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新的寒意

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核心成员被捕后几小时就在冬宫被拷问。尼古拉一世坐在一张位于卡洛·马拉塔（Carlo Maratta）所绘的醒目的教宗克莱芒九世（Pope Clement IX）肖像画下方的工作台上。疑犯们就这样面对新皇帝的严苛审讯，教皇冰冷的注视则令审讯更有气氛。伊万·亚库什金（Ivan Yakushkin）在被讯问期间拒绝供出人名，于是被紧紧夹在镣铐里无法动弹，就靠注视多美尼基诺（Domenichino）轻柔的画作《神圣家庭》（Holy Family）转移注意力。诗人孔德拉季·雷列耶夫（Kondraty Ryleyev）被出卖，受讯时揭露了向沙皇哀求饶命的特鲁别茨科依。布拉托夫（Bulatov）上校承认他打算杀死皇帝，于是被囚禁在彼得与保罗要塞，他在那里通过反复以头撞击牢房的石墙而成功自杀。

六个月的时间里，调查委员会耐着性子熬过了150场会议，发布了175份报告，并制作了100万份涉及法律与官僚体系之反省的表单，此间被剥夺了纸、笔和一切阅读材料的犯人们与水老鼠、耗子和蟑螂们共享潮湿的牢房。调查委员会于1826年5月30日做报告时，强调了这场阴谋规模小、其最核心成员对危险的外国思想缺乏抵抗力，还辩解说，最重要的是，这幕插曲透露出对皇帝普遍且忠诚的爱戴。在被逮捕的1400名十二月党人中，只有121人被定罪。大多数谋反者都被流放西伯利亚，但有五个人——雷列耶夫、卡克霍夫斯基、佩斯特（Pestel）、穆拉维约夫以及别斯图热夫–鲁明——被判磔刑，又减刑为1826年7月13日实施绞刑。行刑的时刻到来时，绳子断了且绳结滑脱，有三位罪犯不得不被吊两回。奉献给这场刑罚的一场追悼仪式在元老院广场举行，圣水洒落，以净化这块独裁制曾遭挑战的土地。尼古拉宣称革命已“逼近俄国大门”，并发誓要控制它。“正教、独裁、国家”（Orthodoxy, Autocracy, Nationality）大行天下。对十二月党人的所有公开讨论一律被禁止，然而——因为亚历山大当政时没有过死刑宣判——被处死的领袖们迅速赢得了殉道者的地位。反叛者的肖像被禁。不过类似护身符的东西私底下偷偷易手。

意识到被镇压的叛乱已成为舆论热点的尼古拉一世成立了臭名昭著的第三处，是那个名叫御前大臣办公厅（His Imperial Majesty’s Own Chancellery）的权力中心的特别部门。用沙皇自己的话来讲，第三处的职能包括收集“涉及所有受警察监视之人的详细信息”，“流放并逮捕可疑分子或危险分子”，跟踪“在这个国家旅行的”外国人。自1829年9月起，第三处获得所有印刷品的副本。大约十年之后，它从位于莫伊卡运河与格罗科哈瓦亚街交角处的庞大办公场所，搬到了喷泉河锁链桥附近的科丘别伊亲王旧宅。在禁卫森严的大门背后，这所有着密密匝匝拘留室的大宅子变成了一个异常繁忙的审讯中心。在夜色的掩护下，警用马车咔嗒咔嗒地进出庭院。尼古拉一世时期圣彼得堡的“锁链桥之家”（Chain Bridge house）与苏联时期里特尼大街（Liteiny Prospekt）博利绍伊大楼的克格勃列宁格勒分部，或莫斯科声名狼藉的卢比扬卡（Lubianka）一样恶名远扬。

在尼古拉一世的压迫性统治到来前，圣彼得堡及其文化的创造都由宫廷驱动。1825年之后，沙皇们——只要他们依然在位——变得反动。变化的主动权传递到作家与思想家身上，这是些有着大声音的“小人物”。圣彼得堡经过一个世纪对其威严的都市风景的巩固之后，面临一个混乱的时代。19世纪中叶的知识分子主力亚历山大·赫尔岑将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概括为“一个表面奴隶制而内部解放的时代”。诗歌以手抄形式流传，冷冰冰地预言着即将到来的事物的形态。作家与知识分子们尽管被控制、被审查或被监禁，却开始勾勒这座城市的新品格。罗蒙诺索夫1755年对俄语语法的规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坚实基础，截至1820年代晚期，许多俄国青年开始出国学习或从军，回来时带着爆炸性的思想。他们在寻求新秩序的过程中，尝试让西方思想与一种成长中的觉醒意识——通往革命的道路始于对俄国乡村公社的简单组织——相调和。

第一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是十二月党人时代精神的产物，虽说他年轻时在自己所厌恶的上流社会中挥霍无度又浪荡成性。亚历山大·普希金与未来的十二月党人比如诗人威廉·库舍尔贝克尔（Wilhelm Küchelbecker）结下了友谊，后者将死于西伯利亚的流放。从母系算，普希金是一位非洲小王公的曾孙，他的面相上仍可见非洲特征，他在一篇未完稿的小说《彼得大帝的黑人》中就将他的曾祖父定义为“彼得大帝的黑人”。这个身材匀称的高个子男人被从君士坦丁堡带来，彼得大帝教导他，提拔他，还派他赴巴黎学习将对俄国新宫廷的发展有用的知识。

亚历山大·普希金身为这位著名人物的后代，凭借诗歌而骤然登上彼得堡的文学舞台，他的诗歌是讽刺性的，批判权威并痛斥农奴制。结果导致1820年他被逐出首都。普希金1826年获准返回，唯其在第三处特务们的监视下，这时他的代表作、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已经大有进展。就在处决过十二月党人的魁首们数月后，普希金写下随后被删除的一节，此节详细阐发了他笔下人物兰斯基（Lensky）的政见，这个人物在诗歌里毫无意义地于一场决斗中死于乏味的奥涅金之手。普希金故意惹弄人地暗示说，假如兰斯基活着，他可能像十二月党人诗人雷列耶夫那样被处死了。

诡异的是，杀死兰斯基成为普希金本人之死的一则奇异征兆。普希金与一位蠢笨但野心勃勃的美人娜塔莉亚·冈察洛娃（Natalia Goncharova）结婚后，他那一碰就着的嫉妒心被彼得堡社交名流们的闲话点燃了。因自觉他的社会地位配不上他的诗人身份而烦恼，又被皇帝跟他妻子有一腿的流言搅得心神不宁，于是普希金在一场决斗中惨遭奚落。他遭到娜塔莉亚传说中的情人之一、荷兰大使的养子丹特斯·德埃克朗（d’Anthès de Heeckeren）男爵的致命一击。葬礼秘密举行，以防公众骚乱。然而令第三处惊慌失措的是，米哈伊尔·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的抒情诗《诗人之死》（“The Death of a Poet”）搅动起大量情绪。作者在终章诗句中刻画了朝中充满阿谀谄媚之人的恶毒的场景——这份嘲笑让他博得发配高加索的命运。莱蒙托夫发现圣彼得堡社会像个法式园林，“主子的大剪刀把一切都修剪成统一式样”。发配外省恰好给他提供了写作俄国第一部伟大散文体小说《当代英雄》（A Hero of Our Time）的新鲜场景。

普希金曾于圣彼得堡北面一处积雪林地遭受致命创伤，距此四年以前，他正与彼得大帝那种打造一座荒诞的、危险的且压抑的首都的傲慢思想搏斗。他给俄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受压迫的、被专制政治的法令与工作逼到发疯的非正统派主角的原型，就是卑微的书记员叶夫根尼（Yevgeny）这个角色。《青铜骑士：彼得堡传说》（“The Bronze Horseman: A Peterburg Tale”）受到普希金的一位旧友、波兰诗人亚当·米茨凯维奇（Adam Mickiewicz）作品的激发。米茨凯维奇在六联诗《压抑》（Depression）中以一首《彼得大帝的丰碑》（“Monument of Peter the Great”）对十二月党人被镇压后的俄国事态表示惋惜。他还创作了一首长诗，把彼得堡表现为一个被1824年洪水毁灭的反常且无法维持的建构。

