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海洋中的荒漠：太平洋和澳大拉西亚

在18世纪的世界地图上，太平洋是一片巨大的虚空。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一些水手们曾经横渡这些海域，并留下了有关岛屿以及南部可能存在的一两个大洲充满诱惑力的只言片语。有关这一地区的疑问并未得到解答。航行到此地并且横跨太平洋的经历是异常危险的。水手们被长时间关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并且长期食用单一的食品，极其容易引起坏血病。由于无法测出准确的纬度，许多船长不得已要盲目地航行。1741年，在环绕合恩角（Cape Horn）的时候，安森的手下就错误地计算了舰队所处的位置，比实际位置偏离了300英里。

1765年，航海年历（Nautical Almanac）的出版解决了在太平洋探险的技术难题。与之基本同时，更为准确的海洋经线仪也使得人们能够更为准确地测量纬度。虽然人们得到了酸橙汁以及柠檬汁配上朗姆酒的固定配给，但这只是降低了坏血病瘟疫的发病率，并不能完全消除之。然而，虽然这些科技进步使得系统探索太平洋的进程更为容易，但是，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由詹姆斯·库克船长以及其他人所推行的航行仍旧是对身心的双重考验。在库克的三次探险开始之时，都有水手跳船逃跑。在1790年，“探索”号上1/6的船员选择离开，而不是选择目的地为美洲西北海岸的18900英里的航行。1846年7月，亨利·拜厄姆·马丁船长（Captain Sir Henry Byam Martin）已经充满忧愁地、在他的航行日志中描述了他们即将面临的事实。“太平洋是海洋中的荒漠——我们似乎已经脱离了人世。‘逆戟鲸（Grampus）’号则似乎成了海上的弗兰肯斯坦。”

孤独感、因长期不变的同伴而产生的紧张感，在一片不熟悉的、有时还是令人恐惧的海洋里过着单调的船上生活，这些都是初次航行到太平洋上的军官和士兵们所普遍需要面临的状况。他们将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同公众分享。而且，公众对于未知海洋、其中岛屿以及异邦居民的好奇心也确保了有关这些早期航行的一手记录会成为畅销书籍。柯尔律治是这一旅行文学的忠实读者。他曾考虑过为“慷慨（Bounty）”号1787到1788年的航行写一首诗。这一航行最终是以其指令官威廉·布莱（William Bligh）和其忠实的水手们所发动的著名兵变以及著名的跨太平洋航行作为结尾的。最吸引柯尔律治以及很多人的地方在于，这些投身到史诗级的航行当中去的并且遭遇新的异邦环境的人，他们的内在是如何被其经历所改变的。柯尔律治从未写出过这首诗，但在此之后，他将库克有关北冰洋的生动描述用作了其《远古航行者之歌》（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的材料。

从太平洋上得来的知识激发了很大的公众兴趣。早期的航海探险家也就奠定了其作为人民英雄的基础。库克则是其中最为出名的一个。1768年，当他首次踏上征程的时候，他或许是他那个年代航海技术最为高超的人。他有耐心，技术也很高超。由于他是一个惠特比（Whitby）工人的儿子，基本是自学成才的，他完全是凭借自己的才华在海军当中得到了赏识。十年间，由于所取得的成就，他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1778年，法国对英国宣战。法军将领得到了上级的指令，不要去干涉库克的船只，以防干扰人类知识的集中。在1779年库克去世之后，他进入了英帝国的名人殿堂。托马斯·班克（Thomas Banke）于1787年出版了《新地理体系》（New Geography System）上。其标题页上表现出库克地位的提升。在画面的中央，库克由尼普顿引荐给了克丽奥女神，而这位女神恰好正要记录他的丰功伟绩。在画面的上方是一个头戴桂冠的小天使，此外也有一个吹着喇叭的天使。在画面的底部，为了表明库克的功绩刺激了英国的贸易，画家描绘了四个跪着的人向不列颠尼亚供奉的画面。而这四个人也就象征了四大洲。在远处，库克的两艘船“决心（Resolution）”号和“冒险（Adventure）”号正准备出海，准备进行新的探索。

