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英崩溃——辉格党、西印度商人和托马斯·哈钦森



我不可能对东印度公司的繁荣无动于衷。

——乔治三世，于1772年11月26日

11月25日，乔治三世从位于皇家植物园的夏宫返回了伦敦。第二天，他召开了议会会议。随着天气越来越冷，英吉利海峡的风暴把法国人困在了他们自己的海港里，战争的威胁因此消退了。在农作物的收成如此之低的一年过去之后，政府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来降低面包的价格——“只要是人类的智慧能产生的办法，来减轻穷人的困苦。”用国王的话这样说——但印度问题却成了这次会议的主题。

诺斯勋爵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置东印度公司。但在政治上，他的手里握有一副好牌，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要用这副牌大显身手了。接下来的九年里，尽管感到阵阵绝望，诺斯从未在下议院的辩论中失利，不论这个议题是关于国家政策的、关于印度的、关于殖民地的还是关于财政的。有时，有人会投反对票，但从来没人会在足以威胁到政府的重大议题上投反对票。在大街上，威尔克斯阵营的人有可能让马匹受惊，但议会里的反对派却很少可以弄出一点动静。他们就是罗金汉姆辉格党人。直到殖民地全部独立，他们从来没能打破诺斯勋爵对议会的控制。

有时，辉格党人鼓励自己奋起反抗，就像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在一系列伟大的辩论中所做的那样。但这些辩论发生在1774到1775年之间，在波士顿人毁掉茶叶之后，也许那时已经太迟了，无法阻止事件向战争方向发展。事实上，他们防止这场灾难最好的机会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在1773年，然而他们未能抓住这次机会，这完全是他们自身不足的可悲反映。

战争在康科德爆发的三年之前，英国的政治法则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其本质内容是：虽然诺斯勋爵总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存在这样的情况，只是因为他远比为罗金汉姆侯爵更为努力地赢得每一场政治斗争。上议院，也就是贵族院，由167位世袭的贵族和温顺的英国国教主教组成，其中包括布朗洛·诺斯。虽然国王和内阁几乎总是可以指望在辩论中取得胜利，但罗金汉姆侯爵拥有一批非常有实力的支持者——如果部署得当——也许就可以阻止茶叶被输送到波士顿，也就阻止了战争。

在18世纪，上议院很少否决政府提出的措施，但这样的情况有时也会发生。在为了废除《印花税法案》进行的漫长辩论中，贵族们两次动用了这种权利——在这两次情况中，他们支持桑威治和萨福克，支持他们对殖民地的强硬立场——而罗金汉姆党人本可以在1773年发动反击。他们能在上议院争取到多达30票的支持，而因为常常有超过一半的议员不参加投票，一旦诺斯勋爵走错一步棋，他们可能就会出奇制胜。罗金汉姆党人包含老辉格党寡头政治的余党，他们在之前乔治一世和二世的领导下，和罗伯特·沃波尔爵士联盟，统治着这个国家。倾向于与殖民地达成和解，他们通常比达特茅斯和诺斯勋爵这样的人要富有得多。如果他们希望，罗金汉姆党人可以通过上议院阻止英国出台对美国具有压迫性的政策，并且最终他们试着这样做了，但可惜到那时才想要挽回危机，为时已晚。

他们的弱点在于领导。有名无实的领袖，反对派指望着的查尔斯·沃森-温沃斯特，罗金汉姆家族的第二位侯爵。六年前，在出任首相的短暂时期内，他废除了印花税并通过了对美国的《宣告法》。像高尔侯爵一样高贵端庄，这位侯爵每年都能从爱尔兰威克洛郡的地产获得丰厚的收入，而从约克郡和英国的中部地区富含煤炭的原野上，他获得的收入甚至更多。但是到了42岁时，他花在忧郁症上的时间就要远远多于花在政治上的了，他每年都要请长假到巴斯的温泉圣地疗养。 [10]

罗金汉姆家族所有的侯爵都痴迷于跑马的乐趣，在唐卡斯特的赛马会或是纽马克特的山丘上，他的马鹤立鸡群。但他的政敌嘲笑他在上议院糟糕的演讲——高尔对桑威治说过，侯爵是一个“可怜的哑巴”——而他的朋友们也对他没精打采的模样感到绝望。总是跟在他的小马驹和猎狐犬后面，埃德蒙·伯克被他视为最喜爱的伙伴。尽管伯克具有雄辩的口才而罗金汉姆家族拥有雄厚的资金，辉格党还是在每个他们试图跳过的障碍前面都摔倒了。被一位慵懒的侯爵领导，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包袱：势利和利己。这使他们对美国将要出现更多麻烦的警报没能及时做出反应，包括“葛斯比事件”：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它。

在下议院，罗金汉姆党人的追随者要比在上议院少得多。下议院有558名成员，其中有513个席位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选区，其余45个来自苏格兰。在诺斯勋爵和他在财政部的同事们背后，有一群忠诚的下议院议员，人数约有150人，他们从来不会在任何严肃的问题上投票反对他。他们之中包括来自陆军和海军的军官，领薪水的政府官员，以及来自沿海地区的议员——他们得到了邮局或海关的公务员选民的支持。另有20人属于布卢姆斯伯里派，高尔和他的朋友们控制着这些席位的选票。还有40多人是乔治·格伦维尔的老盟友，格伦维尔是《印花税法案》的缔造者，最近去世了。他们很可能也倾向于支持内阁，部分因为萨福克勋爵曾经是格伦维尔最得意的门徒。

把这些合到一起，诺斯勋爵获得了超过两百个下议院成员的支持。加上来自苏格兰的议会议员——他们大多数都非常温和，支持诺斯的总人数上升至近250人。但这只是在理论上，在实践中诺斯勋爵永远不能指望靠他们赢得一场辩论。比如，后来当他要求议会批准对美国实行最强硬的政策时，超过40%的议员没有投票。鉴于这种冷漠的程度，反对派有时也有机会让政府措手不及，如果它能召集所有盟友的话。

