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崛起与衰落——世界的奇迹：印度

于1895年在伯爵宫开展的印度帝国展览吸引了伦敦人的注意力。这是一场丰富多彩的帝国娱乐表演，它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照顾到了受教育者和观众们的感情。这里重演了印度的场景，而且也有展示了过去和将来状态的表演。这里整体的主题是清晰的：现代印度是英国努力和天赋的产物。邻近的“皇后影院”每天上演的、扣人心弦的历史剧《印度》也说明了这一实际情况。表演的高潮是闪耀的、名为“伟大的封神：颂扬维多利亚女王”的一幕。女王出现在一辆由白马牵拉的“讽喻意味十足的车”里，其身边是象征着爱、同情、智慧、科学、商业、繁荣和幸福的人物。观众们为这些场景所震惊。他们仿若置身印度，在印度的花园里漫步，或者是在咖喱饭馆中吃饭。在那里，他们能够为其国家感到骄傲，继而战栗不已。按照1898年就任总督的寇松侯爵（Marquess Curzon)的说法，英属印度完全担得起“世界的奇迹”这一称号。

总量不到10万的士兵和行政官员却能奴役2.5亿印度人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奇迹。印度也拥有使得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为之陶醉的魔法与秘密，而且所有人都认为，统治印度赋予了英国力量和威望。更有甚者，印度发生的所有好事都是受到英国的影响，而这一点在伯爵宫的娱乐表演当中体现得清清楚楚。在过去的几百年当中，有激动人心的证据表明，英国正在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对于寇松来说，统治印度就是履行上帝的指令：

我不明白，在将印度的现状与其过去以及任其发展后可能成为的未来进行对比，英国人不会知道，我们来到这里是遵从了我所谓的天意的法令，是为了百万人类的长期福祉而来的。

然而，虽然许多像寇松一样的人乐于如此思考，在印度人看来，所谓的angreziraj（英国统治）并不是崇高的国家利他主义的行为。19世纪，在经济上，英国已经开始变得依赖印度。印度已经成为英国工业品（特别是棉纺织品）无可取代的市场。到了1913年，印度进口商品的60%都是英国商品。它也吸收了3.8亿英镑的英国海外投资，即该国海外投资的1/10.在19世纪末经济衰败的岁月里，印度吸收了本来在欧洲市场售卖的商品，拯救英国商业于水火之中。在英国国内，令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获得极大满足的印度现代化进程，也成了书藉当中的重要议题。

按照英国人的记录，1815年以来的印度历史是一段从混乱、愚昧以及落后的低谷稳步向和平、秩序以及物质的高峰攀爬的过程。然而，在很多地方，人们仍对英国在这一国家所处的地位抱有怀疑的态度。一个有着自由传统且坚信个人自由的国家为何能够统治一个以力量为基础的专制帝国？答案是，一个以印度利益为重的军团对印度人进行人道的约束。1848年到1849年在旁遮普担任行政长官并遵循这些原则的赫伯特·爱德华兹（Herbert Edwardes）这样捍卫独裁家长制的原则：

在这里，不存在法律；统治者必须要按照他的意愿来统治人民。如果他的意愿是邪恶的话，这里的人民就会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所处的状况更为糟糕……但如果他的意愿是美好而且强烈的话，人民就是幸福的……因为慈善独裁主义是所有统治形式中最好的。

这一主题的变体成了接下来几百年里对英国统治标准形式上的辩护。印度政府的框架意味着权力掌握在几个人的手里，但是他们的责任感和诚实的标准是如此之高，以至于他们从未反复无常地对待被统治者，也从未压迫过他们。人们不知疲倦地在英国本土以及印度次大陆宣传统治印度的人是如何的慈善而有能力统治。虽说这一点在很多情况下是真的，但在启蒙主义风行的情况下，印度统治者们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是人民的反抗。这些人用不同的视角看待问题，并且坚定地维护其主人所鄙视的风俗。由于印度政府一厢情愿地将印度从其过去解放出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1815年之后，老公司治理印度的“生存——让其生存（live-and-let-live）”的方法被取代了，代之以重视用西方的原则改造这个国家的新方法。印度成为了现代英国自由派、福音主义者以及功利主义理论家的一个实验场地。这些理论家试图使用不同的方法来革新全人类。历史学家、小册子作者、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自1823年担任在伦敦的一名公司官员，他首先想到的是要解放印度人的思想。当地的宗教是这一进程最主要的障碍：

祭司制度这一体系是建立在最庞大且最令人痛苦的迷信之上的。从未有哪一种迷信和这一种一样，如此侵扰并使得一个种族降格。在这一体系之下，他们的精神比身体受到的侵扰更令人难以忍受。简单来说：独裁统治和祭司制度同时发生作用，在精神和身体上，印度人就是人类种族当中最受到奴役的一群。

