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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崩溃——无知与坏政策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7-21 10:44:15 0


近四五年来,不列颠之狮一直在沉睡。

——托马斯·哈钦森,马萨诸塞州州长,1772年9月

达特茅斯勋爵接管过来的是一个不堪重负、没有活力的小部门。他在白厅的办公室倒是令人愉快的,刚刚被希尔斯伯勒装修一新;按理来说,他手下有35名员工应该够用了,但其中10人只领薪水而从未来上过班,另外还有4人只“为国王服务”,这是写给新部长的名单上的原话。其余的人大多是在那里收发信件,迎接来客,扫地或者沏茶。实际上,美国事务的重担都压在了2位副部长和7名办事员的肩上。

达特茅斯接任后不久就从部门领导那里收到了一条哀伤的消息。“我认为我的职业生涯已经走完,”高级副部长约翰·伯纳尔写道,“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体力去承受工作的辛劳。”这位50岁就已把精力耗尽的全国首席美国专家渴望拿到他的退休金。他盼望着退休后能鼓捣自己的藏品——那些在他的家乡林肯郡出土的罗马钱币和器皿。

和殖民地事务打了一辈子的交道,伯纳尔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精疲力竭。他在最初还只是一名低级职员的时候,就展现出了“能力、注意力和正直”,他的讣告中是这样说的。他来自一个贫穷却有教养的家庭,虽然只读过文法学校,却凭借着自己的头脑和努力而不断上升。因为工作事务的束缚,他从未跨过大西洋,但他的弟弟托马斯却出任过马萨诸塞州的州长。伯纳尔试着以书面指令的形式来经营美国,他阅读和撰写了堆积如山的信件。

每年有数以百计的信件从殖民地发出,每一封都要求得到紧急回复。所有信件都被附上标签存档。今天这些档案仍在伦敦,它们庞大而又破烂,里面充满了剪报、冗长的数字和居心叵测的请愿。这足以耗尽任何官员的精力,而伯纳尔的职业生涯又格外地令人疲惫,因为他是如此地徒劳无功。

在过去的10年中,他为英国的每一项殖民政策都提出了建议。但几乎毫无例外,英国的每一项政策都遭到了腰斩。印花税法案来了又去,被美国人的阻力打败。汤森德关税也同样无法存续,只有每磅3便士的茶叶税被保留了下来。还有阻止英国移民西进的计划。10年前,伯纳尔起草了皇家宣言,试图将移民留在山脉的后面。而现在,这条宣言已然作废,还没有新的条款出现来取代它。

伯纳尔预料到了可怕的后果。很快边境上就传来了移民杀死印第安人的消息。“人心退化得如此野蛮,”他在9月份写道,“这将给我们带来一场印第安战争:一场最具毁灭性、也最昂贵的战争。”和盖奇将军一样,这正是他要努力避免出现的结果。当他调查了美国的其他地区后,伯纳尔看到的是整个殖民地正在跟随边境地区走向混乱。

在沿海地区,走私者们已经让税收变得无法实行。与此同时,从尚普兰湖到南卡罗来纳都传来了当局受到挑衅的消息。在佛蒙特谷,定居者们建起了一座城镇,名为伯纳尔,是以约翰的弟弟命名的。城镇位于康涅狄格河与哈得孙之间的一块处女地上,不同的开拓者团体在这里争斗。来自三个独立殖民地——新汉普郡、纽约和康涅狄格——的移民团体都声称该地区属于自己。到了1772年夏天,一场内战似乎一触即发。

殖民地办公室在报告中第一次听说了伊森·艾伦这个人,他组织的一支治安队与纽约的地方官发生了一场小规模的战斗。战斗在山上打响,暴力却是小范围的,是那种美国的后代会从容处理的、被视为边境生活一部分的打斗。那一年佛蒙特州的争端写满了几十页发给英国政府的信件。无论部长们关于法治都说过些什么,艾伦事件显示出他们在执法推进上是多么无力。

约翰·伯纳尔对伊森·艾伦是谁全无概念,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如此出名。艾伦参与领导格林山兄弟会发动新英格兰革命还是在三年后。但对英国人来说,眼前的事件已经令人深感担忧了。随着移民西进的加速,类似这样的事件必然会变得更为常见,但没人能想到阻止它们的办法。理论上,皇家官员在那里就是解决这种边界纠纷的。但要是没人听他们的,就像艾伦这样的人公开不服从当局的权威,那么殖民政府真的还有什么用处吗?而在南方,这块英属北美最富有的角落里,殖民系统似乎正在完全崩解。

查尔斯顿的种植园主们有自己的地方议会,想要自己掌管事务的庄园主们把约翰·威尔克斯视为盟友。1769年,因为相信威尔克斯对他们的事业是理解的,他们寄给威尔克斯一笔资助金来帮助他获取议会中的席位。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是非法的,于是希尔斯伯勒下达命令,禁止地方议会支付任何类似的款项。这位州长和地方议会之间的斗争由此开始,致使整个南卡罗来纳政府陷入了瘫痪。不再有税款征收,也不再有法令通过。要么是议会拒绝为之投票,要么是总督干脆禁止议员开会。无止境的信件在该殖民地和伦敦之间传递,但是争端却未能解决。只有战争最终结束了这场争吵。

