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不满

1850年，施蒂格里兹（Stieglitz）棉纺厂雇工们涨工资的要求被拒绝，于是700人罢工。警察隔离了66位领头者，其中6人被当众鞭笞并被遣返乡下。圣彼得堡正在体验工业革命最初的成果。棉纺工业在蓬勃发展，重工业则受到克里米亚战争的促进。1850年代中期，彼得堡的年收入凭借这座城市的367家工厂而增长了50%，铸铁厂的收入翻了一番。但因为工人中日益加剧的骚动和1857年的战后经济危机，经济扩张受了连累。一份由厂商填写的调查问卷透露出，他们在剥削受雇于首都各工厂的1282名童工，有些才8岁大。看起来，工头责骂那些居住在肮脏环境中并被迫夜间工作的儿童的行为是可以忍受的。尽管人们日益认识到工人的工作环境骇人听闻，警察却通常与工厂主们沆瀣一气。1861年，一家较大规模棉纺厂的蒸汽机器导致一名17岁女孩死亡，工厂主们便在机器周围安上栏杆，一切便仅止于此。1858到1861年间，面包短缺，物价上涨，新人们没完没了地从乡下进城，统统加剧了圣彼得堡劳苦大众的惨况，于是工人们提出近3000份诉状，但改革依旧从底部开始扩散。

虽说首都因为商业而繁荣——有超过1700名水果商、2000名屠夫和250间书店，但它的交通系统落后于伦敦或巴黎。瓦西列夫斯基岛上有马拉轨道车，吱扭作响地将货物从各码头运到海关仓库。轨道车也在涅夫斯基大街上运行，在船只和铁路之间运送货物，但没有公共客车。自己没有马车的乘客搭乘无数出租马车中的一辆上路，经过市中心的那段车程给人以“泥浆泼溅、穷愁惨淡”的印象。

兴修铁路激发了1830年代兴起的住乡间别墅（dacha）之风。这些乡村住宅原来是贵族阶级的禁脔，然而作家兼记者法杰伊·布尔加林现在指点他的读者们，在短暂夏季的那几周就别费心去找“在他铺子里的商人、在他药店里的药剂师、在他作坊里的俄国贸易商，或者在他办公室里的职员！他们统统都在乡间别墅！”财力不支的人会打包床褥、家具和炊具，享受乡间黑森森的杉林、银白色的桦林以及干草地的芬芳。随着城市扩大，人们不得不去比日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彼得堡及维堡地区更远的涅瓦河北岸冒险。

铁路很繁忙，彼得堡车站里里外外的活动也很热络。里兹代尔爵士乘火车来到首都，当时正值1863年波兰起义的高峰期——到处都是士兵，同行乘客都配着左轮手枪——他这样记载他到达时的情景：“车站挤成什么样子了！铁路官员、海关官员、警察、招徕住宿的、敞篷四轮马车车夫，还有说不出来的各种各样的人；骂骂咧咧的，戏谑打趣的，厉声斥责的，哭哭啼啼的。”一个警察“挥舞一根粗短的棒子，有几棒不长眼地胡乱抡到乌合之众的头上，令他们作鸟兽散”。在这忙乱的第一印象后，里兹代尔发现，彼得堡“对所有悲惨事物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世上再没比这里更欢乐的城市了，肯定也再没别处对外国外交官如此盛情款待。我们的生活是在兴高采烈寻欢作乐的大本营里的一轮宴会”。

圣彼得堡作为一座国际化的文化之都而繁荣昌盛。小说家大仲马1859年访问此地，而他没有像无数来访者一样再留下一篇老生常谈的印象记，却乐意为罗曼诺夫家族写一篇多姿多彩又活力十足的长篇史传。同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彼得堡，西伯利亚流放生涯为他做好了探索这座城市软肋的准备，并以散文对那些“全家人挤在一个房间里冻馁交加的”潮湿角落进行严厉抨击。马林斯基剧院于1860年启用。该剧院以亚历山大二世妻子玛丽亚·亚历山德洛夫娜（Maria Alexandrovna）命名，由阿尔贝托·卡佛斯（Alberto Cavos）设计，建于被烧毁的马戏场原址。就是在马林斯基剧院，亚历山大和玛丽亚·亚历山德洛夫娜于1862年11月出席了朱塞佩·威尔蒂（Giuseppe Verdi）《命运之力》 （La forza del destino）的首演。这出歌剧得到慷慨赞助，威尔第——他将在七年后的米兰首演之前对这出戏作实质性修改——当时也在场。

俄国音乐学会出于提升品位和从事教育的目的而成立了。它由德国出身的目光远大的大公夫人埃莱娜·帕夫洛夫娜（Elena Pavlovna）发起。著名钢琴家安东·鲁宾斯坦（Anton Rubinstein）——他曾作为神童在肖邦（Chopin）和李斯特面前演奏——被任命为会长。他对首都的音乐和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施加了巨大影响，后者1859年从圣彼得堡法学院毕业，现在被吸引着走上音乐道路。埃莱娜·帕夫洛夫娜也热衷于创建一所圣彼得堡音乐学校。她在1844年舒曼夫妇来访时与他们讨论该计划。差不多20年后的1862年，音乐学校开张了。校长还是安东·鲁宾斯坦。

尽管圣彼得堡建造宫殿的伟大时代已成历史，但19世纪后半叶还是有所增建。最后几笔于1860年代初期施加于典雅的新古典主义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距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将它转变为一座俄罗斯艺术博物馆仅几十年。埃莱娜·帕夫洛夫娜就在这座宫殿里举办她那熠熠生辉的沙龙，该沙龙欢迎思想家、科学家与艺术家。她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圈子表示同情，于1856年解放了自己位于卡尔洛夫卡（Karlovka）的庄园的农奴，并将在1861年对亚历山大的解放计划提出忠告。

新艾尔米塔什1852年开张，但一直没有负责人，直到1863年斯特凡·格杰奥诺夫（Stephan Gedeonov）被任命为馆长，他是在智胜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获得詹彼得罗·坎帕纳（Giampietro Campana）的古董收藏之后获任此职的。这位卡瓦利侯爵（Marchese di Cavelli）靠挪用意大利质押银行（Monte de Pietà Bank）的钱款为自己聚敛了几千件收藏。坎帕纳锒铛入狱后，格杰奥诺夫从梵蒂冈得到了这批藏品。他担任艾尔米塔什馆长的首个举措就是把皇家藏书转移到涅夫斯基大街上的公共图书馆，以腾出地方容纳他这份庞大的收获。在格杰奥诺夫领导下，博物馆从米兰收藏家利塔伯爵（Count Litta）处获得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的《哺乳圣母》（Madonna Litta）以及其他三幅绘画。格杰奥诺夫为皇后买到拉斐尔（Raphael）的《康那斯圣母》（Conestabile Madonna），她去世后该画入藏艾尔米塔什。馆中增加了数不清的考古出土品，它们来自俄罗斯帝国辽阔的疆土，随着大范围铁路与公路的兴建而被挖掘出来。

1863年，格杰奥诺夫掌管艾尔米塔什之际，巴黎沙龙的作品选择被证明过于保守，以致艺术家们请愿另办展览，于是拿破仑三世被迫批准著名的“被拒绝者的美术展”（Salon des Refusés）以展出进步作品，比如马奈（Manet）那幅惊世骇俗的《草地上的午餐》（Déjeuner sur l’ herbe）。圣彼得堡艺术学院历史画专业的学生们也与此类似，他们拒绝陈腐的学院主义，拒绝接受给他们设置的考题“沃坦进入瓦尔哈拉的入口”（The Entry of Wotan into Valhalla）。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次不合时宜的抗议，因为对历史和神话的兴趣正把持欧洲北部，截至1863年，瓦格纳（Richard Wagner）已经谱写了他那气势磅礴的《尼伯龙根指环》系列的一半，激发它的情节的就是对这该死的沃坦的纵容。尽管学生们可能误判了这个题目中似是而非的时政性，但他们要求一个更具有当代性的俄国主题，这是合乎情理的。他们风俗画（genre painting）流派的同辈已经被安排了契合的主题“解放农奴”。

历史画学生的反叛和他们要创建一种合作社（也称artel）的决定，只不过是更大范围的学院骚乱的征候。甫一进入1860年代，圣彼得堡大学就有数量可观的学生伙食恶劣，并沦为斑疹伤寒和肺结核这类疾病的受害者。学生们开始1861年秋季学期时，迎接他们的是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的自由通讯社印制的一份小册子，联合作者有《当代》（The Contemporary）的一位学院派供稿人尼古拉·舍尔古诺夫（Nikolai Shelgunov）和女性权益活动家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Mikhail Mikhailov）。这份小册子《致青年一代》（To the Younger Generation）呼唤终结沙皇制，要求选举，并批评1861年的《解放农奴敕令》（Emancipation of Serfs Edict）太微不足道也来得太迟。

政府1860年代初期那声称走向进步的改革事实上构思不良、执行不力且不够充分。尽管改善了犹太人的处境并且允许犹太商人和工匠居住在俄国最大的两座城市，尽管引入了陪审团审判制和辩护律师，尽管停止了对出版机构的审查，尽管创建了村社（Zemstvo）——一个选举出来的包含多个阶级的管理地方事务的集会——但亚历山大二世当政时期的主旨依旧是镇压。

