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遗忘与重生

那时流言四起，称叶卡捷琳娜毒死了彼得，以报复彼得杀害她的情人。医学见解是，圣彼得堡的奠基人死于前列腺肿瘤或尿道狭窄，这是由治疗不善的淋病造成的频发性炎症所导致的。饮酒肯定也难辞其咎。与此同时，叶卡捷琳娜极力展示她的悲痛之情，并采取措施确保她的继承权。由于让一个女人成为傅膏的（anointed）君王是桩新鲜事，大主教费奥凡为让事情变轻松些而运用了卓越的技巧和一定程度的胆大妄为。他在皇帝葬礼的演说中致辞叶卡捷琳娜：“全世界看到，你的女性身躯并未阻止你成为彼得大帝那般的人。”一种硬币被铸造出来。一面是彼得的半身像，另一面是一个像叶卡捷琳娜的形象，环绕着暗示她的确配得上拥有彼得之位的装饰——地球仪、海图、平面图和数学仪器。自此以后，她将常常以亚马孙人，一位“战士女王”的面目出现，这是一个安抚传统主义者的有效策略。她的议政殿穹顶画《叶卡捷琳娜的胜利》表现这位女皇身着奢华且袒胸露肩的袍服的形象，呈现出战士的身姿。

不过叶卡捷琳娜问鼎宝座的权利存在争议，而且有被谋杀之虞。两个铤而走险的骗子露面了，一个在乌克兰，另一个在西伯利亚，都宣称是死去的皇储阿列克谢。他们被逮捕，送往彼得堡，然后被砍头。叶卡捷琳娜更重要的竞争者是被谋害的阿列克谢的9岁幼子，他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作为彼得大帝与柳多西亚·卢普金娜的孙子，他得到势力强大的戈利岑家族与多尔戈鲁基家族的支持。然而当国家议会开始鼓噪着要这个男孩时，被叶卡捷琳娜慷慨滋养着的已故沙皇的普里奥布拉岑斯基与塞姆扬诺维斯基近卫兵团，衣甲齐整地出场了，他们用鼓敲出了支持他们那个慷慨酒鬼的恐吓之音。次日上午，叶卡捷琳娜被确认为女沙皇，近卫兵们则被供以更多伏特加。在亚历山大·柏罗丁（Alexander Borodin）的歌剧《伊格尔亲王》（Prince Igor）中，一个角色暗示说，“没人愿意效忠一个对酒吝啬的统治者”。为了报答这整支军队，叶卡捷琳娜发誓要履行诺言，支付欠账。

但如果说叶卡捷琳娜把近卫兵团纳于股掌之中，那么缅希科夫则攥牢了这位女皇。叶卡捷琳娜的晋升有赖于这位亲王，因此她成了他的保护人。每当缅希科夫与已故沙皇的关系因为对他有关盗窃和勒索的指控而被连累时，叶卡捷琳娜就从中调停。这情形在1711年、1715年、1719年都发生过，而1723年达到顶点，那时彼得对他身边的腐败现象愤怒至极，力主任何官员被发现从政府偷窃都将立即处死。彼得被他的总检察长帕维尔·雅古靖斯基劝阻，后者宣称：“我们全都偷窃。有人拿一点，有人拿大把，但我们全都拿些东西。”刚好一个世纪之后，果戈里笔下的骗子英雄乞乞科夫（Chichikov）坦陈说：“我自助，拿了些盈余……如果我不拿，其他人也会拿走。”又一个世纪过去后，即苏维埃时期，同志们挖苦地评论说，俄国是地球上最富的国家，因为人民多年以来都在从国家偷盗，而且还有更多东西可以小偷小摸。缅希科夫为了保护自己而保障叶卡捷琳娜坐上皇位，同时也发展出一个能增进自家福祉的方案。如果阿列克谢的儿子彼得能与他的一个女儿结婚，那么缅希科夫对这个国家的掌控就能确保多年。并不意外的是，这位亲王有许多想法类似又势力强大的敌人。