埃德蒙·伯克，作于18世纪60年代末的肖像画，正好在他将满40岁时。来自印刷的约书亚·雷诺兹爵士的画作。（美国国会图书馆）

在下议院的反对派中只有几个人——最多不超过六个——拥护激进的思想，类似于威尔克斯阵营的那些想法。另一个帮派效忠于一位古怪的老战士，他在自己的时代领导了对法国的军事行动。接近精神错乱，查塔姆勋爵——也就是老威廉·皮特，他的另一个名字——在政治舞台的边缘生着闷气，不时像《哈姆雷特》里的幽灵一样显形，然后又归于沉默，消失在阴影里。美国人把皮特视为朋友，因为他在从加拿大驱逐法国人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对《宣告法》的坚决反对。事实上，查塔姆勋爵也是一个极其自负的人。在七年战争期间，他的表现无人能比——英勇、坚定、鼓舞人心——但他却不善于应付枯燥的日常工作，以及在和平时期做出政治方面的妥协。他在议会也有一群支持者，但人数甚少。

在他们之中，激进分子和查塔姆同盟只有十几个下议院的席位。因此，作为反对派的任务再次落到了罗金汉姆辉格党肩上。在诺斯就职时，他们的人数约有120人，在他们看来，他们为自由代言。他们甚至有一个宣言——出版于1770年的《对令人不满的现状成因的思考》——埃德蒙·伯克在其中总结了让他们凝聚到一起的信念。根据伯克和罗金汉姆侯爵的说法，国王和他的朋友——诺斯、桑威治以及其他人——从事着破坏宪法的活动。他们打算创造伯克称之为“徇私舞弊”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为了报答国王赐予的工作、等级、头衔和提拔，议会将会沦为王室的奴仆。

作为一位英语散文大师，伯克传达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图景，世界上的正义和自由总是因为权势者的密谋而受到威胁。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几乎和威尔克斯阵营的人一样激进，而在美国，他发现很多人赞同他的观点。他的观点在殖民地得到了广泛的传播，那里的人们汇入了反对英国王室的浪潮。 [11] 同样，那里的舆论也开始相信，诺斯和国王一心想要破坏自由。

虽然思想美好而灿烂，但如果提出它们的人不能把它们变成选票，那么这些想法在英国政治中也就无关紧要了。埃德蒙·伯克有许多朋友和崇拜者，但不管他具有多少智慧和多强的遣词造句的能力，在事关紧要的地方——下议院的投票厅里，他的追随者们一点忙也帮不上。诺斯勋爵拿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比如他的财政预算和《皇家婚姻法》——罗金汉姆辉格党人开始灰心丧气了。

到1772年11月，他们的核心团体占有的席位已经下降到少于60个。但即便在那时，罗金汉姆党人在特殊情况下仍能取得胜利，因为下议院仍然包含100个独立的成员，主要是来自郡里的乡绅。一次又一次，乡绅们都有机会可以反抗，对诺斯勋爵投出反对票。如果伯克和他的同事们在反对政府的时候做出过一件令人信服的事情，他们就可能获胜。但就像在关于印度的辩论中显示的，罗金汉姆党人困惑而士气低迷。“对于有关政治的事务，我从未像此刻感到如此苦恼”，罗金汉姆侯爵在议会召开前的一周写道。他觉太过痛苦，以至于无法启程去伦敦。这位病人备受折磨，与他的狗和罗金汉姆夫人留在约克郡，让他的政党陷入了困境。

看起来也许奇怪，无论诺斯提出了怎样的管理计划，辉格党必须为保护东印度公司找到充分的理由。罗金汉姆辉格党可以将危机归咎于政府，指责政府从公司榨取了过多的钱财，并且未能为其提供军事援助。作为一个原则性问题，他们也可以提出公司受到皇家特许证的保护，罗得岛也曾用几乎相同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平等。求助于他们的元老，17世纪的哲学家约翰·洛克，辉格党可以争辩宪章是神圣的，是对乔治三世和缔约者具有约束力的合同。最后，如果他们希望更进一步，伯克和他的朋友们可以发动他们拿手的反对自负的国家权力的辩论。他们可以谴责诺斯的改革计划只不过是另一个阴谋，想要利用孟加拉的税收来满足他自己以及国王的野心。

在议会他们可以这样做，但如果他们这么做了，罗金汉姆辉格党将会招致政治上的自杀。公众舆论对东印度公司如此愤怒，谁会听他们说些什么呢？“很多多愁善感的人，因为东印度公司的仆人在孟加拉的苛政——这不光彩的一面，也加入了请愿的队伍，要求必须对公司采取一定的限制”，侯爵在给伯克的信中写道。如果辉格党提出了任何不同的观点，公众会认为他们是出于自身肮脏的动机才会支持东印度公司的奸商的。于是，正当罗金汉姆党人犹豫不决的时候，诺斯勋爵的妙举让他在国王面前又露了一手。

11月26日，国王召开议会，诺斯勋爵做了发言。他本可以立即提出改革公司的新法案，但取而代之，他做了一件更有效率的事情。他要求成立一个小的保密委员会，由议会中具有金融方面专业知识的成员组成。他们将被授权查看所有东印度公司最敏感的文件和账户。他们的任务是找到公司发生危机的原因，并在3月底前向议会做出报告。

凡是通情达理的人都不会反对这项提议。当罗金汉姆党人这么做时，他们很快遭到惨败。埃德蒙·伯克的雄辩“无人能及”，一位观察者说，但是他的政党以70票的差距输掉了辩论。此时，圣诞节的到来中断了议程，辉格党人已经陷入了彻底地混乱：“恐慌袭来，从关于东印度公司的每一个方面”，一个罗金汉姆辉格党人在那时这样写道。

到3月底的时候，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堪称此类文书中的典范，简明透彻。与此同时，因为辉格党陷入困境而产生了一个决定性的后果，导致了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因为辉格党的抗争宣告无效，反对派的接力棒被传给了另一个党派，一群伦敦的异议分子，他们想出了把茶叶直接输送到殖民地的计划。他们是苏格兰人，但他们远非普通的王权拥护者，像许多苏格兰的政客一样，他们组成了一个动态的小党派。

