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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崩溃——猛虎之口

历史大观园 列国史志 2020-07-21 10:44:02 0


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四周被海洋包围。

——一位乾隆皇帝统治时期的中国地理学家

他们在狂风暴雨中抵达了中国的海岸。时值8月,季风使天空变得湛蓝,虽然他们快速穿越了苏门答腊群岛,但一路上仍旧险象环生。雷暴的运动速度比他们更快,好像在追逐着加尔各答号,一路上对这艘船紧追不舍。大雨浸透了甲板,雷声犹如大炮轰鸣,震耳欲聋。

这是一艘新船,刚从泰晤士河畔的工厂里制造出来,船长是一位名叫威廉·汤姆森的年轻人,这是他第一次大权在握。通过折线形迂回前进,加尔各答号沿着越南的海岸线进入了中国南海的正中央。这是当时最安全的路线,即便这样,仍有许多潜在的危险:环状的珊瑚礁、浅滩和暗礁,尝到它们苦头的英国船只的残骸就躺在它们下方海底的泥沙中。每一个黄昏的日落时分,汤姆森都凝视着地平线,寻找古铜色的云朵,这是他唯一知道的台风将至的预兆。

终于,在1771年8月20日午后不久,汤姆森透过雨幕看到一列礁石,看起来就像一排参差不齐的牙齿。澎湃的海浪从船的东面涌来,使船体像只肥猪一样摇摆起来,波涛中出现了一座岛屿,接着又出现了另一座紧挨着中国大陆的岛屿。他找到了一个早年航海中在该地区见过的地标,并看向他的航海图:海岸以南六十英里就是澳门港了。距他们离开英格兰已经过去了七个月:这并不是这个季节最快的航行,因为中途发生了事故,甲板上的水手死了,他们不得不停在爪哇岛上进行休整。即便如此,汤姆森还是把他的船安全带到了广州,寻求茶叶、瓷器和利润。

这是令人疯狂的一年,东方贸易正处于繁荣的顶峰,而这样的繁荣已经持续了近十年,并将在一件近乎灾难性的事件中宣告结束。30艘商船从欧洲到中国进行长途运输,其中2/3来自英国,像汤姆森一样打着东印度公司的旗号。在交易旺季的所有船只中,汤姆森的船恐怕是最繁忙的。在第二年的春天,当加尔各答号返回伦敦时,在一队带回9000吨茶叶的欧洲舰队中,它装载了最多的货物。为什么他们要驾船远航,费尽周折地带回数量如此巨大的茶叶呢?因为对英国人来说,茶叶绝不仅仅是一种日常早餐桌上的普通饮料。

相反,茶叶已经获得了一种更为尊贵的地位,成了一种值得雄心勃勃的强者为之奋斗的奖励。茶叶是少数的大宗商品之一,像今天的原油和铜一样具有广泛的用途,远超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茶叶的贸易跨越半球,带动各种各样的齿轮转动起来。茶叶是投机买卖的对象,是国家就业和税收的源泉,而其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货币。正如把握现代世界经济的脉搏,我们只需密切注意基础金属和石油价格的起伏。

在18世纪70年代,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茶叶、烟草和糖。英国议会的埃德蒙·伯克强调了这一观点。他宣称,“在我们如此庞大的商业圈里,茶叶可能是最重要的货品”,而汤姆森船长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在他的职业生涯和航海的冒险经历中,我们能看到当时亚洲英国企业所有典型特征的缩影,不仅有其经历的艰辛和它带来的罪恶,同时也能看到它具有的优点——专业知识和勇气,以及最重要的,它的经济动机。

加尔各答号在1770年年底离开了泰晤士河畔的船坞,在朴次茅斯休整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英格兰还近在眼前,皇家海军征召了汤姆森的一部分船员。谣言盛传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迫在眉睫,这源于福克兰群岛 [1] 的争端。在朴次茅斯,一艘军舰放下一只小船靠近了加尔各答号,强征了11名水手为英王服务。几个月后,当加尔各答号航行到南大西洋上时,一些船员吵嚷起来,拒绝履行职责。虽然船上很快恢复了秩序,几名水手遭到了鞭打,其余闹事者被罚一次又一次地拆解旧麻绳和清洗甲板,但直到航行结束,加尔各答号一直笼罩在令人焦躁、一触即发的紧张气氛中。

当他们朝着好望角向南航行时,一路顺风,航行得飞快,直到气温逐渐下降,接近冰点,一场风暴开始逼近。主桅的顶部被折断并掉了下来,巨浪让他们失去了储备的猪肉和饼干。而起航四个月之后,坏血病也开始造成伤亡。最后,汤姆森把船行驶到雅加达,为进行修理而做了短暂的停留。在加尔各答号再次起航,向北开始此次旅途的最后一程之前,已有四名水手被赶下船或死于疾病。但在焦油密封的舱口之下,他的货物完好无损:英国的大理石、铅、呢绒,以及最重要的在广州经商所需的金银。这艘船装载着成箱的产自秘鲁的西班牙银币,价值3万英镑。