这样的地方危机也在帝国的边缘发生着,正如英国国内也有着争端和混乱。站在白厅的角度来看,每个问题虽然都微不足道,但是加在一起,它们就构成了一幅混乱的画面。帝国在亚洲和美国都经历了迅速的扩张,部分是因为贪婪和投机,部分是对法战争胜利带来的副作用。没有人知道一个全球性大国意味着什么。没有人将这样一个巨大帝国所需的运行机制落实到位。约翰·伯纳尔的一位副手,威廉·诺克斯副部长一直在强调的正是这点。

诺克斯生于爱尔兰,来自一个信奉长老会的苏格兰家庭,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人。年轻时在格鲁吉亚种植水稻,他花钱请来传教士,叫他的奴隶们都改信了基督耶稣。回到家乡后,他娶了一位女继承人为妻,还针对政府关注的美国事务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他进入政府的殖民部,这里正需要一位雄辩的作家来为帝国辩护。在公开场合,他维护官方的英明决定,称殖民地只是卑微的卫星国,围绕着国王和议会转动。私下里,诺克斯敦促他的上级对帝国那看起来正在瓦解的体系进行改革。在格鲁吉亚,诺克斯已经见识过统治一片几千英里之外的大陆是多么困难。这成了他职业生涯中一个不变的主题,他认为,移民们是决意要独立的,而伦敦的部长们却不肯采取必要的措施来阻止他们。“这简直太让人惊讶,”他曾写道,“我感到英国政府完全缺少一个计划或是体系。”在英属北美的历史中,他什么也没看到,除了漫长而悲伤的编年史,上面记载着“忽视、无知、糟糕的法律和更糟糕的政策”。在约翰·伯纳尔沮丧失望的时候,威廉·诺克斯对内阁感到了忍无可忍,在他眼里,内阁胆小而又软弱。

他的上司们对他潜心写出的文章毫不在意。他和伯纳尔都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与旧殖民体系中的基本缺陷做斗争。整个北美属国远非统一,而是分裂的碎片——相互独立的30块殖民地分布在大陆或西印度群岛上,其中25个有自己的议会或立法机构。每一块殖民地都产生了自己的宪法,并决意坚持使用下去。而最极端的情况是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小共和国”,诺克斯这样称呼它们——除了名义上,它们在各方面已经独立了。而其他地方,他所见之处都是令人担忧的迹象,被他称为“显著的民主力量”。

这与维多利亚时代帝国的管理方式是全然不同的。要是英国人能像他们后来治理印度那样统治美国,他们就应该在纽约派驻一位总督来掌控全局,给他税收和预算的权利,借钱给他用于建造道路或排水灌溉。他可以制定准则,统一各州的法律标准。他有自己的军队,可以在当地征兵,并任用像乔治·华盛顿这样的人作为指挥官,这样就可以守卫西部边界。如果他诚实且有才华,并维护殖民地的利益,他还可能会赢得美国人的尊重。甚至他也许可以让美国人保持对国王的忠诚。

要是做不到那些,总督也可以收买养尊处优的社会名流,付给他们佣金、工资和补贴,正如英国在孟加拉所做的那样,让剩下的奴隶和农民去辛苦劳作。但对处在这一历史阶段的大英帝国来说,这样的总督是不可想象的。每一块殖民地都高度警惕,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法律和习俗。每一块殖民地都优先偿还自己的债务,并在必要时出动自己的民兵。此外,光是美国的总督这种提法就会在伦敦引起轩然大波。对诺斯勋爵和他的律师顾问们来说,权威必须始终属于议会和王室。但是正如这个名称所暗示的那样,总督差不多已经是一个小国王了,他将成为威斯敏斯特议会潜在的对手。早在1754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就曾建议为美国设立总督政府,这项流产的计划要将美国的各个殖民地联合起来,共同防御法国。我们不能把富兰克林的计划看作是一次错过了的机会,因为英国内阁从来就没有讨论过它,而就连富兰克林的美国同胞们也同样对他的这一计划无动于衷。由于缺少一个总督或某种体系来把美国作为一个整体来管理,英国人只剩下一个太过多样化,甚至于无法把握的属地。

伯纳尔和他的手下每天光是对美国大陆的事务都处理不完,却又不得不同时处理加勒比海地区的问题。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和战争期间,西印度群岛一次又一次致命地转移了政府的注意力。西印度群岛有着多达1800个奴隶种植园,年生产甘蔗价值300万英镑,在经济上,这些财富之岛是镶嵌在帝国皇冠上最耀眼的宝石。说到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和诺斯勋爵同父异母的牧师弟弟有关。作为一个年轻人,布朗洛·诺斯在圣公会教堂为获得晋升而奋斗,但他的家里却没有年俸提供给他。最后是国王救了他,让这个青年在30岁就做了主教。那是1771年,同年,新上任的布朗洛迎娶了一位安提瓜岛奴隶主的女继承人。主教的位置让他的未来有了保障,直到他的太太在赌桌上欠下了巨款。

正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这些甘蔗岛实在是太宝贵了,不能失去。但留住它们也非常昂贵。总是面临奴隶起义或是法国人的突袭,西印度群岛需要驻军和军舰时刻待命,但这耗尽了陆军和海军的力量,数以百计的年轻士兵在那里死于热病。每年都会出现一些紧急情况,1772年也不例外。在圣文森特,英国军队正准备和剩下的原住民——反抗的加勒比族——打一场小规模的战争,在格林纳达(约翰·威尔克斯的哥哥在那里种植甘蔗),英国的种植园主们已在筹划他们的和平起义。

