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在边缘起舞

1905年的革命触动了每个人。1月初的“血腥星期天”，有前途的年轻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被一个横冲直撞驱散人群的哥萨克骑兵用棍子打了。几个月之后，名叫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的法学学生在步行穿过喀山大教堂地界时被误作一群抗议者中的一员而被捕。皇家芭蕾舞团的成员们10月上街示威，领头者当中有三位当时最伟大的舞蹈家：塔玛拉·卡尔萨维娜、米哈伊尔·福基涅、安娜·帕夫洛娃。与此同时，一个“身着半透明希腊长袍的半裸年轻姑娘招摇过市”，令圣彼得堡大惊失色。谢尔盖·达基列夫——来自彼尔姆（Perm）的大块头，顶着一头吓人的时髦白发且爱好年轻男子——立刻明白了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 Duncan）的到来会改变俄国舞蹈的方向。象征派诗人兼小说家安德烈·别雷观看了邓肯的一场“令人震撼”的演出，陪他一起的是那个把他逼到自杀边缘的女人——他的已故朋友、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的妻子。别雷从邓肯自由奔放的姿态中看到“崭新而年轻的革命俄国的象征”。

把俄国带向边缘起舞之境地的十年，统治者是尼古拉二世，他是个不妥协的沙皇，也是最后一个沙皇。斯特拉文斯基回忆他是个“了无生趣”的家伙，身旁守着卫兵，他们的工作就是不让人民靠近。尼古拉拒绝考虑一个皇帝能与选举出来的代表们咨商的想法。独裁制与进步思想之间的裂隙——自尼古拉一世登基以来就在不断加深——已成深渊。尼古拉二世跟他父亲一样是个反犹主义者，认为革命队伍中能发现很高比例的犹太人，因此大开杀戒是正当的，于是右翼暴徒们组成的“兄弟会”对“犹太佬”（Kikes）和“左翼”的袭击都不受阻拦。

尼古拉二世受他的妻子、黑森–达姆施塔特（Hesse-Darmstadt）的亚历珊卓公主（Princess Alexandra）支配。她是维多利亚女王（Queen Victoria）的外孙女，因此童年有大量时光处于伦敦肯辛顿宫的荫蔽之下。皈依东正教后她改名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为人内省、严厉且不受欢迎。她的智力跟她丈夫的一样有限，而且这对夫妇尽可能避开他们那恐怖滋生的首都。英国使馆的外交代办塞西尔阁下斯普林·赖斯（Sir Cecil Spring Rice）在写给他的朋友、美国总统之妻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夫人的一封信中流露出恼怒的语气：“皇后有一只耳朵不好，皇帝不肯出面谈事情，没人能做任何事。你耳朵疼的时候，是什么成就了美国？”

尼古拉和他的家人在皇村度过春季，在夏宫度过初夏。下一项日程是乘着皇家游艇巡游，然后旅居在克里米亚半岛里瓦几亚（Livadia）的那座新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里。这一一年一度的进程的终点在波兰的狩猎所，然后公务活动时节把他们带往首都作最短暂的停留。他们是不好客的主人。冬宫举办最后一场化妆舞会是在1903年2月，这属于该城市奠基二百周年庆典的一部分，而这座城市很快就要抖落它的帝制外壳了。300位宾客都穿着彼得大帝的父亲阿列克谢的装束。一场《鲍里斯·戈都诺夫》上演了，这出戏在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出于政治原因而被禁止在各皇家剧院上演。演出结束后，宾客们坐下来就餐。宴会拖沓冗长，多达12道油腻腻的汤温吞吞地搁在桌子上，仿佛在暗示举国狂欢已经进行得太久了。这座城市的二百周年受到它的第二百场洪水的祝贺。虽然规模比不上1824年那场最大的洪水，水位只上升到那年的一半，但要塞发出了警示炮。大风咆哮。涅瓦河升到码头上方。街道被水浪冲打。过去两个世纪里，洪水警钟都以一成不变的规则敲响，每年严冰会使圣彼得堡为陆地所包围。最近，一个新威胁扎下根来。在罗曼诺夫家族的首都，数量庞大的人民已经对这个政权感到恶心和厌倦。一年一度在冬宫的尼古拉大厅举行的舞会有种令人疲劳的熟悉感。当马车和为“那些不怕冷的官员们准备的”敞篷雪橇到达冬宫广场时，围绕广场的各个火盆点燃了。这天晚上8点半刚过，当他们的陛下“以全套官方仪仗从孔雀石厅”出来时，“管弦乐骤然变成波兰舞曲”，这是格林卡为音痴沙皇们准备的定期上演的主旋律。不过俄罗斯帝国举办的最后一场舞会是在1904年1月。此类庆典在患血友病的皇太子诞生、远东发生军事危机以及1905年革命的公开侮慢之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一如既往地，向后看是守住一种正快速消失的生活的办法之一，而一份在令人称奇的背景下诞生的革新性的艺术杂志《艺术世界》（Mir Istkusstva / The World of Art）提供了这条路。这项事业由一个相当精致的年轻人团体创立，他们古雅地自称“涅夫斯基的匹克威克人”（Nevsky Pickwickians）。他们的领导者是画家、剧场设计师、艺术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亚历山大·贝诺瓦。他对彼得堡典雅历史的关注是一桩家庭事务，因此也恰如其分地是一桩欧洲事务。从母系算，贝诺瓦是卡特林诺·卡佛斯的后裔，卡特林诺是威尼斯出身的皇家剧院音乐总监，也是建造马林斯基剧院和莫斯科博利绍伊剧院的阿尔贝托·卡佛斯的父亲。阿尔贝托的女儿嫁给半是法国人半是德国人的尼古拉·贝诺瓦（Nicholas Benois），他是圣彼得堡艺术学院的建筑金奖得主。圣彼得堡的历史在亚历山大·贝诺瓦的血统中表现得一清二楚。“涅夫斯基匹克威克人”成立于1880年代，那时贝诺瓦和两个朋友德米特里·费罗索科夫（Dmitiri Filosofov）、沃尔特·努费尔（Walter Nuvel）正在首都的五月私立学校（May School）上学。就在1890年毕业前夕，他们结交了一名犹太艺术生列昂·罗森贝格（Léon Rosenberg），他将冠着安全的非犹太化姓氏巴克斯特（Bakst）作为革命派的舞台设计师而知名。他在1900年因一场艾尔米塔什剧院芭蕾舞的布景而崭露头角，这场芭蕾舞演出非常成功，便移师马林斯基剧院。到这年年底，费罗索科夫活力十足的表兄弟谢尔盖·达基列夫抵达首都并负责“涅夫斯基匹克威克人”（Nevsky Picwickians），将之转变成“艺术世界”，这一美学家团体推动展览并发行了一份有影响的杂志。“艺术世界”以19世纪末式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心态取代了巡回展览画派的社会焦点位置——“一个艺术世界”是一个分离的世界。“艺术世界”的成员对尼古拉二世统治下赤裸裸的市侩气都了然于胸，所以乐于沉浸在首都丰富的建筑史中。贝诺瓦在为其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画家的彼得堡》（“Paintly Petersburg”）中，以对首都热爱的宣告挑战了它那耳熟能详的诨名“化脓的沼泽”（putrefying swamp）、“荒诞的发明”（absurd invention）以及“军团办公室”（regimental office）。

