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天翻地覆：美国独立战争

1774年末英帝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在过去的六个月里，英国在北美的势力瓦解了。殖民地的总督们已经成了摆设，无力证明英国政府的权威。他们不得不写信给殖民大臣达特茅斯勋爵（Lord Dartmouth），用凄婉的笔调诉说自己的无能。与他的同僚相比，纽约殖民总督卡德瓦拉德·科尔登（Cadwallader Colden）相对来说要幸运一点。这是因为，皇家海军单桅帆船“翠鸟（Kingfisher）”号于12月份入港，而且他坐拥一支百人的皇家爱尔兰军团。然而，他还是很焦虑。因为“顺从的居民们”需要“一支强大力量”的保护，“以此来威慑那些放肆的暴民，并鼓励更多的人站到政府的一边来”。

实权逐渐转移到大陆会议的坚定支持者们的手中。到1775年4月为止，由这些人所组成的当地委员会已经取代了新泽西、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弗吉尼亚以及南卡罗莱纳的总督。政府无力阻止这一进程。他们所能做的不过是颁布一些旨在恐吓人民的法律，但人们往往会选择无视这些法律。所有能投入战斗的军队和战船都集中在波士顿，殖民地的民兵靠不住，而那些传统意义上的压迫工具即地方治安官们，或者与大陆会议结成了同盟，或者因为害怕动乱而保持中立。即便是在没有偏心或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的司法官员监管的情况下，在1774年，北美殖民地移民们也享受了相当程度上的自由。他们的媒体不受干涉，故各家思想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且能够传播到各个地方；移民们可以自由活动；不论何时何地，他们都能够召开公开的会议。因此，对于大陆会议的代理人来说，他们能够很容易地团结并组织支持者，说服犹豫不决之人加入自己的队伍，并打压那些忠诚于英国政府的顽固分子。

伦敦方面花费了很长时间才终于完全摸清了美国殖民地的实际状况。此时，乔治三世和他的官员们一直在采取妥协还是强制的措施方面举棋不定。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国王已经确信，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措施的话，他们将永远无法在美国重新建立起议会的权威。诺思和达特茅斯勋爵也对此表示同意。但是，他们仍旧抱有一丝希望，美国移民最终会回心转意，不会走到战争的那一步。此后，这些问题也都能经协商解决。

因此，英国政府在1775年早期所推行的政策既有怀柔的一面，又有强制的一面。一方面，诺思提供了调解的机会，以财政上的让步来换取移民们对议会权威的认同。而在另一方面，他也在做战争准备。他又向波士顿增派了四支步兵队。当地指挥官陆军中将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接到了命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武装反抗的苗头。此时，一场大战已经一触即发。2月，三位重要的将领威廉·豪爵士（Sir William Howe）、亨利·克林顿爵士（Sir Henry Clinton）和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正式上任，来指挥即将参战的部队。然而，这些人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有着丰富美洲作战经验且更有军事才能的杰弗里·阿默斯特（Jeffery Amherst）拒绝了上级的指令，因为他更加同情移民们。

英国本土则愁云缭绕。许多人对于美国移民的战争持悲观的态度。很多人赞同诗人库柏的观点，英国和北美殖民地是“一个国家”，并将即将到来的纷争视作一场内战。1月，查塔姆试图说服上议院采取妥协的方案，以避免灾难的发生。他的努力完全白费了。此后议会中的辩论非但没有弥合双方的分歧，反而更加暴露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查塔姆赞扬移民们“珍视公平的美德，并将其置于不可估量的、上天恩赐的自由之上”。达特茅斯勋爵则完全不赞同这一论断。他对移民们的道德要求冷嘲热讽，认定这不过是企图掩盖他们真实目的的一块遮羞布。他指出，移民们只不过是自私地想要摆脱自身贸易当中的种种限制罢了。一位悲观的托利党人高尔勋爵（Lord Gower）“激烈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所有的移民都是卖国贼。