事实上，确保罗曼诺夫继承权的是另外一场用尽心机的婚姻。1725年晚春，叶卡捷琳娜与彼得的17岁女儿安娜·彼得罗夫娜，嫁给了荷尔斯泰因–哥托普（Holstein-Gottorp）公爵查理·弗里德里克（Charles-Frederick）。为给这个时刻增光添彩，公爵在他位于彼得堡的行宫里举办了一个上乘宴会，聚集在宫外的成群观众被邀请参加庆典，他们被允许开怀痛饮，这份慷慨导致10人死亡。1726年2月成立的高级私人顾问会给了公爵一个席位。虽然叶卡捷琳娜是这个制订政策的小团体的名义领导人，但她出席几次之后似乎就兴味索然，从此不再参加，并在她当政的其余时光都允许缅希科夫把持。这个顾问会削减了自己的工作——简化彼得的改革，缩减军队规模，并废止帝国的事业以榨取税收。连年歉收加上高额人头税，正在削弱俄国的乡村人口，而同一时期精英们又挥霍无度。在叶卡捷琳娜与缅希科夫的影响下，宫廷以穷奢极欲著称。女皇在追求帝王排场方面不惜工本，她很高兴抹除关于她卑微过往的所有记忆。在她即位第一年里，她的奢侈欲望耗去了45万卢布，接近全国开支的4.5%。“集会”让位于豪华舞会与更正式的宫廷招待会。在这些豪宴上，宾客们被迫用一个不断传递的公用杯子喝敬酒。宴饮过后有舞会相随，跳流行的萨拉邦德舞、阿勒曼德舞和加伏特舞。法国医生兼植物学家皮埃尔·德西索（Pierre Deschisaux）注意到，女皇莅临与退席时，都会有喇叭和定音鼓高鸣。晚间——持续到凌晨2点，她数次换装，并要求所有杯子空了就加满，好让聚会者能举杯祝她健康，她的健康在与彼得多年豪饮之后已经急剧恶化。

德西索1726年抵达圣彼得堡，见到海港的壮丽船只与非常有条不紊的海军部，他的同胞奥布里·德拉莫特雷将之比为威尼斯的兵工厂。按照马塔尔诺威的设计所建造的冬宫，正在重新装修，然而在德西索看来这“稀松平常”。事实上，这座城市的状态依旧不稳定。特列兹奇尼设计的彼得与保罗要塞及其附设教堂，因为缺钱尚未完工。犯罪与惩处的迹象比比皆是：尸体在车轮上腐化，挂在绞刑架上朽烂，还有用来严厉警告所有路经者的被钉住的头颅。在夏日的高温里，恶臭的人肉气息与屠宰场的杀戮气息搅和在一起。

一位英国访客提出，“尽管有四大元素的作用……土地完全是沼泽，空气通常雾蒙蒙。洪水有时淹没半数房屋，一次火灾能夷平半座城市”，彼得堡还是建成了。尽管夏季短暂、土壤积水，冬季既长且黑，叶卡捷琳娜还是鼓励发展城市花园。德拉莫特雷为这一成绩献上颂词，断言“假如能有寸土隙地差可称为可爱的或肥沃的，那就完全要归功于艺术”。然而这座城市始终存在强烈的反差，一串串热切的活动被人类微弱地连接起来，又被自然拆散。德西索在称赞过荷兰风花园的花架子和凉亭后，忍不住评论毗邻野地里“怪异的”动物与奇怪的植被。这座城市第一场席卷一切的洪水给城市居民引出了——再度引出——他们所处困境的荒谬性。1726年11月瞬间暴涨的洪水比1721年的大洪水还要强劲。在阁楼上避难的德西索确信，那冲决涅瓦河堤岸的狂潮，强大到足以卷走他这临时住所的地基。涅瓦河各条鲜明的水道漫漶成一片汪洋大海，各建筑的顶部如灯塔般浮在这片汪洋之上。巨浪吞没城市，几个小时前人们还在漫步的地方已经漂来了船只。垃圾被巨浪卷起，又在洪峰退却时被吐出，留下一座披着泥浆外套的灰头土脸的都市。这次洪水的规模及其造成的损害如此巨大，以至于叶卡捷琳娜加倍投入用木桩支撑河堤。