《艺术世界》是一份大开本杂志，既专注于圣彼得堡的建筑，也专注于俄国建造与装饰艺术的更古老形式。“涅夫斯基匹克威克人”有优渥的社会地位，因此能遇到有吸引力的人物，比如颓废的科学家阿尔弗雷德·努罗克（Alfred Nurok），他是萨德（de Sade）和色情诗的饕餮者。他向他们引荐了新艺术派的英国插画家奥伯利·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的作品，他的作品后来对他们的杂志和当时的俄国绘画有着显著影响。一位法国外交官让这个团体熟悉了最新的法国绘画，他们便热切地为俄国艺术爱好者们呈现高更（Gauguin）、凡·高（Van Gogh）与塞尚（Cézanne），而此时这些艺术家在法国或被嘲笑或几乎不为公众所知。就这样，达基列夫给彼得堡引入了后印象主义并发动了俄国昙花一现的现代主义革命的引擎。他开始组织重要展览。“英国与德国的水彩画”在马克西米连·迈斯马赫建造的华丽且有电力的新文艺复兴式施蒂格里兹博物馆（Stieglitz Museum）的双层会堂展出。达基列夫推动了1897年的“斯堪的纳维亚画家”展和1898年的“俄国与芬兰画家”展，在后一场展览中，当代俄国艺术家如伊萨克·列维坦（Isaak Levitan）、瓦伦汀·谢洛夫（Valentin Serov）、米哈伊尔·弗鲁贝尔及维克多·鲍里索夫–穆萨托夫（Viktor Borisov-Musatov）的作品得到了展示。

达基列夫以1905年塔夫利宫的3000幅俄国人肖像画大展来为施蒂格里兹这些重要展览作结。展厅的墙面被特意漆成深色，巴克斯特创造出一种花园效果，安置雕像来隔断一望无际排列的画作。展览在社会上的特权群体中引起轰动。然而令贝诺瓦惊讶的是，皇帝对他祖先们的画像无动于衷。罗曼诺夫家族不折不扣的粗鲁在尼古拉大公于布展期间踩过一幅肖像一事上暴露无遗。大公试图掩饰他的不得体，便傲慢地提出，这幅作品需要修复。当公众涌入展厅，人们经过挂满不可靠的保罗一世肖像的房间，达基列夫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警觉和不祥的”战栗。最具反讽意味的是，对罗曼诺夫家族这场大规模的颂扬恰在这个政权位于崩溃之际被奉上。达基列夫感受到的就是这个。他在为他举行的塔夫利宫庆功宴上的讲话中，形容这场展览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总结时刻，以一种崭新且未知之文化的名义，这种文化将由我们创造，也将扫荡我们”。

图31　马克西米连·迈斯马赫所建施蒂格里兹博物馆

虽然事实上俄国庞大人口中的一大部分都依然目不识丁且一贫如洗，但这个国家仍有些部分正在现代化。进入20世纪，俄国的商业隔绝局面被一心进取的财政部部长谢尔盖·惠特不断施展的主动性所蚕食，他通过迈向金本位而保卫卢布，又在1893至1904年间把俄国带入国际资本主义的轨道。在1890年代工业高速发展的繁荣年景里，圣彼得堡迅速扩张，成为俄罗斯帝国最大的制造业集合体，它的建筑宝藏受污染侵害，它的天际线被工厂烟囱喷吐的煤烟所破坏。如别雷所写，每天早晨，一支“几千人的大军”步履沉重地走向工厂。150万人口中有近30万从事工业。盖房子的速度跟不上工人从各省流入的速度和房租上涨的速度。1900年繁荣转为萧条时，劳动者感到被挤压。就算1904—1905年有误入歧途且极不得人心的日俄战争刺激经济回暖，人民也没什么可庆祝的。俄国入侵远东的时机糟糕至极。1898年，旅顺港被夺了过来，以获得一个海军兼贸易基地。两年之后，中国爆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运动，沙皇派遣17万大军进入满洲，以维持俄国在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的东向扩张。与此同时，19世纪中叶以来沦为西方傲慢自大之牺牲品的日本有了自己的殖民梦。日本采取一条将在1942年对美国海军重复施行的策略，1904年4月突袭了驻扎旅顺的俄国太平洋分遣舰队，并包围旅顺。随着日本军队压境满洲并击败更优越的俄国部队，沙皇的远东野心枯萎凋谢。

