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最黑暗也最美好的时光

“我们有23年都被关在死囚牢房……但我们已经来到这个时期的伟大终局。”这则日记是傀儡戏艺人柳博芙·沙波利娜（Liubov Shaporina）在纳粹于1941年9月开始轰炸列宁格勒之后几天所写。 60来岁的沙波利娜熬过了饥荒、战争、革命、内战和斯大林时期的恐怖。那场骇人听闻的肃反运动中最自毁长城的方面之一，是斯大林处决了苏联最高司令部的512名成员，其中包括平定喀琅施塔特叛乱的内战英雄图切哈夫斯基元帅，他因为所谓的策划武装政变而先遭拷问再被处死。在一份从德国购买的伪造的文件中，图切哈夫斯基以伪造的痕迹被指控，明显是遭到构陷。希特勒的目标是，借所谓政变曝光后必然继之而来的肃反来削弱苏联军队。这样希特勒就能不愁苏联的介入而在东欧为所欲为。

1937年亦即图切哈夫斯基被处死的那年，谢尔盖·爱森斯坦的史诗性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发行，该片讲述了13世纪条顿骑士团（Teutonic knights）入侵的故事，并以此不懈地就德国人入侵的危险提出明确警告，片中点缀着对苏联功绩的颂扬，并激励人们振奋起来抵抗侵略。斯大林——未获更了解局面的将军们的警示——于1939年8月23日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Soviet–German Non-Aggression Pact）。这对共产党人和全球的同路人来讲不啻晴天霹雳。法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人道》（Humanité）宣称，它表明了斯大林为阻止战争的最后努力。对阿瑟·科斯特勒来说，它是“他幻觉的葬礼”。奥威尔（Orwell）《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那头年轻的猪“嘎吱”（Squealer）会称它为“策略，同志们，策略”。斯大林自负的偏执症仅此一次抛弃了他。

1939年11月到1941年3月之间，斯大林与芬兰为了领土打响冬季战争。列宁格勒被证明是个靠不住的军械库，它的工厂因断电而频遭削弱。食物依旧短缺。人民嚷嚷着要求配给，却换来价格上涨。工作条件变得恐怖，因为上级们奋力要达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提出的不可能达到的定额。稍微迟几分钟到达的雇员们就被送上法庭。在纳粹入侵前一年，八个月时间里，超过14万列宁格勒人在为扼制旷工而误入歧途的努力中被判劳动改造。

冬季战争令12.5万至20万苏联士兵丧命，芬兰人则丢失了拉多加湖和芬兰湾之间的领土。就在斯大林如此这般无暇他顾时，希特勒图谋进攻。1941年春，纳粹在斯大林的西部边界聚集了庞大兵力。丘吉尔提醒克里姆林宫警惕希特勒的意图。苏联特工送去侵略即将发生的不容置疑的证据。叛逃的德国士兵们也在警告苏联人。叛逃的德国士兵被当作间谍枪毙。

1941年6月22日凌晨3：15，德国人跨过布格河（River Bug）。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开始了。苏联边境守军感到吃惊。斯大林——罔顾警告，罔顾苏联领空有德国空军出击——感到吃惊。这位惯于反应过速的苏维埃领袖现在却躲在克里姆林宫，直到7月3日才发表官方声明。他被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入侵搞到目瞪口呆：5000架飞机、3000辆坦克加上550万大军，沿着3000公里长的国境线扫荡苏联领土，在战役的头六个月里攻城略地并俘虏300万战俘。希特勒打算奴役斯拉夫人，并把他们放逐到西伯利亚的荒原之中。他想要南俄罗斯富饶的农田、巴库的油井、一个黑海港口和生存空间（lebensraum）——第三帝国的扩张空间。列宁格勒的船坞、工业和军工厂会成为奖品，但带着狂热特质的希特勒想把共产主义革命的摇篮从地球上抹去。

6月22日的头几个小时里——瓦格纳的《罗恩格林》（Lohengrin）在基洛夫剧院上映的那夜——苏联船只在波罗的海被鱼雷炸沉，外国飞机出现在列宁格勒上空。这是一个明朗的极昼之夜，该城的高中学生正在庆祝毕业。凌晨4点，一支苏联分遣舰队从维堡地区匆忙赶来追踪德国空军。5点，德国领事宣布，德国与苏联在交战中。莫洛托夫（Molotov）通过广播宣称没有任何预警。爱国歌曲整天播放，而且24小时之内就有10万列宁格勒人志愿捍卫祖国。

