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消失的城市

彼得格勒1917年的250万人口到1920年代初期锐减为约74万。大约有17万人有如沙皇俄国时期的文员们，在早已臃肿膨胀的苏联政府行政体系工作。其他人——1919年预计有15.6万——则是文盲。这座城市的面积比柏林或巴黎更大，但那些首都的人口在增长，并且经过最近这场战争后，正迈向爵士时代（jazz age）的繁荣。彼得格勒则是座废弃的、半毁的博物馆，没什么人有时间、金钱或意愿过问它。曼德尔施塔姆关于“一种壮丽辉煌之物”的期望再也不会发生了。那种染满帝国各宫殿的红色用别雷笔下阿布雷乌克霍夫的话说，就是一种“标记把俄国领向灭亡之混乱”的颜色。电车总数从1918年的724节车厢骤减至1921年的227节。乘客们要么紧紧踩住亲爱的生活的踏脚板，要么被推开，有时便失去了它。工业停顿。城里四分之一的寓所空置。这就是七年战争、革命与国内倾轧的后果。

关于1920年代中期的城市，宗教哲学家格奥尔基·费多托夫（Georgy Fedotov）暗示说：“城市的思想中有种精神错乱，有种预先决定了它的死亡的东西……一个巨人顶天立地地升起来了，现在悬在空中，在一块花岗岩上保持平衡。”就在彼得之城的年轻一代见证着不容忽视的教育上的努力和改善生活水平之驱力的同时，国内战争结束至希特勒垮台期间充满了骚乱与创伤。如阿瑟·科斯特勒（Arthur Koestler）所言：“短短三代人的时间里，共产主义运动就从使徒（Apostles）时代行进到波吉亚家族（Borgias）时代”。这个时期能看到马克思《共产党宣言》的联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les）的社会主义愿景——政府应当慢慢地脱离工作——硬化成最糟糕的集权制官僚主义类型。彼得之城在两个世纪里都强制推行变革。现在它成为变革的牺牲品——或者更应说是停滞的牺牲品。

内战后马上出现了希望的微光。1922年，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注意到春天早早来临了。专家们从南方返回，私人贸易商再度被接纳，因为列宁1921年的经济妥协政策容许受控制的资本主义。这是战争和饥馑造成的可怕状况迫使他施行的，并且在第十次党代会上投了票，当时图切哈夫斯基将军正在镇压喀琅施塔特叛乱。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NEP］）将某些属于圣彼得堡的东西还给了彼得格勒。有餐馆，有商店，电影院放映着好莱坞的电影，画廊展出先锋派艺术。新闻自由，有公开讨论的机会。演艺人员和骗子都喜气洋洋，因为涅夫斯基大街再度向生活绽放，带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主宰此地的愉快以及恶癖。然而在新经济政策为资产阶级提供一些喘息机会的同时，它被走强硬路线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视为毒虫猛兽，他们把“新经济政策人士”（NEPman）视同匪徒资本家。不管怎样，当列宁策略性的经济隐忍于1928年被斯大林终止，“新经济政策人士”心态转入地下。黑市在整个苏联时代广泛存在，并且在苏联解体后改头换面成为俄罗斯快速致富的敲诈勒索之路。

图42　亚历山大·杰伊涅卡（Alexander Deineka）所绘《新经济政策人士》，1927年

1922年4月22日，列宁钦点的约瑟夫·斯大林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他是个讲求实际的实用主义者，一个活力十足的布尔什维克组织者，曾在西伯利亚的沙皇集中营里服刑。十个月之后，列宁想法改变并想让斯大林出局。一如叶卡捷琳娜大帝和她剥夺保罗继承权的打算，列宁本应更早地说出来——赶在第三次中风让他辞不达意之前。当他1924年1月21日死于第四次中风，斯大林声情并茂地发誓要完成列宁的工作，并由此将自己确立为自然而然的继承人。彼得格勒这座列宁从不怎么喜欢的城市被更名为列宁格勒（Leningrad）。本地领导人力争，革命的温床应当再次成为首都。其他人——包括一些上了年纪的仍然能看到他们遛狗的前贵族——则暗示，这座城市应保留一种反对苏维埃俄国生活的单调乏味立场。旧日帝国的光彩能够成为一座反衬苏维埃生活之鄙陋破旧的灯塔。然而彼得的城市反而被弃置至遗忘，并在9月末被一场第二大规模的洪水吞没。水位峰值高达380厘米——比100年前那场最糟糕的洪水的水位线低40厘米。

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的契卡成为国家政治保卫局（GPU），它为了满足斯大林针对同胞们的残忍无情的运动而不断扩大。通过拷问获取假口供成为清洗可疑敌人的行之有效的手段——受害人中有抵抗意志的人千里挑一。斯大林评论说，完全的一致性只有在墓地里才能实现。赶尽杀绝是他的解决之道：“没人就没有问题。”1923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变成国家政治保卫总局（OGPU）。1934年，该机构演化为望之胆寒的内政人民委员会（NKVD），经国家保安部（MGB）和内政部（MVD）而发展为克格勃，时间是1954年，即斯大林死后的那年。斯大林政权中那些有害事物的多数都是列宁在国内战争残酷的乱局中所创造的。第一座死亡集中营1922年开始运转。斯大林只不过强化了针对反革命敌人的运动——这些敌人有真实的，有假想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随后的内政人民委员会成了重要的恐吓工具。在“慈父”斯大林的微笑面容之后，站着吞噬自己孩子的萨图恩（Saturn）。他的方法可谓犁庭扫穴，于是到了1920年代末，他成为原始领导班子中唯一留任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政治局的成员。