圣彼得堡中产阶级的生活表面上似乎不为这一切所动。高帽子和“鸵鸟羽毛这类无关紧要的东西”仍旧在涅夫斯基大街漫游。新艺术（Art nouveau）——在俄国被称为现代风（stil moderne）——来到首都。彼得堡在建筑上从没像莫斯科那样繁荣多彩，在这场运动中仍然贴近凿石一族的芬兰人所采用的风格。新艺术派的埃利谢夫（Eliseev）兄弟建造的贸易厅于1902至1903年间在涅夫斯基冒出来，卖“各种水果及本地与外国的美味食物”。算是帕拉弟奥式且内部细节相当讲究的不对称的维捷布斯克车站（Vitebsk Station）建于1902—1904年。美国胜家公司（Singer Company）在首都建了第一座金属框架的建筑，这种技术使得大窗户的采用变得可行。不过，最成功也最具前瞻性的新艺术派建筑是亚历山大·高津（Alexander Gogen）于1904—1906年在喀琅维尔克斯基大街（Kronverksky Prospekt）为玛蒂尔达·卡切辛斯卡雅建的府邸，这位芭蕾舞女演员既笼络贵族，又聚敛大笔财富。当拉奇维尔（Radziwill）亲王评论说卡切辛斯卡雅一定为脚下拜倒“两位大公而感到骄傲”时，她回敬道，那有什么奇怪，“我有两只脚”。卡切辛斯卡雅这不容小觑的天赋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她太有钱了，能雇一支特别保镖队随行，还能把持宫廷，并在她的乡村庄园或俯瞰特罗伊兹卡雅广场（Troitskaya Square）的时髦府邸尽情娱乐。

图32　涅夫斯基大街上胜家大楼的顶部——这座城市首座金属结构建筑

在家具设计和装饰方面，圣彼得堡的现代风是兼收并蓄的。首都两大装修公司之一弗里德里希·梅尔策（Friedrich Meltzer）将亚历山德拉皇后位于冬宫的浴室装饰成“英国风格”，墙面较高的部分贴着有淡粉色鸢尾花纹的白色印花棉布。梅尔策的竞争对手斯维尔斯基（Svirsky）设计皇家列车上的儿童包间时采用了明亮的花卉图案。冬宫及皇村的皇后寓所也是以现代风装饰的。皇家彩蛋制作商卡尔·法贝热在1889—1902年间经历了一个新艺术阶段，亚历山德拉则买来加利（Gallé）制作的玻璃器皿，并指示皇家瓷器厂制造仅供皇室使用的独特的仿加利器具。谢尔盖·谢尔巴托夫（Sergei Shcherbatov）亲王和弗拉基米尔·冯·梅克（Vladimir von Meck）男爵受到巴黎新艺术风的宾大楼（Maison Bing）的激发，而于1903年初在博尔沙亚·莫斯卡雅（Bolshaya Morskaya）开了一家当代艺术馆以推广现代风。尽管亲王和男爵干劲十足地组织展览，他们却只卖出一把椅子，18个月后就关门了。不管怎样，现代风契合暴发户们的诉求。它采用涡流状的花卉图案——暗示水在清澈池塘里的轻柔戏耍——可作为对圣彼得堡关于水的惨痛经历的缓和物。

图33　圣彼得堡的现代风，作为对芬兰新艺术运动的回响

19世纪的传统和娱乐在变化急剧的首都继续兴旺。小说家玛尔塔·阿尔梅丁根（Marta Almedingen）记得瓦西列夫斯基岛举办的集市，市场上出售带着石蜡香的糖果、蜜汁煮的苹果、热华夫饼和皇室成员的石膏胸像。塔玛拉·卡尔萨维娜回忆了火情瞭望塔、马力消防机车以及消防员的铜盔与号角。斯特拉文斯基想起随着城市的电力化而慢慢消失的敞篷四轮矮马车那马匹与皮革的气息、煤气的烟以及煤油灯，还想起马霍卡烟草（Mahorka tobacco）弥漫的气味，这种烟草自首都建城以来便一直经荷兰从西班牙进口。卡尔萨维娜记得她随父母在玻璃屋顶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市场拜访过的热情、熟练又收费不高的犹太裁缝们，而被宠坏的年轻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记录了这座城市的日益亲英化（Anglophilia）——他家里从涅夫斯基大街的英国店（English Shop）买梨牌香皂（Pears Soap）、金糖浆（Golden Syrup）、水果蛋糕、条纹运动衫和嗅盐。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坚持认为，圣彼得堡的街道需要景观，而且它们的建筑“以一种孩子气的帝国主义”激励了他。他回忆了战神广场的五月阅兵，有亮闪闪的剑和刺刀、银质的小喇叭和号角。在他看来，“某种非常壮丽且庄严的事情在圣彼得堡铁定要发生了”。