导览书、地图和相机都被当局没收。街道名牌和方向指示牌都被拆除或涂抹。民防组织被迅速动员起来。驱逐“人民公敌”——德国人及芬兰人、少数族裔和老资产阶级——加上征兵以及儿童占三分之二的近65万名居民撤离，列宁格勒的人口在进入9月时缩减到约250万，此时城市被紧紧包围。撤离行动充满混乱和危险。有些选好的目的地位于德军推进的直线上，火车被斯图卡（Stuka）式俯冲轰炸机不断骚扰。

整个夏天，几千名男人、女人和青少年都在挖战壕和坦克陷阱，以保护进入列宁格勒的西南通路。同时在建的还有第二防线，从夏宫向东南延伸到加特契纳，再向东北延伸到科尔皮诺（Kolpino）。第三道也就是最后一道防线，预备在城市边界线上。就算夏季的风暴阻碍了德军的推进，涅夫哥罗德还是陷落了。然后是位于列宁格勒——莫斯科铁路线上的丘多沃（Chudovo）。在城市西侧芬兰湾海岸一线，只有宽60公里的“奥拉宁鲍姆区域”（Oranienbaum Pocket）凸出来对抗着入侵者。北面，芬兰人已到达拉多加湖。经过几周的败仗和沉重损失，斯大林命令惨败的海军在8月最后一周从塔林撤退。许多船只沉没，大批人员丧生，而列宁格勒处于几乎没有防御的状态。9月8日，纳粹抵达拉多加湖南岸，施吕瑟堡被攻占。随着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圈不断收紧，纳粹的意图已一览无余：“任何投降的请求……都要直截了当地拒绝，因为供养和喂饱这些人口的问题不应当也无法由我们解决……我们对保留这座大城市平民人口的任何一部分都没有兴趣。”

工业机器的撤离在入侵头几周就开始了，到铁路和公路被切断时，近100家军工厂和超过15万名工人已经向东转移。一旦纳粹突破，毁坏近6万个战略目标的计划便会付诸实施。枪炮被从喀琅施塔特的船只上取来以守卫城市，紧急撤离舰队的应变计划也准备妥当。窗户被用带子绑起来，然后盖上木板。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这座城市骄傲的力量象征，被用沙袋围堵再用木板封住。亚历山大柱被用木头支架封装起来，但柱子顶部的戎装天使亚历山大雕像露了出来，直指天际。阿尼奇科夫桥四个桥头的骑手像，被用圆木做的滚轴滑过喷泉河，并滑入附近的亚历山德林斯基花园（Alexandrinsky Gardens）埋了起来。一部古滕堡《圣经》、一部早期的希腊文《旧约》以及普希金的书信，被从涅夫斯基的图书馆移走。科学院中最珍贵的手稿也被转移了。艾尔米塔什的主管人一俟莫洛托夫6月22日对全国讲话，便开始把画作移到加固的珠宝间。六天六夜无间歇的打包奋战开始了。小画被放在用布做间隔的大箱子里，大的帆布油画被卷了起来。7月1日，近50万件珍宝装进22节货运车厢运出城市，而一辆装甲车藏着最珍贵的物品。7月20日第二列火车驶出，含23节货车车厢和100万件物品。但是在第三列火车能够装上350只封口的大箱子之前，德国人就控制了铁路，因此这些箱子被留在了冬宫。

由于德国人推进神速，周边各宫殿的清撤工作不那么成功。在加特契纳，他们把雕像埋在园子里，把珍宝用砖砌在广袤的地下室里。但许多陈设品不得不留在原位。一位机敏的主管人在离开的那一刻抢救了一册包含夸伦吉、罗西和沃罗尼欣设计草图的卷宗。后来遭受围困时，《列宁格勒真理报》（Leningradskaya Pravda）刊发了一篇文章，报道了入侵者正怎样洗劫夏宫的镀金塑像、拆除拉斯特雷利建于皇村宫殿的琥珀厅镶板，且破坏各座宫殿。挂毯被刻上纳粹的万字符并挂在德国人的碉堡上。

