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疯狂、谋杀与叛乱

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的圣彼得堡灿烂夺目。富人们在夏日里享受优雅的涅瓦河一日游，在丝制凉篷的遮蔽下免受阳光暴晒或骤雨突袭。船员们占用船只前半部，以“就连英国水手”也叹为观止的技巧划船。以单簧管和小手鼓取悦一众乘客的随船乐师们，发现自己要与衣着亮丽的桨手们那洪亮的嗓音一较高下。当初夏极昼天那段短暂的炎热时光里有夜间远足时，涅瓦河上便歌声回荡。

虽说城内的距离相当可观，天气也捉摸不定，但散步仍成为大众流行活动。士官生大楼的花园在周日开放给“各色人等”，就像夏园一样，人们在军乐队的演奏声中展示他们的最新服饰。位于涅瓦河小支流上的各岛屿，成为广受欢迎的周末度假地。卡缅内岛（Kamenny Island）有着“浪漫的野趣”，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在位于岛上的别墅举办了夏季狂欢节。提供食物的帐篷搭了起来，旁边还建起一座供跳舞的木亭子。克列斯托夫斯基岛（Krestovsky Island）有类似的消遣活动，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园子里设有出售精美食物的小摊。在叶拉金岛（Yelagin Island）和偏远的维堡（Vyborg）区，有提供土耳其音乐、舞蹈和焰火表演的游艺花园。这座俄国都城发出一座繁荣城市的嗡鸣声，这是一家被贪婪宫廷的需求所驱动的亢奋的大商场。在涅夫斯基大街上，不可能走出20步还遇不到一家出售丝质礼帽、刺绣背心以及与之相应的饰品的时装店（magasin de modes）。贸易中心有英式家具与德式家具展示店、乐器制作坊以及各式各样的俄国店铺。圣彼得堡在一个世纪之内就取得了许多城市耗费几百年才达到的成就：它已位居世界最大首都之列。

这地位眨眼之间便荡然无存。一如它转瞬之间又再度赢回。叶卡捷琳娜打算在1797年元旦发布一则正式声明，将儿子保罗流放立陶宛（Lithuania），并将孙子亚历山大擢拔为法定继承人。但就在选定发表声明之日的前几周，一场中风使得叶卡捷琳娜丧失语言能力，且几个小时后就逝世了。

保罗当上皇帝以后的第一个举措，就是发掘那个需要成为他父亲的彼得三世——彼得大帝之外孙——的尸体。正像一位英国目击证人斗胆所言，此举不是“证明保罗对父亲的记忆之情”，而毋宁说是“针对他母亲的敌视之举”。这位43岁的沙皇把彼得敞口的棺材摆在冬宫凭吊厅叶卡捷琳娜的灵柩台旁，并命令幸存的沙皇刺杀者中的两位在铭文“生时分离，死后一体”（Divided in life, united in death）下站岗。于是，保罗惨败的当政期在公开展示新皇帝对他被害父亲遗骸的悲悼中揭幕了，而这位父亲极为可能与保罗的设想毫无关联。有则传言声称，保罗甚至都不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而是伊丽莎白女皇的秘密宝贝——这则闲话是为了解释伊丽莎白女皇对这个孩子不同寻常的母性态度。有些历史学家声称，保罗“毫无疑问，就是彼得三世与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儿子”，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提出“有推定的证据”暗示，他是谢尔盖·萨尔特科夫的子嗣。法国外交官吉拉德·德香浦（Gérard de Champeaux）在呈递法国内阁的一份当时的备忘录中评论说，彼得性无能，叶卡捷琳娜则不然。她的《回忆录》在19世纪遭禁，一个可能的动因在于书中内容暗示保罗是私生子。如果保罗不是彼得三世的儿子，那么继位的诸位沙皇就不是罗曼诺夫家族的或荷尔斯泰因–哥托普家族的，而是萨尔特科夫家族的。不过，狮子鼻的保罗肖似彼得三世，不像高大英俊的萨尔特科夫。此外，侍臣查理·马松暗示道，叶卡捷琳娜“一看到保罗”就发恨，这足以证明他确实是彼得的儿子。

自婴儿期开始就有应激反应且神经过敏的保罗敏感易怒。失眠与噩梦纠缠着他的童年与青年时期。他被与叶卡捷琳娜分开，四周间谍环伺，又因他的暴躁脾气和冲天怒火而孤独一枝。乔治·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活灵活现地记载了某次保罗的偏执症如何将合乎情理的惧怕之情放大。当这位大公受邀参加一场假面舞会，他告诉自己的家庭教师：“有一个叫天花的大怪物，在舞厅里走上走下，而且……就是这个怪物对我的行动了如指掌，因为就在我最倾向于前往的地方通常恰恰能发现他。”

1776年，保罗娶了第二任妻子——腓特烈大帝的外甥女、维滕堡的苏菲·多罗泰娅（Sophia Dorothea of Württenmberg），她在加入东正教会之后改叫俄国名字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Maria Feodorovna）。五年之后，夫妇二人去欧洲旅游，行程包括参观彼得大帝在赞丹曾短暂寄住的房子。他们在巴黎从叶卡捷琳娜最中意的艺术家之一让–巴蒂斯特·格勒兹的工作室买了些画。也从多米尼克·达居埃（Domi-nique Daguerre）那里买了塞夫尔（Sèvres）瓷器和家具——他们的热情激发了俄国首都对法国家具和服饰的蓬勃爱好。与大公及大公夫人偕行的是鉴赏家尼古拉·尤苏波夫（Nicolay Yusupov）亲王，他后来被保罗授命维护艾尔米塔什的画廊，这可不是轻松的管理差事，因为沙皇一时兴起而决定把藏品分布到他的各个宫殿里。大公在威尼斯曾试图购买菲利波·法尔瑟迪（Filippo Farsetti）内容广泛的雕刻藏品，但威尼斯共和国不授予出口许可。多年以后，随着法国人于1797年吞并威尼斯，这宗买卖变得可行，于是371只装有雕塑的板条箱运抵圣彼得堡，保罗旋即将之捐赠给艺术学院。

图18　卡尔·舒尔茨（Carl Shulz）所绘《加特契纳宫一览》（View of Gatchina），19世纪中叶

大公与大公夫人观光旅游回来后受到叶卡捷琳娜的冷淡迎接——因为保罗在外期间不停批评她的宫廷与朝政——他们安顿在加特契纳。当保罗拥有了里纳尔迪建造的简朴宫殿后，他雇用自己中意的建筑师温琴佐·布伦纳来装饰这组建筑。加特契纳在首都以南42公里处，坐瞰多个池塘与雅致的绿地，它不仅为大公提供了一个与他母亲有些距离的基地，也让他得以发展——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他对这所庄园的3000名居民来说是个好地主，关心各个阶层的健康与教育，并在人们遇到财务困难时出手相助。然而这些措施所带来的安逸，被严格的人身控制条律所抵消，手段包括通行证、哨卡、宵禁以及苛刻的着装法规。保罗在加特契纳能够按最高标准训练一支私人军队。

在他短暂、不稳定且不幸的统治初期，圣彼得堡城受制于一连串盖过了行政部门且令居民不知所措的规章。国务秘书德米特里·特罗辛斯基（Dmitry Troshchinsky）声称，第一年出台了48 000条新规和新法。一如对叶卡捷琳娜情人数目的估算，对保罗四又四分之一年任期里通过的法律和谕旨的总数的估算也差异惊人，但从那个拼命寻求结构与精确的一团乱麻的头脑中无疑倾泻出了过量的法规。如同彼得三世，保罗的“普鲁士化”旨在限制萌发中的“俄罗斯化”，并遏制危险的世界主义。他的军官看上去像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德国士兵。他建造了“兵营、卫所，尤其是岗亭”，尽管如海因里希·冯·施托赫所观察到的，这些建筑是木制的，“几乎不可能比它们的建造者活得更久”。构成叶卡捷琳娜统治期特征的富有人士那轻松平和的娱乐活动消失了，因为圣彼得堡被一位日益受制于他那发狂头脑的君主带向了秩序。

