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崩溃——波士顿倾茶事件：高潮



现在只有严酷的手段才能奏效。

——陆军中校亚历山大·莱斯利写于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的十天之前

纯粹而简单，它是一种带着杀戮威胁的犯罪。这就是波士顿的英国军官对倾茶事件的看法。甚至在第一箱武夷茶被投入海湾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呼吁对波士顿人施加最严厉的惩罚。虽然盖奇上将在英格兰休假，但他在皇家海军的同事们见证了美国人的每一个不忠的举动。

在1773年11月17日，一艘来自英格兰的单桅帆船，海莉号，约翰·汉考克的财产，带回了运茶船正在接近的消息。虽然两周之内它们不会到达，海军上将蒙塔古已经预计到将会发生一场暴力叛乱。从他的旗舰，停泊在长码头的皇家海军舰艇船长号上，他可以清楚地看到海滨暴民正在酝酿着一场骚动。

蒙塔古在镇上的联系人已经给他传递了消息，有人计划攻击舰队和运茶的船队，将木筏点燃推入港口。“我命令保持严密的监视，不论白天还是黑夜”，海军上将在他18日晚上的日记中写道。他对“葛斯比事件”仍然记忆犹新，行事必须谨慎。他的军官们准备了抓钩，放置在帆船附载的大艇船头，以便在需要时把燃烧的木筏拖走。舰队里人数不多的皇家海军陆战队全副武装，他们的皮质弹药袋里装满了子弹。

从美国的角度看，波士顿倾茶事件通常被看作一次和平的事件：具有挑衅性甚至毫无秩序，但是没有丝毫战争的意味。而在海军上将和陆军的领导人——威廉城堡的指挥官——眼中，这次事件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英国人看到的是另一次“葛斯比事件”，同样带着对生命、财产和法治的蔑视。他们认为，责任完全在蒙塔古所说的“受到邪恶污染的人”；由约翰·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领导的激进分子，是他们在寄回英国的信函中唯一提到的波士顿人。无论是红上衣的英国兵还是海军都没有阻止他们的行动。

在船长号这条有年头的战舰上，海军上将可以同时发射64门火炮，但在此次事件中，他的大炮毫无用处。甚至在哈钦森州长直接要求下，海军也不能对处于英国统治下的满是平民的港口开火，这样的行动是没有先例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军队只能待在波士顿湾里的海岛上肮乱的兵营中。由于威廉城堡中的水井已经干涸了，他们不得不从镇上取水，这使他们受制于波士顿人。在这座要塞中，英国人有来自第64步兵团的10个连的士兵，但所有这些连队都低于额定人数。缺乏火药——最近的兵工厂位于纽约，步兵的人数刚刚超过300。考虑到他们居住的棚屋的状况，就像可能发生的那样，他们的士气似乎也很低落。7月以来，又有6个士兵逃走了。

威廉城堡落入了一个苏格兰人的指挥下，42岁的陆军中校，一个敏锐的高尔夫球手，亚历山大·莱斯利，出身于法夫郡一个致力于支持王室反对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军事世家。独立战争之后，一位他的老同事回忆说，莱斯利是位受欢迎的军官，正直而有礼貌，但作为军人，他的能力十分平庸。倾茶事件发生的十天前，波士顿人对他的刺激几乎已经使他忍无可忍了。他同父异母的哥哥，利文伯爵，最近赠送给他一套高尔夫球杆；在中尉12月6日发出的感谢信里，满篇都是对镇上不守规矩的公民和自己的政治领导的不满。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惹出祸端了”，他写道，“人们真的要造反了，没人知道事件会有怎样的结果。”在白厅，政客们的行动软弱无力，其中最软弱的就是达特茅斯勋爵，莱斯利说，他“没有足够的斗志支配这帮忘恩负义的美国人”。英国对殖民地事务一直听之任之，直到殖民地居民就像缺乏棍棒管教的孩子，已经被宠坏了：宽大地对待他们，他们就总是要求更多。早就应该诉诸武力了。现在这位中校所需的一切就是哈钦森州长的请求，而他会愉快地用武力恢复秩序。

而那样的请求永远都不会到来。相反，陆军和海军在波士顿人随心所欲的时候，只能袖手旁观。当运茶船到达美国时，它们陷入自1945年以来最极端的叛国事件，就像“葛斯比事件”，在英国军官心里埋下了痛苦和怨恨的种子。倾茶事件说服了他们要为政治问题寻求军事答案；而在18个月之后，这将导致向列克星敦和康科德的灾难性进军。

莫霍克族的准备

就像经常发生的那样，一切都开始于报纸上的一条消息。在夏天的时候，美国报纸上出现了关于《茶税法》的简单报道，同时还有对公司如何处理茶叶的计划的粗略报告，但到9月底之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报道。在9月29日，《宾夕法尼亚日报》刊登了塞缪尔·沃顿的一封信，这位殖民地商人的总部设在伦敦，在那里他参与了富兰克林解决俄亥俄问题方案的讨论。夏天，在东印度公司总部，沃顿参与了关于输送茶叶的决定性会议。他刊登在《宾夕法尼亚日报》上的信给出了该计划的要点：600箱送到特拉华，相同的数量送到哈得孙河和波士顿，并在运抵后由收货人代表公司进行拍卖。一周之内，这条消息传到了纽约。起初，人们对输送茶叶的条款心存疑虑。这些茶叶会带着令人憎恶的3便士关税吗，还是像美国人希望的那样，关税已经被废除了？很快，事实显示关税仍旧原封未动。几天之内，第一场抗议活动开始了。

作于在1775年围攻波士顿期间，右手边的方向为北方，威廉城堡位于地图的底部。这张英国的军事地图显示了革命早期阶段的波士顿镇。长码头清晰可见，伸进海湾，而其左边是泥滩和格里芬码头，正好位于两个深度量标上方，那里是倾茶事件发生的地方。（地图局部，来自裘园的英国国家档案馆）

在10月6日，一篇名为“警报”的文章出现在曼哈顿街头。像往常一样，它是匿名的，但纽约有“自由青年”这个组织的一大分支，为首的是位苏格兰移民，亚历山大·麦克杜格尔，被他的朋友们称为美国的威尔克斯。他和他的朋友艾萨克·希尔斯是伙伴关系——两人都激烈反对《印花税法案》——麦克杜格尔很可能是《警报》的主要作者，或者至少也是它的出版者。然而，它的传播速度和内容支持另一种假说：至少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在伦敦写作的，也许就是亚瑟·李写的。作者似乎读过下议院印发的揭露东印度公司恶行的材料。在孟加拉的犯罪和勒索以及在英格兰的欺诈和腐败：这些就是公司的惯用手段，作者说，它很快就会把茶叶出口到美国，而这会对自由的根基造成致命伤害。通过垄断市场并把其他贸易商逼上绝路，东印度公司将建立对市场的完全控制并把它从茶叶扩展到其他商品上。更糟的是，如果美国人买了这些茶叶并支付了关税，他们会在不情愿的情况下牺牲不纳税的原则。其他税收会纷至沓来，直到殖民地拜倒在诺斯勋爵的脚下。

《警报》提出了三个论点，不仅在纽约，在费城也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两个城镇都有繁荣的走私者团体，如果公司的茶淹没了市场，他们必定会损失惨重。尽管这有助于唤起对运茶方案的抵制，但走私团体并不能决定事态的发展。在10月16日，费城约有多达700人聚集在镇民大会上，通过了反对《茶税法》的十项决议，把任何经销这批茶叶的人定义为“自己家乡的公敌”。毫无疑问，这场集会中的许多人都参与了走私贸易，但他们无法在人数如此众多的议会中构成绝大多数。爱国的义愤是真实的，而茶税计划实施的方式使得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这种愤怒。

现在，东印度公司已经任命当地商人作为每一个美国港口的收货人并采取行动。他们迅速成了被嘲弄的对象，他们无疑被描绘成与贪婪的金融家和残暴的诺斯勋爵联盟的恶棍。例如，在纽约，收货人亚伯拉罕·洛特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税吏；一位官僚，亨利·怀特，泰伦州长的理事会成员；第三个人，弗雷德里克·皮古，一个伦敦人，来自从事英荷股票交易的家庭。他的父亲在中国当了近30年的押运员，并在1773年进入了公司的董事会。皮古的合作伙伴本杰明·布斯曾在纽约经营一家干货店多年，但他也是英国人。