列宁格勒的街道被严重损害。但最初不是德国人干的。居民们用尖利的混凝土凿子和一簇簇水箱的短隔梁给大街和空旷地带留下疤痕。他们挖两米深的堑壕、深沟和防空洞来安置枪炮。战神广场架起六组防空用的排炮。拦截气球（barrage balloons）在空旷地带升起，并像巨型热狗一样在街上溜达，这些街道已经为军用卡车、旧的有轨电车和无轨电车而清空。入侵的头几周，超过320个拦截气球被部署在城市上空2—4千米的高度。被护送穿过城市的也有德军战俘，他们引起了好奇和不解。时常有人凑上前去啐他们一脸。

图46　架在彼得与保罗要塞一个防御工事的空防声音接收器

最奇异的一道景观是“监听器”排炮——四根一组的巨大的立体主义风格的管子在听到轰炸机靠近的声响时便扫掠天空。空袭警报进行了测试，让人们赶紧跑向不完善的掩体并在半夜中断睡眠。9月4日即轰炸的首日，德国炮手借着打击火车站和工厂证明了他们的知识与可怕的准确度。两天之后，第一批炸弹落在涅夫斯基大街，毁坏许多建筑并炸裂一根水管。主要的食品仓储站巴达耶夫（Badaev）仓库在8日与10日被击中。天空中云层迅速增厚，变成壮丽的琥珀色，又在早秋薄暮的阳光中被镀为青铜色。接着一架邪恶的直升机刺穿了这幅壮景并模糊了景致。油站被付之一炬。9日，德军飞机的袭击变得更持久，炮弹重重地打击着这座城市，地动山摇。令人窒息的烟尘从烧毁的建筑上盘旋升起。黄色的火焰卷过黑色墙壁。9月19日，贸易中心被击中，100位购物者丧生。医院和市场都是目标，还有城市南部密集的工厂，它们靠近德方前线。头一个月里，瓦西列夫斯基岛上的大学和艺术研究院都被击中。一枚炮弹重创了基洛夫剧院，而生死攸关的发电厂被反复打击。

一开始你听到“敌军炮弹的飕飕声，然后是呼啸声，爆裂声，一栋建筑倒塌时响雷般的声音”，接着是隆隆的回响。9月14日，少女莱娜·穆欣娜（Lena Mukhina）在她的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早已司空见惯的次序。随着公寓倒塌，人们的浴缸露天搁置，而门不知所踪。大家组成人链来抢救尚且完好的东西。某次轰炸过后，随着有化学气体的厚云散去，钢琴、灯具和缝纫机组成的奇怪拼盘堆在街上，挨着他们不知所措又无家可归的主人。一对夫妇看似在拥抱。然后其中一个把另一个放到了地面上。建筑物燃烧数日。一座座火山嘲笑着日渐加重的寒意。

人们磕磕绊绊地越过散落的砖块摞成的不稳当的小丘，穿过烧焦的横梁组成的林子，以及碎木头和带锯齿的碎玻璃组成的未来主义风格的爆炸现场。他们的目光紧紧盯着前方的地面，以避开不熟悉的危险，比如碎砖、弹壳、尸体。随后几个月里，幸存者能够不多看第二眼就避开这些障碍。缺乏油脂和食糖的人们变得易于晕眩——就像被闪电战袭击的建筑——看起来摇摇欲坠。莉迪亚·金茨伯格（Lydia Ginzburg）在日记中记下了多么容易失去平衡，哪怕是系个鞋带这么简单的动作。身体“失控地打滑”，想要“像只空口袋一样摔进某个不可测的深渊”。人们发现自己呼吸短促，慢慢地想知道，为什么最简单的事都要费牛鼻子力气。他们逐渐对一向令他们着迷的东西失去了兴趣。有些人抱怨耳边有持续的嗡嗡声：广播的聒噪、飞机的轰鸣、空袭警报的呼啸，或者某种不间断的紧张感敲打出的一种无法言传的耳鸣。牙床开始肿胀。在领食物的队列里，熊猫眼又面部浮肿的幸存者们耐心等着一份自7月实行配给制以来已经五次减量的面包配给。当一种相当合理的思想啃噬着精神——德国人可能比斯大林更可取——决心的破裂是可以理解的。画着他们领袖面容的图像从墙上幸灾乐祸地——带着那抹皮笑肉不笑的笑意——盯着他自己搞出来的困境。纳粹万字符穿过房屋的断壁残垣飞溅开来。不过，列宁格勒人对牺牲与贫乏的熟悉感帮助他们加强了决心。诗人奥尔嘉·贝戈尔茨（Olga Berggolts）1930年代曾经被捕并被打到流产，现在她在地方电台朗读着宽慰人心也鼓舞人心的诗歌。