但不管怎样，尼古拉二世的官方招待会大多都在安全壮观的宫殿轮番举行。暹罗国王在夏宫被招待，他的舞蹈团启发了福基涅和巴克斯特，法国的菲利克斯·福雷（Félix Faure）总统和德国的威廉皇帝也在这里被宴请。卡尔萨维娜回忆了给另一位法国总统埃米尔·卢贝（Emile Loubet）奉上的一台庆典——由卡切辛斯卡雅出演白天鹅奥杰塔（Odette）/黑天鹅奥吉丽娅（Odile）的《天鹅湖》，这次是在叶卡捷琳娜大帝位于皇村的中国剧院，那里所有的漆板、红金相间的罗可可椅子和瓷花都非同寻常地依旧光彩照人。诸如此类的场合尽管华丽，首都却有些空洞，耗尽了帝国意志。圣彼得堡已经成为一个为罗曼诺夫家族的浮夸盛会而搭建的舞台，但随着沙皇及其大臣们开始日益受到革命的威胁，曼德尔施塔姆意识到“正在死去的生命……那静默的悲惨”。他嗅到“发霉的公园散发出的潮气”，并领教了“彼得堡煮开的水中橡胶般的回味”，这水取自被别雷形容为绿兮兮的“细菌感染的涅瓦河的浑汤”。它是座一到秋季街道就被冰冷的毛毛雨折磨的城市，细雨浸透了行人，直到流感在文员和学生们“竖起的衣领下爬行”，并在屋里追捕他们，彼得堡的街道“像发烧一样在他们的血管里”流淌。

它是一座可以分割的城市。确实，跨越涅瓦河的各座桥梁可以升起，以保护政府免受市郊那些不满的群氓骚扰。截至1900年初，新闻界开始报道有不良少年组成的小帮派兴起，他们辱骂、猥亵并索要钱财，令过路的体面人士们苦恼。帮派之间激烈地争抢地盘。虽然出于抑制恐怖主义的意图而禁止携带武器上街，但多达上百个年轻人组成的无法控制的暴徒团伙蜂拥至彼得堡侧翼的博利绍伊大街沿线，砸碎商店窗户，用刀子和指节铜套斗殴。城市西南工业区的纳尔瓦门（Narva Gate）和瓦西列夫斯基岛的港口旷地，成为资产阶级不宜进入的区域。而随着这些帮派意识到了自己的打击力，他们开始游荡过亚历山德洛夫斯基公园（Alexandrovsky Park）并越过涅瓦河，让那些在元老院广场闲逛的有钱人惊慌失措。

1890年代后期，彼得堡工厂里的骚乱在攀升。雇主做出一些微不足道或效果不佳的让步——1897年许诺将工时限定在一天11.5小时，1903年许诺对工伤加以护理治疗——然而彼得堡工人的命运依旧不幸。在普提洛夫铁厂，大多数雇工一天都赚不了1卢布，而纺织行业的薪水还更低。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列宁认识到，工厂里的紧张关系“反映出萌芽态的阶级斗争，但还只是在萌芽态”。通过以有些夸大的手法将纺织工人的一场大规模罢工颂扬为“1896年圣彼得堡著名的工业战争”，他试图提出更多要求。但他也认识到这是一个“混乱……且踌躇”的时期，并力主由专业的、集中化的领导阶层来执掌一个同心协力的党派。这将被证明是一个新终结的开端。20多年里，有着不同目标的不同团体将随着活跃分子的打击和当局的回击而跌跌撞撞走向革命。哥萨克们频繁地令学生示威中断，他们的干涉——比如1901年3月喀山大教堂前的那次——经常导致重大伤亡。暗杀活动继续，内政部长德米特里·西皮亚金（Dmitri Sipyagin）1902年4月被一位革命党杀死。取代他的是“一切改革的敌人”、不妥协的维亚切斯拉夫·冯·普雷夫（Vyacheslav von Plehve）。只过了两年他就被炸飞了，按照塞西尔阁下斯普林·赖斯所言，“每个人都欢欣鼓舞”。

冯·普雷夫在任期间将维护公共安全及秩序的部门奥克兰那转变为一个复杂的秘密警察网络，配有大批渗透到恐怖组织中的卧底密探。奥克兰那窃听电话并搞监视，这一套至少从叶卡捷琳娜大帝统治时就被采用了。1830年代在圣彼得堡任美国公使团团长而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曾遭遇通信被公开。1860年代中期，里兹代尔爵士被英国大使夫人提醒要使用外交邮袋，因为她的孩子们的女家庭教师曾收到来自英国不同地方的两封信，两个信封寄到时，一个里面是两张照片，而另一个里面是两封信！中央邮局有个“黑阁子”，负责拦截邮件，哪怕事实上在没有明确的法院命令下进行监视是法定的违规行为。

从1901年到1907年，圣彼得堡安全处的指挥部设在莫伊卡堤12号，正是普希金去世的那所房子。就像早前的第三处和后来的契卡，它一直不是独立部门，而是陷在首都迷宫般林立的各部门中。位于喷泉河的特勤处有一份多达5万张且持续增加的以代号标示的嫌疑人卡片索引。奥克兰那经常让女人从事监视，因为她们比较不显眼，还从担任这座城市驻军的500名骑宪兵行列中吸收了许多校官，也大力倚重首都6000名优良警力的支持。但是奥克兰那的侦探和眼线的报酬很低，效率打了折扣，还主动受贿。他们能轻易策反未遂的革命党，但当他们招募死忠的恐怖分子当双重间谍时，情况就复杂了。伊维诺·阿杰夫（Evno Azeff）会组织“谋杀大公们和大臣们的凶手，但与此同时……向秘密警察泄露犯这些罪行的人和帮凶”。双重间谍阿杰夫策划了28起针对官员的恐怖袭击，并亲自参与刺杀冯·普列夫的计划。