在费城，收货人中的四个同样很容易被看作是英国公司的工具。一个公司，“詹姆斯和德林克”，在皮古的帮助下得到了合同。另一个收货人是吉尔伯特·巴克利，他正在从英格兰赶往美国的途中，在运茶船“波利”号上，他在努力游说之后获得了茶税计划中的这个角色。其余的是乔纳森·布朗，我们对他所知甚少；以及塞缪尔·沃顿的兄弟艾萨克和托马斯。作为来自贵格教会的商人，沃顿家族在美国具有可靠的信誉——富兰克林把他们看作朋友，但这只会使他们更容易遭到恐吓。

在纽约和曼哈顿，对茶叶的抵抗采取了坚持不懈的运动——在报纸上、在公众集会上、在街头——强迫收货人辞职。这两个城市都采取了暴力威胁，尤其是在纽约，尽管有驻军，或者就是因为那里有驻军，气氛紧张到一触即发。在反对《印花税法案》的暴动中，纽约是美国所有港口中最接近与英国兵戎相见的地方。而在不远的1770年，英国士兵与“自由青年”在街上发生冲突引起的血腥事件被称为“金山战役”。在11月5日，盖伊·福克斯纪念日，当一群人制作了一位收货人的塑像并把它挂到绞刑架上时，这位收货人和他的同事们因为生命受到真正的威胁而惶惶不可终日。

在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这些策略取得了圆满成功。到11月底，所有收货人不是辞职就是销声匿迹了。11月27日，在纽约，我们发现相关记录中第一次提到，爱国者像1772年马撒葡萄园岛的印第安人一样举行集会。另一份匿名传单出现了，来自自称“莫霍克族”的党派。在英国军队的眼皮底下，他们警告说，任何试图将让茶叶上岸或者储存茶叶的人都将受到“不受欢迎的访问”。同一天在费城，那里没有驻军，另一个恐吓性传单出现在了街头，对“波利”号的主人发出了可怕的威胁。“船长，你认为把绞索套在你的脖子上怎么样？”传单问道，“接着把几加仑滚烫的焦油从你的头上浇下去，然后再把十几只鹅的羽毛撒上去怎么样？”很快，沃顿家族和他们的同事们判断，谨慎行事要好过鲁莽蛮干。他们退出了。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没有人知道最后茶叶到达时会发生什么，但是有一件事非常清楚。虽然泰伦州长希望在武装保护下在巴特里把自己的茶叶送上岸，英国的计划已经在根本上失败了。在美国，已经不可能对茶叶进行有序的公开销售了。

但一如既往地，在马萨诸塞州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个情绪化的省份充满了理想主义和怨恨，人们永远不可能仅仅通过欺凌收货人，迫使他们回避来结束这件事。威廉·帕尔默的工作无可挑剔，他让州长的儿子们做了茶叶的接收者。对于托马斯·哈钦森来说，不论有多大的风险，茶叶必须进入港口，事关家族的荣誉和金钱。但即使东印度公司在波士顿选择了不同的收货人，事件的结果也大概会完全相同。

在运茶船离开泰晤士河的几个月之前，马萨诸塞州的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只有两种方式可以打破僵局的阶段：要么哈钦森下台，要么采取革命性行动，即使是无序而自发的。这个省份的形势就像南卡罗来纳州对峙的愤怒版本，那里政府的车轮已经停止了。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这里，而且情况更危险。根据马萨诸塞州宪章，政府的每个部门——议会、法院和行政部门——必须协同工作，否则这个系统就无法运行。到1773年的夏天，政府已经接近彻底解体了。

由于波士顿小册子、自己带有刺激性的演讲以及遭到出版的写给托马斯·惠特利的信件，哈钦森失去了个人威信。对于法官们也是如此，他们的地位由于英国决定用茶税支付他们的工资而遭到了破坏。到此时，州议会的参众两院——州长理事会和众议院——都真正站出来发动了对皇家政权的叛变：显然诺斯勋爵是这样认为的。哈钦森名誉扫地，而他的对手约翰·汉考克声名日盛，成了替代州长的人选。他准备好了真正担任这一角色，就差一个适当的时机了。在秋天，众议院成员获悉，乔治三世已经拒绝了他们关于法官薪水的请愿书；而他们也明白了，当1774年议会再次召开会议时，他们的抱怨不太可能得到倾听。

他们已经走进了死胡同，而在10月初，显然在听说关于运茶船的消息之前，塞缪尔·亚当斯就已经做出了一篇精彩的政治分析。这篇分析包含在两封私人信件中，写给他的通信网络中的成员，约瑟夫·霍利，另一位反对《印花税法案》的老牌煽动家，他居住在马萨诸塞州腹地的乡村地区，北安普顿镇。

亚当斯认为，诺斯勋爵的头脑里两件事情最重要：即将到来的英国普选，以及与法国之间可能爆发的战争。通过他的朋友李氏兄弟，亚当斯同样知道威尔克斯阵营在首都取得了坚实的进展。多亏了扎实的基础工作，约翰·威尔克斯有极大的机会成为伦敦的市长。威尔克斯阵营同样有望在议会选举中取得进展；但是在这一点上，亚当斯得出了与本杰明·富兰克林相反的结论。虽然亚当斯对英国宪法的具体细节仍持有一些古怪的看法——他从来没有真正理解王室和议会之间的关系——他并没有落入富兰克林低估首相的圈套。亚当斯认为，英国政治使得内阁不可能解决美国遭受的不公正待遇。相反，诺斯勋爵会搁置任何对殖民地改革，直到对法国的战争结束，并且普选也完成了。

英国，亚当斯写到，只会提供“蛋糕和糖李子”用以“安抚美国进入一种平静的状态，如果他们能做到，根本不会对我们的权利做出让步”。他们会坚定不移，毫不退让，直到有一天，国王和他的部长们才会恍然大悟：也许那时，他们在另一次与法国的对抗中失利了。在路易十六对美国伸出援手的五年之前，亚当斯就已经知道殖民地追寻自由的命运可能取决于法国海军。在得到法国的援助之前，他们必须保持统一，抵制任何妥协。于是亚当斯就这样建议了，而他的通信委员会发出的文件也做出了明确说明，许多马萨诸塞州的城镇也都同意了。在坚定的毫不妥协的情绪中，他们听到了茶叶被运来的消息，以及麦克杜格尔、西尔斯以及他们在纽约的其他朋友打算让茶叶原路返回的消息。

正如历史学家经常指出的那样，波士顿抵制茶叶的运动慢了半拍，但仅延迟了一个或者两个星期，而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仅仅因为运茶船遭遇了恶劣的天气。就其真实原因本身而言，我们所知甚少。在10月18日，当镇里人知道了收货人的名字，又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收获人的选择简直不能更糟了。除了哈钦森州长的儿子们，收货人还包括他们的亲戚理查德·克拉克。克拉克是一位合法茶叶的进口商，他的女儿嫁给了小托马斯·哈钦森。其他两名收货人是本杰明·法尼尔，法尼尔厅建设者的哥哥，以及约书亚·温斯洛，来自“五月花”号上的古老的清教徒家庭，声名卓著的前英国人。在独立战争期间，这两个人都会支持英国王室。

三天之内，亚当斯的通信委员会给其他殖民地写信，谴责《茶税法》的不公。两天之后，在10月23日，波士顿北区的政治核心成员在绿龙酒馆聚会，并承诺要阻止茶叶的销售，如果必要，会赌上“自己的身家性命”。其中包括约瑟夫·沃伦和保罗·里维尔，当然也有塞缪尔·亚当斯，而且还有两个不那么出名的人物，威廉·莫利诺和托马斯·杨。七周后，除了里维尔之外的所有人在镇民大会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导致了茶叶的销毁。莫利诺具有商业背景，尽管他可能是个走私犯，但至今仍无定论。 [17] 对莫利诺和他的朋友们来说，政治是一项他们积极投身的使命：它既不是游戏，也不是走私的幌子。也许他们之中最激进的就是杨，他是约翰·威尔克斯的一位崇拜者，和威尔克斯有过书信往来。而因为杨显然是第一个在公共场合提出应该摧毁茶叶的波士顿人，他的情况可能最有趣了。