10月中旬下雪了，大约就是电站燃料开始不足的时候。舞蹈家薇拉·科斯特罗维茨卡娅（Vera Kostrovitskaya）观察到，人们变得“只能通过写着数字125的一张小方纸票来知晓是哪天和星期几”，这张纸票标志着下一份配给品，“一小块长绿霉的褐面包，其中一半是木屑”。面包师被迫找到各种替代品。面粉不足就加入从磨坊的墙壁和地板上刮下来的粉尘作为补充。做一条面包所需要的面粉中，近半数由麸子、油料作物榨过的种子以及松木片中提取的木纤维替代。荞麦粥让许多人得以生存。一种人造“肉冻”是用木匠的胶水制作的。它尝起来像是真的，因为木胶是通过熬煮动物的蹄子和角而生产的。工业胶水糊精就不那么可口，还容易把人的牙齿粘在一起。在家里，人们从剥落的墙纸上刮擦干胶。他们从餐桌的缝隙中挖出布满灰尘的面包屑，从帽子上刨出皮屑，从旧皮带的里侧剥出软皮。药就是酒，护肤品被消耗一空。人们啃家具，嚼衣服。莱娜·穆欣娜，瓦西列夫斯基岛上列宁格勒第三十学校的一名学生，“饿得如此厉害。我胃里是一种恐怖的空虚感。我非常非常想念面包。我想死它了。眼下我觉得自己好像会用任何东西填饱我的胃”。一架贝希斯坦（Bechstein）钢琴的报价是“几条面包”。到10月末，死尸横陈街头。

石蜡用完了，人们烧溶剂和杀虫剂。自制的金属炉子用被炸毁的建筑物上取下的木头、旧书或坏掉的家具当燃料。11月中旬那些被许可用电的机构里使用的是低度灯泡。到了11月底，白天禁止家庭用电。供水系统和下水道设施都被炸过。废弃的房间被用作厕所。不可或缺的是一只圆筒状长柄勺，可以从厚厚冰面上凿出的洞里舀水。雪被压紧后，儿童雪橇也有用。街上的每个人身后看上去都拖着一大捆东西：水、燃料、一些从炸得无家可归的生活中收集起来的财物、一具尸体。每个人看着都在移动，但却无处可去。

有些人饥寒交迫到只好在一段短途之中坐下来，不能或者不想再起身，就这样冻死。薇拉·科斯特罗维茨卡娅路过一个人，他“在去芬兰车站的路上累了，就坐下来。在我来来回回往返这家医院的两周时间里，他都‘坐着’，没有背包，没有破旧衣服，穿着内裤，赤身裸体，一具内脏被拉扯出来的骸骨”。

1941—1942年的冬天是严酷的，12月的一周之内就有差不多850人死在街上。5万多人在这个月里因为饥饿而死，这座城市的死亡数目在1月达到峰值，超过10万人，2月也是峰值，进入3月和4月才逐渐回落。医务护工昼夜工作。瓦伦蒂娜·格罗克霍娃（Valentina Gorokhova）记得她的医院完全没有准备。“病房里的温度在零下。药品都冻住了……伤员两人挤一张床。”“职员与医生穿着冬季外套工作”而不是穿制服，用被单当手术室的束腰外衣，确保“背部、双臂和手腕处有手术器具”。

1942年1月中旬，温度是零下30摄氏度，莱娜·穆欣娜绝望了。“商店是空的，灯光不亮，没水，厕所冲不了。”一些散落街道的尸体被裹了起来等待埋葬，其他人用呆滞的目光盯着，枯黄的面庞衬着降落的雪花宛如幽灵。作为对彼得大帝出殡队伍的阴郁无望的模仿，分散各处的个体纷纷用雪橇载着一口棺材或一具尸体穿过冰封的涅瓦河来到一个公共墓地，公墓有工人用鱼钩把尸体吊成平行线，以确保最大利用率。新的停尸所建起来了，2月有25 000具身体堆在皮斯卡列夫斯基（Piskarevskoye）公墓，堆叠成200米长、2米高的几列。