保罗把一间木构剧院推倒，只因为是叶卡捷琳娜建的。罗斯托普钦伯爵（Count Rostopchin）暗示，“人们可能会想，他在寻找让自己被讨厌和憎恨的方法”。英国大使查尔斯·惠特沃斯对这位新皇帝表现出了容忍——在他的耐心被耗尽之前。保罗登基后不久，惠特沃斯写道，“必须要为他这种格外棘手的处境提供大额津贴”。不到三年，惠特沃斯抱怨说，他这独一无二的职业——“记录这位皇帝不停的转向与变化”——可不是个轻松活。1800年3月，惠特沃斯言之凿凿：“皇帝不折不扣地就是神志不正常……他的紊乱与日俱增，现在以一种让每个人都严重惊慌的方式呈现出来。”有一些关于保罗精神错乱的过于极端的事例，固然是他的敌人或恼火的臣民所捏造的，但一位英国访客对这位皇帝的看法——“他的头脑组织有些轻度错乱”——则显然就是英国式轻描淡写的精当例子。保罗冲动又动辄粗鲁，被人评价为鲁莽而幼稚。有一次，他决定扮演宫廷雕刻师詹姆斯·沃克（James Walker）的马车夫，他突然敲敲车窗并宣称：“你知道吗，沃克绅士，如果我想，我可以淬你一脸。”这则看似愚蠢的声明里还是潜藏着理智。皇帝显然很高兴车厢的玻璃窗能保护他这位客人的脸。然而保罗的统治就是如同保罗自己那些痛苦的梦境之一——一场噩梦。

沙皇把首都变成了一座堡垒。城市被路障和哨所锁闭，每个角落还有步兵、警察与哥萨克骑兵。当卡萨诺瓦1765年计划离开彼得堡，他必须提前两周把离开的消息发布在《记录》上。这是一种为该城的商人们提供保护的程序。保罗当政时，这种广告被要求在三种不同的场合下刊登于报纸。当保罗要求居民们暂时离开该城去拜访朋友或周边的乡村宅院时须获颁通行证，人们怨声四起。他们因为一道令人不便且有辱人格的谕旨而进一步受苦，该谕旨规定，不论何时皇帝或某位皇室成员经过，臣民们都须停下脚步并跪拜，如他们正在骑马就离鞍，如他们正在乘车就下辇。这桩义务在坏天气里让人讨厌，但不顺从会遭逮捕。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考茨比（Auguste von Kotzbuë）历经一段艰难旅程抵达彼得堡之时，正值亚历山大大公疾驰而过。冯·考茨比既不认得他，也不晓得这条致敬规则，差点就没逃过惩罚。

随着保罗下令把桥梁、哨房和皇家大门都粉刷成红、黑、白相间的“小丑服”（harlequin jackets），首都换了新颜。它们一夜之间就遍布全城。又一桩任性之举是安放“保罗一世”的字母图案，该图案顶着一个王冠，出现在宫中的每个角落和每扇窗户上。如果有人试图把它们都数一遍，他“在数到8000个之后就会不胜其烦地停下了”。至于着装，每天允许穿什么都会有变化。保罗对时尚的突发奇想与他的自我放纵及公然的漠视权威相结合，因此规定穿戴过时的马裤、袜子和施了粉的假发。连身外套与法式圆礼帽被禁止，还给看守们发了长竿，把那些讨人嫌的帽子从坚持戴它们的人的头上挑去。法国风尚让人想起革命与共和，但是当与英国的关系恶化且保罗荒唐地派遣一支超过22 000人的哥萨克骑兵队去袭击英属印度时，他对英式服装同样敌视。敌意扩展至1800年进口不列颠货物被彻底禁止，进一步阻碍了那座曾活力四射且四海一家的都城的生活。书籍也是禁运对象。1800年，皇帝禁止进口外国书刊和活页乐谱，不过读者们似乎有办法弄到大量违禁物品——这种技能将在整个19与20世纪服务于一群被压制和搞颠覆的人民。

白痴之举在激增。保罗废黜了约莫12 000位贵族，逮捕了7位元帅、333位将军和2261名军官。一份20世纪初期的俄文资料宣称，他命令妓女们身着黄色服装，以标记她们的营生。命令过后经常跟着撤销令，保罗作为一个难控制的且疯狂的法律制定者的名声正在远扬四海。一幅被认为是斯科特·伊萨克·克鲁克香克（Scot Isaac Cruickshank）所作的漫画《圣彼得堡的三道命令》（The Three Orders of St Peterburg）在1800年3月面世。保罗右手持一道“命令”（Order），左手是一张写着“收回成命”（Counter Order）的纸。因此，“无序”（Disorder）被刻在皇帝的王冠上。另一幅英国讽刺画表现了保罗一脚踩在圣彼得堡、另一只脚在疯人院的形象。就连已经比早前君主时代克制得多的宫廷正餐也受到保罗愚行的影响。当简单的一餐结束时，皇帝抓起盛着剩蛋糕的盘子，把它们掷向屋角，“显然将观看侍童们为了竭力捡起尽可能多的盘子而推搡成一团当作一种消遣”。

据一位法国访客记录，某天，保罗参观船坞，观看一位水手嵌填船体。这位君王叫喊着“有个技术高超的人”并靠近那个地点，仔细检查这项工作。他对水手说：“这活儿妙极了。你的本事值得嘉奖。”这个预期会得到几个赏钱的激动的人对他的君主躬身行礼，而君主说：“起来，我任命你为陆军中将。”这个事件堪称保罗统治期内最荒谬的情节之一：这位被虚构为吉杰（Kijé）中尉的人的实际生平，被列宁格勒的贝尔格斯基诺影音工作室（Belgoskino Studio）于1934年拍成电影，谢尔盖·普罗可菲夫（Sergei Prokoviev）给该片配了华丽而富有喜剧效果且朗朗上口的音乐，之后在西方一炮而红。吉杰传记的最早形态见于1870年俄国词典编纂者弗拉基米尔·达尔（Vladimir Dahl）出版的《保罗一世时代故事集》（Stories of the Time of Paul I），他是听他父亲口述的这个故事。故事中，有个抄写员在一份擢升名录中改了一个短语，由此制造出一位不存在的名叫吉杰的海军少尉。这文件给保罗过目时，皇帝提出要把这名海军少尉升格为中尉，以与名录中的其他人相称。于是吉杰从平头小民急速上升。当他成为陆军上校时，保罗决定是时候见见这个军官了，但是找不到吉杰这个人。官员们追根溯源发现错误源头，但不敢披露这个官僚主义下的大错，就决定告诉皇帝，吉杰死了，保罗听闻宣称，太遗憾了，他是个这么优秀的军官。

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冯·考茨比的经历差不多同样离奇。1800年春季他抵达彼得堡后，保罗把他流放西伯利亚，但是几个月后又召他回来，给他一份田产，还让他担任圣彼得堡德国剧院的经理。一天，皇帝传召冯·考茨比，让他把一纸荒谬的——堪称亚瑟王般传奇的——传唤令译成法文，此令传唤欧洲各位君主用一场锦标赛来解决他们的政治分歧。考茨比虽然次年就离开了俄国，但他与该国的联系看起来仍在延续。他于1819年在曼海姆（Mannheim）遭一位大学生刺杀，该学生被疑为俄国间谍。

由于叶卡捷琳娜给俄国留下一个糟糕的财政局面，保罗力图削减花销。即使在宫中，他也拒绝采用伙食承包商（traiteurs）而直接从市场订购食物来压缩开支。他试图提高各省的效率，让贵族们负担地方政府开支。在农奴这个棘手主题上，他指示地主们不要强迫他们在礼拜天工作，并且提出农奴一周只为农奴主工作三天——虽说这一条从未写入法律。

首都少有新建筑。计划位于涅夫斯基大街的喀山夫人大教堂（Cathedral of Our Lady of Kazan）的设计招标被发布，不过保罗——对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蜿蜒柱廊情有独钟——已经决定了总体效果。这座城市最辉煌的宫殿之一塔夫利宫沦为保罗军事热情的牺牲品，被改造成兵营，而沙皇那恶名昭著的不耐烦性情，导致老圣以撒大教堂被用砖头草草砌成。位于圣彼得堡中心的这样一座重要建筑历经26年仍未完工，保罗的恼怒之情可以理解。与此同时，皇帝严重的不安全感引出了设防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Mikhailovsky Palace）的建造，他打算住在里面。这座城堡环以护城河并有吊桥防护，设计意图是面临危险的阴谋时能提供保护。

在拉斯特雷利建造的老夏宫旧址上，温琴佐·布伦纳造了一座令人生畏的庞然大物，它突然就变成了红色。宫中一位女士戴的一双手套的颜色令这位皇帝备受震撼，以至于——按照当时一位访客的记录——“次日它就变成他宠爱的颜色，并且立刻下令他的新住宅要照此粉刷。因此它被称为红宫（Red Palace），有着最可怕的刺眼外观”。保罗在1797年2月为米哈伊洛夫斯基宫奠基，在几千位建筑工和装饰工昼夜赶工之下快速建成。主入口建在沿一条短大道分布的牢固建筑之间，这条大道的终点是一个广场，保罗在此广场立了一尊卡洛·巴托罗米奥·拉斯特雷利雕制的非写实主义的彼得大帝骑马像的复制品，这对纪念他的母亲而言是不容忽视的怠慢。为了贬低叶卡捷琳娜为法尔科内“青铜骑士”基座写下的把自己与彼得大帝联系在一起的铭文，保罗在他这尊雕像的下面加了一则说明：“致曾祖父，曾孙上。”合法性与家系得到宣告，皇室家族也不情不愿地在1801年2月搬进这座米哈伊洛夫斯基宫。灰泥尚未干透，室内湿黏黏的。