上面提到的苏格兰人持有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他们在议会中占有一小部分席位，而且他们与美国也有自己的联系。他们发现威廉·克莱顿是一个好战的利益谋求者。从伦敦城开始，克莱顿和他的同胞们为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展开了谋划。他们表现出了罗金汉姆党人难得的精力，却仍然败给了诺斯勋爵的计谋。

赫里斯计划

并不是每个苏格兰商人都被逼到了濒临破产的边缘。39岁的威廉·克莱顿属于英国北部的企业家，他们在蓬勃发展的殖民地贸易中发家致富。作为爱丁堡一位富裕的马鞍制造商的儿子，克莱顿搬到了爱丁堡南边的伦敦居住，在那里他成了进口糖商、保险经纪人和股票操作员。每年泰晤士河都会迎来从牙买加和加勒比其他群岛到来的数以百计的船只。从事糖贸易的商人形成了一个富裕而充满活力的团体，克莱顿也是其中一员。

他成了格拉斯哥最大的商业行号在伦敦的合作伙伴，这家公司叫亚历山大·休斯顿公司，他们在烟草贸易中积累了原始财富。他们用船把货物运到大西洋的另一端——砖块、靴子、苏格兰鲱鱼——输送给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并带回糖、朗姆酒和棉花。他们还借给奴隶主抵押贷款。当种植园主无法偿还债务时，休斯顿公司将会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克莱顿和他的合作伙伴们自身也成了奴隶主，在尼维斯岛和格林纳达拥有种植园。

在闲暇的时间里，克莱顿对政治产生了野心，他后来成了伦敦的市议员和司法长官。就像许多其他在加勒比地区有生意的伦敦商人一样，他与约翰·威尔克斯结成了松散的联盟。他这样做，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是因为威尔克斯阵营强烈反对天主教和法国。对任何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国人来说，海地的法国人仍然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威胁。正如我们看到的，威尔克斯阵营和格林纳达以及其他地方的殖民据点结成了天然的盟友。而与威尔克斯结盟的另一个原因是，他领导的运动明显为克莱顿这样的人提供了赖以容身的立场：克莱顿也不属于享有封地的精英。

到1772年初，克莱顿已经成了一个压力集团的成员，这个团体叫作西印度商人协会，成员们每个月见面讨论可能从政府寻求到何种好处。在3月3日，这个集团接待了一个伦敦最大的茶叶批发商组成的代表团。这些茶商只经营合法买卖，支付了所有的税金，他们注定会因为新英格兰以及其他地方繁荣的走私贸易而损失惨重。对茶商们来说，西印度商人也痛恨荷兰人，荷兰人利用加勒比海的岛屿作为在北美洲内外走私糖蜜和朗姆酒的中转站。这两群商人有着共同的利益。所以西印度商人协会同意去游说诺斯勋爵，请求他通过降低出口到殖民地的茶叶的价格，以帮助消灭走私贸易。

因此，当茶叶危机在秋天开始时，克莱顿有充分的理由进行干预。他想拯救东印度公司，使它不受政府的控制；他想保护西印度的合作伙伴，并树立自己的政治声望。但罗金汉姆辉格党明显的无能，使他需要其他盟友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1772年秋天，他找到了盟友，一个来自他家乡的有声势的小王朝。他们是来自苏格兰的约翰斯通家族，克莱顿与他们在关于东印度公司的辩论中结成了联盟。克莱顿与约翰斯通家族共同发展出了一个理念，应该把过剩的茶叶输送到美国：不是作为帝国镇压殖民地的武器，而是作为实现自己商业目标的手段。

在英国，这一时期的历史中很难找到政治英雄。然而，不时地会出现一些活跃分子，不论他们犯了多少错误，至少他们拥有反抗精神。这样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家族，约翰斯通家族来自邓弗里斯郡一个遥远的山谷。在1745年的叛乱中，他们与詹姆士二世党人结盟，因此这么多年来他们承受着外界的怀疑。他们的财产是位于埃斯克河谷的贫瘠荒原，仅仅适合于放牧山羊和绵羊。正因如此，约翰斯通家族不得不富于创造力。一个具有无政府倾向的让人着迷的家族集团中产生了极度活跃的三杰：威廉、约翰和乔治三兄弟。从孟加拉到墨西哥湾，他们在自己生活的时代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值得称赞的是，他们是议会中为数不多的预见到美国革命的成员，他们也曾经试图阻止后来的战争。

像许多其他苏格兰人一样，约翰·约翰斯通远赴孟加拉为东印度公司服务。他被派到达卡征收土地税——达卡是现代孟加拉国的首都，他做得相当不错，通过把税收转移到自己的口袋里发了财。险些因为欺诈被起诉，他不得不回英国。为了洗清罪名，斯通家族与公司的董事会展开了一场漫长的斗争，由约翰粗鲁的哥哥乔治带头，他曾是一名海军军官，在海上因为不顾后果的勇猛而闻名，“易怒、过激而又暴力，他可以是温暖而热情的朋友，但也可以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同时代的人这样评价他。乔治赢得了议会选举，在议会里他可以为他的家族出力。在议会里，他也很享受掌握殖民地第一手资料的特权。直到他因煽动印度战争而被召回英国，乔治·约翰斯通一直在新殖民地西佛罗里达担任彭萨科拉的州长。在议会罕有地讨论美国问题的时候，他总会出面干涉。

在下议院里，经常坐在约翰身边的是他的哥哥威廉，三兄弟中最富有的一位。与一位富有女继承人结婚后，他承袭了她的姓氏，成为威廉·普尔特尼爵士。作为房地产开发商，他雇用罗伯特·亚当作为他的建筑师，在伦敦和巴斯创造了另一笔财富。他还在西印度群岛购买了从法国人手里夺来的土地。像这个时期的许多人一样，威廉爵士和他的兄弟们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都把这次金融危机视为难得的机会。

