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权力和地位：商业、海权和策略

在19世纪的前150年当中，英国都表现得像一个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巨人。英国主宰了人类活动当中的每一个部分，其人民则拥有了一种近乎恶魔般的力量。在于1836年1月看到悉尼的繁荣港口的时候，查尔斯·达尔文写道：“我的第一感觉是庆幸我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这一城市的建筑和喧嚣是“不列颠民族力量”的证据。经过对比，这也体现出了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疏于经营。他曾经到访过西葡两国此前的殖民地，并认定，在过去的300年中，这些殖民地并没有取得任何的进步。类似地，在1855年的时候，传教士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也在经过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的时候评论道，“如果它要在英国人的手中的话”，它便会成为一个棉纱产地。而其内地也将得以开发，因为人们会在这里铺设铁路。

达尔文和利文斯通的同辈人认为，正在改变世界的那股特殊的英国力量有三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英国人的创造力，其人民充分利用了这一创造力，并且推动了第二个力量来源的产生，即英国的制造业。最后一个力量来源是海军的优势。这一点令英国有可能开辟新的市场，并且在世界事务当中有发言权。

而且，在当时的讲道内容、传单和社论当中，人们都不断地提到，个人的内在力量和目的意识都是来自于基督教的一种信仰。这一信仰认为，个人的正直、努力以及对全人类福祉的贡献都有极高的价值。这些品质影响到了英国人的思想，并推动着他们开创海外贸易。其中的一些品质及其影响，可以在爱德华·平（Edward Pine）的沉思录当中找到些许痕迹。平是第58军团的随军医师。在1842年的时候，他曾经参与了对中国的战争。两年后，由于没有能够在英国找到工作，他随团来到了新南威尔士。在一种忧郁的心境当中，他横跨了太平洋。在旅程当中，他分析了自己信仰的成分，其中包括：

虔诚，将所有的事件归因于上帝的旨意，完全按照上帝的意思行事；爱，在它的鼓舞之下，没有任何任务是艰难的；忏悔，因此而感到没有任何评判是艰难的；感恩，即使在逆境当中也能带来赞赏；没有因长时间的磨难而消失的高贵信任感；可以战胜死亡的希望。

这些思考使得平消除了自己的疑虑。后来，他写道：“一个人所能获得最大的满足，是来自对其责任严格的履行——我向上帝祷告，让我的努力最终能够达成这一目标。”这一点和类似的个人信条一同发挥作用，加强了后来的一种普遍认识：英国担负着上帝所指派的使命，要为全人类的进步而奋斗。

进步离不开工业革命。自18世纪中叶开始，工业革命就已经开始起步，尽管其推进的速度较为缓慢，而且各地的发展步伐并不均匀。到1860年为止，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与大规模工业发展的同时，人口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1801年的时候，英国大约有1000万人口；而到了1871年的时候，虽然受到移民以及1845-1847年爱尔兰饥荒的影响，这一数字还是增长到了2200万。如果英国仍旧处于农业社会的阶段，那么其造成的结果便是类似于今日某些非洲国家当中所发生的饥荒。工业革命拯救了英国。正是因为这一革命，英国人才能够养活额外增加的人口。

工业革命的进程解决了一个问题，但是也创造了其他的问题。滑铁卢战役过后的30年当中，新的劳动力的存在并不稳定。这是因为，它生存的唯一希望在于工业制品市场的不断扩大。而这一点只有在产品价格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的时候才能够实现。1834年的《济贫法》为工厂主们提供了一次助攻。该法案令失业者的生活难以忍受，迫使他们不得不去移民或者寻找工作。有些时候，甚至连那些愿意工作的人都很难找到工作。自1815年到19世纪40年代，经济衰退的现象时有发生。与之同时，大批裁员、社会动乱以及强烈的政治激进主义运动时有发生。1840年的时候，英国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粮食，以保证其全体人民的生活。这一事实令当时的社会状况越发恶化。