在很多英国军官看来，美国移民不过是在吹牛罢了。如果真正打起仗来，他们就会立刻认输，也不再坚持他们的原则。在1775年3月，陆军少校约翰·皮特凯恩（Major John Pitcairn）曾经为首任海军大臣桑德维奇伯爵做过一次报告。在报告当中，他自信地写道：“只要主动发动一次战争，采取一次巧妙的行动，烧掉两三个城镇，他们立刻就老实了。”他手下的指挥官盖奇则没有这么乐观。他担心，贸然发动攻击很有可能会引发“出其不意且连续不断的”抵抗活动，而这显然不是他所率领的军队能够应付得了的。

他的担心在4月19日这一天变成了现实。在达特茅斯勋爵的命令下，盖奇派遣了一支精锐部队去保护伍斯特和康科德的兵工厂。在接到了波士顿城内探子的密报之后，马萨诸塞的民兵们出动了。在莱克星顿，双方短暂交火。一小部分美国民兵被击溃，但他们中的大部队仍旧逼迫英国军队放弃占领康科德。当英国军队撤回波士顿之后，他又遭遇了游击战，并损失了300名士兵，几乎是其敌人的三倍。几天内，由鲁莽的天才本尼迪克·阿诺德（Benedict Arnold）率领的一支美国民兵队占领了提康德罗加和王冠点（Crown Point），为入侵加拿大奠定了基础。

现在，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在马萨诸塞爆发小型战争的消息传回了英国。内阁别无选择，只好在所有的殖民地推行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政策。乔治三世早已不满绥靖政策，因而对这一新的政策举双手欢迎。同样表示支持的还有那些或业余或职业的谋士们。他们相信，受过良好训练的士兵能够轻而易举地击溃一群通常意义上的武装暴民。

“速战速决”的支持者当中，最著名的是乔治·热尔曼。8月，他取代了更为灵活的达特茅斯勋爵，开始担任新一届的殖民大臣。他接到了上级的命令，要控制北美事态的发展。热尔曼很喜欢这份工作。如果不折不挠和忠贞不二能够有助于领导的话，热尔曼就完全符合这一要求。尽管曾因为在1760年明登之战中畏葸不前而被开除，他仍旧激发了北美军队的自信心。后者正仰仗着他采取严密的措施。

热尔曼的作战计划得到了许多美洲事务通的支持。在他们看来，移民们战斗的意愿极其容易崩解，经不起一次彻底的失败。因此，他要求向美国增派兵力，以找出叛军、与之战斗并最终一举击溃他们。人们确信，这样的一次胜利不但会完全击败反叛者，也会大大激励那些居住在美国殖民地、不参与到反叛活动中的反对派。在美国的探子再次向英国政府报告，当地有一些潜在的反对独立派。因为大陆会议支持者们的恐吓，他们暂时转入地下活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便会表现出自己对英国政府的支持。无论是从思想还是实际的层面上来说，即将爆发的战争都是一种挑战。英国军官们发现，自己最为重要的任务在于向反独立派们作出保证，他们将会得到保护。正如克林顿之后所评价的，除非“确信英国军队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他们”，这些人是不会轻举妄动的。

在热尔曼的战争计划中，人力是一个关键要素。从战争伊始，为完成其所构想的大规模战争，召集足够的兵马就很成问题。在1775年到1776年，在爱尔兰、直布罗陀和梅诺卡的驻军就几乎损耗殆尽。随着战争继续进行，在英国的征兵活动也就紧锣密鼓地进行了。

要诱使人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界并不容易。在这个世界中，稍有过错便会领受一顿鞭子。不但领受微薄的薪水，还吃不饱。要忍受反复无常的官员们，还要时刻担惊受怕，领受上层社会的白眼。在塞缪尔·约翰逊看来，只有恶棍才会参军。所谓的恶棍，指的是没有诚实生活的能力和意愿的人。这一评价相当刻薄，但这的确是事实；许多急需招兵买马的军官搜刮监狱，以填补空缺。1776年，第46军团的里都中尉（Ridout）在什鲁斯伯里（Shrewsbury）监狱发现了几名因“轻微的罪过”而蹲监的“好伙计”。他为这几个人赎罪，并将他们招到自己的麾下。因感念其知遇之恩，其中一个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升任军士。