普希金《青铜骑士》的开篇是按照圣彼得堡建筑颂诗的传统写下的颂歌，该传统由18世纪的诗人如罗蒙诺索夫和杰尔扎温开创。普希金在祝贺这座城市刚过百年华诞之时，以反复宣称“我爱你”来强调他直白的颂词。这种反复念颂后来令小说家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Dostoevsky）烦躁，他简短地谈及普希金的圣彼得堡激情——“对不起，但我不爱它”，然后留下大量文字证明他的这一观点。还是一个年轻小伙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到圣彼得堡的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时，停靠的第一站就是普希金受到致命一枪的林地。他的第二个朝圣地是位于莫伊卡河的那幢房子里普希金死去的那个房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虽说是这位诗人热切的仰慕者，但普希金对这个后来被他称为一座“腐烂着的黏糊糊的城市”的地方所宣示的爱显然令他不安。不过普希金开门见山的盛赞只不过是他叙事的出发点。自然被驯化成一座有着“坚定而优雅之面目”的城市，对这一点的颂扬与小文书叶夫根尼那被践踏的悲惨命运形成强烈反差，这个人物才是普希金诗歌的主体。事实上，叶夫根尼将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1846年的小说《双重人格》（The Double）中一个人物的灵感，那就是戈利亚德金（Golydakin），一个被官员等级体系和社会等级体系中高于他的人们“轻慢和嘲笑的”“小人物”。整体而言，普希金的《青铜骑士》把圣彼得堡表现为“一份可怕的遗产”。

安娜·帕夫洛夫娜女大公对这座城市最严重洪水的肆虐之况有着生动描绘，此次洪水中有500多人死亡，几百所房屋被毁。她形容1824年洪水中的冬宫有如“一座被波涛连续猛击的孤岛”。这番景象在次年年底引起了政治回响，彼时十二月党人发起针对这座宫殿的叛乱，而叛乱最终将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功德圆满。普希金让圣彼得堡那个被压迫的书记员叶夫根尼登场的背景正是这场灾难性的1824年洪水。洪水上涨之时，这个“无名小卒”白费气力去寻找他深爱的帕拉莎（Parasha），她住在这座城市中一座更乏抵抗力的偏远小岛上。

在普希金所描写的十二月党人事件之后秘密警察政府的世界里，沙皇的力量被刻画得坚不可摧。在叶夫根尼眼里，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镇定自若：

……高耸在被入侵的土地之上，

凌驾洪水的盛怒

背对着他，伸出手

下着不可一世的命令……

叶夫根尼在大水吐出的残骸之间游走，他是现代那些非正统派主角中的第一个，这样的人在大都市的混沌当中奋力挤出他们不走运的路途，试图给他们漫无目的的人生找点意义。帕拉莎被淹死，叶夫根尼发了疯，被那个应为这场悲剧负最终责任的人物、独裁的沙皇搞得五迷三道。叶夫根尼在发狂状态中幻想彼得大帝从“雷岩”上跳了下来并猛地追赶他。普希金知道，在尼古拉一世的俄国，沙皇有着最终决定权。然而仅仅通过把一个卑微的书记员置于舞台中心，诗人便让这个“小人物”在将要长期与“独裁制那警觉的精神”的斗争中有了一席之地。

对这座首都的另一份截然不同但同样令人不快的印象来自敏感暴躁且经常才气逼人的法国同性恋者阿斯托尔夫·德屈斯蒂纳（Astolphe de Custine），他在普希金死后两年即1839年造访该城。屈斯蒂纳承认圣彼得堡是“世界奇迹”之一，同时掉入反复出现的陷阱——把它与威尼斯相比，“不够漂亮但更令人惊讶”。这种比较充其量而言也只是表面文章。威尼斯亲切并有历史底蕴，而彼得堡庞大且——直到进入19世纪——坚持它那要当全新城市的渴望。但是，当屈斯蒂纳思索彼得堡的灵魂时——或灵魂的缺失——他立刻变得比较有洞察力。首都是个怪胎，“为了一个从未存在过的民族”而建。彼得借着否弃俄国“东方精神的自然优雅”而建了一座没有“历史内涵”的虚夸城市。屈斯蒂纳评论称，“在圣彼得堡能看到的俄国几乎不可能比在法国多”。他谴责毫无艺术性的模仿，并咒骂俄国人不是“为了成为他们所应是”，而是为了“假装成我们”。构想这座城市的那些统治者们不仅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们还——可能是出于野心，可能是出于自负——进行超前建设。“圣彼得堡的辉煌与广大，”按屈斯蒂纳的说法，“是俄国人建来荣耀其未来实力的象征。”他揶揄该城实为军队司令部，而非一国之都。“这座兵营城虽然可以称为辉煌，但在西方人眼中它显得空洞。”这是一座为贵族所建的城，由官僚体系和军队来维系。首都半数人都穿着制服露面，而且在1840年代早期接近45万的总人口中，近四分之一都是家仆。

图24　叶夫根尼想象彼得大帝从雷岩上跳下来并猛地追赶他。亚历山大·贝诺瓦为某版普希金《青铜骑士》绘制的封面插画

屈斯蒂纳的观点得到很多俄国人认可。外表时髦的自由意志主义思想家彼得·恰达耶夫（Peter Chaadaev）以一系列书信对他的国家所采行的方向提出质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书信以法文写成。俄国文化搁浅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某片无人区域，没有真正从西方的例子中学习，也因为不曾为文明贡献有益的思想而罪疚。国民性格问题成为1830和1840年代作家们和知识分子们最纠心的问题。“真正的俄国人”在彼得堡的异域城市风貌中感到不适，甚至是奇怪。1839年从莫斯科搬到首都的社会主义者兼文学批评家维萨里昂·别林斯基（Vissarion Belinsky）暗示说，如果“一个人受得了圣彼得堡，这才是条汉子”。

流行于彼得堡的国际建筑风格——新古典主义——创造出巨大且阴沉的广场，屈斯蒂纳在这些广场上数到的“人比柱子少”。亚历山大·赫尔岑从刚步入青少年阶段就“反对一切强加的权威”，并追求“个体的绝对自由”，因此他漫步在首都布局严谨的花岗岩人行道时“近乎绝望”。与此同时，新的圣以撒大教堂及皇宫广场的亚历山大柱，正在将帝国浮夸的收尾工作添加到“有增无已的规则性”中。卡洛·罗西曾设计一座纪念碑来颂扬亚历山大对拿破仑的胜利。到头来由拿破仑手下的一名士兵、获授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奥古斯特·德蒙弗朗，在1830到1834年间最终设计并建造起这根重600吨的柱子。安置在一个巨大底座上的纪念柱整体超过47米高。它那红色花岗岩的单式柱体顶端是一尊好战却天使般的亚历山大雕像，他正在碾碎一条毒蛇，这构图喻示着俄国的胜利。

图25　雪中皇宫广场上的亚历山大柱顶部，好战却天使般的亚历山大雕像，奥古斯特·德蒙弗朗建

蒙弗朗也负责圣以撒大教堂重建的中标设计。事实上，这位精力旺盛的法国人提交了24个分属各种已知风格的不同议案，所以他获得委托毫不意外。此教堂最终在1857年亦即尼古拉一世死后两年完工，花费超过2300万卢布。这个沉郁的暗灰色的教堂模样的堡垒，它的四道坚实门廊由巨大花岗岩柱子支撑，看上去是对尼古拉那毫不宽恕的僵化度的建筑见证。它那巨大的100米高的大圆顶耸立着，俯视着一座城市的天际，在这座城市里，平民建筑不许高过冬宫的屋檐。在大教堂内部采用创新全金属工程的宽26米的大圆顶下方，200幅油画加上镀金、马赛克、孔雀石、斑岩、大理石和天青石的大量使用，制造出富丽堂皇的效果。

这根柱子和这座大教堂属于这座都城最后一批大规模的帝国气派的增建物，这都城让一位到访的英国女子“极度失望”。在读过关于彼得堡宏伟气象的描述后，她发现半个小时的车程就足以“走完这座城市所有光鲜亮丽的部分”。事实上，首都是在独立于宫廷的状况下成长的，正如别林斯基所评论的，宫廷形成“一个城中城，一个国中国”。城市扩张多数是在较贫穷的区域，那些地方仅仅是棚户区或村庄的集合体。1844年，乌克兰诗人兼散文作家尤金·格列比翁卡（Evgeny Grebenka）把彼得格勒区（Petersburg Side）界定为首都最穷的区域。它是退休文员及潦倒的艺术家和演员的居处，他们住在又长又窄的街道上门庭惨淡的木屋里。该区域没有酒馆或娱乐场所，只有便宜的小卖部，居民们可以在回到阴暗的房间之前在此买上一份微薄的餐食。