由于270家工厂关闭而其他工厂几乎无法开工，所以往常的污染没了，这个冬季美得令人震撼，带着那份曾令宫廷画家罗伯特·科尔·波特的双眼愉悦又眩晕的清新。雪花像戈蒂耶那“压碎的大理石”般铺着。废弃了的蜘蛛丝结成的网，因为霜冻而有一层轻柔的毛茸感。然而在一切美丽之外，金茨伯格评论说，这寒冷中，“手指倾向于弯曲，并且在某种可能的姿势下被冻住，然后手就没办法抓握。于是它只能当手掌用，像个残肢或棍棒似的器具”。

每件事都很耗时。艾尔萨·格莱纳特（Elza Greinert）描述了为她故去的丈夫等一口棺材。1942年1月14日，她“去诊所登记鉴定书，从8：30排队到2：00”。17日，她无法“得到棺材，因为他们有人拳脚互殴而你还是得站在队里”。最后她在她的楼里找到一个人，用她自己的材料做了一口棺材，“收取了400克面包和50卢布现金”。金茨伯格面对挫折与耽搁仍坚称行动的战略重要性，而不是仅仅被动反应。伴随着无尽的苦难与死亡，在大多数事情发生时完全的日常状态看上去近乎残忍。空袭开始时，人们不让自己烫过的头发被弄乱。生活尽可能以最佳状态进行。

马匹在街上倒地身亡，一群人围上去把肉砍下来，用勺子把碎屑挖下来。如果你爱自己的猫或狗，那让它们乖乖待在屋里。可是这样或许被证明是一种致命的诱惑。当军队成员去寓所里收集死人时，他们有时发现死者肢体缺失。一位少年用斧头砍死祖母，吃她的内脏。另一个人把一具未埋葬的尸体清扫一番后剁碎。人肉黑市开张了。

俄语对吃已死之人的肉和消费故意杀死之人有明确区分，前者叫“trupoedstvo”，后者叫“lyudoedstvo”。当幸存者处在危急关头时——遭遇围困、饥馑和船难——前者可以是正当的。但是有人滥用这一条，于是被逮捕，从1941年晚秋到1942年12月有2000多例。这些罪犯中的多数都是没受过教育的或目不识丁的。奥尔嘉·贝戈尔茨听说有对夫妇吃了自己的孩子，然后诱骗并杀死了三个人。在别处，一个周岁的孩子被宰割，喂给她2岁的姐姐。

不是每个人都需要诉诸这种极端手段。斯莫尔尼宫的州委的自助餐厅在围城的第一个冬季里全程供应炸肉片和小馅饼。党的领导们的诊疗所提供可选择的食物和得体的医疗待遇。城市领导们在城市北面的树林里有一处休养所，那里能吃到羊肉、鸡肉和鱼。内政人民委员会吃得挺好，1943年城市仍被围困时，委员会安排上级官员每年享受5000—6000卢布的食物补贴。整个围城期间，腐败的上级人物安排不公平的食物分配，还用一种完全出自果戈里《死魂灵》的骗术——人们获得的配给卡上写的名字属于那些奔赴前线的人或撤离到东部的人。大家甚至希望，家里如果有个人就要死了，最好能在1月1日以后再死，这天是发放新配给卡的日子。面包店的员工被大肆贿赂。食品行业的工人偷盗大量供给品。一家店的三个负责人因为偷窃700公斤食品而被捕。青少年——通常是孤儿——在人们离开面包店后抢夺他们买到的东西。有些人又以告发为要挟，侵夺小偷偷来的东西。人们为了食品杂货或配给卡而杀人，1942年上半年，有1200人因此被捕。内政人民委员会向莫斯科要增援。食物犯罪需要他们投入大量时间，而他们还有其他要关心的事。从围城之始到1943年夏，近4000位市民被判犯有反革命罪。