库克并不需要一个缪斯来赞扬其功绩；他已经出版了自己的杂志。这些杂志令安坐家中的读者们如痴如醉，急切地想要了解那些与自己的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坐在其位于北白金汉郡乡间宅邸的火炉前，库柏就能够透过库克的眼睛看到南方的海洋。在他所创作的《任务》（The Task）一诗当中，人们就可以看到这位探险家对他的影响。

（人们）旅行和漫游，就像蜜蜂一样，

蜜蜂从一朵花到另一朵花那里采蜜，他则从一处地方到另一处地方游荡。

所有地方的礼仪、风俗和政策，

都纳入他所拾得的库藏。

他在每一个地方吸收知识，

并在归来时，

将他深入研究所得的蜂蜜散播，

成了我的盛宴。

他旅行，我也旅行。

正如库柏所说的那样，库克从1768年到1779年间所进行的三次航行，其目的在于聚集有关此前神秘世界的地理意义上的、科学意义上的以及人类学意义上的观察，并就此增加普遍的（欧洲的）启蒙主义。但是，获取知识并不是库克最重要的目的。尽管在18世纪的人看来，抽象的知识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们更加重视能够发挥实际作用的知识。如果得到合适的解读，库克的船只所带回英国的数据以及标本能够为其国家所用。库克本人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曾有一次坦言，自己“无非是一个为其国家奉献终生的普通人”。对于探索、表格制作、测量风和洋流、收集与记录石头、鱼类、鸟类、动物以及植物的活动来说，这是一个完全功利主义的理由。

超过200年的海外扩张已经教会了欧洲人，新世界能够提供许多旧世界人民所需要的产品。其中的一些，例如马铃薯、番茄以及菠菜，是可以在欧洲种植的；另外的一些，例如棉花和烟叶，必须要在热带种植。库克载着许多专家来到新世界。在发现与记录新的植物品种的同时，人们也鼓励他们发现未来可能的经济作物。既然库克的探险成了此后事先侦察的范例，此后对自然现象的调查也总是以获取利益为导向的。1790年，在夏威夷和美洲太平洋海岸执行任务的乔治·温哥华（George Vancouver）将军接到海军部的指令，要求他寻找矿物和煤矿存在的证据；去记录他所找到的“各种类型的野兽、鸟类和鱼类”；以及探索“它们在食用以及商业方面的用途”。他也去寻找海豹以及鲸类，并且派出工业间谍，以窃取当地人染布的奥秘。

在登陆大溪地（Tahiti）的时候，库克曾记述过此地面包树的细节。这正是1787年布莱去往岛屿的理由。库克的伙伴约瑟夫·班克斯爵士（Sir Joseph Banks）将这些可食用的植物视作潜在的摇钱树。这位爵士也认定，他的专业植物学是英国贸易的侍女。正是班克斯向政府提出建议，要求他们确保面包树的供应，以解决西印度群岛种植园主的经济问题。在失去了美洲的食物供应之后，他们正在寻找一种新的谷物来喂养他们的奴隶。布莱接到命令，将这些植物的种子带到圣文森特（St.Vincent）的植物园当中。在那里，人们将会重新栽培这些植物，并将其用作育种。在其在外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布莱也接到上级要求，要在荷属爪哇岛东海岸收集植物的种子。在这些植物当中甚至包括稻米这一可能在英国热带殖民地生长的作物。

库克是英国商业的开拓者。他也是英国海上力量的代表。如果英国需要对世界上所有的海洋都宣示霸权的话，海军部就必须掌握精准的太平洋地图、它的岛屿以及他们可以抛锚的地方。在1766年，法国航海家路易-安东尼·德·布干维尔（Louis-Anthoine de Bougainville）在此地区内出现。这使得在此地宣示英国力量具有必要性。太平洋岛国居民已经知道了英国在此区域内的存在以及力量。随着海洋上国际利益的增加，英国需要更了解神秘的南方大陆，并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对它们宣示主权。