女皇也支持两项令已故沙皇称心如意的计划。其一是寻找东北通道抵达北美（他们所知道的名字是“新西班牙”），并与之建立贸易往来。叶卡捷琳娜配备了一支远征队，1725年在丹麦探险家、海军上尉维图斯·白令（Vitus Bering）的带领下出发，不过她在这位探险家传来任何消息之前就去世了。白令在1741年的第二次探险中才抵达北美海岸——该发现致使俄国吞并今天的阿拉斯加（Alaska）及西北太平洋。第二项计划是科学院以及珍品屋（或曰奇巧馆）的里程碑式开馆。奇巧馆所在的长100米的建筑，是圣彼得堡完工的第一座真正不朽的建筑，一位法国访客对它刻骨难忘，称之为“欧洲此类建筑中最宏伟的大厦之一”。它容纳的藏品包括植物、动物与仪器，也有彼得大帝在普鲁斯河一役中收缴的土耳其炮弹。解剖学展品中有一个系列呈现了从一周到九个月的胎儿，这是卢施在阿姆斯特丹收集的。这类展览为东正教会所禁止，它担心会有灵魂从安息中复苏，重新索要它的物理躯体——该种展览因此将有助于推广科学的思维方式。畸形生物也被清楚展示：一只两头小牛，“一只八条腿的羊”，另有“三只眼的羊”，一条可疑的“飞龙”以及一条“有翅蛇”，后两样一般都被认为是恶魔附体。德拉莫特雷惊诧地看到“一个两性人的生殖器……一个四个月大的女摩尔人胎儿，它的阴蒂长出来的长度一如同样胎龄男胎的私处”，还有一个“约九个月大的卡尔梅克婴儿，有两个身体和两个头，各自都发育完整”。这份藏品的规模与特殊性正是一位统治者之地位的反映，彼得大帝曾派图书管理员兼奇巧屋负责人约翰·舒马赫（Johann Schumacher）遍访欧洲收集这类展品。舒马赫受指示在拍卖会中出价并且一买再买。奇巧馆免费对圣彼得堡的公众开放。事实上，展馆向参观者提供咖啡、葡萄酒或伏特加，但就算这般利诱也没激发出多少本地人的兴趣。

图6　奇巧馆

科学院设在伊凡五世已故遗孀的府邸，毗邻奇巧馆。叶卡捷琳娜经常在学术讨论的整个过程中目光呆滞地坐着或打瞌睡，这些讨论常常用拉丁语展开。自她短暂统治期过半，叶卡捷琳娜面对每种情况都是两眼一抹黑栽进空白。她维持了彼得的生活情态，终日痛饮而不花多少时间执政，虽说她确实主持着全喝醉聚会的剩余人员，在这聚会上，叶卡捷琳娜的弄臣，娜塔莎·戈利岑娜（Nathasha Golitsyna）王妃比别人喝得都多。娜塔莎从夜里狂饮到次日，直到在桌子底下瘫成一团。

叶卡捷琳娜烂醉如泥的状态变得如此频繁，以致与情人们做爱时都不省人事。当她的腿还没有肿到无法从床上爬起来时，她很享受穿着女皇的服饰露面。她的骑装以银色布料制成，她的袍子镶着金灿灿的西班牙花边，她的帽子上有一束白色羽毛摇曳生姿。她经常混搭戎装与性感装，检阅卫兵时在军服外套下穿着低胸裙装。1726年2月的这样一个检阅场合，一发射出的子弹将将擦过女皇的头颅致以问候，射死了一位不幸站在近旁的商人，这可能是一次意外走火，也可能是蓄意谋杀。不满征兆明确存在。早前支持女皇登基的大主教现在针对她的生活作风发布批评性的公开声明。在他被判处死刑之后，叶卡捷琳娜为他减刑，改为监禁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地下牢房中。费奥凡半是因为饥饿，半是因为埋在自己的排泄物中而于1726年死在那里。