1840年代早期，一个政府委员会参观了彼得堡的工人们居住的1000处住所，发现近四分之三都过度拥挤，最多有19个工人挤在一个房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编辑兼早期拥护者尼古拉·涅克拉索夫（Nikolai Nekrasov）写下《彼得堡的角落》（“The Peterburg Corners”），这篇有文献意义的文本洞穿了该城宏伟正立面背后那些溃烂着的世界。涅克拉索夫进入一个院子，迎面而来的是“无法忍受的气味”和“各种哭喊声与撞击声”。在找间屋子的过程中，他意识到这院子不仅仅是供居住的，因为里面有二手衣服的、接生婆的、棺材匠的和一所身份可疑的寄宿学校的广告。涅克拉索夫挤过猪只、水坑和狗群，发现一个充满堆积起来的废弃物的内院。他躲开从上方倾泻而下的垃圾，试图挺住臭水和腐烂卷心菜的气味。他在这个贫民窟要了个房间，在房间里发现一群热情的昆虫急切地侦察他的脸。他这栋房子里面和周围有数量惊人的孕妇、落魄潦倒人士以及暴躁的醉汉。这座地产外面则有乞丐、卖花女和一个卖柠檬水的小贩，他只用一只杯子卖，杯子从一个顾客手里传到另一个顾客手里，从来不洗。冬天，卖茶小贩四处流动，他们的茶壶用带子紧紧包住以保暖，一排玻璃杯挂在他们脖子上套着的皮革套上。下沉式的茶室里能看到一贫如洗的农民们——他们在这座城市里过着不稳定的生活，同时还要被迫给过去的庄园缴税——挤作一团，温热的液体流经卡在蛀牙间的黄色糖块倾泻而下。与此同时，彼得的城市鼓励这些底层居民拒绝简朴的俄国娱乐而追求进口的新奇物品。维萨里昂·别林斯基评论说，对咖啡的爱好向下渗入生活在边缘的农民，而出身低微的姑娘们在热衷于法国的四对舞时忘记了俄国舞蹈。

尽管有贫民区和要求火速完工的、不恰当的建筑工序——这必然导致修理工作没完没了，但对首都19世纪“不完善”或“不发达”的一面很容易过甚其词。在许多方面，圣彼得堡与欧洲那些更古老的城市并无太大差别。在卡米耶·柯洛（Camille Corot）1833年描绘巴黎的油画《西堤岛》（Île de la Cité）中，法国首都心脏地带有些没有花岗岩包衬的沙质堤岸。1850年代早期，查尔斯·狄更斯激使人们记起伦敦是一块泥浆和粪堆的沼地，它的中心区由于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而难得一见。在他的小说《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中，行人在街角绊倒，“那里自打天一亮（假如这天会亮的话）就有成千上万过路人滑跤和跌倒”。确实，尼古拉一世美滋滋地对照着他这秩序井然的首都和那些老旧城市的惨象。

彼得堡市中心的主干道上在一天的不同时段被不同阶级的人所使用。一个典型的冬日早晨将最先看到劳动者们在街道上。他们披着难以全然抵御早晨刺骨寒意的破旧羊皮袄，被面包店里热面包和热面饼的香气所激励，这些面包店围满了希望得到昨天那些过期未售面包的穷人。接下来街道上是碰运气的人，是些在艰难时世中落魄了而正在恳求高级官员或贵族帮助的人。然后来到街上的是书记员和抄写员，这支“小人物”大军正开始在这座城市的文学中承担如此重要的地位。数千人穿过正在消退的黑暗赶路，急着到达他们那位于数不清的政府部门里无以计数的混乱抄写间中不舒服的高凳子上。

上午的后半段是繁忙的业务时间，每个人都狂乱地想在午饭前做完所有事情。极度渴望“杀时间”的人因为狂热的（feverish）活动而“病了”。他们总是迟一步，总是在他们杜撰出来的目标上功亏一篑。他们已成为“现代”人。人行道因大家目的相左而堵塞，马车四处嘎嘎响，像大仲马说的那样在鹅卵石上“起舞”，每块卵石都有婴儿的头那么大。在温和天气里，狂热的节奏让位于闲适得多的韵律，那时可以看到贵族及高官家庭的成员们在晨间骑马之后出来沿着涅夫斯基大街铺以木板的林荫道闲庭信步。人们在这条最时髦的、满是由髭须、制服、罩袍、礼帽和毛皮呈现的奢侈虚荣的大街上购物。为了让运载顾客到精品店门前的马车跑得更顺畅，这条路上也已铺设了木跑道。

经过早晨的狂乱和午前的时尚炫耀之后，人们用餐——不是在林立于涅夫斯基的数量日增的饭馆，比如奥涅金用餐的塔隆（Talon’s），就是在家，吃饭时间因主人的职业和国籍而各异。这种各异的时间习惯使得游方客人能在一下午吃几顿饭。用餐完毕，有些人留下来，玩纸牌到夜餐时间降临。宴饮过后，他们在凌晨时分乘着咔嗒咔嗒的马车滚回家，“胃里因为最肥厚的食物而灼热难受”。回到家他们倒头便睡在“有人工取暖的房间，就像一间暖房”发酵“他们的消化能力，导致他们醒来时苍白、疲倦、没精打采”。

那些午饭后不留在主家的人就外出走动。下午的1到3点是涅夫斯基最忙碌的时段。商人们早早吃午饭以恭候购物者的新一轮血拼。下午过半时，身着绿色制服的政府公仆们蜂拥到各处，每个人都急于看到和被看到。别林斯基评论说，这座首都的居民如此自负虚荣，如此关注涉及时尚的琐碎话题，以致他们会注意是否有颗纽扣要“从某人的马甲上掉下来”。至于涅夫斯基本身，它被精心打造。特奥菲·高迪耶称它是条“展示街”，并把它比作巴黎的里沃利街（Rue de Rivoli）和伦敦的摄政街（Regent Street）。他评论说，除了伯尔尼（Berne），再没别处的广告牌像这里这么奢侈。任何地方——绝无例外——都没有用这么多语言喷绘的广告牌。斯拉夫字符与罗马字母挤在一起，标志着置身于过量欧洲语言中的商业世界的富足。有珠宝商、香水商、糖果商、德国书商、巧克力师、理发师、法国书店、石印工、帽匠和裁缝。店门口上方的遮阳篷上，布满了各种魅惑人心的字样。但如果陌生的语言终究让人不知所措，那么玻璃窗上的图案则能传达出里面卖什么。有卖摇摇马、木偶、鼓和哥萨克骑兵帽的玩具店。有美发师推销流血疗法或称放血法（phlebotomy），同时也推销他们的美发项目。

涅夫斯基发生的事情越来越多。恩格尔哈特之家（Engelhardt House）是举办音乐会和假面舞会的热门场所。米哈伊尔·莱蒙托夫1835年的剧作《假面舞会》（Masquerade）就以那里为背景。这出剧1852年之前都不得上演，审查官以其玷污了有名的贵族家庭恩格尔哈特家运营的一个机构为由——这只是理由之一——禁止它上演。在位处莫伊卡河拐角处的沃尔夫与贝兰格咖啡店（Wolff & Béranger café），一个非正式的文人圈子聚集起来，参加聚会的包括莱蒙托夫、普希金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普希金在致命的决斗之前就是在此间遇到了他的助手。

沿着涅夫斯基，人们被非常快速地推挤着经过那些印象短暂的没完没了的攻势，以致他们很难弄清真相。尼古拉·果戈里的《彼得堡故事》（Petersburg Tales）把这座城市变成一个积极又重要的主角。这些故事集中发生在涅夫斯基，信息在此地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时发生扭曲和变化。它提供了关于可能性的一线微光，一个替代性选择。然而尽管它提供了希望，却也经常传递出绝望。

在果戈里的《涅夫斯基大街》这则故事中，皮罗戈夫（Pirogov）中尉颇为失策地追求一个德国工匠的妻子，而艺术家主角皮施卡雷夫（Pishkareve）倾心于一个让他的世界天旋地转的女子。皮施卡雷夫对这条生气勃勃的街道的感受充当着他兴奋情感的载体。“人行道在他脚下一闪而过……桥梁伸到拱门前就裂为两段，房屋都上下颠倒。”但当他这番充满幻觉的强烈体验消逝后，理想中的美人——像这条大街上的诸多东西——变成了“待售”。皮施卡雷夫无法将他的幻象同她是个妓女的事实相调和，便吸鸦片，且最终嘶声大喊：“涅夫斯基大街总是撒谎。”