逆着水流,加尔各答号从初见陆地之处又航行了一个星期到达了珠江,在那里它调转船头,离开澳门港,靠岸停泊。经过一系列的中国炮台,它进入了被称为虎门或者虎口的海峡。从进入海峡的那一刻起,来自西方世界的海员们就进入了一片乌烟瘴气的欧洲据点,等在他们前面的是几个月的无聊时光和酒精。在沉闷的阴云笼罩下,汤姆森把船驶到了黄埔泊锚地的安全港。在那里一列用来拴挂渔网的木桩露出水面,标志着船只无法通行的禁区。

从加尔各答号抛锚停泊开始,就有两艘中国船只停靠在它附近,并保持左右夹持的状态,直到它离开。汤姆森和他的船员们能看到远处的赤岗塔,深红色的宝塔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愈发鲜明;在他们眼前,是平坦、宽阔的沙洲,这是他们在那里唯一可以散步或打板球的地方。在沙洲上,他们可以掩埋为返航准备却死掉的猪,并把他们的储备用品和帆布储存在用竹子制成的棚屋里。在加尔各答号周围还停泊着成排的欧洲船只,汤姆森仔细地辨识他们的颜色。这儿是荷兰船和瑞典船,那儿有一艘丹麦船,法国船还在赶来的途中,但绝大多数都是英国的姐妹船只。不时有坐满妓女的小船接近加尔各答号,伺机贿赂清朝官员,以寻求在甲板上售卖肉体的机会。

当船员们去珠江上游广州城里东印度公司营业的地界时,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监视。有时清朝官员和喝醉的水手之间还会发生冲突。在1769年,有个怒气冲冲的水手枪击了一名清朝官员,而中国政府采取了报复行动,把一群英国水手绑在太阳底下示众。既无聊又愤怒,甲板上的水手们讨论要发动一场暴动,策划像风暴一样占领广州城。为了将任何麻烦都扼杀在摇篮中,船长们不得不比以往更加严守铁律。所以当一个酒鬼试图向当地人出售炮弹时,汤姆森狠狠鞭打了他。舰队里的每一位船长的日记里都充斥着这样的事件。每一位得以完成航行,回到祖国的船长都会被载入史册。相关记录至今仍被保存在伦敦,但绝大多数自它们诞生的那天起就再也无人问津了。

这就是海岸边欧洲据点中的严酷现实。不知何故,一种欺骗性的魅力笼罩着东印度公司:它仍然偶尔被历史学家们带着过多的敬重提起,好像它服务于某种伟大的、了不起的目标。在18世纪,东印度公司拥有极具远见的人——航海家、几名科学家,还有他们之中最伟大的威廉·琼斯先生,他把印度教经文翻译成了英语,但这样的人在公司中只是凤毛麟角。国内的空想家、时事评论员和纸上谈兵的爱国者都因为帝国的盛名而扬扬自得。当陆军和海军打败了法国人,这个胜利导致整个王国的民族自豪感急剧膨胀,让国民们相信他们生来就是碧波的主人。但当我们遇到真正外出征战的不列颠人,他们在信函和日记中讲述的是简单得多,并且不那么盲目爱国的故事。

尽管他们极具胆识,但他们航行到亚洲只为一个目的:尽快盈利并在死于热病、不洁的水源或梅毒之前脱身。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用价值11便士的白银可以购买一磅茶叶,并在英国用超过三倍的价格将其出售。自私自利,像威廉·汤姆森这样的海员皆是如此。如此有利可图,茶叶贸易总量激增。在1763年法国战败后的和平年代里,大不列颠和广州之间茶叶贸易的规模在八年时间里翻了一番。

英国国内对茶叶的需求突飞猛进。但守旧的道德家认为没有人真正需要茶叶,他们通常会把饮茶看作是一种堕落的行为。法国人几乎不喝茶,除非为了治病。德国人或西班牙人也不喝茶。只有英国人和他们的美国表亲认为茶叶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各国国民的口味不同,都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但对于像汤姆森船长这样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无关紧要。从他的观点来看,唯一重要的是:茶叶已经嵌入了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尽管政府对茶叶课以重税,但由于茶叶的价格在不断下降,人们消费茶叶的数量在日益增加。

在17世纪50年代,当茶叶第一次被运到伦敦时,它是如此稀缺和珍贵,与英国人每餐都喝的、口味柔和的英国啤酒相比,它有着截然不同的味道。在接下来的近70年中,茶叶仍然是一种昂贵的、身份的象征,只有社会精英才能消费得起。英国人把市场上主流的茶叶品种叫作武夷茶——以中国茶叶产地的山名拼凑成的英文名。当时的茶是夹杂着尘土的黑色叶子,闻起来像烧焦的青草,是一种粗制的茶叶。在今天,就算是鉴赏家也不会去品尝那样的茶,但作为喝茶传统的启蒙物,它就是当时的英国人拥有的全部。直到1712年,武夷茶仍然稀少到足以作为诗人亚历山大·蒲柏讽刺的对象。但随着时间缓慢推移,茶叶不再那么稀有了。在18世纪20年代,转折点出现了,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全盛时期。中国似乎可以无限供应茶叶,抵达英格兰的茶叶数量让英国人做梦也想象不到。一旦普及,武夷茶就不再是优越性的象征,而成为商贩和他们家人的饮料。随着市场的发展,茶叶的贸易范围更广泛而且交易的品种也出现了分化,富人们喜爱绿色、芳香的品种,价格更高,口感也更美妙。