在军队当中也有一些惯犯和其他有类似恶行的人。对他们来说，战争就给了他们机会烧杀抢掠。因此，美国的宣传家们也就得到了很多的素材，来控诉英军的暴行。即便是有经验的、具备良好品行的人也参与到了抢劫当中。其中的一些人相信，他们是在合理地占有战利品。另一些人则只是为了报复那些羞辱了他们或秘密帮助其敌人的平民。这可能就是1775年4月波士顿附近的一次战役后，英国军官鼓励其手下的士兵去偷窃的原因。那些更胆大一点的甚至会抢劫自己的同僚。苏格兰高地警卫团（Black Watch）的皮布尔斯队长（Captain Peebles）发现有人从自己的帐篷里偷走了一些亚麻布和六七瓶朗姆酒和葡萄酒。他注意到，“在这个部队里有些可悲的流氓，坏到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还特别狡猾，足以逃脱惩罚”。无疑，这些赃物是用来挥霍的。但也有一些具有生意头脑的美国人乐意从士兵们手上买下赃物，并将他们重新出售。

然而，输送到美国的恶棍并不足以完成热尔曼的战争计划。因此，七年战争时期曾经使用过的“寻找替代”战略再一次派上了用场。国家开始聘请雇佣兵。在向沙皇凯瑟琳要求20000名俄国士兵破产之后，政府转而向更愿意提供帮助的黑森-卡塞尔（Hessen-Kassel）方伯。在北美，共有19000名德国士兵与英军并肩作战。其中2/3的士兵是黑森籍。在这些德国士兵当中，大约有3000名逃走了，500名战死，还有4500名病死。

总体来说，黑森的士兵们完全“物有所值”。他们是机动灵活而且勇敢的士兵。在德国独裁者们的统治下，他们学会了服从，并愿意攻打英国人所谓的非人类的魔鬼。1776年11月被俘的两个黑森人告诉美国移民部队的医生，上级将他们所面临的敌人描述为“原始人和野蛮人”，会用印第安人的方式折磨自己的囚徒。

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英国士兵首先是为了对自己的同胞负责以及效忠而战，其次是为了他们的国家。许多有贵族背景的军官们都极为轻视自己的敌人，因为他们是下层人。“我希望这场战争快点结束。和他们（美国移民）混在一起简直是脏了我们的手。”克林顿的副官少将罗登勋爵（Major Lord Rawdon）如是说。作为一个安立甘教教徒，罗登一直都将宗教异议和政治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他也认为反叛团体“赞美诗歌手（psalm singers）”的“神圣鼻音（godly twang）”口号令人作呕。在女房东多收了房费之后，皮布尔斯队长愤怒地认定她“与所有的北佬一样，又贪婪又狡猾”。但他也对那些无缘无故被卷入战争中的人表示同情。在对一个强奸犯进行审判的时候，受害者为其求情，这使得他免于上绞架的惩罚。此后，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那些被无故卷入内战的人的命运是凄苦的。”正如其他的人道主义者一样，皮布尔斯也会为荒废的或烧焦的农场喟叹，也会为流离失所的家庭揪心。

对移民们作战耐久力的嘲笑很快就变成了对他们不情愿的尊敬。一年以来的战争教会了克林顿“美洲移民们是训练有素的，懂得使用计谋和经营”。而且，“他们懂得一切的欺骗伎俩”。他们也能够用传统的方式作战。1775年6月，对布里兹山（Breed's Hill）和邦克山（Bunker's Hill）的争夺证明了这一点。在更北一些的地方，本尼迪克·阿诺德（Benedict Arnold）和理查德·蒙哥马利（General Richard Montgomery）已经开始着手入侵加拿大，并美其名曰一场解放战争。