尼古拉一世已经把农奴制定义为“俄国人生活中明明白白的恶”。为了印证这一点，他统治时期爆发了550多起农民起义，尽管无一达到普加乔夫叛乱的规模。亚历山大二世的著名声明称，“最好自上而下废除农奴制，好过等到开始自下而上自行废除的时候”，这带来1861年的《解放敕令》。因为担心这道敕令的发布会激发叛乱，装填好炮弹的大炮和高度警戒的军队环卫着冬宫，并在首都街道上巡逻。这是针对诸如《致青年一代》的作者那些人的预防措施，他们将这场起草得很低劣的改革看作“你为了保住自己的小牛群而扔给一条恶狗的骨头。这场解放是一个垂死的专制君主统治的最后行动。罗曼诺夫家族已经令人民失望，他们必须滚蛋。”

这道敕令在林肯（Abraham Lincoln）发布《解放宣言》的两年前颁布，从10万名地主手中“解放了”2300万农奴，却没有授予他们自由土地。荒唐的是，留给农民们的是更少的耕种土地和更高的赎身款，这使他们被束缚在地主那里。

一群学生被《致青年一代》中武装起来的号召所激愤，占领了一座演说剧院，并举行了一场抗议大会。次日，在9月底的阳光中，群情激昂且欢腾鼓舞的学生们聚集起来横穿全城，从位于瓦西列夫斯基岛的大学出发，一路扫荡到涅夫斯基。尽管法国理发师怀着喜乐的心情从他们的店铺中现身，高喊“革命！革命！”，但一大群长头发的男人在女人们——她们剪短头发，并剪成地道的革命式样——的陪伴下反复吟诵的架势在很多路人看来就像一伙堕落分子，正如一个多世纪以后反越战示威在西方的街道上呈现的模样。

图29　尼古拉·亚罗申科（Nikolai Yaroshenko）所绘《一个学生》（A Student），1881年

这伙人喊着口号冲向大学校长的家。他拒绝接见他们。事实上他什么也没干。因此，为了增加对改革的压力，在校学生打断课堂并抵制演讲。持续性的骚动导致学生被停课，元凶被拘留，大学被关闭了两年。所有被学生的目标激发起同情心的人，都是那些对亚历山大时期俄国的生存条件有些兴趣的人。在为帮助激进分子而举行的义卖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了他的小说《死屋手记》（The House of the Dead）的片段，鲁宾斯坦则现场演奏。当领头的煽动者被捕入狱后，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的哥哥米哈伊尔——平民主义者的进步刊物《时代》（Time）的联合编辑——给他们送去烤肉、葡萄酒和干邑。政府收紧了书刊审查。《当代》于1862年停刊，《时代》则在一年后停刊。

自十二月党人叛乱以来，圣彼得堡街头首次出现大规模的异议分子，且小册子发得到处都是。其中最激进的可能是1862年5月的《青年俄国》（Young Russia），它呼唤“流血不留情的革命”。这份册子由一位莫斯科的大学生主笔，通过信箱推送到首都各处，甚至散发到冬宫的小圣堂里。《青年俄国》敦促人们抢过自己的斧头，“并且比他们对我们更加毫不怜悯地袭击帝制派”。这份小册子有一种明显的丘吉尔式修辞，宣称“我们将在广场杀死他们，我们将在屋里杀死他们，将在城镇的小巷杀死他们，在首都的通衢杀死他们”，“让未来的大旗、红色的旗帜迎风招展”。这篇文本的猛烈度让人怀疑，那些写下它的人也就是应对1862年年中纵火毁坏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部分区域负责的人。5月，首都的各个区域快速相继爆发火情。风助火势，火苗以令人惊恐的速度吞噬木制建筑。喷泉河左岸的房屋都被焚毁，托尔库基市场（Tolkuchy Market）与阿普拉克辛拱廊也被毁。纵火犯一直不能确认身份，但他们的行动在一个历年困于火焰魔力的国度里很戏剧性也极富新闻价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中，拉斯柯尔尼科夫（Rashkolnikov）在报纸中急速搜寻有关他自己罪行的报道，却只找到关于“佩斯基（Peski）一场大火……彼得堡一个城区一场大火……彼得堡一个城区又一场大火……彼得堡一个城区再一场大火”的叙述。没人对一个典当商被斧头砍死感兴趣。

成为1860年代这一代人喉舌的就是俄国文学上确乎最糟糕的重要小说家——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外省神甫的儿子，对社会底层怀有同情，而且就像赫尔岑，相信那种指导着农民公社的责任互惠习性能够在社会中推而广之。乡村公社与工匠合作社——它们自发运行，做决议时不依赖任何中央权威——将指明俄国走向社会主义的进步方向。车尔尼雪夫斯基比他的绝大多数追随者都激进，相信工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应对其劳动所创造的东西享有权利。《当代》停刊前，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涅克拉索夫编辑该刊，打着文学的旗号夹带了许多社会主义者的鼓吹。这份刊物获准复刊时，涅克拉索夫出版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冗长乏味但影响力巨大的虚构小说《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它挑明了1840年代那批饱食终日的改革者与1860年代这批革命者之间鲜明的差异。此种分野在屠格涅夫（Ivan Turgenev）细腻的小说《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中得到生动表达。虚无主义的主人公巴扎罗夫（Bazarov）出身杂色阶层（raznochintsy），亦即落魄的小农场主、商人、文员或低级文官家庭的儿子，他们足够幸运能接受教育。杂色阶层是俄国一个新的社会类别——知识分子——的成员，他们对一切都不会觉得理所当然。屠格涅夫——很大程度上是1840年代一个“多余的人”——的一项贡献恐怕就在于书中专注描写1860年代彼得堡激进大学生时那种眼力的精准，他们显得无聊或者轻蔑。

当针对学生革命党采取镇压措施之时，女子教育有了一点进步。有为中等收入家庭的女孩设立的中学，给学生提供广泛的课程，包括俄文、宗教、历史、算术、几何、物理、地理、自然史、绘画、缝纫、现代语言、音乐和舞蹈。俄国第一所女子师范学院于1863年开张。次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妻子进入该校学习，为她以后的第一份工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速记员——做准备。随着女性开始从事办公室工作并向往专业领域，女性主义的呼声开始被倾听，已故的米哈伊尔·米哈伊洛夫想要涤除成为女子苦难根源的“阴柔气质”的渴望对此形成激励。米哈伊洛夫所希望的个性特征“既不是男子气的，也不是女子气的，而是纯人类的”。一些进步女性或曰“短发”（‘crop-headed’）女性——借《罪与罚》中的一个人物来形容——开始在圣彼得堡医学与外科学院接受医药训练。当大学拒绝女学生时，比较有进取心的人就奔赴苏黎世学习。其中包括娜杰日达·苏斯洛娃（Nadezhda Suslova），她是谢里梅德夫伯爵的一个农奴的女儿，成了俄国首位女医生。另一位大学生是玛丽亚·博科娃（Mariya Bokova），她成为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中薇拉·帕夫洛夫娜（Vera Pavlovna）的原型。

这部激励了俄国几十年革命瓦解历程的小说，差一点就没能出版。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62年7月被捕，正是被拘押在彼得与保罗要塞候审的两年里，他写成了这部小说。手稿被狱方没收，然后被一个调查委员会的每个成员盖上了各种公章。到达审查官的办公室后，它被认为已经经过了超额的审查，因此同意出版。这份手稿被移交给《当代》的编辑尼古拉·涅克拉索夫，他可能是出于一种下意识的文学批评而把它落在了出租车上。他设法找回这份有颠覆作用的文本的唯一举措，就是在各个地方的《警方公报》（The Police Gazette）上通告他的遗失情况。

作为文学作品，《怎么办？》该当丢失。作为一份激进的辩护词，它则鼓噪着人们读一读。它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女性主义视野是吸引人的，而它的文笔和情节笨拙又啰唆。女主人公薇拉·帕夫洛夫娜在一个条件合宜的场址创立了缝纫合作社。她的企业不是为了自己获利，而且她——与她雇用的人一样——都以工作换薪水。她为她的女裁缝师们支付病假工资，为她们朗读，让她们吃饱穿暖。她带她们去彼得堡的小岛上郊游，在那里野餐，做游戏，跳四对舞。在爱情情节里看到的是薇拉对男人不停地移情别恋，勾勒出一幅有进取心的、进步的且为女性主义赋权的图景。在1860年代的俄国，这是开路先锋。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相信人类有能力创造社会主义乌托邦的顽固乐观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认可这种无条件之善的信念，他起而反对《怎么办？》中的乌托邦论调。陀思妥耶夫斯基1864年的小说《地下室手记》（Notes From Underground）中的非正统派主人公——“一个有病的男人……一个怒冲冲的男人”——是一个蔑视屠格涅夫的巴扎罗夫或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女主角所怀抱之科学信念的角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非正统派主角作为普希金和果戈里笔下“小人物”的后嗣，是彼得堡公共空间里礼法成规的牺牲品。这位地下室男人觉得辉煌的涅夫斯基大街让他灰头土脸，他是巨龙般的俄国文官体制所吞噬的数不清的书记员之一。他体验着他是谁和他想成为谁之间的鸿沟。涅夫斯基说谎，涅夫斯基也给人分等并降低人的地位。这条大街——对待有钱或有名的人如此慷慨——使地位低下的人感到羞愧。当这位地下室男人于下午前往涅夫斯基享受一次日光散步时，他坦承：“我其实压根就不享受我的散步：我体验到没完没了、一波又一波的折磨，把人挤碎的屈辱之情……我在路人当中像条小鲤鱼以最唐突的方式胡乱游走，不断给卫骑兵队和轻骑兵队的将军们与军官们让路。”

