其实是在北罗德西亚的一名传教士），这次其实是因为没有被任命为高等法院首席大法官而进行报复。内阁驳回了德夫林的报告并很快地炮制出了一个据说由阿米塔奇执笔的反驳意见，就在德夫林的报告发表的同一天，这份反驳书也被公之于众。

这两份关于霍拉集中营发生的杀戮事件和在尼亚萨兰所犯错误的报告控诉了失去方向和道德基础的殖民政策。伊诺克·鲍威尔（Enoch Powell）这位前政府大臣在一次演讲中让他的同事对后一点展开辩论，不过这其实是一个长盛不衰的经典论断：英帝国各殖民政府绝对无法存在于道德真空中，也绝对无法蔑视其臣民的要求。“我们在非洲采用非洲的标准，在亚洲采用亚洲的标准，而在这里可能会用英国的标准。”他继续说：

所有的政府，所有人对人的影响都取决于观点。我们在非洲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在我们依旧管理的地方，还是已经不再管理的地方，都要取决于我们英国人所抱持的观点。因此无论在非洲的哪个地方，我们不能也不敢在承担责任这个问题上降低标准。

对于这个希望恢复一向仁慈的帝国主义的诉求，反对党领袖代表安奈林·比万提出了警告，他认为英国不能让它的国家生活像非洲的冲突对法国产生的影响那样受到毒害。中非可能会成为英国的阿尔及利亚。

麦克米伦下定决心阻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在尼亚萨兰事件之后，他决定由沃尔特·蒙克顿（Walter Monckton）爵士领导一个调查团来调查中非的民情。蒙克顿是口才非常棒的律师，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仲裁者。这对联盟的新首相罗伊·韦伦斯基（Roy Welensky）爵士来说可不是好事，他曾经当过铁路工人和职业拳击手，他进攻起来可是毫不留情。在1957年，他曾不怀好意地说他从来不相信“罗德西亚人比美国殖民者胆子小”。他的前任哈金斯（现在的马尔文勋爵）也发出过类似的威胁。他在谈到罗德西亚的军队时说：“我希望我们不必像曾经的北美殖民地那样使用我们的军队，因为我们正在和一个愚蠢的英国政府打交道。”麦克米伦对他的口出狂言相当重视，他认为如果工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获胜，南罗德西亚可能会发生叛乱。

8月，麦克米伦告诉蒙克顿要竭尽全力在中非建立一个多民族国家。失败会使中非以及肯尼亚陷入“所有人都会被卷入的漩涡之中”。他还指出尽管白人霸权注定将失败，但是他希望在此之前可以完成一些事情来帮助白人定居者，因为他们对于非洲来说至关重要。另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像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发生的那样出现旷日持久的冲突。而且英国绝不会为保护白人在非洲中东部的霸权而出钱流血。

麦克米伦在保守党内的地位因为他在10月大选中的压倒性胜利得到了提升，因此他得以在非洲实施更激进的政策。他选定的助手是46岁的伊恩·麦克劳德（Ian Macleod），他极具天赋，聪明敏捷，有时会表现得像一位刻薄的保守党自由派人士，气质上非常适合执行家长式的殖民政策。他的工作被首相称为“最糟糕的工作”，因为一旦失败就意味着流血。上任一年后，麦克劳德向他所在的政党大会表白自己行动的正当性，因为它们其实是迪斯雷利“一个民族原则”在非洲的延伸。黑人和白人将会像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富人和穷人那样走到一起。

然而实现妥协和合作可不容易，但是麦克劳德拥有主持会议的天赋和极大的耐心。他也愿意承担风险：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取消了肯尼亚的国家紧急状态。1960年4月他恢复了尼亚萨兰政府的正常运行，两个月之后，他不顾阿米塔奇和韦伦斯基激烈的反对，毅然释放了班达。麦克劳德公开表白自己支持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每个人都明白必须终止尼亚萨兰的紧急状态，因为其有限的资源早已不堪重负。1939年，警务开支为2.2万英镑，而在1960年则达到了100万英镑，占到了整个殖民地预算的1/6.

麦克劳德最大的成就在于修订了独立时间表以及监督了中非联盟（CAF）的和平解散。筹备权力交接可不是一件美差，因为它牵涉到草拟宪法并在大会上讨论的工作，这些工作不会登上报纸头条也不会赢得公众赞誉。不过麦克劳德的工作得到了承认，至少非洲人很肯定，因此在乌干达和尼亚萨兰，伊恩成了很流行的名字。独立以后布兰太尔的一条大街也被命名为“麦克劳德街”。这是对其辛苦的一种回报，最终坦噶尼喀、乌干达和肯尼亚分别在1961、1962、1963年取得独立，中非联盟在1963年解散。1964年尼亚萨兰独立成为马拉维、北罗德西亚则在独立后改名为赞比亚。