正是冯·普列夫促成前革命党谢尔盖·祖巴托夫（Sergei Zubatov）在圣彼得堡负责政治调查。祖巴托夫敏锐地领会到，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斗争就不会成功，因此建议向工人组织渗透并劝说他们，解决难题之道在于改善现有制度。他试图建立警察监督下的自助组织，因此从一位宗教导师处寻求帮助，后者能以一种劳工大众听得懂的语言简单讲话。加邦神父是个自负之士，其危险的不正统思想令东正教神职人员不安。他来自乌克兰一个底层家庭，抵达圣彼得堡之前，他的人生以一场不成功的婚姻、阵发性抑郁和古怪的行为为标志。但他怀有“对穷人的真正关心”，并拥有控制他们的领袖魅力。祖巴托夫监控劳工组织的方案从未作废，不过加邦很快有了自己的算盘。他明白革命者无法轻易影响大众，因为他们只能在暗处工作，而一个神甫的目标是让自己被听到。加邦能发展出直接且公开的关系，于是他在1903年夏季于维堡开设了一家劳工俱乐部，并于次年春季建立了一个协会，他称之为圣彼得堡城俄国工厂与制造工人大会。在他们的俱乐部里，工人们能休息或上课，参加演说，甚至能加入唱诗班唱歌。加邦很快邀请他们之中最聪慧的人去他家，进行以尼古丁充电、啤酒助燃的讨论，话题涵盖许许多多俄国人的苦情：言论的自由、普遍教育的需求、法律面前的平等、土地赎买税的废除、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以及法律对劳工的保护。

加邦的动议如此成功，以至于其他邻近地区的工人们也大声要求建立他们自己的俱乐部，而且很快就有一家在纳尔瓦靠近普提洛夫铁厂的旧客栈开张了。瓦西列夫斯基岛上另有一家继之而来。加邦以他朴素的论据、干脆的演说和令人同情的口吃锻造出与工人们的简朴而紧密的联系。1904年的圣诞节来临时，更多俱乐部开张，也在计划为孩子们举办聚会。当一小群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被不公正地解雇时，加邦在罢工的呼声背后施加了他那个大会的影响力。俄国在打仗，因此普提洛夫对军事装备的重要贡献使得罢工有着极其不良的影响。经过1905年1月2日星期天在瓦西列夫斯基俱乐部的一场会谈，被解雇的工人决定对抗董事会。3号星期一，董事长许诺，如果每个人都回去工作，他会调查问题。这个回应既微茫又太迟。4号星期二，罢工扩大，次日加邦便号召进行一次总罢工。他警告这座城市的总督并强烈要求他不要部署哥萨克。

一年一度祝圣诸水的主显节是在1月5日，而1905年，这项庆典被骑马炮兵在鸣炮致意时的实弹射击糟蹋了。弹片蹿过高官要人的头顶，击中亭子的屋顶，伤了一位警察，震碎了几扇窗户，射穿冬宫的尼古拉大厅，而朝廷和外交团队正在那里聚集一堂。这次“事故”被归结为粗心——一枚装了弹的弹药桶在射击练习之后被留在大炮的缝隙里。那是官方解释，但流言暗示，这是一次谋取沙皇性命的行动。

加邦谋求与冯·普列夫的继任者彼得·斯维亚托波尔克–米尔斯基（Peter Sviatopolk-Mirsky）进行一次面谈，强调局势已经有多严重。6号星期四被拒绝见面后，加邦决定在即将到来的星期天组织一群能游行到沙皇那里的工人，向沙皇请愿，要求对他的大会中讨论过的不满提供解决之法。加邦身着哥萨克服装出现在工人面前，他目露凶光，很有煽动性。根据《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的通讯员所言，这位神甫宣称“工厂巡视员在资本家的口袋里”。他朗读请愿书：“我们被压干榨尽，超量负载过多的苦工，被轻蔑地对待。我们甚至不被当作是人……啊，陛下……我们已经到了那个可怕的时刻，死亡也好过延长我们那无法承受的苦难。”他的听众陷入了狂热。加邦敦促他们起誓，星期天要武装好前来，尽管他声明这次游行是和平性质的。听众们大声喊道：“我们发誓。”加邦发出一条威胁：“如果沙皇不满足我们的要求，就不要沙皇。”工人们雷鸣般的呼应之声“不要沙皇”令俱乐部的墙壁咯咯作响。

7号星期五，这座城市因罢工而停摆，出于担心激起进一步的骚乱，当局决定让加邦神父逍遥法外。这位神甫把请愿书交给打字员，预定多份副本。其一要由他带上并递交沙皇。另一份设法在略早于午夜时分送达路透社的新闻通讯社。加邦那时则动身在大会各分会间巡行，激发工人们进入一种自杀式支持的狂乱。据《卫报》通讯员记录，加邦提及“自己死去或者他的追随者被屠戮的可能性”。同时期，卫兵司令瓦西里柴可夫（Vasilchikov）将军召集军官，指示他们在时机成熟时把工人从城市中心击退。8号星期六傍晚，街道上不祥地空无一人。夜间，从普斯科夫和日瓦尔来的军队抵达了。工人们游行前来向沙皇请愿，迎接他们的将是21个步兵营、23个骑兵分队和几百名哥萨克。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1月的星期天——一种新的黎明降临的一天——工人们带着他们尊敬的“父亲”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小像甚至肖像画，开始聚集在属于城市穷人区的偏远地区的各个地点。工人们、主妇们和儿童们开始从奥赫塔（Okhta）出发沿着涅瓦河右岸行进。其他人聚集在维堡侧翼，通过短桥进入彼得堡岛，在此被特罗伊兹卡雅广场的路障所阻。按别雷在小说《彼得堡》中所写，官方的托词是“啊，俄国的人民！别让大团的阴影从各岛进入！”帕夫洛夫斯基卫兵团和掷弹兵团的各分队在各处就位以确保他们不会进入。一位军官命令请愿者——他们的数量因从卡门诺斯特罗夫斯基大街（Kamennoostrovsky Prospekt）过来的第二支游行队伍汇入而壮大——停下。游行者扯开外套以证明他们没带武器，但走在前面的人被挤在后面的急切的抗议者们推搡着前进。一声号角响起。枪弹齐发，打破了僵局。骑兵队冲锋。军刀如银鱼一般在人群中闪烁和游走。又开了两轮火，50人倒地身亡，伤者的呻吟声嘲弄着加邦神父乐观的计划。