在向魁北克进发的时候，美国人向法属加拿大人呼吁，希望他们能够自己脱离暴政。在某一时刻，他们似乎就要成功了。“加拿大人正在谈论那该死的‘自由’一词。”一位英国军官抱怨道。而且，魁北克总督、经历过沃尔夫所发动战争的老兵盖伊·卡尔顿将军（General Guy Carleton）担心，他的军队会背叛他而去。事实上，多数加拿大人仍旧谨慎地保持中立。他们等着看，美洲移民会取得多大程度上的胜利（如果有的话）。冬季的到来、蒙哥马利利用人数优势攻打魁北克这一愚蠢的决定，以及卡尔顿临时做出的完美防御都令移民们逐渐丧失信心。1776年5月，在阿诺德率领着残部撤退之后，一支英国小型舰队给这个城市解了围。

长期占领波士顿是不可能的。市民和士兵之间的隔阂非常显著，美国人又步步紧逼。1776年，主管各类事务的指挥官豪要求全体从这个城市当中撤退。“要向你们描述这里事态之混乱是不可能的，”国王军团中尉查尔斯·科克伦（Charles Cochrane）告诉他的叔父，“为了（在这些流氓的枪口下）拖家带口地占领上面提及的、存留下来的仓库，我相信，我们将难以顾及效忠派。这种事情此前从未发生过。”这件事堪称这屈辱的一年当中最为屈辱之事。科克伦也不无悔恨地表示：“从战争的开始到结束，非同寻常的厄运每时每刻都在伴随着我们；在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外界援助的情况下，我们挨过了一个冬天，甚至必须要趁着夜色逃走（a moonlight flit）。这件事是最令人厌烦的。”无论如何，科克伦还是找到了乐观的理由。他相信，一旦热尔曼的宏大计划生效，好运就会重新降临到军队的身上。

科克伦不应有这样的自信心。北美战场占据了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其中大多数都覆盖着山地、森林和灌木。军队们往往会在此地漫无目的地胡乱奔走，因而很容易被这一片荒野吞噬。1778年，克林顿穿越了新泽西，直到在蒙茅斯遭遇袭击之前，他对华盛顿的所在仅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比起在欧洲的情况来说，占领主要城市并没有那么重要。这是因为，诸如钢铁铸造厂等经济资源是分散的。英国人曾几度占领波士顿、纽约、费城和查尔斯顿，但这并没有打消美洲移民打仗的念头。

勇敢而富有创造力的总督们可能已经克服了这些困难，但是，英国高级统帅的往往缺乏创造性的想法，甚至时常是胆小的。随着战争的逐渐推进，英国统帅结构不稳定也就成了不争的事实。在伦敦的热尔曼仍旧掌握着最高军事统领权。但是，他的命令往往不能及时传达到在美洲的军官的手中，往往会耽搁8到10个星期。这是因为，传递讯息的船只是逆风行进的。他和自己属下之间的误解无法消除。在某些情况下，战场上的军官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自己的判断。至少在1775年到1776年，人们在目标问题上也意见不一。热尔曼希望将敌人一网打尽，而诺思则希望通过协商来解决问题。

只有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些缺陷才逐渐显现出来。1776年夏，由于增援部队姗姗来迟，豪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也不得不推迟。但是，不论在何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增援部队都展现出一幅欣欣向荣的气象。他已经决定将自己的军队集中在纽约。这一城市是效忠派盘踞的中心。史坦顿岛（Staten Island）登陆计划进行得很顺利。8月中旬，豪率领着他的23000名士兵与纽约州外围的守军打仗。作为一名坚定而小心谨慎的军官，豪每一步进行得都相当谨慎。这也就使得其错过了许多可以一击制胜的机会。华盛顿曾经一度想要牺牲反叛军的主力来拯救这个城市，但是豪并没有发动战争。反之，他逐步攻击了敌人的泥土筑防御工事。当纽约即将陷落的这一事实已经无法避免的时候，他也不愿乘胜追击已经受到严重摧残且士气低落的美国军队。

