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崩溃——“这黑色的丑闻”：葛斯比事件



H先生，罗得岛之政务有疏。

——国王乔治三世责备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托马斯·哈钦森（被国王简称为H先生）

这是个可怕的冬天：据说是两代人所经历过的最寒冷的冬天。新英格兰的气温降到了零下40多度，风暴在沿海地区制造了一系列的海难。在弗吉尼亚，暴风雪给乔治·华盛顿的后院留下了厚达三英尺的积雪，而在波士顿，圣诞节那天，市民们已经可以在冰面上横穿海港。而冰冻还未消退，开展走私买卖的季节就已经到来了。

根据英国在欧洲的间谍网组织发回国内的最新报告，丹麦和瑞典出现了茶叶巨量销售的异常记录。伦敦海军部将这份报告转给了英国驻波士顿的海军指挥官。在1月的第四周，这份报告被送到了，海军指挥官向他手下的巡逻士兵通报了这一情况。此后不久，也有证据证实了间谍报告的说法。2月中旬，舰队司令得知一艘停泊在缅因州的荷兰船只满载着茶叶要运往波士顿。十天后，他收到消息，有另一艘从南美开来的走私船，带着朗姆酒和砂糖。没过多久，线人通知他有另一艘荷兰船只带着更多的走私茶叶，预计几小时内就会在塞勒姆附近靠岸。

这是大规模的有组织犯罪，需要有海军的铁拳出击才行。海军少将约翰·蒙塔古欣然受命。许多波士顿人厌恶蒙塔古——约翰·亚当斯称他“野蛮、像猪一样”——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他是靠着裙带关系得到的这个职位；不过你尽可放心，那不过是美国佬邪恶的诽谤罢了。蒙塔古的职业生涯堪称典范，他是海员的楷模，虽然他满嘴脏话、常常赌咒发誓而且嗜好红酒。

出生在乡绅家庭的蒙塔古在众多的堂兄弟之中脱颖而出，成了第四代桑威奇伯爵，同时也是英国海军第一大臣。在他30多岁的时候，年轻的上校蒙塔古在议会里待过一段时间，沉默不语的他在议会中担任他亲戚控制的一个选区的代表。老桑威奇伯爵工作相当努力，他不喜欢傻瓜，是不会将如此高的职位交给一个傀儡的，即便是自己家族的人也不行。蒙塔古因为十几岁的时候就参了军，至今他已参加过两次对法国战争，指挥着八艘战列舰，还曾枪决了一位军官同僚。在海军上将蒙塔古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懂得责任担当的男人。他在离开英国之前，接到了严格命令：尽量让他的中队留在海上执法，保障贸易法的实施。这位海军上将每天都记航海日志，勤勉地履行着他的职责。

为了覆盖拉布拉多到佛罗里达的海岸，海军配给了他24艘船，其中大部分是用于在岸行驶的小船。在海浪的不断蹂躏下，这些船的外壳和索具需要频繁的维修，但他的预算只够建造一个船坞——位于北方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蒙塔古像是在下一盘巨大的国际象棋一样，来来回回地调遣他手下的船长们往返于巡逻水域和船坞之间，对船只进行整修，还要不断敦促船坞的工人们加快速度。

在这些船只当中，最经常被调回修整的是一艘叫作葛斯比的二桅纵帆船。葛斯比号的任务是在走私者可能隐藏的海湾来回巡逻。到了1771年的秋天，它因在特拉华州河口长期巡逻，船体已经出现了擦伤和磨损。因此葛斯比号回到哈利法克斯修整了一段时间，之后于11月去了美国的缅因州海湾。深冬时节，葛斯比号在科德角附近四处搜寻，等它回到波士顿时，刚好赶上了欧洲发来的那份茶叶走私数量急剧上升的报告。1772年1月25日，上将蒙塔古下令葛斯比号再次出海监视最可疑的海岸区域。在海军眼中，最猖獗的走私活动出现在玛撒葡萄园岛或罗得岛，那里海岸的角落和缝隙为走私者提供了绝佳的掩护。于是葛斯比号出发了，船上的指挥是威廉·达丁斯顿，一位机敏的苏格兰青年。

后来，在他短暂的出名之后，人们对达丁斯顿中尉的评价莫衷一是。有美国人称他是“非常肮脏、低劣的家伙”，而英国对美国独立战争最早的官方历史却有着不同的记载，称赞他是一位“警惕积极的、履行职责的”军官。从各方面看，这位苏格兰人有理由会严格执法。在和平时期，大部分海军军官都领着半薪无聊地赋闲在家，而他属于仍在服役的幸福的少数。时年31岁的他来自苏格兰的法夫海岸，是地主家的儿子。他家里已负债累累，而达丁斯顿本人也是债台高筑。他这一级别的军官每天只有4先令的收入，但如果在殖民地的水域上抓到走私船，他的薪水就可以提高两到三倍。

他有一大群可供选择的目标：沿着美国海岸，每年有几百艘船成千上万次地出行，无论故意与否，它们通常都会触犯法律，因为英国人出台了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关税条文，并且颁布了同样复杂的法规，来确保这些关税的征收。有些规则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就像《航海条例》，规定殖民地的贸易运输必须经过英国的港口。而其他的规则大多是新的，主要来自格伦维尔那些已经流产了的殖民地规范计划。在所有的新规则里，3便士的汤森德关税引起的民怨最大，不过许多其他的税种也一样令人愤恨。即便是最小的商船，也必须持有标明货物产地、目的地以及证明缴税的官方文件。繁复的规则条文总是导致摩擦的产生，甚至一些伦敦的官员也开始对这个系统感到绝望，指出这些税收政策没收到多少钱，却激怒了诚实的商人，他们要是起来反抗，就会损害到帝国的利益。