当库克于1768年离开英格兰的时候，他所想做的不仅仅是满足其自身的好奇心或者是扩展知识的范围。他是一个国家商业以及战略野心的工具。他最为显贵的乘客、绅士自然主义者以及植物学海盗班克斯将他们的目的地视作一个秘密花园。在这个花园里，他们能够收获有利于英国的作物。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他们的船“努力（Endeavour）”号抵达了大溪地，然后向南航行到澳大利亚东部海岸上的新西兰。库克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他随即向北方航行，绕着大堡礁航行一周，又通过了托雷斯海峡，以证明澳大利亚是一个岛屿。

库克携带着委任统治的使命，对所有无主地以及所有其居民不能充分利用的土地宣告英国的主权。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有法律依据的。至少，正如布莱克斯通首席法官所说的那样，任何不能利用自己所有土地的人就丧失了他对土地的所有权。所以，库克理直气壮地将澳大利亚标明为terra nullus（无人之地）并吞并了它。对于乔治三世新获得的领土，班克斯认定，其土壤条件和气候条件都有利于未来的殖民。本地土著则是可以被忽略的。他们是不耕种土地的游牧民，并且缺乏任何可识别的社会组织或宗教形式。按照库克的定义，他们虽然对自己的现状十分满意，但是他们是世界上“最可怜的民族”。

他到太平洋的第二次航行（1772-1775）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第二块南方大陆。他沿着南极洲的浮冰边缘向前行进，一直到达了南纬71°10′的地方。在宣布此地为“顶点（Ne Plus Ultra）”之后，他转而航向新西兰和澳大利亚。1776年，库克踏上了最后一次征途。这次征途的本来目的在于考察西北美洲和阿拉斯加的海岸。他希望，自己能够找到西北道路（North-west Passage）的出口。自从16世纪末起，航海家们就已经在此地找寻这一地理上的鬼火（will-o'-the-wisp），即北加拿大边缘附近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海峡。正如他的所有前辈那样，库克失败了。虽然如此，在测量努特卡湾（Nootka Sound）的时候，他的水手们偶然遇见了大批海獭。在中国，这些海獭的皮毛可以卖个好价钱。

这是库克最后的发现。1779年2月，正当他的船队停在夏威夷过冬的时候，他卷入了与当地人的纷争，并被杀掉了。他最大的成就在于，破除了人们对于太平洋探险的心理障碍，并填补了航海图上大量的空白。尽管其发现的商业价值令人失望，但无论这些市场有多小，英国商人们仍旧对任意新市场的开辟心存感激。几年之后，东印度公司就已经开始与中国方面做海獭皮的生意。而且，在库克去世60年之后，夏威夷所进口的英国工业制品每年的价值是在3万到5万。

对于与库克同时代的人来说，比起贸易前景来说，他们对太平洋群岛上的各异邦人民更感兴趣。他们的存在以及生活方式恰好与当时知识分子的讨论结合在一起。在这场讨论当中，人们对于欧洲的道德以及社会秩序的基本假设提出了疑问。自17世纪晚期以来，思想家们已经构建了名为“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半抽象生物。他以一种自然的形态生活在欧洲的疆域之外。在那里，他不是按照欧洲社会精密的社会法则来生活的。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遵循基督教所规定的奖惩体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比其同时代的欧洲人生活得更为幸福。

德·布干维尔和他的外科医师菲利贝尔·克默尔松（Philibert Commerson）共同创作的有关大溪地的记录于1792年出版。这本书向欧洲人展现了“高贵的野蛮人”究竟应当是什么样的。这些法国人坚称，大溪地是一个伊甸园的世界。在这里，人们是按照自己的理智和意识行事并创造幸福的，而不是按照天启教的教义行事。自然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水果和野兽，足以果腹。因此，他们在享乐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其中多数情况下是毫无节制的性爱。这一乌托邦的存在（德·布干维尔所用的词）似乎挑战了欧洲的社会宗教秩序。