约瑟夫·布洛茨基坚决主张，在19世纪中叶，“俄国文学对现实的捕捉到了这般程度，以致今天当你想到圣彼得堡时，你无法区分虚构和真实”。就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栖居在论战者的抽象世界之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所挑战的这座城市破败且有害健康的区域里游走于落魄潦倒的人中间。他笔下的旁白者遇到了“捡破烂的人……拥挤在干草市场肮脏恶臭的庭院里那些酒馆周围”，并忍受着“通风不畅、喧闹、泥灰、脚手架、砖块和尘土……以及彼得堡独有的臭气，那是所有没有能力在夏天离开这座城市的人都熟悉的气息”。《罪与罚》中的主人公们挤在屋子里或住在“差不多是一条过道的地方”，在塞满“各类劳动人民——裁缝、锁匠、厨子……尽自己所能挣一条生路的姑娘们”的房子里。

当局的确试图进一步规范卖淫并让从业者更为安全。可是从业者数量在增加。官方数字在1860年代早期是1800人，1870年上升到近4500人，由于很多女人没有登记，所以这数字无疑是被低估的。这个十年期中间，有大约150家妓院在运转。所有者对收入的占有量应不超过四分之三，而且——作为对丰厚抽成的回报——要为他们的从业者提供合乎需求的住所和良好的食物。教堂或学校320米范围内不得设妓院，皇室成员的肖像不得用作室内装饰。妓女数量的巨幅增长意味着从1833年起为关心她们而设立的一个小型慈善庇护所让位于慈善修女会（Sisters of Mercy）运营的一个更大型机构，而它转而又被建于卡林金医院（Kalinkin Hospital）地基上的另一个庇护机构取代。1857年起，首都北面林地间的一所乡村别墅负责照管雏妓。所有这些机构都人满为患，且充其量只能说效率低下。对绝大多数被迫出卖肉体的女孩和女人而言，生活是丑陋的。在《罪与罚》中见到的妓女们“满身伤痕”，上唇“肿胀”，她们未来的前景大同小异，不是疯人院就是自杀。与此同时，确诊的梅毒病例——经医疗主管部门大费周章地确认——从1861年的6000多例惊人地攀升到1868年的15 000例。

1860年代中期，醉酒又一次提上议程。首都自诩有1840间酒馆、562间客栈、399间酒铺和229个葡萄酒酒窖。在新一天开始之前豪饮的工人们经常目无法纪，所以逮捕事件数不胜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罪与罚》之前曾构思一部叫《醉汉》（Drunkards）的小说来揭露这一恶习的风行。亚历山大二世就“纵情酒色、腐化堕落尤其是酩酊大醉”的上升态势加以评论，带来1867年对公共假期里卖酒的限制令。在沙皇介入之前，与今天的户外狂欢不无相似的“人民游园会”上，能看到几千工人们聚集成一大群，环绕着这座正在逐渐烂醉的城市移动。施行限制令之后，8月里10万民众安安静静地聚集在战神广场（Mars Field），没有一起因醉酒引发的逮捕。

沙皇对人民吵闹的焦虑，反映出他自身的不安全感。1866年4月，六起谋取他性命而未遂的事件中的第一起发生了。这位想成为刺客的人是一个压抑而错乱的角色，就像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中走出来。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Dmitri Karakozov）因为煽动学生而被逐出喀山大学，又因交不出学费而被赶出莫斯科大学，他怀着刺杀沙皇的明确目的去往首都。这位前大学生如此呆狂，竟将自己的计划印制出来派发给所有人。警察得到一份，但身处一座被粗暴的工人和激进的学生所烦扰的城市，他们选择无视卡拉科佐夫的宣告，猜测——很正确，但差点致命——它出自一个怪胎之手。卡拉科佐夫事实上加入了一个有着耸动性名号“地狱”（“Hell”）的激进团体。它由一个名叫尼古拉·伊舒津（Nikolai Ishutin）的石匠模样的狂热分子领导，此人吸引着性情不稳定的人和精神错乱的人。该团体中心一个成员盘算着毒死自己的父亲，以便把自己继承的遗产贡献给“地狱”的金库。

1866年4月4日，沙皇与情妇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佳（Ekaterina Dolgoruka）在夏园闲逛过后，正在登上马车的当口，卡拉科佐夫瞄准了他。不知是出于警觉还是出于偶然，一位看热闹的人撞了他的胳膊一下，于是子弹没有击中目标。这次鲁莽的企图固然失败，但挑衅之举进入一个新高度，美国国会动情地致以遗憾之情，称一个“解放运动的敌人”才会企图要沙皇的命。1863年波兰起义的祸根穆拉维耶夫伯爵（Count Muraviev）受命调查。在被送上法庭的35人中，伊舒津和卡拉科佐夫被判死刑，但只有弑君未遂者被处死。“地狱”领导者被判缓刑，以终身苦役涤清罪过。

就在1860年代大学生、作家和革命者力图找到改善他们境遇和改良政体的方法之时，社会与工业每况愈下。彼得堡的人口增长了，工业间歇性地扩张了。当局开始担忧首都特殊氛围的有害后果。大量以彼得堡为背景的故事都密布沮丧和忧郁的阴云，并充满它那令人窒息的浓雾的形象。但对于气候带来疾病和动荡的谴责，被那些为这座城市的法医及社会保健档案馆工作的医生们驱散了。该责备的是地主们。该责备的是政府当局。1870年的一次视察披露出地下室住宅拥挤、寒冷又潮湿，有些甚至污水横流。室外则是庭院里堆满垃圾和粪便。局势自1840年代涅克拉索夫为彼得堡贫民窟提供第一份目击证词以来就已恶化。承包商出于谋利而建造的五层出租屋使拥挤及由此而来的污染与不洁雪上加霜。斑疹伤寒于1865年袭击首都，继之而来的是1870年的霍乱与天花。13栋两层建筑都建在维亚泽姆斯基家族所有的位于喷泉河与干草市场之间的土地上。这些房屋是大约万名租客的家，它们为弗谢沃洛德·克列斯托夫斯基（Vsevolod Krestovsky）1864年写下的畅销却感伤的小说《圣彼得堡的贫民窟》（The Slums of St Peterburg）提供了腐化颓废的背景。

1870年代，工业生产在普鲁士军事力量的威胁与俄国铁路快速扩张的刺激下有显著增长。首都周边建了很多工厂，在彼得堡区和维堡区，以及瓦西列夫斯基岛北面的区域，但最集中的区域在纳夫斯卡雅（Narvskaya），沿着奥普伏特诺格运河（Obvodnogo Canal）南段。普提洛夫铁厂（Putilov Iron Works）成为彼得堡最大的工业雇主，有数家工厂、60位工程师和超过12 000名工人。兵工厂于1870年现代化了，且路德维希·诺贝尔（Ludwig Nobel），即发明炸药并设立和平奖的那个诺贝尔的堂兄弟，成为效力俄国军队的一位主要武器制造者，在位于维堡侧翼的一家小工厂生产。诺贝尔并非外国老板中少有的抱怨俄国工人缺乏技能而节假日数量又太多的人。不管怎样，信心的增长带来1870年展示这个国家制造技术的“全俄工业博览会”，以及第一次全俄制造业主大会，会上大肆吹捧劳资双方的和谐关系。尼古拉·普提洛夫（Nikolai Putilov）的闭幕致辞把他工厂的形象推到一个幸福大家庭的高度，哪怕就在大会开幕时，涅夫斯基棉纺厂的800名纺织工人已经走上街头并上演了俄国历史上第一场持久罢工。罢工的领导者被审判和处罚，但当局的强硬触发了长达十年的不断加剧的工业动荡。

米哈伊尔·巴枯宁和谢尔盖·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1869年在日内瓦写下的《革命启蒙问答》（The Catechism of the Revolutionary）激起了抗议与叛乱。身为一个名叫“人民的复仇”（The People’s Vengeance）的团体领导人的涅恰耶夫是个年轻的极端分子，他相信，只要是服务于革命的东西，无论多粗暴多没道义都是可以接受的。当团体中的一名成员决定退出时，他把这个成员除掉了。《革命启蒙问答》提出，革命只有在准备好毁灭“整个国家机器并在全俄罗斯铲除一切国家惯例、法令和社会等级”时才能成功。涅恰耶夫被逮捕并被遣返彼得堡受审，被判单独囚禁在彼得与保罗要塞，1882年在那里死于坏血病。尽管他那建立一个由强大中央控制的革命细胞之网的企图以失败告终，但他鼓舞革命者们唾弃平等主义的公社模式。他们能学到如何用敌人的方法赢得控制权。

瑞士是印刷宣传品的源泉和革命思想的温床。被迫到苏黎世接受教育的俄国女性都暴露在流亡俄国人的激进思想之下。这块孕育不满之情的潜在的危险土壤促使当局在1872年创建了圣彼得堡女子医学院。推动此事的背后力量之一，是伟大的俄国业余作曲家亚历山大·柏罗丁。《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暗示，“一位正直的化学家比任何诗人都有用二十倍”，柏罗丁显然对此情绪有共识，他决不让音乐取代他作为医学院化学教授的职位。