麦克米伦一直都是这些改变的幕后推动者。他总是从经验而不是情感的角度来审视英帝国，他一直追问殖民地在经济和战略方面对英国有什么价值。他像一位实干家一样在1960年初完成了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的著名考察。他像电影《河畔的桑德斯》中的情节那样在阿克拉登岸，在尼日利亚他发现那位虚构的殖民长官后继有人——一位散发着睿智气场的殖民总督——詹姆斯·罗伯森（James Robertson）爵士。罗伯森告诉麦克米伦尽管尼日利亚人可能需要25年的时间来为自治做准备，然而让他们现在就自治则是一个更明智的选择。因为拖延会让那些现在作为领袖被培养的聪明人变成叛乱分子，而“暴力、痛楚与憎恨”则会纷至沓来。英国人只能在立即独立或者长达20年的镇压中做出选择。

在南非，现在轮到麦克米伦来对整个非洲的白人进行说教了。他在开普敦的南非议会发表了演讲，一开始他就讲到了一个历史教训：“从罗马帝国崩溃开始，欧洲政治生活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情况就是独立的国家持续出现。”现在非洲正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在他访问非洲大陆的过程中，他对非洲表现出的一往无前印象深刻：

变革之风正在吹遍整个大陆，不管我们喜不喜欢，民族意识的高涨是一个政治事实。我们必须全盘接受这个事实而且我们的国家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

南非下院议员对此报以礼貌性的掌声，然而麦克米伦的意义30年之后才真正被人们理解。

对于居住在英国非洲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来说，麦克米伦和麦克劳德是一对儿叛徒，他们两个人的言行无异于叛国。“这个糟糕的英国政府已经完全背叛了我们，”一个肯尼亚农场主在1962年这样抱怨道，“我们会拥护准备战斗到底而不是总想着放弃的人。”麦克米伦第一次到肯尼亚是在1938年，为他的王室领地农场签订了一份长达999年的租约。官方希望他在和黑人打交道时把自己看成具有乡绅和校长双重身份的人：“我不是传教士，我讨厌看到混蛋。我来这里是为了种地，并照管这些伙计们。他们把你当成自己的父母，他们带着自己的艰难困苦来寻求你的帮助。”肯尼亚未来的首相和总统肯雅塔放话说任何还想“被称为‘老爷’的肯尼亚白人应该收拾行李离开了”。讲话的方式及其中暗含的恭顺确实对于某些人来说意义重大，肯尼亚白人的数量因此从1959年的6万人下降到了1965年的4.1万人。

肯尼亚温和派白人的领袖迈克尔·布伦德尔（Michael Blundell）爵士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了白人大量流失的原因。他认为1945年后的白人移民“不能适应工党执政。而如果连工党都不能适应，他们又怎么可能适应非洲呢”？如果信奉平等主义的英国变得令人无法忍受，英国社会中上层阶级就会到非洲寻求庇护，在这里旧的价值观依然大行其道，仆人也随处可见。蒙特罗斯公爵觉得从英国搬到南罗德西亚是一个不错的改变，因为英国正在遭受晚期道德肿瘤的折磨，他在1961年3月向上议院的一次经典演讲中勾勒出了其主要症状。他说：“英格兰业已身染沉疴……堕落已被视作平常：公众已经可以自由地阅读前人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麻烦不止是在非洲，这里也是一样……”为了不被传染，公爵准备去荒野中吃点苦：“我小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居然会有我父亲帮忙刷盘子的一天，但我确实在他去世之前目睹了这一幕。他没有抱怨，所以如果在非洲也必须这样做的话，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

这些拉拉杂杂的话合起来其实对麦克米伦新的非洲政策提出了批评，领头的是另一个反对革新的老古董索尔兹伯里侯爵。他批评麦克劳德：“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了最不恰当和极其错误的方法，尤其是在他与非洲白人群体的关系上。”结果白人们认为黑人政治家已经取代他们成为英国在非洲的合作伙伴。90名保守党下院议员和索尔兹伯里侯爵有同样的担忧，并提出一项动议以抗议麦克劳德的活动。这些异见分子中包括绝大部分的保守党右翼人士，包括沃特豪斯上校（坦噶尼喀托管地的主席）以及零零星星的几个北爱尔兰厄尔斯特统一党成员。后者很有意思，大概是因为觉得他们的身份与赞比西河以南的白人定居者更加接近。

这场对非洲政策的叛乱好似一个臭弹，空有声音却无威力。少数白人的诉求没能在英国得到像在法国那样的支持，如果保守党人在一个小的帝国主义问题上分裂则更是愚蠢的自杀行为。尽管如此，麦克劳德推行的自由主义可能导致他失去了在1963年10月麦克米伦辞职后争夺保守党领导的机会。间接受益的哈罗德·威尔逊对此满怀感激之情，他把麦克劳德列为保守党上层中最令他畏惧的人。