像他亲密的朋友约瑟夫·沃伦一样，杨作为一名医生接受了教育，但是他在马萨诸塞州扬名不是作为一个医生，而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阐述了前卫的关于神学的观点：它被称之为无神论。在波士顿，他的生活近于贫困，他的敌人称他为“激动的狂徒”或者“叫嚣的新英格兰人”。他出生的地方十分遥远，不是在城镇中，而是在纽约的乡村。在倾茶事件很久之前，那里高昂的租金和对土地的饥渴导致了连绵的动乱。作为爱尔兰移民的儿子，杨在哈得孙河谷长大，成了对特权的犀利的批评家，把伊森·艾伦看作他最亲密的朋友。他们甚至合著了一本书，《分析人类唯一的神谕》，抨击了正统宗教，而杨还支援艾伦发起了反对纽约吞并佛蒙特山谷的运动。

这里的政治舞台上还有一位知识分子，波士顿的罗伯斯庇尔，但是与这位法国人不同，托马斯·杨平易近人。在1773年所有的激进领袖中，除了里维尔之外，杨也享受与北区劳动人民的亲密关系，他把他们看作革命的先锋队。像杨这样的激进分子抵制茶叶并不是出于狭隘的利己主义。无论在其他地方的真实情况如何，在波士顿对茶叶的抵制出自科学原理或者意识形态，随你想象了。在这件事情的背景里，当然有经济上的不公，一种挫败感，小镇在帝国内无法停止的相对衰落；但显然没有人愿意为喝茶花更多的钱。但即使在某些方面超过了“葛斯比事件”，倾茶事件是在一定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在烧毁单桅帆船时，约翰·布朗只是执行了罗得岛独立理论下的逻辑得出的结论，这种理论是斯蒂芬·霍普金斯发展出来的。在波士顿，倾茶事件背后的思想主要来自于1772年出版的小册子，但它给当地人对英国的忠诚造成了致命的影响。正是这些思想，让普遍的抵制茶叶运动对英国具有如此之大的毁灭性：一种当局无法理解的、具有无比吸引力的思想内容。当抗议带来的风险远远高于其可能获得的物质奖励时，走私者就会撤退，但是像杨这样的知识分子永远不会退让。在运茶船前往波士顿的消息到达后的数周内，我们在马萨诸塞州远离海滨的角落里找到了类似的理智的蔑视。11月10日在哈佛大学，一位教授的妻子写信给朋友，嘲笑州长是“第一名人”，没有武装警卫的情况下就不出门。几乎没有一支火把，汉娜·温斯洛普告诉默西·奥蒂斯·沃伦关于纽约骚乱的情况。她称3便士关税是“违宪的税收”，她使用的语言与亚当斯的相似。她把收货人描述为“贪婪和野心的懦弱之子”，并盼望他们遭到失败。

如果哈佛大学教员的配偶都说出这样的事情，英国人甚至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就已经在争取殖民地人民的情感和理智的战役里吃了败仗。除了托马斯·哈钦森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信息来源，英国没有办法衡量殖民地人民的感受。他们不知道激进运动有多么广泛，也不知道波士顿的爱国者与乡村活跃分子的密切关系，就好比利·约瑟夫和伊森·艾伦之间的关系。当倾茶事件的报告最终到达白厅时，部长们看到的，只是在日益高涨的傲慢和仇恨驱使下犯下的重罪。这就是波士顿抵制茶叶运动不为英国人所知的一面，但很快它就露出了自己狰狞的面目。

第一次对抗

早在10月底，一些观察家已经开始担心，当茶到达时，一群暴徒可能会登上货船，焚烧他们的货物或者将其抛入水中。在11月2日晚上，在绿龙酒馆举行了另一次会议，人们要求收货人辞职。第二天，第一场暴乱发生了。

在波士顿南端，有一棵巨大的榆树，它几乎和殖民地本身一样古老。有些人说，这棵树在1630年第一批清教徒登上海岸的时候就已经是棵参天大树了；其他人则表示，它栽种于1646年；但无论如何，这棵“自由树”被当作城镇完整性的自豪象征。在这棵树的树枝上，人们会悬挂嘲笑教皇和英国政客们的塑像，而人们也聚在这棵树下表达对《印花税法案》的不满。11月3日上午，当教堂的钟声敲响11点的时候，至少500多人开始在榆树上悬挂的国旗下面集合。一群乌合之众，哈钦森说，包括“男孩和黑人”，但这是一群有人领导的乌合之众：约翰·汉考克、塞缪尔·亚当斯和威廉·莫利诺。

36小时之前，在黑夜的掩护下，他们给收货人送去了中午到自由树下集合的命令——告知他们“如果不来，后果自负”——要求他们拒绝接受接收茶叶的任务。那天早上，镇上到处都张贴着布告，要求每个波士顿人都来参加集会，见证收货人的耻辱。具有预兆性的是，每张布告都署名“奥伦”——代表奥利弗·克伦威尔——暗示过去清教徒的叛变。

整整一个小时，人群等待着约定时间的到来。但12点到了又过去了，收货人一个也没有出现。又过去了半个小时，然后集会的民众投票决定声讨这些犯人。从自由树到国王街只需要步行15分钟，在那里收货人们已经躲进了理查德·克拉克的仓库。亚当斯和汉考克似乎有其他任务需要执行，因为莫利诺领导着人群。他是位学者同时也是位商人——他经常引用古希腊和罗马的经典著作——他认为自己扮演着布鲁图斯这个角色，拥护共和的弑杀暴君者，捍卫自由和美德，反对不公正的权势。

实际上，当局没有露面：街道已经属于人民了。波士顿没有专门的警察队伍，而镇上行政委员——镇民选举出来的自治委员会成员——绝大部分都是塞缪尔·亚当斯的盟友。镇上有一个民兵组织，称为学生联合会，但谁是它的领导呢？不是别人，正是约翰·汉考克。与此同时，英国军队仍然驻扎在威廉城堡，没有州长的请求不能出动，而哈钦森不敢这么做，因为他害怕会重演1770年的大屠杀。只有一位勇敢的地方法官敢于出面干预，他来自波士顿镇外。哈奇先生是来自多尔切斯特的地方治安官，那天碰巧在波士顿，并且看到了1点钟当人群到达国王街后发生了什么。他向英国发回了一份证词，律师们仔细研究了这份证词以寻找叛国的证据。

率领一支小代表团，包括约瑟夫·沃伦在内，莫利诺走上克拉克办公室前面的台阶。“人民受到了极大的冒犯”，他告诉收货人们，并要求他们签署一份同意把茶叶直接送回英格兰的协议。当克拉克拒绝时，莫利诺对他发出了警告。“他们一定已经感受到了人民怨恨的全部分量，或者听到了对这次进口的真实评价”，一位目击者回忆道。就像布鲁图斯刺杀恺撒之后，莫利诺又做出了一番戏剧性的说辞。“我已经仁至义尽，我再也无所畏惧了”，他边说边退下了台阶。一时之间，似乎整件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莫利诺说了些什么，人群就沿着街道撤退了。他们停下了一次，然后继续移动；接着又停下了一次，然后突然之间，莫利诺失去了对示威队伍的控制。

人们冲了回去，手里握着棍棒，而克拉克发疯一样命令同伴关闭大门。哈奇先生挺身而出，用自己最高的音量命令人群退下。作为回答，他的胳膊遭到了一记重击。20个年轻男子冲进了仓库，冲击阻碍他们进入楼上办公室的玻璃门。克拉克的同伴为了自卫，也用棍棒大打出手。人群对收货人们进行了90分钟的围攻，砸玻璃，大喊大叫，用棍子敲天花板。最后，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休战，克拉克、哈钦森的儿子们、法尼尔和温斯洛被允许离开，但必须穿过包围他们的大喊大叫的示威者。