就像密西西比河流域一样,向风群岛上也住着一群法国移民,他们全部是罗马天主教徒。习惯了与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共处——他发现和长老会教徒相处要困难得多——希尔斯伯勒希望在格林纳达议会上给这些法国移民席位,来保持他们的顺从。这样的想法让岛上的英国人惊骇不已,他们断然拒绝与伦敦配合,不允许罗马教皇的子民参与政府。更糟的是,那里的经济也同样摇摇欲坠。在格林纳达、多巴哥和多米尼加,那些买下原属法国不动产的投机商都进行了最大限额地抵押贷款。随着1772年金融危机对伦敦和阿姆斯特丹的侵袭,这些新的种植园主们拿不出钱来养活更多的奴隶或是从大陆购进所需的物资;还有一些园主拖欠着政府的钱。

面对西部领土的诸多麻烦,英国需要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来分出问题的轻重缓急,并给未来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达特茅斯勋爵纵有一身的优点也无法胜任这一特殊的挑战;即便对于一位天才政治家来说,这样的任务恐怕也是力所不及的。要挽救一个失败的组织,管理者首先需要的是可靠的信息,但在1772年,英国人没能获得这样的信息。约翰·伯纳尔和他的同事们收到的有关美国的消息几乎都是不可信的。的确,他们在那边有盖奇将军,他文字简洁优美的书信总是令人信服的。但如果是殖民地任何一位皇家州长发来的急件,那么这些信件有时不但没用,反而是有害的。

虽然信里包含各种细节,但州长们却从不说要点。事实上,有时他们的信件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因为写的人在里面夹杂了太多的私人利益和自私的考虑。“没有好的州长,就永远无法管理好美国”,一位达特茅斯的朋友明智地写道,警告他在工作中将面临的麻烦。这些人发出的消息就是英国得到的信息,而这些人是鱼龙混杂的。

虽然波士顿的哈钦森州长发出的信件总是充满了对突发逾矩行为的报告,却没有对海湾殖民地的公众舆论做出客观的评价。正如伯纳尔已经知道,并且达特茅斯也很快会了解到的那样,托马斯·哈钦森虽然非常聪明,却是个傲慢、轻率的人,很容易和别人发生冲突。他虽然一直心系马萨诸塞州和帝国的命运,但更关心的是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儿子,以及他儿子的未来。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他为了给子女追逐物质利益而给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尽管哈钦森格外地忠诚,英国却无法信任他:这是个致命的悖论。

与他相对应的纽约州州长威廉·泰伦的情况也是如此,他甚至还没有哈钦森那么无私。虽然他坚决高效地绞死了领导北卡罗来纳起义的农场主们,但他还是会被自己的虚荣心所蒙蔽。让国王震怒的是,泰伦把心思用在置地购房上,他在纽约将大片的公共土地分给了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在战略上,他的省是至关重要的——独立战争中,哈得孙河谷是北美的咽喉要地——但这个省也是政治分裂的,它的内务尤其复杂。而泰伦的急件通篇只有自我辩护的长篇大论,完全没有达特茅斯需要的客观分析。

至于其他的殖民地,有的几乎从未发送过信件:思想自由的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是自然包括其中的,但还有马里兰州,英国人并不知道,那里种植烟草的农民是第一批想到要拿起武器反抗他们的美国人。属于马里兰州的信息档案几乎是空的。但危害最大的是弗吉尼亚州的信息空白。英国让苏格兰贵族邓莫尔勋爵做弗吉尼亚的州长,就是选择了一位一心要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外扩张的州长。他的信件主要是处理印第安事务的。他没有觉察到这块最早的殖民地上的烟草种植者们,将来有一天,可能会成为最可怕的叛军。“在整个会议的进程中,不同的立法部门之间展现出了最大的和谐与最完美的心平气和”,就在“葛斯比事件”发生前,多莫尔总督谈到威廉斯堡的殖民地大会时这样写道。这位州长并未发现动乱已经在南方和新英格兰出现。几乎直到革命爆发前的最后一刻,他仍然相信无论弗吉尼亚州是如何地直抒己见,都绝对不会背叛国王。

公平地说,约翰·伯纳尔和他在殖民部的手下都意识到了他们信息的局限性。虽然收到了大量的信件,但他们对一些最基本的信息还是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住在美国,殖民地的发展有多快,也不知道每块殖民地拥有多大规模的民兵组织。缺少这样的数据就不可能判断出独立威胁的严重性。上任一年后,达特茅斯向每位美国州长发出了一份长长的问卷。问卷分为22组,询问人口、收入、政府制度和其他事宜。第一个问题旨在帮助解决边界争端,是这样的:你的殖民地在哪里?一些州长根本没有回复这个问卷。而当那些回答了问题的州长把答案寄回来的时候,革命已经开始了。

随着危机的临近,伦敦当局愈发地落后于形势。身在波士顿的托马斯·哈钦森可以看到这一点,他可以体会到折磨着威廉·诺克斯的那种挫折感。因此,对哈钦森来说,葛斯比号被毁的消息没什么不好的,或许英国终于可以清醒过来,果断在新英格兰采取行动了。在白厅也有人这么想,但是官方给出的回应却是欠考虑和不切实际的。