随着叶卡捷琳娜的健康每况愈下，且生命开始飘摇，她指定亡故太子的儿子彼得为继承人，想让他同缅希科夫的女儿结婚。叶卡捷琳娜因酒精中毒、哮喘和性病而变得虚弱，在俄国统治者惯常的死亡陷阱——在主显节祝圣诸水——中感染了风寒。久病不愈的她于1727年5月6日去世。她的统治期太短也太过放纵，以致政绩不多，若无缅希科夫，的确可说是微乎其微。叶卡捷琳娜对这个国家最重大的贡献是成为彼得的灵魂伴侣。她在饮酒复饮酒上与彼得不相伯仲，也陪他参加战役。她捱得过艰难困苦，也能对栽跟头乐在其中。约翰·莫特利暗示，她的低微出身“非但未令她感到可耻”，反而“让她本身的优点”反射出“更明亮的光芒”。伏尔泰甚至宣称，叶卡捷琳娜“与沙皇本人一样非凡”。这位女皇被许多人认作乡村丰产女神，是祖国的母亲。讽刺的是，这位母亲用她的名字命名乌拉尔山地区的叶卡捷琳堡，正是在这里，她奇迹般嫁与的罗曼诺夫王朝有朝一日将被毁灭。

叶卡捷琳娜死后不到一个月，缅希科夫就被委以可能是最高的军衔——大元帅，而且他的女儿玛丽亚（Maria）与12岁的沙皇订了婚。掠夺成性又权势膨胀的缅希科夫开始愈加暴虐地行事。他僭夺了原本是给彼得二世的礼物。他邀请这位君王前往奥拉宁鲍姆，而当男孩怠慢这个邀请时，“缅希科夫傻气地坐在为彼得预备的宝座上——”他的敌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幕的上演”。他后来游历至夏宫要对这位年轻君王讲话时，他再度遭遇冷落。男孩拒绝停止打猎来接见他的客人。缅希科夫无视这一幕而返回彼得堡，准备招待皇帝，但只迎来了萨尔特科夫将军，他奉命来收回家具并将之运往夏宫。同一天傍晚，这位将军又回来逮捕缅希科夫。因为“刑事的”和“政治的”违法行为，这块土地上权倾一时的男人被剥夺了头衔，并流放到西伯利亚，1728年死于那里。

这出剧目正在上演时，圣彼得堡最醒目的变化是造好一架浮桥，横跨涅瓦河，将缅希科夫宫殿所在的瓦西列夫斯基岛与海军部连通。这架在结冰时节和湍流丛生的融冰时节脆弱难依的桥梁，不得不在每个春季被重新安放，直到1850年最终代之以一座永久性桥梁。但这座浮桥问世得太晚，以致不能为首都效力，因为彼得二世在1728年1月加冕礼之后决定在莫斯科建立朝廷。这令许多憎恨彼得堡的世家望族欢欣鼓舞——尤其是大权在握的多尔戈鲁基家族，他们跟缅希科夫一样在培植改朝换代的野心。“彼得之城”的建造放缓了，工厂关闭，商人亏钱，大批人员的离去使这座城市的人口减至它的创建人去世时的一半。这座正在建造的辉煌都城迅速沦为衰退中的外省城市。圣彼得堡看上去准备接受它在所有主要城市中最短暂的历史地位。当许多大厦人去楼空，而许多未完工建筑状况恶化至倒塌的地步时，有一项彼得大帝所托付的重大计划在他的孙子于莫斯科建都期间达成了。

彼得与保罗大教堂的圣障于1722年被委办，并于那年秋季在莫斯科开工，参与团队含50多位雕刻匠、木匠与镀金匠。这项工程于1727年完成，分成小片用雪橇或驳船运往圣彼得堡，到了那里发现无法安装，因为大教堂的穹顶仍然敞在空中，涂抹石灰墁的工作相应也没有完成，在彼得堡的潮湿气候下，这工作即便在最佳季节里都是个难题。此圣障是对俄国传统的公然背离。在理应安放隔离圣堂与会众之屏风的位置，出现一个立基于凯旋门的结构，可能是彼得大帝吩咐这么做的，模仿了当时为了庆祝他的胜利而搭建的那些临时结构。最重要的是，把圣障做成凯旋门这一概念隐含的是神化俄国首位皇帝。正如博学家兼诗人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后来宣称的，彼得是“上帝在俄国土地上的化身”。