运用他们的专制力量，人道主义的英国官员们能够扫清印度人思维当中超自然的阻碍。诗人和历史学家托马斯·麦考莱（Thomas Macaulay）担任1833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的主席，讨论印度未来的教育政策。他预言道，在西方的学业知识扩展到印度全国的时候，印度教便会衰亡。为了加速这一进程，他坚持所有的课本都要使用英文教授，并且要基于英语文本。他高瞻远瞩地指出，假以时日，英国思想和英国思维模式的输入将会创造出一个要求自治的印度精英阶层。几年后，总督埃伦巴勒勋爵（Lord Ellenborough）对一个巴布（babu）（会英文的印度人）说：“你知道，如果这些绅士完全达成了自己的愿望，成功地教育了印度当地人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连三个月都待不了。”“连三个星期都待不了。”印度人回答道。

传教士所运营的英国式学校于19世纪20年代中期在印度创办。与其他因素一道，来自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的福音主义压力已经迫使公司允许在其疆域内传教，尽管人们畏惧这可能会造成穆斯林的强烈反对。无论如何，公司主管们放任他们自己为熟悉的、传教士式的游说论点所倾倒：让印度人皈依基督教能够推进文明，并且为英国的产品创造新的顾客。

那些想要用英国的模子来重塑印度的很多想法并不成型。傲慢以及希望进步的动力往往表现得像好管闲事的自负，而且，在他们对印度现存的文化及宗教几乎普遍轻蔑的情况下，他们看起来就非常的自负了。英国人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单独挑出来，当作最糟糕的弊端。一个被激怒的进步的拥护者宣称其信奉多神教的追随者们表现出了“一种愚蠢以及近乎白痴的轻信”。更为糟糕的是，尽管西方人进行了指导，有些印度人毅然决定坚持其信条。1824年，一个传教学校的印度学生向希伯主教展示了一座湿婆的圣坛，并向他解释了印度神们的神话。在那之后，他体会到了不同的忠诚程度。这位学生叙述的激动程度使得这位圣职人员感到心慌。此后，他怀疑印度男孩是否会变成“受过良好训练的伪善者。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扮演着基督徒的角色，而在同其自己的民族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则扮演梵天（Brahma）虔诚的信徒”。

英国政治与宗教理论家的兴奋的确推动了公司，使得其趋向于采取好战的、家长制的政策。究其本质而言，这些政策侵扰了印度社会。他们放弃了不干涉当地习俗的做法，转而针对那些欧洲人所不欣赏的宗教仪式发动战争。在1828年到1835年担任总督的威廉·本廷克勋爵（Lord William Bentinck）的领导下，英国人采取了系统方式来根除thagi（印度人对那些暗杀旅行者的祭司们的崇拜）和撒提（sati）。英国人采取了适当的措施，消灭了所谓的“刺客（thug）”，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还能够偶尔看到撒提的例子，但在那时，撒提已经基本被根除。与此同时，英国人也鼓励公司雇员们不再参加印度教的庆典或是寺庙的管理。

虽然如此，在公开的层面上，英国人还是要对当地宗教采取一种漠然的宽容态度。1833年出版的为年轻官员准备的忠告手册中建议道，即便其所统治者的宗教是腐败的，他们也要表现出对这些宗教的忍耐。对于作者来说，这显然是困难的。在书的后面章节当中，他充满贬损地做出“自我崇拜的印度人”和“偏执的穆斯林（Mussulman）”的评论。在19世纪20年代、30年代，英国有关印度的作品中往往会出现这样的表述。这暗示了英国人与印度人之间正在扩大的鸿沟。

种族态度改变中的一个表现在于，英国男人与印度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减少了，而这一行为在18世纪是非常普遍的。在一个层面上，这种行为被视为对土著道德的宽容。英国人的职责是担任公正的官员和指挥官。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这一行为是不恰当的。印度式的感官享乐令英国教士们感到反胃，因为他们将其视作使人们衰弱的原因，在潜在意义上还有使英国统治被颠覆的可能。1816年，其中的一个抱怨道，印度令年轻的基督徒们道德沦丧。他们屈服于其所有的诱惑，甚至到了令其信仰失效的程度。八年后，希伯主教欣慰地发现，虽然在边远的地区，类似的放纵行为仍然存在，但在加尔各答的年轻官员们当中，包养当地情妇不再是“流行的罪恶”。尽管歌颂“人与人之间纯洁的爱情”，道德高尚的梅特卡夫（Metcalf）和其当地情妇生下了三个儿子。1803年到1825年居住在德里的奥克特洛尼（Ochterlony）将军则拥有13名小妾。

有很多好事之徒尽其所能地扑灭这些放纵行为，但是旧有的习俗根深蒂固。1834年，一个年轻的军官第一次来到印度。他回忆道，自己是如何向愉悦而开放的、懂得“完美的性爱技巧”的当地女孩“学习性交的课程”。探险家和人类学家理查德·伯顿（Richard Burton）以及未来的军官罗伯特斯和沃尔斯利也重复了他的先例。