这些税收的收益少到什么程度呢？只有一项税收的数目还算大，那就是每加仑一分钱的糖浆税。即使在18世纪70年代最好的年份，来自美国的税收收入总共也只有4.7万英镑，只占到这个属国运行成本的一小部分。盖奇将军有账单需要支付，皇家海军和海关也要领薪水。还有州长们、法官和其余的官员也都需要支付薪水。所有都加起来，每年的支出大约在40万英镑。即便我们把英国政府从北美烟草贸易中获得的收入也算上，再加上英国烟草消费者缴纳的20万英镑关税，结果还是一样的：殖民地用于防御和管理的成本支出远远高于它的产出。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那么麻烦地去征税呢？为什么不取消所有的关税和所有烦琐的规定？那样沿海与内河沿岸的贸易就会兴盛起来。海军就可以从海岸巡逻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回到国内，或者去加勒比海巡航。而殖民地居民也会用他们口袋里多出来的钱购买英国的五金器具和毛织品。但是英国人还没有爱上自由贸易，这将不得不等到英国被美国战败之后，等到亚当·斯密在英国国家高层受到推崇的时候。此外，每位英国政治家都清楚英国迟早会与法国再次交锋。上一年的马岛危机就差点导致战争，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国国王早晚会试图再次征服他曾失去的领地。果真如此的话，英国就得攥紧每一分可以弄到手的钱。

所以殖民地的税收和法规都得继续存在，还有一整套恼人的官僚机构。这对于一个在法夫有债要还的年轻中尉来说，倒是件好事。如果威廉·达斯丁顿抓到一艘拿不出相关文书的美国船，这艘船和船上的货物就会被拍卖，而他不仅能分得一份收益，还为帝国效了力。在上一场与法国的战争期间，美国人公开与敌人做贸易，英国军队几乎已经把每一个当地商人看成了走私犯和骗子。

在英国，这已经成了国家领导们的一个信条：通常当他们自问美国为什么会造反的时候，就会把原因归结到走私上，再没其他原因了。1794年，英国出版了官方的《美国独立战争史》，由反对美国独立的查尔斯·斯特曼撰写。这本书着重强调了一点，指责新英格兰人民的群体“非法行为”，作者用了长达六页的篇幅来一一细数：为了获取硬通货来支付包括枪支弹药在内的一切所需物品，他们触犯法律，出船到加勒比海地区把他们的商品卖给荷兰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作为回报，他们带回了茶叶、糖浆、朗姆酒以及墨西哥的银币或欠条，并拿到里斯本换成现金。当英国试图根除走私贸易的时候，美国人就武装起义了，斯特曼先生说，这就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起因。

至少很多伦敦人相信了这样一个过于简单的分析，它虽包含了一点事实，但也仅此而已。没有人怀疑走私的盛行。在美国，也没人严正地否认过这一点。出于简单的经济原因，走私贸易已经融入了日常生活中，这和欧洲以及不列颠群岛的情况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在英吉利海峡，白兰地代替了朗姆酒。走私在这个革命故事中当然起到了作用，但英国人对走私的过于关注，使他们忽视了致使这场叛乱发生的其他原因。

若是一个贪婪的军官也对走私问题过于关注，就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破坏。到了1772年，达丁斯顿正是因为这样做而在殖民地闻名。从弗吉尼亚一直到北方的美国报纸都在讲他这个人是如何的满嘴脏话并且动不动就挥起拳头，而他在罗得岛引发的冲突最终将他的名字写进了历史。这场冲突被称为“葛斯比事件”，它折射出了致使大不列颠和殖民地最终分道扬镳的全部动因。这个事件往往被视为一群暴民制造的暴乱，但其实它应该被非常严肃地对待，因为在伦敦——特别是海军部——事件引起了强烈而持久的愤怒；而在美国，达丁斯顿中尉的行为留下了同样可怕的影响——不信任。事件发生在6月，在此之前，这位苏格兰人和沿海居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持续了四个多月。

争执开始于2月的第一个星期，天气终于放晴，葛斯比号和另一艘海军舰船肯考斯号，得以更加密切地监视巴泽兹湾的河口和水道。海上的浮冰使得巡逻船无法驶入海湾，他们派出一艘小船开进去，该船的指挥军官叫克里斯蒂。在离纽波特不远的地方，克里斯蒂发现了一艘单桅帆船，该船因满载货物而吃水很深：斯旺西号，据船主说是要开往波士顿。依据议会的法令和白厅枢密院的命令，海军有权力拦截明显可疑的船只。克里斯蒂登上斯旺西号检查，船上是来自荷属西印度群岛的朗姆酒和砂糖，但没有相关文书。他令武装警卫将这艘船押送回基地；但夜幕开始降临，克里斯蒂不敢在此时冒险穿过科德角的浅滩，便命船驶向玛撒葡萄园岛，找一个地方隐蔽起来。他在一个叫福尔摩斯洞的捕鲸村下方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夜里起了风，天上降起大雪。克里斯蒂待在他的战利品上等待天明。2月7日凌晨时分，四船全副武装的美国人出现了。新闻报道称，这群人装扮成印第安人，抓住船员，收缴了他们的武器，砍断斯旺西号的缆绳，驱船向大海驶去，并在中途停了一下，用救生筏把克里斯蒂和他的人放下，让他们在严寒中划回了岸边。