围城的第一个冬季，“生命之路”救助了那些等待救援的人。11月初，随着湖水开始上冻，穿越拉多加湖南端的驳船运输停止了。通往这座城市的最后一条铁路线因季赫温（Tikhvin）落入德国人之手而被切断。11月17日，拉多加湖的冰有10厘米厚，对任何交通工具来讲都还太薄。不过随着气温下降，很快雪橇甚至卡车都能试着通行了。零下5摄氏度时，厚达15厘米的冰层——能支持一匹马拉一架载重一吨的雪橇——耗时六天可以形成。而一辆载重一吨左右的卡车需要20厘米厚的冰面。

11月20日，零下12度，冰层18厘米厚，疲惫的马匹拖拉着雪橇从卡博纳（Kabona）出来，开始20—30公里的行程，穿过北极圈的白茫茫天色前往奥辛诺维茨（Osinovets）。交通管理员和囚犯分散在这条路沿线，测试冰面，维护道路，并收到用来支撑他们的必要的伏特加。虚弱到不足以完成这段旅程的马匹被枪杀，用马肉喂养这座城市。两天后，冰面厚到可以让60辆卡车启程穿过拉多加湖一路向前——经由陆路穿过芬兰人前线和德国人前线之间由苏联控制的封锁区——进入这座挨饿的城市。卡车与卡车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同时也拖曳雪橇，好增加载重。在水雾结冰且暴风雪咆哮的时候，能见度经常低至几米。德国人的炸弹雨点般降落，直直地穿过冰层在湖底爆炸。冰面破裂时，管理员就调整路线。但裂缝经常被纷飞的雪片盖住，于是卡车沉入碎裂的冰面时就失去了踪迹。一支德国攻击队踩着滑雪板从施吕瑟堡出发来破坏这条“生命之路”，但被击退了。努力了这么多也坚持了这么久，可是在11月的倒数第三天，只有够这座城市吃两天的面粉能送到。莫斯科命令妇孺老人搭载穿过湖面返程的空卡车撤离。虽然城里局面残酷，但很多人不愿离开。这段旅程艰难苦险。到奥辛诺维茨的50公里铁路行程要花上好几天。许多撤离者极度虚弱，在乘着卡车蜿蜒通过湖面时直接摔了出来。每天早晨，交通巡逻兵都能收集到婴儿的尸体。许多确实通过湖面的人又在接下来的艰苦旅程中死去了。

在斯大林摧毁或改造教堂的运动下，艳丽的救世主大教堂的获救却正有赖纳粹的入侵。这座城市的其他许多教堂仍保持完好，而神甫们许以希望并力主抗战。入侵一开始，神职人员强大的吸引力便迫使斯大林认识到，教会在反对希特勒的斗争中是个有用的盟友。围城期间的每一天，大主教阿列克谢都绕着列宁格勒巴洛克风格的圣尼古拉大教堂行走一圈，高擎一幅圣像保护他的子民，并藐视德国轰炸机。但是在用甜菜汁代替圣酒做弥撒的情况下，似乎除了奇迹再无他物能让彼得之城的命运发生转变。

人民在饥饿中死去，纳粹在猛攻这座城市，天气却有所改善。随着春天来到，冰消雪融，极度虚弱的人成群结队地联合起来努力清理碎砖、尸体、粪便和被毁坏的生活所留下的一切破碎痕迹。伤寒和痢疾爆发了，许多人死于他们平生仅见的最严酷的冬季所造成的后果。对那些幸存下来的人，随着列宁格勒的绿色空地变成小块菜地，新的决心萌发了。幼苗被分配，锄头和独轮车也有供应。叶卡捷琳娜大帝位于小艾尔米塔什一楼的空中花园，种植了甜菜、菠菜、卷心菜和胡萝卜。春去夏来，卷心菜像来自遥远星球的外星人般占领了圣以撒广场。到1942年秋，这座城市已经在它布防的草地上种植出足够自己维持四个月生计的食物。人们开始正常进食，有些人吃得太激动了，竟使自己得了重病。市场开张，吸引了投机者和高价格。再度听到客运电车高低起伏的嘎吱声，但对绷紧了神经的人民来说，货运电车是令人不安的。莉迪亚·金茨伯格评论说，它们在轨道拐弯处的急刹车声听着就像“防空警报”。拉多加湖面上用驳船进行撤退的工作重启，更多供给品被运来。当电缆和一根输油管铺设在湖底后，在这座步入第二个被围困之年的城市生活看似比较有可能了。