按维克多·科丘别伊（Viktor Kochubey）亲王所写，彼时，一波“黑色的忧郁症”已经“攫住每个人”。首当其冲地阴郁的是皇帝，他始终生活在惊悸中，且一清二楚自己“无法忍受”，这是他对瑞典大使坦承的。1800年年中，保罗的家庭教师的侄子尼基塔·帕宁伯爵（Count Nikita Panin）筹谋了政变。协调与组织都由圣彼得堡大区的军事总督彼得·冯德尔·帕伦（Peter von der Pahlen）伯爵负责，他说服了意存勉强的大公亚历山大同意罢黜他的父亲。没有谈及弑君，但是这伙人选择潜入米哈伊洛夫斯基宫的这个步骤，以及他们准备发起突袭的方式，都暗示着事态会失控。1801年3月11日，一群满腹牢骚的士兵——由普里奥布拉岑斯基近卫兵团和塞姆扬诺维斯基近卫兵团的军官率领，渴望变化的元老们与他们一道——聚在一起晚餐。他们为那个马上就要统治他们的人祝酒的热情不可避免地导致酩酊大醉。而此时亚历山大正同父亲及一小群亲戚和侍臣在假定是安全地带的米卡哈伊洛夫斯基宫进餐。

图19　护城河环绕的威严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入口

帕伦在主入口掩护，并派士兵包围大本营。叶卡捷琳娜三大男宠中的最后一位普拉同·祖博夫（Platon Zubov）与他孔武有力的弟弟尼古拉（Nicholas）及冯·本尼希森（von Bennigsen）将军，一起偷偷摸摸从一道后门溜进去，并企图通过为迷惑入侵者而设计的错综复杂的通道。他们打败室内岗哨配备的警卫，找到通往保罗寝宫的路并强行闯入。皇帝试图躲在一道屏风后面，但几乎就像随便一出闹剧的情节，他的脚踝出卖了他。冯·本尼希森和祖博夫正逮捕保罗之时，一组八人左右的粗暴的士兵闯入房间，认为皇帝正在搏斗，便上前攻击他。保罗的下巴被撞碎在一张大理石桌面上，一双巨手则扼住了他的喉咙。

沙皇死了，没几个俄国人为此掉泪。当通告说保罗因为“突发中风”而死亡时，首都全城自发爆发庆祝活动。一如圣彼得堡突然就被转变成一座武装兵营，它又突然欢呼着回归为一座舒适、端庄且文雅的首都。荒唐的着装规则被丢弃，警察到场的情况减少了，大批被逮捕的人获释。饰品与绘画被从“丑陋的红色石质大块头”米哈伊洛夫斯基宫中救出来，从而不会在它死寂的气息中腐烂。新皇帝搬回到冬宫的轻快气氛中。但就在这座城市赢回它的灿烂——感恩蜡烛在每扇窗前熠熠生辉——的这一刻，亚历山大对最近这场政变的认识是弑父与弑君交织，他对自己身为这场阴谋之有违人伦的共犯的忧虑之情，将在他的统治期里投下一道阴影。

四年后的1805年，本杰明·韦斯特的一个学生以俄国宫廷历史画画师的身份来到圣彼得堡。罗伯特·科尔·波特（Robert Ker Porter）所见到的首都的几乎每一桩乐事都缠绕着困难与烦恼。他上岸的喀琅施塔特处于它惯常的被忽略的状态。他在努力攀爬通往海关和移民局的“七零八落的阶梯”时，发现它们“被成堆的垃圾、砖块和泥浆所填塞”。较为慷慨的欢迎来自将他渡到城里的身着黄色腰带和蓝色束腰外衣的船夫，他们“卷曲有型的髭须”下响起音色低沉的俄国民谣。

下车伊始，波特看到的是一座被另一位同时代的访客恰如其分地命名为“纵列城”（city of columns）的城市，建筑物以规整的几何模式排列。那位访客即泰奥多·冯·法贝尔（Theodor von Faber），给海因里希·冯·施托赫在圣彼得堡第一个百年结束之际对这座城市的全面研究提供了一份恭维和更新。1794年，据施托赫估计，有五个仆人和一辆四轮双驾马车并居住在首都某个舒适区域的五口之家，一年用3500卢布就能维持。到了180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6000卢布，而到这个10年的末期，“一户再普通不过的人家”也要每年花费10 000卢布。施托赫尖刻地指出，三个俄国仆人的工作在德国由一个使女就能轻松做完，然而在圣彼得堡，农奴太多。卡萨诺瓦曾声称，“世上没有比俄国人更好的仆人”，他“工作个不停，睡在主人卧室的门前以备随叫随到，遭到斥责决不还嘴，不会小偷小摸”。不过就是“稍微喝多一点之后就变成彻头彻尾的猛兽”。泰奥多·冯·法贝尔停留期间雇用的仆人相当放纵。法贝尔有天晚上返回寄宿地时，他那喝醉的仆人费多尔（Fedor）没认出他来。当费多尔试着帮主人宽衣时，反复扑倒在他身上，于是费多尔被锁进自己的房间，并被威胁要解雇。第二天早晨，冯·法贝尔被他满怀歉意的农奴唤醒，让他看完美无缺地摆在桌上的早餐。想到费多尔为了逃出房间而强行开锁，冯·法贝尔气不打一处来。经过进一步解释之后——因为那天是费多尔的生日，他与一个朋友喝多了，而且他不是强行开锁，是从窗户逃出来以履行职责——冯·法贝尔依旧不依不饶。不过，在细想过俄国仆人们的各种好处以及在寒冷的北方需要一点娱乐和酒精之后，冯·法贝尔告诉费多尔，他可以留下。几十年后，里兹代尔爵士（Lord Redesdale）的马车夫想去喝酒时会向他的主人告假。里兹代尔则会检查自己的日程表。如果那个晚上他空闲，就会让他的马车夫去。

简单化的倾向在圣彼得堡富裕又时髦的女人中间日渐流行，这从高腰裙装的设计中可以看出。在这种法兰西帝国款式的庄重之外，本土俄式裙装看上去多了异国情调和累赘夸张。富商们那些浓脂厚粉的妻子们竞相炫耀锦缎与金花边，冬季还在这以外再罩上貂皮衬里的天鹅绒斗篷。贵族当中，展示珠宝的尺寸让位于炫耀在女帽制造商那里的铺张花费，但商人们的妻子仍旧用珍珠打扮自己。彼得堡的时尚也受到哥萨克人、巴什基尔人和亚美尼亚人讲求装饰的衣装影响，而本地农夫的罩衫则仿效理查二世（Richard II）时期英格兰人的穿戴。农奴们留着“坚峭冷峻的族长式的大胡子”，令爱尔兰访客凯瑟琳·威尔莫特好奇他们是否生于大洪水（the Flood）之前的时代。她对农夫们不停在胸口画十字着了迷。即使他们正“乘着原木筏子在河上”漂流，她也见到“他们尽其所能鞠躬……他们长长的胡子在风中四散”。至于贵族家的仆人们，凯瑟琳被他们“最奇怪”的外表吓到了——“仿佛他们的父亲是土耳其人而母亲是贵格派教徒！”

随着亚历山大1801年登基，每个季节的节日又都能加以庆祝。冬季卷着旋落在涅瓦河上的碎冰屑前来，而凯瑟琳·威尔莫特所见到的在风中飘拂的胡须，开始带着冰霜闪烁白光。冰结得又硬又厚。穿过涅瓦河的车辙被用杉树枝标记出来，人们沿此驱车，而对冰下的湍流浑然不觉。罗伯特·科尔·波特觉得，这么多五颜六色的马车和四处滑行的雪橇衬着冰面让人头晕目眩的反光走马灯般快速运动，让他这个艺术家的眼睛生疼。但是，提前降临的冬季让这座城市生气勃勃，并把树木变成落满钻石的白色珊瑚丛，他兴奋了起来。冰冻融化了俄国人的心扉，他们唱歌、大笑又摔跤，在雪中“像大熊一样摔得哪都是”。涅瓦河上的冰丘一直颇受欢迎，它们的高度增加到12至15米，但这并不能阻止鲁莽大胆的人们滑下令人眩晕的斜坡。