第二天早上，达丁斯顿的葛斯比号来到附近，接走了克里斯蒂。达斯丁顿集合起一队人马搜寻斯旺西号。他们出发前往斯旺西号最可能的藏身之处——通向内陆埃德加敦路的河道，却连个影子也没找到，他们划船返回，只听到村子里响起一连串的枪声。岸上聚集了三百来人，并且出动他们的渔船来拦截巡逻船。英国海军使用轻武器开火，那些捕鲸人撤退了，双方都撤出了这场谁也没有把握可以赢的战斗。虽然如此，这一事件却带来了持久的不良影响。事情传遍了沿海地区，接下来葛斯比号与美国船员之间又发生了更多的冲突，这样一来，达丁斯顿中尉就成了当地居民要人人得而诛之的目标。

对蒙塔古上将来说，这次事件是完全无法容忍的。如果说走私是重罪，那么这次事件简直就是叛国了：公然蔑视英国的权威，并且两次暴力袭击他的海员。虽然他刚来美国不久，但这位上将知道，这种事在以前也发生过。三年前，在纽波特，一群人放火烧毁了一艘海关的单桅帆船。海军军官们在强迫美国人为国王效力的时候，也会受到攻击。然而，早些时候发生的这些事件不过是些孤立、自发的个案，但是到了1772年，这样的暴力事件似乎变成了更为险恶的、有组织的阴谋。蒙塔古很快拿定主意，必须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才能将新英格兰重新拉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与此同时，葛斯比号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抓住了另一艘美国帆船，它从海地运来了一船的蔗糖。达丁斯顿将这艘船带到纽波特去提起走私起诉，并去会见了罗得岛的地方长官。这是一次简短而尴尬的会面，他们客套地寒暄了几句，但很快，这又引起一场不快，他们不欢而散。地方官问起了“斯旺西号事件”，而后这位苏格兰人就匆匆回到了他的船上。

2月中旬，当纳拉甘西特湾的最后一块浮冰也开始融化的时候，葛斯比号开始沿着普罗维登斯河的各条支流进入内陆探查。对接下来发生的事，英美双方有着相互矛盾的说法，在讲述独立战争的历史时，这是一个经常会遇到的问题。英美双方对这次事件发生的准确日期和地点，以及是非对错，各执一词。幸运的是，他们对事情的主要经过，以及达丁斯顿所冒犯的美国人的身份并无异议。

2月17日或19日，这取决于我们所看资料的来源——葛斯比号在近海发现了一艘单桅帆船财富号，它周围的滩涂上停泊着一些小船，还有一群人聚集在岸上。海军派出一队人前去扣下了那艘船，上面装的是朗姆酒和砂糖。后来美国人声称财富号仅仅是一艘常规行驶的沿岸贸易船，却被海军无故拦截。而根据中尉的说法，帆船向他的人开了枪，并且朗姆酒是从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走私来的。因为不信任当地法官，中尉将财富号送去了波士顿，这让事态进一步地恶化——人们质疑他这样做的合法性。不知不觉中，葛斯比号成了罗得岛居民的敌人，而这些罗得岛居民的观点代表的正是整个殖民地。

那些朗姆酒属于格林家族，他们是贵格会信徒，拥有一两个农场，一个锯木厂和一个打造船锚的锻铁厂。海军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也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得罪他们。那些货物的货主中有一个叫作纳桑尼尔·格林的，他很快就会抛弃他的贵格会信仰，成为乔治·华盛顿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并且从邦克山一路到约克城，他都是华盛顿最亲密的助手。正如格林在财富号被扣下后不久所写的那样，货物的损失令他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怨恨，我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怎样惩罚那个冒犯我的人”。格林说出了众人的心声，走私正是这个省里的人独特的谋生方式。

查封财富号，让葛斯比号不仅冒犯了格林家族，还有整个社会。而英国海军对这个社会的文化是不屑的。尽管文化因素是出了名的难以量化，但我们可以说，此时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价值观和态度已是大相径庭。虽然他们说着近乎相同的语言，但里面的词语——就像“上帝”“自由”“爱国主义”和“法律”——已经在大洋两岸产生了不同的含义。就这样，正在走向战争的两个国家，总是会相互误解对方所说的话。这也是他们之间的裂痕无法弥合的另一个原因。

和军中的其他同事一样，达丁斯顿与蒙塔古都来自英国的乡绅阶层，是基于顺从而构建的传统社会中的乡村地主。他们在罗得岛所面对的环境大不相同，无法感同身受。到了1772年，该省已经成为当时最先进的社会，而且是英国白厅几乎没有管制的区域。在这里的海边，在繁荣的普罗维登斯城里，来访者可以感受到美国最为前卫的潮流。

一个生动的试验

虽然罗得岛是个小地方，但空间的狭小却赋予了它优势。这里的居民人数只有六万，还不及马萨诸塞州人口的1/5，但他们都密集地分布在海湾边缘，而非分散在几百英里的农场或森林里。1/4的人口居住在有着相当规模的城镇中，使得这里成为美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份。两家报社和来自波士顿的每周剧场让信息得以迅速传播。在所有殖民地中，罗得岛居民的生活受海洋影响最深，也正是因为如此，这里比其他地方更加开放和外向。