到了17世纪40年代,官方数据显示,英国人喝茶的数量4倍于20年前。如果我们把不断壮大的黑市交易也算上——黑市的茶叶都来自走私,茶叶的消费量恐怕还要更大。到英法七年战争开始的时候,茶叶的贸易量已如此巨大,以至于东印度公司每年要派出九艘商船去珠江交易。

在战争期间,茶叶贸易因为在海上遭遇法国军舰的风险而停滞了一段时间。当恢复和平时,交易的闸门再次敞开,又一次的繁荣开始了,正是这次繁荣把汤姆森带到了黄埔。拥有东印度公司股票的投资者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在1771年,英国最富有的贵族,贝德福德和德文郡公爵,每年享有租户支付的5万英镑租金。同一年,东印度公司仅在中国的茶叶贸易中赚的钱就六倍于公爵的年收入。东印度公司和中国的东道主之间建立了一种明显具有无限潜能的商业模式,这种模式简直好到令人难以置信。

在中国生长着茶叶的群山和西方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一长链的经销商和代理商,他们每个人都渴望在茶叶贸易中分得一杯羹。在贸易中的每一步,这个系统都鼓励参与者交易更大数量的茶叶并大举借贷,以期获得更多的利润。但在根本上,他们都依赖于消费者,主要是英国消费者。只要他们继续买光所有亚洲运回来的茶叶,中国贸易就会蓬勃发展,但假如他们对茶叶的需求不再那么急迫,后果将是可怕的。

政府的干预导致整个茶叶贸易系统愈加不稳定。从茶被引进到英国的那一刻起,政府就开始对茶叶贸易征税,起初只有适中的5%的税率。但每次英国和法国开战,酒精、茶和烟草的税率就会以同样的方式上涨,并在1765年达到了顶峰。到那时,在伦敦销售茶叶要缴纳七种不同的税,从海关关税到消费税,合并起来占到了零售价格的40%,这足以诱惑最诚实的家庭主妇尝试购买走私的茶叶。在公开市场上,一磅优质茶叶将花费她6个先令。但如果她认识伦敦或者沿海地区的走私者或其同伙,她购买同样的东西只需要不到4个先令。

在18世纪的欧洲,从康内马拉山脉到乌拉尔山脉之间一直存在着巨大的非法经济体,在税收造成的阴影下欣欣向荣。每一位君主都与走私者打了一场徒劳的败仗,他们走私盐、酒精或茶叶,茶叶是其中最易于携带和隐藏的商品之一。到18世纪60年代末,近1/3从中国运来的茶叶是走私者预定的,他们把茶叶从友好的欧洲港口运进来,再从那里穿过大洋把茶叶运到英国或美国。法国国王急于破坏乔治三世的税收,纵容非法茶叶贸易,而荷兰人的行为也大致相同。走私茶叶不再是一件小买卖、一种小团伙的活动,其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巨型的企业,由商业财团运营,由银行提供资金。这个企业如此庞大,它甚至可以彻底破坏合法贸易。

在1772年初,当汤姆森离开黄埔泊锚地返回英国的时候,因为走私茶叶引发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了。茶叶的价格濒于崩溃,它的供给量远远超过了欧洲的消费能力。之前不时有供过于求的情况发生,但没有哪次的规模能与出现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的这次相比。它的出现不仅仅是因为贪婪,还因为茶叶贸易已经变得像今天国际市场上的原油贸易一样复杂和动荡。它有自己的下游产业和上游产业,有自己的生产商、经纪人和加工工厂,有一大群饿着肚子的嘴巴需要供养。这条复杂的产业链和投机买卖始于与中国乾隆皇帝的交易。

皇帝与洋行

在历史上,此刻的中华帝国,而不是英国,可以当之无愧地声称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乾隆独占皇位近40年,收获了社会的繁荣和战争的胜利。为平定领土,他曾组织六次大型战役。在西藏和中亚地区,他的军队粉碎了最后的抵抗势力。尽管缅甸和越南仍然保持自由和独立,但他的疆土已经得到了安全的保障。

中华帝国的领土安全无忧,又几乎完全自给自足,皇帝对希望登上中国海岸的外国人实施了最严格的限制措施。除了广州,所有的港口都不对外国人开放。而内陆则完全禁止外国人踏足。如果所有的西方人都不可信任并且低劣,那么英国人无疑被视为他们之中最糟糕的,因为在印度北部和尼泊尔,他们威胁着中华帝国的边境。在18世纪50年代末,几艘英国船只冒险靠近了浙江的中国海岸。浙江是帝国的商业中心,位于澳门以北一千英里。这次试验以失败收场。当名叫詹姆斯·弗林特的商人试图向皇帝上书,控诉当地官员索取过高的贿赂时,弗林特被驱逐出境,他的中国联系人遭到监禁、拷打或斩首。