临近圣诞节时，波特应邀参加在冬宫举办的一场威尼斯式假面舞会，他在那里得以见识1500位各式各样的宾客，从宫廷成员到富商及其妻子，他们看起来像是“魔法师和发育过度的仙女，镀了一层光闪闪的鲜绿色袍子”。他在“热气蒸腾的”人群中消磨了一小时左右，此后皇室一家——带着这位感激涕零的宫廷历史画画师——缓缓走过宫殿并退出这股“恼人的水蒸气”。夸伦吉在艾尔米塔什建造的剧院已经转变成一间宴会厅，让他们能够伴着一支幕后管弦乐队的和谐演奏声进餐。这类舞会在圣诞节和狂欢节期间常有，彼时成群结队带着面具的狂欢者蜂拥在街道上，而冬宫外面可以看到停着多达800辆马车。大斋期被严格遵守，人们“以放肆无度为禁欲”做准备。波特评论说，极度的寒冷和狂欢节“疯狂的庆典”带来醉酒和死亡。

融冰期到来时，脆弱的冰面沿着河岸徐徐裂开，劝阻行人别去碰运气。在冰冻河面上标记出的车路稳稳地保持最久时间，但最终也被沿着河流加速奔向海湾的巨大冰块扫荡一空，使得涅瓦河再度只能由舟船通行。1809年成为获俄国宫廷接纳的首任美国全权公使（American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记道，4月24日约上午10点他们一家人正在用早餐，彼得与保罗要塞鸣了五声致敬炮，标志着河流解冻了。而且从这座城市诞生之时就有个习俗，总督要带一杯水给沙皇以铭记这一时刻。

随着春日乍起，融化的雪水漫漶街道，而倒霉的行人注定——一如他们在满是雨水和刺骨冷风的秋季——遭泥浆飞溅且上下湿透。复活节来临时，庆典又开始了。农夫们互相赠送以洋苏木染色的煮得很老的鸡蛋，而富人家彼此交换糖块、玻璃制品、镀金的木制品、瓷制或大理石制的蛋以及装满糖渍李子的果盒。圣以撒广场有集市，集市上有秋千和旋转椅——一个带大轮子的四座木转轮，它的转势降低时，有个农民从椅背推它，使它再度转高。人们搭起小棚子供小丑和业余演员表演喧闹的短喜剧，也建造了更大的最多可容纳1500名观众的临时木剧院。有走钢丝表演者和舞者。有时还有单峰骆驼在跳舞的熊和猴子之间笨拙地走来走去。如果说涅瓦河中诸小岛上的花园与18世纪伦敦沃克斯豪尔（Vauxhall）令人赏心悦目的园林有得一比，那么这些嘈杂喧闹的景象就更接近伦敦的巴塞洛缪（Bartholomew）集市。

随着夏天临近且太阳烤干了圣彼得堡通常湿润的土壤，街上的泥土所形成的厚厚尘烟笼罩着燠热的行人，那些有能力的人就离开这座城市了。彼得堡的活跃季节进入6月便行终止。当波特自莫斯科之行返回时，他发现首都在夏季格外地荒芜寥落和了无生气。不过那些或因工作或因没钱而被迫留在那里的人也有他们的娱乐。亚历山大在海军部的南缘安排了一处铺以碎石的步行场所，设有提供娱乐设施和茶点的摊棚。约翰·昆西·亚当斯享受着划船聚会和在各岛屿上野餐的乐趣。凯瑟琳·威尔莫特的姐妹玛莎（Martha）观看了皇帝检阅身着鲜绿深红制服的士官生。同一天，她还有幸观看了首都上空一场载人气球的飞行，气球上的两个人对特列兹奇尼、勒布隆和叶罗普金在他们身下所布局的广阔城市风貌先睹为快，有如观看一张地图。

若说威尔莫特姐妹对外出走动兴致勃勃，那么玛莎对俄式餐饮则意兴阑珊。1803年夏季，她写道，有两道汤总是摆上桌，“一道是用草药煮的……用大堆肥肉增色添味”，而另一道堆满了“面糊般的小馅饼（petit patées）”。接着上桌的是“一只用黄油焖过的鸡，还煮得稀烂”，然后是一道蔬菜，恶心得无法辨认出是什么。继之而来的是烤肉，野猪肉火腿和“这么一大串菜……仿佛要把人困在餐桌上几个小时”。不过在宫里，亚历山大较少注重冗长的宴会而引入自助晚餐的想法，先是开胃菜，然后是四道反映皇帝对法国菜肴的个人喜好的菜。喝醉是不被允许的，而且传言说皇帝把那些酒鬼从升迁名单上剔除了。对于首都的“下层居民”，“菜园文化”被“培育到登峰造极”，烘焙食品很棒，以至于施托赫暗示说“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地方，哪怕是巴黎吃到更好的面包”。

慷慨供食的传统在大户人家开支中占据了可观的份额。任何被引荐给这样一个大户人家且被接纳的人，只要举止端庄外表整洁，便有权利无须受邀请而于任何时候在这家吃饭。在19世纪俄国小说的描写中，这种习俗导致了某种荒诞局面。一个力图跻身俄国军队的可怜外国军官，因着拉祖莫夫斯基伯爵的礼遇而在圣彼得堡待了两年。这期间，拉祖莫夫斯基注意到他餐桌上的这个人，在他的图书室与之交谈，发现这个陌生人对军队事务十分熟稔。但伯爵一次也没问起他的姓名或询问他的境况。一天，这个人消失了，拉祖莫夫斯基感到怀念。没人知道他是谁或住哪里。最后，这个陌生人回来了，于是宾主之间开始了一场更私人化的谈话。在历经两年时间和一场会谈之后，这个人突然就在俄国军队获得了任命。

在一座语言如此繁杂的城市里请客不是件易事。约翰·昆西·亚当斯记得把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美国领事引荐给罗曼佐夫伯爵（Count Romanzov）时的尴尬。因为后者不懂英语，而领事几乎不懂法语，他们的交流磕磕绊绊。法语已经成为圣彼得堡引领时尚的通用语言，尽管俄语、德语、英语、荷兰语、意大利语、希腊语、土耳其语和瑞典语——这还只是略举几例——也都能听到。漫步在19世纪头几年的涅夫斯基大街便沐浴在五音杂处之中，一如21世纪伦敦的牛津街和巴黎的林荫大道（Grands Boulevards）。涅夫斯基宣告圣彼得堡是一座异邦人的城市，而它的宗教崇拜场所也证明了此种多样性：有亚美尼亚人、东正教徒、新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派、加尔文派，在市场的贸易人士当中还有穆斯林。

这座城市在成长。亚历山大统治初期，人口在20万与27万之间浮动。两个数字间不小的差幅表明无法准确估算。能够比较有信心地确定的是，农民和军事人员比商人和城市居民多，比例为3：1，以及人口数量会变化。拿破仑入侵俄国的前一年即1811年，圣彼得堡被列作欧洲五大城市之一，有336 000居民。城市被划分为11个大区和55个小区，其中第一海军部小区依旧是最突出的。建造与维护继续进行，采用简单且历史悠久的工序。工人唯一的工具是一柄手斧，而在为了修补破裂的灰泥而搭起繁复脚手架的地方，凭一根楔有薄木板的带折角的平衡木就能靠近建筑正立面的各层。其他情况下，泥水匠就坐在一段木头上，木头绑在悬挂于突出物的绳索上，当他平整受损的表面时，他在半空中四处晃动——这道工序在今天的城市中依然可见。

在皇村当了六年石匠后又升为该地首席建筑师的苏格兰人威廉·哈斯蒂（William Hastie），1804年被调任水利局。哈斯蒂对1790年代于英国和德国发展起来的铸铁桥梁建造的研究，带来了替换彼得堡各条运河上之木桥的方案。其中一座是横跨流经涅夫斯基大街之莫伊卡河的长27米、宽21米的警局桥（Police Bridge），该桥于1806年下半年启用，还有一座是格罗科哈瓦亚街上有四根花岗岩柱子的红桥。1806年，海军部周围的护城河被填平，防御工事被移除，在瓦西列夫斯基岛未开发的西部有了一个军舰港口。鉴于彼得与保罗要塞现在矗立于一座庞然大城的中心，它的防御功能比起早年更形微弱。不过，它是座适合当监狱的建筑，而且继续容纳着皇家造币厂。每天，300名工人来上工时都被剥光衣服，再换上又薄又没口袋的几乎不可能挟带私货的衬衫和短裤。