尽管女革命者们将证明她们从头到尾都跟她们的男性同道一样无情，但她们出现在受教育较高的人当中仍有助于1870年代早期出现的手段温和但目标明确的运动——平民主义运动。平民主义者拒绝伊舒津和涅恰耶夫这类野蛮之徒，并从巴枯宁在苏黎世的对手彼得·拉夫洛夫（Peter Lavrov）所表达的奉献与谦逊的思想中汲取灵感。他们希望到权力中心之外——正像赫尔岑想的那样——从乡村公社米尔（mir/village commune）那里寻找未来。就连政治蓝图依赖于城市无产者热血沸腾闹反抗的卡尔·马克思都意识到，在农业化的俄国情境中，乡村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发展共产主义的有益起点。平民主义者走出家门进入乡村去培养乡村共同体的政治意识，并学习它们的方法以使农民公社的规程能在社会上推而广之。1874年春天，包含五分之一女性在内的大约4000名大学生离开城市，穿上了粗硬的农民服装。他们结成小队，或者有时装成夫妇旅行。还有人单独行动，自称是手艺人或流动的野外工人。尽管他们在广大的理念上有共识，但他们教育和指导的各种尝试中却没有一致的方法。尤为甚者，他们遭遇了大量怀疑和冷漠。平民主义者们是来做好事的，但乡村神甫们却告发他们，结果在1875—1878年间，有大约1600人被捕并被送上法庭。

图30　乡村公社会议——社会主义革命的一种模式

走到人民当中的愿望，反映在俄国绘画的一场新运动中。这些画家受到车尔尼雪夫斯基1855年圣彼得堡大学硕士论文所提出之思想的鼓舞，坚持认为艺术应当通过选择相关的题材而服务于社会进步，这个概念在苏联现实主义崛起的20世纪里将重新浮现。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那些在1863年拒斥学院考试并自行成立学会进行巡回展览的学生们有着明显的感染力。巡回展览画派（peredvizhniki / the Wanderers）的创新主要在于题材而非技法，他们表现乡村生活的场景，既不理想也不感伤。当《父与子》中两位年轻的主人公驱车经过一片被形容为“一点也不入画”的景观时，他们就置身在巡回展览画派的国度。这些画作中的政治内涵一目了然，比如伊里亚·列宾（Ilya Repin）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Barge-Haulers on the Volga），和他的两个版本的《意外归来》（They Did Not Expect Him）——这两个版本被分别阐释为一位政治流亡者返回故乡和基督的第二次降临。

1876年12月6日，一面书有“土地与自由”（Land and Freedom）口号的亮红色旗帜背朝喀山大教堂宏伟的曲线形柱廊，在一大群愤怒的革命者面前勇敢地临风招展。这个国家首批自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暨后来社会民主运动的奠基人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y Plekhanov）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演说，促使高喊着反沙皇口号的激进分子们游行到涅夫斯基大街时，直接变成一群情绪激愤的粗野暴民，吓坏了商店店主和工人们。警察站在一旁注视着这些示威者用棍棒打砸，然后逮捕他们。拘留期莫名其妙地漫长。1874年被逮捕的50位平民主义者得以被听审之际已经是1877年3月。这一年晚些时候，又有193名煽动者被送上法庭，其中38位是女性。截至此时，另有97人已经死去、发疯或在狱中自杀。其中一位被告伊波利特·梅什金（Ippolit Myshkin）——后因袭击狱警而被处死——面对审理案件的评议员慷慨陈词，令在法庭上的群众陷入极度兴奋的状态。许多被告被宣布无罪，但因为沙皇的命令又重新被捕。在他们受审期间，赴乡村大学生的善良给彼得堡公众留下深刻印象，而当局反应过激的态度点燃了对这个政权的质疑。

圣彼得堡总督，费奥多·特列波夫（Fyodor Trepov）将军——那个对笞打拘押于监狱的激进分子进行监督的人——下令公开鞭笞一位政治犯，因为他被带到总督面前时拒绝脱帽。薇拉·扎苏里奇（Vera Zasulich）对这一不必要的暴行义愤填膺，决定以牙还牙。扎苏里奇是个不快乐的性格内向的孤儿，她对基督的热忱带来对涅恰耶夫的狂热，她获取了去特列波夫办公室的许可，然后枪击了他。她是个没经验的刺客，只是伤了总督，然后被带上法庭。扎苏里奇经陪审团宣告无罪后，被得胜狂喜到鸣枪示意的群众簇拥着带出了法庭。有人被杀了，警察被派去再次逮捕扎苏里奇，她迅速偷渡出俄国，去瑞士与普列汉诺夫一起工作。

有了扎苏里奇案件这个令人恼怒的审判结果，政府便搁置了陪审团审判，而革命者以更上层楼的暴力加以回应。第三处的头头尼古拉·梅津采夫（Nikolai Mezentsov）将军于正午时分被刺死在彼得堡的一条街道上，刺杀者是谢尔盖·斯蒂普涅阿克–克拉夫钦斯基（Sergei Stepniak-Kravchinsky），一名越狱出来的平民主义者。梅津采夫的继任者亚历山大·德伦特尔恩（Alexander Drenteln）将军勉强捡回一条命，当时一位年轻英俊的贵族兼“土地与自由”运动的成员列昂·米尔斯基（Leon Mirsky）飞奔过他的马车并对他开了几枪。省级官员和都督们在敖德萨（Odessa）、哈尔科夫（Kharkov）和基辅遭到暗杀，而1879年4月在皇宫广场又有一次针对沙皇的独狼式刺杀企图。这位未遂刺客亚历山大·索洛维约夫（Alexander Solovyev）带着左轮手枪跟踪亚历山大二世，并五次对他开火，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都未命中目标。这个显然未受过射击训练的前大学生被逮捕并于次月被绞死。

与此同时，“土地与自由”的成员们正在为成功实现颠覆而培养技能及获取必要装备。薇拉·费格纳（Vera Figner）是1870年代近600位女革命者中能确定身份的一位，她是前往苏黎世学医的人员之一。1876年返回圣彼得堡后，她通过考试成为一名助产士，而就在要去继续深造之际，她放弃了一切，一头扎入革命运动中。令她感到愤怒的是，“用和平宣传的手段求助于人民的”平民主义者遭遇了政府的“大规模逮捕、流放”和“刑事苦役”。一开始，费格纳只执行简单任务，比如给狱中的同志写密码信，给这个团体的出版社当打字员。她清楚地看到“这个国家的全部生活在每一点上都臣服于行政系统的专戾恣睢和无限的任意性”。面对这种麻木不仁的冷漠，她提出，恐怖手段只好被当作“一种保护性的或自我防御性的武器”。

1876年后半年，“土地与自由”分为两派。一派由普列汉诺夫领导，扎苏里奇也在其中，在瑞士工作。另一派是会杀人的民意党（Narodnaya Volya/ People’s Will），这个名字恰如其分，它给亚历山大二世发出了死亡传票。它在圣彼得堡全境设立安全屋。计划已制定，另一位强大的女性——她是圣彼得堡一位总督的女儿，克里米亚总督的孙女，伊丽莎白时代那位少年得志的科学院院长基里尔·拉祖莫夫斯基的曾外孙女——在主要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Sofia Perovskaya）带领一个小组，受派于1879年11月在沙皇的列车驶过莫斯科郊外时炸掉它们。一枚炸弹是哑炮，于是第一列火车通过了。革命者们立刻解决了这个问题，并炸毁第二列火车。对佩罗福斯卡娅及其同道们来说不幸的是，沙皇在第一列火车里。这次尝试震惊了全世界，于是民意党觉得有必要发表一份声明挽回颜面：作为对所有“他所洒出的鲜血”和“他所引起的痛苦”的惩罚，亚历山大死有余辜。这位似乎受到赐福的沙皇离开冬宫时被警察和哥萨克簇拥。他在自己的首都驱车时乘坐一辆遮帘紧拉的封闭马车。气氛日益紧张，他置身一场与看不见又无处不在的敌人进行的战争中。正如康斯坦丁大公（Grand Duke Konstantin）所记录的，我们“不仅看不到他们也不知道他们，甚至对他们的数量都丝毫没有概念”。

这时，一个名叫斯特凡·哈尔图林（Stephan Khalturin）的品貌兼优的年轻木匠获得了一份维修冬宫的差事，于是开始通过守卫松懈的仆役入口偷运数量足以致祸的硝化甘油。此后不久，薇拉的姐妹尤金尼娅（Evgenia）因另一起革命行动而被捕。在搜查他们的活动场所时，宪兵们不仅找到炸药和起爆剂，还找到一张卷起来的纸，上面画着一幅楼层平面图，并用“X”做了个标记。这张平面图被认定是冬宫平面图，“X”指示着黄色宴会厅（Yellow Dining Room）所在的区域。宴会厅下面是皇宫卫兵的驻扎地，再下面则是维修队寄住之处。对这些楼层的安全检查一无所获，于是哈尔图林继续积累爆炸品。

民意党已经准备好针对沙皇进行下一次行动。1880年2月5日，亚历山大为皇后的姐夫巴腾堡的亚历山大亲王（Prince Alexander of Battenberg）举办了一场招待宴。哈尔图林在下午6点得到放行信号。他将一根拉姆福特（Rumford）引线连上雷酸盐炸药，点燃之后离开了宫殿。6点22分，正当皇室一行就要进入宴会厅时，一声爆炸使硝化甘油令人作呕的气味在宫殿里盘旋弥漫。宴会厅所在楼层倾斜了。墙壁上出现闪电状的之字形裂缝。地板撑住了，但窗户都被震碎，一阵疾风刮起室内摆设品碎裂后形成的厚厚尘土。皇室成员无一受伤，但下面的楼层也就是芬兰军团的卫兵所驻扎之处被炸上了天。10名卫兵死去，50多人受伤。两天之后，民意党声称对此行动负责，并对士兵们的死亡表达了深切的遗憾之情。