努力加上一点运气，还有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罗得岛这个自由的共和国，虽然它还不甚完美：选举是被操纵的；法院是由党派控制的；还有巨大的贫富差距——2/3的社会总财富集中在最富有的10%的人手上。然而在纳拉甘西特湾的海岸，访客却总能找到民主，而且贯彻得非常成功。

罗得岛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取得了卓著的成就。今天的普罗维登斯仍保留着18世纪的建筑，向世人讲述着这里当年的进取和才干。有些人甚至会把这说成是自大。在独立战争前夕，这个城镇已对自身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造：新建了市政大厅、新的砖瓦校舍、带顶棚的市场，当然还建立了罗得岛学院，也就是后来的布朗大学。今天你依然可以看到它们矗立在街边，而这些交错分布的街道在“葛斯比事件”发生的那年就被规划出来了。

全城最宏大的建筑是“第一浸信会教堂”，这座教堂是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后开工起建的，完工于列克星敦的枪声响起后的几个星期。教堂傍着内港的山坡而建，外表漆成白色，气派非凡，木制的尖顶十分有名。教堂的设计大胆，表明了这个城镇的野心：巨大的内部可容纳几千人，第一次主日礼拜的时候，全部信众也只坐满了前五排的位置，可见他们对城市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在独立战争之前的几十年里，波士顿的城镇发展几乎一直是停滞不前的；但罗得岛的人口却增长了50%，其中又以普罗维登斯的发展最为迅速。

要追溯这里繁荣的起源，刚刚抵达普罗维登斯的人只需跟随他的鼻子，沿着海滨就能闻到各种货物散发出的香味——可可、糖浆、木炭、苹果和朗姆酒。在附近一处名为托克沃顿的地方，来访者会闻到最独特的味道——油腻并充满了大海的气息。一座占地11英亩的工厂在此用鲸鱼头部的油脂制作蜡烛。这里出产的是全美国最好的蜡烛，用蓝色的纸包装起来，通过船运到达其他港口，或离岸运送到英格兰。

普罗维登斯是一座由工匠和水手共同构成的工业城市，出产铁、苹果酒、巧克力、蜡烛和烈酒，这座城市与宗主国的海港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特别是伦敦东部的社区，如斯特普尼和沃平区。在那里，你会发现同样的船舶、码头与工厂的结合，以及同样的对信仰和政治问题的反对态度。在伦敦每个码头的后面，你会看到许多不同种类基督徒的小教堂，甚至能找到最不正统的。同样，在普罗维登斯和纽波特，人们对上帝的信仰也有许多变体。在罗得岛，至少有五个基督教教派在相互竞争，人数最多的教派是贵格会和浸信会，其次是密切公理会和圣公会。紧排其后的是长老会，更不用说在纽波特还有犹太人，以及自由思想者，例如纳桑尼尔·格林，他很快就抛弃了任何正式的信仰。

伦敦的某些部分虽与罗得岛有些模糊的相似，但是，英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却没有任何真正能与罗得岛相比的地方。乔治国王每当想到该殖民地选择领导人的方式便会皱起眉头。即使按照美国的标准，这也是个全民政府的极端例子；并且足够讽刺的是，这要部分归功于先前英国君主的遗赠。17世纪30年代，在罗杰·威廉姆斯的努力下，罗得岛渐渐形成了一个宗教自由的避难所。那时正值英国内战结束，清教徒失了势，国王查尔斯二世重新夺回了他的王位。在那时，我们本可以期待这位君主将殖民地牢牢地拉回到他的控制范围之内。但事实上，他做了相反的事。1663年，国王给罗得岛颁布了一部宪章，以保护威廉姆斯创建的系统：“一个生动的实验”，正如宪章所说，“宗教信仰完全自由”。同时，国王同样对罗得岛的其他自由给予了支持，宪章规定了包括州长在内的每个公职由选举产生。

只有拥有财产的成年男性才可以投票，但选民仍然占到了总人口的1/4左右。每年5月，他们会为来年的选举选出64名代表，组成议会。这个议会将选出州长和他的副手以及五个州法院各自的法官。之后他们再选出当地法官、治安官和民兵队长，全部都由选举产生。每个城镇都有自己的地方议会，委员们开会决定建造桥梁或校舍，用共同经营彩票的收益来支付这一切。相同的民主原则还延伸到信仰的选择上，但最激进的大概要数殖民地法院的运转模式了。

无论对当时还是现在的英国人来说，由选举产生法官的想法都是荒谬的，这将导致偏见和渎职行为。不过，尽管罗得岛的法官们通常都是业余人士，并且他们的决定有时是公然偏袒一方的，但这个系统自有其优点，不仅拥有英格兰法庭无法企及的透明性，还带着些许的创意。由民众推选出的法官坐在台上，可能会说出一些职业法官不敢表达的想法。

一个例子就是普罗维登斯的政治老大，时年65岁的斯蒂芬·霍普金斯。“葛斯比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正担任首席法官。他长久以来一直担任该职，对州长的任何决定都持有否决权。他是农场主，同时也是个实业家，拥有多艘船只，经营钢铁生意，他读亚历山大·蒲柏的诗歌，也大量饮酒：但正如我们所知，霍普金斯从未在课堂里学过一天的法律。他住在镇上新建的大学附近，在他的板房里暗中操纵着局势，他是年轻人的精神导师，与波士顿的爱国者保持密切的联系，并为《普罗维登斯公报》写稿。虽说并非是专业人士，霍普金斯却形成了一套强大的学说，为反对葛斯比号的运动推波助澜。早在1757年，他就对他的朋友们说“国王和议会跟莫霍克族人一样，没有权利为我们制定法律”。同样，这是那种在酒吧里就能听到的话，但在这里，这完全符合罗得岛的宪章。