图47　自豪的收获者。围城期间圣以撒广场生长的卷心菜

收音机节拍器带来的听觉轰炸，通过城里1500个街道喇叭而持续滴答作响，当轰炸机在路上时加快节奏，当它们离开时节奏放缓。全城各个寓所安装了40万只喇叭，通过一天两次新闻公告，让居民差不多能跟进时事或接收局部通知。除此之外，广播中播放的爱国歌曲和古典音乐维持着这座城市的精神。两位音乐巨匠对这些事件做出了响应。一位完成了一部歌剧，1957年才在莫斯科首演，对战争来讲已经事过境迁。另一位谱写了一首交响曲，向世界大声疾呼列宁格勒的困境。

谢尔盖·普罗可菲夫顶着在国外度过那么久所引起的怀疑，靠一曲作为爱森斯坦爱国主义史诗影片《亚历山大·涅夫斯基》配乐的振奋人心的大合唱，而将功折罪成为苏维埃作曲家。随之而来的是他的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冬季战争的黑暗日子里于基洛夫剧院首演，加林娜·乌兰诺娃有些不情愿地担纲主演。虽然她有个出了名的断言，称“再也没有比普罗可菲夫为罗密欧写的音乐更悲伤的故事了”，但是朱丽叶是她塑造的最具表现力的人物之一。普罗可菲夫正是在为随即上演的芭蕾舞剧《灰姑娘》工作期间，首次想到要写一部立足于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歌剧。作曲家觉得“将拿破仑军队从俄国土地上驱逐”的故事“格外切题”。的确，这部小说随一部战时出版物重版，仅在列宁格勒发行量就达50万册。普罗可菲夫这部强有力的歌剧，与其中充满蔑视性的合唱选段，和库图佐夫在博罗季诺战斗之前的宣言“没有比我们更伟大的人民”一道，是为战时观众而写的。1943年在彼尔姆完成的这部歌剧本应成为这个国家的主旋律，然而演出这样一部作品所需要的资源被证明过于可观。就连一首交响曲——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也是勉强登上它所题献的这座城市的演奏台的。

肖斯塔科维奇1941年秋季完成了这首交响曲的第三乐章，其时他正在民防旅担任消防员。10月，他与家人被迫撤往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Kuibyshev），在那里完成了这部作品。它于1942年3月5日在古比雪夫由博利绍伊剧院管弦乐团首演，并通过广播传遍苏联。三周之后，它在莫斯科上演，乐谱被拍成胶片，经波斯与开罗空运至伦敦和纽约。亨利·伍德（Henry Wood）6月在伦敦首演该交响曲，阿尔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他的表演令作曲家不快——7月在纽约的无线电城（Radio City）举行美国首演。这一年结束前，美国全国还有62场演出。在作曲家的故乡，这座缺乏食物与动力的城市，《第七交响曲》的演出道路充满挑战。

列宁格勒爱乐乐团已经撤离，因此当乐谱流入时，全城张贴海报招募演出者。双簧管吹奏家克赛尼娅·马图斯（Ksenia Matus）想参加，却发现她的乐器生锈了。她带着它去修理，费用是一只猫。修理员声称他已经吃了五只。痛心的演奏家回答说再也没有猫、狗或者鸟活着了，所以这位工匠收取现金来修理双簧管。从城外乡村前来的音乐家们带着通行证，上面写着“为演奏《第七交响曲》获准进入列宁格勒”。演奏者们到来时，脸庞肮脏或爬满虱子，指挥卡尔·埃利阿斯贝格（Karl Eliasberg）对这样的响应感到失望。凑起来的管弦乐队人数少于这首乐曲所指定的，而且每次他们来排练时都会被诸如“我们还剩下几把小提琴？”或“我们刚损失了一位巴松管演奏者”这类话语问候。然而，这首交响曲1942年8月9日在列宁格勒演出，这一天正是希特勒原计划在阿斯托利亚旅馆庆祝该城陷落的日子。音乐会当天，德国炮兵阵地被轰炸了一番，以努力确保用全城的高音喇叭转播演出时所需的安静。喇叭的响声甚至传到列宁格勒防线以外，直到靠近城市的纳粹营地。这场战争结束之后几年，埃利阿斯贝格接到一些德国士兵的致谢，他们曾在1942年坐在那些围城堑壕之中。他们聆听了这首交响曲并泪如雨下，意识到他们绝对无法获得列宁格勒。