1835年，亦即果戈里写下这篇令人吃惊的小故事这一年，家政农奴之子、自学成才的雕刻家瓦西里·萨多尼科夫（Vasily Sadovnikov）为这条大街创作了一帧长15米的全景雕像，记录下这条大街最靠近皇宫广场那一段美丽街面上所林立之建筑的规整雅致。与他同时代的果戈里不同，萨多尼科夫展现出一种文雅的老于世故，与摄政期的伦敦（Regency London）或说简·奥斯汀（Jane Austen）笔下的巴斯小城（Bath）如出一辙。然而，普希金、果戈里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彼得堡作家们，着眼于界定和创造我们称为“现代”的东西。沿着他们笔下那表面看来决定过多（over-determined）然而实际上彼此脱节的城市移动，他们体验到不相容事物的碰撞、令人绝望的迷惑以及城市生活的撞击声。他们是撰写20世纪城市编年史的现代主义者的先驱，他们那些栩栩如生又断裂的图景对我们看待自己世界的方式有如此重要的贡献。安德烈·别雷（Andrei Biely）1916年的小说《彼得堡》（Peterburg）、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在《尤利西斯》（Ulysses）中对都柏林（Dublin）的叙事漫游、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1925年在《曼哈顿中转站》（Manhattan Transfer）中与纽约的约会，以及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中对夹在两次战争间的魏玛共和国首都的探索，全都是对涅夫斯基大街的承继。

沿着涅夫斯基大街远离皇宫和海军部的方向往上走，就是奔向底层的深渊。屈斯蒂纳评论过，一旦你敢冒险“离开市中心，你就迷失在一块以茅舍……棚屋或大仓库为边界的废弃土地中”，“堂皇的大街……消失在可怕地混成一团的货摊和作坊”以及“无边无际无形状的开放空间”中。一位英国女子19世纪中叶造访过这里，她马上意识到，就连涅夫斯基大街的优雅路段都是可疑的。像“俄国的每样东西，浮华的正立面只是藏匿了背后的东西”。这条充满欺骗性的大街展示了“波将金化”的最新种类，而自1830年代以降，作家们正在拒绝被愚弄。始于用陈词滥调吹捧其建筑奇迹的彼得堡文学，正在满是商业废料的进口梦当中复原它的音轨（rescored）。作家们开始在这座外侨的城市中主张他们的俄国性，而他们的文学色调沉郁。

尼古拉·果戈里1809年生于乌克兰的小贵族家庭，定居在彼得堡并当过一小段时间教师，接着成为一名政府文员，这个职位让他得以深刻洞察彼得堡的痼疾。他的小说《外套》（“The Overcoat”）有关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Akaky Akakievich），他是无数被人视而不见的抄写员中的一员，他们不停地工作，奋力与日渐加重的现代城市生活压力共处。身为一个旨在抗拒变化的制度的牺牲品，这类“小人物”工资微薄，每年只有区区几百卢布。尼古拉一世时期的俄国行政体系非常不透明，作为对照，狄更斯《荒凉山庄》中无用的枢密院就显得透明。文件催生文件，到1850年时，内政部每年处理多达165 000份标着“紧急”的文件。单只卖一块地就会产生1351份不同的证明。任何细微错误都要求重新誊录。据称，就算是沙皇，提出一项常规询问后获得回复也要过几个月，而截至1840年代早期，积压的请求已超过300万份。毫不奇怪，果戈里1820年代末抵达首都后评论说，对这样一座“每个人都淹没在耗尽他无用人生的琐碎无益的工作中”的城市，“人们都在传播错误的流言”。果戈里笔下的亚卡基·亚卡基耶维奇为购买一件亮丽的新外套而努力，他议论说，一个人“凭他的外套而得到尊重”。他一年的薪水只有250至400卢布，因此他的选择只能可怜巴巴，于是这外套成了被轻蔑的对象，而被轻蔑正是亚卡基所渴望之物的反面。这件外套被人恶意地偷走了，于是当他死后，流言四起，说亚卡基变成幽灵，出于报复而在恐吓折磨过他的人时扯掉各种质地的外套的各式各样的背面。这个关于压抑、疯狂与报复的故事具有煽动性，约瑟夫·布洛茨基后来评论说：“所有俄国作家都‘从果戈里的《外套》里走出来’”。

就在作家们开始关注街道时，探索日常生活的画家开始出现。阿列克谢·韦涅齐阿诺夫（Aleksei Venetsianov）专注俄国乡村，并为继之而起的几代画家开辟了道路。帕维尔·费多托夫（Pavel Fedotov）是个社会讽刺者，有一副如此犀利的眼光，以致他被认为危险到足以被禁止举办正式画展。不过，有三位画家的作品格外能证明，学院派仍旧在尼古拉一世当政时首都的艺术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卡尔·布留洛夫（Karl Bryullov）、费奥多·布鲁尼（Fedor Bruni）和亚历山大·伊万诺夫（Alexander Ivanov）在艺术学院学习，服务于当权派，并创作了大规模受浪漫主义影响的学院派作品。作为年轻画家的他们发现自己身处一个保守世界中——布留洛夫的父亲教授木刻画，而他本人被伊万诺夫的父亲所教导。但三个人都试图通过旅行游历而挣脱彼得堡的学院。布留洛夫在意大利认识了因格莱斯（Ingres），伊万诺夫与布鲁尼则与仿中世纪（pseudo-medieval）风格、以“拿撒勒画派”（Nazarenes）知名的德国画家圈子发生联系。

三人中最有前瞻性的是亚历山大·伊万诺夫，他咒骂艺术学院是18世纪的一块残骸。他的小型意大利风景画看上去是早期印象主义，而他的大型作品《基督临世》（The Appearance of Christ to the People 1833——1857）的构思是对全世界挣脱各种奴役形式之时的欢庆——这在一个非常关注废除农奴制之必要性的国度里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主题。然而这幅画如此之久的酝酿期意味着伊万诺夫成了19世纪中叶正在攀升的宗教怀疑论的牺牲者。伊万诺夫1858年在圣彼得堡去世——可能死于霍乱，可能是自尽——死时心忧俄国时局，孤独无依，身为同性恋者，并在寻找一种可以打动来自各条生活道路上的人民的艺术。

布鲁尼的《卡米拉之死》（Death of Camilla）及卡尔·布留洛夫那幅绘于1828—1833年间并成为1834年巴黎沙龙大奖赛得主的灾难场景画《庞贝末日》（Last Day of Pompeii），不及伊万诺夫的《基督临世》有创新性。亚历山大·赫尔岑在这幅画的视觉冲击背后看到了对俄国时局的有力映照：“一群群可怕的人物困惑地拥挤过来……他们徒劳地寻求安全感……他们将被野蛮、无情、粗暴的力量所淹没……这是一些被彼得堡的气氛所激发出的形象。”

冬宫在1837年12月遭到一场灾难性打击，当时尼古拉和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Alexandra Feodorovna）正在观看芭蕾舞剧《神殿舞姬》（Dieu et la Bayadère）的演出。沙皇溜回家评估损失情况。幸运的是，从议政殿和元帅厅之间的烟囱着起来的火扩展缓慢。沙皇疏散了他的儿子们，然后回去监督正奋力控制一团火焰的卫兵和仆人们，这团火焰将肆虐数日并毁掉宫殿的一层和二层。涅瓦河和莫伊卡河的水被抽出，仆人们把他们能抢救出的不管什么东西都倒进皇宫广场深深的积雪中。尽管报纸吹嘘没发生偷窃，但事实表明，叶卡捷琳娜二世送给其爱宠波将金的160件色佛尔浮雕餐具不见了，而1865年人们知道，伦敦经销商约翰·韦伯（John Webb）在发售这套餐具中的一百多件。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II）设法买回其中大多数，但有六件被发现进了伦敦的华莱士藏品（Wallace Collection）。至于艾尔米塔什，其中的皇家绘画藏品被卫兵保住，他们不顾一切地破坏了连接通道，并在皇宫建筑之间造了一道屏障。

图26　1837年12月大火焚毁冬宫

一项庞大的重建和修复计划启动，并促成今天可见的内部格局。奥古斯特·德蒙弗朗——他的粗心大意部分地导致了这次火灾——重建了元帅厅。建筑师亚历山大·布留洛夫（Alexander Bryullov）亦即《庞贝末日》绘制者的哥哥设计了孔雀石厅和亚历山大厅，并改建了正对皇宫广场的那些房间。这项浩大工程的总指挥是瓦西里·斯塔索夫，他修复了主要的政务房间。斯塔索夫追求忠实重现拉斯特雷利设计的内部格局，但同时在加固约旦楼梯时用白色大理石替换了原来的镀金铜扶手，也把旧的粉色柱子换成磨光的灰色花岗岩。拉斯特雷利耗费了八年建造这座宫殿。然而在一支8000人组成的劳动大军的轮班作业下，重建工作18个月就完成了。屈斯蒂纳报告称，就算外面温度跌到零下30摄氏度，这些建筑工和装饰工仍顶着极端气温工作，为了让墙上的灰泥快速干燥。他们头上扣着“一种冰帽，使他们能在灼热的高温下保持感官运转”。即使如此，还是有人死去。