一名不熟练的工人一天可以赚到15—80戈比，而花大约7戈比就能美美地吃上卷心菜汤、干鱼或荞麦粥（Kasha）。最廉价的睡觉的地方，是干草市场下面的三个巨大的地下室，里面密密麻麻的硬床睡一夜要1戈比。有个看门人收入场费，并负责安全。那附近有个商贩出售残羹剩菜和腐烂到没法供应别处的肉块。这些食物都被切成小块，可以用小签子方便取食——所有刀子都在入口处被没收了。在一个成群老鼠和蟑螂散发出臭气的地方时断时续地睡一觉之后，1000名工人便汇入曙光乍现的城市中。

在亚历山大治下，彼得堡治安良好。一个用来平息误入歧途的诬告和年轻人的微小过失的良心法庭（Court of Conscience）设立了。当局会定期突袭酒馆，试图控制卖淫及性病的传播。人多的公共场所会有小偷小摸，但犯罪持续减少。然而1806年发生了一宗凶残的谋杀案，领受了最大快人心的刑罚。据称残忍无情的阿布兰诺夫斯基伯爵（Count Ablenovsky）被他的车夫用栓马车的铁栓殴打，车夫用缰绳勒死他并实施抢劫，然后逃到拉多加湖，在那里被逮捕。这个罪人被判“无情鞭笞”，在彼得堡游街后被带到涅瓦河附近“一处空旷泥泞的平地”行刑。随着海量的围观人群聚拢起来，行刑官将谋杀犯绑在一块板子上并开始抽打他。只不过几分钟，“除了血污四溅的皮鞭抽打在这个可怜家伙了无知觉的躯体上的声音，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在拷打者被指示停下之前，刑罚持续了至少一小时。此时，这具看上去死气沉沉的躯体被打了烙印，伤口处被抹上火药以使标记无法消除。随后，一件类似“巨大的弯曲烙铁”的工具被猛插入此人的鼻子，同时两名军官把鼻孔从他的头部撕裂，这个做法痛彻心扉，以致犯人苏醒过来，并被装车发往西伯利亚。不出所料，次日到达第一个驿站他就断气了。

保罗一登基就解除了建筑师查尔斯·卡梅伦的所有职务。尽管沙皇1799年又突发善心并委任卡梅伦设计一座位于帕夫洛夫思科的桥梁，但很可能卡梅伦返回了家乡，直到亚历山大召他担任海军部首席建筑师时才回归圣彼得堡。已经年近六旬的卡梅伦显然不能胜任此职，因此他开展了一些小规模的项目，比如喀琅施塔特的大教堂和修复被火灾损坏的帕夫洛夫思科宫。他于1812年在彼得堡寂然辞世，留下的建筑藏书被涅夫斯基大街78号那位人如其名的让·格拉比特（Jean Grabit）拍卖掉了。

接替卡梅伦监督新海军部建造的是安德烈扬·扎哈罗夫（Andreyan Zakharov）。身为圣彼得堡艺术学院金奖得主的他，于1806年被任命为首都所有海军建筑的首席建筑师。改造和重建407米长、带中央塔楼的海军部耗时17年。塔楼被浅浮雕环拱，庆祝俄国海军在彼得大帝治下创建，浮雕中的彼得大帝正从海神尼普墩（Neptune）那里接过三叉戟。建筑的四角都有古典战士的雕像，包括亚历山大大帝：这是为了向当朝皇帝致敬而犯的错误，因为皇帝的名字与其说得自这位希腊将军，不如说得自俄国战士兼圣徒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拿破仑入侵埃及期间所发现的新式主题图案与神话，已开始影响欧洲的艺术家与设计师。出现在俄国建筑中的第一例，是位于海军部凯旋门上方环绕塔楼而安放的22尊代表元素与季节的雕像，纳入了埃及司掌水与风的神祇伊西斯（Isis）。另一位俄国建筑师安德烈·沃罗尼欣——可能是艺术赞助大家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的私生子——为将要矗立于涅夫斯基大街的喀山大教堂的方案定稿。该方案将保罗所热爱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柱廊同苏夫洛建造的巴黎圣热纳维埃夫教堂的圆顶融为一体。新的大教堂将为受崇敬的“喀山夫人”（Our Lady of Kazan）圣像提供一个家园，该圣像于彼得大帝统治时期被带来首都。喀山教堂功能强大又通风的柱廊形成一个剧场般的空间，60年后这将为早期的社会主义演说家们提供一个舞台。

年事日高的夸伦吉与卡梅伦不同，仍能对亚历山大统治初期的圣彼得堡做出一项重要贡献。除了皇家大法官法庭，还有在斯莫尔尼学院为潦倒的贵族家庭的女孩们建的一栋新楼、阿尼奇科夫宫的柱廊，以及卫骑兵马术学校或称驯马厂（Manège）。后者建于1804到1807年间，成为首都所留存的最精美的古典主义建筑之一。坐落于正门的骑手卡斯特（Castor）与帕勒克（Pollux）雕像，成为亚历山大时代问世于首都的最佳雕像作品。

至于首都周围那些宫殿，约翰·昆西·亚当斯发现奥拉宁鲍姆的状况比夏宫好一些，却失望地看到那些家具“富丽堂皇，但都正走向衰败，从风尚少有变化，到深红缎子做的窗帘和椅套已经烂成破布碎条”。在夏宫，他见到“曾经镀金的壁板和门扉……因为无人居住的寓所潮湿，画布上的中国漆和图画脱落了”。就在玛莎·威尔莫特惊叹于花园中展示了“我的确不以为艺术能创作出来的作品——那持剑的斗士立于水中的喷泉”时，亚当斯找到一些让人忍俊不禁的装置。其中一个是喷泉，“三只铅鸭子被一只狗追，它们是可以动的，并且弄得能模仿狗吠和鸭子呱呱叫”。他写道，它所达成的效果除了“滑稽可笑就是非常糟糕”。

亚历山大在夏季会举办一年一度的大型公共舞会，夏宫的花园被点亮，而从彼得堡延伸过来的堤道因为交通拥挤而阻塞。随着薄暮掩映，夏宫成为柔光明灭的眩惑之地，俄国猎笛柔曼和谐的音色从园子深处响起。光线在亮晶晶的树叶上闪烁，映照出桦树的白色树皮。在大瀑布飞珠溅玉的范围之外，灯火通明的船只排列成行泊靠在岸边。还有一个为外交团队举办的规模较小的类似招待会。亚当斯参加了，对30万盏灯和被派来点亮它们的1600位仆人叹为观止。正如罗伯特·科尔·波特所评价的，“在照明的奢侈度上，没有国家能比俄国大方”。

这位邀请人民参加此类夏宫庆典的看上去温文尔雅的蓝眼睛皇帝生于1777年。与伊丽莎白女皇对保罗的所为相当类似，叶卡捷琳娜把亚历山大和他的弟弟康斯坦丁（Constantine）从他们父母身边赶开，并负责抚养他们。他们的家庭教师尼古拉·萨尔特科夫（Nikolai Saltykov）伯爵被鼓励教导亚历山大“寓教于乐”，培养美德而非灌输知识。不管怎样，这套有些不合常规的教育被亚历山大与巴登的露易丝（Louise of Baden）公主的婚姻打断了，她是叶卡捷琳娜为亚历山大选的新娘，改了俄国名字伊丽莎白·阿列克谢夫娜（Elizabeth Alekseevna）。这场婚姻并不成功，哪怕夫妇二人风烛残年之际和好，那时皇帝的神秘论使他同他轻浮的情妇玛丽亚·纳雷什金娜（Maria Naryshkina）分手了。

亚历山大表达了他想要“依循我们的祖母、叶卡捷琳娜大帝的法律统治这个国家”的愿望。首都创立了一所大学，建筑师瓦西里·斯塔索夫（Vasily Stasov）受委托给皇村的皇宫加一栋配楼，作为精英讲习厅，该机构的设立是为培训将在政府服务的贵族子弟。这所学校最初的学生中包括未来的十二月党人、其他激进分子以及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亚历山大还解除了对出版和进口书籍的限制，但前提是设立了政府事先审查制，由新成立的教育部执行。拍卖和出售农奴的广告被禁止，废除农奴制被提上议程。1803年3月通过了《自由耕作者法》（Free Cultivators’ Law），它要求地主解放农奴，并给他们一小块耕地作为支付“赎金”的回报。但这一方案几乎没有激发大范围的变化。到1825年，获得解放的农奴不到五万人，而其中近三分之一都在亚历山大·戈利岑（Alexander Golitsyn）亲王的庄园。