随着这年接近尾声，这场危机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也许是更丑陋的阶段，但也是约翰斯通家族希望事情向着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发展的一个阶段。11月下旬，议会召开两天之后，媒体传出了关于毁灭性飓风的消息，这是在人们的记忆中最严重的一次。它在8月底袭击了向风群岛，然后又横扫大西洋，带着大雨终结了英国的干旱。在安提瓜岛，风暴摧毁了停泊在港口里的所有船只，把地里的甘蔗撕成碎片，刮倒了房屋、工厂和棚屋，杀死了田地里的奴隶。荷属群岛也历尽磨难，而他们遭难的时机简直不能更糟。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几家银行仍然因为6月受到冲击而举步维艰。有些银行已经向甘蔗种植者借出了大量贷款，而现在他们面临着令人绝望的困境。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降到了160英镑并仍然下跌，商业信心再一次开始衰退。

在这个困难时期，约翰斯通家族带着拯救公司的计划站了出来。这个想法来自于威廉·普尔特尼的一位密友。作为斯通家族在邓弗里斯郡的邻居，这位狡猾的、富于争议的金融家，叫作罗伯特·赫里斯。他的公司被竞争对手叫作“该死的流氓”，而赫里斯家族也背负着支持詹姆士二世党人的恶名。赫里斯家族是走私贸易的直接参与者。他们的地产，一片位于洛克比附近的沼泽，靠近索尔韦湾，是臭名昭著的私货者的老巢。罗伯特的哥哥从奥斯坦德走私茶叶，与詹姆士二世党人结为合作伙伴。罗伯特·赫里斯在荷兰的银行业中受到了充分的锻炼，他在20出头的时候就在巴塞罗那赚到了第一桶金——通过购买白兰地并将其通过非法渠道从英属马恩岛运到苏格兰出售。

搬到伦敦后，他成了一个银行家。当桑威治勋爵发明了三明治，罗伯特·赫里斯发明了旅行支票。到1772年，他公司的连锁机构遍布欧洲，进行大陆旅行的年轻人通过出示凭证，就可以在当地取出他们在国内存的钱。在金融危机中毫发无伤，赫里斯又取得了另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他赢得了代表法国政府在格拉斯哥采购烟草的巨额合同。富有而声名卓著——国王很快就赐给了他骑士身份——他开始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在12月初，赫里斯和威廉·普尔特尼出现在议会上并提出了一个计划，帮助加勒比海地区遭殃的种植园主在伦敦募集用于重建家园的资金。然后，就在圣诞节之前，他们印发了重振东印度公司的宣言。在12月21日，伦敦街头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册子的封面上是冗长而沉闷的标题——“英国东印度公司事务的现状”。它开篇就对董事会和诺斯勋爵展开了简短而彻底的批判。

“我们的命运应该是举国破产、贫困、受到压迫和奴役吗？”作者问道。允许东印度公司破产，国家将被毁灭；但另一方面，如果政府负担孟加拉账单，那么英国和印度都会受到暴政的压迫。必须找到一种拯救公司的办法，不能依赖政府带有附加条件的帮助。

这本小册子没有署名，但任何关注事态发展的人都能看出来，它来自约翰斯通家族或者和他们非常亲近的人。几个星期以来，在克莱顿的密切支持下，乔治·约翰斯通一次又一次出现在愤怒的东印度公司股东的集会上，向董事会发出挑战并组织抵抗诺斯勋爵的势力。三兄弟有自己的理由捍卫东印度公司，反对诺斯最终提出的《对印度调整法案》。约翰·约翰斯通仍然遭到贪污的质疑，这也是他们想要洗脱的罪名。强烈的野心，让约翰斯通家族从一无所有的境地平步青云，他们想让公司保持自由，把公司业务变成自己事业发展的领域。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重建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小册子读到一半，读者们会读到一组建议，关于如何处理公司的茶，正如赫里斯先生提出过的那些建议。无论是谁写了小册子里的文章，他显然对茶叶贸易了如指掌，因为他的篇章里满是事实和数字。就像那位9月份出现的“合理消费者”一样，作者明确指出：由于政府强加的税收负担，伦敦的茶太贵了。在阿姆斯特丹或洛里昂，你的花费要少得多：走私者也因此而获利。但如果税收被解除，英国茶叶的销售将大获全胜。所以，赫里斯的计划很简单：诺斯勋爵应该允许公司把过剩的茶叶免税直接出口到欧洲，使欧洲大陆上的其他人无买卖可做。把茶叶卖到国外，即便亏本出售，产生的现金将足以维持公司的生存，直到市场情况好转。如果不这么做，已经在伦敦堆积如山的茶叶将不可避免地越积越多。 [12]

在接下来的几周时间里，赫里斯计划成了伦敦市街谈巷议的话题。小册子印发两天之后，公司的股东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了又一场群情激愤的会话。威廉·克莱顿再次呼吁减少股票分红，董事会最终同意了，将红利减少了一半。即便如此，形势依然非常严峻。由于现金存量已经到了非常低的水平，英格兰银行越来越不耐烦，赫里斯计划似乎是能提供金融救济的唯一希望。各路报纸在董事们身后穷追猛打，董事会同意将会尽快讨论赫里斯计划。

董事们计划在1773年1月5日召开一次委员会会议，不仅听取罗伯特·赫里斯的意见，也要听取那些反对他的计划的委员们的意见。在这里，我们需要穿越到大西洋另一端的新英格兰，在那里，托马斯·哈钦森是马萨诸塞州的州长，出于自己的原因，他正在为武夷茶的价格担心。他的家族经营茶叶贸易。而当他在伦敦的经纪人听说赫里斯计划时，急忙跑到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代表哈钦森提出抗议。

愚蠢的托马斯·哈钦森

高高瘦瘦的哈钦森州长认为自己就是乔治三世在波士顿的代言人。作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和老清教徒的血脉，他已经61岁了。他一辈子都公务缠身，为公事劳神。