图27　涅瓦河畔自右向左依次是：冬宫、小艾尔米塔什、老艾尔米塔什（新艾尔米塔什藏在它后面）和彼得一世的冬宫

这场大火带来一个非常正面的后果，即决定兴建足以容纳皇家藏品的新艾尔米塔什。宫殿重建展开时，尼古拉去慕尼黑访问了巴达维亚的路德维希一世（Ludwig I）国王，对这座城市的建筑转型印象至深。尼古拉委任路德维希的建筑师利奥·冯·克兰策（Leo von Klenze）设计新艾尔米塔什。大楼于1839年动工，博物馆最终于1852年启用。这座博物馆的公共入口是一道由10根5米高的花岗岩阿特拉斯柱（atlantes）支撑的门廊，呈现出古典主义、文艺复兴风格和巴洛克风格融冶一炉的效果。该座艾尔米塔什的第一层受冯·克兰策建的慕尼黑雕塑展览馆影响而展出古董。第二层展出皇家绘画藏品。尼古拉任命三位艺术家评论和品鉴皇室所拥有的画作。作品将被分为四类：值得在艾尔米塔什展出的，适合挂在别处各皇家宫殿的，入库储藏的，以及价值菲薄的。尼古拉喜欢指手画脚，而且按照1849—1864年间担任艾尔米塔什馆长的费奥多·布鲁尼所言，他非常顽固。这位皇帝罔顾忠告而卖掉上千幅画，包括这批藏品中一些最上乘之作。至于布鲁尼，他从未实现早年当个画家的誓言。他的大型油画缺少同时代的伊万诺夫和布留洛夫所具有的那种意识形态基调或政治基调，在他为圣以撒大教堂所作的诸多壁画中，只有《洪水》（The Flood）展露出极大的独创性。

图28　利奥·冯·克兰策1839—1852年间为新艾尔米塔什入口处建造的希腊风门廊

文化在首都传布着，有舶来的，也有本土的。1832年，莫里哀的剧作在法国剧院上演，尼古拉一世有到场，卡尔·马利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的民族主义剧作《自由卫士》（Die Freischütz）则在德国剧院上演。莎士比亚的剧作也上演了，但所有涉及攻击当局的剧目比如《尤里乌斯·恺撒》都被禁演。普希金的代表作于1830年代早期发表，接着果戈里的《彼得堡故事》于1835年出版。他的剧作《钦察大臣》（The Revizor/ The Government Inspector）于1836年春天在卡洛·罗西建造的宏伟的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上演，该剧院以沙皇妻子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命名，是“涅夫斯基大街最璀璨的明珠之一”。在一个沉迷于规训他那不受约束的帝国的沙皇面前上演《钦察大臣》，这似乎是胆大妄为之举。一位英国游客1850年代观看重新上演的这出剧时，惊异于它能被允许演出，觉得“对确乎是国家性的……敲诈和勒索”“的揭露，仅凭自尊心就该阻止了”。然而1830年代，果戈里的作品是被当作闹剧（broad comedy）上演的。恶毒的洞见披着插科打诨的外衣，尼古拉如此倾心于首演，大笑不止。全凭这一点保证了该晚的光彩夺目，因为有礼数要求，在听到皇帝的笑声之前谁也不许笑。

同是在1836年，俄国歌剧的奠基人米哈伊尔·格林卡接过20年前创作过同一主题的卡特林诺·卡佛斯的指挥棒，首次上演《伊万·苏萨宁》。这出歌剧讲述一个农民在1613年令波兰军队改道，并救了罗曼诺夫王朝创始人亦即彼得一世祖父米哈伊尔沙皇的性命。这是第一出没有念白的俄国歌剧，也是第一出悲剧。在卡佛斯的版本中，伊万·苏萨宁活了下来，但格林卡让这位农民为救沙皇而献身。皇帝出席了排演并框定了这出歌剧的一些元素，以强调其中有政治价值的思想，即沙皇是这个国家的卫士，个人幸福与独裁体制的存续息息相关。这部剧被尼古拉更名为《献给沙皇的生命》（A Life for the Tsar），然后成为每年歌剧季的开幕大戏。

在音乐方面，圣彼得堡把自己建设成一个国际音乐舞台。1842年4月，李斯特（Franz Liszt）令听众惊羡连连。这位钢琴家表现力如此高超，他在搭建于上议院大厅中央的舞台上来了一个新奇的出场式，不仅演奏了为他的钢琴所谱写的乐章，还大胆地用钢琴诠释了管弦乐和声乐作品。他也在贵族的招待会上演奏，并被引荐给沙皇，沙皇对在场其他人全都置之不理，只为专心同这位艺术鉴赏家单独会谈。李斯特开了六场公众音乐会，包括一场为儿童医院举办的慈善音乐会。但他一年后再访彼得堡时，他的影响力因为人们对意大利音乐的重新痴迷而荡然无存，于是他被安排在比较小的恩格尔哈特厅。舒曼（Robert Schumann）1844年携妻子克拉拉（Clara）访问这座都城时，评论了意大利作品和演奏者占主导的情况。克拉拉作为钢琴家的名气高过她丈夫作为作曲家的知名度，她受邀在皇后面前演奏。她也在冬宫以一场两小时的独奏会取悦了皇室，并在米哈伊洛夫斯基剧院举办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公开音乐会。埃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1847年在欧洲北方的积雪中巡游14天，举办了四场音乐会，其中两次完整演出他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et Juliette）。批评家弗拉基米尔·斯塔索夫（Vladimir Stasov）把那一季向首都呈现的这几场音乐会拥立为“最辉煌、最多听众、最灿烂也最振聋发聩的音乐会”，而无数次被满怀激赏的听众叫回来谢幕的柏辽兹在一封信中写道：“我不得不来俄国听我最喜爱的作品被恰当地演奏，在其他任何地方它都总是或多或少被破坏。”

柏辽兹三年前在巴黎遇到过格林卡，对后者的音乐非常热心，以致把它加入自己在法国的音乐会中，并写评论加以赞扬。李斯特对这首位俄国音乐巨人也有着类似的深刻印象。在一个由外国人主导的场景中，格林卡的横空出世“使圣彼得堡全城开始注意俄国人的演出”。年轻的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记录道，《献给沙皇的生命》把他丢入“货真价实的出神入迷”之中——“我对这个天才人物的热爱与崇拜没有止境”。果戈里也是这些被打动的人之一：“这是用我们国家的调子创造出的一出多么棒的歌剧！告诉我还有哪个民族拥有更多的歌曲！……格林卡的歌剧还只是个美好的开端。”格林卡的曲子中除了民间谚语和民间歌谣，也有多尼采蒂（Donizetti）和莫扎特的明显影响，但他本人坚称，作曲家不创作音乐，是人民创造音乐。他的第一部歌剧是关于新兴民族主义的第一份宣言，这种民族主义将通过“亲斯拉夫派”和“西化派”的争论，而主导圣彼得堡的欧洲现代主义同莫斯科的传统俄国精神间的知识辩论。

格林卡的第二部歌剧《鲁斯兰与柳德米拉》（Ruslan and Lyudmila）——对普希金诙谐的仿英雄风格体诗歌的松散改编——于1842年首演。尽管包含李斯特钢琴演奏在内的乐曲预演引起很高呼声，但剧本拙劣且注定了这出歌剧的厄运。皇室在第五幕结束时骤然离席，而《鲁斯兰》逐渐从保留剧目中消失了，可想而知这令作曲家不安。格林卡在离开他“可耻的”故土去柏林定居时，对地面啐了一口。他死后，作曲家米勒·巴拉基廖夫（Mily Balakirev）于1867年上演了这出歌剧的首个未删节本，而下一代俄国作曲家开始借鉴格林卡。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称《鲁斯兰》是“歌剧之皇”（the tsar of operas），斯特拉文斯基则频频提及格林卡。然而在1840年代，民族主义开始成长的气候下，尼古拉却令人吃惊地摈弃俄国音乐而花费大把银子支持时兴的意大利歌剧。被意大利风物深深吸引的全社会，对格林卡身上被视为粗鲁的东西置之不理。1843年，俄国歌剧的剧院被意大利歌剧抢占，并被迫在一个旧马戏场栖身，该地1859年毁于火灾。