这次袭击比列车刺杀行动还要震撼。在帝国权力的心脏地带打击皇帝，这表明该团体将决不罢手且无处不在。正如一位政府部长所评论的，“地基在摇晃，房屋有崩毁之虞”。1880年的亚历山大登基25周年庆典哑然无声，宴会大多集中在宫殿举行。受到惊吓的人离开了首都，在照例必有的格林卡粉饰太平的赞美诗《献给沙皇的生命》的演出中，许多包厢空空如也。柏罗丁赞颂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东向扩张的《在中亚的阶梯上》（In the Steppes of Central Asia）则根本没有上演。罗里斯–梅里科夫（Loris-Melikov）有过在南方与恐怖分子斗争的经验，因此被任命为最高指导委员会的负责人。迎接他走马上任的是另一个恐怖分子的子弹，此人没能命中目标，并于几天后当着一大群人在塞姆扬诺维斯基广场被绞死。围观者中就有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他注视着行刑过程，也对人们给予这位犯下恐怖主义罪行的犯罪分子那奇怪的同情进行了评论。至于罗里斯·梅里科夫，他建议重振法律的执行力度，并以国家警察局替换第三处。虽然他的改革不能痛戳恐怖分子，但他的一些方法将被那些最终掌权的人所用。

虽然有恐怖主义没完没了的威胁，圣彼得堡还是变成了内战后兴起的旅游潮中美国人访问欧洲的一个目的地。欧洲音乐家和作曲家也来了。柏辽兹在1867—1868年的演出季重返彼得堡，举办了六场音乐会。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回忆，尽管身体不佳又有衰老迹象，柏辽兹在排练中还是很灵敏，不过这一次他似乎对更广阔的首都的音乐生活漠不关心。瓦格纳1863年来访，他的歌剧《尼伯龙根》（Lohengrin）在1868年演出季开幕时上演。柴可夫斯基同年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交响曲。化学家柏罗丁一年前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交响曲，现在正为第二部焦灼着，这工作因为他对学生的慷慨和对贫病亲友的善意而耽搁了。一大群猫也在他的公寓里乱窜，所以柏罗丁经常难以接近钢琴。一只有着“渔夫”名号的斑猫擅长在结冰期把爪子浸到冰上的小洞里诱捕小鱼。学院的委托与他的仁慈使这首交响曲的胜利完成拖后了10年，且柏罗丁从那部他曾怀疑自己是否还有时间完成的歌剧《伊戈尔王子》中汲取了旋律素材。随着俄国音乐走向成熟，它回过头来重新利用俄国那传说般的历史。《伊戈尔王子》的作曲者是“一位莫斯科公国之前的武士王子”。嗓音甜美但酗酒的莫德斯特·穆索尔斯基（Modest Mussorgsky）写下《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v），背景设在17世纪初的“混乱时代”（Time of Troubles）。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是一位中世纪俄国史诗中的“魔法师”。柴可夫斯基自成“一位来自精神与灵性世界的俄国绅士”，这世界里住着屠格涅夫。

音乐赞助人埃莱娜·帕夫洛夫娜大公夫人于1873年去世后，音乐学校与俄国音乐学会转由国家财政资助，并被置于更加专业化的步调中。里姆斯基–科萨科夫开始在首都的音乐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他教学，提建议，编管弦乐曲，作曲，还从已故作曲家的寓所里抢救未完成的乐谱。他甚至在总是处于荒废状态的喀琅施塔特指挥，海军联合乐队在那里为听众举行了多场音乐会——很令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惊恐的是——这群听众从没意识到音乐中“还有像作曲家这样的东西！……‘他演奏得那么好’——那就是他们在喀琅施塔特所能得到的赞誉”。

曾经盘算过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攒成一出歌剧的米勒·巴拉基廖夫变成了一个坚定支持沙皇制的亲斯拉夫派，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宗教遁世者。他影响了柴可夫斯基创作于1872年并在1870年代结束时修订的第二部交响曲《小俄国人》（“The Little Russian”），也影响了柴可夫斯基1879年根据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创作的歌剧代表作中的农夫歌。这位诗人的故事也激励了格林卡，在穆索尔斯基1874年的作品《鲍里斯·戈都诺夫》中，普希金的影响力也在延续。这出歌剧沉醉在俄国旧式装束和礼仪中，令亲斯拉夫派们欣喜若狂，也给观众当中较进步的成员提了个醒：鲍里斯是个篡位者，他的结局是失败与死亡。

对于一个面对着不确定未来的社会，往回看提供了一种宽慰人的审美。这反映在19世纪后半叶彼得堡风尚的历史性折中之中。设计师们扎入过去时代，采用历史上的结构、切割面、模式、纹理和装饰。于此时期装饰的首都各座宫殿的内部，也服从于一种类似的历史混合，仿佛贵族制力求在一个幻想出来的往日的安全性中寻求庇护。1860年代起，复活的文艺复兴风格开始主宰外观，可以从诸如马克西米连·迈斯马赫（Maximilian Messmacher）为米哈伊尔大公建造的海军部堤坝的结构，或者他建造的正对新艾尔米塔什的国家议会档案馆中看到。但还是有讲求实用的现代派建筑。涅瓦河上的第二座永久性桥梁建于1875—1879年间，将日渐工业化的维堡侧翼同里特尼大街连接起来。然而宫殿建筑和内部装饰上压倒性的怀旧情绪，透露出贵族阶层已经丧失了与日渐加快的时代脉搏的联系。

误判时代精神不是罗曼诺夫家族的唯一错误。1867年，亚历山大轻率地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就算有着家庭纽带的连接，罗曼诺夫家族也已经对德国的军国主义枪炮虎视眈眈。法国人1870年的色当（Sedan）大败令德国统一。在法国，附带的政治后果是巴黎公社对君主制的国民议会的反抗。俄国的统治者们蔑视时代的信号，展示出一种孤芳自赏的颓废，而这正在侵蚀敬意。他们继续奴役人民，并把钱浪费在挥霍无度的宫廷奢侈品上。亚历山大的侄子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Nicholas Konstantinovich）大公，在从他母亲画像的相框中偷窃珠宝以便偿还赌债时被抓了现行。而他与厚颜无耻的美国女投机者亨莉埃塔·布莱克福德（Henrietta Blackford）的风流韵事的细节开始流传时，便引发了众怒。布莱克福德在她1875年于比利时出版的回忆录中太乐于撇清自己。大公在推卸自己的罪责时声称这种行为是他的遗传因子，而贵族们的态度似乎沦落到了悲观怀疑的低点。至于沙皇本人，他那狐狸般的目光让他总是深陷麻烦。他那种毫不放过易动情的女人的多情，他在夏园散步时与年轻女士闲逛的习惯，还有他太显而易见的不忠，都在损害他作为俄国人民的“父亲”、一个受上帝膏傅之君王的形象。

1870年，一则对女性发话的革命宣言提出，只有在工作中她们才能自由，并提名“纨绔子弟亚历山大二世本人”作为让女性保持低下的阴谋中的头号罪犯。1880年事态到达顶峰，那时沙皇——为他的已故皇后玛丽亚·亚历山德洛夫娜只服了不合礼数的短短40天丧——跟他长久以来的情妇、不得人心的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佳结婚了。1886年的一个下午，当情绪不稳定的卡拉科佐夫对着独裁君主乱射一气时，她正与亚历山大在夏园里。又一起针对亚历山大二世的暗杀企图失败，彼时他们身在巴黎，而在圣彼得堡，沙皇在英国人码头为叶卡捷琳娜租下一所便利的市内住宅。这一系列公然自我放纵之举的最糟之处是，他们的婚姻触犯了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所设立的禁忌——关于沙皇娶俄国妻子及与在位欧洲王室之最高级别圈子通婚。它也重新激起一则有200年历史的乡下人的迷信，预言任何罗曼诺夫家的人胆敢与多尔戈鲁基家的人通婚都会死掉：因为彼得二世就在与一个多尔戈鲁基家的人结婚当天死去，这一事实给了该则迷信真凭实据。但亚历山大与叶卡捷琳娜出于一种耗不尽的肉欲而结婚了。她生动地记录了他们激情四射的欢娱，提及就在沙皇被打开花之前几个小时，他们才经历过高潮。

正当一桩精心策划的杀死亚历山大二世的密谋要在1881年1月修成正果之际，费奥多·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了。这位年轻时激进的小说家已经变得厌恶社会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他在最后的小说《少年》（A Raw Youth）中，揭示了1840年这代人和虚无主义者之间的紧张。他也重温了他对圣彼得堡最早的印象之一。他想象薄暮时分的首都，从“穷人的避难所”到“为了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之人的舒适而建的镀金宫殿”，都有一番“仙境般的梦幻景致，像个梦境，转身之间就会消失和离去”。穿过沙皇都城新近因工业化而产生的水蒸气，那幻境破碎在地平线上。几十年来不思悔改的傲慢煽动起反沙皇恐怖主义的最终行动。刺杀一个国家的元首曾经有失败过这么多次吗？五次暗杀都失败了。第六次努力要想成功需要做好两手准备。

薇拉·费格纳回顾1880年末到1881年初时认为这是“灿烂的时期”，那时民意党的军事组织处于巅峰期。不安在日渐增长的城市化的无产者中扩散，军队的一些成员开始关注他们国家的状态及其统治者的放肆与野蛮。海军军官与海军军校学生开始在喀琅施塔特各个阶层里宣传扩散革命。驻扎在首都的炮兵部队的士兵们正回应着革命者的怨言。在民间阵线上、资金则是通过抢劫和捐赠来积攒的——叛乱是昂贵的事业。据估计，三次谋取沙皇性命之努力的花费在3万至4万卢布。经过这么多次失败，刺客们意识到有必要为一个无懈可击的有备份策略的计划筹集资金。