哈钦森是哈佛大学毕业生，非常聪明，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勤恳工作，谈吐得体。甚至一些他的政敌也称赞他的勤奋和对马萨诸塞州的忠诚。但像诺斯勋爵一样，他的身体承受着极大的痛苦。紧张而忙碌，托马斯·哈钦森常因为担心大英帝国而彻夜难眠。他不停写信到英国，内容常常是非常轻率的，而这样的做法造成了数不尽的麻烦。

在波士顿，他的家族享受着他的地位带来的好处，也忍受着权力招致的嫉妒。对此托马斯·哈钦森的只能自己负责。与他的亲戚们奥利弗家族一起，哈钦森支撑着这片殖民地上的帝国统治集团。哈钦森担任州长，他的妹夫安德鲁·奥利弗担任他的副手，而彼得·奥利弗担任首席大法官。鉴于新英格兰的民情，以及像约翰·威尔克斯那样的思想得到广泛的支持，从最乐观的角度看，把如此之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当地的政治寡头手中也是不明智的。哈钦森之前的两位州长是英国人，被派到殖民地为官一任，然后就回国了。这是一种更为明智的安排，因为他们最好能够远离当地派系之间的争斗。最糟糕的是，哈钦森-奥利弗轴心集团作为国王的代表，同时又需要照顾自己的家族，两种身份之间产生了破坏性的利益冲突。1773年就发生过一次这样的冲突。

托马斯·哈钦森具有许多美德，伯纳德·贝林在伟大的传记里对此进行了优美的描述。特别是哈钦森也是位慈爱的父亲，但是这一点却加速了他的垮台。经过几代人成功的商业经营，哈钦森家族不仅在波士顿拥有一大片海滨，还在内陆小镇弥尔顿拥有一块不错的地产。但在殖民地新英格兰的财富远比在英国的更不安全。在英国，土地的所有权几乎是不可动摇的，租金也很少会下降。在殖民地，那里的土地相对便宜，能否致富取决于变幻莫测的商业。不动产一类的财富很难建立起来并且容易失去，会由于火灾、风暴沉船或贸易突然暴跌。特别是在波士顿，对这代人来说因经济萧条而破产司空见惯。

在1765年，在大西洋两岸战后的经济衰退中，马萨诸塞州破产盛行。这有助于解释民众对乔治·格伦维尔的印花税的激烈反应。急于保护家族财富，哈钦森知道他需要为他的三个儿子找到一门稳妥的营生，他们三人都接近成年了。因此，大致在这时，他让他的长子，小托马斯·哈钦森，成为茶叶经销商。他们当然需要一个伦敦的供应商，而家族的密友把他们所需的武夷茶都送了过来。

许多年前，州长亲戚中的一位女性，阿比盖尔·哈钦森嫁给了一个叫帕尔默的英国人，他来自莱斯特郡的乡绅家庭。在1740年，当托马斯·哈钦森因公务访问英国时，他会见了伦敦的帕尔默家族分支——他们是律师和商人，并和他们成了挚友。这个家族的成员包括托马斯·帕尔默，一个从事茶叶批发的食品商人。到18世纪60年代末，他的儿子威廉接管了家族生意。威廉逐渐成了东印度公司茶叶拍卖会上最大的买家之一，他赚到的钱足以在埃塞克斯郡建造一处体面的宅邸——埃塞克斯距离伦敦30英里，他后来成了埃塞克斯的治安官。威廉·帕尔默以委托销售的方式向波士顿的哈钦森家族输送茶叶，每次发货60箱，这些茶最远被代理商销售到了新罕布什尔州。

有一段时间，茶叶贸易蓬勃发展。然后，在1767年，汤森德税法被传达到了美国，包括每磅茶收取3便士的税钱。波士顿很快成了一个人人都非常愤怒的小镇。在1768年夏天，人们再次暴动，捍卫约翰·汉考克的单桅帆船的私有权，反对海关人员搜查走私酒的突袭。此次事件导致希尔斯伯勒勋爵派遣军队在街道上巡逻，防止类似事件再次上演。从那一刻起，任何与英国进行合法茶叶贸易的波士顿人可能会遭到侮辱和谩骂。1769年社会氛围变得更加沉重，波士顿领导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对英国商品的联合抵制，以抗议汤森德关税。合法进口的茶叶量大幅缩水，下降了约1/3。到那一年的秋天，小托马斯·哈钦森资金短缺，给他在朴次茅斯的经纪人写信，抱怨敌人“孜孜不倦带来痛苦”，试图使他失业。

在伟大的茶党出现的四年之前，谣言已经甚嚣尘上，波士顿的爱国者计划摧毁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合法渠道进口的茶叶。在暴力威胁下，哈钦森家族也进行了联合抵制，至少暂时是这样的。但1770年，当他们试图继续进行茶叶贸易时，这个家族企业发现很难恢复盈利。这一点被州长归咎于来自荷兰的茶叶走私者。和被他视为私人朋友的波士顿皇家海军军官一样，他变得愈加愤怒。在1771年夏天，托马斯·哈钦森开始用言辞尖锐的信件轰炸希尔斯伯勒勋爵，敦促他加强海岸巡逻。

“在纽约，他们只进口荷兰茶，”他告诉殖民大臣，“罗得岛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而波士顿的荷兰商人正在增加。”据哈钦森所说，波士顿镇每年消耗约300箱茶叶。而殖民地作为一个整体，一年的总消费量将近2万箱，其中，他认为，每5箱中就有4箱是走私来的。这个估计与从伦敦获得的数据密切吻合，英国的财政部也做过类似的计算。