事实上，法治已经被废除，因为当局对暴动也无能为力。市政府就在这条街的转角，州长试图召集他的理事会采取行动对抗暴徒。詹姆斯·鲍登是汉考克在布莱特广场的崇拜者，他领导的理事会组成了殖民地政府的行政部门，但由于它是由众议院选举产生的，实际上哈钦森早就失去了理事会对他的脆弱的忠诚。只有少数成员出现，州长无法召集到所需的法定人数。第二天早上，所有理事会成员终于聚到了一起，包括汉考克在内，当然，他们都同意发生了暴乱，应该收集证据并起诉罪犯。但谁会出庭做证或者逮捕嫌疑人呢？什么也做不了，在马萨诸塞州政府几乎停止运转之后，形势进一步恶化了。11月5日，在法尼尔厅，波士顿的选民们被行政委员召集起来，召开镇民大会。大会开始就通过了费城的十项决议。然后，他们选举产生了一个委员会，由汉考克领导，包括亚当斯和沃伦在内，敦促收货人辞职。渐渐地，爱国者收起了网罗收货人和州长的大网，把他们逼到角落里，摆在托马斯·哈钦森面前的只剩下两个选项：要么卑躬屈膝地投降，或者不顾一切地诉诸武力。与此同时，激进报纸《公报》和《马萨诸塞州观察》刊登了一连串关于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动荡局面的报道，以及悬在他们头顶的越来越严重的暴力威胁。

收货人们为了争取时间开始实施拖延战术。在此时，没有人知道会有多少运茶船到来，也不知道它们何时可能到达。所以他们给汉考克委员会写了一封含糊其辞的信，指出他们还没有收到东印度公司任何正式的任命。从技术上讲，这完全没错——他们的任命文书会和茶叶一起到来——不过他们的对手不会如此轻易就上当。在11月6日，镇民大会再次召开，并认定这封信是一种侮辱。一种令人不安的平静笼罩了波士顿并持续了11天，直到海莉号于11月17日在港口落锚。海莉号带来了更多关于运茶船的细节，还把理查德·克拉克的儿子乔纳森从伦敦直接送了回来。那天晚上，行政委员匆忙安排了一次镇民大会，人民第二次直接采取了行动。

克拉克家族居住在学校街，位于镇上最富裕的社区之一，距离国王教堂只有几街之隔。克拉克家族正在聚会庆祝乔纳森的归来，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喇叭声、口哨声和呼喊声。由于没能找到小托马斯·哈钦森，大约150人前来寻找克拉克家族，希望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理查德·克拉克勉强关闭了大门，但当女人们往楼上逃时，人群开始冲击大门。能听到有人高声呼喊“你们这帮流氓！赶紧滚蛋，否则我会让你们脑袋开花！”——接着克拉克家族里有人开枪了。

一时之间，人群后退了。但当他们意识到没人中弹时，他们又回到了门和窗户前面，打破玻璃并砸烂门框和窗框。他们对克拉克家族的房子进行了一到两个小时的围攻，直到最后双方再次达成了休战协议。第二天早上召开的镇民大会任命了一个新的委员会，由其出面告诫收货人必须辞职。收货人再次拒绝了，但这次他们给出了另一个解释。他们在伦敦的代理人代表他们签署了责任状——“商业性的刑法契约”——阻止他们把茶送回伦敦。

这多半不是真实情况。在纽约和费城的收货人就没说过类似的话。原则上，收货人应当支付茶叶的运输成本和3便士关税，因为这是一项进口关税而不是消费税，即使茶叶仍未售出，在茶叶抵达波士顿港的20天内也要上缴税金。但事实上，无论东印度公司还是财政部都没有对收货人应当缴纳的这部分钱穷追不舍。而到最后，在1774年尘埃落定的时候，东印度公司对政府索要赔偿，而不是对它在美国的代理人。所以，收货人们给出的这个回答似乎只是一种策略，或者说很可能就是一种策略。在皇家海军舰艇船长号上，海军上将早就已经看出波士顿的局势无法挽回了。就在此时，他命令海军陆战队全副武装并在大艇上配备了爪钩。至于州长，他遭到了完全的孤立。在11月19日到27日之间，他召开了三次理事会会议，但是每次它都拒绝为他提供援助。因为他们反对让茶叶登岸，鲍登和他的同事们在货物上岸的时候将不会提供任何保护。

“我处在孤立无援的境地”，哈钦森在11月21日写信给泰伦州长。从这以后，他的信件几乎让人不忍卒读。满是借口、遗憾和控诉，它们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个孤独的人，在即将沉没的帝国残骸中沉浮。哈钦森骄傲而顽固，但也以自己的方式充满勇气。他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手段，但随着每一天过去，他的地位越来越岌岌可危。

政治上的妥协似乎是不可能的。起初，州长认为这次混乱类似于八年前《印花税法案》引起的骚乱。确实会有动乱发生，但它将会平息下来，当更好的人——像汉考克那样的富人——认为波士顿暴徒已经做得太过头了。但哈钦森的理事会抛弃了他，而且塞缪尔·亚当斯已经让汉考克认同了反叛的理由。随着这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明显，州长的情绪也从自满变成了惊慌。到11月底，他不得不考虑采取军事行动，但又不得不排除这一选项。根据英国法律，州长不仅有权利，还有义务命令军队保护生命和财产，但是下达这样的命令只能出于他自己的判断。如果莱斯利中校犯下了州长应当负责的暴行，法律将会惩罚托马斯·哈钦森。他也不敢冒引发内战的危险，他的儿子们会成为第一批伤亡人员。

还有其他事情令他惴惴不安。州长知道，自己唆使威廉·帕尔默送来了茶叶。虽然没有人能责怪他，因为最终是帕尔默和财政部制订了这个计划，如果整件事情被完全公开，他充其量在其中扮演了一个非常尴尬的角色。这是一个哈钦森不想提起的错误判断，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因为历史学家很少提到这个话题。州长也知道自己将很快回到英格兰。白厅已经同意让他离开岗位回到英国，在那里他注定要面临对他在马萨诸塞州的管理的种种质疑。绝望地不想制造更多的错误，或表现出软弱和不忠，哈钦森进退维谷。

在这痛苦的心境下，州长等待着茶叶的到来。如果他很幸运，运茶船会首先到达纽约，那里的军队更强大，而泰伦州长会强行让他们的货物上岸。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打破殖民地的抵制。但如果运茶船首先到达的是波士顿，哈钦森必须带头让茶叶上岸。在紧急情况下，他可以逃到威廉城堡并依靠海军保护茶叶不被毁坏。除了这样，他觉得别无他法了。

最后，在11月27日，这样的等待结束了。那天晚上，第一艘抵达美国的运茶船，达特茅斯号，进入了波士顿海湾的外围区域，携带着80箱武夷茶，20箱熙春茶，以及14箱另外一种更精制、更昂贵的茶叶。这件事发生在周六晚上，对领航员来说太晚了，但第二天一早货船经过威廉城堡停泊在了皇家海军舰艇船长号的附近。到周日中午，小镇又在酝酿一场暴动。行政委员们聚在了一起，当然还有亚当斯的通信委员会，讨论他们的行动计划。一旦进入港口，达特茅斯号和它上面的货物就落入了海关官员的管辖，并渐渐逼近12月17日的最后期限。到那时，如果货船仍然没有支付进口关税，海关和皇家海军将不得不扣押货船，没收货物，并对茶叶进行拍卖。

接下来的一切中，我们看到了与引起“葛斯比事件”相同的、更大规模的矛盾的根源。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违法的，只有少数倾倒茶叶的突袭者透露了自己的名字。无论是塞缪尔·亚当斯还是约翰·汉考克都没有留下回忆录，而到1777年年底，托马斯·杨、威廉·莫利诺和约瑟夫·沃伦都相继离世，远远没到他们应该写回忆录的年龄。英国从每个能找到的目击者那里收集宣誓的证词，这些证词可能是可靠的，却遗漏了许多重要的细节。哈钦森关于倾茶事件做了长篇累牍的说明，但主要是为了表明塞缪尔·亚当斯在几周之前策划了这次事件。这很可能是真的——令人信服，伦敦的亚瑟·李很可能给亚当斯出了这个主意——但因缺乏证据，没有历史学家可以在陪审团面前把这项指控坐实，超越当时的英国或者州长的努力。