到斯大林1929年10月接受促进经济的计划时，他已经独握党、军队及秘密警察大权。他那实现现代化的驱力狂热暴躁。工人们被迫“献出”他们的节假日，只为计划加速实行。《真理报》得意扬扬地宣告四年便实现了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一场配得上彼得大帝风格的危险加速。1929年，谋取暴利的“富农”（kulaks）——被指控在城市挨饿时囤积谷物的富裕农民们——成了“阶级敌人”。有些人被城镇派出的小团伙镇压，其他人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们的农场则在没收充公后合并成巨大的集体农庄。到1930年，俄国农民超过半数都已被集体化，但在生产线上滚动的拖拉机只有许诺数量的一半。其余半数到位时，许多都被闲置，因为农场的工人们不懂如何操作。为逃脱存在于乡下的威胁，蓄意抗争的农民屠宰自己的家畜并烧毁他们的谷仓和房屋以示抗议，然后以每周5万人的速率流入城市。列宁格勒发现自己面临着住房短缺。

在混乱无序中，艺术领域有着兴奋、迷惑与危机。“无产者文化”被彼此冲突的目标推来搡去，几乎挨不过内战。它想为工人提供他们所能理解的艺术的愿望，变异成斯大林的文化管制。人民教育委员会接管了印刷所，一切手稿都需“格拉维特”（Glavit）即文字与出版事务总指挥部批准。对知识和艺术的净化加快了速度。一些经典作家比如普希金和托尔斯泰的作品依旧流行，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导致他的作品无法出版。热衷酒精的诗人、歌手亦是伊莎多拉·邓肯前夫的谢尔盖·叶赛宁（Sergei Yesenin）的诗句，充斥着粗糙的生活和粗暴的天气。1925年，叶赛宁发现自己置身于一种志趣迥异的氛围下，于是自杀了。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跟不“指望微笑”的镜子一起生活。她的作品遭到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贬斥。鼓吹社会主义艺术价值观的他宣称阿赫玛托娃“闭门造车的私语”（indoor intimacy）对一个“粗粝而强硬的时代”毫无意义。马雅可夫斯基讽刺“新经济政策人士”的喜剧《臭虫》（The Bedbug）于1929年面世。形式和内容都受到抨击，作者随后被迫自尽。《臭虫》的导演弗谢沃洛德·梅耶侯德后来遭受刑讯，并在1940年被栽上给外国势力充当间谍的罪名而被枪决。普罗科菲耶夫为迪亚吉列夫创作的芭蕾剧《钢之跃》（Le Pas d’acier）——旨在给社会主义的艺术可能性献礼——在苏联上演时因为“不和谐音”而遭删改。肖斯塔科维奇的首部歌剧《鼻子》（The Nose）涉及日渐普遍的对权力的畏惧之情。1930年在列宁格勒首演之后，它被抨击为含有“反苏维埃的逃避主义”。

“红色侦探故事”成为20世纪的流行题材。这类作品中最成功的包括玛丽埃塔·夏金娘（Marietta Shaginyan）的《门德小姐——美国佬在彼得格勒》（Mess-Mend: or a Yankee in Petrograd），它是系列小说，还配有亚历山大·罗琴科（Alexander Rodchenko）设计的构成主义风格的蒙太奇照片封面。一部通俗小说有这样一个先锋派封面，透露出1920年代初期的某些艺术潜力。这本书讲述了资本主义向法西斯主义溃败，刻画了美国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拥护苏维埃的生活方式与科学的胜利，这是当时时髦的科幻小说所反映的一个主题。尤金·扎米亚金（Eugene Zamyatin）的未来主义小说《我们》（We）是那类题材中最有力的，因为它通过对大规模监视和盲从态度——在这种生活状态下，生活的每个微末细节都是被计划和监控的——的猛烈攻击而削弱了错位的科学乐观主义。此书作为共产党审查员所禁止的首批书籍中的一员，直到1988年才在苏联出版。

在决定哪种艺术适合工人阶级革命方面的优柔寡断，反映在艺术文化研究所（Inkhuk）的规划中，它最初接纳各种东西，从康定斯基的纯绘画到塔特林的“实验室”或曰工厂艺术。滥觞于莫斯科，艺术文化研究所1921年在塔特林领导下于彼得格勒，同时在马列维奇领导下于维捷布斯克成立。然而当康定斯基去往德国——众多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作家离开苏维埃俄国或被苏维埃俄国驱逐后的一个归处——架上绘画随他一道离去了。留下来的艺术家都是探索能够批量生产并能服务社会的功利主义设计的技术员。但他们的社会主义幻象兴旺不起来。油画复归，描绘充满宣传意味的深情的场景。

新经济政策见证着私人裁缝店重新出现，涅夫斯基大街上上下下都有腿脚在店里被丈量，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艺术家们如亚历山德拉·艾克斯特（Aleksandra Exter）、马勒维奇、罗琴科、柳博芙·波波娃（Lyubov Popova）和瓦拉拉·斯捷潘诺娃（Varara Stepanova）正忙着探索流行风尚的可能性——既要国际性的，又要匿名的——要易于生产的，增进健康的，还要适合工人活动的。令人咋舌的设计被制作出来，但计划不是因经济限制而受阻，就是出于反对革新的领导班子强硬而被缩减。