推动亚历山大从叶卡捷琳娜式独裁政体转向的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乡村神甫之子，米哈伊尔·斯佩兰斯基（Mikhail Speransky），他希望俄国既富足又人道。反感农奴制的斯佩兰斯基写有名句：“我在俄国发现两个阶级：君王的奴隶和地主的奴隶。前者自称是自由的，但只是与后者相比：除了乞丐与哲学家，俄国没有真正自由的人。”斯佩兰斯基准备了一部基于拿破仑1804年《民事法典》的新法典，但他的提议未被采纳。拿破仑扰乱了俄国宫廷的和平进程，亚历山大发现自己处于战争状态。他统治期内有十年都为拿破仑耗神，拿破仑以1805年12月在奥斯德立兹（Austerlitz）屠杀奥地利——俄国盟军揭开了针对俄国的战役。御驾亲征又不顾德高望重的库图佐夫将军（General Kutuzov）忠告的亚历山大，因为弗里德兰（Friedland）败绩而蒙羞，以至于1807年6月在太尔西特（Tilsit）缔结了一份令他心神不安的停战协议。这份条约在俄国受到严厉谴责，反法情绪高涨。圣彼得堡的沙龙中传出图谋反对沙皇的流言。

法国作家兼波拿巴（Bonaparte）的激烈反对者德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抵达俄国首都时是1811年，正是拿破仑重肇敌意的前一年。她发现自己被一座“巫师用魔杖在一片荒地上变出欧洲和亚洲所有奇观的”城市迷倒了。她确切地感到，彼得堡之存在就是“认为凡事皆可能的俄国人那强烈意志的证据”。她赁居的房屋俯瞰着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德斯塔尔夫人注视元老院广场那些朴素的建筑时，她在一座因为没有勇敢且喧闹的年轻人而寂静的城市中陷入沉思，这些年轻人都加入了沙皇急于重组的军队。

当她被引荐给亚历山大，她发现这位遭到围攻的统治者是“仁慈与高贵”的鲜活例子。她去他的母亲、保守的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寓居的偌大的塔夫利宫拜访了她，对宫中以白柱子支撑的大厅和厅里的花园印象至深，在这花园里“冬日的冷冽空气噤声不语”，还能看到“繁茂的橙树、桃金娘及葡萄丛错综生长”。她研究了彼得堡的社会，并且与施托赫不谋而合，认为欧洲人所理解的“爱”难得一见。施托赫曾评论说，男人总是忽略对女人给以“一点关注”，而女士们作为回报则成了“枯燥无味本身”。诗歌与散文尚没有发挥指导和维系一种有感情的爱或一种深刻爱情的作用。许多俄国人依旧行事猴急，并且被肉欲驱使。德斯塔尔夫人参观了喷泉河的圣凯瑟琳学院，那里有250名女孩在“皇后的关注下接受教育”，她发现她们的端庄优雅非同一般。唯其悲伤于圣彼得堡不同凡响的美丽很快就要受到号称拥有世界各个王国的“撒旦般的……那个男人的傲慢”的威胁。

1811年5月，约翰·昆西·亚当斯正沿着喷泉运河晨练时，像时常会发生的那样，他遇到了出来散步的亚历山大皇帝。他们讨论了英国与美国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和战争的可能。10个月之后他们在码头碰面时，沙皇满脑子想的都是一场更加逼近本国的斗争：一场“我竭力要避免的战争就要来临……我们预计会被袭击”。过了不到一个月，亚历山大告诉亚当斯，他就要离开圣彼得堡加入他的军队了。拿破仑已经让德国的军队准备就绪，并在5月9日抵达德累斯顿以指挥他的军队进入俄国，瞄准莫斯科，然后是首都圣彼得堡。他的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1812年6月23至24日，拿破仑带领30万至40万人越过尼曼河（River Niemen）进入俄国领土。一周以后，《记录》刊发一则亚历山大对帝国议会议长尼古拉·萨尔特科夫（Nicholas Saltykov）起誓的报道。只要敌军留在俄罗斯土地上，他就决不屈服。当拿破仑的大军（Grand Armée）迫近莫斯科，拿破仑的第二法国军团和第十法普军团向圣彼得堡方向推进着。他们的目标是阻截驻防首都的将军彼得·维特根施坦（Peter Wittgenstein）伯爵。不过法军7月中旬在克里阿思迪兹（Kliastitzi）战斗中失利，维特根施坦则以“彼得之城的捍卫者”之名而在首都扬名。到了8月中旬，拿破仑的主力部队来到旧都西南350公里处，对斯摩棱斯克形成包围，俄军撤离并放火烧城。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评论的，俄国军队撤得越远，“抗击敌军的愤怒心灵”就燃烧得越猛。

亚历山大任命库图佐夫为总司令时，他正在首都担任圣彼得堡国民军军长。他立刻命令俄国军队撤退，以此诱敌深入到不利地界，让他们的供给线铺展到不具任何战略合理性的地步。8月26日，在莫斯科西南115公里处展开了血流成河的博罗季诺（Borodino）之战，这场战斗与库图佐夫的意愿大相径庭。火炮进攻如此密集，以致有时双方多达700尊枪炮在不超过一千米宽的区域里互相激射。俄军损失五万人。拿破仑损失四万人并赢了这一仗。当头条消息传到彼得堡，误报博罗季诺之战由俄军取得重大胜利，此时拿破仑已整装进入莫斯科。

在普罗科菲耶夫于1943年根据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而改编的歌剧中，库图佐夫将军感时伤事的咏叹调令听者无不相信，虽然圣彼得堡可谓时尚之都，但莫斯科才是俄国的心脏。在入侵者眼里，莫斯科满是异国情调，拿破仑军中的一位荷兰工程师觉得它看上去像“童话故事里的城市”。它是“俄国的”，与那座风格混搭且尚未建完的欧式拙劣仿制品圣彼得堡有着鲜明反差。拿破仑9月2日开进这座古代都城，并在克里姆林宫设立最高指挥部。大多数民众都逃走了，那些很可能受莫斯科总督罗斯托普钦（Rostopchin）伯爵鼓励而留下来的则全城纵火。9月4日夜里刮起一场强风，火势变得无法控制，于是法国军队得到命令，一看到任何有纵火嫌疑的莫斯科人就开枪。

托尔斯泰尖刻地评价了莫斯科起火之时那些几乎不能拂乱“彼得堡日常环境——宁静、奢华、只关心生活的幻觉与倒影”的复杂的个人恩怨。但当莫斯科沦陷的传言抵达首都时，亚历山大的人气一落千丈。他乘上一架封闭马车，并下令把艾尔米塔什的藏品装运到三个偏僻的北方城镇。英国人准备动身。德斯塔尔夫人早已离开。

1812年的俄国西部雪下得很早。11月9日，亚当斯晨间散步时，他注意到涅瓦河上的浮桥都已被移开，还发现河中已经半是浮冰。陷入酷寒的拿破仑——他在俄国的地位是无法维持的——穿越焚烧一空的国土开始撤退，被铁了心的游击战士们不断骚扰。他那些搭建桥梁以运载撤退军队的工兵们被冰寒的河水卷走。一位进行追踪的俄国军官来到贝尔奇纳河（Rive Berezina）时发现了冻结在冰面下方的法军马匹和士兵。征服了俄国的“敌基督者”于11月13至14日奋力越过尼曼河撤回，他的大军就根本而言损失殆尽。亚历山大皇帝12月23日来到半年之前战事燃起的维尔纳（Vilna），宣布战争结束。拿破仑的战役进展神速，但对敌军和他自己都具有毁灭性。在圣彼得堡，皇帝的生日未加庆祝便过去了，因为亚历山大禁止于正从最近的苦难中复苏之际进行奢华的冬日庆典。

沙皇坐拥全欧洲首支大军，巴黎则在1814年3月底沦陷于盟军手下。拿破仑被流放到厄尔巴岛（Elba），但逃回了法国，且那些被派去阻止他从南部海岸挺进的军队聚拢在他身边。一百天之后，他在滑铁卢被盟军击败，于是这场唐突的越轨之举戛然而止。他在不易靠近的流放地圣赫勒拿岛（St Helena）写下他对俄国人之决心的敬畏，警告说“整个欧洲可能成为哥萨克”。然而亚历山大在巴黎宣布，他向法国提议“和平与商贸”。他被视为欧洲的救星而广受欢迎，除了在政治家当中——他们不信任他简单化的观念和他那发展中的神秘论。亚历山大在其国际声望处于顶峰之际，亦即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和1818年的艾克斯拉沙佩勒会议之间容光四射。他确信自己得上帝赐福，因此力图组建一个保护并维系欧洲的神圣同盟——一种基督徒的欧盟（Christian EU），既领先于时代又落后于时代。与此同时，随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欧洲度过数月的俄国军官们，吸收了要令独裁制的地基嘎吱作响的进步思想。遭到叶卡捷琳娜嘲笑并在她统治末期被镇压，然而在亚历山大登基后被容忍的共济会支部，让它们的成员品尝到了阴谋和秘密的滋味，这将为革命铺路。有着博爱倾向的共济会把自己摆在一位日益反动的、获神圣意志赞许的皇帝的对立面。