头脑冷静的库克对于布干维尔的描述表示怀疑，因为这些描述几乎已经可以归入虚构的范畴。大溪地人并非没有罪恶。事实上，在库克登陆的时候，他们正处于一场持久的内战当中。至于此地女人自由而开放的性爱观，班克斯和库克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前者加以利用，而后者则干巴巴地指出，这些诱惑自己手下的大溪地女人与那些在查塔姆或普莱茅斯码头附近勾引水手的女人完全相同。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的话，就是他们所收取的费用是铁钉而不是现金。然而，库克还是对大溪地人将性病称为“Apa no Britannia”或者“Brit-tanne”（意思是英国病，带有双关意味）感到失望。出于维护国家荣誉的需求，他坚持认为，这种疾病是由法国水手带到岛上的。

虽然库克发现自己所遇到的人都非常快乐，但他丝毫没有将其同“高贵的野蛮人”联系在一起的想法。无论如何，对于日益壮大的有关人文主义和福音主义的游说议员们来说，库克与其他人所做的报告无疑是极为有力的武器，有助于他们反对奴隶制。这些人利用“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说法来反对奴隶制，指出黑奴并非道德败坏之人。在福音主义者看来，保护脆弱的社会不受外界的危害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担心自己的基督教同胞会受到异邦人罪恶的影响。库克和布莱受到了指责，因为他们“协助”大溪地人“参加偶像崇拜活动”并以此“自得”。他们的腐化堕落并非个案。同样腐化的人还包括奴隶商、奴隶主以及印度那些腐败和专断的官僚。

大溪地人的好色令基督教徒感到震惊。其中的一位护教者传教士认定：“大溪地人迷恋性事的程度令他们禽兽不如。”出于传播新教的需要，教徒们需要在南太平洋岛屿上发动道德改革，并且劝诱岛上居民皈依。早在1797年，第一位传教士就已经登陆了大溪地。他为岛上的居民带来了摩西和使徒保罗的诫言，并且决意要在此地推行新教的工作伦理。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陆续有很多人登陆波利尼亚，并很快报告了当地的部族战争、肉体刑罚以及食人习俗。“高贵的野蛮人”这一幻想也就此化为了泡影。这就为进一步的传教工作提出了要求。令人欣慰的是，汤加塔布的社会中存在贵族阶层。没有祭司和法律机制将通奸视作罪过。这所有的因素都使得皈依变得更为容易。

1815年的时候，太平洋上的传教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正是殖民活动的一种分支。在接触到西方基督教之后，太平洋岛民们很快就发现了自己明显的缺陷，以及他们的导师们文化上的优势。在1803年所出版的一本有关新南威尔士居民记录的评论当中，读者们就能够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野蛮人一对自己赤身裸体感到羞愧，就能得到机织的布以制作蔽体的衣服；他也能够从冶炼厂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更为完美的工具。久而久之，他也就逐渐对欧洲的技术和手工制品产生了依赖。”见自己带到英国的大溪地人奥迈（Omai）全然没有把自己所见所学带回家乡的意思，库克一度感到气馁。传教士们却完全改变了这一状况。经过他们的努力，太平洋的岛民们融入了英国的商业体系。岛民们向英国提供椰油、竹芋以及新鲜的猪肉，作为回报，他们得到了枪支、金属制品以及布匹。历史上总是充满讽刺。当库克在夏威夷被杀的时候，他的敌人手中的大刀可能正是在马修·波尔顿（Matthew Boulton）的伯明翰钢铁厂里制造的。为了展示英国的新工业成就，英国人将这些刀子赠给了当地人。

在这些岛屿上，居民们自己垦殖土地。库克并没有得到上级占领这些岛屿的授权。但是，随着与当地人贸易的增加，英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性日益突显。自1790年起，战船就时常停泊在这些岛屿附近。这些船的船长们时常强调乔治三世的好心，给当地人一些刻有其肖像的纪念章（为了1790年到温哥华的航行，英国人特别制作了1000枚此类纪念章），并且警告他们不要伤害欧洲的水手和传教士。英国人的海上活动致使西班牙政府提出自己对太平洋的权利。他们所根据的是1494年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然而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些条约不过是一堆废纸。1787年，西班牙曾威胁要占领努特卡湾。英国只是部分动员了其舰队，就足以让西班牙人闷闷不乐地做出谨慎的让步了。这也是一个衰退中的帝国力量承认自己虚弱的表现。它完全清楚，英国完全有能力影响其贸易以及殖民地。