在此之后,欧洲人发现自己被更加严格地限制在黄埔泊锚地或他们在广州城据点。在两广地区,有一位叫李侍尧的总督,他针对西方人起草了一系列规定,被称为“对蛮夷商人的五大禁令”。对其中一些规定可以通过行贿得到通融,但在基本的原则上从来没有过丝毫妥协。规定允许外国商人购买茶叶、瓷器、丝绸和部分其他纺织品,此外不得购买任何东西。禁止向中国出售武器和鸦片。为了防止外国人收集帝国的情报,总督的法令使他们对中国人的接触降到了最低,甚至禁止欧洲人雇佣广东人作为仆役。

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能对欧洲人暂时以礼相待,只是为了他们的钱。外国船只一旦到达到虎门,需要支付的不仅仅是过路费——过路费只是众多收费项目中的第一笔。他们还要为停泊、装货、卸货以及向导和翻译付费,还必须向清朝官员赠送“礼物”。最大的一笔收费是出口茶叶的关税。为保证他们无法逃税,李侍尧规定,欧洲商人只能与固定的九名商人——也就是洋行交易,洋行为皇帝征税。洋行中最富有、最具冒险精神的是一个被英国人叫作潘启官的人。

因为贪腐盛行,并不是所有茶叶贸易产生的税款都能送到京城。即便如此,每年仍有100万盎司的白银被挑夫和驼畜运到紫禁城。这只是皇帝收入中的一小部分,皇帝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农民缴纳的地租,但额外得到的这笔银子也总有其用途。茶叶出口贸易为中国军队提供了经费;它提供的硬通货使中国的商业欣欣向荣,也为农村带来了新的繁荣的源泉。乾隆完全明白,他的帝国依赖着中国的农民和他们播种的庄稼。在水稻和谷物无法丰收的地方,他们需要一种替代品,而茶叶正是完美选择。

在中华帝国的东南角,正对着台湾岛,皇帝有一个遥远、偏僻的省叫作福建,以中国的标准衡量它是一个小省,但以欧洲的标准来衡量就不是了。尽管它崎岖的海岸经常遭到台风的侵袭,尽管山地和森林占据了陆地,并且那里的土地又稀薄又贫瘠,仍有约1200万人居住在那里,要比不列颠群岛上的居民还多100万人。 [2] 福建从不富裕,但在其北部内陆深处,群山海拔高达7000英尺,气候温暖、潮湿,非常适合种植茶叶。那片区域被称作武夷山,生产的树叶被英国人叫作武夷茶。在16世纪,农民采用一种被称为“盘山”的策略——“挑战顶峰”——在雾气弥漫的山坡上开辟出梯田,种植茶和能产生靛蓝的植物。大部分的土地归寺院所有,道士和僧人都为这一创举感到欣喜,他们的权利也得到了历代帝王的保障。

大英崩溃——猛虎之口

广州城的工厂被外国商人占据,英国船和荷兰船位于右侧,威廉·丹尼尔作于1806年,但在此三十年前的商船就已经这么多了。(来自耶鲁大学英国艺术中心)

尽管拥有理想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武夷山要用上几十年的时间才开始发挥出它的潜力。新的茶树种植四年之后才能采摘,种植茶树的同时还要修建堤坝和排水沟,保护土壤免受夏季降雨的侵蚀,而在收获的时节,农民还需要大量帮手。一旦原叶被采摘下来,必须马上进行加工,首先要放在阳光下使其枯萎,接着用大火翻炒并小心烘干,然后才适于饮用。接下来,要把茶叶通过挑夫和河道驳船运到广州,这段旅程要耗费七个星期。要为这一切提供经费,种植者需要资金和贷款,但直到18世纪30年代,满足需求的资金才开始从西方流入。这笔资金主要来自英国,英国与印度繁荣的纺织品贸易给了他们在中国投资的资本。这些年来茶叶在英国的大众市场逐渐发展起来了,而东印度公司时刻准备着抓住福建创造的致富机会。

东印度公司逐渐建立起了一种新的交易系统,使他们的业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其位于广州的工厂,公司雇用了12个代理人,也就是货物管理员,他们的工作是与洋行讨价还价。每年2月,货物管理员会竞购下一季的茶叶并用白银预付现金,支付他们成交价格的2/3。余款在秋季支付,到那时正是像加尔各答号这样的商船从西方赶到广州的时间。在此期间,洋行收取的预付现金通过一长链的中间商和运货商流入中国腹地,直到最终到达山里的茶农手中。

手头有这么多资金,茶农可以建造更多的梯田,种植更多的茶树,招募所需的季节性劳动力。到1771年,绝大多数的英国人饮用的茶叶来自武夷山地区,而每过一年,他们在中国购买茶的价格都随着该地区茶叶产量的飙升而下降。虽然表面上看来这个系统一直可靠而成功,不过它却包含着一个致命的弱点。茶叶产量如此巨大,价格又如此低廉,英国的货物管理员总是试图买下他们能负担得起的每一盎司茶叶。到了某个阶段,英国迟早会做得太过头,把这门生意抬高到难以为继的境地。但因为东印度公司用来奖励员工的方式,没人愿意对如此有利可图的生意叫停。