图7　横贯涅瓦河的浮桥，1753年

绘在镶板上的主题就跟镶板的结构一样新颖。罗曼诺夫家族被安置在更传统的基督教圣像人物旁边，彼得大帝则倚着荷兰风巴洛克建筑正立面，正在赞美自己这座都城的建筑风格，圣亚历山大·涅夫斯基（St Alexander Nevsky）——彼得和他的城市的守护神——被描绘成一位俗世王侯，按照沙皇平日的着装风格穿戴。到了大教堂最终准备好安放圣障时，1729年9月狂烈的暴风雨差一点淹没了圣彼得堡，并让亲莫斯科派确信，彼得二世放弃这样一座脆弱的都城是明智之举。因此，对彼得之伟业的奢华宣示就被安放在一座似乎注定要成为鬼城的废弃城市里。

在莫斯科，强势的阿列克谢·多尔戈鲁基（Alexei Dolgoruky）亲王把年轻的沙皇拉到他的圈子里，并让他沉溺在没完没了的狩猎聚会中。他奉上自己17岁的女儿，彼得爱上了她。于是叶卡捷琳娜·多尔戈鲁基（Catherine Dolgoruky）取代玛丽亚·缅希科夫成为彼得二世未来的新娘，然而多尔戈鲁基家族的胜利是短暂的。就在举行婚礼仪式的前几天，彼得二世因为1730年1月的主显节庆典在莫斯科河祝圣诸水而着了凉，恰如他的曾祖父阿列克谢沙皇，并“在预定举行婚礼的19号当天”一命呜呼。彼得既无后嗣也无遗嘱，于是多尔戈鲁基家族的梦想化为泡影。伊万·多尔戈鲁基（Ivan Dolgoruky）亲王从彼得二世咽气的卧室里出来时，因为孤注一掷地试图挽救攥紧权力的机会，而仗剑高呼“叶卡捷琳娜皇后万岁！”，却无济于事。德米特里·戈利岑（Dmitry Golitsyn）亲王提议召唤伊凡五世——亦即那个曾短暂与彼得大帝共治的虚弱沙皇——的女儿。

计划是库尔兰公爵夫人安娜·伊凡诺夫娜（Anna Ivanovna）要被迫接受最高枢密院（Supreme Privy Council）八位成员的统治，没有他们的许可，她就没有权力课税或宣战。当她抵达莫斯科，一纸文件被发布，宣称如果她不遵从枢密院提出的条件，就会被剥夺登基权。安娜在近卫兵军官和大约600位贵族的支持下拒绝了，他们担心自己将面对“10个握有绝对权柄的家族”，而“不是一个独裁君主”。安娜转而宣布，由于她的臣民“全体一致恳请”她“屈尊承担我们俄罗斯帝国的独裁权力，如它曾被我们的祖先所秉持的那样，我们在考虑过他们谦卑的恳求之后，屈尊承担上述独裁权力”。安娜自立为女皇。

“他们说这个冬天朝廷将迁往彼得堡”，不列颠领事的妻子隆多夫人（Mrs Rondeau）写道：

如果属实，我的事情迫使我要跟随他们……多尔戈鲁基家族都被流放，且当时那位可怜的皇后跟他们一起。他们去的正是缅希科夫的子女们所在的地方。因此这两位相继与年轻沙皇订婚的小姐，有机会在流放中碰面了。这难道不是一出悲剧的好题材吗？

随同彼得二世离开这座城市的人又跟着安娜回来了，她打算让圣彼得堡每年有九个月做她的王宫。建筑师特列兹奇尼要为她1732年1月中旬的到来建好宫殿。商业要繁荣，营造要重启，且安娜因着她的怪念头和对畸形事物的激情，将重新点燃这座城市创建者精神中的某种东西。