印刷术与合成图像获得巨大成功。在艾尔·利西茨基（El Lissitzky）、马勒维奇和马克·夏卡尔（Marc Chagall）的带领下，维捷布斯克的现代印刷设计从它的未来主义起源发展而来。构成主义者为贸易联合会构思了吸引人的宣传海报与徽章。令人难忘的俱乐部内部设计给工人们提供了明亮又欢快的休憩和学习的场所。不过不幸的是，罗琴科丰富多彩的有革命性的图书馆只是个在1925年巴黎装饰艺术博览会上获得银奖的装置。这么多雄心勃勃的方案都从未实现。虽然波波娃和斯捷潘诺娃在纺织厂确实做了些时尚工作，弗拉基米尔·塔特林才是唯一在一间工厂消磨了许多时间的“艺术家——工程师”（artist-engineer）。不过他逗留在彼得格勒的莱斯纳尔冶金厂期间没学到什么。塔特林想建造一座能用最少的燃料提供最大热能的炉子，这种雄心很重要，但他无法让这设计运转起来。这座炉子和巨人般的“第三国际纪念碑”——就像羽翼未丰的苏维埃政权本身——都是了不起但无法实现的梦想。

艺术家、建筑师兼工程师艾尔·利西茨基1921年推出了他的建筑物，或称“普热恩”（prouns）。他把普热恩定义为“一个供人在绘画和建筑之间换乘列车的车站”，着手试着建造能服务于一群被饥饿与战争蹂躏的人民的建筑。他宣称，私人主顾已经换成“社会委托”。纵览早期苏联的建筑理念——利西茨基的计划、拉德沃斯基工作室（Ladvoski Atelier）1923年设计的一栋莫斯科摩天大楼、巴尔欣（Barkhin）给《消息报》（Izvestia）大楼的第一个提案、瓦连佐夫（Varentsov）的乌托邦城——一目了然的是，这个国家正被许以一个它尚未准备好接受的未来。纯粹是彼得大帝的翻版。

图43　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像，映衬着他帮助创建的真实的苏维埃世界

列宁很清楚电影是用来传播革命信息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然而那些被公认为苏联电影之杰作的影片不被大众所欣赏，他们习惯了潦草的电影工业快速泵出的廉价、感伤、有性挑逗意味的电影。拉斯普京的冒险经历就是具有这般特色的典型产品。两天里可以用同一个场景制作六部短片，道具只需重新摆放一下。可想而知被贫困损耗殆尽的大众对兴奋与魔力如饥似渴。在1924年底到1925年中列宁格勒放映的183部新片中，只有25部是苏联出品，其他103部来自美国。谢尔盖·爱森斯坦的革命性影片《战舰波将金号》在国外引起轰动，并于1926年在柏林被禁演，可是在俄罗斯本土，美国电影被证明更受欢迎。《战舰波将金号》在莫斯科的一家影院提前下线，被换成道格拉斯·费尔班克（Douglas Fairbank）的《罗宾汉》（Robin Hood）。而在列宁格勒，它只在两家主要影院上映。

爱森斯坦坚持，他反对用拉斯普金制作人那种粗制滥造的方式构造不可信的场景。他拍摄庆祝革命十周年的影片《十月》时，就在最激动人心的地点——彼得的都城。他的临时演员多数扮演赤卫队员。对于彼得格勒街上的大屠杀，爱森斯坦评论说“不必进行排练；工人们太清楚”它是怎么发生的。《十月》是宣传鼓吹与圣徒传记（hagiography）的胜利，它受到报纸图片和宣传海报的启发，将不同图像融合，以蒙太奇手法创造出革命那令人热血沸腾的激动场面。技术使得某些时刻成为可能，比如对列宁在芬兰车站外面激情四射的半宗教性质的表现。它也控斥了熟悉的恐怖场景，比如在一组镜头中，一个穿罩袍的资产阶级用褶边伞的伞尖凶恶地杀死一位赤卫队员，这时他的一份《真理报》慢慢沉入涅瓦河。普多夫金的老师亦即对蒙太奇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列夫·库里肖夫（Lev Kuleshov），1924年在列宁格勒开始制作他第一部标准长度的故事片《维斯特先生在布尔什维克国度的奇异冒险》（The Unusual Adventure of Mr West in the Land of the Bolsheviks）时，面临胶片短缺。他通过严格的剪辑以求不浪费地讲故事从而解决了问题，蒙太奇由此诞生。

随着1920年代推进，斯大林的审查员不停地盯着严肃的电影制作人。亚历山大·多夫任科（Alexander Dovshenko）的《忍尼戈拉》（Zvenigora）因为探索人性与土地的关系而被批评成“资产阶级的”和“民族主义的”。与此对照，多夫任科《战争三部曲》（War）的最后一部《地球》（Earth）将早期苏联电影中的动感刺激同五年计划的积极展望相结合。多夫任科的要旨是，如果你把正确的工具交给工人阶级，他们就能把有钱又醉醺醺的富农赶走，这群人太过懒散，没法同技术进步和意识形态进步相竞争。在这部电影中，工人们本能地知道如何使用拖拉机。