尽管乔治三世仍然保持着对加拿大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控制，他在美国的殖民体系已经开始瓦解了。就像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1776年指出的那样，英国在大陆上统治着一个历史悠久的帝国其实一直都是一种错觉，统治的费用太过昂贵了，而且这种统治还必须得到那些它声称自己统治着的人民的同意。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波士顿就要向帝国摊牌了。

自然状态

11月29日星期一，人们举行了另一次伟大的公共会议。起初，这次会议在法尼尔厅召开，但当数千人前来参加会议时——不仅从波士顿，还从附近的其他城镇——他们不得不转移到一个更大的场所。唯一足够大的场所是老南区礼拜堂。在那里，整整两天，他们产生了关于后来发生的反叛的初步公约。

这不是普通的镇民大会。事实上，它完全不是镇民大会，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而不只是那些具有选举权的成年男性。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次集会是非法的，因为它背离了殖民地的法律条文规定的程序。像“葛斯比事件”一样，它在帝国的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事件。11年前，在1762年，哲学家卢梭曾形容人民的共同意志是唯一合法的权力来源。当他写下《社会契约论》的时候，人们很难弄清楚卢梭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在当时的欧洲缺乏具体的例子。但在11月下旬的这两天里，波士顿人生动展现了卢梭的所思所想。他们在行动中显示出了公共意志，这意味着他们拒绝除他们自己之外的任何权威。

在所有的细节中，人们太容易忽视一个要点了。运茶船在波士顿湾落锚很久之前，马萨诸塞州的殖民体系就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为了打破这种僵局，英国必须任命一个新的、富有远见的州长，能够形成一套新的政治解决方案，但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随着会议的展开，我们发现，虽然运茶船的命运首先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讨论很快扩展到了其他方面，关于波士顿在帝国中的位置的更多的根本性问题。

会议迅速决定茶叶不能被运到岸上来。茶叶的主人可以把茶叶运回英国。但这件事做起来要比说起来难得多。这艘船属于一个叫作罗奇的捕鲸家族，他们是来自楠塔基特岛的贵格会教徒，和约翰·汉考克在鲸油贸易中是竞争对手，他们对政治没有兴趣。那天下午，他们在波士顿的代表，弗朗西斯·罗奇，带着达特茅斯号的船长詹姆斯·霍尔，参加了会议，并告诉与会的众人他们是在强人所难。

霍尔船长指出，未经哈钦森的许可，他不能离开港口，而州长不可能给出这样的许可。货船一旦被正式登记为到港——就像这艘船现在这样——就应当缴纳关税，必须有人支付关税，否则船舶就会被扣押。对于这一点，塞缪尔·亚当斯开始发言。他说，人民已经说了，“现在他们就是权力”，而罗奇只能实话实说：一群暴徒挟持了他，让他别无选择，只能让达特茅斯号回到大海上。

当亚当斯结束发言，大家进行了一轮投票，会议任命了一个25人组成的看守队，每晚登上达特茅斯号巡逻，防止茶叶在黑暗中被偷偷卸载。到此时，要不是约翰·汉考克的到来，会议本该结束了，他刚刚结束了一场和哈钦森的对峙。霍尔货物的命运是一回事，但还存在更多其他的危险：足以影响到殖民地的命运以及宝贵的自由。那天早上，汉考克坐在州长理事会成员中间，理事会又一次拒绝了帮助茶叶安全登陆。很快，他发现哈钦森打算召集地方法官，驱散所有暴徒，这也许就是让军队介入的前奏。

借用莎士比亚的词句——重复《科里奥兰纳斯》里的台词——汉考克谴责总督就是“权力的工具和国家的敌人”。他呼吁人们投票通过不信任案，人们也这样做了。达特茅斯号的问题还有待解决——收货人现在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艺术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充当了他们的中间人——但随着会议的展开，第一天，第二天，人们不再仅仅关心詹姆斯·霍尔和他的船。从汉考克的、亚当斯的，尤其是从托马斯·杨的语言里可以清晰看出这一点。甚至从1772年年中或者关于法官薪水的消息到达之后，波士顿就已经接近了无法回头的临界点，而无论关于茶叶到底会发生什么，跨越临界点的那一刻到来了。

在波士顿镇小册子里，小镇已经否认了议会宣称的主权，不仅得到了州议会参众两院的支持，而且波士顿人相信，也得到了多达50个的马萨诸塞州其他城镇的支持。 [18] 得到这么多激进势力的支持，波士顿人民是绝不会退缩的。相反，在11月30日，会议做出了进一步的反叛行为。后来，英国政府尤其密切关注这次会议的进展，王室的律师们把它看作叛变的明确证据。

周二上午的会议从阅读收货人的一封信开始。他们说，拒绝接收茶叶已经超出了他们能力的范围。但是因为他们已经逃到威廉城堡向莱斯利中校寻求保护，他们给出什么样的回答其实已经不重要了。只有州长可以决定茶叶的命运以及它的去留。虽然法律要求对茶叶征收关税，但哈钦森可以自己决定，在达特茅斯号尚未支付关税的情况下允许其离开，因为这是唯一可以避免流血冲突的方法。如果他这么做了，似乎不太可能面临任何官方的谴责——英国人会指责波士顿暴徒——但是无论如何，州长已经决定坚定立场不动摇。当人们研究收货人的来信时，一位治安官进入了老南区礼拜堂，由哈钦森派来驱散聚会，鉴于它的非法性。他发出嘘声并喝倒彩，大会一致投票决定把他扔出去。他的到来引起了塞缪尔·亚当斯发表了20分钟的演讲，他对这种情况应付自如，几乎没人敢向他那样做。

像汉考克一样，亚当斯也引起了无休止的关于他的动机和策略的争论。他是个有原则的人，代表公众意志，或者他只是个诡计多端的煽动家，狡猾的操纵者？后一种观点过于天真了。当然他的策略有时是阴险的：但他是位政治家，以18世纪公共生活的标准衡量，他不择手段的狡诈是很常见的。在11月30日，塞缪尔·亚当斯没有说出新的内容——只是重复了波士顿小册子的教义——但他充分展示了成功政治家必须具备的两种才能。首先，对时机的把握：亚当斯看到这是他必须把握的时刻，如果没有把握住，他将悔恨终生。其次，他知道如何解释抽象的民主观念，使其转换为每个人都能理解的采取行动的召唤。

一位目击者说亚当斯用“极具侮辱性、极其狠毒和轻蔑的方式”直接攻击了州长。根据那位治安官的说法，哈钦森自称国王陛下的代表，所以亚当斯以此作为嘲弄他的理由。州长又高又瘦——“影子人，”亚当斯说，“几乎无法支撑他干瘪的身体和头发灰白的脑袋！他能作为王权的代表吗？”然后他继续重申小册子的主张。人民是至高无上的，人民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无视法律。“一个自由而理智的民族，”他说，“当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侵害的情况下，永远都有权利集会并为自己的安全谋划对策。”

当亚当斯完成发言，在众人的热烈欢迎中，轮到托马斯·杨将会议推向高潮了。在这两天中的某一时刻——我们无法确切说出是哪一时刻，或者到底是他使用的哪个词语——杨呼吁摧毁茶叶。下一个1月，在伦敦，四个证人以及一位观众的笔记证实了这一点。但杨接着亚当斯继续进行发言，他说的不是茶叶而是原则，把最伟大的法律学者，英国法官威廉·布莱克斯通的话当作自己的论据。当政府不肯倾听时，人民就别无选择，杨说：他们处在“自然状态下”，在这种状态下，根据布莱克斯通所说，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唯有反抗。对托马斯·杨来说，老南区礼拜堂的会议类似于兰尼米德的贵族聚会，波士顿人民自行起草自己的宪章，就像他们的祖先反抗金雀花王朝的暴政一样。