热尔曼所谓的、能够结束战争的“迎头痛击”看似已经没有必要。1776年秋，豪在纽约城附近所取得的成功已经证明英国军队是不可战胜的。而且，在11月底，他认为自己已经有足够的底气来发布公告，宣布赦免所有投降并重新宣誓向乔治三世效忠的人。许多美国人有感于华盛顿军队的可怜处境，便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豪的好意。此后，移民们的心境似乎已经有变化。而且，在赢得了几场战争的胜利并且在纽约建起基地之后，豪认为自己可以改变策略。此后，他可以努力侵占土地，而不是引诱华盛顿全面交战。这一变化造成了可喜的政治成果：犹豫不决的反叛者将会更加灰心，而英国军队驻扎在当地的事实将会使得当地的效忠派重新振作起来。

英国和黑森军队广泛分布在特拉华和新泽西。起初，这些次要的战争进展很顺利。但是，从情感以及军事的角度出发，华盛顿主动出击，并在圣诞节的那天击溃了一个黑森的部队。两星期后，在普林斯顿，他又取得了另一场战争的胜利。

在特顿和普林斯顿的战役规模都很小，但其对美国人思想的影响却是极为深刻的。1776年7月，在国会内部的激进人士积极推动《独立宣言》的撰写。这一宣言割裂了所有与英国之间的联系，并且不对任何建立在英国对美国的统治的要求妥协。支持这一行动的美国人几乎不可胜数；《独立宣言》的签署人之一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认定，有1/3的移民是全心全意支持独立的，其余的人或者是效忠派，或者保持中立。要是算上那些豪赦免的人，美国移民的主体地位可能就岌岌可危。特顿和普林斯顿的战役改变了这一趋势。因为这一战役表明，英国军队并不是无敌的，而美国人仍能与之一战。

效忠派遭受了一次打击。在特拉华和新泽西，他们的支持者锐减。纽约的首席法官威廉·史密斯（William Smith）解释了整场战争中效忠派所遭遇的困局。“那些加入英国军队的美国人是多么不幸啊！除非征服自己的国家，他们无法获得安全。如果美国在武力上占据了上风，或者获得了英国政府的让步，那些托利党人就毁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必须离开大陆。在过渡时期，他们必须寻求外界的帮助。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就立刻毁了。”无论是在人心还是思想的意义上，英国人都输掉了战争。

1777年是战争的转折点。在超过一年的战斗之后，英国军队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他们没有取得多少对美国人的胜利。进入国会所控制地区的路途非常稀少，而效忠派也没有提供足够的支持。豪是非常悲观的。6月初，他告诉克林顿，他认为战斗将再持续至少一年。刚从英国度假回来的克林顿，发现政府希望在冬天取得战争的胜利。豪回答说：“如果官员们不能再坚持一年的话，他们最好现在就放弃。”

热尔曼应对1777年事件的策略是让豪的军队侵略宾夕法尼亚。与此同时，伯戈因所率领的由8000名英国人、黑森人、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所组成的军队将会沿着哈德逊河向奥尔巴尼进发。在那里，他将会与豪从纽约带来的援军汇合。如果一切都能按照计划进行的话，人们就能在尚武的新英格兰和美国的其余部分之间打下一枚楔子。这就是热尔曼所预想的结果。而且，在5月18日所发送的一封急件当中，他将这件事情描述得非常清楚。但是，豪接到这封信的时候已经是8月16日了。那时他已经被困在宾夕法尼亚，根本无力帮助伯戈因。

犯下这一大错的是豪。早在3月，他就已经读过热尔曼策略的大体框架，但相信自己完全可以忽略支援伯戈因的任务。他认为，进军奥尔巴尼不过是小事一桩。而攻击宾夕法尼亚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因此需要花费更多的资源并投入其全部的精力。到了春天，无论是其资源还是他的精力都在减退。直到7月底的时候，宾夕法尼亚的战争准备才勉强完成。那时，几乎所有豪手下的军官都在向他施压，希望他去支援伯戈因。但是，豪无视了他们的要求，仍旧发动了对宾夕法尼亚的战争。他将一支极弱的兵力留在纽约城内，交由克林顿指挥。后者接到了命令，要尽自己所能去支援伯戈因。