1881年1月，一对夫妇在萨多法亚街上一所经营性房屋的前厅开了一家奶酪店。而后屋则开始在这条大街底下挖地道，这条街是皇帝周日外出检阅位于米哈伊洛夫斯基马术学校（Mikhailovsky Manège）的军队时会驱车经过的。在这些危险时期里，圣彼得堡警察的预算跟当今巴黎的相比是九牛一毛，当这支经费不足的警力接到密告而对这处经营场所进行检查时，待售奶酪的香气盖住了被挖隧道的人不小心钻漏的一根木制污水管散发出的臭气。警察突然间问起店里奶酪桶周围的湿泥是怎么回事——这些桶里装着挖出来的泥土——被告知是酸奶油溢出来弄湿了泥地，他们接受了这种说法。然后就这样走了。

计划是当亚历山大经过从商店伸展出去的隧道上方时炸死他。假如此计划不奏效，那么四位扔炸弹的人就要行动，他们是尼古拉·雷萨科夫（Nikolai Rysakov）、伊格纳季·格里涅维茨基（Ignaty Grinevitsky）、季莫菲·米哈伊洛夫（Timofei Mikhailov）和伊万·叶梅利亚诺夫（Ivan Emelyanov）。如果他们失败了，怀揣匕首的安德烈·热利亚博夫（Andrei Zhelyabov）就去刺杀沙皇。扔炸弹的人要携带塞在空石蜡罐里的由六磅硝化甘油和盐酸氟非那嗪混合成的装置。他们不顾被发觉之险而在首都外面的一块林地测试了两枚这种炸弹，但只有一枚能引爆。扮作薇拉·费格纳丈夫的那位密谋者在进行测试时有三根手指被炸飞。

2月28日，炸弹制作持续了整夜。费格纳在帮忙，行动的领导人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则在睡觉。米哈伊洛夫惊慌失措于是回了家，剩下三个扔炸弹的人。格里涅维茨基准备了一则声明：“英年早逝是我的命运……但我相信我的死亡意味着我尽了我所有的职责。”

沙皇在两条可能的路线中选了一条去检阅军队。1881年3月1日，他乘着一辆拿破仑三世赠送的防弹马车，走了一条不经过萨多法亚街的路线。他检阅完毕返程时仍走来路，于是索菲亚·佩罗斯福卡娅使劲给扔炸弹者打信号，他们匆忙赶赴叶卡捷琳娜运河。下午2点15分刚过，沙皇的马车从因彻纳尔纳亚街（Inzhenernaya Street）右转出来直奔码头。就在沙皇靠近考涅乌施尼桥（Konyushenny Bridge）时，雷萨科夫猛掷一颗炸弹，它滚到马腿下面并在马车底下爆炸了。在沙皇的卫队中骑行的一位哥萨克被炸死，一位路人也被炸死。雷萨科夫被拿获时，沙皇从倾斜的马车中探出身来。安全人员催促他赶紧离开，但亚历山大希望跟这位未遂的刺客照个面。他的随员中有人问他是否无恙，沙皇回答：“感谢上帝。”这当口，格里涅维茨基喊到“感谢上帝还太早”，便扔出第二枚炸弹，这枚炸弹令恐怖分子重伤而亡，并炸碎了皇帝的双腿。亚历山大被用雪橇运到他在宫里的书房，御医立刻发现恐怖分子们最终达成了他们的目标。3点半刚过一点，皇宫的旗帜降落。武装的普里奥布拉岑斯基近卫兵在各条走廊巡逻。哥萨克骑兵们围住了皇宫外面。

瓦西里·苏里科夫（Vasily Surikov）的《射手卫队被处决的早晨》（Morning of the Execution of the Streltsy）于3月1日星期天在圣彼得堡展览，赶上在一个国难日举行颁奖仪式的坏时机。一幅描绘俄国臣民在一个罗曼诺夫家的人手中被残酷对待的画作，于沙皇的血肉污染了帝国首都天鹅绒般的白雪这一刻展出——端看你的政治立场——这也许是个适时的主题，也许是个不幸的主题。彼得大帝在死去农民（muzhiks）的枯骨上建起他的这座城市。现在，被压迫者正在一位沙皇四散的骨骸上修建通往革命之路。

薇拉·费格纳喜极而泣地冲出屋子，穿行在流言沸沸扬扬的街道中。这枚炸弹令“整个俄国震颤”，费格纳与她的同志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为这次努力的成功而发挥的突出作用，为后来几十年里无数加入革命的女性树立了一个榜样。但刺杀行动几天后，佩罗福斯卡娅就在街上被捕。费格纳称之为“白色恐怖”的“肃反”开始了。雷萨科夫被送去拘留后遭到劝降，于是他告密了。这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一个月内，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他成为被运往塞姆扬诺夫斯基广场绞死的六名恐怖分子之一。就在神甫为他们去往另一个世界做准备之时，佩罗福斯卡娅斥责变节者，但片刻之后，他们就被一起丢进一个公用坟墓中。

费格纳想把奶酪店和底下的隧道用于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然而执行委员会中的七位其他成员分歧严重。尽管首都明显能感受到对民意党的支持，但易地而处被认为是审慎之举。两年之后，费格纳在哈尔科夫被捕，并在坟墓般死寂的施吕瑟堡的堡垒中被囚禁了20年。她后来评论说，一个反动时期已经肇始，民意党超前于时代，超前于人民的政治发展四分之一个世纪。然而这个组织留下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且心怀激荡的谢幕。它无畏地向亚历山大三世发出陈情书，解释刺杀他的父亲是厉行镇压的结果。它保证，革命“运动将继续成长……一阵恐怖的爆发、一场血腥的骚动、一次席卷俄国的革命性的地震，将完成对一切事物的旧秩序的破坏”。美国总统加菲尔德（Garfield）于1881年底遇刺时，仿佛是为了强调自己动机的纯洁性，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宣布它“反对这种暴力行径”。暴力“只有当直接针对暴力时才是正当的”。

1881年5月，亚历山大三世宣布他“对极权制之力量和真理的信念”，并谋求东正教主教会议（Holy Synod）的俄国代表康斯坦丁·波别多诺斯采夫（Konstantin Pobedonostsev）的帮助，以正教扶持独裁制。波别多诺斯采夫是亚历山大的儿子、未来的沙皇，也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教师，他痛恨进步和任何形式的议会制政府。他的反动视野对这个四面楚歌的王朝无所助益。

亚历山大三世乖戾而胆怯，享受钓鱼、喝酒及大型狩猎活动。狩猎之后，所有动物尸体都被排列在宫外火炬的光线下，那些被皇帝猎获的放在第一排。当皇家成员前来享用这顿野味大餐时，音乐奏响，用不同的旋律提示被猎杀动物的不同品种。

皇后——苏菲·弗里德里克·达格玛（Sophie Frederikke Dagmar）公主，丹麦克里斯蒂安九世（Christian IX）之女，结婚时改俄国名字为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喜爱节庆，能在舞会上跳几个小时舞。1886年的新年，宫中出现了第一个有电力照明的礼仪性舞会。各房间塞满从克里米亚移植来的异域植物，还装饰着几千枝从皇村的温室中剪下来的鲜花。1891年的新年舞会上，3700枝风信子、1700枝欧铃兰、1600枝红色与白色的郁金香、180枝黄色郁金香、150枝仙客来和16枝兰花装点着公共房间。但除了这种气派场合，亚历山大偏爱住在相对简朴的阿尼奇科夫宫，远离那些被“X”标记的宴会厅室。他对法贝热（Fabergé）彩蛋爱不释手。如果说复活节彩蛋是基督复活的象征，那么根据沙皇的详细指示而制作的复杂且装饰华美的法贝热彩蛋便暗示着皇室的复兴。但这不会发生。如果说亚历山大统治时期正当一个国际和平时期，那么国内却是一个麻烦不断增加的时期。要寻找一个替罪羊，于是亚历山大这个破坏力巨大的反犹主义者（anti-semite）归罪于犹太人。

反犹主义是俄国生活中的现实存在，是一种范围更大的排外情绪的一部分，甚至影响到知识分子和从事创造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坚持认为，“永远长着一副傲娇的阴沉模样的” 犹太人要对他国家的商业化和工业化负责。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把巴拉基廖夫归类为“强硬到底的犹太人憎恨者”，这个指控也可以对准格林卡和穆索尔斯基。尼古拉一世并不反犹，但受到他对一致性的热望的驱使，想强制犹太人融合到俄国人的生活中。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时期，敖德萨发生了一起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圣彼得堡记录》事后把暴行归咎于“犹太人的剥削”。随着1870年代的推进，反犹主义的新闻运动积累起火力，还为针对平和内敛社群的暴行添油加料。更形危险的是，犹太人革命者的数量自1860年代到亚历山大二世遇刺之间增加了。把基督钉上十字架的犹太人现在又杀死了受上帝膏傅的沙皇。1871年大屠杀十周年之际，敖德萨与华沙又突发针对犹太人的暴行。一则流言声称亚历山大本人煽动了这些攻击事件。内政部长尼古拉·伊格纳季耶夫（Nicholai Ignataev）抱怨波兰犹太人控制了首都的银行、司法系统和新闻界。《记录》报道说，圣彼得堡挤满了极度渴望俄国分崩离析的外国人——言下之意就是在攻击犹太人。当亚历山大任命他的弟弟谢尔盖担任莫斯科总督时，这位大公关闭了犹太大会堂，还洗劫犹太人的家，奸淫掳掠烧杀。他清扫了城里的犹太人，而犹太人女子可以留下，但要充当登记在案的妓女。自亚历山大三世登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近200万犹太人移民他国。

