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新势力与新能量：印度

印度帝国从来就是一个成分复杂的有机体。其政治地图是一个由土邦（1919年时超过500个）和直接由英国官员统治的省组成的马赛克拼图。这些土邦的面积占整个南亚次大陆的2/5，人口则占了1/4.描绘出印度的确切种族或宗教地图是不可能的，尽管通常情况下穆斯林聚居在西北部地区和孟加拉。1940年，他们占印度2.8亿人口的1/7.

在印度很少有种族和宗教宽容。1919年曾经在阿姆利则射杀示威者的廓尔喀士兵后来承认他们其实很享受杀死平原人。1923年情报显示印度教徒暗地里对近期西北边境省帕坦人村庄遭受到空袭颇有幸灾乐祸之感。在1943年为了找出哪些士兵最适合做公安工作而进行的军事调查中有人表示：“从锡克教徒的内心来说没有什么比敲打穆斯林更让他们高兴的事了。”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陈述，也不应该不假思索地否定民族主义者声称英国人利用种族和宗教情绪已达到“分而治之”的断言。

另一方面，那些无论如何都希望英印政府继续掌权的死硬派声称只有英国才能维护和平并充当公平的裁判员，平衡不同信仰族群间的权利。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教派冲突急剧恶化的时代又得到了加强。当时即使是最微小的事件也可能引发屠杀和劫掠：一个印度教学童和一个穆斯林学童的街头吵闹就引发了1929年达卡（Dacca）长达10天的暴乱和劫掠。占支配地位的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们被这些事件和其他的教派冲突吓得不轻。种族冲突是国家团结的最大障碍，因为这是印度人无法首先认同自己是印度人，而不是首先认为自己是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并据此行事。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将宗教视为印度的最大祸根，认为它培育了教条主义与狭隘思想。他曾远赴英国的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求学，那里不会像他的故乡那样，印度教徒看到有人公开杀牛或者听到关于强迫印度教家庭少女改宗的骇人传说就会怒不可遏地去杀死其穆斯林邻居烧掉他们的房屋。

大多数印度人无论信仰如何都穷得叮当响，他们居住在农村，靠耕种土地为生。从1919年起就成为国大党精神领袖的甘地希望印度人可以一直保持淳朴的民风，并鼓励他们培育农业文明美德，认为这将使印度复兴。因此他自己纺纱，还花了大量时间说服其他人也这么做。他不信任现代世界的集中化和工业化，担心这将侵蚀一切好的印度传统因素。甘地还希望以古吉拉特语取代英语作为教育语言，尽管他和他的党内高层都是接受英语教育的（他曾是一名中殿学院的执业律师），而且他们的政治观实际上也是英国式的。

在某种意义上，受英式教育的国大党精英是那些认为教育可以解放印度的19世纪理想主义者奋斗的产物。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了解将会开放印度人的思想并创造一个开明的阶级以治理其祖国。英式教育在全印度铺开，但是并不平衡。在特拉温克尔邦（Travancore），68%的人是识字的，但是还有些地方识字率还不到20%。英国人试图通过印度的公学有计划地向王公、商人和专业人员的子弟灌输英国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这些公学是英国公学的复制品，就像英国的公学一样致力于培育“品格”。据1942年的一份官方报告所言，这些学校的毕业生与英国公学的毕业生的相似程度令人颇感诡异：

这些人也许在智力上有所局限，心胸也不够开阔还傲慢自负，但他们却也显示出能够设立并遵守一定的行为标准，并做好了承担责任的准备。

这个地区缺乏公立高中，因为它们不像印度的公学那样把很多时间用在进行团体体育项目上。

“往克什米尔掺沙子”是斯利那加（Srinigar）教会传教士学校1890年至1947间的校长塞西尔·廷德尔-布里斯科（Cecil Tyndale-Briscoe）对自己毕生事业的总结。他是一个精力充沛、志向专一的基督徒和肌肉发达的剑桥赛艇队队员，完全可以胜任这项工作。板球、英式橄榄球、足球和拳击（他将之设想成为解决克什米尔青少年中普遍存在的同性性行为的良药）组成了他制订的主要课程。廷德尔-布里斯科同样热情地鼓励公共责任感。他的学生成立了一支消防队，学会为弱者和穷人服务，善待动物，还在霍乱爆发时做出了力所能及的救助工作。还有一些像他这样的人分散在印度各地，而且不仅是在学校里，总体来看他们的工作具有长久的价值。