在那之后，会议上还说了些什么？那天下午，一个叫约翰·罗的商人，做了一番似乎是笑话的发言，建议可以将茶叶销毁。作为另一艘即将到达的运茶船埃莉诺号的股东，罗显然是想用一些善意的玩笑缓解当前紧张的局面。有人回忆道，罗问“一点盐水是否会对茶叶有好处，或者能让茶更新鲜吗”，会场再次响起欢呼声和掌声。然后画家科普利从威廉城堡带来了收货人最后的回应。他们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是承诺将茶叶存储在岸上的仓库里。他们不能把它横跨大洋送回去。面对这种情况，会议最终通过的决议，被英国当局视为彻底的反叛。他们说，《茶税法》是“应当受到诅咒的和不公正的”，他们投票决定阻止货物上岸，“哪怕赌上身家性命”。

镇上最激进的人群已经占了上风。作为防止重新决议的方法，会议投票决定将这次决议送到所有其他殖民地。然后约翰·汉考克致了闭幕辞。这个男人注定要失去很多，他知道他们在这两天的时间里已经走了多远。“我的同胞们，现在我们已经要着手开辟新天地了，”这位波士顿最富有的公民说道，“谁要是畏缩或者后退的话，将会是可悲的。”

茶叶被毁

接下来的两周里，小镇安静了下来，但这种暂时的平静是脆弱而飘忽的。双方都紧张地等待来自纽约和费城的消息，那里更多的运茶船在任何时刻都可能到达缴税的最后期限。男性开始武装自己，买光了商店里的枪支和弹药。在塞勒姆，《埃塞克斯公报》刊登了一篇报道，认为波士顿准备战斗——作者说“冒着引起军事冲突的危险”——如果陆军或海军介入。与此同时，在哈钦森请求下，英国人封闭了港口，防止达特茅斯号在没有结清关税前离开。

除了他太大、太笨重无法靠近海岸的旗舰，海军上将蒙塔古还有一艘装配了28门火炮的护卫舰活跃号，以及装配了轻型武器的单桅帆船“翠鸟”号。他派出它们巡逻通向港口的海峡，而陆军拥有大炮和少量的火药，从威廉城堡持续监视着波士顿。但当哈钦森坚决要求在波士顿的街头不能出现带武器的红上衣英国兵时，莱斯利中校拒绝服从。想让他的士兵赤手空拳上岸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几乎每个早晨，莱斯利都会亲自来到镇上体味那里的气氛，并买一条用来招待客人的火腿。

莱斯利认为，塞缪尔·亚当斯只是在等待时机，直到其他殖民地给出明确的信号，表明他们也会阻止茶叶上岸。如果他们没有，他在之前寄给英国的信件的后记中写道，这项运动就会逐渐平息。在要塞里，即使他试图在用餐时保持高昂的情绪，莱斯利承认，目前的形势令人担忧。“他们从未如此毫无防备”，他补充说，甚至在《印花税法案》出台的时候也没有这样。

现在，霍尔船长已经把达特茅斯号行驶到海滨，停泊在了格里芬码头。格里芬码头在波士顿的最南端，位于低矮的福特山下。每天晚上，全副武装的巡逻队监视着这艘船，约翰·汉考克每天保证至少亲自检查一次。在12月2日，埃莉诺号进入了港口并停泊在了达特茅斯号旁边，与霍尔船长一样，带来了114箱茶叶。五天后，海狸号带来了另外112箱茶叶，但它也带来了天花，需要接受一个星期的检疫，才能在12月15日在格里芬码头加入它的姐妹船的行列。

与此同时，哈钦森仍然无法自控地写信，好像仅仅言辞就可以解决危机。在倾茶事件两周之前，他写了不少于17封长信，它们中的大多数写给身处英国的人，每一封信都充满借口、焦虑和轻率。“我不知道事情会如何结束”，他在12月9日的信里向威廉·帕尔默承认。在这封最坦诚的信里面——“我希望这封信不会被出版”，他告诉他的朋友——州长承认了自己的严重错误。多年来，波士顿人们购买了合法的、已纳税的茶叶以及各种各样的走私商品，正因为如此，他预期人们知道《茶税法》和它的含义时，只会进行象征性的抵抗。

即使此时，哈钦森也没能预测到将会发生什么事。“当然存在发生爆发性的暴力事件的危险”，他在12月14日写道，但他预计会发生野蛮事件，突发的暴徒纵火，而不是最终发生的和平行动。两天前，更多的谣言传到了州长的耳朵里，人们威胁要烧毁一条运茶船。但几乎直到最后一刻，他仍在计划另一个结果。他相信，船只的所有者会尝试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海，在这种情况下，皇家海军舰艇活跃号将扣留它们。对哈钦森来说，这将是最好的结果。没有人能指责他不忠，当英国听到这个消息时，内阁将会启用被推迟了太久的严厉手段，终结新英格兰的动荡局面。

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下一步必须等待弗朗西斯·罗奇采取行动，因为他的船达特茅斯号，最先适用于这个计划。在12月14日，人们在老南区礼拜堂举行了另一次集会，罗奇也被迫参加。无论货船停泊在码头或是被海军扣押，他都面临着船舶和货物的双重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他终于屈服了。罗奇不情愿地同意向海关寻求他需要的许可证。他花了两天时间找到所有相关的海关官员，但是他们受到相同的、要求支付关税的法律和法规约束。他们拒绝了他的请求：除非他们收到了关税，否则他们不会允许船只离开。只有哈钦森州长可以搁置这条规则，并给达特茅斯号颁发所需的通行证。

12月16日，周四上午。到现在为止，距离第一箱茶叶被扣押只剩不到24小时了。在波士顿外面的威廉城堡，通过信使与海岸保持着联系，英国士兵正在待命，准备好了在运茶船逃走时鸣枪示警。莱斯利私下里自信满满，相信塞缪尔·亚当斯不自量力。“他们自己搁浅了，并且发现目前的局面已经鞭长莫及了”，他在给纽约总部的信中写道。

那个星期的天气寒冷、潮湿而阴沉，厚厚的云层堆积在海岸上空。当10点钟人群开始最后一次聚集在老南区礼拜堂时，天空中下起了雨。约翰·罗说两千人出席了这次集会，而其他消息称五千人出席了会议，人们不仅来自波士顿，还来自25英里之外的内陆城镇。即便把其中的座椅和隔板全部移除，老南区礼拜堂也只能勉强容纳这些人，但确切的人数并不是重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亚当斯和北区干部会议需要更广泛的反英联盟，现在他们已经知道，它就在他们身后。

在这里，哈钦森又搞错了。他相信当亚当斯和他的同事们试图召唤这个省的其他地区行动起来时，他们的要求遭到了人们的忽略。事实上，在波士顿小册子发行以来的12个月里，通信委员会已经获得了埃塞克斯郡附近4/5的城镇的支持，包括马布尔黑德镇和塞勒姆。在西边，在米德尔塞克斯郡，支持的比例还要更高。到12月16日，波士顿也知道纽约和费城茶叶的收货人已经被迫辞职了。

这天上午举行的会议只有一个议题需要讨论。获知弗朗西斯·罗奇未能获得通行证，他们派给了他最后一个任务。他将要骑行十英里，赶到州长在弥尔顿的乡间别墅。如果哈钦森授予了许可证，茶叶就可以出海了。但如果他拒绝了呢？“让我们拿斧头和凿子劈开货箱，”有人在过道里大喊，“把箱子里的货物扔进海湾。”我们知道有人大声说出了这个主意，但是在所有相互矛盾的证词中，我们不可能知道究竟何时提出了这个主意，也不知道是由谁，更不知道他提出的是不是一个早有预谋的计划。

会议开始后不久，就进行了休会，并在那天下午3点钟重新召开。在此期间，弗朗西斯·罗奇出发去弥尔顿，一个来回接近六个小时。罗奇找到了托马斯·哈钦森，州长给了他最后一个建议。达特茅斯号可以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离开，然后把自己交给海军上将蒙塔古保护，直到骚动平息而茶叶可以安全地卸载。州长的建议使这位年轻人陷入了绝望。罗奇不仅会失去自己的船——被海军没收——他还将成为波士顿的公敌。他自己的生命会被置于危险之中，而霍尔船长和任何想要帮助他的鲁莽水手也会受到同样的威胁。罗奇对州长说不，州长在没有颁发通行证的情况下把他赶了出去。他骑马穿过湿地，在暮色将至的时候到达了老南区礼拜堂。