一场溃败接踵而至。占据明显数量优势的敌人切断了伯戈因军队的通讯线，并封堵了他的退路。伯戈因并没有让自己手下的士兵在一场胜利无望的战争中白白送命。相反，他于10月16日在萨拉托加向霍雷肖·盖茨将军（General Horatio Gates）投降了。在宾夕法尼亚，豪也触了霉头。虽然他在布兰迪维因（Br and ywine）沉重打击了华盛顿的军队，但是美国人还是趁机逃脱了。由于英国人无法控制特拉华河，即便他们曾短暂控制费城，最终也只能将其拱手让出。

1777年发生的事件巩固了《独立宣言》以及美国共和国的存在。热尔曼的宏大战略失败了，而试图在殖民地重塑英国权威的希望也化为了泡影。而至今为止都慈悲为怀、保持中立的法国人，自1778年开始，也选择将自己的命运同美洲移民们联系在了一起。自此，在美洲发生的战斗成了全球化战争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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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尔曼的新策略不但反映了全球的政治状况，也暴露了英国的弱点。对英国军队来说，取得全面的胜利已经不可能了。因此，他们集中全部的精力，试图征服并重新控制佐治亚和南北卡罗莱纳。这是因为，根据报告，这些地区的效忠派势力仍相当强大。此时，克林顿取代豪担任了总指挥，也正是他发动了征服战争，并试图达成和解。起初，人们能够在这些行动中看到希望。1778年12月，英军占领了萨瓦那；1780年5月，他们又占领了查尔斯顿。此时，军队内部的情绪高涨，有些人甚至认为，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英国军队能够速战速决。在听说查尔斯顿陷落的时候，罗伯逊将军写信给热尔曼：“英国将会恢复她以往的荣耀。你所留给子孙后代思考的问题将会是，在使得美洲殖民地臣服的众多因素中，占据主导的究竟是勇气，还是仁爱。”

随着在南北卡罗莱纳战役的深入，有关效忠派的老问题就又显现出来了。正如事先所预知的那样，当地确实有很多效忠派。但是，只有英国军队完全保证了他们的安全之后，他们才会与英国军队合作。而那些真正与英国军队合作的，发现自己卷入了一场恐怖与反恐怖的循环战役之中。其战场在南卡罗莱纳的偏远地区，所造成的伤亡也极为惨重。1779年，英国人也曾试图寻求奴隶们的帮助。1775年11月，那位吃了枪药的、神气活现的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勋爵（Lord Dunmore）曾要求奴隶们参与战争。他最终聚集了300名逃亡的奴隶，并将他们编入“埃塞俄比亚军团”。所有人的制服上都绣着一句口号，“将自由还给奴隶”。当地的种植园主遭到了惊吓，而邓莫尔的这一大胆举动最终会自取其辱。这是因为，他将那些受到惊吓的白人直接赶到了国民大会的阵营当中去了。

从1779年到1781年，出于克林顿给所有反叛者的奴隶自由的承诺，许多黑奴加入了英国军队。许多人发现自己被当成苦力使唤，不是挖掘战壕，就是看守军队庞大的运输车队。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许多人又被送回了纽约。其中有不少又一次成了奴隶。

无论是白人效忠派，还是黑人奴隶，他们的蜂拥而入并没有给战争带来任何转机。英国军队曾取得过两次胜利。一次是1780年8月的卡姆登之战，另一次则是在次年3月的吉尔福德法院（Guilford Court House）之战。但是，作为这两场战争的指挥官，将军查尔斯·康沃利斯爵士始终没能找到合适的人选来保证胜利果实不被美国人夺走。

1781年10月，约克镇之战标志着南部战争的结束。这一点实在令人意想不到。触发这场战争的一系列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1777年事件的重演。由于不幸和混乱，英国高层再一次遭到了颠覆。克林顿和康沃利斯之间的不合更是削弱了英国政府的权威。前者后来责怪自己的总指挥官，认定他没有提供足够的兵力。这一点尚存争议。但是，在1781年早期，确实没有一个军官清楚地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兵力。