进入大学，印度的高中毕业生发现自己周围的环境使他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和探索政治理念并将他们学到的东西应用于当前的印度现实。比如说，那些参加1924年迈索尔（Mysore）大学历史考试的学生被问到，“民主是一种欧洲的发明而且也许只适用于欧洲民族和欧洲文化。以印度历史的视角辨析这一观点”，并“就英帝国更名为英联邦进行评论——这对印度人、赛拉尼斯公司和南非人分别有什么样的影响”？柏克关于美国税收的一系列开创性演讲也被收入了1922年加尔各答英语系学生的课本中。

于是一代又一代的印度年轻人获得了这样的一种政治思想的熏陶——强调个体权利而限制国家的法定权力。那些已经学会用英国方式进行理性思考的人认为自己应与其统治者平起平坐，自然也希望得到英国人的同等对待。但对那些向来认为自己代表了更高级文化的人来说这可并非易事，而且在印度受教育的精英只是社会中极小的一部分。由此可见，印度人的进步尽管不可避免却也步伐缓慢。作为其终极目标的自治政府仍然遥不可及，肯定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关于这个问题，1916年，一位已经在印度服役了将近40年的高级军官埃德蒙·巴罗（Edmund Barrow）将军给出了如下的官方标准看法：

通过将自由、公正和教育赋予印度，我们已经将它从种姓制度和偏见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但是仍然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达到慈善家和哲学家希望的目标，才能满足已经觉醒的印度的渴求。

1919年之后印度向着自治前进的步伐更快了，其聚集的能量既令民族主义者越来越不耐烦，又让印度和英国的保守派感到恐慌。一战是这一变革的动力。印度在1914年至1918年间展示出了无比的坚定，他们抵挡住了德国策动的颠覆活动，提供了50万多余战斗人员，还为帝国捐献了1亿美元的军费。英国应该对如此巨大贡献做出慷慨的报答，于是1917年8月英国政府公开宣布将致力于推行一系列政策使印度在英帝国内建立“负责任的政府”。但寇松对原本要承诺建立的“自治政府”表示反对。

在一定层面上，这一表态就像在下一年对阿拉伯人做出的保证一样反映了英国政府愿意承认民族自决原则在理论上不是只对白人有效。而在另一个不那么明显的层面上，这个宣言实际上表明英印政府需要彻底改变。劳合·乔治1917年任命的印度事务大臣埃德温·蒙塔古（Edwin Montagu）以前就说过：“英印政府过于木讷、冷酷、僵化和陈旧，不适应当今的现代事务。”实际上，他想到的是，在调查印军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失利中所揭露出的印度官僚系统的顽固与缺乏想象力。印度军队有勇无谋，因此不堪维持英国在亚洲地位的重任。

蒙塔古于1918年访问了印度，这使他成了第一个亲自考察这里的印度事务大臣。他和新任印度总督切姆斯福德（Chelmsford）勋爵（切姆斯福德是一位不同寻常的总督：他的父亲是指挥祖鲁战争的倒霉将军，而他自己曾在伦敦郡议会工作之后就像贝洛克那些警示性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那样，被发配去管理新南威尔士。）共同制订了一系列改革法案，它们在1919年3月得以成为法案。他们打算通过设立11个自治省的方式来让印度人先尝一尝负责任政府的滋味。在这些省里，诸如公共卫生、教育和农业等“国家性建设”将交由选举出来的印度官员来管理，而财政和公共秩序等则将由总督选定的官员负责，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印度人。

然而国大党希望印度大踏步地向自治政府方向前进而非一寸寸地谨慎慢行，其成员也就对上述措施感到失望，同时还从中体会出了一股小家子气。除此之外，“蒙塔古-切姆斯福德改革”的宣布时机还与准备用于协助打击颠覆活动的《罗拉特法》生效撞到了一起。这项立法象征了英印政府的独裁特性，因此也自然成了国大党鼓动宣传的焦点。