在广州的英国货物管理员领取的报酬不是薪水而是佣金,平均为买卖货物价值的4%。享有如此之高的提成,他可以从工厂一个季度的交易中赚到4000英镑,几乎足以在英国的中心买一座气派的庄园。如果他勇敢而健康,能胜任十年以上,他回国时就真的非常富有了,有望进入公司的董事会或国家的议会。因为诸如此类的原因,货物管理员的职位受到热烈的追捧。只有伦敦知名商贾家族的成员才有可能得到如此前途无量的职位。在挑选候选人时,董事首先考虑的人选就是自己的亲戚。在广州最好的工作是首席货物管理员,因为他能享有10%的提成。在1771年,被考虑任命这一职位的人,正是一名董事会资深成员的儿子。

为赚取佣金,东印度公司的货物管理员总是怂恿伦敦尽其所能派出更多的商船来中国,而这又使得整个系统包含了另一个缺陷。东印度公司没有自己的舰船,需要向承包商雇佣船只,按吨付费,而且费用相当可观。随着时间的推移,船东购买股票,加入了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并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游说集团,即所谓的航运利益集团,他们垄断了船舶的供应和船长的任命。为了扩大自己的利润,船东集团迫使其他董事会委员雇佣越来越庞大的船队。他们的亲戚也理所当然地得到了利益,因为船东给自己的儿子和侄子预留了海上最好的职位。事实上,这就是为何威廉·汤姆森能够执掌加尔各答号的原因。在他之前,他的父亲也曾是一位东印度公司的船长,他的叔叔领导着拥有这艘船的财团,而汤姆森的弟弟也作为船上的大副和他一起来到了中国。兄弟俩一到中国,就忙着处理熙春茶生意——熙春是最昂贵的一种茶,其价格四倍于武夷茶,他们带回国在伦敦私售的熙春茶超过了100箱。如果厌倦了危险的海上生活,威廉·汤姆森可以退役,把他的职位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在18世纪70年代,船长一职的市场价格达到了10000英镑。

这门生意简直一本万利,不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每个参与者都希望提高赌注,让它更加迅速地发展。对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也是如此,法国人和荷兰人也开发了他们自己的有效的商业策略。荷兰人不是用白银,而是用锡和胡椒来购买茶叶,锡和胡椒来自他们在马来亚半岛的关系网。在与苏丹人的交易中获得锡和胡椒,他们在中国找到了销路。在中国,虔诚的教徒会通过燃烧涂有锡箔的纸来安抚众神,这意味着荷兰人提供给洋行的东西要比英国人的更好。与此同时,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最大的银行也急切地参与到茶叶贸易中来,它把茶叶输送给敦刻尔克港和奥斯坦德市的走私者,让他们做穿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海岸的短途旅行。在荷兰的南部,法国人的行径也大致相同。

法国船只从中国返回后,停靠在布列塔尼地区的洛里昂港。在那里他们对茶叶进行拍卖,但很少有茶叶会被运到法国国内。茶叶从洛里昂港被运到英吉利海峡中的根西岛,那里正是贪腐者的老巢,当地的地方官同时也是走私者。从那里开始,茶叶会与白兰地酒和烟草一起被运到德文郡和康沃尔郡,从那里的小海湾或小溪中被运到岸上,然后再卖到整个英国西部。

正因为这些贸易巨大的规模和能量,英国东印度公司发现自己在茶叶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渐渐消减,因为欧洲的竞争对手满足了英国和美国蓬勃发展的黑市的需求。当然,公司请求政府通过削减税收给予帮助,正是重税给了走私者竞争优势。从1767年开始后的整整五年,英国财政部暂停收取占比最大的消费税,使茶叶的零售价格每磅骤减1先令。一时之间,走私者失利而守法的交易者重新占了上风。但这种让步却在1772年结束了,因此公司又想出了另一种策略来保护它在广州的地位。为了控制外国人在广州的势力,总督禁止他们借钱给洋行,除非是茶叶贸易无法顺利进行时以预付方式支付的现金。悄悄地,英国人违背了这条禁令。为了能任意挑选中国出产的茶叶,他们慷慨地为洋行提供透支,直到自己负债累累,包括潘启官在内的洋行背负了总额为六万英镑的欠账。

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变得高度不稳定了,而通过大量贷款给洋行,英国人使它完全失去了平衡。如果出口贸易放缓了增长的势头,洋行将无法偿还他们所借的巨款,因此货物管理员每一季都必须预定更多的茶叶,而不顾国内市场的情况如何。无论什么原因,如果英国对茶叶的需求开始动摇,产生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东印度公司在伦敦每年组织两次拍卖,把茶叶批发给几十个资深经销商。他们经验丰富,拥有东印度公司的股票,并且明白真相:巨量的货物将被运回国内,税收优惠政策即将到期,而走私者也准备好了要大赚一笔。所有经销商要做的就是等待,茶的价格将会发生暴跌。

到1771年3月之前的拍卖仍然进展顺利,东印度公司卖掉了所有的茶叶。但是在5月和8月之间,13艘商船抵达了泰晤士河,带回了900万磅的茶叶,这些茶叶要比英国市场往年的需求量多了300万磅。在9月的拍卖会上,经销商削减了他们的订单,2/3茶叶无人问津。此后一段时间之内,茶叶价格依然坚挺。但是有如此之多的茶叶存储在仓库中,汤姆森和他的朋友们也要带着更多的茶叶从广州出发了,在即将到来的1772年的拍卖会上,这个市场无疑要崩溃了。