芭蕾舞受到现身圣彼得堡的国际出色舞蹈家的刺激而发展迅速。在特奥菲·高迪耶来访的1850年代后期，他观察到“一位舞蹈家想在圣彼得堡赢得掌声绝非易事；俄国人在这种事上是专家，他们通过小型观演望远镜进行的仔细审查很吓人”。身为此前几十年法国芭蕾舞界的领军人物，高迪耶发现彼得堡剧院很好地装配着可以有效更换场景的吊景区和隐藏出入口。他评论说，皇家芭蕾舞学校正在培养“杰出的学生”，他们的芭蕾舞团“在整体精确度上无可匹敌”。俄国舞蹈家们既娴熟又专业，决不会像巴黎的舞者们常做的那样“对观众咯咯傻笑或眉目传情”。

法国编舞家让–乔治·诺维尔（Jean-Georges Noverre）书信集的出版，对俄国芭蕾舞那戏剧化特质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诺维尔断言技巧只不过是达成目标的手段，并建议应修改僵化的刻板装束。确实，19世纪初叶彼得堡的芭蕾舞正测试着视觉体面度的边界。沉重的斗篷式服装让位于法国芭蕾舞团采用的透明网衣，并被进一步裁短。19世纪后期，柴可夫斯基对于去芭蕾舞现场窥视姑娘美腿的粗俗年轻浪子感到绝望。年轻的男性剧院常客爱上女演员和女舞蹈家，对着他们的意中人尖叫，挤在后台入口处给偶像们献上鲜花和放纵的诗歌。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如诗人本人——对俄国首席女芭蕾舞家阿夫多季娅·伊斯托米娜（Avdotya Istomina）着迷，发现不可能将这位舞者同舞蹈拆开。

芭蕾舞的训练在很大程度上是师生关系的体现，而彼得堡得天独厚有一系列著名的芭蕾舞教师。1801—1811年任芭蕾舞教师的“暴躁又阴晴不定的”查理–路易·狄德罗（Charles-Louis Didelot）训练出伊斯托米娜。师出鼎鼎大名的韦斯特里（Vestris）的儒勒·佩罗（Jules Perrot）1851年来到彼得堡担任芭蕾舞教师，并与俄国芭蕾舞女演员卡皮托莉妮·萨莫夫斯卡娅（Capitoline Samovskaya）结婚。俄国芭蕾舞界的巨子、舞蹈家兼编舞家马里乌斯·佩提帕（Marius Petipa） 1847年来到俄国首都，并居住到20世纪，他为俄国芭蕾舞贡献了一些最伟大也最经久不衰的作品。滋养这一发展中的传统的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外国舞者们的影响力。如空气般轻灵的玛丽·塔里奥尼（Marie Taglioni）“跳起舞来像夜莺在歌唱”，1837年她首度现身彼得堡，演出《仙女》（La Sylphide）。卡洛塔·格里斯（Carlotta Grisi），儒勒·佩罗事实上的妻子，也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浪漫派舞者——1850—1853年担任俄国皇家剧院的首席芭蕾舞女演员。高迪耶与人联合撰写了阿道夫·亚当（Adolfe Adam）为格里斯所作的《吉赛尔》（Giselle）的剧本，但彼得堡起初对她的表演反应冷淡。观众们最初看上的是伟大的奥地利舞蹈家法尼·艾尔斯勒（Fanny Elssler）的戏份。《吉赛尔》的故事暗示，那些打破社会位阶的人会面临致命后果，而编舞——强迫舞者借他们轻盈的弹跳力探索半空并挑战重力——则必须在尼古拉一世的首都提供一种关于自由的宜人景象。

经过亚历山大统治时期那种无声的庆典之后，宫廷重现堂皇景象，这反映出沙皇对演出和剧院的爱好。尼古拉热爱骑士制度，所以就有夸张的中世纪阅兵式。1829年，尼古拉庆祝白玫瑰魔法节（Festival of the Magic of the White Rose）。 1842年一场锦标赛在兵工厂所在地举办。他对化妆打扮的喜爱之情记录在他1835年和1836年写给姐姐安娜·帕夫洛夫娜的信中：“我们的冬天才刚开始：昨天举办了一场小型假面舞会庆祝第十二夜（Twelfth Night）；每个人都以我父亲时代所精确要求的装束出场；很有趣也很与众不同，简直难以置信。”次年，舞会宾客的数目在26 000到27 000之间，这一次，每个人露面时“都穿着彼得大帝时代的装束，穿戴奇装异服和古怪装饰的军人们看上去要多滑稽就有多滑稽”。主题庆典包括“奥林匹斯众神”、一场中国式假面舞会和一场哥特式舞会，后者使用了1833年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尼古拉的哥特式宴会餐具。此类节庆活动受到泛欧洲的“历史主义”潮流刺激，这股潮流是对过去时代的艺术、文化及时尚的执迷。大火毁了冬宫还不到一年半，华丽的舞会就复苏了，总是以格林卡《献给沙皇的生命》中的波兰舞曲开篇，由尼古拉携外交使团领导的妻子开舞，接着是沙皇皇后在外交使团首领的陪伴下上场。这个仪式之后是各种舞蹈——四对舞、华尔兹和马祖卡，从高迪耶的专家眼光看去，这些舞蹈“在圣彼得堡跳时有一种别处不曾见过的完美度和优雅度”。

尼古拉评论说，夏宫继续变得更美丽，7月1日年度舞会举办时，一共有10万宾客。屈斯蒂纳称，沙皇皇后的命名日，在夏宫“周围有6000辆马车、3万名行人和数不清的船只从圣彼得堡过来安营扎寨”。屈斯蒂纳造访期间，宾客们宴飨之时，突然一阵暴风雨打沉了航行在海湾上的许多船只。官方承认有200人淹死。其他人则声称死了2000人。屈斯蒂纳暗示，真相将永不得知，因为报纸不会提到一场“令沙皇皇后败兴并归咎于沙皇的”事故。一周以后，屈斯蒂纳报告称，这场灾祸“超出了我之前被引导得出的推测”，又评论说“我们所能肯定的事有多么少”——事实“在彼得堡被视为无关紧要，在这里，过去与未来如同现在，都供主人差遣”。

亚当·梅内劳斯在夏宫为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夫娜设计了一座仿哥特风的英式“农庄”，室内装饰中的中世纪画像颂扬她身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尼古拉珍视19世纪中叶的家庭理想，但这份感性并不能制止这位“高大健美的”沙皇借着对朝中官员的妻女们施加独裁者权力而享受其他女人。不管是这种令人舒服的基督徒家庭观念，还是此种设计中富有骑士精神的幻想，都没有反映出与圣彼得堡大街上能感觉得到的那种进步合拍的精神。在欧洲步入工业化的这个时代，尼古拉对挑战不理不睬，只担心一个不系于土地的劳工阶级将颠覆俄国的社会结构。

1831年霍乱来袭时，本应成为沙皇的康斯坦丁成了一个牺牲品。另一个牺牲品则是年事已高的亚当·梅内劳斯，他已在俄国工作了47年。这种疾病最初于1817年在英属印度的恒河三角洲被发现，同年传播到俄国南部。1823年流行病大爆发，1830—1831年达到顶峰。圣彼得堡被隔离，但所采取的控制措施力度不够，于是1831年6月15日出现第一例发病报告。次日一个霍乱委员会便成立了。人们被禁止饮用运河里的水，但却未被提供替代水源。流言比疾病传得快，传染病为一桩警察的阴谋或俄国敌人的作品的谣言广泛传播。为控制疫情而辛勤工作的医生中混入了波兰间谍。强硬撞上了无知，任何抗拒官方介入的人都被“逮捕”，扔进两轮推车中，带到传染病医院隔离起来。群众开始封锁这些货车经过的通道，对它们连摇带撞，直到那些被从大街上抓起来的人从里面掉出来。瓦西列夫斯基岛和海军部行政区爆发暴力事件。6月21日，庞大的人群冲击罗日杰斯特温斯科街（Rozhdestvenskaya Street）的传染病院，但被警察遏止。次日，几千人聚集在干草市场，人群失去控制。一位德国医生被砸死，且随着卫兵和警察逃跑，暴徒们涌进医院释放患者。士兵在火炮的支援下被派来平息暴乱，并抓捕了180名犯事者。当暴力冲突消息传到尼古拉耳中时，他正被隔离在夏宫中哀悼他的哥哥康斯坦丁。尼古拉展现出与1825年12月元老院广场事件中类似的思想态度和不屈精神——那场行动是他作为沙皇的首次行动的标志，抵达首都并巡视全城，敦促人们冷静与克制。他对危险的干草市场暴民们讲话，安抚暴徒并平息暴乱。这事被传成民间传说，称这位上帝所拣选之人的半神性的干预止住了疾病的传播。然而从1847年到1851年，又有第二波全俄流行疾病，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