围城进入第二个冬季时，炮弹造成的破坏已经令城市风貌变形。老施蒂格里兹博物馆的玻璃圆顶已经被炸。爱乐乐团小演奏厅的正立面被一枚炮弹炸得支离破碎。冬宫被击中。一枚一吨重的炸弹落在皇宫广场，玻璃爆裂，柱厅（Hall of Columns）和约旦楼梯有多个张开大口的洞。围城期间一场最超现实主义的奇观是为来自前线的士兵提供的一次穿行艾尔米塔什各个冰冷的画廊的导览。他们停在裸露的墙上那些褪色的矩形架和空荡荡的画框前，导览员深情地描述这些被带走以便妥善保管的画作的构成与品质。

基洛夫芭蕾舞团已经撤往彼尔姆。乌兰诺娃在巡演中经常为红军观众跳舞。许多被留在学校里的年轻芭蕾舞学生病重又营养不良，以致无法跳舞。但是大量电影院和剧院依然开门。莱娜·穆欣娜记得在考罗斯（Koloss）电影院看过1937年的美国影片《香槟圆舞曲》（Champagne Waltz），还迷恋电影中的那个世界，“光闪闪的商店、铮亮的汽车、广告、广告、没完没了的广告。这里是广告，那里是广告，到处都是广告。光彩夺目的、旋转的、躁动的广告”。她的许多同龄人都热爱他们所了解的美国大众文化，所以那些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将难以适应苏联和平年代加强的审查制度。位于彼得格勒侧翼的列宁格勒动物园在德国人包围城市之前就将许多动物撤离了。留下来的动物被骗吃进少量素食替代品，方法是在它们的配给里偷偷掺入血滴和肉骨汤。但是动物园在一场早期空袭中被击中了，一头来自汉堡的很受喜爱的大象在伤亡者之列。涅夫斯基大街的国立公共图书馆在围城期间获得了数量不菲的收藏品，因为死者的寓所被清空，私人藏书都进入市场。总而言之，他们的藏品中增加了“58 892册书籍，112 640份印刷品”和价值超过48 000卢布的手稿。图书馆从不关门，人们来这里查询与迫切的主题如维生素缺乏和可食用的野生植物相关的论述。

艾尔米塔什的一部分在开放，作为康复中心——及资料室（morgue）——服务于列宁格勒博物馆系统的工作人员。医院里的条件随着药品和新材料的到达而缓慢改善。医院工作人员为1943年新年安排了一个小聚会，给病人包装有玩具或甜品的小礼品袋，也给他们50克伏特加，以符合人们对一个更好的新年的希望。

虽然德国人的炮袭已经精准到迫使电车车站要经常搬家，但是1943年冬季的状况确实好转了。这个冬天不像上一个那么冷，食物和燃料供应有增加，当红军收复了足够的领土从而能够造出一条通往该城的铁路线时——第一趟列车于2月7日抵达。这一年剩下的时间里——铁轨维修了1200次——被炮弹重创的列车仍持续通行。夏天，城里蔬菜的收获量是上一年的两倍，1943年晚秋时分，出生率超过了死亡率。9月，德国人开始撤退。夏宫、普希金镇和普尔科沃被解放。

1944年1月23日，最后一枚德国炮弹落在列宁格勒，一道新的光线划亮夜晚的天空——是焰火那安全而快乐的火花。战争还没打赢，但列宁格勒获救了。幸存者能够盯着爆炸物雪片般落在他们身上，而没有分散开去找掩护。船上放出的空弹和要塞响起的礼炮是那摧毁了他们900个昼夜生活的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的喜悦到令人不安的回音。在列宁格勒周边的战斗中，200万苏联人被杀。这座城市的平民死亡数量是100万。获释的战俘慢慢回流后遭到审问。他们是否被西方情报部门转化？150万人被运送到各集中营。

图48　“气势汹汹的”青铜骑士，战后解除了掩护

今天，有竞争关系的俱乐部奚落彼得堡泽尼特（Zenit）足球队时，称他们是“封锁耗子”（Blockade Rats），称他们的祖辈是“吃人肉的”。这些祖辈勇敢地面对了纳粹的恐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