自由贸易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出路。其支持者认为，取消所有赋税可以降低进口原材料的价格，所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降低，进而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与此同时，由于美国和欧洲谷物涌入英国市场，谷物的价格也将下跌。19世纪20年代，托利派政府暂时采取了自由贸易的措施。他们取消了《航海条例》，并且降低了关税。19世纪40年代，英国的经济不景气。因此，人们又一次开始要求自由贸易。其中，最为坚定的支持者是来自北部和中部地区的工厂主。他们急切地要求刺激经济，并且利用出口的驱动力来降低失业率。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的托利派政府予以了积极的回应。但是，《谷物法》成了推行自由贸易的绊脚石。这一法令保护了英国国内的粮食生产，不让其受到国外进口粮食的冲击。迄今为止都占据主导的土地利益者们对废除《谷物法》的做法加以抵制，认为这是在侵蚀他们财富的来源。但是，他们的要求最终没有得到满足。这是因为，英国国内此时的粮食生产已经无法堵上国内粮食需求的缺口。爱尔兰大饥荒就是其失败的体现。1846年，英国政府废除了《谷物法》。

在19世纪40年代，英国人不仅开始自由贸易，而且下定决心要开辟新市场。自1815年以来，英国的海外贸易量一直在稳步增长。欧洲和美国为其产品的出口提供了两大出路。1827年，在总出口额的5000万英镑当中，有2/3都是出口到欧洲或者美国。在接下来的40年内，这一模式一直在持续。1867年，英国出口商品的总贸易额达到了181000000美元，而其中，出售到帝国之外地区的贸易额则占到了131000000美元。英国势力的触角已经伸到了世界各地，而南美洲尤甚。在1867年的时候，英国从阿根廷、巴西、智利和秘鲁进口的货物价值已经超过了1200万英镑。

人们一度认为，自由贸易会无可挽回地摧毁殖民地的经济，因为它们的经济主要是依靠对其原材料的倾斜而支持的。西印度蔗糖生产商所遭受的损失尤为严重。他们受到了当时惊人的慌言的蒙骗。1833年，他们不得不解放自己的奴隶；而到了1846年的时候，根据政府颁布的《蔗糖税法》（Sugar Duties Act），他们所生产的蔗糖要和来自古巴和巴西的奴隶种植园的蔗糖在同一个自由市场当中同场竞技。不出意外的是，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经济崩溃了。在1840年的时候，一座位于英属圭亚那的庄园售价24000英镑。九年之后，其主人以2700镑的价格将其卖出，并将其划分为小地产，分发给此前的奴隶们。这样一来，他的奴隶也就成了自耕农。在19世纪20年代，英国向其西印度殖民地所出口的商品价值平均每年为400万英镑。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一数字降低到了原来数字的一半以下。

在失去了他们之前的商业利益之后，其他的殖民经济体也存活下来了。对于当时的一些人来说，这一点是难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经济体无法适应自由市场。的确，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有一群自由贸易者们叫嚣着要与殖民地切断政治联系。管理以及保护殖民地对英国财政来说是一项不情愿的开支，因为无法得到明显的回报。事实上，帝国是英国货物宝贵的市场。在1867年，印度所进口的商品价值总计达2100万英镑。这使得其足以同英国最大的海外市场美国相匹敌。其他殖民地进口英国商品的额度也是惊人的：英国向澳大利亚出口价值800万英镑的商品、向加拿大出口价值580万英镑的商品、香港的进口额为250万、新加坡200万、新西兰160万。当然，英国当时的生产能力也为此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既然英国几乎有能力占据全球市场的半壁江山，其殖民地也就与其他的国家一样，近乎别无选择，只能进口英国的工业制品。

“世界工厂”这一表述现在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但是，它仍能够完美地概括从1815年到1870年以来英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在19世纪40年代的时候，有些热衷于自由贸易的人期盼，在不久的将来，英国便会将其所有的精力集中在工业上。工人们将依靠从欧洲和美国进口的粮食糊口。正如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候的情况一样，英国的商业成功依赖于出口便宜的日常必需品。其中，棉纺织品的份额最大。19世纪30年代，兰开夏郡纺织工厂所生产的棉纺织品超过了英国出口商品总量的一半。1867年，包括作为原材料的纱在内，各种棉织品的价值已经达到了5590万英镑。排在第二位的是毛纺布匹（1800万镑）、煤炭（540万英镑）、铁路（480万镑）以及蒸汽机器（190万镑）。最后一项表明，英国已经在向其他国家输出技术，以协助他们的工业化进程。