这样的一个事实能够合理地解释这些军官们的行为：他们需要了解自己所统治的人民的语言，而一个印度小妾可以担当教师的角色。正如很多的军官们所指出的那样，即便是在改革的年代里，印度军队也是英国统治的主要支柱。1837年，任何认定帝国在“意见上”统一的说法都是胡说八道。因为这也就是说，印度帝国的基础不是武力，而是当地人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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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暂时进行内部改革的时代，公司也巩固并扩展了其权威。1818年，马拉地帝国被迫臣服；而在1824年，在一次短期的战争过后，独立的缅甸王国中的一部分就被吞并了。19世纪30年代，人们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印度的北部边界，即强大的旁遮普锡克王国，以及俄国入侵的可能。问题在于，印度的边界是应当限于印度河流域（Indus），还是应当推进到喜马拉雅的山麓地带。通往阿富汗的隘口在那里变为一片开阔地。

在加尔各答，人们普遍的意见在于，为了保护印度的安全，他们必须建立一条包围阿富汗的防线（cordon sanitaire）。1838年，他们试图将旁遮普锡克王国变为印度附属国。三年后，这一尝试以灾难性的方式收尾。此时，喀布尔（Kabul）的驻军被赶了出去。其士兵不是在严酷的冬天里冻死，就是撤退到了希贝尔（Khyber）隘口。这次耻辱性的反转败坏了英国的威望。总督埃伦巴勒勋爵命令将军乔治·波考克爵士（Sir George Pocock）深入阿富汗的疆界进行劫掠，摧毁村庄、庄稼以及牲畜，以恢复其荣耀。

阿富汗的崩溃为政府提供了一个向信德（Sind）的俾路支（Baluchi）酋长和锡克人展示肌肉的迫切的理由。后者是最具威胁性的，因为他们占据了卡尔萨（Khalsa）。这一部队不但纪律严明、装备精良，而且接受过引进的欧洲军事专家的训练。这一点令与他们遭遇的部队感到惊讶。将军哈利·史密斯爵士（Sir Harry Smith）认为，这些锡克枪手们射击的速度与准度都与半岛战争时期的法国人不相上下。参与1848-1849年木尔坦（Multan）战争的一名军官给出了锡克步兵可能的最高评价，说他们“就像英国人一样”冲进敌阵。

有三场硬仗旨在驯服俾路支部族民以及削弱锡克力量：1843年对信德的战争以及1845-1846年和1848-1849年间的两场针对锡克人的战争。在这三场战争当中，英方所有的指挥官都闪耀着自信和好斗的力量，一如他们18世纪的前辈们一样。当他率领着2400名将士面对着35000名俾路支人的时候，将军查尔斯·纳皮尔爵士（Sir Charles Napier）的口号是“永远不要向野蛮人低头”。他将自己的士兵藏在草垛和跪下来的、背负重物的骆驼身后，并将其唯一的希望寄托于爱尔兰人身上。第22团是唯一由英国士兵组成的兵团。他们是“身强体壮、血统纯正、凶猛而急性子”的士兵。正如他所期望的那样，爱尔兰人用其火枪的齐射和刺刀冲锋吓坏了他们的敌人。被打败后，酋长投降了。而纳皮尔则向加尔各答发送了其著名的双关讯息，“忏悔（我犯下了罪过）”。

明尼（Meanee）的胜利巩固了现在已经牢不可破的信仰，即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有赖于英国士兵的毅力与勇气。在与锡克人的战争之中，这两种品质都受到了最大限度上的测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总指挥官戈夫勋爵（Lord Gough）的笨拙。根据哈利·史密斯爵士的说法，他是一个“非常愚蠢而且顽固的老人”。他迷恋和敌人面对面作战。他用爱尔兰口音称这些敌人“具有钢铁般的意志”。史密斯担心其手下的士兵不愿意冲向炮口。这是因为，就像进口的狗和马那样，“长时间处于安宁气候下的使人无精打采的平原会弱化士兵们英国人的天性”。

他的恐惧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在取得阿利瓦尔（Aliwal）的胜利之后，由于进入炎热的季节，英国军队必须从旁遮普撤军。无论如何，在第二次锡克战争的时候，自信的呼声十分高涨。1849年1月，在奇里安瓦拉（Chillianwala）战争之前，一个军官偷听到了英国士兵间的谈话，“其语调带有一种自吹自擂的优越感”。在木尔坦（Multan）当时小型战斗的战线上，英国士兵在肉搏战中的凶猛给赫尔伯特·爱德华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人英国士兵与黑黝黝的锡克士兵之间的扭打就像是森林里的狮子和老虎之间的争斗。”

在旁遮普的英国士兵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强大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是从距战场较远的地方被送到那里去的，没有经历行军的劳顿。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会乘坐由明轮艇拖动的驳船。在信德和旁遮普的战争当中，工业化的汽船得到了应用。这是公司迅速应用工业革命新技术的标志。1824年缅甸战争中的一艘蒸汽船获得了极大的实际上以及心理上的效果：