列宁热衷于通过电影劝服改宗，斯大林则留意到音乐充满情感的吸引力。1926年，列宁格勒爱乐乐团首次公演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交响曲》。最初作为他交给列宁格勒音乐学院的毕业创作，这部交响曲——让人们第一次瞥见这位作曲家的忧虑之情——被认为不同凡响，并被列宁格勒爱乐乐团采纳。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也就是苏联闭门自守之前，还有可能让肖斯塔科维奇这样的音乐家听到阵容强大的访问指挥家们——包括奥托·克伦佩勒（Otto Klemperer）和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指挥的外国作曲家如贝尔格（Berg）或欣德米特（Hindemith）的作品。1926年，作曲家鲍里斯·阿萨菲耶夫（Boris Asafiev）组建了探索新音乐的列宁格勒音乐圈，两年后，肖斯塔科维奇基于果戈里的短篇小说创作的首部歌剧《鼻子》，被“马勒格特”（MALEGOT）即列宁格勒马雷国家歌剧与芭蕾舞剧院（Leningrad Maly State Theatre of Opera and Ballet）所采用。但排练期间，出现了对于被描述成“个人主义的”或“现代的”一个片段的不容忍征兆。那不是能服务于斯大林的音乐，斯大林正走在以无知者和无经验的人替换有知识的人和专家来危害苏联的技术进步能力与艺术卓越性的进程中。在列宁格勒音乐学院，没受过音乐训练的党员们被送上主事岗位。这所学校的目标被重新定位成创作鼓舞农场与工厂工人的振奋人心的歌曲。在俄罗斯无产阶级音乐家联合会（RAPM）的指导下，有可能被当成耳旁风的音乐被遏制了。简单就是目标。民间歌曲——“内容上是无产阶级的，形式上是国家的”——成为主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RAPM对西方通俗音乐的“麻醉”性质发起了一场攻击，西方通俗音乐鼓励“人们与其靠大脑不如靠性器官生活”。虽说RAPM于1932年在伴随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完成而来的文化大转变中被改组，但它对音乐的简单化态度留了下来。

文学方面的对等实体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RAPP）针对那些不准备借由与苏维埃的陈词滥调作交易而放弃个人主义的作家们发起了运动。在绘画领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Socialist Realism）对人民的成就浮夸虚表。不过在早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社会现实主义者（social realist）库兹玛·彼得罗–沃特金（Kuzma Petrov-Vodkin）和亚历山大·杰伊涅卡的早期作品中，有着具政治指向与温和现代派特征的令人震撼的形象。后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如亚历山大·格拉西莫夫（Alexander Gerasimov）等画家的作品中沦为理想化的绘画宣传品。

在西方经受令人对资本主义产生怀疑的大萧条时，仍有弗雷德与金杰（Fred and Ginger）以及公开讨论。在苏维埃俄国，单调、匮乏与危险正在麻痹人们。在斯大林强势地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活水准倒退，家庭收入大约44%要用于食物，而1929年又一次实行了配给制。不过列宁格勒在某些方面是个例外。它与其他俄罗斯城市相比，享有显著高企的识字率，也容纳了60多家高等教育机构。上大学的女性人数显著增长——不仅在诸如医药与法律这类学科，也在建筑、交通和工业学科。然而社会主义在很多方面都让女人失望了。革命后的党务会议曾激励她们想象一个更光明的未来。1918年的《家庭法》通过了面向生产前后的女性的八周带薪产假。然而国家又太早地削减了如儿童托管这类支持性制度，迫使妇女局（Zhenotdel）为了女性权益而艰难斗争。几千名女性把她们的工作让给从战场返回的士兵。只有在传统的女性行业也是薪水最低的领域，比如纺织和食品加工，她们才保持着主导地位。不仅如此，虽然女医生人数不少，但1930年代列宁格勒的医院只有四位女性主治大夫。号称致力于机会平等的劳动委员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更属意男人，大量女性失业。700名列宁格勒的女子万般无奈，谎报自己是生病的妓女而被登记在册，只为获得“劳动培训班”那100个为“失足妇女”设立的工作岗位。至于卖淫，布尔什维克党没能根除它，只是简单地把它赶到了地下。

20世纪中叶的《新家庭法》力求保护女性，但离婚的不费力气造成这样一种局面，男人成了系列丈夫（serial husbands），他们步入下一场欢娱时，留下一串带着需赡养的儿童的妻子。提高每次接连的离婚事件的成本，是控制诸如堕胎这类难题的一种努力。自1920年合法化以来，为数众多的堕胎诊所（abotaria）都有一份长长的候诊女性名单，她们经常都处在怀孕早期。一个女人经历八九次堕胎并不罕见，有些多达16次。斯大林力图巩固家庭而于1937年把堕胎变成罪行，之后，“大把大把金属、赛璐珞与合成橡胶制成的便宜避孕用具”上市销售。在斯大林强势政策的布景下，殷实安逸的——几乎可算资产阶级的——家庭在俄罗斯兴起，并且被威利·明岑贝格（Willi Münzenberg）的共产国际宣传杂志在国外大肆炫耀。他们用假照片表现衣冠楚楚的“菲利波夫一家”（family Filipov）在一张放着闪闪发光的茶壶的餐桌旁享用着丰盛的一餐。菲利波夫一家成为取笑严阵以待的苏联主妇的典故，如果这位主妇设法弄到一条不会让牙床流血的熏鱼或像样的鲱鱼，又或者一根只要不是用马肉做的香肠，她就会被拥戴成货真价实的“菲利波夫夫人”——一个明显有些关系的人物。