英国也输出资本。国内的私人资本来自于工业和农业生产，而这些财富也往往用于对国外以及帝国事业的投资。其结果是，在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英国资本已经有遍地开花的趋势了。英国人从海外获得的利润，平均每年可达到500万英镑。到19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一数字增长到了5000万。随着英国资本不断向海外流动，这一数字不断攀升。大体上，中产阶级和贵族投资者慎重购买每年有固定回报的股份，而不是冒险。伦敦市民当中，有为外国政府和商业机构聚集资本的，也有从事银行业、海洋保险和股票经纪的。他们的专业素质、经验和英国用于海外投资的绝对资产都保证了伦敦在世界金融中心当中的统治地位。

伦敦位于一个虚拟的金钱帝国的中心。工业革命造就了一场金融革命。1870年，这场革命得到了深化，也正是在那一年，英国成了资本的主要输出国。金钱借贷促进了生产活动。英国投资者将大量的金钱投入不发达或欠发达的经济体，并以此刺激新需求的产生。英国人所投资的产业包括乌拉圭的牧牛场、美国的铁路以及印度的棉花种植园。这些产业也将新的国家纳入了全球贸易网络。英国人的投资也同时创造了新的工业，尽管当时这一点并不明显，假以时日，他们所创造的新工业将会与英国本土的工业争夺市场。

产品和金钱的输出造就了所谓的“无形（un of ficial）”或“不正式（infor-mal）”的帝国。在争夺新市场的时候，英国商人几乎无法避免与当地人发生冲突。他们也可能发现自己所处的国家的政府或是过于虚弱，或是过于懒散，无法保护他们或者他们的商品。1815年春，布宜诺斯艾利斯城内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此时，这一城市正位于阿根廷反抗西班牙的第一线。由于担心街头战役开始之后当地会爆发混乱，英国商人向里约热内卢（Riode Janeiro）的海军指挥官提出要求，希望其保护他们及其财产。他们提醒这位指挥官，他们“正在追求商业上的目标，而商业正是大不列颠权力以及地位的源泉”。

19世纪的领事、海军上将和驻外大臣都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同时也很清楚，那些为国家创造财富的人普遍认为，他们的成就离不开国家的支持。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一直十分混乱；也有国家对英国商人抱有敌意；有的国家官员百般阻挠英国贸易或是贪污腐败。在这些地区，除非受到一定程度上的保障，英国人的生命财产都不断受到威胁。或者说，假设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们也能得到报复对方的保证。债券持有人希望分得属于自己的一杯羹。而且，如果他们因为某种看似琐碎而不诚实的原因而并没有得到回报，他们一定会向政府要求补偿。为了实行自由贸易，他们需要保证货物及服务渠道通畅地通过每个国家。当地的法律体系也要为蒙受损失的商人们提供补偿。

在地中海海岸附近国家、奥斯曼帝国、非洲海岸上的国家、拉丁美洲的共和国以及中国境内，当地的法律体系并不能达到这种要求。这时，教会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就成了英国人必须要做的事。在这些统治者们拒绝接受这些教育的时候，英国人就会运用海军力量让他们恢复理性。例如，在1821年西班牙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爆发的战争当中，西班牙的海盗在加勒比海捕捉了一只英国船“科林伍德勋爵（Lord Collingwood）”。马德里政府没有做出任何补偿。因此，在1823年的时候，英国政府派遣了一支中队到波多黎各与总督进行交涉，并要求将那艘被俘获的船带回。如果总督拒不服从，那么他们就将袭击西班牙舰队，并俘获西班牙的船只。

一如往常，采用武力都是最后的手段。几届英国政府都意识到，需要对惯犯采取惩罚措施。正如1850年9月帕默斯顿向下议院解释的那样：

对付诸如中国、葡萄牙、西班牙美洲等地区半开化的政府，我们需要每隔八年或十年就训斥它们，以保证它们的秩序。对于他们的脑子来说，要长时间维持这一秩序是不可能的。而且，光是警告也不能起到作用。他们根本不在乎语言，不但要看到棍棒，并且要切切实实地挨打。这样才能使得他们信服。