1848年——这一年收成糟糕，抗议与革命在全欧洲的建制大门前咯吱作响——之前的十年，对圣彼得堡的商人而言是一段繁荣时光。连接圣彼得堡与皇村的俄国首条铁路于1838年启用，四年之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铁路也开始修建。当这条铁路于1851年启用时，它是世界上最长的双轨铁路，并且运载乘客在新旧俄国之间度过魔法般的通宵旅程。1843年通货得以稳定，尽管尼古拉仍有疑惧之情，工业也在扩张。但在1848这个多事之年的春季，数月前爆发于喀山和奥伦堡（Orenburg）的霍乱再度抵达首都，并且在每36位居民中就导致1人死亡。贸易中心的许多店家都停止了营业，一位在斯莫尔尼学校就读的年轻女士7月4日在日记里写着：“过去两周里，大约10万人已经逃离……几乎不再有出租马车车夫了。城里空空荡荡。”一座有着50万居民的繁华城市在几周之内便成荒漠。另一位目击证人记下霍乱夺走“许多穷人的生命。对食物稍不留心和最轻微的风寒就足以将它招来，而仅过四五个小时，一条生命便不复存在。恐怖在整个夏季笼罩着每一处”。大流行平息后十年，1861—1864年的健康改革起到一些成效，但当西欧在19世纪末期根除霍乱之时，流露出令国力疲惫的迟滞性的俄国仍于1893—1894年、1908年和1925年遭受全国性流行病，直到苏联当局最终消灭了霍乱。

尼古拉政权的僵化性不仅反映在它对改革的迟钝，也反映在它对教育那令人窒息的控制上。通过对课程的限制，学生们与颠覆性的西方影响相隔绝。大学里不再教授哲学，在辩论测验中，宗教真理取代理性思想成为标准。被赫尔岑评论为“被专制主义所狂热爱好的”制服成为规定性着装，象征着首都那乏味的一致性。赫尔岑暗示说，如果某人指给一个英国人看“涅夫斯基大街上身着款式雷同、布满纽扣的罩衣的纨绔子弟团”，他会把他们当作一个“警察小队”。

随着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政府在首都持续收紧控制，知识界要求变化的主动性和推动力都暂时移向莫斯科。1830年代里，革命派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Timofey Granovsky）和米哈伊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加入了莫斯科的大学。他们围绕年轻哲学家尼古拉·斯坦克维奇（Nikolai Stankevich）形成一个圈子，斯坦克维奇被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提出的认为人类只有在灵魂的私密舞台中才能达致解放的思想所吸引。这些年轻人属于一个时日无多的阶层，他们心思敏感、教育良好。他们开始以“多余的人”而知名，这样的人在俄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哪怕他们努力通过印刷文字推进激进想法与激进行动。被西方思想和自由观所吸引的他们大多搬去了圣彼得堡，就算沙皇严苛，那里也总比莫斯科开放。其他人则流亡国外，以寻求宣扬激进思想的自由。

别林斯基在1840年代早期投入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门下，并在他短暂一生的余下时光里，着手通过他以文学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的身份所写下的文字揭露本国的社会恶行。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拥护者，后者的处女作《穷人》（Poor Folk）“前所未有地揭示出俄国小官员阴郁而屈辱的生活”。别林斯基的著名举动是批判果戈里，因为这位作家后来皈依了神秘主义保守派。别林斯基在他抗议独裁制与农奴制的煽情书信中宣称，俄国需要让“在尘垢与渣滓中遗失了这么多世纪的人类尊严”觉醒。他于1848年死于痨病，躲过了因鼓吹这么不爱国的思想而会招致的牢狱之灾或流放之苦。

这一代思想家在寻找解决俄国僵局的过程中分裂为亲斯拉夫派（Slavophils）和西化派（Westerners），两个群体在方法和见解上泾渭分明，但有许多共同的想法。亲斯拉夫派憎恨国家的官僚体制，试图从东正教会寻求解决之道并拒斥欧洲思想。他们中的一员伊万·阿科萨克夫（Ivan Aksakov）建议，复兴民族的唯一方法是往圣彼得堡“脸上吐口水”。亲斯拉夫派是敬神的，西化派则倾向于是无神论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在这条路上走得很远，以至于说东正教是“专制主义的使女”，而且他因为东正教以迷信封锁科学进步的欲望而狂怒。但有那么一种传统组织既吸引西化派也吸引亲斯拉夫派，那就是乡村公社（obshchina / village commune），在这里，人们通过在主街和平会议上碰面来解决事务。

赫尔岑是一位俄国贵族与一名卑微的德国女子的私生子。他频繁地被当局找麻烦，最终逃去英格兰，在那里成立了自由俄国通讯社（Free Russian Press），以攻击尼古拉一世的俄国。赫尔岑反对黑格尔等唯心主义者，也藐视马克思等历史主义者，而宣称自然与历史不臣服于设计与计划。人民的义务只限于当前，只限于“劳动者在所从事的工作中获得的工资或快乐”所能许以的自由。历史是个前后不一致的老师，是则充满“年代疯狂”的无意义故事。进步意味着尊重和改善当前。个人潜力的实现应能战胜独裁者，政治自由应保护人类尊严。为了奋力追求一个未来的幽灵而牺牲这种尊严，这是虚幻的。赫尔岑日益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乡村公社的集体主义而实现。赫尔岑相信，俄国的落后所具有的好处是，能避免资本主义并继之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这种思想被证明对接下来的一代人，即1860和1870年代的“平民主义者”（narodniki / populists）产生了影响。

赫尔岑的朋友亦是巴枯宁的出版者，尼古拉·奥加廖夫（Nicholas Ogarev）超出了言论层面，于1838年解放了自己庄园的农奴，比1861年那道七拼八凑的解放敕令要早二十多年。不幸的是，奥加廖夫的乡村公社能成功管理庄园的目标以失败告终，而与深重的酒瘾做斗争的他在1850年代中期离开俄国去与赫尔岑会合。所有这些“多余的人”中最极端的一个是米哈伊尔·巴枯宁，他也在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之后逃往欧洲。巴枯宁倡导砸烂旧社会，以让新思想能够生根。他与赫尔岑一致，都坚信个体自由的至高重要性。

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官员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Mikhail Petrashevsky），被一系列揭示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及路易·勃朗（Louis Blanc）之思想的政治经济演讲所震惊。其结果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于1845年发起他的非正式周五聚会，聚会上“每个人无所保留地大声谈论所有事情”。三年之后，这些聚会变得形式化，会上有演说发表。这些活动中有一些到头来成为吵架大会。到了关于改革、起义和叛乱的消息从欧洲各地飞来的1848年，这类聚会被视为危险事物。枕戈待旦以不让革命逼近的尼古拉一世，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圈子里安插了便衣特务。

最危险的发言者之一是鲁莽大胆、固执己见又有钱的地主尼古拉·斯佩什涅夫（Nikolai Speshnev）。斯佩什涅夫从欧洲群体中知晓了革命的方法，便要求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的成员制作并散发传单，这些传单煽动农民起而反抗他们的地主，并且屠杀被派去镇压他们的部队。当局日渐对这个圈子外围的激进性感到焦虑，便抓捕并审讯了250多位嫌疑人，流放了其中51人，判包括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的21人死刑。这位作家被指控阴谋颠覆政权。他的罪行呢？就是在这个圈子的一场聚会上读了别林斯基致果戈里的一封信。

1848年4月2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醒来时发现一个警察和一个第三处的特务站在他的卧室。他们是来逮捕他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个圈子里那些抱怨被捕期间受刑讯的其他成员一道被关在彼得与保罗要塞。1849年12月22日拂晓，被判刑的人顶着徐徐降落的雪花被领到位于塞姆扬诺维斯基广场（Semyonovsky Square）的刑场。一直被单独幽禁的囚犯们疯狂地聊天，在珠玉般的白雪的映衬下，他们灰黄的面庞和凌乱的黑胡子如同鬼魅一般。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他兄弟的信中所写：“我们宣读了死刑宣判，我们都被要求亲吻十字架，一把利剑在我们头顶破空而响，我们被告知要穿上白色的行刑衫。然后我们中的三个被绑到柱子上等待枪毙……对我，仅只留下一分钟的生命了。”然而奇怪的是，鼓点敲击的是撤退令。11月中旬发出的死刑宣判已经减刑，但为了使这些罪大恶极之徒牢记他们罪行的严重性，尼古拉坚持让这消息扣留不发，直到他们遭受过行刑仪式的煎熬。陀思妥耶夫斯基被运往西伯利亚服刑事苦役，直到1854年2月获释成为一名士兵。尼古拉以其宅心仁厚的虐待之举为艺术奉上他最伟大的礼赠。世界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被保全了。