随着时间的推移，州长的信件讲述了逐渐加深的烦恼。尽管海军上将蒙塔古尽了最大努力，走私者却总能逃过搜查。无法与之竞争，小托马斯不得不削减武夷茶的售价。最后，在1772年9月11日，哈钦森在给威廉·帕尔默的信中写道，他们的伙伴关系可能要走到尽头了。由于荷兰货的入侵，在殖民地很快就连1盎司的英国茶叶也卖不出去了。在那一年的秋天，帕尔默一箱茶叶也不需要发送了：哈钦森家族已经有50箱茶叶了，这些茶他们已经卖不出去了。在州长看来，这门生意是注定要失败的，除非东印度公司或英国财政部提供解决方案。“没有什么会奏效，”州长写道，“除非把英国的茶叶价格降到比荷兰的茶价还低。”作为帝国忠实的仆人，哈钦森不希望看到3便士的汤森德关税被废除：首先，英国政府希望用得来的钱支付他的薪水。但他必须做些什么，否则他的儿子就要失去生计了。

即便从波士顿到英国的航行格外漫长，这封信也能在圣诞节前到达威廉·帕尔默手里。而当赫里斯计划在12月出现，帕尔默立即意识到这个提案会彻底破坏他朋友的生意。根据赫里斯所说，公司应该让廉价茶叶涌入荷兰、法国和瑞典的市场。但是茶叶在欧洲大陆的价格已经太低了：按照赫里斯的建议去做，茶价将会进一步下跌。相同的廉价的茶将会被运到大西洋的另一端，使得哈钦森家族别无选择，只能赔本贱卖自己的茶叶。

政府的鹰犬

这次荷兰更多的银行倒闭了；苏格兰军队出动镇压暴乱的穷人；而在伦敦，罗奇福德勋爵夫人死了，使她不忠的丈夫因为悲伤和羞耻而一蹶不振。1773年新年伊始，几乎不能在黑暗的前景中看到一丝光亮。在东印度公司的总部，董事们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讨论赫里斯的提议并听取威廉·帕尔默的意见。由于无法统一他们的意见，他们最终选择慎重行事。他们将要寻求诺斯勋爵的许可，试验性地把一小部分茶叶送到阿姆斯特丹。与此同时，公司写信给“希望公司”的荷兰银行家，询问他们对荷兰市场目前的状况有何看法。

在1月7日，东印度股东集会只为了探讨一件事情。乔治·约翰斯通站出来，强烈要求股东们支持赫里斯计划。然而此时，克莱顿已经清楚地听到了威廉·帕尔默和其他人发出的反对之声，所以他跳出来建议对计划进行修正。把过剩的茶叶输送到欧洲，走私者会把它直接运回英格兰。更好的方案，克莱顿说，就是直接削减茶叶在伦敦的价格，并允许任何想要购买它的人购买，无论是英国人还是外国人。

然后他又提出了另一个建议。大家都知道美国走私盛行，而他所属的西印度游说团体也参与其中，引起了政府的恼怒。所以为什么不让诺斯勋爵也帮个忙？由拥有贵族身份的诺斯出面，免除3便士的汤森德关税并允许他们把茶免税输送到美国，这不是更简单吗？在那一刻，把过剩的茶叶输送到殖民地的计划诞生了。一个了不起的主意，乔治·约翰斯通说道，他立即站出来支持它。约翰斯通起草了一项决议，敦促董事会向议会提出要求，允许公司“把茶叶出口到外国市场，不用负担任何退税和关税”，其中当然也包括汤森德关税。这项提议得到了股东们的一致通过。

四天后，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毕恭毕敬地去和诺斯勋爵重新开始关于公司前途的讨论。储备现金几乎耗尽，东印度公司迫切需要从财政部获得140万英镑的借款，但作为同意借款的条件，诺斯勋爵仍然坚持要对公司事务进行改革。而保密委员会已经开始分期发布报告——他们将在六个月内发布八期报告——揭露新鲜的加尔各答丑闻以及董事们的过失和其他更糟糕的行为。被迫承担大部分的责任，科尔布鲁克发现自己“遭到每个人的唾弃和否认”，一个和他同时代的人这样形容。与此同时，英国央行即将暂停对公司的透支。

即便如此，过程曲折的谈判一直持续到5月。诺斯勋爵花了很长时间制订自己的计划，组建一个新体制的、听命于议会的孟加拉政府。但是在一个关键方面上，诺斯勋爵非常乐意立即提供帮助。早在1月14日，他就同意了赫里斯计划，允许公司把茶叶直接输送到美国。事实上，有些人——不清楚是公司人员还是诺斯勋爵——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主张。在未来，每年允许两艘满载茶叶的商船从中国直达殖民地，作为一种减少中间商，让茶叶更廉价的手段。无论是谁提出了这个建议，诺斯全力支持这一想法。

现在很明显，最初的赫里斯计划注定是要失败的。最后它被来自“希望公司”的一封信扼杀于1月20日。赫里斯计划是巧妙的，他们说，但绝对是不切实际的——显而易见的原因许多人已经指出了。欧洲人喜欢精制的绿茶，但他们不关心东印度公司存量巨大的黑色武夷茶和熙春茶。把茶叶运到阿姆斯特丹，它只会通过北海的非法渠道回流英国。但即便赫里斯计划搁浅，诺斯勋爵和他的同事们也在忙于制造变革。无论像威廉·克莱顿这样的人可能提出什么建议，财政部都丝毫没有要废除汤森德关税的意图。恰恰相反：诺斯计划坚决保留3便士的关税。他打算利用公司的茶叶让美国人乖乖交出他们竭力逃避的税钱。

1773年1月一副讽刺东印度公司困境的卡通画。图中的董事会主席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绰号沙阿·阿勒姆，因为他曾在明矾投机买卖中损失惨重，明矾是一种纺织品贸易中用到的矿物——在股东大会上遭到围攻。图中的小科尔布鲁克被高大的苏格兰反对派乔治·约翰斯通拎在空中晃动。图的下方，东印度公司正驶向一片礁石。（来自美国国会图书馆）

30年后，一位被人遗忘，挣扎在贫困线上的老人，乔治·科尔布鲁克爵士写了一套坦诚的回忆录。他从来没有想到过回忆录会被出版——他的书在一个世纪之后才得以出版，印本极为珍贵——他从一个知情人的角度写出了后来发生的事情。虽然乔治爵士相当喜欢诺斯勋爵——他说诺斯是“世上本性最好的人”——但他也不赞成他的财政手腕。最引人注目的是，他指责诺斯把茶叶输送到殖民地的决定。一个野蛮而愚蠢的计划，它必然会导致暴力反抗，科尔布鲁克说，因为“此举目的在于兑现令人厌恶的关税”。