为了维持对该殖民地的影响，国王在宪章中加入了这样一条——罗得岛不能通过任何与英格兰法律“相反或相矛盾的”法律。虽然这些话看似足够明确，但下一个条款却留下了余地，被一些激进分子解读为一份近似于独立宣言的文件。罗得岛的法令必须与英格兰的法律“相一致”，宪章中写道，但必须考虑到“该地及其人民的本性和构成”。从这样含义模糊的话语中，律师能够轻易解读出革命的教义。律师可以把它解读为只有罗得岛的人民，而不是任何其他人，才能决定他们自己的法律。

斯蒂芬·霍普金斯恰恰做出了这样的解读，在17世纪60年代，他更进一步，不单单为了他所在的殖民地，而是鼓动所有的殖民地获取自由。考虑到个人背景，他自然是从一开始就反对格伦维尔对砂糖和糖浆征收的新税。首先，霍普金斯的论点似乎也没有新颖或不寻常的地方：像许多美国人一样，他仅仅引用了一个古老的英国法律原则。这条法律可追溯到13世纪的爱德华一世，颁布于1297年：征收赋税需要获得交税人的同意；交税人的意愿由他们在议会的代表投票表明。乔治三世从来没想过，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神圣的传统会有任何的问题。但包括霍普金斯在内的美国人却明白地指出，因为他们没有派出过代表到威斯敏斯特去，他们就不可能同意格伦维尔的税收，还有那些印花税下的条目：因此他们拒绝缴纳这些税。

到目前为止，这一切并不陌生；但就其本身而言，殖民地对大英帝国税收的批判还不至于会导致彻底的叛乱。这是完全可行的——事实上，这是司空见惯的，殖民地居民反对英国征税，但在其他方面仍对英王继续效忠。要让一场革命合法化，美国人需要一种更为激进的思想意识。霍普金斯早在1764年就开始发展这种思想意识。在他看来，英国政府在美国采取的每一项行动，无论是否与财政有关，都需要获得美国人民的同意，无论是在罗得岛还是在其他的姐妹殖民地。如果你想知道某项特定的法律是否有效，你就不得不问一问当地的法官。如果他们的观点与国王或诺斯勋爵的相左，那么对英国人来说真是糟糕，因为在殖民地，地方法官说了算。

霍普金斯暂时并没有脱离大英帝国的打算。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样，他认为这和绅士俱乐部相类似。大英帝国老式守旧、自大浮夸，还有许多愚蠢的规则，但成为它的会员能给美国带来好处，这些好处是美国人不愿舍弃的。贸易法虽令人厌烦，但它至少能让殖民地的货物免费进入英国市场。加入这个俱乐部的另一个充分的理由就是英国皇家海军：只要他们不骚扰诚实的商人，并忠于职守地击沉法国船。

但这都不等于要对英国明白无误地效忠。如果斯蒂芬·霍普金斯认为英国政府在纽波特没有驳回地方法官意见的宪法权利，如果他只是因为受恩惠才对国王效忠，那么他已经走在通往独立的路上了。最迟在1769年，我们可以在霍普金斯的所到之处听到对“独立”的自由讨论。新建的普罗维登斯学院举行的第一次毕业典礼上，两个聪明的学生进行了一场辩论。他们辩论的题目是：“以目前的状况加上贯行一致的善政，英属北美是否可以假装自己是一个独立国家”。我们不知道辩论的哪一方占到了上风，重要的是他们进行了这样的辩论。在“葛斯比事件”发生的很久以前，霍普金斯和他的朋友们就已经开始用思想武装民众，这使得对英国海军最激烈的反抗在百姓眼中也成为合理。

到了18世纪70年代初，殖民地和英国王权之间相互的对抗已成为家常便饭。英国人抱怨霍普金斯无视伦敦方面的指令、拒绝补偿反印花税法案暴乱中的受害者。罗得岛的居民要求拿到他们十年前为抗击法国而出力的补偿。更糟的是，纽波特的一群码头黑帮差点将海关官员查尔斯·达德利活活打死。这引起了伦敦方面的震怒，英国政府立刻发出谴责，并警告如果再次发生类似的事件将采取报复行动。虽然没有指明报复的形式，但有一种措施是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英国议会迟早会认定殖民地17世纪的宪章是一种古怪的倒退，并会采取措施将其撤销。对马萨诸塞州也是同样。在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前，英国在这两个殖民地都没有撤销该宪章的坚决计划，但双方都把这看作是一种可能。这让伦敦和新英格兰的氛围都变得更加晦暗。