财政部部长弗拉基米尔·科柯夫佐夫（Vladimir Kokovtsov）大约上午10点听到从莫伊卡河警局桥方向传来的来复枪响，当时他正在书房里整理文件。一群从涅夫斯基大街压过来对着士兵们丢石头和瓶子的游行者遭到沿博尔沙亚·莫斯卡雅推进的军队的伏击。士兵们前进。群众撤退，然后重新编组并向前挺进。科柯夫佐夫急着去调查情况，但门房告诉他，他的大楼的前门接警察命令已经锁闭。

帝国国旗在冬宫上空飘扬，表明沙皇——实际上在皇村——在此。第四队抗议者聚集在瓦西列夫斯基岛的北部并沿着路线游行，但在通过涅瓦河的桥梁前被士兵阻拦。更多请愿者穿过冰面前进，抗议者们迎着所有路障、持续的枪炮射击和小规模冲突而开出道路，进入军队大批出没的皇宫广场范围，去支持加邦神父对沙皇发出那道不吉利的宣言：“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通往自由与幸福，另一条通往坟墓。”

2点钟，瓦西里柴可夫亲王决定，入侵已经持续得够久，下令清场——必要时用火力。号角吹响了。枪鸣炮响。只是为了看得更清楚而爬上树的孩子们被流弹击中。骑兵队被派去驱散连通元老院广场的亚历山德洛夫斯基花园的人群，哥萨克们被派去清理涅夫斯基大街。就是在那里，从皇家芭蕾舞学校走来的尼金斯基被卷入人群，推着走向一名哥萨克的警棍。一根棍子重重落在这位舞蹈家的脑壳上，这对这位“纤弱人士”（najinka）保持精神镇定可没什么帮助。尼金斯基摸到顺着脸流淌下来的血，便挣扎着挤过抗议者的推搡而离去。

图34　“血腥星期天”皇宫广场的大屠杀，1905年

科柯夫佐夫在下午过半时设法出了门，并记录说示威游行已经被有效瓦解。有散兵游勇在闹事和洗劫，但依旧打算强行推进革命的加邦还在暗处。官方数字被控制在较低水平，然而“血腥星期天”造成的死亡和重伤人数接近1000人——外国新闻界用的是“几千”。就像建造这座城市时消亡的那些人的数量一样，准确数字难以获得。无论如何统计数字只能说出这么多情况。血腥星期天的张力、希望与绝望——游行，屠杀——在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交响曲《1905年》（“The Year 1905”）中回荡不息。

星期天傍晚，马林斯基剧院有一场芭蕾舞女演员奥尔嘉·普列奥布拉延斯卡娅（Olga Preobrajenskaya）的义演。虽然演出顺利无阻地进行，但暴乱的流言在观众席里荡起涟漪，剧院逐渐空了。卡尔萨维娜记得事后与她的兄弟往家走时，发现街道异样地“安静与空旷”。不过在国际上，头条新闻令读者震惊，为了贷款而正与巴黎和柏林进行谈判的科柯夫佐夫面临在尼古拉二世的俄国重振市场信心的艰巨任务。尽管首都很快恢复到表面的常态，但抗议和镇压的新高度已经流露出来。斯普林·赖斯写信给罗斯福夫人说，朝臣和外交官当中有种共识，认为血腥星期天是一个不可避免也非常有益的教训，却是对着聋人的耳朵发出的教训。皇帝与还是婴儿的皇太子玩耍，“除了婴儿的牙牙学语什么都不听。如果你带来不合他意的真相，他会听着但一言不发。他的思想——如果他有点思想的话——就是维持独裁制的不衰，并继续打仗直到他赢得‘太平洋的主控权’”。

圣彼得堡的戏剧世界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被大屠杀干扰，却被一位进步舞蹈家搅乱了。对古典芭蕾的不适——在某些圈子里——出现了。托尔斯泰认为它是“淫荡的演出”。契诃夫（Anton Chekhov）对媒体一无所知，但可以确定地说在后台的“芭蕾舞女演员像马匹一样臭气冲天”。年轻的亚历山大·贝诺瓦在《艺术世界》中宣称“仙女们是芭蕾的堕落”。认为芭蕾“虚假、荒谬且在艺术王国之外”的美国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于1904年12月12日抵达圣彼得堡，次日便为防范虐待儿童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奉上一场义演。达基列夫和福基涅在观众席中，这位经理人宣称邓肯是福基涅后来所有创作的“基石”。邓肯的演出被证明大受欢迎，所以她16号又演了一场，然后就启程前往德国。来年重返彼得堡和莫斯科时她表示说，在罢工行动和潜在的革命晃动着这座城市的时候，给富人跳舞令人不适。邓肯1月尾归来，这个日期表明，她声称火车到达时迎接她的是为血腥星期天死去的人举行集体出殡的丧礼队伍，这个说法是杜撰的。因为，如果当局悄悄埋葬死者，有些是在黎明前无人的几个小时里，那么这位舞蹈家不可能目睹“人们一个又一个地背起又放下他们负荷的重物——棺材”，目睹一座走向坟墓的城市。