米哈伊尔·普雷亚耶夫（Mikhail Pyliaev）在他的圣彼得堡印象记中描绘1889年在叶拉金岛风景如画的景点周围漫游的人群时，不觉羞耻且反反复复地表露他的反犹主义，他的评论穿插在对高级妓女和低级妓女的讽刺语中：“有护花使者，也有很多犹太人；有外交官，也有很多犹太人；有贵妇人，也有中等妇人，甚至还有低等妇人。”这句话出现在某个段落中，其中普雷亚耶夫对比了他本人所见到的人与早期来访者的那种浪漫眼光。到了1890年，城市公园里出现了值得注意的败坏行为。从前的平静场所现在被工人们喧闹的举止所搅扰。至于在这座城市里外出走动的工厂女工，她们总被有钱人误会为妓女。雏妓是个持续存在的麻烦。1889年，圣彼得堡警方逮捕了22位招揽生意的年轻女孩，年龄在11到15岁之间。成年妓女中光顾诊所的很少，而受感染的从业者经常用化妆品或硝酸银掩盖阴道溃烂，试图以此愚弄医检人员。尽管试图让学生远离妓院，但1890年代在首都上学的诗人亚历山大·布洛克（Alexander Blok）正是在17岁之前便染上了性病。

亚历山大三世对旧式俄国价值观的倔强主张应为圣彼得堡最异乎寻常的大教堂负责。滴血救世主大教堂（the Church of the Saviour on the Spilt Blood）是有意挑衅的。它的莫斯科风格挑战了彼得之城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主要是欧洲式的，现在扩展成与反俄思想相联系。亚历山大二世委派建造此教堂，暗示着从现在开始，沙皇是俄国的，沙皇是正教的——如果不是生活方式上的，也至少是信仰上的。1881到1914年之间，首都有20多座民族主义风格的教堂被祝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在1930年代被拆除或改为他用。讽刺的是，滴血救世主大教堂的首席建筑师是阿尔弗雷德·帕兰（Alfred Parland），生在圣彼得堡的圣公会教徒，父母是英国人。他的工作是协助伊格纳季（Ignaty）大修道院院长，后者是郊区一座修道院的院长，也是老派俄国建筑的研究者。这座直到1907年都没完工的盛大而奢华的大教堂，自豪于外墙和内墙有超过7000平方米的马赛克，这依循了维克多·瓦斯涅佐夫（Viktor Vasnetsov）、米哈伊尔·弗鲁贝尔（Mikhail Vrubel）及当时其他重要艺术家的设计。墙壁和屋顶上也满是瓷砖片，两个穹顶则用镀金的铜建造。

为了落成这座教堂，圣彼得堡必需要安置第一个混凝土地基，并且要包括诸如蒸汽热力和电力照明这样的革新。沙皇在风格上向后看，然而这个国家为了力图确保独裁制正在经历技术变革。1882年，莫斯科有了电报系统，五年之后全国有7000个订户，到了1911年仅彼得堡的订户就超过56 000。铁路官员之子谢尔盖·惠特（Sergei Witte）在1892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并以他的宏伟事业——跨西伯利亚铁路——刺激了工业生产。在惠特的领导下“国家资本主义”得以发展，它资助的计划放在西方都是由中产阶级投资者资助的。惠特也获取了亟需的外国资本。1893年军事——政治性质的法俄同盟形成后，法郎刺激了俄国的工业力量。惠特与他的同事们固然是为这个国家的权力和声望而打造铁路及扩充重工业，但他们也令受到残酷对待的无产阶级快速壮大，他们工资微薄，工作超量，并日益渴望变化。

远在滴血救世主大教堂完工以前，就有一次谋害亚历山大三世性命的尝试。民意党在1887年初打算在涅夫斯基大街用包含士的宁小弹丸的炸弹袭击沙皇的马车。密谋者当中有一位是圣彼得堡大学的动物学学生，亚历山大·伊里奇·乌里扬诺夫（Alexander Ilyich Ulyanov）。包括乌里扬诺夫在内的六名破坏分子还没得手就被抓捕，然后被审判，并于1887年5月在施吕瑟堡被绞死。行刑令乌里扬诺夫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受到精神打击。他把哥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作品一读再读，后来，弗拉基米尔于1902年发表一份宣言，号召马克思主义者强行革命，他借用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书名《怎么办？》，并以V. I.列宁之名出版。受哥哥的革命行动和由此带来的死亡的刺激，他在宣言中提出，反对沙皇的斗争应当与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列宁在1893年抵达圣彼得堡之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的一名领袖。1897年他以妨碍治安罪被捕，经过三年的西伯利亚流放后得以生还，由此开始了20年的漫游生涯，在此期间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做准备。

沙皇之反动的残酷性依然故我。亚历山大三世不顾其大臣的反对，坚持对一名虚弱的女囚犯施加鞭笞一百下的致死惩罚，这位女囚只不过是侮辱了一位宪兵。沙皇对持续不断的动荡进行回应时，得到政治秘密警察部门奥克兰那（Okhrannye Otdeleniia/ Okhrana）的监视协助。利用一种广泛采用的策略，该部门的头头令民意党的一位重要成员谢尔盖·德加耶夫（Sergei Degaev）变节。继之而来的叛变者如此之多，以致当怀疑落到他头上时，他的组织要求德加耶夫自证忠诚。他提供的证明是，会见奥克兰那的头头格里戈里·苏杰伊津（Grigory Sudeikin）并杀死他。涉及双重间谍和三重间谍的秘密行动日益错综，革命之路也因之更形复杂。

身为一个殚精竭虑要维护俄国价值观的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渴望建立一家陈列本国艺术的博物馆并不奇怪。卡洛·罗西设计的典雅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被选作博物馆的场所。即将在圣彼得堡艺术场景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年轻的亚历山大·贝诺瓦，被选中给特尼希娃（Tenisheva）公主收集的俄国艺术品制作目录，公主的丈夫是一位独享俄国广阔河流网络的客运交通垄断权的企业家。这家博物馆于沙皇死后由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启用，截至革命前叫作“亚历山大三世博物馆”，革命后改成现名“俄罗斯博物馆”。该项计划得到深思的事实证明了俄国画家在19世纪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不过在支持本土成长起来的艺术的同时，亚历山大也没忽视艾尔米塔什。他从居住在巴黎的一位俄国人手中买下巴西莱夫斯基（Basilewski）的中世纪及文艺复兴艺术藏品。他获得了西玛·达科内利亚诺（Cima da Conegliano）和莫斯科的戈利岑博物馆——上世纪收藏此画——那栩栩如生的《天使报喜》（Annunciation）。

沙皇促进俄国艺术的政策意味着圣彼得堡那曾经流行的意大利歌剧到了头，尽管仍有具国际水准的歌唱家们的吟诵。意裔法籍女高音兼机敏的女商人阿德莱娜·帕蒂（Adelina Patti）前来演出。曾令屠格涅夫赞叹不已的歌唱家宝琳·维雅多（Pauline Viardot）再次到来。澳大利亚女高音奈莉·梅尔巴（Nellie Melba）女士于1891年2月在马林斯基剧院当着亚历山大三世的面上演古诺（Gounod）创作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在她横跨欧洲的巡演中一路相伴的，是她的恋人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亲王（Prince Philippe），他是奥尔良系的法国王位继承人。1888—1889年演出季，瓦格纳《尼伯龙根指环》的整个系列上演了数回，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注意到，瓦格纳式技巧如何成为他音乐词汇的一部分，年轻的亚历山大·格拉祖诺夫（Alexander Glazunov）也如此。俄国音乐在此时期蓬勃发展，尽管有些重要人物去世。穆索尔斯基自《鲍里斯·戈都诺夫》成功之后自负之情飙升，终致慢性酒精中毒。在他1881年3月去世的前几天，伊里亚·列宾为他画了一幅肖像，使他那惯常的烂醉之态成为不朽。他的最后一部歌剧《霍宛斯基党人之乱》（Khovanshchina）——穆索尔斯基死后由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续成——于1886年萨瓦·马蒙托夫（Savva Mamontov）的私人歌剧团在圣彼得堡演出时问世，广受好评。几个月后即1887年2月15日，柏罗丁在与受邀前来的客人们享受轻快的夜晚时倒地身亡。这位化学家所有未完成的乐谱都被立刻交给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他将未完稿的歌剧《伊格尔亲王》部分编成管弦乐，然后将此剧移交给格拉祖诺夫，由他谱完缺失的乐章。《伊格尔亲王》于1890年11月4日俄国歌剧盛大的双周演出季期间在马林斯基剧院上演，正好在柴可夫斯基10年间的第一部歌剧《黑桃皇后》（The Queen of Spades）首演两周之前。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抱怨马林斯基的监理会在糟蹋《伊格尔亲王》的乐谱且排练不足，但令他高兴的是，他为这部歌剧编的管弦乐激发他创作了一支受舍赫拉查德（Scheherazade）故事启发的管弦乐曲的念头。俄国音乐中的东方主义——把“非理性”和肉欲的东方展现为对“西化的”俄罗斯的强大诱惑——似乎反对重新主张前彼得时代的价值观。然而与此同时，它也颂扬着多样化的俄罗斯帝国的团结统一。