礼拜堂里的人群兴奋而焦躁。他们等待了将近三个小时，其间亚当斯和杨滔滔不绝地做着演说。在某一时刻，一个年轻的律师跳了起来，对即将发生的事情给出了激烈的警告。这是小约西亚·昆西，汉考克紧密的姻亲，聪明过人但有些古怪，时而稳健，时而鲁莽，但总是口若悬河。就像他的亲戚一样，他经常使用极端的语言。危机降落在他们头上，他喊道，他们不能仅仅用“呼喊和称颂”解决危机。他们应该停下来，在采取措施之前谨慎思考，他们的行动将会招致英格兰的暴怒并带来“这个国家有史以来最难熬、最可怕的斗争”。

他的意图仍不明朗。也许昆西希望人们冷静下来，或者他试图激起他们情绪的新高潮。真相仍然是难以捉摸的，甚至也许昆西也不知道自己试图实现什么目标。一时之间，集会似乎要解散了，如罗奇未能返回的话。人们是不是无聊而疲惫，渴望回家了呢？还是他们焦躁不安，因为茶叶和他们如此接近，诱惑他们进行破坏呢？

即便目击者也可能会发现很难评估人们的心境，但是突然没有疑惑的空间了。6点钟之前不久，门口附近开始出现了一阵骚动。大厅里的喧哗变得震耳欲聋。弗朗西斯·罗奇终于从街上向礼拜堂走来。当叫喊声逐渐平息下来，他对他们州长说了什么。没有通行证，所以茶叶只能继续待在格里芬码头。只有一个人在罗奇发言之后进行了讲话。塞缪尔·亚当斯站了出来。他说，他们为了拯救美国已经竭尽全力了，现在他们也无能为力了。罗奇应该回家休息，不用承担任何责任。在掌声中，会议投票表示同意，当他们这样做时，倾茶事件已经开始了。

罗奇演讲时，出口附近的部分人群已经开始溜了出去，消失在夜幕里。当亚当斯完成发言后，会议暂停了大约15分钟。然后，突然外面响起了叫喊声和口哨声，接着是印第安勇士作战时的呐喊，三个街区之外都能听到。礼拜堂内响起了同样的喊叫。在入口处出现了一群年轻人，大约20多人，他们的脸用焦炭和烟灰抹得乌黑，头上插着羽毛，肩上披着毯子。

一群人冲向出口。两三百人在汉考克、亚当斯和杨重整秩序之前离开了礼拜堂。托马斯·杨发表了一篇演讲，包含关于“茶叶对宪法产生的不良影响”的笑话和揶揄。他的演讲结束了，掌声也平息下来，老南区礼拜堂很快就空无一人。礼拜堂距离码头和运茶船不到半英里的路程。人群从牛奶街和哈钦森街向下走，在贝尔彻巷左转，到达了海滨。雨已经停了，夜空晴朗无云，可以听见远处有劈木柴的声音。

成千上万的观众盯着他们的行动，码头突袭者的人数显然在100到150人之间。至少需要这么多人才能移动这么大一批茶叶。他们中的一些人用棍棒和弯刀武装自己，而其他人拿着枪支站在岸边站岗，他们分成了三支队伍，每队人马处理一条船上的货物。他们一窝蜂地冲上夹板，有些人穿着印第安服饰，他们对海关官员毫不理会，警告他们如果不离开就要动武。只有一位船长还留在自己的船上，海狸号上的希西家·科芬，第二天，他做了宣誓的证词，描述了当时的场景。

40个人站到了他的甲板上，砸碎舱门并钻进入了货仓。他们架起了一部绞车，用滑轮组把装着茶叶的货箱拉上来。每一箱茶叶都是原封未动从中国运来的，这些武夷茶每箱的重量至少有335英镑。更好的茶叶装在小木箱里，但即便如此，那些小木箱每一箱也有70到80英镑。要把每条船上的茶叶都运出来，凿开货箱并把茶叶倾倒进波士顿湾，需要近三个小时的高强度劳动。时值退潮，海水很浅，但即便如此，倒入海湾的茶叶呈长长的羽毛状向外扩散，漂向南方。从岸边驶来了成行的小船，上面坐着一些人，他们似乎试图把海里的茶叶舀起来带回家。他们很快就被码头上的火枪队劝离了。

到9点钟全部的行动完成了。这是另一次“葛斯比事件”，没有枪声和暴力，但受到类似的动机和思想的启迪，并且直接面对相同的敌人。这绝不仅仅是对引起民愤的税收的抗议，倾茶事件意味着对英国统治的全面拒绝。这正是汉考克、昆西和杨说过的再清晰不过的含义。

倾茶事件在另一种意义上也类似于“葛斯比事件”。在18个月前的罗得岛，约翰·布朗领导的不是一群无法无天的暴徒，而是船东、船长、工匠和学生组成的联盟，得到了霍普金斯法官和州领导的支持。在格里芬码头，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广泛的联盟。同样，他们也不能被称为暴徒，就像我们不能用这个词来形容烧掉葛斯比号的人们一样。

关于倾茶事件突袭者的第一份名单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出现。即便到那时，名单仍旧是不完整的，只有不到60个人的名字。尽管如此，它包含的数据向我们展示了这项运动深刻而广泛的根源。

这项工作需要体力。所以在那些参与者中，我们看到了二十几岁的年轻工人，他们住在波士顿相对贫困的地区，但不是老北区最糟糕的贫民窟。他们之中至少五人是从事建筑工作的木匠或泥瓦匠，还有一位铁匠。七人来自造船厂或制绳工棚，他们作为造船工人从事船桨、炮管或索具的制作。在独立战争期间，至少五位突袭者担任技师，建造堡垒或修理大炮。

但在与工人并肩作战的人当中，我们发现了保罗·里维尔，从事奢侈品贸易，他代表了当时码头上波士顿的另一个阶层。里维尔从事银制品加工，而那天晚上，他的四个同志从事其他类型的娴熟的手工工作——建造并为马车车厢喷涂油漆、着革，或者做内部装潢。其他人通过商业谋生：例如威廉·莫利诺。在那里还有一名保险经纪人、一个柠檬进口商以及一个年轻的商人，托马斯·梅尔维尔，他的孙子创作了名著《白鲸》。名单上没有出现律师或牧师，虽然约翰·亚当斯和塞缪尔·库珀也对倾茶事件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显然，只有一个读过大学的人参与其中：梅尔维尔曾经就读于普林斯顿大学。即便如此，他们背景各不相同。

他们的领导也是如此。由于缺乏完整而确凿的证据，历史学家常常犹豫是否能把塞缪尔·亚当斯、汉考克和杨称作倾茶事件的组织者。但他们的行为以及每一句话语——尤其是杨的——都指向这一结论。然而，这三个人还组成了某种联盟。亚当斯是政治老手，来自波士顿的政治家王朝；汉考克富有却不如意，他的生意走上了下坡路，而他的野心却越变越大；最后是杨，反复无常的局外人，受到哲学驱使的异教徒，坚信不公深入帝国的骨髓。每个激进分子都具有不同的出身和背景，而每个人抵抗英国都出于各不相同的动机。

通过输送茶叶，诺斯给了他们一个联合起来的理由，而马萨诸塞州大部分地区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通过波士顿小册子的形式，这项运动已经有了一个可以转化为信仰的宣言。运动中联合起来的人民包括农民、工匠、律师、牧师和教授的妻子，这是一项诺斯勋爵无法理解的运动。

倾茶事件的根源

无论倾茶事件看起来多么具有戏剧性、意外性或者偶然性，它的发生绝非偶然，也不是走私者为了保护自身生意制造的阴谋。它的根源可能来自于英国建立的体制内的深层缺陷。从“葛斯比事件”发生以来，帝国已经开始分崩离析，诺斯和他的同事们只能隐约意识到其隐秘的轨迹。

英国对美洲的帝国没有规划，没有控制枢纽，没有指导性蓝图，也没有崇高的理想。从英国的角度来看，美国殖民地的存在只为一个目标服务，那就是赤裸裸的经济目标。而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旧体制是无法长久的。80多年前，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尔爵士提出了这个强有力的观点，他对美国独立战争起源的分析仍然是最有帮助的分析之一。 [19]