即便在此时,东印度公司仍能避免这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危机。它本该深谋远虑并谦虚谨慎,与英国央行进行一些秘密的交涉;公司的董事们本可以找到方法来解决这一还没有成形的问题。但可悲的是,他们有充足的理由隐瞒真相。不久之前,一群天赋过人、刚愎自用的金融家支配了董事会,而审慎正是他们的思想中最缺乏的。

公司成员

在公司悠久的历史中,野心勃勃的人一次又一次为了控制公司的事务而争斗。鉴于公司业务的规模、签订的合同以及提供的就业岗位,一个董事会的席位总是值得一战。而英法七年战争和在那之后东印度公司进行的改革,使得进入公司的领导阶层变成了一种更丰厚的奖励。

东印度公司始建于1600年,皇家宪章准予它全权作为贸易企业进口东方的奢侈品。它一直保持这种状态直到18世纪中期。就像在广州建立了工厂,公司在印度的加尔各答、马德拉斯和孟买也建有基地。除此之外,它并没有寻求获得土地或声望。满足于租用土地从事商贸,除此之外不再涉足其他业务,它几乎全身心投入它的老行当,享受在英国垄断丝绸、茶叶和香料的销售。在18世纪50年代,这一切开始发生了变化。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公司成为独立的领土自卫力量。长话短说,东印度公司看到了在印度最富饶的地方获得自己领土的机会。伦敦政府急于对法国先发制人,董事们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恒河河谷上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

一步接着一步,通过武力、贿赂和计谋,英国人沿着恒河匍匐前进,从加尔各答开始,吞噬了整个孟加拉省。在这样的过程中,公司也找到了新的利润来源,远远大于——或者它认为是这样——它之前见过的任何利润来源。横跨新月形沃土,延绵800英里,包含从缅甸边境到印度教圣城贝拿勒斯 [3] 的地域,孟加拉省似乎蕴含着无限的价值,同时又有大量的丝绸织造工和种植大米及谷物的农民。从征服者的角度来看,孟加拉每年都向它的统治者缴纳土地税,这真是再好不过了。每个村庄都有一个委员会和一位村长——在北印度语里叫作“帕尔特”——他的职责是征集税收。土地的收益很可能极为巨大,因为孟加拉省的面积要比整个法国还大。

从理论上讲,土地税属于德里的莫卧儿王朝的皇帝,但他高居庙堂,而且他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变弱。每过上十年,他的权威就会被削弱一些,因为他成了阿富汗部落入侵的受害者。大约从1740年起,对土地收入的控制权就已经完全落入了孟加拉总督的手里,也就是纳瓦布手里;而到1756年,即将被任命为纳瓦布的是一位叫杰拉西-阿德-道拉的年轻人,他热切希望能摆脱外国人的控制。他认为英国人欺瞒成性,对他们感到恼怒,决定要把他们驱逐出境。

纳瓦布攻占了加尔各答并拘捕了当地的英国居民,他们中的许多人都神秘死亡,这个复杂事件的真相也许永远都不可能浮出水面了。英国似乎暂时失去了孟加拉。为了夺回加尔各答并解救幸存者,公司派出一支军队从马德拉斯沿着海岸向加尔各答进发,由罗伯特·克莱夫充当指挥官。遭到自己盟友的背叛,这位纳瓦布在靠近北回归线的小镇普拉西的一片杧林中吃了败仗,并被毒死。随着杰拉西-阿德-道拉被清除,克莱夫用一个傀儡取代了他的位置。此后,公司开始逐渐吞并孟加拉省,并一路占有土地税。公司从加尔各答的周围——一片老虎徘徊、被称为二十四大区的地方开始扩张。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把他们的帝国向北扩展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

孟加拉土地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两个地区:一个是比哈尔邦地区,以巴特那城为中心;另一个地区满是稻田和桑蚕,以更大的穆尔希达巴德城为中心,紧挨着现代印度与孟加拉国的边境。英国人又花费了八年的时间并采取了另一次军事行动才得以合法获得这些领土,但实际上这一切直到1765年才算最后完成。吃了败仗,皇帝签署了《阿拉哈巴德条约》,给予了东印度公司“迪旺”,这意味着赋予其征收所有孟加拉税收的权利。

此时英国在印度成了最强大的势力,而随着莫卧儿帝国的消亡,他们在未来将会获得更大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阿拉哈巴德条约可以被比作东方版的《巴黎条约》,《巴黎条约》给了英国阿巴拉契亚山脉上的原野,但作为一种奖励,恒河却远远好过密西西比河。美国的荒野除了耗尽英国的兵源和金钱,并没有为英国做出过任何贡献,而“迪旺”却是实实在在的资产。就像广州的中国人一样,印度的纳瓦布规定用白银支付税款,而英国人也是这么做的。在条约签署之前,公司分到的地租只有60万英镑,远不足以维持用于自卫的军队。得到“迪旺”之后,公司来自孟加拉的收入增加到了超过250万英镑。1/4的收入可以被当作现金盈利,而剩余的部分则用于支付员工薪水和军费。