成功的社会主义许诺为每个人供应充足的基本食物、鞋子与合适的衣服。如果这些东西出现了，那么为购买它们所做的等待则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女人的命运，不管有工作与否。当配额供应结束，价格就会上涨，超过工资增长，还会生产质量缩水的“令人憎恶的”商品，以配合下降的购买力。穷人和党内精英间的鸿沟加宽了。1930年建立的格拉沃索布托尔格（Glavosobtorg）用烘焙店、食品店和百货商店服务特权顾客。莫斯科与列宁格勒的旗舰美食店出售养在鱼缸里的活鲤鱼和温室栽培的草莓。它们的41种罐头鱼或冰冻鱼、分为67类的不同品种烟熏鱼以及鱼子酱，价格高得超出普通人家的水准，被卖给那些在体制内地位优渥的人。1930年开始，托格欣（Torgsin）商店——囊中羞涩的人在此卸下传家宝——向游客和苏维埃精英售货。对内政人民委员会独家供货的那些合作社提供别处无法获取的东西，报纸开始刊载大多数人都买不起的产品的广告。1930年代初期涅夫斯基大街上的长廊商场开了一家百货公司，当时人们用讲话、挥旗和管弦乐队来庆祝。不过，在华丽装饰背后，服装部既没试衣间也没镜子。

为了在一个组织糟糕且不公日增的国度里加固自豪之情，学童被填鸭式教导关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时观念，所教导的有——在那些国家里，不到10岁的男孩生活在贫穷悲惨之中，在资本家的矿井里做工，比起昂贵的机器，资本家们更偏爱便宜又不怕消耗的劳动力。他们学习的课文选段截取自查尔斯·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这些作家的作品。安德烈·纪德1930年代中期访问苏联，发现人民“处在对其他国家非比寻常的无知状态中”——工人们竟问他法国是否有学校。与此同时，始于1929年50岁生日庆典的斯大林个人崇拜正在发展，试图给一颗苦药丸裹上糖衣。带着一张自鸣得意面庞的斯大林半身像被大量生产供大众膜拜，其形象变得越来越和颜悦色。

斯大林的激烈性从他一开始获得领导权就已经昭然若揭，然而暗杀列宁格勒党委第一书记、备受拥戴的谢尔盖·基洛夫（Sergei Kirov）才是噩梦开始的标志。1934年12月1日下午，一位名叫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ev）的不安的年轻漂泊者未经解释就获准进入位于斯莫尔尼宫的列宁格勒州委。尼古拉耶夫进来杀掉了基洛夫。几个小时后，斯大林搭上一班开赴列宁格勒的火车，来开展调查。第二天，基洛夫那明显玩忽职守的保镖也死了。有些人宣称这是内政人民委员会干的，其他人认为这个吓坏了的人为逃避斯大林的审问而自己从卡车上跳了下去。一周之内，尼古拉耶夫和所谓的“共犯们”就被处死，列宁格勒内政人民委员会的领导被开除。

基洛夫的生活作风在他位于时髦的卡门诺斯特洛夫斯基大街的寓所中宛然可见，从中能领教社会主义精英分子所期望的最小牺牲。基洛夫的共产主义先烈和英雄们的肖像、有两万卷藏书的镶玻璃图书室、排着一列被共产党要员如此钟爱的电话机的硕大书桌、他与莫斯科的“红星”热线，看上去全都是一位党的重要地方领袖的合理陈设。除此之外，这间寓所全然一派资产阶级风貌，有着伸展开的大厨房，有冰箱和内容充足的食品室。基洛夫对打猎的激情——从他的战利品、他的兽皮地毯和制作精良的工具可知——让人想起19世纪末期沙皇们所钟爱的狩猎远征。不过基洛夫是个成功的演说家，作为人民的儿子、工人的拥护者出场，还为提高列宁格勒的福利水平做了很多。他鲁莽地坚持主见，与任何他认为最适合一项工作的人共事，可以是党内经验丰富的人，甚至可以是斯大林不喜欢或不信任的人。1934年冬季的第十七次党代会上，基洛夫被党内显要成员们请求充当总书记的可能预备人选。这位猎手被看成威胁，变成了那些不信任他成功的亲民风格之人的猎物。

列宁格勒超过一半的市民列队经过基洛夫那庄重地躺在乌里茨基宫（Uritsky Palace）的遗体。他们提议以他的名字命名街道，给他建纪念像。马林斯基更名为“加托布”（GATOB），即国家歌剧与芭蕾舞学术剧院（State Academic Theatre of Opera and Ballet）。同志们急于为这座城市除掉至少一个难听的首字母缩写名，便希望以基洛夫之名为这座剧院重新命名，这在1935年实现了。

斯大林干劲冲天地对列宁格勒州委和本城残存的贵族及资产阶级下手了。列宁格勒内政人民委员会的12位头头脑脑遭到审判，因玩忽职守被押往集中营。列宁格勒党支部前领导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的近850名同事在1935年初被捕，11 000名列宁格勒人被送去劳改营，他们在那里顶着极度恶劣的条件工作，为了帮助实现斯大林雄心勃勃的工业目标。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被判监禁，又在1936年被改判并处死。到了1938年底，包括卡尔·拉狄克、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及阿列克谢·李可夫（Alexei Rykov）在内的“老共产党人”都被清洗了。在国外，内政人民委员会一边剔除在西班牙内战中战斗的托派人士（Trotskyites），一边跟踪托洛茨基本人。在苏联，刑讯成为提问的标准模式。列宁格勒州委的新负责人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肢解了基洛夫的权力结构，参加1934年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54位列宁格勒代表中只有两人被再次选中参加1939年的新一届大会。