康沃利斯偏向于进攻弗吉尼亚。他先是发起了一次不太热心的进攻，然后就驻扎在威廉斯堡，等待克林顿的命令。克林顿则在此前就构筑好了一个强大的情报网络。他虽然害怕纽约遭遇袭击，但希望可以同康沃利斯联手在宾夕法尼亚以及罗德岛发动战争，以先发制人。令他十分恼火的是，正是因为进攻了弗吉尼亚，康沃利斯接到了上级准备从海路撤退的命令。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康沃利斯将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南弗吉尼亚约克河河口上的一个武装堡垒内。与此同时，法美联军袭击了纽约。

在这个时候，战争能否胜利取决于海上力量。只要补给和援军能够自如地在约克镇和纽约之间的海上运输的话，康沃利斯和克林顿相对来说还都是安全的。然而，随着德·格拉斯（de Grasse）上校的舰队从西印度群岛远道而来，并在切萨皮克湾驻扎下来，事情发生了根本上的转变。在短暂的交火之后，英国的北美舰队退回到了纽约，同时也葬送了康沃利斯寻求支援或者逃走的希望。在海上形势逐渐朝着不利于英军的情况发展的时候，虽然对德·格拉斯的目的心知肚明，华盛顿还是选择了拔营，并从纽约急行军450英里到达约克镇。结果是，在兵力上处于劣势、孤立无援并遭受炮火攻击的康沃利斯于10月17日向美方投降了。正当他手下的士兵们一个个走出防御工事、放下手里的武器的时候，乐队开始演奏一首流行乐曲《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

约克镇的灾难令英国人极为震惊。他们失去了一支军队，而坚守南方殖民地的希望也化为了泡影。一时间，战争的双方都表现出了懈怠之意：从1780年到1781年，由于不满自己的待遇，美国军队中爆发了严重的叛乱；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中的风气也开始败坏。1781年2月，当时驻军在纽约的皮布尔斯队长发现自己以及其兄弟军官们会比往常喝更多的酒。在英国对纽约统治的最后时刻，道德纪律也逐渐废弛。1781年3月，军政府举行了一场盛大的舞会。直到夜里1点，人们才吃上了晚饭。在那之前，他们都在跳乡村舞蹈。女士们在3点钟离场，而在那之后，“绅士们忘记了自己的职守，一直在喝酒唱歌，直到早上8点半才基本结束。留下来的少数人到另一个房间里吃了早饭。此后，一些人上床睡觉，另一些去拜访自己的情妇，还有一些则去逛妓院”。

六个月以来，乔治三世都非常愚蠢地拒绝承认约克镇的判决。而且，包括康沃利斯在内的其他几位顽固派希望继续战斗。诺思不在其列。1782年3月，国王终于接受了他的辞职。新任首相罗金厄姆是一个温和派，他甚至开启了同美国人协商的进程。由于英国成功地保住了直布罗陀，并且在加勒比海重塑了英国的海洋权力，英国的外交家们说话也多了几分底气。而美国人则表示，只要英国在北美的存在能够防止法国和西班牙侵略的可能，他们就会放弃侵占加拿大的企图。无论如何，英国必须放弃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按照《魁北克法》的规定，这些土地已经被划入了加拿大。

战前有人预测，如果失去北美殖民地，英帝国将不复存在。这一假设是错误的。当然，人们都曾警告过，美英分裂所可能造成的经济后果。1781年，英国政府做出了疯狂的举动，试图利用《交往法》（Intercourse Bill）来重新占领北美市场。但是这一旨在使得美国商人不受《航海条例》影响的法案是不必要的。这是因为，正如这一法案的批评家们所表示的那样，失去英国的支持的话，新的共和国几乎无法生存。

这一点是真的。1783年之后，英美之间的贸易额事实上增加了。特别是棉花，18世纪80年代后期，每年进口大约1550磅；而到了1800年的时候，进口额则攀升到了2860磅。只有美国的奴隶制的、半机械化的棉花种植园才能满足新的、机械化的兰开夏郡纱厂的需求。到了1840年，兰开夏纱厂80%的原材料都来自北美殖民地。1799年到1800年所发生的灾荒致使英国粮食进口商去购买美国的商品。从1810年到1812年，这些粮食给驻扎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军队补充了口粮。