到1800年为止，太平洋已经成为英国的内湖。1789年之后，法国在此区域内的利益得到了削减，而美国的力量还未渗透进来。随着1812年英美战争的爆发，一艘美国船“埃塞克斯（Essex）号”进入了该海域进行劫掠。但是，由于武力相差悬殊，只是遭遇了一支小型英国舰队之后，它就不得不投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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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埃塞克斯号”没有遭到阻挠的话，它就会航向英国的新殖民地新南威尔士。早在1769年，班克斯就已经发现了新南威尔士的经济价值。十年后，他要求政府利用其中的一个港口植物学湾（Botany Bay）作为罪犯的一个聚居地。他的建议提出的正是时候：美国独立战争阻断了罪犯去往烟草种植园的道路。而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一大批犯罪分子已经充斥在设备不完善且往往是私人所有的监狱当中。在官方看来，流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但是，就将这些罪犯送往何处这一问题，人们并没有达成一致。第一选择是赞比亚。但是，由于当地的气候以及疾病的缘故，将嫌犯送到那里等于缓期执行死刑。更为稳妥的选择是将他们送往西南非洲荒芜海岸上的一个港口，但这一提案也遭到了否决。1786年8月，内阁很有把握地选择了新南威尔士。

内阁之所以会做出这一选择，其原因有三：班克斯有关当地环境的描述；在澳大利亚建立一个小型殖民据点，以证明英国人对此地的主权；在此地建立一个军事基地，有可能可以作为从海上进攻毫无防备的西班牙美洲西海岸的跳板。这些理由并非像其看起来的那样遥不可及。当时，英西太平洋利益之间的冲突还未得到解决，而双方在这一地区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1806年到1807年，人们再次将这一计划提上了日程。一群极具影响力的谋略家以及商人计划着要运用海军打击墨西哥和智利。在那时，西班牙是法国的盟友。在所有的建议当中，有一个建议便是将印度军队先运送到新南威尔士，然后再去往智利。

除此之外，人们还考虑到了罪犯。他们将会成为新殖民地的中坚力量。在一段时间之后，这势必将对英国有利。对于英国人来说，比起让他们蹲在监狱或是废船里（停泊在泰晤士河上，并且拔除了桅杆后的战船）无所事事、浪费政府大笔钱财来说，将他们送到新南威尔士无疑是更好的选择。流放是一种功利主义的做法。在他的支持者们看来，这也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惩罚方式，使得罪犯有了赎罪并回到社会当中的机会。尽管在今天看来，流放是一种严酷的刑罚，而且，无论是在运送的船只上，还是在新南威尔士，其条件都十分艰苦。但是，在18世纪末期英国的统治者看来，这是一种对犯罪的有效监管形式，并且能够有效地改造罪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尽其责任，不但要对自己有利，而且还要对国家有利。违反法律的人试图以另一种方式生存，但必须意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所在。这正是拉克伦·麦夸里（Lachlan Macquarie）总督的看法。1817年，他认为，“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新南威尔士是“一个教养所”。在那里，“不幸的孩子们”将会经历镇压和艰苦的工作，进而成为乔治三世诚实而勤劳的子民。

第一支载有男女罪犯、士兵、自由人移民以及官员的舰队于1787年5月从英国出发，1788年1月抵达植物学湾。其指挥官以及首任总督亚瑟·菲利普船长不满意此地港口的状况，转而将船停在了其附近的另一处港口。为了纪念殖民大臣，他们将这一港口命名为悉尼。登陆之后，罪犯以及看守们彻夜狂欢，饮酒纵欲。此后，一位教士忏悔道，长时间的海上航行导致人们心灵迟钝，嗜好饮酒。在登陆澳大利亚之后，人们也很难改掉饮酒的习惯。