居民们看到了先前从未见过的浓烟、听见了之前从未听过的噪音。他们想象我们带来了一个野兽般的机器来摧毁他们，因此带着细软向平原各处四散奔逃。

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一个有决心且充满活力的政府给他们带来的那些不那么明显的改变一般会令他们产生疑惑、警惕以及气馁的心情。其中的一些人试图改变这一新秩序。1832年早期，在班加罗尔，一场可怕的、试图屠杀欧洲人的密谋败露。其头目散播恐怖言论，指责政府试图大规模地令穆斯林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提醒，指出了英国力量的脆弱。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地政府将对主犯的惩罚变成了一场惨淡的力量重新分配的公共展示。四个被判刑的人都是印度士兵。军队乐队演奏着亨德尔（Handel）《扫罗》（Saul）中的《死亡进行曲》，把他们送上刑场。他们被绑在炮筒上，并被炸成了碎片。根据警察主管的说法，“这一场景令各个阶层的人都感到恐惧，无论其是平民，还是军人”。而且，他认为，在这之后，在很长时间内都不会再爆发抵抗了。

这一事件很快就被认定为当地人具有不易管教天性以及穆斯林特有天真品性的一个例子。不论流言多么荒谬，这些人都会照单全收。公开处决是一种传统的印度刑罚。它也戏剧化地展现了一个同时强调其人道主义以及启蒙精神的“独裁统治”的内在矛盾。

此时，对于政府来说，扩散西方的启蒙主义已经成为最主要的目的之一。这是一个它并不能充分胜任的任务。在印度次大陆，并不存在一种标准的统治形式：在公司原有的统治区孟加拉、马德拉斯、孟买和它们的附属地区，地区法官和征收者们具有统治权；而在其他地区，在英国人的指导下，印度王公维持着他们的统治。政府管理的动力很大部分是来自对农民征收的土地税。在最低的层面，这些税是由当地地主、收税吏（zamindar）和塔卢克达尔（taluqdar）征收的。在18世纪晚期，政府希望争取有财产和名望的人们的支持。因此，他们的权力得到了确认和加强。包括密尔在内的改革者对这一体系提出了质疑。他们将这些收税人比作寄生虫。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在1856-1857财政年度，印度政府总收入大约为3000万英镑。其中有1670万来自土地税收，另有700万英镑来自制盐业和鸦片垄断经营。

因此，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是基于其事务员能够从小农手中获取小额盈余的能力的。而这些小农最多也只能是勉强糊口的程度。他们的现金为改革其国家的计划提供了支持。土地税为学校以及铁路提供了资金。自1836年以来，这些铁路就从大型的商业以及行政中心中伸展出来，并构建了多个中心之间的联系。20年后，政府的投资项目中包括建造一个总长3000英里的道路网络，并将加尔各答和德里、德里和白沙瓦以及孟买和那格浦尔联系在一起。1857年初，政府已经铺设了近300英里长的铁道。而且，在铺设铁路之前，工程师已经在全国各处铺设了4000英里长的电报线路。

比起在省会城市中蓬勃发展的学校、大学以及医学院的附属医院，道路、铁路以及电报线路可能更能够代表不可逆转的进步步伐。对于那些试图彻底了解其意义的印度人来说，这些新事物是其不安的来源。随着改变节奏的加快以及这些结果开始影响到生活领域的新方面，一直以来对被迫改信其他宗教的担忧越发明显。1857年1月，一名暴徒烧毁了位于巴勒克布尔（Barrackpore）的新电信大楼。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一大楼象征着新的改变是由外部力量从上而下推动的。

在1856年到1857年的冬天，两个新的转变为类似的强制皈依故事添砖加瓦。根据一份可信的报告，新型恩菲尔德（Enfield）火枪之中的子弹被涂上了猪油和牛油。另有一份报告表明，配备给孟加拉军队中印度士兵的面粉当中暗中掺入了猪骨粉和牛骨粉。这两个传言都是假的，但其意义在于，他们给当前仍模糊不清的恐惧以事实依据，使得人们相信，政府将强行推行基督教。

穆斯林和孟加拉军队中的高种姓印度人尤为不安。旨在促进效率的新军队规定侵蚀了他们较高的自尊，召集信德和旁遮普的“传统”武士入伍的新政策也令他们心慌。长期以来，乌德（Oude）地区的人将参军视作婆罗门的高贵职业。对在这里出生的印度士兵来说，没有其他的职业能够彰显他们的高贵身份。因此，他们对此感到更为不满。1853年，总督达尔豪西勋爵（Lord Dalhousie）不容分说地将这一个省纳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这一做法是对印度习惯法的无情践踏，因为它无视了纳瓦布所收养的继承人那那·萨希布（Nana Sahib）的权利。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政府不会因为任何事情停下脚步。