国王的坚定决心

8月15日,达特茅斯就职后的第二天,罗奇福德提出必须对罗得岛采取措施,带着他提到美国时就惯有的那种疲倦、暴躁的态度。但紧接着下一句话他就承认,他并没有具体方案可以提供。他觉得希尔斯伯勒主张的强硬路线是不现实的。诺克斯和伯纳尔也主张果断报复,但罗奇福德对他们两个的话将信将疑,因为他们在过去提出的建议一直都不怎么样。相反,他宁愿谨慎地对待偷袭葛斯比号的人,虽然律师们已经判定那些人犯有叛国罪。

在整个美国危机当中,英国内阁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咨询法律意见。当被问到他的意见时,总检察长爱德华·瑟罗很快确认此次烧毁一艘帆船是反对国王的战争行为。他说这是显而易见的叛国行为。他还私下里添加了一条附文:他说这些罪犯所犯下的重罪比印花税法案暴乱还要严重五倍。然而,法律是一回事,权利的现实却是另一回事。要是把摧毁葛斯比号的那些人公开地视为叛徒,英国就不得不把他们送去审判,然后再送上绞架,而这正是让罗奇福德勋爵感到不安的原因。在1772年的夏天,英国不敢挑起美国人的对抗,如果出现对抗,英国可能会成为输家。

不知是伺机而动还是巧合,约翰·布朗为反叛选择了一个最佳时间。当时的欧洲政治正处在多事之秋,英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在8月的第一周,俄罗斯及其柏林的盟友终于发兵波兰,和奥地利一起将那个悲惨的国家瓜分。法国被认为会向俄罗斯北部或地中海派遣海军,以驰援波兰;而凯瑟琳大帝则已经在这两处部署了舰队。不祥的谣言抵达伦敦,说法国正在武装舰船;几周后,又有了一条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瑞典发生了政变。据说,有法国作为后台,年轻的国王古斯塔夫废除斯德哥尔摩的议会,自己掌管了国家。这是俄罗斯所不能接受的,但如果俄国以牙还牙,对瑞典动武的话,英国就不能袖手旁观了。在实际操作中,为英国海军从美国进口大量的补给品,成本过于高昂,所以海军的桅杆、绳子和焦油都要依赖波罗的海的供应。作为一个依靠海上力量的国家,英国离不开这片区域,无论是法国还是圣彼得堡控制了该区域,英国都相当于被人扼住了咽喉。

因此,担心他们可能会卷入一场欧洲战争,内阁别无选择,只能听从罗奇福德,用克制的态度对待罗得岛。作为卸任前的最后一击,希尔斯伯勒要逼内阁就范,他直接写信给蒙塔古,告诉他逮捕任何涉嫌参与“葛斯比事件”的疑犯。但海军上将是不能这么做的:法律规定,未经法官允许,军方不能逮捕陆地上的平民。8月20日,诺斯勋爵召开内阁会议,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回希尔斯伯勒的那封信。之后他们开启了一长串迈向战争的决策;他们相信自己的做法是冷静而理性的。

瑟罗的法律意见不仅包括对事件的定性,还包括了对审判地点的建议。白厅里没人相信美国的陪审团会给他们触犯了国王法律的同胞们定罪。目击证人会说谎,如果真有人来做证的话,陪审员们会因为受到恐吓而将他们无罪释放。从那一年美国寄来的信件和报告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然而,幸运的是,总检察长批准英国法庭可以审判并绞死“葛斯比事件”中的袭击者,内阁喜出望外地采纳了这一看似最佳权威的建议。因为这是少见而又特殊的重罪,通常在英国的叛国罪都会送交威斯敏斯特宫,由王座法庭来审判。1745年的叛乱就是这样处理的,为什么葛斯比号的袭击者应该被区别对待呢?虽然王座法庭几乎没有审判过殖民地的被告,但它肯定有权利这样做,特别是在案发地找不出一个公正的陪审团的情况下。只要是正义与国王需要,威斯敏斯特的法官可以向帝国的任何地方发出令状。如若不然,国王和议会还怎么能算是最高统治者呢?要是皇家法官在国王的领土上无法执行法律,那么帝国就算不上是帝国了。

这些问题远远不只是法律上的微妙差别,而是直达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分歧的核心。这次事件之后,北美的政治辩论已经大大超出了税收这样狭窄的话题。殖民地一直看重公民自由,但是英国真的会保护殖民地的公民自由吗?还是想要把包括正当法律程序在内的权利全部废除?如果是这样,美国人就只有寻求独立了;而到了1772年年底,英国对“葛斯比事件”做出的回应更是让这一连串的推论变得非常令人信服。要把所有的袭击者带回英国审判——总是假设他们能被抓到——诺斯和他的同事们把这些问题带出了理论的范畴,使它们成了美国人迫切讨论的实际话题。

在殖民地,大家普遍认为公正的裁决离不开陪审团的审判,而陪审团应由与被告相当地位的人组成,这意味着只能是与被告来自同一个县市的人。将嫌犯引渡送到一个充满敌意的英国法庭,法庭里坐着的都是国王乔治忠实的支持者,这将是对公民自由权的公然违反。所以,当美国的报纸透露,英国恰恰是在做着这样打算的时候,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尤其是在弗吉尼亚,这条新闻结束了邓莫尔勋爵曾在信中扬扬自得地谈到的那种和平与安宁。两年后,当托马斯·杰斐逊首次发文攻击英国的时候,他将英国对“葛斯比事件”的这种处理意见列为帝国压迫最严重的例子之一。 [8]