谢尔盖·基洛夫被杀后的几年里，斯大林把这位列宁格勒州委负责人的被刺当作实行无底线激烈手段的借口。内政人民委员会在这位苏维埃领袖紧密又毫不留情的控制之下，卓有成效地开展反对党和人民的战争。牺牲者们被集中到标着“牛奶”或“蔬菜”的货车里，也被聚拢到运牲口的卡车里，送去劳改营，他们在那里因为寒冷、营养匮乏、疾病或绝望而死去，而斯大林说“生活变得更好了，生活变得更快乐了”。肖斯塔科维奇有一句秘密祝酒词——“为生活不会变得更好而干杯”。第十七次党代会的近2000名代表中，有1100人在接下来几年间被枪决。1934到1938年，150万党员遭到清洗。那些帮助过也教唆过斯大林的人，也就是臭名昭著的安全部门领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顺次倒下，同时还有几千名内政人民委员会的探子们遭殃，他们知道得太多了。恐怖时代的高峰期，平均每天都有1500人被枪决。官方记录承认1937—1938年间有681 692人被处死，同时有多达300万人瘐毙监狱或劳改营。数不清的苏联公民因为被指控参与，不管多外围地参与所谓的围绕谋杀基洛夫之凶手的阴谋而被判处死刑，这个凶手对斯大林来说太有政治价值。阿瑟·科斯特勒回忆了党怎么教会他走路要小心，说话和思想要留神，因为深知他说过的任何东西某天就可能被用来针对他。他学会“避免任何原创形式的表达、任何措辞的个人化转折……意思的细微差别会被怀疑。语言以及相关的思想经历一场脱水处理”。

擅使巧计、勇气十足又对一切都板着脸的肖斯塔科维奇顶风“作案”。他的第二部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Lady Macbeth of Mtsensk）基于尼古拉·列斯科夫（Nikolai Leskov）1865年的中篇小说而创作，该小说描写了一位很喜欢感官享受的女人被一些凶徒强行拉入一段不合适的婚姻。它本应是一出旨在庆祝俄罗斯妇女解放的四联剧的第一出。第二出原意欲聚焦于在暗杀亚历山大二世的图谋中起领导作用的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但肖斯塔科维奇放弃了该计划。《麦克白夫人》中一个设在警局派出所的场景是对斯大林的内政人民委员会的讽刺，他出席一次演出时对此感到恼火。1936年1月，这部歌剧被《真理报》抨击为“创造原创性的小资产阶级形式主义企图”。该作曲家的第四交响曲在这样一种不宜人的氛围下竟被列宁格勒爱乐乐团采用，着实令人吃惊。事实上，在一位饱受惊吓的指挥带领下，历经十次恼人的排练之后，肖斯塔科维奇以它是“失败之作”为托词撤回了该作品，直到1961年都没有上演。这位作曲家1937年11月在爱乐乐团演奏厅勇敢地首演了叶夫根尼·姆拉温斯基（Yevgeny Mravinsky）指挥的《第五交响曲》，听众在演出中落泪，在演出结束后喝彩，为他们猜想是对斯大林主义的隐秘批评的东西给予了30分钟的大声欢呼。肖斯塔科维奇被约谈时以消除敌意的方式宣称，《第五交响曲》表现的是“充满全部感情的人”。这年早些时候，作曲家曾被“大房子”（Big House）——位于里特尼大街的内政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总部——传唤。肖斯塔科维奇从1920年代中期以来就与图切哈夫斯基将军友善，因此他被讯问将军所谓的谋杀斯大林的图谋。在经过他与政府的坎坷关系之后，肖斯塔科维奇被牵连进捏造的指控中，这意味着他的好运已经到头了。他被指示几天后再来“大房子”。他适时地与家人告别并准备好流亡。但他来到内政人民委员会总部时，却被开释了。中间这段时间，负责他的案子的调查官自己被逮捕了。

尽管肖斯塔科维奇的幸运度显然与他的狡诈度和勇敢度不相上下，但他能逃掉这么多，后果还是不同寻常的，因为他周围的所有人都没能逃掉。或许他被救是源于《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的国际性成功——这位作曲家已经是一位国际名人。他给苏联电影配的斗志昂扬的音乐可能也起了作用。肖斯塔科维奇还是个年轻人时，在列宁格勒各电影院为默片担任钢琴伴奏，这段经历加上他对爵士乐的热爱给他带来很多好处。他为1932年一部讲述列宁格勒一家工厂的工人们对付一撮“破坏分子”的影片创作了反响热烈的《对策之歌》（“Song of the Counterplan”），斯大林——就像拿破仑对《马赛曲》的看法——知道他有了一件顶得上1000尊大炮的文化武器。肖斯塔科维奇尽管犯有路线模糊且严肃作品流于“形式主义”的错误，但在创作出一种好得一塌糊涂的能够鼓舞这个民族的旋律方面是靠得住的。