这些恐惧和愤怒的暗流在1857年5月的最后一周爆发了。在拒绝触碰现在已经声名狼藉的子弹之后，印度士兵们受到了公开的羞辱和处罚。这也就成了接下来所发生事件的导火索。一个骑兵团和三个步兵团同时反叛了。他们洗劫了欧洲人的兵营并屠杀了一些军官及他们的家人。这些暴徒们逃到了德里，控制了这座城市，并且宣布莫卧儿帝国的一个后裔、上了年纪的巴塔尔·沙（Badahur Shah）为印度皇帝。然后这些暴徒们暂时停下了动作，以观察他们的同胞以及统治者们的反应。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突然遭到了其自身士兵的挑战。这一点令所有人一瞬间茫然无措。威望受到了挑战，而经典的、英国式的反应则是不计风险地进行反击。但是，直到6月的第二个星期为止，德里没有遭受袭击。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一支随便组成的4000人部队迅速地在旁遮普集结。他们来到了城市外，并且将其封锁。在其他的地方，行政官员和军官们决定持观望态度，并且和之前的暴徒们一样，等待事情的发生。虽然，他们此后为自己的优柔寡断付出了代价。但是，既然英国和印度军队人数差距悬殊，除了等待以外，他们也没有其他可以做的事情。在印度次大陆上一共有45000名白人士兵和232000名印度士兵。在孟加拉和印度北部的23000个英国士兵和136000个印度士兵当中，几乎所有英国士兵都集中在新近夺取的旁遮普。只有四个白人兵团分散驻扎在潜在不受威胁的地区当中。没有一个当地的指挥官愿意放弃他唯一的保障来攻打德里，即与兵变的印度士兵们作战。

因此，在阿格拉（Agra）、坎普尔（Cawnpore，又称Kanpur）和勒克瑙（Lucknow），只要有可能，英国人就会试图解除任何立场不坚定的印度士兵的武装。此后，他们退守临时防线。满满的暴乱的精神从德里扩散开来。到了7月初，在阿利加尔（Aligahr）、贝拿勒斯（Benares）、章西（Jhansi）、瓜廖尔（Gwalior）和印多尔（Indore）都出现了叛乱。印度士兵们攻击并杀害了他们的长官以及其妻子儿女。那些在近期政府改革当中失势的人也加入到了印度士兵的行列。那些被剥夺权利的人，例如那那·萨希布和章西女王（Rani of Jhansi）的支持者队伍发展壮大，其中包括：那些不堪赋税的小农、来自被解散了的乌德军队中的士兵、穆斯林神职人员以及瞅准社会动荡试图大捞一笔的小贼和强盗。其中一个团体古加（Gujar）在两边都捞到了好处。他们是住在密鲁特（Meerut）和德里附近的一些游牧人。正如三个城市的那些守卫者一样，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岌岌可危。在印度次大陆的各个地方，人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英国统治者花了几乎六个星期的时间才分散到恒河上游和印度中部的北方地区。此后，兵变开始失去控制以及动力。这一结局可能无法避免。这是因为，自一开始，它就没有总体的领导，也没有目标感。那些反抗者只是因为共同的仇恨才集结起来，并且，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聚集到被围攻的三个前哨阿格拉、坎普尔和勒克瑙那里。这些城市表现出了磁铁一般的能力。在持久的战争中，它们吸引了更多的反叛者。与此同时，数量较少的英国部队将一大部分的兵变者困在了德里，而这完全是后者咎由自取的结果。因此，出其不意以及数量众多给这些暴徒们所带来的优势逐渐消失了。关于这一惰性，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出于可能大多数暴徒都希望获得战利品的这一事实；大部分的战利品都位于城市内部。另外一个则是他们行动的本质。它在本质上是一次“农民起义（jacquerie）”，其支持者在随意攻击权威人物以及象征。他们相信，这一权威会使得他们的生活变得更糟糕。他们没有任何意识形态。除去伊斯兰教之外，他们也希望对英国人发动一场神圣的战争。而且，根据已知的情况，他们也没有为其暂时解放的地区设立替代的政府管理机制。

在不知道战争的走向之前，战争地区以外的权贵们不愿表明自己的观点。因此，旨在获取战争爆发地区之外的权贵支持的努力基本没有获得成功。而战争的走向取决于此前战争的后果。因此，叛军要求那些本来在游击战当中更加如鱼得水的士兵去攻击敌人通往加尔各答的脆弱而绵长的运输线。但是，这些行动并未付诸实施。而英国人则获得了一次喘息的机会，得以集结军队，并将他们以及给养送上乌德的前线。