与此同时，工人们不知所措。看起来差不多就是加邦把他们带入陷阱。没人想得通，为什么当局会屠戮想要向沙皇请愿的和平抗议者。答案就在于一位皇帝有着令人目瞪口呆的冷漠之心，他最终同意于2月底在皇村接见一支仔细甄选出的工人代表团，茶叙，表示同情，还做些空洞的姿态，而苦难的首都正在加强获取正义的努力。1905年大多数时光，圣彼得堡都处在剧变状态，因为革命者、学生、工人和职业联盟联合起来攻击独裁制。为血腥星期天的牺牲者治疗的医生在这过程中有了政治属性。音乐学校出现骚乱，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拒绝在一栋被警察包围的建筑里授课。当了35年教授之后，他被解雇了。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爆发了支援行动，导致这个学年剩下的时间都关门停课。工程师、律师、技术员和作家纷纷组成联盟，这是个有用的策略，因为专业会议是政府唯一容忍的公共集会。计划于3月1日在彼得与保罗大教堂为亚历山大二世举行纪念弥撒时进行炸弹袭击的图谋受阻，因为炸弹制作者在旅馆的房间把自己炸飞了，于是奥克兰那的新头头格拉西莫夫（Gerasimov）将军仓促逮捕了20名嫌犯。罗斯福夫人从斯普林·赖斯那里获知，“无政府状态在加剧，到处都是突发事件。对于正在发生的崩溃局面很难加以述说。就像一头庞然大物死了并在腐烂，而豺狗们在苦苦拖拉它坚硬的兽皮……独裁制因恐惧而生存，且似乎已经摧毁所有其他感情——可现在，正是恐惧使独裁制正遭受攻击。”血腥星期天之后，行凶抢劫、持刀袭击和争吵斗殴等街头暴力增加。小混混们在温和的春日傍晚侵入涅夫斯基大街，用铁块当武器，不屑地啐向上流人士的脸。年轻的纳博科夫在口袋里留了一个指节铜套。

1905年5月，第二太平洋分遣舰队在对马海峡（Strait of Tsuhima）差一点全军覆没，当时死了4000多俄国人，6000多人被俘，这迫使沙皇放弃他对远东的主张而请求和平。本土左近，农民们比列宁敢指望的更有政治觉悟，他们持续焚烧地主的田庄。7月5日，一位贵族军官射杀了一名普通水手，因为他竟敢抱怨这艘泊靠敖德萨的船上的食物生蛆。谢尔盖·爱森斯坦关于这个事件及随后发生之叛乱的电影代表作《战舰波将金号》（The Battleship Potemkin）展现了帝国的错误管理如何点燃了叛乱——“波将金”号就是俄国的缩影。受压迫者抓紧时机的同时，帝国予以回击。稳步进军的沙皇军事机器走下敖德萨台阶，端稳了刺刀弭平兵变并屠杀无辜的旁观者，纯然是血腥星期天的翻版。

夏季过后，局势恶化。霍乱的爆发在意料之中。多场暴动像传染病般扩散。彼得堡各演说大厅举行了大规模政治集会，2000名工人和学生10月1日聚集在技术学院，接着是5日在大学的12 000人集会。火车的班次都乱了。10月4日莫斯科——彼得堡线的通宵列车发生了一起致命事故，全速行驶的火车头猛地冲入一条岔道，导致车厢被压扁。这是人为过失，还是铁路“怠工”造成的系统崩溃的结果？三天之后，莫斯科——喀山铁路段开始罢工，这场罢工迅速扩展到整个铁路网。10月13日，40位革命党在技术学院碰头，要把彼此孤立的叛乱凝聚成一场总罢工，而四天后它在新成立的圣彼得堡“苏维埃”即工人委员会的领导下开始了。10月19日，圣彼得堡苏维埃宣布新闻自由，拒绝关闭工厂的工业家则遭到威胁。苏维埃对邮局和铁路发出命令，为饥饿的罢工者募集资金，与市议会谈判并组建自己的民兵。11月中旬，配备刀子、左轮手枪和铁铲的民兵队伍已有6000名壮汉。罢工者设立了自卫队，晚间8点到10点在街上漫游巡逻。前来就一项贷款协议做收尾工作的法国银行家们认不出这座城市，便永远地回国了，不再完成交易。

安德烈·别雷那部伟大的现代主义小说《彼得堡》，正是以1905年9月30日至10月9日之间酝酿的危机为背景展开的，那时政府正在失去控制力。故事的主线是炸死阿波罗·阿波罗诺维奇·阿布雷乌克霍夫（Apollon Apollonovich Ableukhov）的图谋，这是个虚构人物，与主要的反动的（arch-reactionary）东正教主教会议代表且曾担任过尼古拉二世家庭教师的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有很多共性。阿布雷乌克霍夫自认是“普列夫派系的人”。当他那“干瘪皱缩又完全不讨人喜欢的矮小身躯”与“他所负责的广大莫测的机制”并置而观时，说这个国家正在脱离政府控制，似乎没什么好奇怪的。在“罢工进行的整个阶段里”，阿布雷乌克霍夫“出没于枢密院、办公室和大臣宅邸——筋疲力尽，憔悴瘦削”。他到头来失去了联系。他的马车将他与“街上的渣滓”以及十字路口“待售的潮湿抹布的红罩子”隔断。与此同时，阿布雷乌克霍夫的儿子尼古拉——一个对革命运动持逢场作戏态度的大学生——被选中去炸掉一位政府人员。在一个满是涅恰耶夫和伊舒津这种恐怖分子以及伊维诺·阿杰夫这类双重间谍的世界里，再加上置身一座被小说中的现代主义眼光所裂解和爆破的城市的背景下，尼古拉的管理者们选择的牺牲品是他的父亲，这毋庸讶异。