反对《罗拉特法》的斗争是英印政府与国大党之间的第一次重要较量，同时也为甘地20年前在纳塔尔省（Natal）为印度人权利奔走时发展出的群众性抵抗原则提供了试验田。甘地的武器是“萨蒂亚格拉哈”（古吉拉特语），这被他翻译为“灵魂力量”或者“爱的力量”。正如他在1919年3月向信徒说明的那样，他们要以哲学来驾驭政治抗议。“萨蒂亚格拉哈”是一种人的精神状态，达到这种状态的人可以获得以消极方式抵抗腐朽政府所需要的内在勇气、耐心和对神的虔诚。萨蒂亚格拉哈信徒所经受的身体折磨可以作为其自身和其追求的衡量标准。从表面上看，萨蒂亚格拉哈是向英印政府发起挑战的绝佳武器。甘地的目标受众是英国人的良心。几代人以来，英国人民一直认为他们是在印度人民同意的前提下统治印度的，这意味着他们可以接受有良心的帝国。甘地设想如果上万甚至上百万印度人以尽可能温和的方式明确指出情况并非如此，那么英印政府也就失去了存在的道德基础。

在向追随者介绍神秘的萨蒂亚格拉哈主义的同时，甘地还提议在6月4日举行全国性罢工以抗议《罗拉特法》。这是一种表达致哀或抗议的传统示威活动，期间关闭所有商店、机构和学校，公共交通中断，使大量的人可以自由地上街游行。那些老于世故的中产阶级国大党成员们能够领会萨蒂亚格拉哈的精髓，也能够克制自己。而绝大多数参加罢工的人却做不到这两点。游行变成了暴乱，示威者与警察发生冲突，袭击杀害欧洲人，抢掠并焚烧他人财产。连甘地都对示威所释放出来的反英情绪之烈感到震惊，看起来他已经无法控制局面。

迈克尔·奥德维尔（Michael O'Dwyer）任省督的旁遮普（Punjab）省动乱最为严重。他是爱尔兰人，性格直率、好斗，具有很强的正义感，采用铁腕手段进行统治。奥德维尔在一战期间曾粉碎过一次叛乱，1919年4月他决定再如法炮制。阿姆利则的暴乱最具破坏性，那里的欧洲人遭到杀戮，政府一度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此时雷金纳德·戴尔（Reginald Dyer）准将携实施宵禁恢复秩序的命令赶到。其实戴尔并非这项任务的理想人选；20多年前还在参谋学校时，一个年长的军官就评价他是一个“最喜欢口衔手枪爬过缅甸人的栅栏”的士兵，1919年的一场病痛更加剧了他天生的好战性格。

在国大党领袖违反戴尔对公开集会的禁令以及他收到一份预言印度士兵即将兵变的煽动性传单后，他决定显示一下力量。戴尔带领一支部队进入阿姆利则，当时札连瓦拉国（Jalianwala Bagh）正在进行一场示威，随后他命令向人群开火。士兵们有条不紊地射击了十几分钟，杀死379名印度人，伤者则更多。后来，戴尔表示后悔没有使用他带进城里的两辆装甲车上的机枪。接下去的几天里，他下令对暴动者和疑似暴动者施以鞭刑，还命令印度人在街上爬行，因为一个女传教士在那里被暴动者袭击。顺便提一句，解救她的也是印度人。

以阿姆利则为标志，1919年成为印度历史的转折点。当年4月18日，枪击事件五天后甘地叫停了罢工。他显然失去了对其追随者的控制，然而他却把动乱责任推到了警察身上，幼稚地声称印度群众是“世界上最容易被驱散的”。他对萨蒂亚格拉哈的信念依旧坚定，6月他宣布罢工显示了“新势力和新能量——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证明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而且看起来情况确实如此，阿姆利则大屠杀证明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归根结底是建立在暴力上的。旁遮普省被平定后发生的事件更使甘地和国民大会确信了这一点。

关于阿姆利则的消息传得很慢，当政府获知此事的严重性后指定了一位苏格兰法学家亨特（Hunter）勋爵对此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戴尔判断有误，因而被开除出军队，但下令轰炸旁遮普所有暴乱地区的奥德维尔却免于处罚。这一判决激怒了印度的英国人团体、英国军官和国内的保守党，他们认为戴尔准将和奥德维尔省督是使印度免于进入无政府状态的英雄。

戴尔在英国的支持者把他的问题提到了议会上。他的动机和行动成了1920年7月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辩论的主题，右翼保守党声称要蒙塔古付出血的代价。因为蒙塔古被认为是对印度煽动分子太软弱反而对有勇气坚决对付他们的高贵君子出手太狠。而蒙塔古则不动声色地批评戴尔在阿姆利则进行的“种族羞辱”违反了“我们的印度帝国赖以建立的基础”。他在其他人的嘘声中继续谴责戴尔的同盟者所持的种族主义：