从7月底开始，英国军队开始进驻印度。政府要求英国本土派遣39000名士兵，而这只有在年底才能实行。与此同时，来自缅甸、满洲以及中国的远征军也来此增援。他们被转移到了加尔各答。根据反叛的本质，我们可以清楚地得知：白人士兵能够重建一个白人的统治，但是来自廓尔喀（Ghurka）和锡克人的帮助也是不可估量的。在反叛结束的时候，共有23000名这两个族裔的士兵参与了战斗。

在6月、7月和8月的首次反击之中，人力缺少以及无数的运输故障令当地军队中军官的日子很不好过。时值炎热季节，牛车、轿子、船只以及大象都无法获取。士兵们只得徒步行进。第78高地士兵团在安拉哈德（Allahad）和坎普尔处加入了亨利·哈夫洛克（Henry Havelock）将军的部队。其上尉乔治·贝克（George Baker）指出，比起在叛军枪口下死去的人来说，因为中暑而死去的人更多。士兵的伤亡有着不同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天气炎热而造成的疲惫以及痢疾。在德里之战中，这一点尤为显著。在四周之内，第22轻步兵团的人数就从600减至242人。

在战争的这一阶段以及接下来的阶段当中，只有超乎常人的意志力才能迫使士兵们待在战场上。他们有着共同的动力，试图向那些曾杀害妇女儿童的残忍仇敌复仇。最为糟糕的是对坎普尔平民的大屠杀。而在6月底，他们已经得到了那那·萨希布对他们安全的保证。囚犯以及任何有协助以及同情反叛者嫌疑的人都被随意处决。在坎普尔，所有与屠杀有关的人都被送上绞架。而在此之前，他们的种姓特权都遭到了玷污和削减。在他们的逮捕者们的眼里，反叛者禽兽不如。很多目击者在其报告当中使用了狩猎的意象来描述战争。一个炮兵军官以赞赏的态度记录了其同事的一次行动。在巴雷利（Bareilly）附近行军的时候，他怀疑有一些叛军士兵躲藏在一块玉米地里。“他将部队列阵，就好像是为了游戏而打一地的芜菁一般。这一场景难以用语言去描绘：孔雀、山鹑和叛军士兵同时从地里露头。而射击叛军士兵成了他们最好的消遣。”

初秋时节，英国人运用其冷酷无情和钢铁般的精力取得了优势地位。转折点发生在9月19日。这一天，英军占领了德里。这一点对于三万或更多的叛军来说是一次心理上的打击。当他们在最后决战前四个星期弃城离开之时，他们就已经预料到了这一点。在更远的南部，哈夫洛克和将军詹姆斯·欧南爵士（Sir James Outram）切断了他们通往坎普尔的道路，并且解放了勒克瑙。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被数量占优的叛军困在了那里。10月，一个来自德里的兵团发动了阿格拉战役；一个月后，勒克瑙的驻军以及平民都疏散了。围堵战正在走向尾声。随着新年的到来，旨在赢得和平的战争也在准备当中。新的总司令是将军科林·坎贝尔爵士（Sir Colin Campbell）。他是一个头发斑白的格拉斯哥籍老兵。早在1808年，15岁的他就作为一名掌旗官在葡萄牙作战。

1858年，英军摧毁了几乎所有现存的抵抗运动。坎贝尔带领着两万名士兵进攻勒克瑙。3月，这座城重新回到了英军的手中。小范围的附加行动平息了叛乱的边区中心，即罗黑克兰（Rohikhand）、瓜廖尔和章西。在一场骑兵战争当中，亚马逊女战士般的印度女王在此地被杀。

关于英国在印度统治胜利的原因，士兵们并没有表示怀疑。在乌德的战役的一天晚上，当时仍是一个初级军官的加内特·沃尔斯利（Garnet Wolseley）观看了几名锡克士兵持棍操练，并为他们的体格和灵巧感到赞叹。他询问同行英国士兵中最强壮的一个，并问他是否能够与之相比。“不，先生，”他回答道，“但是我会与三个人当中的任意一个作战。”40年后，沃尔斯利回忆这一事件，并总结道：“我们之所以能够赢得印度，并且维持在当地的统治，是因为我们对自身种族勇气以及战斗品质的信任。如果我们的士兵们不那么有自信的话，他们就不会解放勒克瑙，也不会重新占领德里。”而且，正如他的叙述所表明的那样，有许多印度人愿意站在英国人的统治一边。

印度兵变是一场内战。数千名印度人和英国人一同作战，其中包括从西北前线到来的传统尚武的帕坦人（Pathan）。这些人藐视为伊斯兰教战斗、对抗异教徒的号召。并非英国人好友的阿富汗酋长多斯特·穆罕默德（Dost Muhammad）没有做出任何富有敌意的举动。其他在英国人手下遭受苦难的人也拒绝公开表明自己的意见。1857年6月，彼时仍是一名逃犯的乔治·埃德蒙森（George Edmondson）法官还是找到了一个愿意协助他的地方诸侯，即便是政府“已经削减了他的兵力，并且解除了他的武装”。就像是许多慈善的中立派一样，这位法官认为，这场兵变基本上是一场士兵反抗运动。它之所以会暂时失去控制，是因为政府缺乏控制它的能力。它被地方化了。就其目标而言，它是负面的、其本质是具有摧毁性的。因此，它的吸引力有限。