根据乔治爵士所说，这件事完全归咎于诺斯勋爵以及那些被爵士称之为“政府的鹰犬”的人，他指控他们使用每一种见不得光的手段让东印度公司屈从于他们的意志。科尔布鲁克没有指出他提到的鹰犬的姓名，但他所指的一定是诺斯在财政部的两个最亲密的助手。一个是查尔斯·詹金森，他后来成了利物浦的第一个伯爵；另一个是约翰·罗宾逊，一位来自遥远的英格兰北部地区的言辞拘谨的律师。詹金森又高又瘦，而罗宾逊粗鲁、肥胖又邋遢。然而，这两个人都精明而狡猾，他们作为政府的鹰犬在下议院不知疲倦地工作。

一位传记作家把詹金森描述为“具有选择性同情的天生的官僚主义者”，显然他的同情并没有分给美国。作为乔治·格伦维尔的另一个门徒，詹金森对《印花税法案》的废除感到深深遗憾，他追随着格伦维尔通过殖民地增加国家收入的梦想。具有洞察细枝末节的眼光，他担任了调查东印度公司委员会的秘书。当詹金森死后，他留下了规模庞大的文书。在那些关于孟加拉的文档中，一份幸存下来的文件再清晰不过地解释了财政部的意图。

这份文件标注为1773年1月18日，描述了强迫美国人购买英国所有茶叶的计划。没有人签署这份文件。但从它包含的几组数据以及审慎的措辞判断，这份文件只能是由詹金森和罗宾逊起草的财政部的正式备忘录，也许是在威廉·帕尔默的帮助下完成的。该文件的作者说，在未来六个月的时间里，东印度公司应该对900万磅的茶叶举行一场特殊的公开拍卖。茶叶可以打折出售，纯粹是为了出口到爱尔兰和殖民地，而那些地方必须支付汤森德关税。要对拍卖会举办的时间进行延迟，这样可以让拍卖会在大西洋的另一端得到广泛的宣传。

“可以预期来自美国的巨大订单”，作者说，因为茶叶的价格将会低于任何荷兰走私者的供货价格。殖民地的商店经营者除了买茶将别无选择，而因此，该计划将一下子分别实现四个目标。它将为东印度公司筹集超过90万英镑的现金；它将迫使美国人支付每磅茶叶3便士的税金，结束他们愚蠢的联合抵制；它将使走私者的生意一落千丈；它将为政府提高税收。

那年秋天，当满载茶叶的船只驶向殖民地的时候，这个计划已经被修改了：威廉·帕尔默再次出面干涉，在伦敦举办拍卖会的想法让位于由公司直接进行出口。但该计划的基本原则仍然原封没动。财政部1月底决心实行的行动方针导致了茶党的诞生。就财政部而言，它已经别无选择。它必须采取坚决的行动，结束美国海岸上的犯罪浪潮。

在上一个夏天，查尔斯·詹金森坐在诺斯勋爵身边，在财政部的会议室听到了“葛斯比事件”令人震惊的细节。到1773年1月底，该事件的调查委员会才刚刚开始在纽波特会面。但皇家海军早已向伦敦写信，抱怨试图找到对布朗家族不利的证据时遇到的阻碍。这次事件中受伤的中尉似乎不太可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了。与此同时，殖民地的管理成本逐月增加。随着食品价格的上涨，为纽约和波士顿的驻军提供补给的承包商开始恳求得到更多的资金。盖奇上将的每一封加急信都带来了更多的关于印度可能爆发战争的危险警告，而西印度群岛的战斗已经在圣文森特岛上打响了。

在圣文森特岛上，从秋天开始，英国士兵和加勒比人就在战斗中僵持不下，而军队遭受着极度的痛苦，因为发热或在战斗中受伤，士兵们数以百计地牺牲。在加勒比人放下武器之前，战斗持续了六个月，英国在加勒比地区部署了2000多名士兵。鉴于这一切，财政部怎么可能对殖民地做出让步？在资金非常紧张的情况下，诺斯勋爵怎么可能废除对茶叶的税收？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无论诺斯勋爵打算何时公开这个计划的细节，他都有信心获得下议院的支持。

但就目前而言，诺斯勋爵仍然紧张不已。这年4月，公司将进行董事会改选。不可避免的是，科尔布鲁克和他的盟友们会被踢出董事会，而诺斯希望看到他们的接任者是更加圆滑的人，会欣然接受他所有关于改革的提议。与此同时，他继续着和公司的谈判，但不对外界透露任何消息。三个月就这样过去了。报纸始终都急切地跟踪着东印度危机的进展，但对财政部的动向却得不到任何线索。与事实相反，人们普遍认为，在适当的时候诺斯勋爵会满足股东的要求，并允许公司把茶叶免税输送到殖民地。

一位在伦敦的美国人也有着同样的预期，他就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未能预见到正在酝酿的危机。从富兰克林来到英格兰居住，已经过去了16年。在那里，他做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一些外交工作——作为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州和马萨诸塞州众议院的代理人。在首府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被当作帝国的朋友，当然，他也完全享受那里的知识分子社交圈。然而到了1773年，他已心灰意冷，对英国彻底绝望了。但他没有收集关于诺斯勋爵意图的情报，而是逐渐断绝了与政治的联系。

希尔斯伯勒勋爵粗鲁而轻蔑地对待他，前殖民大臣拒绝承认富兰克林作为马萨诸塞州议会代理人的身份。但是富兰克林态度变化的起因远非赌气。当他前往爱尔兰和爱丁堡，看到贫穷和富贵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富兰克林对他的祖国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虽然他在金融危机中毫发无伤——他精明到不会把钱存在英国银行里，但银行业危机增加了他幻灭的感觉。与此同时，俄亥俄州问题被无限期拖延也让他更加沮丧。