内阁知道他们惹了多大的麻烦吗?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知道。在8月20日的会议上,有人只是顺便提到了使用武力,没有人提议撤销罗得岛的宪章。相反,他们还想让美国人负责追捕叛徒。为了谨慎行事(他们以为是这样的),内阁决定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由万顿州长牵头,带领马萨诸塞州、新泽西州和纽约的高级法官们。委员会将在纽波特听取海军搜集到的有关毁坏葛斯比号的全部证据,而在此之前,没有人会被逮捕。

约翰·伯纳尔起草了一份给罗得岛的急件,由达特茅斯署名,但这回英国再次判断失误。等到两周后,信已经准备好的时候,蒙塔古将军的另一份报告送到了,这份报告公开指责了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家族。因此,当殖民部的这封信在1772年9月从英国送出的时候,里面充满了强硬严厉的语气。给这些罪人最严厉的惩治,达特茅斯写道,是“国王陛下的坚定决心”。更糟的是,这封信还威胁在逮捕袭击者后,英国会派出军队到罗得岛去镇压任何可能出现的骚乱。

毫无经验的达特茅斯对罗得岛的内部情况知之甚少,他本想着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就好像约瑟夫·万顿是皇家任命的官员一样。又一次,无知的深壑将这两个国家分开。竞选上任的万顿是斯蒂芬·霍普金斯的密友,也是布朗家族的生意伙伴,他是不可能为这封信保密的。这封信被刊印了出来,每个美国人都可以读到,形势进一步恶化。等到了年底,英国对“葛斯比事件”笨拙的应对已经适得其反,在殖民地营造了一种对英国政府极度不信任的氛围,这就为波士顿倾茶事件埋下了伏笔。

这封信是个巨大的错误,并且只是达特茅斯犯下的众多错误中的一个。而包括本杰明·富兰克林在内的美国人也犯有错误,并且同样具有破坏性。他们首先误解了达特茅斯的性格。富兰克林曾称他为“一个真正的好人”,他的确如此。威廉·莱格确实有一些批评者,但他没有持久的敌人。当国王问到一位苏格兰的访问者时,他说达特茅斯勋爵是和蔼可亲、令人喜欢的,并且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在大西洋两岸,人们普遍预计,他将会采取与殖民地和解的策略。他的任命被认为有可能会改变政策路线,并最终永久地解决美国人的不满。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悲哀的幻觉。

达特茅斯勋爵的仁慈是毫无疑问的。他亲自将驴奶喂给一位重病垂危的牧师朋友,他对陷入困境的人总是慷慨解囊。战争的爆发让他心碎,当达特茅斯得知英国邦克山一役的获胜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时,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为那么多悲壮牺牲的军官和士兵哀悼。虽然他虔诚又善良,但他的内心同样充满着有害的保守主义思想。

要避免与美国最终的决裂,达特茅斯就必须摆脱他的同事、诺斯还有国王的影响,去另辟蹊径。但这是他永远都做不到的,就他的个性来说,达特茅斯仍身处体系当中,是这个体系塑造了他。不幸的是,这个憎恶战争、温和的基督徒成了这场战争最主要的责任者之一。1775年,达特茅斯在白厅下达了调度令,派遣英国军队前往列克星敦和康科德。

一个安静的男子

从庚斯博罗为他作的肖像画上来看,达特茅斯向前凝视的眼神温和而又平静。他身形苗条,甚至单薄,消瘦的脸颊,高高的额头,他昂首站立,穿着整洁,无可挑剔。双手交叠在他的手杖上,他看起来就像是一位刚刚从他的画廊或是植物园里走出来的鉴赏家。他的头微微侧向一边,避开别人的视线,这让他看起来同时还有些奇妙的害羞和冷淡:一个敏感的人,一个与肮脏的政治世界相脱离的人。

随着战争的迫近,殖民部长给他在牛津大学读本科的长子写了厚厚的一沓信。与信一起送出的还有成篮的食物和葡萄酒,每封信都包含着一位慈爱的父亲所给出的明智建议。这些信为我们提供了达特茅斯私下里的样貌。“我想要你具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基督徒所应具备的一切品质”,他告诉儿子,要依照先贤的格言,为自己的生活制定规则。祷告,读圣经。要有礼貌、有涵养、有条理,而且要严密。最重要的是,要相信上帝。饮酒只为交际,而不过量,并小心避免任何不当行为的暗示:这是他的建议。“要非常果断和坚定地表达出你对一切纵欲行为的厌恶”,达特茅斯在他儿子即将开始欧洲旅行的时候写道,“绝不要以为说出下流、渎神或讽刺的话能为你增添什么光彩”。

对一个即将踏上巴黎之旅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话未免显得有些奇怪。30年后,人们会认为一个可以成为上议院议员的贵族保持虔诚是应该的,因为有大批像达特茅斯这样虔诚的贵族站出来成了受人尊敬的禁欲主义和慈善的倡导者。在乔治三世统治的早期,达特茅斯还属于异类。当时福音派教会的信仰在英格兰仍是少数。虽然约翰·卫斯理尽了最大的努力布道,贵族阶层却几乎对此闻所未闻。达特茅斯的朋友,诗人威廉·考珀用诗歌赞颂他,称他为“头戴冠冕仍虔诚祈祷的人”,好像这很不寻常似的。确实如此,在一个赌博和私通极为普遍的年代,达特茅斯却两者都不沾染,人们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看懂他。谈论起他来,人们就会用些陈词滥调,就像我们评价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时会说出的那些话。