兵变将印度推入了英国政治生活的前线。很多人在研究究竟何处出现了问题，而其原因又是什么。其直接的原因是1858年东印度公司的解体。自此之后，一个部长和基本的议会在为印度政府负责。在官僚以及一些印度王公所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总督和行省总督控制着立法权和制定政策的权力。人们需要考试才能进入新建立的印度政府。而这一点在理论上是向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开放的。

与兵变发生同年，有12名印度医生从在阿格拉新建立的医学院毕业。比起在乌德发生的战争来说，这一点对印度的未来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医生将会步入一个渐渐增长的贵族阶层。这一阶层是由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组成的，他们都在政府所创办的学校、学院和大学中接受过英语教学。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有8000名印度人获得了学位，还有50万人从中学毕业。所有的人都接受过英语教学，并且都受到了英国政治意志的影响。

其中一个接受西方教育的印度人罗梅什·琼德尔·杜特（Romesh Chunder Dutt）的经历具有启发意义。这不仅展现出了印度人所接受的是何种教育，而且还揭示了英国人的教育如何影响到他们看待自身和其国家的方式。杜特于1848年在加尔各答出生，他是一个中等官员的儿子。由于几代人都为公司服务，其家族已经西方化了。在其16岁前，杜特都在上学，并且表现出了对英语文学的浓厚兴趣。其中，沃尔特·斯科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的历史小说尤其引起其兴趣。他进入了加尔各答的大学学院进行学习。在那时，在宗教人士、公务员、商人以及收税吏子弟当中，他极受欢迎。而且，他还怀有从政的愿望。出于这一目的，他来到伦敦，并参加了为英国新官员所设立的测试——他的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分数要高于阿拉伯语和梵文。他以极高的分数通过了测试，并进入中殿律师学校。

杜特为英国生活而感到迷醉。在学习的同时，他也经常旅行。他曾到过苏格兰一次，到访过斯科特著作当中所记述过的地方。他还对英国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见证过1868年的大选、议会采取行动、还曾与英国激进派和自由派讨论过印度事务。在与其探讨的人当中，就包括在下议院当中拥护印度利益的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在此时以及之后的岁月里，这些带有帝国主义情绪的英国进步团体吸引了印度学生的加入。

1871年，杜特回到孟加拉，并开始担任行政职务的时候，他迫切希望采取其在英国学会的自由派原则，即自助和启蒙思想影响下的自利。更有甚者，他希望向英国人展示，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印度人，他与他们一样，都能够胜任政府的职位。印度人能够从其内部改变印度，正如白人从上而下进行改革一样。他在英国所观察到的那些现象令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感觉，知晓中等阶层可以完成怎样的任务。在回到母国之后，他认为印度中产阶级也应当享有同等的权利。杜特的知识以及他所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很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很类似。这些人认为，他们所学得的知识令他们与英国人平起平坐。

显然，大多数在印度的英国人不是这样想的。1883年，就政府所提出的、让印度法官有权审判欧洲人的这一要求，这些人中间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抗。总督里彭勋爵（Lord Ripon）不得已撤回了这一决定。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感到自己受到了种族优越性的压迫。这是1885年印度国民大会成立的原因之一。此组织由各行各业的、受过教育的印度人组成。他们每年集会，探讨其国家的相关事务。在其早年生活之中，它被比作一个认真的公共学校辩论俱乐部。但是，其成员数迅速增加。到了19世纪末，它已经成了集合印度人意见的重要论坛。

受到英国政治思想熏陶的印度人组成了一个极其值得尊敬和尊敬人的集会。这一集会的形成引起了英国人的警惕。一个自由派官员、里彭的后继者达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表示，自己没有时间理会“孟加拉巴布”。他认为，这个人是个“十分惹人厌烦和令人感到棘手的绅士”。他也在受过教育的印度人身上看到了“凯尔特式的倔强、快活和狡猾”。他认为，这些品质就和同时代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一样。显然，印度早期的民族主义分子和他们在爱尔兰的同伴有很多相同之处：二者都在英国游说以博取同情，并且知道如何利用媒体以及公共集会来操纵公众意见。然而，印度人的诉求还没有达到爱尔兰人的程度。他们的要求只限于让更多受过教育的同胞担任政府的中级以及高级官员。

当然，让印度人担任官职被看作是印度自治的序曲。这也就是为什么寇松（从1898到1905年担任总督）坚定地拒绝在政府中纳入更多印度人的原因所在。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杜特在总督会议中多增加印度人的要求。后者于1901年担任国民大会主席。就提升印度人到高级职位一事，侯爵有着坚定不移的立场。与此同时，他认为国民议会不具有代表性且较为分裂的观点也为人所熟知。他的这两种观点均有可能蜕变为反抗英国在印度统治的观念的雏形。