圣彼得堡丝毫未遭拿破仑军队的触碰。然而它被帝国作风所凌驾，这做派——因波拿巴的各次入侵而激起——借鉴了希腊的、伊特鲁里亚的（Etruscan）、罗马的和埃及的基调。狮身人面像被安置在瓦西列夫斯基岛的码头，在艺术学院前面；喷泉河上建了一座埃及桥；皇村加装了亚当·梅内劳斯（Adam Menelaws）设计的埃及门。新古典主义的帝国风尚使内部装饰、家具设计和餐具得以改造。这个时期突出的俄国设计是皇家瓷器厂生产的古里耶夫餐具（Guryev Service）上环布着的古典抽象主题的几百种变体。

首都舒适的生活一如既往，很像亚历山大当政初期。不过，每件事物上都有一种熟悉的感觉，一种停滞感，仿佛这座城市对一些新刺激或新能量不耐烦。记者普拉茨拉夫斯基（O. A. Przhetslavsky）在他的《回忆录》中抱怨了“一成不变的”街道和“未完成的”城市风貌。可是亚历山大急着想把他的首都提升为一座“与其价值相当的……完美之城”。为此，圣彼得堡最后一大波同质化的建筑风格开始大行其道，并由此令首都的中心区变得合理。一个营造与水利工程委员会成立了，而参与实现皇帝梦想的建筑师有瓦西里·斯塔索夫、卡洛·罗西（Carlo Rossi）和奥古斯特·理查·德蒙弗朗（Auguste Richard de Montferrand），他们都活跃于1816年至1840年代之间。在接连不断的多种建筑风格和建筑秩序中历经了150年的蹒跚，新古典主义风格终居主导，为一座城市的正立面创造出宏大的和谐感，而这种和谐感将被迫越来越多地面对其潜在的混乱。

图20　伊万·柴斯科伊（Ivan Cheskoy）所绘《瓦西列夫斯基岛岬角、股票交易所及古战船船头纪念柱一览》（View of the Spit of Vasilevsky Island with the Stock Exchange and Rostral Columns），约1810年

一个杰出项目是股票交易所，它占据了瓦西列夫斯基岛岬角上的显著位置。夸伦吉曾提交它的设计方案，但在让–弗朗索瓦·托马·德托蒙（Jean-François Thomas de Thomon）——一位逃离革命的法国而来到彼得堡的激情洋溢的法国保皇党人——提供了规划之后，该方案被废弃。这位法国人宣称他的提议有巨大的招徕生意的能力，他邀请观众来到一个特别建造的圆形露天剧场，在那里以戏剧化手法呈现他关于一家新交易所的想法。德托蒙强大的多利克圆柱结构于1810年竣工，它是对首都经济前途满怀信心的毫不含糊的声明。入口明显借鉴了帕埃斯图姆的第二赫拉神殿（Second Temple of Hera），顶上有一道严肃的多利克式中楣。距离斯特列尔卡（Strelka）的建筑不远处矗立着德托蒙1810年造的一组32米高、模仿公元前3世纪的罗马柱建造的古战船船头纪念柱。船头和油碗像硬片卡在赤土色圆柱上，庆典时会被点亮。而不点亮时，它们与附近交易所的端庄显得不协调。

虽然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圣彼得堡的重要建筑师们相继谢世令人备受打击——扎哈罗夫逝于1811年，卡梅伦逝于1812年，沃罗尼欣逝于1814年，夸伦吉逝于1817年，而德托蒙逝于1819年——但对首都的诸多壮丽局面有所贡献的一些重大天才人物也在走向成熟。卡洛·罗西出生于那不勒斯，母亲是一位芭蕾舞演员，后来嫁给舞蹈家兼编舞师查理·勒皮丘（Charles le Picq）。勒皮丘1787年应邀加入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团，便带着妻子和继子来到彼得堡，后者在保罗沙皇的建筑师温琴佐·布伦纳手下学习和工作。罗西为陆军总参谋部、财政部和外交部的办公楼所建的500米长的曲线形正立面环抱着皇宫广场。不过在这组右侧削手斧形的威严抛物线——典型的彼得堡风格——后面，混乱的后院拥挤林立。是罗西决定向涅夫斯基大街街尾急剧左转弯，进入一条由三联拱门构成的宽敞过道，拱门中的最后一道开向皇宫广场，顶上还有一整套雕像——胜利女神（Victory）乘着六驾马车直驱宫殿。罗西在造这条过道时，不经意地开启了地形学革命。正是沿着涅夫斯基大街进入这个过道，藏在优雅的圣彼得堡背后和远方的隐蔽空间的人们才能汇为潮水来挑战独裁制。罗西在为帝国首都加冕的同时也备下了它的死亡。与此同时，他以不朽的眼光制造出大量雅致又庄严的建筑，包括第二皇家图书馆和一座新的米哈伊洛夫斯基宫。保罗的红色堡垒变成工程师近卫军（Guards Corps of the Engineers）的家，因之以工程师城堡（Engineers Castle）知名。罗西也对首都12个广场和13条街道的设计有所贡献，其中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条由该建筑师全盘设计的短短的罗西街——两组220米长的建筑分列于一条22米宽街道的两侧——终止于他建造的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Aleksandrinsky Theatre）背面，该剧院1832年开张。这是一条芭蕾舞女演员之子所设计的街道，尼金斯基、帕夫洛娃（Pavlova）、卡尔萨维娜（Karsavina）、努列耶夫（Nureyev）将沿着这条街道步行到他们学校的工作室，这条街道比例布局良好，给人的印象规整，就像一个杰出的芭蕾舞团。

图21　越过冬宫的门看亚历山大柱和罗西为涅夫斯基大街建的拱门。在爱森斯坦的电影《十月》中，布尔什维克党人蜂拥越过那些拱门并攀上冬宫的这些门

亚历山大统治时期，俄国首位本土芭蕾舞大师伊万·瓦尔贝里（Ivan Valberg）在圣彼得堡留下了深远影响。他于叶卡捷琳娜当政时在意大利编舞师卡斯比罗·安焦利尼（Gaspero Angiolini）的指导下学习，然后在罗西的继父勒皮丘手下跳舞。瓦尔贝里编出《祖国之爱》（Love for the Fatherland）以回应拿破仑的入侵。它的配乐由意大利作曲家卡特林诺·卡佛斯（Catterino Cavos）创作，他在圣彼得堡住了四十多年，还是负责俄罗斯两大剧院——莫斯科的博利绍伊（Bolshoi）大剧院与首都的马林斯基大剧院——的建筑师的父亲。叶卡捷琳娜二世开始浅尝历史歌剧时，正是卡佛斯受托把这个类别引荐给俄国公众。他创作《伊万·苏萨宁》（Ivan Susanin）是1815年，在米哈伊尔·格林卡（Mikhail Glinka）写下他关于这个故事的著名版本之前20年。卡佛斯为瓦尔贝里的《祖国之爱》谱写的音乐如此激动人心，以至于1812年舞剧上演时，小伙子们都从剧院冲去征兵办公室。