你们可以接受服从命令的印度人，可是如果他为自己考虑，如果一旦他使用了你们提供的教育设施，吸收了英国人珍视的个人自由，为什么他们就会因此被你们归类成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和煽动者。

丘吉尔也加入辩论，谴责阿姆利则发生的是“野兽般的行为”，驳斥了戴尔拯救印度的观点，因为英国的力量并非建立在赤裸裸的暴力之上。死硬派则在威廉姆·乔森-希克斯（William Joynson-Hicks）爵士的带领下回应，声称戴尔其实只是政府的替罪羊而已，这个政府已经在安抚吵闹的少数分子的路上走得太远了。

尽管政府在分组表决中获得了胜利，但戴尔阵营仍然可以一战。《晨邮报》为他设立了捐款基金，几周内就募捐了超过2.6万镑，捐款者中甚至包括吉卜林。军官们对于忠于职守的人受到如此对待尤其不满，而最终他还被本应支持他的政府所抛弃。

阿姆利则辩论造成的后果，以及事件本身都对印度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甘地和国民大会成员原本认为他们可以调动英国的道德良心，但戴尔问题的辩论显示这根本就不存在。蒙塔古的演讲说明，有一些持自由派观点的英国人认为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应该被视为理性生物，也适宜享受英国人所珍视的自由，但是还有一部分英国舆论认为印度人本质上不具有责任感。注意看1919年12月《旁观者》上的一篇社论，其中就声称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绝对有必要”，因为英印政府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免于相互残杀。如果英国人离开，印度就会落入“婆罗门种姓”的手中并逐渐陷入无政府状态。“我们盎格鲁-撒克逊人愿意自我管理。”这篇文章总结道。“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认定深色皮肤的人不是这样呢？答案要到东方气质和东方历史中寻找。”这两种原因都决定了印度人当时和以后很多年内都无法实现自治，如果不是永远的话。

迈克尔·奥德维尔爵士一直为戴尔奔走，直到后者在1927年死去，他反对在印度自治问题上做任何让步，不断强调印度人贪腐成性。此外，国民大会不过是一小撮利欲熏心、野心勃勃的家伙的传声筒，他们的目的只有权力。“事实是，”奥德维尔写道，“任何一个理解东方的人无论是印度人还是英国人，只要诚实，都会承认99%的人完全不关心国大党律师们整天叫嚷的‘政府形式’。”这也是丘吉尔采取的路径之一，从1930年开始他就成了在议会中反对印度实现负责任政府的中流砥柱。即使是在他当首相时，依然不能掩饰对印度国民大会的鄙视。1942年9月，他在议会声称它是“一个围绕政党机器建立的政治组织，由工商业者支持”却“遭到所有穆斯林和成千上万隶属于各土邦王公的印度教徒反对”。

他的发言震惊了工党议员。安奈林·比万（Aneurin Bevan）询问首相的“愚蠢发言”是否得到了执政联盟中工党议员的支持。丘吉尔做出肯定回答，并斥责对方是“贩卖无礼的商贩”。关于第二点他也许是对的，但是前一点上却大错特错。自从该世纪初，工党就已经对印度国大党展现了友好、同情与鼓励。在尼赫鲁（Nehru）、克里斯纳·梅农（Krishna Menon）和与他们在英国工党中的同等地位者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双方从19世纪开就都享有的激进与改革传统。

对绝大多数印度人和英国人来说，甘地就代表了国大党。一方面他在1919年之后的印度事务中发挥的影响巨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他的传记作家为他增加的神话色彩也难以被完全消除。他就像那些在印度之外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人一样，是一个国际知名人物，经常上报纸头条，其同胞也对他充满各种想象。他的个人魅力超凡，不过有时候他的谦虚反而有些接近自大。不过他也能说出最令人吃惊的胡言乱语，就像他在1942年6月写道的，“纳粹的崛起是对英国剥削奴役亚洲和非洲人民的罪孽施加的惩罚”。

甘地最大的成就在于将他的非暴力理念植入了国大党，尽管如此，就像他在1942年6月对一位澳大利亚记者承认的那样，广大印度民众似乎仍然无法理解萨蒂亚格拉哈的要求。1919年的骚乱后这就已经很明显了。在甘地的和平主义理念与其街头支持者的行为之间有一个巨大的、无法弥合的鸿沟。当他在1921年11月在巴多利（Bardoli）发起民众不服从运动以来，暴乱共造成53人死亡400人受伤。他像所有类似情况出现时一样表示震惊并推迟再次访问该城，然而这却无法阻止1922年2月的进一步混乱。这种情况在他每次发动消极抵抗或不服从运动时都反复出现。