足够讽刺的是，导致罗得岛和英国最终决裂的危机不是当地经济的下滑而是经济的繁荣。1772上半年，罗得岛和其他殖民地的商业到达了周期峰值。发货量急剧上升到18世纪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经历了航海船运的空前繁荣，船运一直延伸到中国。航运的繁荣也解释了那一年走私贸易的上升。口袋里的钱多了起来，男男女女就会买更多的茶、白兰地和朗姆酒。在英格兰本土，英国财政部的文件显示各种非法贸易量，都有了突然的、惊人的增加，与此同时，跨洋海运的繁荣对普罗维登斯的小港口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它让这个港口最活跃的家族——叫作布朗的著名商业兄弟会——富足起来。作为霍普金斯的盟友，他们跟霍普金斯政见相同，并引领这个城镇的重建。约瑟夫·布朗设计了新的浸信会教堂；他的兄弟约翰担任施工监理；他们的亲戚尼古拉斯出资购置了教堂的钟。布朗家族原和罗得岛上许多家族一样，他们的财富主要来自加勒比地区的原始贸易，用肉类、鱼和烟草交换砂糖和糖浆。但是，自1763年对法战争结束后，布朗家族就振翅腾飞了，引领殖民地多样化的商业投资，包括钢铁厂和蜡烛厂。当“葛斯比”号首次进入人们视线的时候，布朗家族的生意正在再次扩张，通过伦敦和兰开夏郡的纺织厂与宗主国有了更多的联系。

在布朗家族的所有成员中，36岁的约翰·布朗最为鲁莽，他身材矮小，生性粗暴，从事黑奴贸易，是一个追求利润的冒险家。要是皇家海军威胁到了他那兴隆的生意，他就会出手制止，如有必要，不惜动用武力。随着海港的浮冰融化，财富号的事情传了开来，约翰·布朗决定亲自去会会那个苏格兰中尉。

剑与火

财富号被扣下后，葛斯比号继续在近海巡逻，寻找更多的猎物。2月20日，达丁斯顿抓到了另一个战利品——一条满载糖浆的货船。四天后，《纽波特信使报》发文警告道，有一艘全副武装的“海盗帆船”，四处攻击可怜但诚实的商人。该报大声疾呼“美国人，看好你们的财产！”有人说这艘船属于英国皇家，报纸带着辛辣的讽刺说他们怀疑的确如此。《纽波特信使报》说海军的存在是用来保卫帝国的，肯定不是用来打劫诚实的沿海船员的。

这是一条很好的新闻：直率、及时，甚至或多或少是准确的。随着革命战争的日益临近，媒体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记者不仅是报道者，也是催化剂，向前推动着殖民地不服从的进程。《信使报》上的这则消息立即在波士顿和费城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与任何好的新闻故事一样，它让掌权者感到了不安。海军上将蒙塔古将这篇文章发给伦敦，作为新英格兰无政府状态的又一证据。达丁斯顿完全没有理会这样的报道，出海拦截了另一艘从西印度群岛开来的船。随后，因为天气转冷，他再次回到了纳拉甘西特湾。经过了这样一个严寒的冬天后，所有的物品都供不应求。据报道，达丁斯顿的手下偷了当地农民的猪，搬走了岸边的柴火，还向路过的渔民开枪。这些事件大多发生在普鲁登斯岛附近，那里正是葛斯比号从纽波特抄近道去普罗维登斯的所经之处。等到3月中旬，眼看着还要下雪，达斯丁顿对海岸形成的封锁已足以削弱殖民地的经济。

如果，英国的法律允许葛斯比号搜查每艘它遇到的船只，葛斯比号就可能捣毁整条朗姆酒的交易链。虽然布朗家族努力让他们的生意多元化，但朗姆酒生意仍然是核心，是他们可靠的资金来源。早在波旁王朝之前，美国人就为了驱寒并获得能量而大量地喝朗姆酒。酿造朗姆酒要用到大量的糖浆，需要先将棕色黏稠的糖浆进行蒸馏。至少1/3的糖浆会经过走私者之手，这意味着如果达丁斯顿把海湾死死盯住，就能查获无穷无尽的非法货物。

当然，进口商只需支付关税就不会被抓。但是关税的总额对当地的贸易商来说是沉重的负担，虽然英国人认为这个关税的比例适中。如果每加仑糖浆都上税的话，单罗得岛一年要支付的税金就有1000英镑银币，殖民地居民是没有这些钱的。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就算是要攻击皇家海军，布朗家族也在所不惜。正如约翰·亚当斯所说，糖浆是“制造美国独立的一个重要成分”。

整个事件从一开始就笼罩在暴力威胁的阴影里，这和波士顿倾茶事件发生之前的情形一样。达丁斯顿刚到不久就听到谣言说，殖民地居民计划武装自己的船来对抗他；之后英国人又认为约翰·布朗一直想要动武。最初，他的战术完全是和平的。在3月中旬，九名普罗维登斯的商人签署了一份针对葛斯比号的请愿书，布朗的名字就签在第一个。他们将请愿书呈递给霍普金斯，让他在背面写上法律意见。根据霍普金斯的说法，英国军官进入殖民地水域之前，必须向州长出示国王的命令和委任状。葛斯比号未能这样做，就意味着，霍普金斯说，它没比海盗船好到哪里去。

有了霍普金斯的支持，请愿者们找到了州长约瑟夫·万顿，这是位富有但受人欢迎的绅士，极具个人魅力。虽然他当上州长离不开霍普金斯的支持，但他从未声称自己是激进派，后来还拒绝支持革命。他本是一个英国可以与之协商的重要人物。但相反，英国海军却把这个本可以阻止冲突发生的人变成了敌人。在罗得岛这么小的地方，万顿无法忽略约翰·布朗和他的盟友们的请愿书。万顿家族与加勒比海也有生意往来，与布朗家族既是朋友，也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万顿家族从布朗家族购买烟草用于他们的非洲贩奴之行。此外，州长也不会对他首席大法官的意见置之不理。收到请愿书后，万顿给中尉写了封措辞坚决的信，要求看看他的证件。