澳大利亚的早期建立过程是极为复杂的。在上层人士看来，依靠罪犯们的劳动，他们足以撑起一个农业殖民地，不但能够自给自足，而且还能有所收益。澳大利亚的社会结构将会是金字塔式的，而且带有家长制的色彩。行政和司法权力掌握在前官员的手中。他们的经验很有可能有助于管理那些容易走上歧途的下层民众。一开始的时候，在澳大利亚有三种人：官员和守卫、自由人移民和罪犯。其中，罪犯占据的比例最大。他们来到此地也并非自愿。分析那些在1788年以后来到澳大利亚的罪犯们的背景，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来到此地的罪犯多为城市中的惯犯；他们大多不到25岁，在郊区生活，曾以一到两种形式的盗窃为生。在新的环境下，这样的人或者游刃有余，或者一败涂地。抑或按照菲利普的说法，“如果既有能力，又十分勤劳的话，我想这样的人是不会养不活自己的”，而那些没有“受到刺激而发奋”的人则将会饿死。

菲利普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希望，女性罪犯的存在能够激发罪犯们认真工作的热情。1794年，省督弗朗西斯·格罗斯（Francis Grose）就对60名40岁以下妇女的到来表示欢迎。他告诉殖民大臣：“无疑，随着她们与这里的男人通婚，男人们将会变得更加勤劳，而且专注于工作。”这一看法可能是过于乐观了。在运送罪犯的船只上的一位乘客表示，女罪犯们“毫无廉耻的不雅”举动以及她们“下流低俗”的话语令其感到震惊。也正是因为她们的这些行为和话语，在她们每天出来锻炼的时候，其他人不得不离开甲板。

在登陆之后，罪犯们必须承担不同的义务。在问及其职业的时候，那些精明的罪犯从不表现出一点特殊的技能，因为这样做似乎能够摆脱在内地的繁重劳动。出于这一考虑，许多人没有说实话。在提及自己的职业的时候，他们都表明自己是“小偷”。而在官方记录上，这一职业就等同于“劳动力”。无论有无技术可言，他们或者是在政府的手下做事，或者是在一小撮自由人移民的手下干活。在这里，纪律极为严明；一旦触犯纪律，罪犯们往往会受到鞭刑。在1790年的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上，三个逃跑的罪犯受到警告，如果他们不投降的话，就会被当作逃犯枪杀。

缺乏地理知识的人们认定，如果逃进内地的灌木丛并且一直前进的话，他们最终会到达中国。尽管如此，因为逃亡风险极大，罪犯们很少会走上这一条路。1791年，政府明确表示，要想尽一切办法阻止罪犯在服刑期满后回到家乡。反之，政府会分给他们大片土地，希望他们能够成为自给自足的小农。在1794年，仍在服刑的人也可以在业余时间赚钱，其工资为每小时10便士（5个十进制的便士）。在诺福克岛上，罪犯和随船而来的看守每人都得到了24公顷的土地以及几只猪。政府这样安排的目的正是希望这一殖民据点能够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

在澳大利亚的劳动力当中，有一小部分人是因为颠覆活动而流放到此地的。在此类型的政治犯当中，最早来到此地的是三个苏格兰勇士。政府之所以认定其有罪，是因为他们在散播法国大革命的教义。省督接到了上级命令，要“密切关注他们的一举一动”，以防他们开始传播雅各宾主义。其中的一位是一位论派（Unitarian）牧师托马斯·帕默（Thomas Palmer）。在他出海的时候，政府允许其带上一名随从。而在其主人开始服刑之后，这个随从就可以成为自由民在此居住。1618世纪90年代末到19世纪初，一类新的政治犯来到了此地。那就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他们因参与地下集会、参加1798年反叛运动或兵变而接受审判。在新南威尔士当局看来，他们极度危险。横渡太平洋并没有消磨掉爱尔兰人脑后的反骨。1804年，其中的一部分人就已经谋划着反叛，但很快就遭到了镇压。