这是关于无形帝国的原则典型的、坦率的解释。

帕默斯顿这一番言辞也是为其1月向萨拉米斯湾（Salamis Bay）派遣七艘战舰和五艘蒸汽船的行为做出的解释。此前，希腊政府拒绝为包括直布罗陀放债者唐·帕西菲科（Don Pacifico）在内的许多英国公民提供补偿。帕默斯顿要求当地的海军上将采取相应的“措施”，向希腊政府表明英国捍卫其公民利益的决心。希腊海军几乎没有挣扎，就被英军控制了。在比雷埃夫斯（Piraeus）、斯佩齐亚（Spezia）和帕特雷（Patras）等地，希腊商人都遭到了英国人的袭击；与此同时，希腊的船只也遭到了禁运。这就是帕默斯顿所谓的“挨棍棒”。

以武力相威胁通常能够说服其他的国家听从其意见。在1845年的时候，贝鲁特（Beirut）总领事休·罗斯上校（Colonel Hugh Rose）已经有能力实施攻击土耳其总督的计划了。他将这位总督描述为一个“无耻之徒”，是“腐败的源泉”。此时，有三个人“出于反叛和违背人性的本质”在领事馆内犯下了暴行。罗斯下达命令，要求将其中一人带到领事馆前，使用笞足刑（用棍棒击打脚掌）；其他两人则被罚在此地扫街。然而，这位土耳其同性恋总督默许了三人的逃亡，愤怒的罗斯将这件案子移交给了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馆。与此同时，皇家军舰“厌战（Warspite）”号接到命令，来到贝鲁特，以显示英国政府是多么重视罗斯的意见，对有损于其尊严的行为采取何等的重视。英国政府并不一定要这么做。这是因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政府需要赢得英国的好感，以联合之对抗俄国。

另一种形式的高压政策是提醒当地的统治者们，他们需要对其统辖范围内英国人所遭受的伤害和犯罪行为承担个人责任。1855年，海盗们在波斯湾劫持了两艘单桅三角帆船。一位海军将领要求当地的村长找出嫌疑犯。如果他没能完成任务，他或者要缴纳血腥钱并提供补偿，或者任凭自己的村庄遭到轰炸。正如帕默斯顿所认定的那样，他们必须连续对此地施压。1852年的时候，马来亚附近海域的海盗活动又开始猖獗起来。一位战舰指挥官对此表示遗憾：“当他们没有对受到直接的惩罚而心存恐惧之时，一个马来人就会暴露自己的本性，重新变得无法无天。”

在远东海域当中发动的针对海盗活动的战争以及在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当中发动的针对奴隶贸易商的战争都是艰巨的斗争。发起这些战争既是为了文明的发展也是为了保护商业。一旦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都销声匿迹了，那些从它们当中获益的人都会转向所谓的“合法”贸易。即便如此，在议会内部，仍有一些人对看似粗暴的方式表示抗议。1849年，自由贸易的激进分子和生产者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认为，每杀死或活捉一名海盗就奖励给水手20镑“人头钱”的行为是令人作呕的。他的这一观点遭到了托利派查尔斯·西布索普上校（Colonel Charles Sibthorp）的谴责。后者质问他，其对婆罗洲（Borneo）海盗人文主义关怀的适用对象是否包括他自己工厂的工人们。