此时达丁斯顿应该大大方方地答应，因为他有相关证件。但他却提醒万顿，他们之前在2月份已经见过面，并质疑万顿是否有权做出更多的要求。对此，万顿给予了愤怒的回应，而达丁斯顿中尉则将万顿愤怒的回信直接送到了波士顿。此时海军上将刚刚接到报告，有更多非法的荷兰运茶船出现。他没工夫理会罗得岛的争吵，相反，蒙塔古已经派出了一艘更大的军舰海狸号，去封锁长岛海峡的入口。两周后，海军上将亲自给万顿写了一封粗鲁无礼的回信，抹杀了任何妥协的希望。上将称州长是张狂、荒谬的，并威胁要绞死任何试图与葛斯比号作对的人。

到了5月中旬，事情陷入了僵局，已远非外交手段可以挽回。海狸号和葛斯比号在纳拉甘西特湾来回巡逻，截停一艘又一艘的商船，与商船上的船员相互辱骂，扣下了咖啡、葡萄酒和朗姆酒这样的货物。与此同时，当地人开展了自己的阻挠行动，他们拒绝向英国人出售任何商品，并在当地法院起诉英国海军。这些行动由纳桑尼尔·格林和他的兄弟们领导。

地方议会在一片愤怒的情绪中召开，其中有五人来自格林家族。他们指示州长万顿给伦敦方面写信，投诉葛斯比号。万顿的信是写了，但海军上将却拒绝改变。一方面担心会出现最坏的情况，但同时也骑虎难下，蒙塔古让他的船留在原地，并警告他的将士防范攻击。最终，在6月10日，周三的凌晨时分，动乱还是发生了。这其中的一些细节仍有待商榷，但核心事实是不容置疑的——罗得岛的船员们拿起武器来造反了。

6月9日，星期二，天气阴沉寒冷。海狸号和葛斯比号在靠近纽波特的地方抛锚停泊。中午时分，达丁斯顿出发前往30英里外的普罗维登斯，去接新船员。虽然这本该是个常规差事，但他却很背运，中尉对此行线路的危险一无所知。为了省钱，海军没有花钱请海岸向导，因此葛斯比号必须独立摸索它的航道。最初横跨海湾的20英里都在深水里，很容易。但之后的航道变得狭窄，两边的陆地向中间靠拢。西面海岸延伸出长长的沙湾，标记出海湾的终点，那也是普罗维登斯河的河口：一条布满了沼泽、浅滩和小湾的水道，涌流会毫无预兆地被岬角分开。

那天下午大约3点左右，在海湾的某处，达丁斯顿发现了一艘船——汉娜号，并驱船对其进行追赶。后来，当他因为丢了自己的船而被送上军事法庭时，达丁斯顿不愿提及这个细节，但美国方面的资料却愉快地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河口向内1英里处，靠近一个叫作纳姆奎特角的岬角，汉娜号的船长突然变换方向，转向岸边。达丁斯顿也跟着转向，却撞上了沙洲，搁浅在了2英尺深的水中。汉娜号消失在了河道的转弯处，并赶在晚饭时间回到了普罗维登斯。葛斯比号现在无能为力，只有等着第二天早上涨潮，让潮水将它浮起。中尉命令他的船员下船掏挖船体四周和底部的泥沙，并派出一艘小船探测周围的水深。夜幕降临时，这些船员都回到大船上，只在甲板上留下一个水手放哨。

午夜过后不久，月亮落到了地平线下面，外面几乎是一片漆黑。大约在0点45分，哨兵注意到葛斯比号和海岸之间出现了一些岩石状的东西。随着岩石的靠近，船员意识到那是六七只长条船，每一只上面都坐满了人。他们没有理会哨兵的盘查口令，哨兵试图射击，但是他的火枪却没有响。哨兵匆匆跑下甲板，唤醒中尉。

达丁斯顿走上来之前，先命令他的候补军官打开船上装有枪支的保险箱。但保险箱是锁着的，他们既没找到钥匙，也没找到点灯用的火柴。中尉只拿上他的短剑就走上了甲板，跳上了右舷船头。那一排船还有50码远，直奔葛斯比号而来。中尉要求他们停下来。

一个美国人的声音在黑暗中大声咒骂。“上帝诅咒你，混蛋！我们抓到你了”，或者说了类似的话，而中尉也骂了回去。正当这两个男人互相对骂的时候，候补军官砸开了保险箱，从舱口甩出一大捆枪支。英国人的枪还没打上几轮，第一批突击者就翻过了他们的船舷。还只穿着衬衫的达丁斯顿举剑进攻，随着枪声一响，中尉倒了下去，他的手臂和大腿都中了弹。

当他踉跄地走向船尾时，第二波突击者出现在了左舷。船员们试着用拳头和绞盘棒把他们打回去，但是寡不敌众，突袭者和船员是三对一的比例。躺在血泊中的达丁斯顿命他的手下投降。美国人将达丁斯顿抬进船舱，用亚麻屑对他的伤口进行急救护理。他们把船员都绑了起来，拿走了葛斯比号的官方文书，而且据英国人说，袭击者们甚至偷走了船上的银勺子。