大英崩溃——无知与坏政策

威廉·莱格,第二位达特茅斯伯爵。由托马斯·庚斯博罗画于1769年。(来自达特茅斯传家宝托管会)

达特茅斯在1772年加入内阁时,有几个诺斯的政敌抱怨诺斯任用亲戚,但这个选择却受到了大多数观察家的欢迎。媒体喜欢这位新任的殖民大臣,但是他们对他的描述也都是缺少实际价值的泛泛而论。正如一位作家所写,达特茅斯是“公认有能力、正直廉洁的人”。这样宽泛的评价传到大洋彼岸,让人们对他产生了不切实的期望。

在美国,广为人知的是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资助下新建了一所教会学校,就是后来的达特茅斯大学。美国人还回想起他在罗金汉姆侯爵短暂执政期间曾出任过副部长,负责一些殖民地事务,而正是那一届政府废除了印花税法案。因为达特茅斯勋爵为废除该法案投下了赞成票,许多美国人把他视为意气相投的朋友。他们根本不了解这个人,因为很少有学者仔细地研究过他,因而同样的错误总是一再上演。达特茅斯的眼界是非常狭窄的,他既不能想出一条长远之计来保住美国,也不会放弃他所拥有的一切去当山洞里的隐士。和自古以来的许多英国政治家一样,达特茅斯将《圣经·新约》中的教诲与自己的社会阶层或党派的理念混淆在了一起。

他最显著的缺点就是不谙世故。由于父亲早亡,达特茅斯在十八九岁时就继承祖父那里传下的头衔,成了贵族。他从未经受过下议院政治混战的锤炼。1755年他结婚后,就与妻子开始了10年的隐居生活,直到短暂地出任罗金汉姆的部长,但这也只持续了13个月,之后他再次赋闲在家待了6年,直到诺斯邀请他加入内阁。达特茅斯并不情愿当政客,他很少在上议院发言,即便发言,也只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表达笨拙、拘谨”,这是一位听众给出的评价。当风暴在美国掀起时,即便他希望为和平辩护,他也绝不是桑威治勋爵那些鹰派人物的对手。

他的另一个弱点是:达特茅斯与他异姓兄弟之间牢固的感情纽带。威廉·莱格和弗雷德里克·诺斯年龄相差一岁,这对少年时代的朋友一直关系亲密。在牛津大学,他们师从同一位导师学习用拉丁语写六步格诗。他们一起到欧洲去游学,在那之后还经常碰面。 [9] 他们无所不谈,关于他们的孩子、妻子、牙痛、天花还有流产等问题交换了大量的意见。诺斯勋爵迎娶萨默塞特的女继承人为妻时,达特茅斯是他们婚姻财产契约的受托人,当布朗洛·诺斯迎娶加勒比海的夫人时,达特茅斯再次成为受托人。

无论诺斯勋爵还是达特茅斯勋爵都不是那种赤裸裸追逐利益的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理想,尤其是威廉·莱格。不过,友谊在他们这种级别的人之间就等同于一种寻求影响力和地位的军事同盟。无论是血统传承还是后天受封的贵族——贵族是一个男男女女都需要运作的职业——穷其一生的努力就是要确保他们的家族站在社会金字塔的顶端。诺斯勋爵和达特茅斯勋爵在这一点上做得要比他们同时代的大多数人更优雅,但即便如此,他们的主要目的仍是不变的。他们的联盟不容许出现任何的争执,因为在贵族的层级中他们只能排到第二或第三层级。莱格家族和诺斯家族远非古老的贵族世家,他们获得爵位还不到一个世纪。在17世纪80年代,诺斯的曾祖父是一个杰出的律师和法官,在查理二世时期创下基业,成为第一个吉尔福德勋爵。他的儿子因为入不敷出的生活方式加上海外投资的失败,很快就败光了家财。到他在1729年过世时,诺斯家族的所有庄园都陷入了困境,不仅是洛克斯顿的主要产业,还包括其他通过婚姻而获得的产业。又过了60年,家族的债务才得以偿清:这一直是诺斯勋爵和他父亲的心病。

至于莱格家族,他们成为贵族也是在同一时代。作为衷心效力斯图亚特王朝海军的封赏,詹姆士二世赐予海军上将莱格男爵的头衔,而这一头衔在国王流亡海外后反而给莱格带来了麻烦。第一位达特茅斯勋爵被新国王威廉三世关进了伦敦塔,他在那里死于中风。之后,莱格家族对政坛退避三舍,只尝试过一些短暂的、不触犯他人的政治进取。他们在斯塔福德郡以及接近伦敦的布莱克西斯和肯特镇拥有庄园,但还算不上是全国的大庄园主。