反海盗行动是英国19世纪40、50年代以来试图进入远东市场更为宏大的计划中的一部分。暹罗（泰国）和日本都签署了有利于英国的贸易协定。英国人也无形地控制着马来亚、婆罗洲和沙捞越（Sarawak）。但是，中国的态度仍旧非常固执，不愿在需要的范围之外进口英国商品。其结果便是1839年、1856年和1859年的三次战争。这些战争的目的均在于让中国政府做出让步，让出市场和海军基地。在英国国内，这种无情的侵略行为引起了轩然大波。支持自由贸易的自由派们尤其不能接受这一行为。他们相信，只要运用得当，他们的信条是能够带来世界和平的。1856年，广东官员们俘获了一艘英国籍的帆船。为此，香港政府采取了强硬的措施，而自由派们则对此表示强烈的反对。此时已经担任首相的帕默斯顿支持在场之人的行为，并质问议员们“是否要放弃拯救一大群英国公民，任凭他们落入世界尽头的野蛮人之手？更何况，这些野蛮人绑架、杀人和下毒，简直无恶不作”。下议院对其投了反对票，而帕默斯顿也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就外交政策问题举行了一次普选。大多数为中产阶级的选民们以“英国式（John Bullish）”的爱国主义予以回应，并热情洋溢地赞同帕默斯顿对中国的铁腕手段。他的主要对手科布登和和平主义者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失去了席位。即便这意味着与一些固执的排斥自由贸易的国家开战，无形帝国几乎受到了所有经济体的一致欢迎。

帕默斯顿的威胁政策依托所谓的炮舰政策。小型、吃水浅而全副武装的炮舰是19世纪50年代的创造。它们很快就被派遣到了世界各地，成了无形帝国的驮马。每一批新式的炮舰都配备有最新式的武器。早在1890年，炮舰上就已经配备有探照灯、能快速射击的后膛枪以及机关枪。这使得其有了强过其对手几倍的火力。其中的一些炮舰名称当中融合了好斗性和洋洋得意的傲慢：巨人、爆竹、嬉戏、格斗家、傲慢、忠诚和粗暴。

领事们（往往是前海军和军官）需要傲慢和决断力这两种品质。同样需要这些品质的，是那些作为帝国刀锋的船舰指挥官们。以指挥官兰布顿·洛兰（Sir Lambton Loraine）为例。他是一个35岁的准男爵，同时也是新式装甲舰“尼俄伯（Niobe）”号的船长。1873年该舰停靠在牙买加的金斯顿（Kingston）。当年8月，他接到命令，来到多米尼加海岸上的普拉塔港。在那里，当地的总督闯入了英国领事馆，并逮捕了三名寻求庇护的人。这一行为显然触犯了英国的威望。为此，洛兰迫使总督给他的三个犯人松绑，然后将他们送上“尼俄伯”号。在这之后，英国人命令多米尼各的军队将英国国旗升上领事馆的领空，并鸣枪21响致敬。

1874年6月，在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发生了一些骚乱。这使得“尼俄伯”号来到了科尔特斯港（Puerto Cortez）。她最初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一家铁路建设公司的工作人员和财产。在英国人的资助之下，该公司正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之间铺设铁路。当地的一个指挥官斯特瑞波上校（Colonel Streber）威胁了该公司的工程师及其工人。除此之外，他还从伯利兹（Belize）附近海域的英属岛屿上绑架流民，进一步危害到了英国人的权利。至此，洛兰已经将其行动限制在遭受侵扰的海岸附近，还将一位洪都拉斯的军官带上船一次。这位军官目睹了英国士兵的刀枪操练（如果他早一天上船的话，他就能看到对一位年轻水手的鞭打了）。光是展示武力并不足够；在要求斯特瑞波归还英国财产之后，洛兰用战时火箭和七厘米口径的炮弹轰炸了他位于奥摩阿（Omoa）的要塞。几个小时之后，这位陆军上校就投降了，并将其战利品拱手让出。

1874年11月，洛兰和“尼俄伯”号再次出征，这次是去往古巴的圣地亚哥（Santiago de Cuba）。不足一个星期之前，一艘西班牙战船已经捕获了一艘载着古巴反叛军和武器的美国蒸汽船“弗吉尼厄斯（Virginius）”号。“弗吉尼厄斯”号被带回了圣地亚哥。在那里，总督不仅开始开枪射击船上的反叛军，也射击船员们。直到“尼俄伯”号进入圣地亚哥海港的时候，已经有37名英国公民遭到杀害。而总督丝毫没有停手的意思。在英国领事的陪同下，洛兰登陆并告诉西班牙人，如果他们胆敢再杀人，他就会立即击沉一艘西班牙战船。虽然港口中停泊着六艘西班牙战船，但是出于对英国皇家海军的极度恐惧，当地总督立刻离职了。在英国、法国和美国，人们都将洛兰当作英雄来崇敬，而西班牙政府则不得不卑躬屈膝，向那些被害人的家庭提供补偿。