蒙克顿调查团的见闻最终决定了中非联盟的命运，但这却遭到了尼亚萨兰和北罗德西亚黑人的强烈反对而无法执行。1963年夏，麦克劳德的继任者R.A.巴特勒（R.A.Butler）在一场于维多利亚瀑布举办的会议上为中非联盟主持了葬礼。尼亚萨兰和北罗德西亚各自走上自己的独立之路，然而南罗德西亚则闷闷不乐地准备单干。新政党罗德西亚阵线以白人至上的政治立场暂居领先地位。

1963年到1980年间的历届英国政府都饱受罗德西亚问题的折磨。它造成了英国在国际上的尴尬局面，也使英联邦内部长期争吵并无法全心全意地应对更紧迫的国内及欧洲事务。它是英帝国最后的同时也是人们最不喜欢的遗产，正像英联邦和联合国多次声明的那样，这件事只能靠英国来解决。

随着中非联盟的解散，在罗德西亚定居的白人都深感英国已经抛弃他们，此后他们必须塑造自己的命运。1961年的宪法规定下取得的独立使白人获得了永久的霸权。作为罗德西亚阵线的领导人，伊恩·史密斯（Ian Smith）喜欢说在他和他子女们的有生之年里不会出现黑人多数统治。他1964年成为首相，时年45岁。史密斯似乎不太可能与英帝国为敌，他将自己和他的国民视作一切传统的帝国美德之化身，G.A.亨蒂（G.A.Henty）就曾经赞赏过那些美德。史密斯不是学者，而是像罗德西亚人一样醉心于运动，英式橄榄球、板球、网球样样精通。战争期间他开过“飓风”战斗机，政治偶像是丘吉尔，他认为丘吉尔绝不会把罗德西亚留给黑人统治。作为谈判者，史密斯在开始的时候固执又狡猾。作为政治家，他坦率直接而且非常爱国。他在白人团体中的支持者非常多，在1965年5月的选举中，他的罗德西亚阵线党赢得了全部50个为白人预留的席位。

这次选举为11月11日的“单方面宣布独立”提供了许可。之前史密斯与匆匆飞到索尔兹伯里的哈罗德·威尔逊在最后关头进行了一次紧急谈判。英国首相与之后他的继任者一样，坚持只有英国议会拥有允许罗德西亚独立的合法权利，而只有当罗德西亚独立以后，黑人才和白人才一样拥有选举权。会谈不欢而散，威尔逊在这个极其令人不快的活动后返回。在一次晚宴过程中，笨手笨脚的蒙特罗斯公爵讲了黄色笑话，表演了肚皮舞，威尔逊只好忍了下来。令人沮丧的是，威尔逊这位贵族似乎也开始屈服于这种日渐衰落的现象，而这正是他四年前在议会上院所批评过的。

威尔逊回国时公开宣布，如果罗德西亚宣布单方面的独立，英国也不会使用武力使罗德西亚屈服。这一表态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史密斯原本担心自己的军队不敢跟英军交战，这下他放心了。威尔逊并不知道史密斯的担忧，他知道的是罗德西亚的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且英国军方的长官也很不愿意在交通线过长的情况下进行战斗。况且，在赞比亚建立一个安全稳定的基地也需要时间。即使后勤的问题得到解决，人们也不会有太多的热情来支持这场战争，尽管坎特伯雷大主教和自由党领导人乔·格里蒙德（Jo Grimond）非常赞成开战。但舆论调查显示大众舆论并不支持他们。天生不好斗的威尔逊对此十分满意，因为他担心冲动行事可能导致第二次苏伊士运河危机或者更糟——英国的越战泥潭。他宣布将通过经济制裁解决罗德西亚问题。

然而英国却输掉了与罗德西亚的消耗战。罗德西亚发展迅速，自信心极度膨胀。在1967年到1973年间，3.9万名移民来到罗德西亚享受这里的繁荣。根据英国广播公司驻当地记者的说法：“大部分来罗德西亚的人都是为了这里良好的生活条件，无疑他们过上了这样的生活。”双方的谈判还在不时进行。威尔逊和史密斯曾有两次会面，第一次是1966年12月在“虎”号巡洋舰上，第二次在1968年10月它的姐妹舰“无畏”号上。两次会晤都因为在主要条款上的分歧而陷入僵局。在第一次会晤时，给海军官员留下的印象是“史密斯是个老好人，而威尔逊则是个老混蛋”。但当他们与罗德西亚人实际接触以后又都改变了自己的说法，因为罗德西亚人暴露了他们其实“是粗鲁无礼的种族主义者，在他们的对话中甚至会直接侮辱黑人”。