出生在拥有土地的波兰裔乡绅家庭，纳米尔属于中欧犹太人之中的辉煌的一代，他们在20世纪上半叶定居在英国，极大丰富了英国的文化生活。鉴于他的生活背景——在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度过了童年，在那里他对哈布斯堡皇室的君主政治产生了深深的厌恶——纳米尔对帝国的衰落有极为深刻的洞察。虽然他的观点在细节上微妙而复杂，但他明确指出了英国在北美建立的体制的缺陷，正是这个缺陷导致了其自身的崩溃。

到了18世纪70年代，英国早已把自己视为彻底的商业国家。即便是那些因为拥有土地而获得封爵的人，也认为商业是国家命脉。“每个国家和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题，它占据了人们的思想，”纳米尔写道，“18世纪英格兰的主题是财产、合同、贸易和利润。”事实上，这些正是英国骄傲的象征。在商业中取得的成就使他们自命成了自由而开明的种族，和法国人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法国人不过是凡尔赛的奴仆。

虽然纳米尔是个天才，但他从没把自己的思想发展成一套完整的关于美国的危机和战争的理论；但是他论证的逻辑如下。虽然英国关于商业的意识形态有其自身的优点——有助于产生一个相对开放、灵活的社会——但也有其严重的缺陷。英国人对贸易的专注经常会陷入一种狭隘的物质主义，而这种物质主义损害了国家领导人的眼界。结果，英国仅仅把海外领土看作一种为祖国盈利的手段。当议会少有地讨论殖民地事务时，发言者都口无遮拦，很少感觉到需要为了帝国，而使用任何形式的道德上的修辞美化他们的提案。

这一点对于对美国相对友好的像埃德蒙·伯克一样的人也是真实的。伯克在这一主题上最好的演讲主要阐述了在英国国旗下的和平商务带来的好处，他认为这就是帝国系统存在的理由。当然，伯克东对印度公司持有严重的怀疑，它是如此邪恶，残酷地剥削恒河两岸的人民，但是国王和他的部长们竟然和它站到了一起。其实国王和部长们对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同样怀有深深的忧虑。但即便如此，他们不能听任印度落入法国人手中。就像在西印度群岛和弗吉尼亚州，英国在孟加拉拥有的一切实在太有利可图了，让人无法放弃。这些殖民地一起组成了一个全球贸易系统，英国不允许任何一块领土脱离自己的控制。

如果认为英国“渴望赚钱”是错误的，这种观点就有些肤浅。有些利润比别的更好，更少的破坏性，更少的腐败并且更持久。这个问题很简单：虽然英国出于商业原因决定保持他们的帝国，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维持它运作的方式。在1770年早期，整个系统已经变得太大、太多样、太不稳定了，以至于英国人无从管理。这种情况显然对于印度是真实的，并且也同样适用于美国。讽刺的是，美国大多数地区的经济都在蓬勃发展，就像西印度群岛一样，砂糖、糖浆、烟草、大米、靛蓝、鱼和粮食的贸易不断扩大。但是绝大部分的贸易都是由信贷繁荣带来的，而这种繁荣已经无法持续了：同样的繁荣导致了东印度公司和灾难擦肩而过。

从银行业破产开始，危机一场接着一场爆发，诺斯和内阁无法辨别其中的逻辑。他们怎么才能终结在殖民地和不列颠群岛肆虐的走私贸易？事实上，走私的流行只是一个副作用，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投机的帝国和过于依赖日用商品税收的财政系统，而日用商品又依赖非法运输。但他们提供的唯一解决办法是皇家海军和像达丁斯顿中尉这样的军官。当茶叶贸易崩溃而东印度公司差一点就倒闭的时候，英国能做些什么呢？把茶叶运到美国，当然，旨在将其出售。财政部没有预料到茶叶到达后产生的影响。

这就是茶叶为何被输送到美国。这是一个短期权宜之计，为了支持公司，为了对走私贸易釜底抽薪以及重申英国在美国征税的权利。对诺斯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茶叶只是贸易的对象，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在殖民地它将获得新的意义。在波士顿，茶成了人们反对的符号，男性和女性在12月那个寒冷的夜晚为它行动了起来，这样的情况诺斯永远不可能理解。

事实上，英国仅仅把殖民地看作是一项经济资源，或者流放罪犯的目的地。在英国人眼里，美国人民本身常常遭到忽视，他们只是点缀风景的饰品，风景里的主角是成片的烟草、一袋袋大米和成桶的糖蜜。即使是像爱德华·吉本这样的天才作家也从未想过穿越大西洋，到美国去看一看。伯克或大卫·休谟、詹姆斯·鲍斯威尔以及亚当斯密也从未这样想过，尽管这样的旅程相对轻松——往返纽约的船票只要20英镑——更何况他们自己还具有广泛兴趣。

“在美国几乎没有什么值得观察的，除了自然奇观”，塞缪尔·约翰逊在1762年写道。在他看来，西方大陆没有值得交谈的人。也许本杰明·富兰克林是个例外，但没有拜访他的必要，因为他已经移居到了英格兰。殖民地看起来已经丧失了文明，他们的政治家给英国人留下了粗野、误入歧途和不诚实的印象。在诺斯和他的同事们看来，美国要求自由似乎不过是一场骗局、一种伪装，殖民地人民暗地里抱着逃税的打算。

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查尔斯顿、弗吉尼亚州，以及最重要的波士顿——英国遭遇了制定自己日程的新社会。一个建立在海上贸易上的帝国需要顾客和客户，而百年过去，扮演这些角色的美国人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野心，就像一定会发生的那样；他们也发展出了自己对政治原则以及英国思想的重新解释，然后修改它们以适应殖民地的环境。如果英国政治家访问过殖民地，他们可能会逐渐发现，这些美国人的愿望都是正当的。但他们也可能在离开时对自己的发现带着更多的惊慌：到18世纪70年代，那里的政治文化已经逐步形成，与英国人自己的截然不同。

除了痴迷贸易，英国精英还专注于另一种迷信。他们完全忠诚于建立在财产所有权上的政治系统。一位绅士的等级和地位取决于他的资产，而在英格兰最好的、最能给人带来声望的资产就是不动产。当商人为成功而努力时，他们希望获得土地，与那些已经拥有很多土地的人获得同等的地位。全国对商业和地产的痴迷不过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但它们在英国和美国之间建立起了一道藩篱。

诺斯勋爵极少陈述自己的政治哲学。他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当他偶然这样做时，在他坚决支持的政治系统中，英国地主凭借着议会霸权占据着权力的制高点，不仅在不列颠群岛，同样也在海外领土占据着权力的制高点。在1785年，当下议院探讨由小威廉·皮特提出的关于改革议会的一些温和的建议时，诺斯站出来捍卫旧的体制。根据他的说法，这个国家的绅士应该构成国家立法机关中的绝大多数。他认为，英国宪法是“无限智慧的杰作——最美丽的织物，也许，从时间开始时就已经存在了”。他宣称，宪法的根基在于拥有土地的绅士，他把他们称为“最好的，最受尊敬的，人民信赖的对象”。

抱持这样的观点，诺斯勋爵几乎必然招致美国人民的反抗，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想法已经过时而荒谬了。从诺斯的角度来看，来自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可能与英国的地主具有平等的地位。虽然他也具有一些疑惑，但他完全不把马萨诸塞州的工匠和工人看在眼里。在1773年11月和12月，波士顿人民对所有人敞开了会议的大门，包括无地和失业人员，他们不仅触犯了法律，还违反了诺斯和他的同事们坚持的政府的每一条原则。

当倾茶事件的消息到达白厅时，对掌权的精英们来说，这是一次可怕的意外。英国内阁无法看到新英格兰的真实情况，他们看见的全是自己的幻想，认为波士顿和罗得岛的暴徒代表的是罪恶而混乱的力量。他们不过是狂徒领导下的罪犯，他们似乎可能来自伦敦。内阁给出了两个同样错误的反应。首先，它选择了惩罚。接着，它试图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一种新政权，基于空洞而抽象的主权的思想以及议会的意志。英国政府对法律条款的痴迷将把自己引入一场它从没预料到的战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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