从1920年起，甘地的目标就是印度自治，获得完全自治的政府和独立，而这也是开启印度民智的庞大计划的一个部分。在20世纪20年代，他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试图说服印度国大党中产阶级成员加入纺纱队伍并从中认识到自己真正的根基在农村。他坚持要在每个人的内心发动革命而不是在社会中发动革命的主张总体来说令许多国大党成员并不满意。比如尼赫鲁就不赞成甘地对贫穷的赞美，这正是他希望消除的。而且不顾过去200多年以来印度的变化而去拥护甘地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理想也是不现实的。然而甘地的精神力量过于强大，国大党的激进势力还是接受了他的权威和领导。尽管甘地的顽固激怒了英国人，但是他对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还是使他们获得了许多好处。甘地约束了闹事者并使国大党没有走上共产主义和武装革命道路。他的影响与警察的监控一道使印度共产党的人数在1942年也只有5000人。

通向自治的道路蜿蜒曲折。国大党希望通过一系列和平的不合作行动赢得英国的让步，但最终都造成了流血牺牲。英政府试图以提出妥协来保持主动，但始终避而不谈何时、如何实现印度全面独立。自1929年以来，不情愿地准备给予印度的“自治领地位”就成为了事情的关键。所有人都明白，自治领地位将使印度获得与加拿大一样的政治自由与独立。但是如果印度选择了另一条自治领路线——爱尔兰路线呢？他们与英国的联系就将变得极其薄弱。印度选择这条路线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将摧毁英国在亚洲和中东的主要势力支点。

无论最后双方会达成怎样的协议，英国绝不会允许印度获得暗含中立权的自治领地位。这样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国际环境下是一种自杀行为。不过它却可能在不正面触及困难重重的自治领问题的前提下扩大印度人在政府中的参与度。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建立了一个包括英属各省和土邦王公统治地区的印度联邦。1937年各省政府举行了选举，国大党在每个省都获得了多数地位。

国大党获得选举胜利可以预见。它是一个在印度有上百万党员的全国性组织，比其他党更有力量和优势。因此通常人们也认为它代表了印度的声音。可是即使是在示威游行最密集的1919年和1930年至1934年间，它也没有要推翻英印政府或者显示印度人无法无天。这之后再没有阿姆利则惨案，政府通过逮捕包括甘地在内的政党领袖等手段设法取得了优势，在军队的帮助下警察也制止了骚乱。当事情快要失去控制时，例如1930年白沙瓦（Peshawar）的骚乱，装甲车和飞机也会出动。这些严厉措施非同寻常。20世纪30年代印度有20万警察，他们收入稳定，士气高昂。有了忠诚的警察力量、数量在1939年达19.4万人的军队以及军官们的坚定意志，英印政府可以不太费力地维持下去。

然而当英印政府看上去还不可战胜的时候，尤其是当你看到20世纪30年代白沙瓦的街头和印度其他的地方时，其实它的未来已经出现了变数。除了保守党的右翼还在大声反对，1919年开始，英国的三大政党都已经接受了逐步实现印度自治的办法。大家都明白，英印政府寿数有限，尽管还没有人知道它到底何时寿终正寝。国大党不情愿地接受了1935年法案，但这只是通往无条件实现自治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已。

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早期阶段，人们就默认未来的国家将包括所有在英国统治下的版图。这在20世纪20年代看起来很合理，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印度国大党与穆斯林组织之间互相合作。这是当穆斯林听说英国有意强迫土耳其素丹放弃他作为哈里发的宗教头衔，而掀起的反英情绪的结果。从英国人的立场来看，这可以确保未来不会出现圣战，但从穆斯林的观点来看，这是对伊斯兰教的冒犯。因此印度的穆斯林加入了1919年的暴动，其后五年里西北边境省出现了一系列泛伊斯兰主义起义。

穆斯林在1924年以后开始逐渐平静下来。从那以后穆斯林对国大党力量越来越感到担忧，对他们在印度教徒占绝对多数的印度教国家里的地位感到担忧。穆斯林与印度教徒的冲突开始升级；1930年2月由于穆斯林店主拒绝加入加尔各答罢工罢市所导致的冲突造成400至500人死亡。这种穆斯林意识的复苏直接威胁了国大党，因为它的政治力量一直声称自己代表印度所有人的声音，它实现完全独立的目的也是为了所有印度人更好、更和谐地生活。