虽然说，在1873年到1874年间“尼俄伯”号的行动反常，但是它极好地阐释了无形帝国的运行机理和目的。多米尼加政府已经太过虚弱，以至于不能控制它手下的一个官员；在洪都拉斯所爆发的混乱威胁到了英国人在此地的投资；而作为一个正在衰败的帝国凶暴的代理人，古巴的总督正在威胁英国公民的生命。这些情况无一不需要迅速的反应。这位采取行动的海军将领拥有强大的自信，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的行为能够得到政府的支持。在更为通常的情况下，类似于“尼俄伯”号的船只在海洋上巡游，时而开进海港，提醒拉丁美洲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和非洲人英国人的力量。只要有危机发生，当地的领事或大使就会要求船只入港。如果可以实行，这些船只就会遵循外交部的指示，而船上的指挥官们则会监视事态的发展。如果不是出现类似于在圣地亚哥所发生的紧急情况的话，英国政府不主张直接干预。这是因为，他们更乐意说服当地的权威担负起责任来。1892年，正是彭亨（Pahang）素丹手下的警察们将杀害一些英国锡矿工程师的凶手们集合起来，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海岸线上已经出现了两艘英国战船。

到1870年为止，无形帝国的触角已经伸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亚洲和非洲贵族们都签订了条约，保证不妨碍传教士和商人们的活动，并且打压奴隶贸易和海盗活动。此时的拉丁美洲非常适合经商和投资；而且，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将土耳其帝国当作“实际上的英国保护领地”。尽管无形帝国最初的目的在于方便英国人在世界各地进行贸易活动，它也将更高的道德标准强加于其他国家身上。奴隶制和海盗活动是错误的，而且，当他们在海外活动的时候，他们希望能和国内一样，官员和军队都诚信可靠。

无形帝国依靠的是英国的海洋霸权。1815年的时候，皇家海军拥有214艘战船以及近80艘小型船只。虽然在战后，英国政府大幅度裁剪了自身的军队，但是，1817年，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坚称，为了保证英国的安全，她必须拥有“强过世界上任何两个能够联合在一起对抗我们的国家手下的海军力量的海军”。此后，直到19世纪末，尽管议会经常要求政府削减开支，并指出其第一要务在于减少支出和税收，但英国政府或多或少都遵照重视海军这一原则行事。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时常对侵略感到恐惧。这也就使得人们无法削减海军的开支，并且经常会触发应急反应，开始建造船只。

在对遭遇侵略感到恐惧的背后是对英国的宿敌法国的怀疑。自1815年到1817年间，英法关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要么极为友善，要么互相敌视。在1840年，战争似乎一触即发。而在1844年到1845年间以及1859年，上了年纪的威灵顿公爵急切地沿着南方海岸考察，试图找出法军可能的登陆点；旧有的关于法国尚武主义的厌恶仍旧持续着。所谓的、全民对“荣耀（la Glorie）”的狂热也不易消退。在另一方面，英国人对法国在北非建立陆上帝国的活动表现得十分大度。无论是在法国人向印度洋上的安齐拉纳纳（Diego Suarez）发动进攻、并试图占领它的时候，还是在法国人与西非的统治者签订条约的时候，英国人都没有采取行动。与无形帝国所签订的条约不同，法国人所签订的条约上注明了其对这一地区拥有君主权。

然而，在1840年法国人向埃及总督提供支持之后，英国人再也无法坐视不管。这位埃及总督试图在中东的奥斯曼各省当中划分出一个个人帝国。拿破仑的埃及冒险令人记忆犹新。因此，地中海舰队接到命令，对此进行干涉。法国做出了让步，而不是单方面发动战争。英国的战船可以随心所欲地轰炸穆罕默德·阿里位于叙利亚和黎巴嫩海边的要塞。那些落在阿克里（Acre）的炮弹就是英国实力的强力证明。这表明，只要英国人认为自己重要的利益遭到了侵犯，他们就可以使用自己的海上力量。