做完这些后，他们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他们把葛斯比号上的船员绑在小船上，扔到附近的一个沙滩上。中尉受伤太重，站不起来，美国人就放开了五名船员，让他们用一条毯子抬上中尉。在达丁斯顿向岸边摆渡时，他躺在摆渡船底听到了一连串的爆炸声。袭击者们已经点燃了葛斯比号。火焰在黑暗中腾起，并引爆了大炮中加载的火药。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葛斯比号已经不复存在。

候补军官在当天晚些时候陈述证词时，将袭击者们称为一群暴民。现代历史学家们有时也会用相同的字眼，但暴民一词无法解释他们行动的高效性和任务的大获全胜。在当时没有人站出来承认自己参与了袭击事件，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叛国罪，可能会被绞死；但是许多年后，当美国庆祝独立50周年的时候，至少有四个袭击者还活着。

1826年7月4日，他们作为荣誉嘉宾，坐在一架敞篷马车上，参加了罗得岛上的庆祝活动。报纸报道了其中一人的回忆。此人名叫以法莲·鲍文，参与袭击的时候是普罗维登斯学院的医学生，并为中尉处理了伤口。虽然他的陈述与英国的记载不同，与另一位突袭者的说法也不一样，但这并不重要。可以完全肯定的是，那些袭击者绝非一群暴民，而是由普罗维登斯的精英领导。与他们并肩作战的，至少在精神上，是首席大法官斯蒂芬·霍普金斯。他给了葛斯比突袭合法的认定。

那个在黑暗中与中尉对骂的人是谁呢？是一位船长，亚伯拉罕·惠普尔，他替布朗家族频繁出船到西印度群岛。他的同伙还包括至少另外三名船长和首席大法官的两个侄子，而惠普尔本身就是霍普金斯的侄女婿。两名袭击者是镇上新校舍的委托人，还有另外一位是镇上名医的儿子。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普通成员主要包括船长招来的水手，或受雇于布朗家族的工匠们。根据另一名目击者的说法，汉娜号将葛斯比号搁浅的消息告诉了约翰·布朗，他派了一个鼓手到海滨把突袭者集结到一个客栈里。我们没有理由怀疑这就是当时发生的事情。

突袭者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们也不能把“葛斯比事件”当成另一场暴乱，而不再考虑。这是提早了三年的一次军事行动，它不仅源于和一个苏格兰人的私人争吵，还源于在斯蒂芬·霍普金斯周围形成的思潮。从一开始，布朗写请愿书时，他就着重强调了这一点。他反对葛斯比号不是简单地因为它的指挥官是一个恶霸，当然恶霸指挥官也没起到好作用。他之所以攻击葛斯比号是因为那个指挥官的非法行动——未能向州长出示委任状，并且无视地方法官。布朗和霍普金斯唯一承认的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法律，是由他们的地方议会和法院制定的。在他们看来，赋予海军权威的英国法律在罗得岛是不好使的。

对英国方面来说，他们从未遇到过“葛斯比事件”这样的事。在英国国内，他们对暴乱习以为常，他们记得174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的叛乱，还有爱尔兰频繁的小暴动。但除了1745年的那次暴乱非常特殊，其余的事件都是绝望而混乱的，完全不像发生在纳姆奎特的这次事件。

这是一种全新的组合。布朗将全新且强有力的元素混合在了一起：简单明了的想法；经济方面的申述与不平；以及对海军所在殖民系统的巨大愤怒。再加上点别的：普罗维登斯彪悍的民风。七年前，在纽约爆发的反对印花税的暴乱中，一群人即将围攻军队总部之时，协议达成了，人群退去。约翰·布朗和突袭者们的行动方式没有为妥协留下任何余地。和波士顿倾茶事件一样，他们袭击船只，表明的是一种彻底背弃的姿态：完全拒绝大英帝国的统治。

离得最近的皇家官员对此是毫无疑问的。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州长托马斯·哈钦森，向他在伦敦的上级发出警告：起义的火焰将会不可避免地烧到波士顿。刚刚伤愈的海关官员查尔斯·达德利，给海军上将写了封长信，称袭击为“这黑色的丑闻”，是经过冷静策划的阴谋。蒙塔古完全同意这样的说法。6月10日傍晚，当葛斯比号的候补军官前来报告船只被毁的消息时，这位海军上将就迅速起草了一份急件发往英格兰。

要是英国政府还像个政府的样子，就该对如此极端的事件给出坚定的官方回应，甚至也许，该重新评价一下他们对北美殖民地的管理方式。这是最恶劣的叛国行径，犯下这等罪行的人拥有财富和地位，本应是社会的中流砥柱。从帝国的角度来看，新英格兰需要彻底的改革这一点应该是清楚的，但是时机不对。五周后，海军上将的急件漂洋过海来到伦敦 [4] ，但这里的政客们正在努力应对另一场危机。

7月份通常是政府“休眠”的时候，这时候的议会结束了年度会议，进入休会期。但在1772年，它的美梦却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坏消息给搅扰了。来自欧洲的信件带来了革命和动荡的消息，这可能导致另一场与法国的战争。在国内，玉米价格再次飞涨，造成了振荡和骚乱。用詹姆斯·博斯韦尔的话说，在苏格兰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这是“困惑、失望和痛苦的”一年。最糟糕的是，金融市场在那一年的夏天崩溃了，造成了自南海泡沫事件以来最大的恐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