印度穆斯林的历史记忆，包括他们在莫卧儿时代是国家的主人的事实也使得业已存在的宗教对立更加复杂。当1938年10月穆斯林联盟的主席穆罕默德·真纳（Muhammad Jinnah）博士路过卡拉奇（Karachi）时，他身后的支持者队伍长达三英里，这场游行与莫卧儿皇帝们的巡行颇有相似之处。

此时，穆斯林联盟成了穆斯林的瞩目焦点和他们政治利益的维护者。也许它夸大了其在草根阶级的影响力，但到了1943年末，穆斯林联盟自称为所有印度穆斯林说话。一直遵循与掌权者对话的英国人接受了穆斯林联盟的地位。1937年选举的结果更加强了这一点，因为结果显示穆斯林对国大党失去了信心。国大党试图垄断地方政府权力的做法得罪了越来越多的穆斯林，而且其农业改革也伤害了穆斯林地主。意识到自己对英国人来说具有制衡国大党的作用，穆斯林联盟开始试图使未来的印度问题协定中包含分割国土的内容，并成立一个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

建立巴基斯坦的想法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在穆斯林知识分子中传播。人们对何时、如何使分割印度变得不可避免，以及为什么应该这样做产生了很多讨论。真正重要的是1940年8月穆斯林联盟公开宣布它将谋求建立巴基斯坦，而在随后的三年间也转变成为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政治组织。这种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古老的战场口号——“伊斯兰到了危险的时候”，其宣传中也包含了许多明显的圣战暗示。在穆斯林联盟1941年至1942年间流行的歌曲中有这样的歌词：“Moomeinkalma,hathmeintalwar,larkelengeham Pakistan（口诵《古兰经》，手擎大弯刀，我们要为巴基斯坦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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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3日，印度总督林利思戈（Linlithgow）勋爵通过电波宣布印度对德国宣战。基于当年4月在英国议会中仓促通过的一项对《印度政府法》的修正案，他完全有权这么做。国大党被宣战震惊了，并抗议一个苏格兰贵族没有权利代表英国把印度人民拖入战争。然而因为总督的行为代表着印度从属于英国，所以国大党人清楚地明白印度人是在对抗一种大多数人都厌恶的政治体制。在过去的四年里，国大党在外交政策上采取了左翼立场，反对绥靖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反对英国在西班牙内战中的中立政策。

就在人们还在争论印度应不应该在对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中发挥作用或者发挥多大作用时，国大党已经下决定准备利用战争的时机迫使英国做出让步。在极左翼，国大党激进派领导人昌达拉·苏巴斯·鲍斯（Chandra Subhas Bose）倾向于采取与1916年新芬党类似的路线：彻底反叛。他在1938年就被选为国大党主席，但一直受甘地节制。1941年底，他取道喀布尔逃到柏林向希特勒效忠，但令他深感失望的是，其实希特勒支持英印政府。

1939年至1941年相对比较平静。甘地谨言慎行，不做任何可能导致英国战争动员的行为，但仍然不断要求印度获得完全独立。国大党与政府之间关于宪政实质的争吵也很少涉及印度以外发生的大事件，或者正在加速进行的人力物力动员。

1941年12月日本加入战争，1942年2月占领新加坡，随后在下月迅速进军缅甸，并在4月把战火烧到了印度边境。自1935年正式脱离印度的缅甸有其自己的民族主义，然而他们却很快就和日本人站到了同一战壕。军事情报部门报告大批缅甸农民、警察和学生赶来协助侵略者。“人们都乐于无偿自愿地加入解放其祖国的队伍。”

即使在日本军队使英国在亚洲实力的脆弱性暴露之前，林利思戈就已经抱定了悲观态度。1月末，他给内阁的报告直率而无奈：

印度和缅甸与大英帝国没有天然的联系，它们在种族、历史和宗教方面都属异类，它们对帝国也没有任何感情，它们在帝国内都是因为它们被暴力征服，被我们的约束限制，因此至今为止也适宜继续处于我们的保护之下。