1876年编纂的一部关于第三处的官方史著承认，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只不过包括“梦想着把社会主义传到俄国的堕落年轻人”。不管怎样，当局对阅读内容加以进一步限制，传出了大学要关门的流言，而监管日益严格，这些措施的唯一功效就是令下一代激进分子心潮澎湃。一如屈斯蒂纳在总结俄国时提出恐惧令思想麻痹，作家兼批评家亚历山大·尼基坚科（Alexander Nikitenko）也抗议“审查员多过书籍”。新闻界的政府特务多如牛毛，根本没有哪段报道能够直书无隐。就连设备都要接受审查。受雇于第三处的一位记者法杰伊·布尔加林（Faddei Bulgarin）由于抱怨了彼得堡的天气而受到斥责，因其竟敢对沙皇都城的气候持消极态度。大多数时候布尔加林都在谴责作家，作为《记录》的固定供稿人而在报刊上捏造事端，还帮忙把科学院的出版物转变成政府的宣传册。维萨里昂·别林斯基抨击布尔加林那“可用金钱收买的杂志”，布尔加林编辑了《北方蜜蜂》（The Northern Bee），这是一份由第三处资助的刊物，旨在将尼古拉治下的生活图景写得光明美好。它很畅销，从1830年代到1850年代初克里米亚战争时期，发行量自7000份上升到10 000份。由于审查制度会对多数出版物产生不良影响，所以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他将成为下一个十年的革命运动的喉舌——评论说，在1850年代初期首都的作家当中，麻木不仁大获全胜。深入俄国中下层撰写报告文学的先驱尼古拉·涅克拉索夫灰心丧气，开始沉湎于打牌。其他人为了赚钱则撰写色情文学。赫尔岑在1851年写给儒勒·米什莱（Jules Michelet）的著名书信中，入骨三分地刻画了以镇压为能事的沙皇：“尼古拉试图忘记他的孤立，但随着时间流逝，他变得更阴沉，更孤僻，更不安。他看到自己不被爱戴；紧紧攫住他的沉默看上去更像死寂，因为那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在远处低鸣。”

赫尔岑在逃往欧洲之前曾被第三处拎去责问。他被控“年少轻狂……的污点尚未涤尽”，逮捕他的借口是涉及传播谣言，谣言称蓝桥的一名哨兵被指于半夜杀死并抢劫一位过路人。但对他的这条指控是捏造的，起因则是沙皇看了他的档案，注意到他曾被流放西伯利亚并觉得应该把他遣送回来。赫尔岑是被一股“法律之外并凌驾于法律的”秘密势力所指控，这股势力拥有“干涉一切事务的权力”。第三处已经成为俄国生活中如此要紧的一部分，以致就算它改名换姓，它的手段也因着保障俄国政府的长期动力而一成不变。1850年代来访的一位英国女士评论道，“要说一个俄国臣民几乎不敢说出他的真情实感，哪怕是对自己的兄弟，这一点都不夸张”。她经常目睹“发生于可能是四五个人之间的谈话，而每个人都知道”——真荒谬——“他旁边这个人正在说谎”。这位游客确定，“除了秘密警察”，还有“80万个领报酬的特务在这个国家里”，包括“一些住在圣彼得堡的法国女帽制售商”。屈斯蒂纳讽刺说，沙皇是“他的帝国里唯一一个人们与之谈话不用担心有告发者的人”。而杰尔扎温1808年的诗句透露出这座首都的真实性质：

没受强迫又何必来彼得之城冒险，

把空间换成封闭，把自由换成锁和闩。

伦敦《泰晤士报》登出尼古拉一世1855年3月驾崩的消息时，亚历山大·赫尔岑砸开了香槟。这位沙皇在政治动荡和革命遍地的三十年间充当了“欧洲宪兵”，粉碎波兰的起义，平息匈牙利的叛乱，强迫普鲁士接受哈布斯堡的统治。然而他的对外政策在错误地估算俄国能在克里米亚打赢英法联军时便到头了。当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陷落时，有些俄国人欢欣雀跃，希望这场失败能致使罗曼诺夫家族垮台。沙皇们统治下的俄国是停滞的。没有竞争性。屈斯蒂纳评论说，那是一个人们有两口棺材的地方——“摇篮与坟墓”。那是一座只有沙皇握有钥匙的监狱。俄国历史学家季莫菲·格拉诺夫斯基在尼古拉离世前几年写道，“俄国只不过是一座用罪行、谎言和虐待搭成的活生生的金字塔，里面全都是探子、警察、卑鄙的统治者、醉醺醺的法官以及怯懦的贵族”。

首都的警察有诈骗行为，比如在城市的油灯中安两根而不是三根灯芯，以便细水长流地敛财。“警察有着令四邻不安又不必要的残暴”，一位游客认定警察“是社区里的狼，而不是看门狗”。诚然，随着人口增长，犯罪在增加，这些年里彼得堡的警察面对着越来越大的挑战。1840年代初期，每年大约有2万名犯蝇头小罪的人和流浪汉被抓，并被塞到长长的矮箱子里运走，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几天内获释。为了遏制犯罪与非法卖淫，有针对可疑场所的突袭。1843年，对妓女的规约开始实行。医学警察委员会给妓女们颁发俗称“黄票”的执照，并扣押她们的通行证。为控制传染病，妓女们被指示用冷水清洗生殖器并在换顾客时更换床单。经期禁止揽客，因为血液被认为会传播疾病。随着从道德性愤怒转变为承认卖淫无法杜绝因此加以容忍，妓院须遵守严格的行动方针。它们要保持卫生，酒水要适度供应，周日要关门，宗教节日当天只有午餐时间过后才能开门。从业人员必须年满16岁以上，不能接待未成年人或学生，要负责检查顾客的生殖器。尼古拉当然乐于容忍妓院。太太们都被安插其中当探子和眼线。

尽管尼古拉一世当政期的主旋律是“程序和规范”，但首都的基础设施还是能不定期地发展。涅夫斯基大桥于1850年代晚期启用，这是铺展在涅瓦河上的第一座永久性建筑。331米的长度使之成为欧洲最长的桥梁。但只有几条中心街道由煤气照明，其他街道全在两芯油灯明灭的光线下黯淡憔悴。冬季下午结成冰的雾气使得从3点开始就需要照明，因此离开涅夫斯基大街，这座城市就是黑沉沉的。城市的贫民窟仍然肮脏且有害健康，但在涅夫斯基大街上，行人会因为当街吸烟被罚款，裙衬一步一摇，法语是主导语言。富有家庭的桌面上和每个壁橱里都摆着鲜花，所以，哪怕外面冰天雪地，里面也给人温暖乐园的错觉。对富人而言，食物绰绰有余，还有全年各个时期从城外无数温室里收获的生鲜农产品。高迪耶描述了一场午宴，小食（Zakuski）被“站着吞下，就着味美思酒、马德拉白葡萄酒、但泽白兰地”以及干邑。然而这是一个不很适应他们力图效法的欧洲习俗的社会，这一点有迹可寻。高迪耶评论道，事实上一顿午饭吃到一半，人们就会把波尔多葡萄酒和香槟换成黑啤酒、麦芽酒和克瓦斯，这表明，屈斯蒂纳关于彼得堡人“混淆了……奢侈与精致”的评论是正确的。当涉及风格问题时，仍有一种民族性的不安全感。俄国人鲍里斯·叶夫列莫夫（Boris Efremov）用法文给自己登广告，以切实表明他是个巴黎裁缝。贸易中心吹嘘自己“豪华的商店橱窗”像伦敦或巴黎所能看到的橱窗，然而实际购物体验截然不同。一名英国女子要买法国缎带。商人给了她俄国产的。她耐心地证明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最终，法国缎带被拿出来了。但这才是曲折过程的开端。讨价还价随之而来，结果是她猛然冲出商店，但又被店主叫回来，许以一个比她提出的价格高那么几戈比的售价。在威胁着要去下一家店后，她以她预期的金额得到了她想要的东西。但这还没完。商店店主从没有找对零钱。这是他找回讨价还价所造成之损失的方法。但最后的最后，这位顾客获胜。用几分钟或几句话就能讲清的情况，拖拖拉拉写了一大段。

截止尼古拉一世去世的1855年，书商成为警察定期光顾的对象。他们在首都的一家书店发现了2500多本禁书，表明革命思想的市场有多大，以及就算遭到压制，图书仍可以获得。正如屈斯蒂纳所观察到的，在每个地方“我都听到哲学的语言，每个地方我都看到压迫已是日常”。事实上，一言以蔽之，屈斯蒂纳把俄国视为“架在增高的火势上的一只封得紧紧的锅炉”。他补充说：“我担心会爆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