然而，海上力量的使用受到了很多限制。许多人怀疑，海上力量是否真的能够保护英国免受其另外一个敌人俄国的侵扰。在这段时期里，英俄关系异常紧张。自19世纪20年代末到下个世纪初，世界事实上面临着一场冷战。在1854年的时候，冷战变为了热战；在1877年和1885年的时候，战争也一触即发。对于每一个19世纪的英国政治家、外交家和策略家来说，对俄国的恐惧是非常普遍的现象。无论属于什么阶层，抑或持有何种政治观点，英国人都对俄国抱有极大的恐惧。人们普遍认为，沙俄是英国的对立面。俄国完全没有个人自由、政治自由以及法律自由这些英国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是人们所认定的英国力量以及地位的源泉。俄国沙皇是一个独裁者，而其民众则是一群奴才，不假思索地执行其主子异想天开的命令。“随着俄国力量的增加，其民众的独立性也就消失了。”1835年，一名“恐俄”分子这样说道。这个国家“对于掠夺土地的爱好无可救药”，为了给新增的人口提供居住地，它不断拓展自己的疆界。虽然其政治、社会以及经济都很落后，俄国却有着击溃英国的杀手锏——其八万人的军队。

这一有时近乎歇斯底里的情绪之所以会产生，是出于英国人对俄国人从陆上进攻印度的恐惧。这一世纪初，拿破仑已经为俄国人指明了方向。自此，政治、军事以及海军人士一直在探讨俄国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在1826-1828年的俄波战争和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之后，推测和焦虑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第一次战争当中，以高加索为基地的俄国军队打败了一支波斯军队；而在第二次战争当中，俄国人曾到达距离君士坦丁堡近在咫尺的地方。在俄国人的铁蹄下，亚洲力量的两大弱点暴露了出来。而俄国人也展示了自己的意愿与实力，希望与英国人在敏感地区一争高下。

俄国向东到里海的军事行动更为直接地影响到了印度。她建立帝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按照“恐俄”分子们的说法，一旦俄国人攻破了中亚诸汗国，他们就会将矛头指向印度。1838年，一个印度的公务员预言印度人民“将被俄国专制的海洋淹没”。他特别强调，接下来的这场斗争是暴虐帝国主义与慈悲帝国主义之间的较量。如果俄国人赢了，印度人就会变成“一个自称文明，但事实上野蛮的政府手下的奴隶”。

所有人都同意，俄国人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哥萨克人传奇性的忍耐力与凶猛性格也广为传诵。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敌人，英国海军可能不堪一击。尽管在1832年的时候，一个海军军官就已经评论道：“如果俄国人企图进攻加尔各答，那么我们就可以到圣彼得堡去走一遭。”与其他人一样，两年后的威灵顿公爵也十分害怕俄国人对印度的威胁。他寄希望于印度军队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所受到的训练。然而，有少部分人提出了中肯的问题：行动迟缓、迂腐保守的俄国军阀将如何应对从喜马拉雅到里海的运输线。无论如何，有一些俄国军官认为远征印度是可行的，并天马行空地谈论远征印度一事。

伦敦和加尔各答都非常重视俄国人的自吹自擂以及他们在波斯以及土耳其帝国周边地区的活动。无论如何，英国人都必须监视俄国人。不言自明的是，英国的外交政策必须以此为目的。英国人必须将沙皇的舰队挡在地中海之外；土耳其民族混合的特点，特别是其中东各省的特点，则必须得以保存。英国人必须教会波斯和阿富汗的统治者们，比起俄国来说，他们应该更加畏惧英国。

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所爆发的一系列事件无不是冷战的标志：外交上的策略、诡计和颠覆。而且，英国于1838年侵略阿富汗的行动走上了一条歧途。1853年俄国人侵略土耳其巴尔干地区的行动同样出现了差错，造成了英、法、俄三国之间的正面冲突。虽然俄国军队陷入了困境，但是其舰队仍旧在君士坦丁堡附近击沉了土耳其舰队。英国人立即予以还击，将自己的地中海舰队开入了博斯普鲁斯海峡。由于俄国人是虚张声势，他们试图避免一场遭遇战，并将其舰队开往塞瓦斯托波尔海港（Sevastopol）。后来，在那里，俄军故意将他们的战船凿沉。在海军部的压力下，英国内阁同意向克里米亚派遣一支海洋远征军。它们所担负的使命是夺取塞瓦斯托波尔，并摧毁此地的码头和仓库。