正因如此,当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人无不欢呼雀跃。在1766年的春天,当克莱夫的加急信送到了国内,人们期待着公司的股票能产生丰厚的红利,股票的价格也因此一路飞涨。股票价格一跃上涨超过了50%,而中国贸易的蓬勃发展,使股票价格继续逐年攀升。到1768年的春天,公司股票的交易价格将近280英镑,这是它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格。

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东印度公司经营着一桩了不起的买卖,但人们对它永远有更高的期望。投机者迷信公司的收益能永续成长。如果发生了什么让他们失望的事情,公司股票的价格会遭遇跳水式的下跌,因为它的上升是如此急剧。如果事情开始不顺利,董事可能倾向于隐瞒真相或试图操纵市场,避免股价的崩溃:而这正是他们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在18世纪60年代末,公司董事会的控制权落入了三个特别激进的商人手中,约翰·普灵、劳伦斯·萨利文和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他们三人轮番就任主席或副主席。远非享有特权的、世袭的精英,他们凭借个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奋斗获得了成功,但即便以当时的标准衡量,他们每个人都对风险怀有异常的偏好。在他们的领导下,公司被带到了失败的边缘。

萨利文是他们三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出身低微的爱尔兰人。在1741年加入公司之前,他在孟买经商。他带着财富回到英国,成了一名公司董事,这都要多亏了他对公司印度事务的了解,这一点没人能比得上他。他的朋友普灵,出生于1720年,以一名普通水手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而随着舰队规模的扩大,他当上了船长,每年在英国和中国之间往返两次。像萨利文一样,他用赚来的钱在下议院购买了一个席位。科尔布鲁克生于1729年,父亲从事银行业,但他的祖父只是一个裁缝。他是一个狂热的投机者,倒卖各种大宗商品。在英法战争期间,他因获得了与军队的合同而赚到了第一笔财富;然后在巴黎和谈期间,他又通过内幕交易政府债券获得了另一笔财富。

他们中没有哪个会允许公司停止迅猛的扩张。在被授予“迪旺”之后的兴奋中,萨利文和科尔布鲁克都大举借债购买公司的股票,而普灵也是他们的债权人之一。不仅如此,普灵还与航运集团有着紧密的联系,他同样不惜任何代价,迫切希望公司扩张。就像在广州的货物管理员一样,执掌公司的三人必须保持公司的业务上蒸蒸日上,否则就要承担失去既得利益的风险。

然后,在1769年的春天,印度的邮件开始带来坏消息。尽管在孟加拉取得了成功,公司仍然暴露在南边的敌人面前。另一场与迈索尔王国的战争爆发了,一场似乎威胁到马德拉斯存亡的战争。更糟糕的是,有传言说法国人准备干预,他们在毛里求斯岛上布置了一支军队。当所有这些消息传到伦敦,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即使后来事实显示报告是错误的,股票的价格也没有复原,因此科尔布鲁克和他的朋友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维持股价。每半年,公司就举行一次股东分红大会。他们不断增加分红的金额,直到公司每年为其投资者支付近40万英镑。为满足这样做所需的成本,董事们把更多的船派到广州,期待他们在伦敦的茶叶贸易能提供所需的资金。

与中国的贸易进展顺利,从孟加拉得到的土地税收益也逐年增加,公司的收入在1771年达到顶峰,超过了100万英镑。虽然在账面上看来他们获得了巨额盈利,但这些利润的大部分来自印度,而且流入伦敦的硬通货只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虽然茶叶贸易看起来蓬勃兴旺,但这桩生意却被西班牙的卡迪兹吸走了大量白银:这也是一个问题。不可避免的是,西班牙银价的上涨直接威胁到了公司赖以生存的利润空间。作为回应,萨利文和他的朋友们想出了另一个狡猾却灾难性的计划。

似乎是出于他们的聪明才智,董事们找到了一种新办法让印度交出它的财宝。在18世纪60年代末,为了获得孟加拉的银元,他们开始允许在加尔各答的经理写借据给当地的英国商人,其中大部分商人为东印度公司效劳,并积累了私人的储备资金。这些白银被从加尔各答运送到中国,而借据则被送到伦敦并在茶叶被出售后赎回。对于孟加拉人民来说,这种做法只会带来困苦,榨干了这个省本来可能投资到金融工具、牲畜和灌溉上的金钱。但对英国人来说,这个计划似乎再理想不过了。这个计划给了公司所需的营运资金并允许它的贸易商把钱寄回英国,这似乎是一种经济而高效的方法。但如果孟加拉的官员禁不住诱惑发行了太多的借据,规模远超东印度公司的预期呢?而这恰恰就是实际情况。

在印度平原上,万物生长都依赖雨季,但在1769年的夏天,雨水迟迟没有降落到恒河河谷。有些地方甚至滴雨未降。即便在这次干旱之前,孟加拉的经济已经在土地税的重压之下开始萎缩。迫切想要从孟加拉压榨出每一个卢比,英国人还抬高食品价格,囤积匮乏的粮食并高价销售。到10月底,一场饥荒开始了。它一直持续到第二年。加尔各答街头饿殍遍地,据说近八万人被饿死。