因此，英国的军事情报部门对印度军队实施了严密的监视并检查他们的信件，试图发现不满、不安和政治煽动的蛛丝马迹。1941年至1942年间在马来西亚服役的印度军官中有60%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且期望印度在战后获得完全独立。他们还在被不断地提醒帝国与他们的疏离，尤其是当他们被那个以古板、傲慢著称的英国殖民社团——马来亚种植园主和商人团体拒之门外时，这种感觉更为明显。一名印度军官声称他和他的战友们“被大老远地从印度派来保卫那些——欧洲人”，然而“当这一时刻真的到来时”，他宁愿下地狱也不愿出一点力。一个因为哗变而在1942年被处以绞刑的锡兰炮兵受审时表示，他的反英情绪最初是因为在马来亚遭受了种族侮辱才显现出来。

然而还是需要说服棕色人种为这个白人的帝国卖命。实现的途径之一是打破目前关于印度前途的僵局，1942年3月左翼工党官员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爵士被派往印度与国大党谈判。尽管有美国从中斡旋，他还是失败了，主要是由于他和战时内阁都不会接受国大党立即全面进入政府工作的要求，尤其是国防领域。

现在终于轮到甘地掌握主动权了。4月底，他写道，如果英国立即撤出印度，日本不会进攻。印度的敌人是英国人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当时潮水般涌入印度的美国军事援助则意味着“美国人和英国人共同统治印度”。他从未将日本人看作解放者，不过他确实想象过如果日军侵略印度，那么就可以用萨格蒂亚哈拉打败他们。他坚信英国人肯定是这样，他在7月号召追随者为“退出印度”运动造势。

尽管国大党对新运动的态度并不一致，但这次运动对英国人来说实在来得太不是时候了。英国人正在着手准备在西北边境省抵御德国从里海方向可能发起的攻势，而且这里的局势再次陷入动荡，一位在过去七年里指挥帕坦人抵抗运动的救世主式穆斯林圣人米扎拉·阿里·汉（即伊普的苦行圣僧）再次起事。人们估计日本会进攻西北边境省，也许还会伴有对印度西南部或锡兰的登陆入侵。考虑到政府与国大党谈判的破裂，德里的联合参谋部对印度抵抗日军基本不抱希望。然而，负责印度战时防卫的人也考虑到了内乱的可能性，包括与国大党的激烈对抗，并做了仔细的准备。此外，紧急情况法赋予总督宣战的权利，使得他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印度的战时努力不会付之东流。

“退出印度”运动开始于8月的第二周，采取的形式是大规模的瘫痪国家活动，如系统性地切断铁路交通与电报通讯。遭受影响最大的是马德拉斯、比哈尔（Bihar）与联合省（United Provinces），这些地方连接加尔各答、德里和孟买的铁轨遭到破坏，英国士兵被暴动者袭击杀害。一直坚定支持英国作战的穆斯林联盟此时则置身事外。因为受到本地的国大党政治家的煽动，印度学生挤满了许多暴民队伍。政府准备好了面对紧急情况并采取了最严厉的行动：甘地和数百名国大党领袖遭到逮捕和拘留；媒体消息受到审查；57个旅的印度和英国军队被从训练营抽调来协助警察；市内的暴民被允许射杀，在林利思戈的命令下，飞机也被允许对正在破坏铁道的暴乱分子进行扫射。在孟买，示威者遭到了白藤条的抽打，里奥·埃默里在议会下院表示这种惩罚措施，对“流氓式的暴徒具有很好的威吓效果”。就像之前的所有政治动荡一样，街头秩序的暂时崩溃给了歹徒和小贼们作恶劫掠的机会。

然而秩序在六周内即得到了恢复。9月的一开始，官方估计的最低死亡人数为300人。尽管有担心这次动乱是在为亲日的“第五纵队”打掩护，但是却并未发现国大党与日本之间串通的证据。英印政府又一次从长时间的国内动荡中全身而退，尽管可以理解印度内外的人们认为其真正的权威全靠武装力量来维持。甘地和国大党暂时因为“退出印度”事件声誉扫地，尤其在美国，因为美国在1942年上半年一直在对英国施压促其与国大党达成一项可靠的协议。

英印政府熬过了战争的头三年，而之后的两年里印度依然将会是盟军在东南亚的安全基地。在印度民族主义者和英国统治者之间尚未就宪政问题达成任何协议。到1942年底，显然这样一份协议终于被讨论出来，其最终文本的决定权在印度人民手中而非其英国主人手中。印度政治终于不在英印政府应该存续多久这个问题上绕圈子了，而是考虑如何废除它以及什么会取而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