因此,当诺斯和莱格于1754年从欧洲游学回来后,这两个年轻贵族不得不认真地为未来做打算。要想在贵族中上升,他们首先必须找到政治同盟。虽然他们都娶得不错,但是还不足以使他们飞黄腾达。安妮·斯皮克,未来的诺斯夫人,带来了一份产业,但萨默塞特的租金收益很低,并且在婚礼之前,软耳根的诺斯同意了每年向父亲支付超过2000英镑的补贴,帮助偿还家族的债务。带着这样的一份负担,他常常因缺钱而窘迫,有时不得不跑遍伦敦的大街去找人借钱。而达特茅斯娶了弗朗西丝·冈特·尼科尔小姐,来自约克郡的女继承人,不过她的财富可没有看上去那么多。由于她的庄园地处偏远且需要整修,因此两人的庄园加在一起一年也只有4000英镑的收入:舒服过日子是够了,但就一个公爵的地租收入来说实在是寒酸。

读过简·奥斯汀作品的读者都知道,这类有关金钱的恼人问题正是乔治时代的男女们所关心的头等大事。贵族虽有头衔,但若没有获得可观的财富,就别指望着显要发达。诺斯和达特茅斯都必须最大化地利用手里的资源。诺斯走入公众的视野,为了成功而努力奋斗,不仅仅是为了工资——他迫切地需要钱——更是为了成功会带给他的声望。因为缺乏财力,诺斯家族只能收买牛津郡一个选区的议会席位——靠近洛克斯顿的班伯里。班伯里总是派诺斯到下议院去开会,而没有任何人敢于站出来反对;但是,一旦当选,他就不得不学习更深层次的政治艺术,以及如何在没有金钱的支持下继续向上爬。

而达特茅斯则退隐到庄园里,只管养生,此时的他是幸运的。他住在桑德维尔,离伯明翰很近,那座城市正在迅速变成一个工业中心。多年下来,达特茅斯结交了包括马修·博尔顿在内的许多制造商朋友,达特茅斯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来帮助他们为发明取得专利。虽然他自己不是企业家,但他却做得很好。随着伯明翰和伦敦城市的发展,周边的土地价格上升,这让像莱格这样在附近拥有庄园的家族富了起来。

但对这两个人来说,乔治三世在1760年登基即位才是他们更大的幸运。诺斯在孩提时代就曾和国王在一起玩,当时吉尔福德勋爵和弗雷德里克,即威尔士亲王,也就是乔治的父亲,关系很好。但这本身并不那么关键:遵循礼法的乔治三世并不会因为童年的感情就提拔某个人。而是出于一系列的原因,达特茅斯和诺斯逐渐成了国王身边的重要人物。年轻的国王和王后需要和他们一样聪明而明快的人来做朋友。他们喜欢受过良好教育的、某种特定类型的人来相伴——恭敬却不沉闷,有趣但又不失体面,聪明而又不高傲,并且和国王夫妇一样,对戏剧、音乐和视觉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

在国王的亲信中,侍长官詹姆斯·布鲁德内尔被国王认为完全具备这些特点。而此人是诺斯的好朋友兼邻居。布鲁德内尔是卡迪根伯爵的兄弟,来自英格兰最富有的家庭之一。1760年,他与达特茅斯的妹妹安妮·莱格结婚:这一完美的结合将达特茅斯和诺斯带入了国家的核心集团。而他们自身的社交能力加上幸福的婚姻,使得他们在一位将道德和品位都看得很重的君主那里得到了认可。

到了1772年,他们与皇室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加之诺斯的政治才能,更是让这层关系深化了。在乔治三世看来,诺斯和他的异姓兄弟还有着另一个重要的优点。他们是牛津大学出身的,这意味着他们会忠实于英国国教。国王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总是担心自由思想家、怀疑论者、一神论者和浸信会教徒给正统宗教带来威胁。达特茅斯和诺斯让他找到了两个支持国教事业的盟友。国王深感欣慰,尽一切可能地奖励他们。诺斯作为财政大臣和第一大臣,从国库领取的两份工资每年总计5600英镑,这改变了他的财务状况,也令他下定决心要留任。他的弟弟布朗洛成了主教中的贵族,由国王从一个教区提拔到另一个教区,而且去的都是肥缺。当达特茅斯的小妹嫁给基恩时,因为新郎缺钱,国王就让这对夫妇住进了温莎城堡。“葛斯比事件”后不久,这一家族获得了另一殊荣,牛津大学让诺斯勋爵出任校监。牛津大学清楚诺斯得到了国王乔治三世的全力支持。

在伦敦,基恩家族、莱格家族、布鲁德内尔家族和诺斯家族是密不可分的朋友关系。他们的社交圈子不大,由相互的尊重和对国王共同的忠诚维系着。国王有恩于他们每一个家族。在这样的环境下,很难有人会产生独创的想法,尤其是达特茅斯,因为他信守基督徒的忠实。它影响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他对美国所做的决定。他的宗教信仰是真诚的,甚至令人钦佩,但这样的信仰,让他看不到别人对自由的定义。

他相信什么?评论家经常称他是卫理公会派教徒。在他的青年时代,那确实是一个准确的描述。新婚的达特茅斯夫妇深受伟大的传教士乔治·怀特菲尔德(是约翰·卫斯理的朋友也是竞争对手)的影响。他们从怀特菲尔德那里得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情感上强烈而高度受控地相信耶稣基督,另一个是服从于掌权者的神学理论。