这些让人感到有些讨厌的罗德西亚人的特点很吸引其他人，尤其是保守党内部的极右翼分子。下院议员哈罗德·索里夫（Harold Soref）说：“罗德西亚有英国兴盛时期的特点：爱国、自立、自强、法制、稳定，罗德西亚就是英国最好时期的写照。”这个人间的伊甸园有时被称为“灌木丛中的贝辛斯托克”，是对战前横穿赤道的中产阶级聚集区的拙劣模仿。其内网球场和高尔夫球场齐全，打领结、身穿运动上衣和短裤的男人充满必胜精神在运动，他们只谈论运动和那些了解他们地位的女人。黑人现在也这样做。在《单边独立宣言》宣布后不久，一名前罗德西亚警察告诉记者他以前一直被灌输“非洲人就是一堆粪，就应该被踢到一边儿去”。

非洲人当然要反击。黑人民族主义者运动遭到禁止，其领导人要么被逮捕，要么被流放。武装斗争在《单边独立宣言》宣布后进展缓慢，到1972年才开始走向高潮。这种类型的战争很相似——突袭和由名为“丛林男孩”的游击队进行的暗杀，旨在磨损敌军的意志。主要有两支游击队：约书亚·恩科莫（Joshua Nkomo）的津巴布韦人民革命军（ZIPRA）和罗伯特·穆加贝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ZANU）。游击队搞得有声有色，他们的武器是包括火箭弹在内的现代化苏联装备，他们在赞比亚数量众多的基地受训，1975年后又转到莫桑比克训练。

消灭游击队的斗争消耗巨大、充满不确定性，一点点地消耗着罗德西亚的人力和财力。到1979年，罗德西亚47%的财政收入被消耗在战争投入上，政府被迫动员越来越多的黑人填补军队中的空缺。同时它的对手还变得越来越强大。1978年9月，游击队使用了萨姆7型热寻的导弹击落了一架执行国内飞行的子爵式客机，另一架飞机在1979年2月被摧毁。罗德西亚人开始感觉到胜利离他们越来越远了，于是便开始用脚投票。在1977年到1980年间，4.8万名白人移民国外，占当地欧洲人数量的1/5.

这告诉我们，就像在肯尼亚和葡萄牙殖民地曾经发生过的一样，没有母国的武力做后盾，殖民者就无法维持自己在殖民地中的地位。况且，到20世纪70年代末，罗德西亚军队与对手在装备技术上差距正在缩小。两架客机被击落就是最好的证明。20世纪80年代苏联在英国军队曾经葬身的阿富汗进行一场帝国主义战争，他们将得到更为惨痛的教训。

如果继续进行消耗战，可能会失败，但停止战斗保存实力就必须对黑人做出重大让步，史密斯和罗德西亚阵线在1978年初不得不从中做出选择。他们选择了后者并与三个相对来说不太激进的政党结盟，包括艾贝尔·穆佐雷瓦（Abel Muzorewa）主教的非洲联合国家委员会，纳达巴尼基·西索尔（Ndabaningi Sithole）的非洲国家委员会以及奇劳酋长的津巴布韦人民联合组织。结盟的最终产物是“内部解决”，它制定了一部宪法，增加了黑人代表的数量。1979年4月，穆佐雷瓦主教成为津巴布韦罗德西亚这个名字很长的国家的首相。一个月之后，玛格丽特·撒切尔女士领导下的保守党赢得了英国大选。罗德西亚与英国达成共识的希望似乎迫在眉睫。

罗德西亚的乱局仅仅是撒切尔夫人继承的众多棘手问题之一。她下决心要果断迅速地处理，同时衬托出过去的政府是多么地笨拙。夏季在卢萨卡举行的英联邦会议上，她坚称英国就可以单独解决罗德西亚问题。办法就是把这个国家重新置于英国政府的管控下，英国政府可以监督选举，所有的政党包括穆加贝和恩科莫（他抵制了4月的选举）在内都要参加竞选。英联邦的代表们别无选择只好默认了这个决定。已经厌倦了战争的津巴布韦罗德西亚，无法获得渴望已久的国际承认，也同意了这个决定。

包括伊恩·史密斯（他获准免遭叛国罪起诉）在内所有派别的代表在秋天齐聚伦敦。会议在兰开斯特门召开，外交大臣卡林顿阁下担任主席，最终解决了罗德西亚的问题。罗德西亚重回英国怀抱，索姆斯勋爵成为新的总督，他带着一小支军队和智囊团监督了游击队缴械投降和进行大选的过程。穆加贝赢得了总统选举，他的津巴布韦非洲国家联盟和恩科莫的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组成联合政府共同执政。在新的津巴布韦国民大会中，史密斯爵士获得了20个为白人预留的席位中的一个。津巴布韦国民大会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将一座西塞尔·罗德斯的雕像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