《彼得堡》从未贴近罢工者。事实上，别雷的观察是，站在“投球手的行列，你决不会说那些重大事件正在隆隆作响”。然而这部小说基于圣彼得堡自身的传统，而极其令人不快地关注辞旧迎新。不仅儿子被派去杀死父亲，连那位伟大的革新者“青铜骑士”也看似要再度动起来，全速飞奔去改变俄国。不过，别雷对读者们暗示，俄国依然会陷于泥淖。彼得大帝的铜马的前后之间有一种尚得解决的张力。“两只前蹄高高地跃入黑暗，踏入虚空”，而雕像的“两只后蹄牢牢地扎根在花岗岩土壤中”。人们看到彼得“跑过一天又一天，跑过一年又一年，跑过潮湿的彼得堡的大街”，别雷预言了又一次“跨越历史的跳跃。将有巨大的混乱”。他一再表现彼得堡的街道和天色陷入“泥泞”，并暗示这座城市最终的蒸发将受革命影响，受递给尼古拉的沙丁鱼罐头中滴答作响的恐怖分子的炸弹，一枚“足以将附近所有东西都化为……烂泥”的炸弹影响。

1903年12月，斯普林·赖斯评论说，俄国人碰面时就“讨论革命还有多久会来。正如在日本我们总谈论地震”。到1905年10月局势已经明朗，沙皇制像冰冻的涅瓦河在初春时那样碎裂的日子快到了。将有一场动摇世界的裂解。塔玛拉·卡尔萨维娜忆起1905年的秋季犹如“一场噩梦”。停电频发，彼得堡的电话机那令人心悸的叮当声沉寂了。她记载，皇家芭蕾舞团的180位舞者“内心如此保守，通常如此忠于朝廷……也屈从了流行病似的集会和决议”而走了出去。包括卡尔萨维娜和帕夫洛娃在内的罢工委员会在福基涅的阁楼碰头。代表们因为电车停驶和吊桥升起而来迟了。两位舞蹈家兴冲冲地掠入房间，讲起了下面埋伏的便衣警察的冷笑话——他们的伪装因他们的绿外套和标准型胶鞋而打了水漂。卡尔萨维娜与福基涅私下协商过。他很坚决，她却犹豫不决，因为她的妈妈曾告诫她不要反对一位给了她“教育、地位、财产和生计”的皇帝。马林斯基的舞蹈家们被要求签署一份忠于尼古拉二世的声明。罢工委员会拒绝签名，除一人例外，就是最早在《胡桃夹子》中饰演王子的谢尔盖·勒加特（Sergei Legat）。有天夜里委员会正开会，福基涅去应门，回来时脸色惨白。谢尔盖·勒加特割了自己的喉咙。勒加特早就因为与佩提帕的女儿的凌乱关系而紧张过度，他觉得自己对沙皇是个叛徒，对朋友则是“犹大”。

在出动军队一事上，尼古拉二世得到将军们的忠告，他们提醒他不能指望军队的忠诚度。因此，为了平息令人担忧的局势，尼古拉准备了一份满纸空头支票的诏书。这份诏书因为电力行业的罢工而卡在印刷工那里时，一颗炸弹扔向了警局。警察开枪反击。暴力如井喷，当局强使这份声明面世。第二天早晨就有多处喜气洋洋的队列，红旗在《马赛曲》的旋律中飘扬，因为社会主义者们天真地以为这份文件标志着一次重大胜利。

1905年的冬季以一场血腥屠杀揭幕，继之而来的是持续数月并在一场秋季总罢工中达到顶点的分裂和流血事件。沙皇对政治演变和公平思想的漠不关心，导致他丧失了统治资格。人们涌向涅夫斯基大街，要求一个更好的世界，尼古拉二世的麻木不仁将罗曼诺夫家族推向了历史。他的《十月诏书》（October Manifesto）是一种绝望的姿态，虚情假意地承诺“未经国家杜马批准，任何法律不得生效，且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将保证有真正参政的机会”。这对于消除叛乱无济于事。这年年底，俄国的55座城市有了苏维埃；同时圣彼得堡奥克兰那的头头格拉西莫夫受命让首都的革命活动无处藏身。他一个傍晚就调度了350场搜查，揭露了三间制作爆炸物的实验室、500枚炸弹、一些非法印刷机和军械库。次日又开展了400场深入搜查。发生了对警局的袭击和暗杀，继之而来的是名单列出、目标房屋被锁定，一次义务警员针对犹太人和学生的过激反应。犹太人在比较不易暴露身份的大旅馆避难或逃往芬兰。极右翼的俄国人民联合会（Union of Russian People）组建了“黑百”（Black Hundred）帮，与诏书公布之后攀升的暴力行为斗争。他们本质上是一群暴徒，因此受到政权欢迎，因其提供了沙皇在较低阶层享有大众支持的证据。圣彼得堡总督给这个联合会和类似的各“兄弟会”分发火力，跟有武装的革命党民兵战斗。

到了12月初，圣彼得堡的街道再度顾客盈门，没多少征兆显示这个国家曾处于革命的阵痛中。夏园的雕像一如既往地被封箱覆盖以度过严寒的冬月。然而在小说中全心关注革命的别雷把这种场景当作处于危险中的帝制彼得堡的有力喻像：“这些雕像个个藏在板子下面立着。这些板子看着就像竖着站的棺材。这些棺材勾勒出道路。水泽仙女和萨梯都在里面避难，于是时间的獠牙不会以冰霜将它们侵蚀殆尽。”尽管最糟糕的危机似乎过去了，但马林斯基的舞蹈家们为真正的革命发挥了列宁后来所说的“带妆彩排”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