今天,如果还有人记得怀特菲尔德的话,那也是因为他在18世纪40年代到美国去布道。他年轻而又充满活力,走遍了东部的沿海地区,促成了福音教派的复兴,史称大觉醒运动。之后,怀特菲尔德回到英格兰,开始通过争取贵族的加入,从上层社会向整个国家传播福音教派。在卫斯理的陪伴下,他现身伦敦的各个沙龙,寻找热情的皈依者。他们发出的消息大多杳无回音,但在达特茅斯夫妇那里却不一样,他们属于怀特菲尔德最虔诚的信徒。1757年,达特茅斯夫妇无视惯例,把怀特菲尔德请到他们在切尔滕纳姆用来避暑的家中,在当地开展了他们自己的觉醒活动,这让当地的牧师大为恼火。来自乡下的人群蜂拥而至,他们在活动中哭泣、晕倒或情绪变得异常激动。当地的牧师把教区教堂的大门锁上,怀特菲尔德就跳到一块墓碑上,拿着以赛亚书布道。

严格地说,这样的事可能触犯了法律,所以尽管达特茅斯同情卫理公会,他还是逐渐回到了正规的宗教机构。到了1772年,由他赞助的一小群牧师已经在英格兰教会内部成了一个新福音派。通过主日学校,祈祷会,和面向士兵与穷人的布道,他们拥有了广泛的追随者。他们中的亨利·维恩、威廉·罗曼和马丁·马登,这些圣公会的教长被认为是当时最好的牧师。美国游客来到伦敦后,会立即赶到圣安黑修士桥去聆听罗曼先生宣讲的上帝之道。

对这些牧师宣讲的信条达特茅斯从未有过丝毫动摇。和他的导师怀特菲尔德一样,新福音派大多是加尔文主义者。在他们看来,人类是罪恶和堕落的,而英格兰是一个处于毁灭边缘的民族。“当心这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堕落”,一位年轻的牧师写道,他是马登的助理,也是达特茅斯的一个门客。被贪婪和无神论所包围,这个王国悲惨地倒在了撒旦的脚下。对达特茅斯来说,证据是显而易见的,伦敦街头站满了妓女。每周他都会到海德公园角附近一家治疗性病的机构(洛克医院)里去参加礼拜。这个机构照料染上了性病的妓女和儿童强奸的受害者。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慈善机构,但达特茅斯却是这家机构所设医院的赞助董事之一。由他挑选的牧师站在这个小礼拜堂的讲道台上宣讲需要圣灵重生的紧迫性。威廉·莱格在给他儿子的信中也表达了同样的信仰,“你对人的了解将会向你展示我们所堕入的邪恶”,他写道。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罪人:耶稣的救赎。

在这样的表达被人们使用之前,达特茅斯夫妇早就是重生的基督徒了。对他们来说,人生中决定性时刻的到来就像是一道霹雳,突然间他们就感受到了上帝的大爱,并且知道他们得救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英国上层人士开始接受这种形式的神学。等到了世纪之交,达特茅斯去世之时,福音派运动已经不再属于非主流。相反,它成了英国国教中一支强大的力量,而能有这样的变化,威廉·莱格功不可没。

这场运动最好的一面是产生了像威廉·威尔伯福斯那样反对奴隶制的英雄。他与达特茅斯是同路中人,也曾同样跪在洛克医院的教堂里祷告。而最糟糕的一面是,福音派复兴只是强化了建立在不平等和压迫基础之上的社会秩序。在新福音派的眼中,不服从上帝安排在他们头上的统治者是最严重的罪孽。正如达特茅斯相信人类是堕落的,他相信自己不仅担当着慈善事业,也担当着法律和秩序,以及对未获救的罪人最严厉的惩罚。他在宗教圈子之外最好的朋友除了诺斯,就是一位喜欢给出绞刑判决的法官,斯麦思男爵,他也是洛克医院的另一位赞助人。念悼词的牧师说,当斯麦思将一个小偷送上绞架时,他会在判决上附上“虔诚而悲悯的训词”。在法官席上,他会提醒重罪犯“一个罪人唯一的庇护和希望是:基督的鲜血”。

同样在威廉·莱格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基督徒,充满了基督教经常会牵涉到的矛盾。虽然达特茅斯奉行谦卑,并相应地将之付之于个人生活当中,但他也享受着特权和权力带来的好处。尽管他宣扬爱的福音,但他发布的指令却开启了一场战争。达特茅斯谈论上帝的威严,同时又享受着俗世中乔治国王的恩惠。与诺斯勋爵根深蒂固的结盟使得他不可能与诺斯或他的同事决裂。这是一位效忠于国王权威的伯爵,他怎么能理解一个殖民地的农民——一个拿着一杆步枪和一本自己的《圣经》的弗吉尼亚州农民?在达特茅斯看来,那些质疑英国统治的美国人的灵魂已被自负这宗罪所玷污。因此,威廉·莱格所有的善良和那些模糊不清的信念组成了他对殖民地的那些灾难性的政策。

终于,在1775年年初,本杰明·富兰克林意识到了达特茅斯根本不可能为美国做什么。富兰克林用了很久才认清了这位部长,但一旦他看到了事物的本质,这位科学家明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了。在那一刻,他动身去了费城。但在1772年秋天的伦敦,没有人预见到美国的危机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最终会以流血事件告终。报纸的页面和诺斯勋爵的议程上排满了其他事情。

11月,内阁的宿敌约翰·威尔克斯几乎赢得了市长人选的年度调查:这是民主政治发出的另一个危险的警告。与此同时,东印度公司的困境仍然阴云不散。随着公司滑向悬崖的边缘,政府被迫介入。而在当时,乔治三世认为诺斯勋爵将事情处理得相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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