图44　“大房子”：里特尼大街的内政人民委员会列宁格勒总部

爵士乐经历过20世纪初年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流行，于1930年代再度时兴。衬着肃反和日益蔓延的激烈手段这张布景，人民被鼓励要快乐。商店里出现了留声机。但也无法掩盖恐惧正在损害精神稳定这一事实，因为人民变得多疑和困惑，生活在无尽的惊吓之中。当人们恐惧于内政人民委员会的夜半敲门声时，任何日常生活表征都是幻象。令他们更加苦恼的是，列宁格勒的穷人们被满塞进筒子楼（kommunalki ），住在这种地方的人家共用厨房和洗澡间，每个人都知道别人在忙什么。被迫过公共生活的人们被压缩到一种令人麻痹的孤立又孤独的状态。维克多·谢尔盖回忆道，从20年代后期开始，“一切有社会关联的人心里的谎言”变得“更加阴暗”。人们向当局出卖心灵以求苟且偷生。如果两个人在谈话，其中一人有国家安全部门背景的可能性非常高。在这种充满不信任和出卖的氛围下，12岁的帕夫利克·莫罗佐夫（Pavlik Morozov）因为谴责自己的父亲在变成国家英雄。这个事件很可能是伪造的，但借由它所催生的诗歌、歌曲和剧作在为斯大林效劳。指控某人时，证据不是必需——只要削足适履就可以了。短语“他像个目击证人般撒谎”变成了一个通用的明喻。

缺钱这件事苦苦压着布尔什维克党。1920年2月贵金属和宝石储备库（GOKHRAN）成立，负责收集贵金属和珠宝。彼得格勒有33家此类物品的存放所，而马克西姆·高尔基受命管理80位评估这些物品的专家。他的团队为1920—1924年的首轮变卖大潮汇集了12万件金银宝贝。1928—1931年的第二轮变卖大潮中出售了画作，包括来自艾尔米塔什的精品。这家博物馆在1923年私人收藏国有化之后拥有数量巨大的新宝藏，而彼得格勒的施蒂格里兹博物馆被关闭。

考虑到当时西方金融的不稳定，这并非最恰当的变卖时机，然而该方案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外贸委员会和驻扎在一些外国首都的有点爱耍花招的苏联贸易代表团，接触了一些有兴趣的买家。一场轰动一时，拍卖价格惨淡的拍卖会1931年5月在柏林举行——256幅画作只拍出60万美元多一点的价格，其中包括凡·戴克的重要肖像画、克拉纳赫的《亚当与夏娃》（Adam and Eve）、伦勃朗的《井边的基督与撒玛利亚人》（Christ and the Samaritan at the Well）。在美国，维克多·哈默（Victor Hammer）与阿曼德·哈默（Armand Hammer）担任法贝热珠宝的纽约销售代理。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伦（Andrew Mellon）买下了来自艾尔米塔什的21幅油画，包括扬·范·艾克（Jan van Eyck）的《天使报喜》（Annunciation）和伦勃朗的两幅重要作品。梅伦在华盛顿建立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时，上述画作是他捐赠给美术馆的画作的一部分。其他有兴趣的各方也主动响应。费城艺术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从苏联的纽约贸易代表团处获得了普桑的《维纳斯诞生》（Birth of Venus）。伊拉克石油公司亚美尼亚血统的英籍总裁卡洛斯特·古本江（Calouste Gulbenkian）仅花3万美元就获得了一幅伦勃朗的肖像画。

为了提高苏维埃新首都的声望，400幅画作从冬宫转移到莫斯科的普希金美术博物馆（Pushkin Museum of Fine Arts）。作为补偿，艾尔米塔什接收了100件非凡的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及20世纪初期的作品，它们是莫斯科商人谢尔盖·休金（Sergei Shchukin）和伊万·莫罗佐夫（Ivan Morozov）的藏品。其中有凡·高、高更和塞尚的重要油画，还有马蒂斯（Matisse）那幅高大而崇高的杰作无疑的《舞蹈》（The Dance）。1932年，这些新获之作被纳入新语境。后印象主义作品作为来自“腐朽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例证而展出。毕加索和马蒂斯——被恰当地安上了借自通俗文化的视觉词汇——成为“帝国主义时代”的绘画例证。它们是博物馆进行马克思主义重构的重要部分，经过重构，18世纪初期的法国艺术被看作来自“封建社会解体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绘画。

斯大林时代，列宁格勒人那生机勃勃的文学图景被剥夺了生命力。1934年参加第一届苏维埃作家大会的700人中，只有50人活到参加20年后的第二届大会。造成这种局面的有疾病、老迈和战争……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尖刻的与某人有关的诗，对这个人来说，“每次杀戮都是款待”，他的法则就是“乱踢，如同马蹄铁打在头上、眼上或腹股沟上”，他那一众逢迎之徒宛如“长须蟑螂抛媚眼”，而话语“从他唇间滑落，终要成为指导性砝码”。这首诗抄在碎纸片上流传，或者以更安全的方式，口耳相传。但是内政人民委员会到处都有耳目，所以曼德尔施塔姆被捕了。他免于被立即处死，于1938年被流放到一座劳改营，在那里试图自杀并终于去世。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Mikhail Bulgakov）的作品被禁。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秘密写作。安娜·阿赫玛托娃像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一边大胆地反对“无声的暴政”，一边设法生存。与此同时，同志们乐于阅读关于五年计划的廉价书刊，比如《斯大林拖拉机厂的人们》（People of the Stalin Tractor Works），或者阿列克谢·托尔斯泰的《彼得一世》（Peter the First），它用斯大林的形象改造了圣彼得堡的奠基人。不管怎样，到了1939年，成年男性的识字率令人印象深刻地达到94%，像《真理报》和《消息报》这种刊载被许可内容的印刷品，从1927年略低于1000万份上升到1940年的3800万份。