随着时间的推移，本杰明·富兰克林渐渐脱离了伦敦的主流社会。沉浸在他自己的阅读和研究中，在贵族面前感到不自在，他选择与思想自由的牧师、哲学家和医生共度夜晚。他们可能很聪明，但他们大多是激进分子和不遵从传统的人，在宗教以及其他方面。在那个时代，英国教会仍然要求人们对宗教忠诚，然而讽刺的是，相较于公共生活中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富兰克林的社交圈几乎与首都典型的主流观念截然不同。

从保存下来的信件中可以看出，富兰克林几乎完全不知道罗金汉姆党人。他从没读过任何埃德蒙·伯克的著作，虽然他可能和伯克一起捍卫过美国的利益。与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李氏兄弟不同，富兰克林从来没有和威尔克斯共进过晚餐，因为他并不信任威尔克斯。他还跟东印度公司的总部保持着距离。当然了，他读报纸，但它们是令人困惑的真实和谎言的混合物。他很少踏入名流云集的梅费尔区或詹姆斯大街的会客室。最重要的是，富兰克林误判了诺斯勋爵的水准。两人几乎并不相识：他们显然只见过两到三次面。诺斯成为首相后不久，富兰克林在一次参加每周在白厅举行的例会时，听到诺斯做出了一番贬损美国的评论。尽管富兰克林后来会见了其他的政府官员，但在那之后他就对这位他最需要了解的政治家敬而远之了。 [13]

与朝廷和上流社会隔绝，富兰克林所能看到的尽是些无能之辈。部分出于自己的傲慢，他不去努力研究诺斯勋爵的秘密，而是把首相看作傻瓜。“他们全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富兰克林在1773年年初写信给一位美国朋友，“因为他们对殖民地不公正并且愚蠢的政策。”他的评论并无不公，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太幼稚了。实际上，诺斯此刻正处于他事业的巅峰时期。对他的能力不存一丝疑问，国王和他的部长们都很欣赏他处理东印度危机的方式。希尔斯伯勒不能对他构成任何阻碍，反对派也萎靡不振，此刻诺斯勋爵终于可以自由设计对美国的政策；但在这个关键时刻，富兰克林——一位科学天才，但暂时在政治方面不够机敏——却没能看出这一点。

在3月底，富兰克林去拜访达特茅斯勋爵，他俩从不亲密。这仅仅是达特茅斯就职以来他们的第三次会面。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友善的，但也仅此而已。尽管尊重这位部长，富兰克林结束会见时被达特茅斯的含混的信号弄得晕头转向。就在几个月前，达特茅斯看起来轻松自在，愿意倾听殖民地的主张。即使在1月，富兰克林发现这位阁下虽然是友好的，但也在避实就虚，说的都是些含糊其辞的老生常谈。到了春天，这位部长的心境似乎又改变了。达特茅斯仍旧是位和蔼可亲的主人，但他显示出为新英格兰的激进分子而烦恼的迹象——他们对茶叶进行联合抵制，拒绝惩罚“葛斯比事件”的参与者。但这位殖民大臣始终没有表达任何他自己的意图。

到那时，富兰克林预计英议会会做出让步，取消包括3便士的汤森德关税在内的所有关税。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相信英国与法国的下一场战争不可能被无限期延迟。如果是这样，英国不敢失去殖民地的支持，包括海军基地、预备船只和海员——或者说支持这一观点的论据大致如此。然而，从1773年春天开始，富兰克林的信件开始传达出一种不安的感觉，因为他发现政府的立场越来越令人费解。他给在新泽西州的儿子写了一封充满困惑的信，“一切取决于环境和发生的事件。我们维持着勉强糊口的日子。政府似乎不会提出明智而正常的计划”。

在所有的可能性中，最可能的就是达特茅斯勋爵根本不知道诺斯勋爵的意图，而这正可以解释他的含糊其辞。必要时是无情的执行家，诺斯很可能选择甚至把他最好的朋友也蒙在鼓里，直到他准备好了把自己的计划出其不意地抛给毫不知情的下议院。事实上，从保存下来的记录看，诺斯似乎从没询问过殖民部，对于他把过剩的茶叶作为一种政治武器有何意见。这个计划仅仅出自财政部。

即便如此，富兰克林已经正确地探测到了政治温度的变化。由于“葛斯比事件”，白厅对外冷风劲吹，推动了另一场英国与殖民地的对抗；与此同时，3000英里之外，各种事件汇聚成一个高潮。在纽波特，“葛斯比事件”的调查委员们徒劳的调查已经接近尾声了。尽管他们知道约翰·布朗组织了这次袭击，他们却找不到可以带到陪审团面前的可靠的目击证人。他们的工作只加深了大西洋两岸的敌意和怀疑。在英国军队看来，“葛斯比事件”简单证明了不忠实的美国人永远不会自己改过；而对新英格兰的人民来说，观念发生了类似的强化。将近八年前，从关于《印花税法案》的消息第一次到达之时起，北部殖民地逐渐疏远了祖国。在1772年的下半年，这个过程加速发展并且成了不可逆转的趋势。

到1773年1月底，部分因为英国搞砸了的起诉“葛斯比事件”参与者的企图，部分因为其他长期存在的不满，新英格兰的民意明确转向了反对帝国的方向。在列克星敦的战争开始很久之前，人们的心里就已经发生了一场反叛，从普罗维登斯和波士顿开始，然后向外蔓延到马萨诸塞州的其他地方和更远的地方，直到最后甚至传播到了弗吉尼亚和查尔斯顿的志趣相投的人群中间，那里的很多人已经得出了相同的革命性结论。一些他们接纳的观念已经在美国人的思辨中流行了几十年，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以利沙·库克的时代，如果不是更早的话，但是现在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在殖民地还没有任何人怀疑诺斯勋爵打算把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输送给他们。即便如此，在新英格兰，反叛观念已经开始以更高的强度被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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