西化了的印度人和政府之间的争斗肇始于政府19世纪30年代的教育改革。尽管在很多意义上而言，英属印度都是一个独裁统治，但它从未成为过一个极权主义的国家。政府从未禁止出版书籍、报纸，也从未禁止外国人入境以及政治辩论。如果印度人能够自由地获取英国政治以及思想家的作品，那么，他们将自己所读到的东西应用于自己的国家就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无法获取政治权利，而这对于其统治者来说则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关于这一棘手的问题，寇松以及持有类似观点的人只能援引印度的特殊情况来回答。宗教、财富、种姓以及家族的鸿沟巨大，而这也是造成许多分歧的来源。因此，只有公平公正的英国政府才能要求印度人的忠诚，保护他们并维持内在的秩序。他们时常引用英国统治之前印度的状况。在那时，生命受到了威胁，而混乱则像瘟疫一般蔓延。在所有的担忧之中，最令英国人担忧的是民主以及谋求自治的举动。按照一个1885年到1919年在印度工作的、雷厉风行的官员迈克尔·奥德怀尔爵士（Sir Michael O'Dwyer）的说法，这一做法将会释放“纷争的魔鬼”。因此，至此以来他统治下人们心中“所有潜伏的仇恨和厌恶”将会撼动整个国家。

在另外一个以及最为平常的层面，英国人用种族的原因来反击印度获得自决的渴望。少将弗朗西斯·杨哈斯本爵士（Sir Francis Younghusband）直率地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他于1878年到1918年间断断续续地在印度军队当中服役：

忍受哪怕是一丁点的东方人的粗鲁冒犯都是不明智的。只要他们能够保持礼貌、殷勤，甚至是同志般的友情，一切就都是公平的，可以放在桌面上讲的。但一旦他们表现出反叛或背叛的一丁点迹象（往往其表现是自负和不文明的行为），明智的做法是狠狠地直视东方人的眼睛，并一直这样直视下去，直到他认清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人，以及究竟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在印度北部边境上爆发的无休无止的小型惩罚性战争和和平性的战争当中，杨哈斯本花费了一些时间，来将这一信条付诸实践。在与阿萨姆（Assam）前线的清人（Chin）一回合的战斗之后，杨哈斯本的一位同事总结了他们共同的目的，即“唯一重要的是在海对岸的伟大的白人女王”。西北边境附近的部落所进行的反抗最为激烈，持续的时间也最久。此处是一个边远山区。在那里，英国的控制总是不稳定的。

有关西北前线上的战役，人们总是抱有一种特殊的浪漫情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些地方，英国人往往能够超过在其本土战斗的勇敢、机智而大胆的武士们。当然，技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可能改变了平衡。但是，因为部落民极为擅长伏击，英军还是面临了很多千钧一发的时刻。1888年和1890年有两场针对哈扎拉（Hazara）地区惯犯的战争。这些惯犯拒绝为袭击买单，并且对巡逻兵表示不屑。在第一场战争当中，英国方面派出了14000人来对付他们；而在第二次战争当中，他们派了8000人。按照兵变之后的习俗，其中至少有1/4的人是英国人。

这场战争是一场极为专业化的战争，几乎所有人使用的都是现代技术。两个哈扎拉军队使用田野电报体系来建立指挥官与军团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军队也配备有格林机枪、射程1000英尺的后膛枪以及由驴子拉着的小型的、可折叠的山炮（吉卜林诗作中的“螺旋炮”）。尽管英国军队具有火器上的优势，然而，带着刀剑冲锋的部落民有的时候会冲入英国人的军队，并且制造混乱。在1890年的哈扎拉战役当中，根据官方的报告，有一位英国军官开始与“两个疯子战斗。他杀死了其中一个，而却为另一个高大强壮的人所伤。这个人几乎制服了他”。1895年，有关新的303式步枪子弹不带有旧有的457式步枪子弹的制动作用的断言，令有经验的前线士兵感到不安。因此，英国人开始在普什图毛拉的尸体上开展秘密法医学实验。英国人使用两种火药射击他们，以比较两者的优势。

英国民众被刻意蒙蔽，对类似于这些的可怕细节一无所知。他们也全然不知道有计划地焚烧村庄、庄稼以及粮仓的实际规模，以及在每次前线行动中都会发生的对牲畜的屠宰。相反，例如温斯顿·丘吉尔脍炙人口的《马拉坎野战部队》（Malakand Field Force,1897）之类的新闻报道或目击证词都将战争描绘为英勇事迹或冒险故事。当其具有正当性的时候，战争就像是拓展文明边疆的同义词。西北边疆战争（1863-1901年间几乎有20场）是更为宏大的、通常是更为现代的事业富有魅力的而吸引眼球的组成部分。这一事业即印度的治理以及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