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是一场帝国战争。尽管有些人会认为，俄国更像是亚洲力量而非欧洲力量，但这是19世纪时英国唯一的一场与欧洲力量之间的较量。没有领土之间的争夺；这场战争唯一的目的在于保证英国在地中海的海洋霸权。它也间接地扫除了印度所可能面临的威胁。如果俄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的主导力量，这一威胁就渐趋明显。

对于俄国来说，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她的军队被英军打败了四次，而且还丢掉了塞瓦斯托波尔。现在，这场战争留给英国人的印象，主要是本国高级将领们的失策以及陆军部（War Office）和财政部对战争的错误安排（这一点很快便得到了纠正）。与此同时，这场战争也揭示了俄国人军事计划的空虚性。其军队指挥无方，使用的则是老掉牙的兵器。其背后是一个摇摇欲坠，只要有一丁点压力便会完全散架，并且难以复原的政府体系。正如英国人、法国人以及一些有见地的俄国人所评价的那样，两个“现代”国家打败了一个在政治、社会以及经济方面都很落后的国度。

在现实条件（status quo）下，英国处于有利的地位。1856年11月，一支英国军队在波斯登陆，并要求纳赛尔丁·沙（Shah Nasr-ud-Din）放弃赫拉特（Heart）。在英俄冷战期间，这一横在阿波边境上的要塞是许多具有极大象征以及策略意义的边地中的一个。俄国人要求沙无视英国的威胁死守赫拉特。但是，在面对英印联军的时候，沙做了退让。虽然俄国越过里海、继续向东推进到了阿富汗的北部边境，印度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在1864年和1868年之间，俄国军队占领了希瓦（Khiva）、塔什干（Tashkent）和撒马尔罕（Samarkand）。

当俄军向喜马拉雅山山麓艰难行进之时，欧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1815年以来，大国之间的和谐就已经暗含危机，而克里米亚战争则将其彻底摧毁。其中最为直接的受益人便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民族主义分子。1859年到1870年间，在法国和普鲁士的帮助以及英国的许可下，意大利得以统一。普鲁士接连发动了三次战争，分别战胜了丹麦、奥地利和德意志南部国家以及法国。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普鲁士得到了德意志其他地区的支持，其最终胜利的标志是普鲁士人在曾经属于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中宣告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英国人对欧洲格局重塑的影响较为轻微，因为其策略和商业利益都没有受到威胁。的确，1870-1871年普法战争期间，英国的商业利益甚至还有了增加。在此期间，为了给双方军队提供服装，英国出口了300000000磅的羊毛布。

许多笔交易可能是在布拉福德交易所（Bradford Exchange）内完成的。这是于1867年完成的一座壮观的建筑。这一哥特式建筑的外墙上装饰有圆形浮雕，表现出为英国现有的财富和地位做出贡献的人们。其中包括1865年去世的帕默斯顿，他代表了与任何妨碍英国人在世界各处贸易自由相斗争的决心；科布登代表了自由贸易的巨擘；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理查德·阿克怀特（Richard Arkwright）和铁路工程师乔治·斯蒂文森（George Stevenson）则是工业革命中杰出人才的代表；德雷克、雷利、安森和库克则表现了英国在海上所取得的胜利。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捕捉到了这些形象选择背后的精神。在1848年《董贝父子》（Dombey and Son）初版的时候，狄更斯这样写道：

上帝创造地球，是为了方便董贝父子在此地贸易；创造日月则是为了给予他们光亮；创造江河是为了让他们在此地泛舟；彩虹则告诉他们未来好天气的兆头；风向或者有利于他们的事业，或者正相反；星星和行星绕着他们的轨道行驶，为了保持以其为中心的体系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