赛马会是革命前圣彼得堡唯一的大众体育赛事。1930年代体育活动蓬勃发展，给炫耀苏联力量的盛大游行增添了力与美。足球以及击剑和划艇都变得流行。运动俱乐部开张，娱乐活动勃兴，为了使一群处境艰难的人民有得消遣。革命初期曾被抨击为庸俗、残忍又有损身份的马戏表演在1919年国有化，变得十分流行。指挥们依旧身着白色燕尾服登场，在基洛夫剧院，由白领工人和党内精英组成的观众能够看到俄罗斯最伟大的芭蕾舞女演员中的一位。她的父母都是舞蹈家，她还记得自己4岁那年在马林斯基剧院观看《睡美人》的演出。丁香仙女登场时，她尖叫“是妈妈，我妈妈”。她也记得大约7岁时，也是革命全力进行中时，她的父母为了努力将他们的艺术介绍给人民而在电影开场前为观众免费独舞。加林娜·乌兰诺娃（Galina Ulanova）1928年进入芭蕾舞团，首次登台的角色是弗林达公主（Princess Florinda），继之又是一场出演《天鹅湖》奥杰塔/奥吉丽娅的轰动性演出。她的妈妈在观众席。她没尖叫，但当演出进行到第三幕那段出名困难的32次挥鞭转（fouettés）时，她起身去了包厢的后部，默默为女儿祈祷。乌兰诺娃继续她伟大的职业生涯，先在基洛夫剧院，后在莫斯科的博利绍伊剧院。

哪怕努力用苏维埃节庆取代宗教，教会依旧对人民那被困扰的灵魂有着强有力的所有权（claim）。圣以撒大教堂已经变成一座“敌上帝”博物馆，夏宫的大教堂被用作电影院，不过各种基督教宗派仍在对列宁格勒的人民施加咒语。1937年五一节与复活节重叠时，这个社会主义者的庆祝活动奋力对抗着复活节弥撒的丰富性。超过8万人涌入列宁格勒残留的教堂，然而还有10万失望的信众聚集在外面。政府开始无法容忍这样的公然对抗，斯大林不仅毁坏教堂，还将神甫们流放或关押。

苏联城市犹太人最集中的地方在列宁格勒，正如他们曾被最后的几位沙皇谴责为革命者，斯大林也令人难以置信地视他们为希特勒的间谍而加以瞄准。犹太人知识分子构成党内精英的重要部分，他们被憎恶，并被表现成公审大会上备受瞩目的牺牲品，这种公审大会持续到斯大林死去。反犹主义能解释斯大林为何出台一个奇怪的计划，把远东西伯利亚的一块地方转变为“犹太人自治区”，以此清除苏联西部的犹太人。划定的这个地区比罗比詹（Birobidzhan）约有英格兰一半大，位于荒凉地带，易于遭受来自中国或日本的可能进攻。

1930年代将尽时，室外高音喇叭不加稍歇的嘶嘶声无间断地喷吐着党的宣传，公共场合的背景音乐污染着列宁格勒的街道。未成年人犯罪增加，流氓行为持续。澳大利亚访客贝蒂·罗兰德（Betty Roland）提及有组织的犯罪分子会把寓所洗劫一空。另一方面，她对于能持续把冰冻的涅瓦河当作一条大路和一个娱乐场所感到入迷。她注视着红军士兵在滑雪板上演习，而在陆地上，泛光灯照明的网球场变成了溜冰场。她也注意到在隆冬时节，机灵的列宁格勒人等电车时为了取暖会站在城市供热系统的通气阀处。她还目睹了一桩泛着旧日圣彼得堡余韵的事件。冬宫为外国买主举办了一场皮毛拍卖会，在访客们检查摆设在舞厅的白貂皮、黑貂皮、貂皮衣和狐皮之前，有大把的人“喝酒，敬酒，豪饮并狼吞虎咽”。

图45　1936—1941年建造的布尔什维克之家的中楣中段，面朝列宁格勒南部的莫斯科夫斯卡娅广场（Moskovskaya Square）

随着恐怖的三十年代走向一个一引就爆的未来，列宁格勒被列为特别防御区，因此包括外交官在内的外国人不再被允许居住此地。乌娜·伯奇（Una Birch）即波普–亨尼西夫人（Dame Pope-Hennessy）是封港令之前到达的最后一批人中的一员。她来拜访1915—1918年间主管彼得格勒英俄医院的缪丽尔·佩吉特（Muriel Paget）女士。波普–亨尼西夫人与佩吉特女士享用了有“红棕色小龙虾、灰面包片、一罐酸奶油、一些黄油和一碗短胖小黄瓜”的一顿美餐。她对彼得格勒那边色彩明亮的清真寺以及加夫里尔·巴拉诺夫斯基建造的俯瞰涅瓦河北部支流的佛寺表示惊叹。但她沮丧地发现，著名的涅夫斯基大街已经更名，所剩无几的那些时尚物品被迫在“10月25日街”上辗转。德拉莫特建造的华丽的尤苏波夫宫中，一排排铁床塞满房间和走廊，成为在这座城市工作的客座工程师的宿舍。施吕瑟堡要塞已经任由它荒废。工人们不想修复它以作为沙皇暴政的证据，他们抗议说自己已经受了太多苦禁不起再折腾。到处都有“赶不走的横冲直撞的”飞虫，要用平纹细布盖食物。不过——尽管有新的以及常年以来的不便之处——乌娜夫人还是总结说：“人们高兴地看到，列宁格勒还是彼得堡，更穷，更破落，但轮廓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