不仅柴可夫斯基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之间有着10年的间隔，他的芭蕾舞剧《天鹅湖》与《睡美人》之间也间隔了很长时间，《天鹅湖》1877年在粗鄙的莫斯科进行了不太出色也不成功的首演，《睡美人》则在1889—1890年的圣彼得堡演出季首演。这出因颂扬路易十四时代的凡尔赛宫廷而可被视为美化极权君主制的芭蕾舞剧，至少对两个年轻人有相当大的意义。后来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舞台设计师之一的列昂·巴克斯特（Léon Bakst）获得了一张彩排票。这位年轻人又很好运地遇到了彬彬有礼且慷慨大度的柴可夫斯基，并宣称那一晚他的“使命已经确定”。不久之后，一位瘦弱苍白的8岁女孩被她贫寒的母亲带去观看一场演出，这位母亲省吃俭用才买下演出票。后来，安娜·帕夫洛娃记得她像被咒语镇住一般。当妈妈问她是否喜欢与舞台上的演员们一起跳舞时，年幼的安娜——透露出单纯的决心对成功而言的必要性——回答说：“我更愿独舞，就像可爱的睡美人。有一天我会的，并且就在这家剧院。”两年之后，10岁的帕夫洛娃通过医学检查并被皇家芭蕾舞学校录取。1895年她在学校演出中与米哈伊尔·福基涅（Mikhail Fokine）共舞，他后来——在他充满革新性的精彩舞蹈生涯之中——将为帕夫洛娃国际巡演中那出盈利丰富的《天鹅之死》（Dying Swan）编舞。

皇家芭蕾舞团依然是年轻贵族的猎艳基地。亚历山大二世第二任妻子的兄弟弗拉基米尔·多尔戈鲁科夫（Vladimir Dolgorukov）给芭蕾舞女演员亚历山德洛娃（Alexandrova）留了个儿子。怀孕打断了舞者的短暂职业生涯。有些人很幸运地嫁给她们的仰慕者，比如薇拉·勒加特（Vera Legat），但其他人只不过是这些空虚的有钱人的随兴玩物。1880年代，意大利舞蹈家弗吉尼亚·祖基（Virginia Zucchi）将芭蕾舞短裙引入圣彼得堡，使得演出对年轻花花公子们更有诱惑性。据尼金斯基的妻子罗默拉（Romola）所说，有个老将军“对每个芭蕾女演员腿形的认识远胜于他的战略或弹道学”。

1890年3月皇家芭蕾舞学校毕业演出期间，亚历山大三世注意到一位可爱又有才华的年轻波兰姑娘，名叫玛蒂尔达·卡切辛斯卡雅（Matilda Kschessinskaya）。当她在沙皇面前行屈膝礼时，他指示她要成为“我们芭蕾舞的光荣与桂冠”，还在晚餐时邀她坐在儿子尼古拉旁边。《睡美人》中欧若拉公主的第一位扮演者卡洛塔·布里安匝（Carlotta Brianza）退休后，卡切辛斯卡雅接过这个角色，并成为俄国的芭蕾皇后。她也成为皇储的情妇，皇储1892年效仿祖父的榜样，在英国人码头给情人租了所房子。柴可夫斯基的最后一部歌剧《约兰塔》（Iolanta）于同年12月在宫中首演，一位男中音开始演唱咏叹调《谁比得上我的玛蒂尔达》时，观众席中的谢尔盖·迪亚吉列夫（Sergei Diaghilev）记录，人们乐不可支地对尼古拉和玛蒂尔达·卡切辛斯卡雅的风流韵事低声暗笑。

当晚的节目单上还有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尽管这出舞剧的故事来自普鲁士的博学者霍夫曼（E. T. A. Hoffmann），但开场的芭蕾舞呈现出的是圣彼得堡的圣诞节庆典。随着年轻的女主人公克拉拉（Clara）从孩童进入青春期，芭蕾舞展现出一些人的梦想，从寒冷的北方被传送到异国情调的南方，来到糖梅仙子的宫殿，在这里表演的是阿拉伯舞和西班牙舞。《胡桃夹子》通过第一幕开始时的哑剧和交际舞转移到第二幕里几乎无间断的芭蕾舞和特色民族舞，从而突出了两段旅程的魔力。

拥有温室和双层镶嵌玻璃的圣彼得堡贵族非常渴望智胜寒冷。圣诞节庆典就是一则成功宣言。圣诞树的传统在19世纪初期从普鲁士引进。玛丽亚·弗里德里克斯（Maria Fredericks）男爵夫人描绘了尼古拉一世时期冬宫的平安夜仪式，彼时“君主和皇室的孩子们各有一张独立的桌子和一棵以各种礼物装饰的树”。1890年代早期还是个孩子的芭蕾舞女演员塔玛拉·卡尔萨维娜记得她在彼得堡圣诞节市场的快乐，这个市场围绕各座教堂形成并沿着各条“枞树成林的”大街铺展。她的父亲——皇家芭蕾舞团的一位演员——喜欢跟两个孩子一起挑选一棵圣诞树，并把它带回他们租住的位于公寓五楼、可以俯瞰喷泉河上一道水湾的家里，然后用涂成金色的胡桃以及克里米亚苹果和杏子来装饰它。

《胡桃夹子》因为有圣诞节庆典，有尚武精神，有老鼠，有对魔法的热爱，也有宏伟的波兰舞，所以它是一出圣彼得堡的芭蕾舞剧。观众们乘着马车穿越一座白雪镶边的城市来到马林斯基。他们从街道的灯笼和跳动着温暖光亮的窗户前一扫而过。他们沿着涅夫斯基、莫伊卡、喷泉河与涅瓦河的堤岸加速行驶，这些街道招待着光彩夺目的贵族精英及文官武将中的精英。在这样的冬季里，从任何宽阔的大街上一眼看过去，雪花正给和谐建筑物的屋檐、柱上楣钩和三角山墙裱上冰霜，仿佛它们是巨大的蛋糕，展现出的情景令人想起柴可夫斯基芭蕾舞剧中魔法般的童话世界。

《胡桃夹子》的编舞者是直到19世纪结束时都在首都工作的三位伟大芭蕾舞教师中的两位——马里乌斯·佩提帕和列夫·伊万诺夫（Lev Ivanov）。第三位则是意大利人恩里克·切凯蒂（Enrico Cecchetti），他给皇家芭蕾舞团带来力量和勇气，颠覆了占统治地位的更形精致的法国——丹麦传统。当俄国人尼古拉·勒加特（Nikolai Legat）1903年取代佩提帕担任芭蕾舞教师后，他把两种传统糅合一体，让专业技术与力量交织，由此确立了20世纪俄国芭蕾舞的特色。这些伟大的编舞家和教师的工作并不很受那些为芭蕾舞谱写音乐的人赏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抱怨说，伊万诺夫和切凯蒂这样的人领会不了任何音乐，除非这音乐是“常规芭蕾舞乐曲类型的”。他抱怨芭蕾舞大师的编舞与乐谱之间“始终如一地不般配”。

柴可夫斯基在1893年10月16日指挥他的第六交响曲首演之后仅仅九天就去世了，《记录》报道首都流言满天飞。作曲家的外甥弗拉基米尔·达维多夫（Vladimir Davidov）——流言的一个来源——回忆起去雷纳（Leiner）饭馆的事，如果他偷偷收一点东西，那里的老板就会放未成年的学生从后门进来。柴可夫斯基喜爱圣彼得堡的饭馆，经常与同道作曲家们在饭馆里围坐一圈，直到凌晨3点，大饮特饮而丝毫不显任何醉态。首演后的庆功宴上，达维多夫也在场，柴可夫斯基点了白水。被告知没有瓶装水之后，他要求从水龙头接一杯。因为城里有霍乱，没人敢喝水龙头里的水，但柴可夫斯基坚持要。几天之后，这位作曲家就去世了。格拉祖诺夫断定他是自杀。皇家芭蕾舞团的作曲家兼指挥里卡尔多·德里格（Riccardo Drigo）说是同性恋加自杀。挪威作曲家艾德瓦德·格列哥（Edvard Grieg）几年前遇到柴可夫斯基时，发现这位俄国人“忧郁到几乎要疯了”。如果这真是自杀，死因是否起于他被年轻的达维多夫所吸引，或者是更一般性的绝望？按照一位苏联音乐理论家所说，柴可夫斯基的同性恋马上就要被公开曝光了，这将玷污他母校的名声。法学院禁不起丑闻打击，于是所有能找得到的柴可夫斯基上学期间的校友据推测都让他自我了断以保全学校的荣誉。这是个夸张的故事，丝毫没留意到那时对普遍存在的同性恋的相对宽松的态度，也没留意跟进作曲家病况进展的报纸报道和医生通报。如果真有什么丑闻，这丑闻该是，霍乱被认为只是穷人的疾病。柴可夫斯基去世两年后，有着由作曲家的弟弟莫杰斯特（Modest）所写的新故事主线的《天鹅湖》，首次完整且成功地在圣彼得堡上演。故事的精髓是爱与水造成的死亡。

亚历山大三世1894年去世。从1881年到他去世之间，圣彼得堡成为一个充满巨大创造力的地方。在工业上，这座首都正带着一种配得上彼得大帝的能量奋力前进。但圣彼得堡也在向悲剧飞奔，它那富有艺术性的胜利的顶峰将稍纵即逝。与此同时，一些热忱的革命者正在忽视乡村公社米尔，并在追随他们那些独裁对手的专制榜样。他们开始设立一种政治制度——一个抽象概念——越过民众的需要或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