到饥荒自然结束的时候,东印度公司认为有1000万人失去了生命。现代统计显示了一个更小的数字,但仍然达到数百万。而受灾最严重的恰恰是这两个地区,比哈尔邦和穆尔希达巴德城,那里也是产出最多土地收益的地方。因此公司的土地税收开始减少,而公司的开销仍旧巨大。再一次,关于战争谣言四起,不仅是南面的敌人,还出现了一个新的敌人,西面的马拉塔人。害怕孟买和马德拉斯同时受到攻击,公司在印度的员工抛洒大笔金钱雇佣更多的印度兵并修筑防御工事。

在1770年的夏天,他们看到孟加拉的财富在眼皮底下消失,向国内寄回了言辞严峻的信,提醒董事他们所处的可怕困境。一年之内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与此同时,他们采取了唯一可行的做法,尽可能地利用公司的信用。到那一年年末,加尔各答的经理发布了山一样多的新借据,这些借据后来被称为孟加拉账单。怀抱最好的希望,他们借入了100多万英镑,并把它们全都算到了伦敦的上司们头上。

英国的股东又花了六个月的时间才发现事情严重不对劲了。一开始,报道含糊其词,但在1771年年中,它们传到了苏格兰投资者威廉·克莱顿的耳朵里。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克莱顿在后来导致波士顿倾茶的事件中充当了主要角色,但在这个阶段,他只是在为他的投资担心。在公司的股东中间,有一个规模不大却能直言不讳的异议分子团体,克莱顿正是其中一员,他开始提出令董事们感到棘手的问题。6月,听到关于孟加拉账单的传闻之后,克莱顿对董事会提出了相关的问题,却遭到了漠视。最后,在8月的公休假结束后,很有可能是从克莱顿那里,媒体得到了相关的消息。公司的股票价格开始下跌了。对于负债累累的董事们,此时想要回头为时已晚。9月25日的股东大会正是董事会分红的时候。最近一次的茶叶拍卖变成了一场灾难,就像我们看到的,同时还有在印度积累起来的庞大债务,这些都应该能让他们谨慎行事。各方面的情形都危如累卵,董事们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了欺瞒到底。

对于公司事务,总会计师起草了一份具有误导性的报表,选择了一个不用填报孟加拉账单总额的资产负债表日期。以这些可疑的数据为依据,普灵和科尔布鲁克说服股东们批准用过去的高标准支付股息。接着,一个星期后,乔治爵士在皮卡迪利大街家中的晚宴上,组织了一次支持公司股价的秘密行动。通过经由一家荷兰银行出面交易来隐藏自己的身份,他和他的朋友们开始从阿姆斯特丹的证券交易所秘密购买公司的股票。

一段时间之内,克莱顿和他的同伴们公开大唱反调,但不久之后,关于资产负债表的质疑声逐渐消失了。公司的股票继续保持在超过200英镑的高价。但到1771年年底,对公司的清算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只要公司能从销售茶叶中获得丰厚的利润,它就能偿还债务,赎回孟加拉账单,并继续向投资者支付丰厚的现金回报。一旦茶叶价格暴跌,就像注定会发生的那样,这一切就都玩完了,公司将被自己的债务压垮。与此同时,在美国,诺斯勋爵带来的短暂的和平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对国王权威的攻击即将发生,而这次攻击也是由海上茶叶贸易引起的。

在距离孟加拉6000英里的地方,大英帝国支配着另一片领土,那里的人们贪婪地进行着大宗商品贸易:罗得岛,位于新英格兰的一个小省,由清教徒中最具独创性的、非凡的罗杰·威廉姆斯创立于17世纪。出现在1772年的事件预示着英王乔治三世和他的美国臣民之间即将发生的巨大的分裂。它的根源埋藏在英国人创建的国际贸易体系中。

从中国到加勒比海,英国人的私有经济帝国过于依赖海运,茶叶、烟草、靛蓝、小麦和大米,一个建立在债务上的系统,其本身容易波动并偶尔会发生恐慌。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同样不稳固。在大西洋的西岸,他们无法控制不羁的侨民,当地人习惯于不顺从。或早或晚,帝国中这两个不稳定的元素,政治和经济,一定会碰撞到一起,产生的危机是如此深刻,连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也解决不了。最终发生的就是1773年12月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但茶党要领先于此,在倾茶事件发生的18个月之前,他们就在罗得岛做出了令人震惊的事情。

纳拉甘西特湾的居民常常往返于非洲和西印度群岛,收买并出售奴隶,但他们主要的收入来自于通过海运贩卖朗姆酒、砂糖、糖浆、茶以及许多其他商品,其中大部分商品是合法的,但也有大量的走私货。如果英国政府胆敢贸然干预罗得岛的走私买卖,结果很可能受到暴力反抗。尤其会这样,是因为在普罗维登斯(罗得岛首府)和新港的文化中,没有“妥协”这个选项。在美国的所有殖民地中,罗得岛是最自由、最激进、最不听从皇家指令的。

战争开始进入倒计时。在1772年年初,眼看东印度公司大限将至,大量的走私茶叶从大洋彼岸的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向美国汹涌而来。在那里,来自中国的茶叶已经填满了仓库,达到了无处存储的程度。大部分走私茶漂洋过海,希望在科德角和长岛海峡之间的美国海岸登陆。当皇家海军得到这一消息,就试图阻止这些不法行为。作为回应,当地的水手打响了这场革命性危机中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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