同年，一本评价新南威尔士发展的书出版了。其匿名作家列举了很多令人振奋的迹象，似乎未来的繁荣就在眼前：这一殖民地的贸易增长率要远远超过此前的美国殖民地。而且，当地报刊（《悉尼公报》和《新南威尔士报》）这一新创造也成了通往成熟社会的一块里程碑。他充满赞赏地表示，澳大利亚人在试图建立一个“国民性格（national character）”。然而，他并没有提及这国民性格的组成成分。这一沉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共计约8000名殖民地居民之间，几乎没有凝聚力。其中的大多数人可能并不愿意留在那里。他们的后代将其称为“我者（us）”，是受到监视的一方；与此同时，其后代也将人数略少的官员、士兵和自由的地主们称为“他者（them）”，是监视以及评判的一方。和美国不一样，澳大利亚社会的分层明显，并没有统一的宗教或是自我提升的要求来给予最初的殖民者以目的感。在任何情况下，宗教都很难对澳大利亚的居民们起作用，因为这些人已经对说教免疫了。更为重要的是，早期的殖民地牧师属于安立甘教派。他们向世俗的权威宣传服从，而这些权威人物往往担任的是地方长官。这一事实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在道德上对罪犯施加影响。正如在帝国的其他角落一样，公众会对英王宣誓效忠，向国王敬酒；在皇家纪念日的当天，人们也会举办舞会。但是，对于爱尔兰籍罪犯来说，这一联系几乎不起作用。在他们看来，英国在他们的家乡实行压迫，并将他们流放到此地。这一怨恨也必将代代相传。

早期澳大利亚社会的“他者”是一个开放的贵族阶层。只要前罪犯（1791年，这样的人有44个）能够利用好自己的土地，并且获得财产的话，他们就能够进入这一阶层。除去高级政府官员之外，它最为有权势的成员是新南威尔士兵团的军官们。这一兵团是于1791年成立的。在这里，它既是驻军，也是警备力量。这支部队里充斥着各色各样的流氓，其中包括因从常备军中逃跑而受到流放惩罚的士兵。他们的指挥官也是一群恶棍。

兵团中的军官们是一群猛禽。他们利用职务之便收集地契以及贩酒证，以中饱私囊。1806年，布莱成为当地的总督。他将政府的财产分配给穷苦大众，即以前的罪犯们，并借此挑战兵团以及其中最贪婪的军官约翰·麦克阿瑟（John Macarthur）固有的利益。“先生，那可真是穷人的好日子，”一个前走私犯这样回忆道，“只要告诉总督他需要什么，就必然能从政府库藏中得到什么。”然而，个人行为击溃了这一进步的政府投资形式。麦克阿瑟害怕到手的利益溜走，便发动了兵变，以抵抗布莱。不幸的是，布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他也是1797年诺尔兵变的针对对象）。这些反对者们密谋推翻了他。直到1810年为止，布莱才得以官复原职。

他的继任者麦夸里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军官。正是在他的主持下，兵团才得以解散。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继承了布莱支持贫苦移民的政策。自由人移民数量依旧很少。麦夸里意识到，澳大利亚的脊梁是自耕农，而很多自耕农的出身必定会是罪犯。在其1821年卸任的时候，殖民地已经明显表现出了蒸蒸日上的态势：其人口增加到了38000人，经济的发展态势也渐趋平稳。这一增长速度显然要归功于麦夸里灵敏的商业嗅觉。他是最先意识到绵羊能够在新南威尔士生存的人之一。他的运气也不错。1807年，当第一批澳大利亚羊毛抵达英国的时候，日益机械化的约克郡纺织厂恰好失去了从萨克森以及西班牙进口的羊毛原料。比起其先前的竞争对手来说，新南威尔士羊毛的品质更好，其需求也逐渐增多。到1821年为止，澳大利亚的绵羊总数达到了29万只。在短短的20年间，澳大利亚的生羊毛出口量就已经达到了每年1000磅。对于这一殖民地来说，绵羊的重要性就好比是烟草之于弗吉尼亚，或是蔗糖之于西印度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