1783年后英美之间贸易额的增长标志着旧有的重商主义思维的破产。殖民地并非为了母国的经济利益而开拓、并且受到母国的保护和控制的外部市场。1776年，随着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便退出了学术舞台。在1790年作者去世之前，这本书共发行了5版。斯密写作这本书以及其他的经济学著作的一个目的在于衡量人类的进步。他同时也希望，能够运用自己的计算来塑造那些制约经济活动的自然法。其结果是他有关自由市场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在不受到官方条约以及垄断组织的影响下，人们自由地竞争，就能够最为公平地分配资源，并且给消费者带来最大的利益。

按照斯密的说法，殖民地是多余的。国家对殖民地贸易的控制体系妨碍了当地贸易的进行。它干涉了市场的运作并且抬高了价格。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市场的反应间接证明了官方禁运的无力：每年走私货物的价值至少有200万英镑。诸如英国一样成熟的贸易国家应当能够在一个扩张的国际自由市场中逐渐繁荣起来。非殖民地间贸易于18世纪90年代的增长无疑证明了这一点。其中，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贸易增长的幅度尤其之大。

斯密的理论以及英国战后贸易的模式都动摇了迄今为止一直支持着帝国的经济理念。更有甚者，美国独立战争的失败也强烈暗示了英帝国已经膨胀到了其极限。随着1759到1762年的胜利，英国不断对外扩张领土，扩充其海军以及陆军军备。到了这时，收缩已经不可避免，甚至是令人欣喜的一种转变。是法国人的失误阻止了其于1779年的入侵，而并非英国本土舰队的强大。英国军队已经疲于奔命。在1781年秋天，英军暂时失去了对北美部分海域的控制。这足以向英国表明，要想维持一个世界帝国，就必须在各地维持同等的力量。康沃利斯在约克镇的投降可能令人惊讶，但并非不可想象。

在七年战争之后，英国征服了大片的土地。但是，并没有人提出露骨的帝国主义意识。在那时以及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都将广大的海外帝国视作财富的来源以及标榜民族美德的纪念碑。特别是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美德更加能够得到体现。1778年，一个绝望的居住在美国的效忠派从英国写信回国：“我担心，这一国度已经变得过于自私、堕落、如树懒一般讲求享受。她已经不能运用男子气的、高贵的品质来应付其周边危险的环境。”但是，没有人疑惑，道德滑坡是否是敷衍的计划以及糟糕的指挥的重要原因。

然而，1774到1776年的危机激起了一场对帝国政治本质以及其未来的讨论。一些英国辉格党人和激进派认为，美国人应当可以自己选择要走的道路，不应受到道德谴责或政治上的干扰，即便这意味着美国将会独立。就实际意义而言，同时花费大量的金钱来维系殖民地的统治并声称他们是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伦敦方面放弃直接控制美洲殖民地，并代之以某种程度上的美国自治，并不一定会消解英国与北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正如很多美国人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英国和移民们之间确实有着任何帝国层面上的联系，那也是他们都相信个人自由以及代议制政府。

这一思想潮流也影响到了对加拿大各省的战后政策。1783年之后，大量的效忠派流民以及曾为效忠派军队效力、并获得土地保证的士兵们涌入了加拿大。这样一来，英法殖民地的人口数量大体相当。政府也曾制定过一些计划，试图给这些新移民们以经济支持。就政治未来而言，政府考虑在加拿大举行代表大会，其职能以及权利则类似于英国的议会。英国政府采取这一举措表明了他们确实从近期的美国反抗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他们仍旧希望，富裕且有才学的“贵族”阶层能够在加拿大出现，而这些人也能自觉服从于英国皇室，而不是发起运动，形成一个完全自治的政府。

在其他地方实行在加拿大所实行的政策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人们可以想象，推行这一政策最终会促使独立。那些容易遭受法国攻击并有大量奴隶人口居住的加勒比海殖民地需要英国的保护。作为西印度群岛主要劳动力源的西非边区村落也是一样。至于印度，它的历任政府都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在疯狂扩张领土的同时应当如何维护自己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