亚历山大登基后旋即任命收藏家兼藏书家德米特里·布图尔林（Dmitry Buturlin）伯爵执掌艾尔米塔什，他提出这些藏品应当在每年特定时期里向公众开放。亚历山大也注意到，藏品中有些缺口。由于西班牙绘画未得足够呈现，所以从英国银行家威廉·考斯威尔特（William Coesvelt）处购买了多幅油画。签订《太尔西特条约》之后，卢浮宫的拿破仑博物馆馆长多米尼克·维旺·戴侬（Dominique Vivant Denon）的效力得以保障。当艾尔米塔什的监管人弗兰茨·拉本斯基（Franz Labensky）1808年前往巴黎时，戴侬帮他得到卡拉瓦乔（Caravaggio）的《鲁特琴演奏师》（Lute Player）以及其他20幅重要绘画。拿破仑最终败北之后，亚历山大去巴黎时很高兴有拿破仑第一任妻子约瑟芬皇后（Empress Joséphine）的陪同。她是一座时尚风向标，并且热切地想保住她在马尔迈松（Malmaison）的房子以及其中令人称奇的艺术藏品。约瑟芬希望亚历山大能善待她，为此当他们于1814年春碰面时，给了他那件最有价值的贡萨迦浮雕（Gonzaga Cameo）。这件年代确定为公元前3世纪以降的15×11厘米的瑰宝是一件颇为难看的双层缠丝玛瑙宝物，它的谱系令“马耳他猎鹰”（Maltese Falcon）自叹不如。16世纪里，它属于曼图亚（Mantua）的贡萨迦公爵们；然后在17世纪转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Rudolph II）手中。此后，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拥有了它；然后又传到罗马的奥代斯卡尔基（Odescalchi）家族，再上缴梵蒂冈，最后到了约瑟芬手里。她跟她的同时代人一致，认为浮雕像表现的是亚历山大大帝和他的母亲，因此设想这是一件奉承这位俄国皇帝的可心礼物。在某次令人愉快的野餐以后，约瑟芬感染了致命的支气管炎并且病逝，留下巨额债务，这时亚历山大从马尔迈松庄园买下38幅画作，包括伦勃朗的《解下十字架》（Descent from the Cross）以及从黑森–卡塞尔伯爵领主那里洗劫来的21幅油画。尽管这位伯爵领主能够重新拥有从他的藏品中偷走并挂在卢浮宫的画作，但他惊骇地发现，那些流转到亚历山大处的画作若想回归，必须偿还沙皇购买它们所支付的94万法郎。伯爵领主拒绝双倍支付，因此这些油画被留在俄国，在艾尔米塔什的新马尔迈松厅展出。

与整个欧洲限制君权并缓缓移向民主制的动力相反，俄国紧紧攥住它的独裁制政府形式。1820年代早期，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那不勒斯和皮埃蒙特（Piedmont）的叛乱助长了亚历山大抵制变化的决心，知识分子中的许多启蒙团体为此备感失望。莫斯科的商人们抱怨他们被不公正地对待，彼得堡的零售商们觉得他们会从一部宪法中极大受益。大胆的年轻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写下针对体制的警句和颂扬自由的短诗。各社团——其中一些团体受到欧洲秘密会社，比如在拿破仑失败之后以颠覆复辟的法国君主制为目标的烧炭党（Carbonari）的鼓舞——热心集会进行政治讨论。不满之情似乎已滋长到该警觉的地步，于是1822年8月，尽管顶着他本人就是一个分会成员的流言，亚历山大还是取缔了包括共济会在内的所有秘密会社。

“很难形容1823年春天圣彼得堡发现自己是什么处境”，俄国日记作家菲利普·维格尔（Filipp Vigel）写道，“亚历山大那悲痛多过严厉的阴沉脸色反映到它的居民脸上了。”沙皇的副手同样暗示说，这位人主现在“日渐消磨在沉默与猜疑中”。1824年11月，首都遭逢它最严重的洪水之一——普希金在他关于沙皇权力的末日预言《青铜骑士》中描绘了这场大洪水——仿佛大自然也加入了人类高涨的反叛浪潮。全城有几百人淹死，近500所房屋被冲走，涅夫斯基大街的水势一直蔓延到喷泉河上的阿尼奇科夫桥那么远。亚历山大的妹妹安娜·帕夫洛夫娜（Anna Pavlovna）女大公写道：“一个小时之内，冬宫前的广场”就沉降到“一片愤怒的海洋”之下。

一群由知识分子、贵族和军人组成的反叛者，迎着不断加重的阴郁之情开始聚会。他们憎恨农奴制，向欧洲寻求启蒙，但都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们被彼得堡一小撮刊名鼓舞人心的期刊——比如《祖国之子》（Son of Fatherland）和《启蒙与博爱之冠》（Champ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Philanthropy）——中发布的思想所滋养，发展为两个重要的施压阵营，一个立足于乌克兰的一座军镇，另一个立足首都。在经过许多不满与争辩之后，三名军官——继承了广阔庄园和几千农奴的元老之子尼基塔·穆拉维约夫（Nikita Muravyov）以及叶夫根尼·奥伯伦斯基（Yevgeny Obolensky）亲王和谢尔盖·特鲁别茨科依（Sergei Trubetzkoy）亲王——决定，谈话时间结束。他们的共谋者别斯图热夫–鲁明（Bestuzhev-Ryumin）中尉发问：“将欧洲从拿破仑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的俄国人难道不能挣脱他们自己的桎梏？”

图22　费奥多·阿列克谢耶夫（Fyodor Alekseyev）所绘《1824年11月7日的剧院广场》（November 7th 1824 in Teatralnaya Square），1824年

最初的计划是1826年5月在沙皇按日程检阅南方的军队时刺杀他。到那时，圣彼得堡的皇室成员要被围捕和放逐，别斯图热夫–鲁明则挥师莫斯科。命运插了一脚。1825年11月19日，亚历山大于塔甘罗格（Taganrog）逝世。圣彼得堡正在唱响祝祷他康复的弥撒曲之际，报告他死讯的信使已经在奔赴首都的路上。俄国有几天没了皇帝，更大的混乱随之而来。亚历山大的死讯被公告时，他的弟弟康斯坦丁被宣布为皇帝，而人们浑然不知这位大公早已放弃他的皇位要求，这使他的弟弟尼古拉成为法定继承人。直到康斯坦丁寄自华沙的肯定自己立场的信件抵达圣彼得堡之前，俄国实际上都没有沙皇。即使到这时，尼古拉在能够同意登基之前，也需要得到康斯坦丁的背书。面对所有这些混乱，最初那个谋杀亚历山大之计划的理想主义设计师们决定强行展开叛乱行动，但在这个事件中，他们被证明怯懦又缺乏组织性。他们想强迫元老院通告废黜罗曼诺夫家族，强占彼得与保罗要塞及冬宫，然后刺杀尼古拉。每件事都出错了。被派去袭击并占领冬宫的彼得·卡克霍夫斯基（Pyotr Kakhovsky）在最后一刻拒绝行事。答应刺杀尼古拉的叛乱分子变节。与此同时，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沙皇的尼古拉大公展示出非凡的冷静，并抢占了叛乱者的先机。

亚历山大统治之初，为了纪念圣彼得堡奠基100周年，沙皇举行了两万名士兵的阅兵式，他们行军经过法尔科内的彼得大帝雕像时，旗帜低垂以示敬意。1825年12月14日上午11时，在新统治期肇始之日，公开反对独裁制而行叛乱的兵丁们聚集在元老院广场那同一座意义重大的雕像周围。但元老们早在当天一早就向他们的新皇帝宣誓效忠，而尼古拉则鼓足了干劲。他把家人从阿尼奇科夫宫转移到更为安全的冬宫，然后令普里奥布拉岑斯基近卫军团第一营将冬宫团团围紧。军队封锁了卡洛·罗西在皇宫广场和涅夫斯基大街之间新建的过道。一群乌合之众将石头和其他碎块掷向政府军，他们信誓旦旦地称如果他们有武器，“半小时内”就能“让这座城市底朝天”。就在忠于皇室的军队被命令枪弹上膛的同时，教会人员在努力说服3000名暴动者。米哈伊尔大公（Grand Duke Mikhail）在与他们讲话时遭到枪击。圣彼得堡总督米拉多罗维奇（Miladorovich）伯爵前去对叛乱者进行呼吁时被卡克霍夫斯基杀死，此人晚些时候又击中近卫军第一团团长。

图23　卡尔·考尔曼（Karl Kolman）所绘《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Decembrist Rising, 1825）

到下午3时，暮色开始令景色模糊。一伙叛乱的近卫军团士兵着手从宫里抓捕皇家成员，但被击退。他们在与同道们会合的路上与新皇帝擦身而过，近到足以准确地击中他，但他们没认出他来。随着黑暗来袭，尼古拉知道起义必须被镇压。他给了反叛者们一个放下武器的最后机会，而当他们拒绝从命，他命令骑兵队进攻。在元老院广场结冰的地面上冲锋不仅白费气力，也很危险。当马匹加速，骑手纷纷坠马。这之后，尼古拉以36架大炮瞄准元老院广场。几轮炮轰下来便清剿了这块地方，留下上百具血淋淋的尸体在雪地中。死者中有无辜群众也有叛乱者，但谋反者核心集团的60人却无一被触及。别斯图热夫–鲁明试图在冻冰的涅瓦河上纠集一支叛军向彼得与保罗要塞进军并夺取它。沙皇把大炮转向河面并力图击碎冰层。下午5时，夜幕降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也告结束。亚历山大·冯·班肯道夫（Alexander von Benckendorff）——此人将成为尼古拉一世声名狼藉的“第三处”（Third Section）的头头——被派去抓捕叛乱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