在她踏上首都的那一刻，城里就有展览和剧场表演——从她令人眼花缭乱的在录财产，到意大利歌剧、芭蕾和她钟爱的古怪闹剧等一切。接驾骑兵队载着安娜穿过五道特别搭建的精致凯旋门。尽管这些东西在1732年的欧洲已经在政治上变得有些不合时宜，但罗曼诺夫家族仍在树立其王朝威严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且这种建筑物暗示彼得堡观念上的血统袭自古罗马的权力与光荣。它们的戏剧风格呼应着贾科莫·托雷里（Giacomo Torelli）和伊尼戈·琼斯（Inigo Jones）这些设计师那奢华而时兴的舞台布景。当女皇像个古代征服者那般穿过第一道拱门，她就开始接管圣彼得堡了。游行于下午1时在建于阿尼奇科夫桥（Anichkov Bridge）的拱门前开始。由这座城市的邮政局长揭幕，他手下的职员们吹响了自己的投递号角。外国商人、骑在马上的龙骑兵以及外国外交官继之。在女皇马车的一侧骑行的是卡尔·古斯塔夫·冯·勒文沃尔德（Karl Gustav von Löwenwolde），他是安娜新近成立的伊兹麦洛夫斯基近卫兵团（Izmailovsky Guards）的指挥官。另一侧是女皇的顾问兼情人恩斯特·约翰·冯·比隆伯爵（Count Ernst Johann von Biron），他是马伕的孙子，已婚且是三个孩子的爹。游行队伍走在全城最长也最直的大道——大视野路（Great Perspective Road），穿过海军部旁的另一道拱门，然后移师达尔马提亚的圣以撒大教堂（St Isaac of Dalmatia Church）去听弥撒。每当游行队伍停下来或进入下一阶段时，便礼炮齐发且鸣枪致意。最后，女皇来到为她的到来而粉刷一新的冬宫。有一场舞会，然后是焰火表演，同时大量士兵在结冰的涅瓦河上组成一个“AHHA”字样的巨型阵势。城市焕然一新，一整天里群众都在庆祝他们的城市经过四年休眠后正在苏醒一事。

圣彼得堡在空白期里有三个重大改进。其一是新闻界的发展。自该城市创立起便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面世的报纸《记录》（Vedomosti）在1727年彻底销声匿迹。首都几个月里都没有报纸，然后就在朝廷抛弃这座城市之际，《圣彼得堡记录》（St Petersburg Vedomosti）问世了，这是一份规模更大的双周刊，印数300份。18世纪末它的发行量达到2000份，直到革命爆发时都坚持以俄文和德文发行。

第二项发展是拉多加运河一段重要延伸的启用，它从涅瓦河上的施吕瑟堡开始，沿拉多加湖南岸而行，让船只有了可避开拉多加湖突发的暴风与危险的淤泥的另一个可靠的选项。这条运输来自俄国腹地的货物的保护性通道，降低了首都发生饥馑的可能性。

第三个发展是1731年创建了士官生学校（Cadet Corps），位于缅希科夫的宫殿，这里自从亲王被流放后就空置了。弗朗切斯科·阿尔戈洛蒂评论道，给200名学生提供住处“比起向全国人民的眼睛展示一位爱宠的奢侈无度”是对这个空间的更好利用。士官生13岁就开始上课，有书法课、俄文课、拉丁文课和算术课。第二年则学习几何、地理及语法，倒数第二年进入更切中主题的课程：筑城术、炮术、历史学、修辞学、法学、伦理学、纹徽学及政治学。最后一年就花在精修他们所擅长的科目上，但他们会继续学习德语和法语，这两门课是每个年级的必修课。大多数毕业生进入武官与文官的位阶体制中，其中最杰出的进入科学院深造。

士官生学校是与将成为圣彼得堡特长的一种艺术的早期发展看似不搭边的设置，那就是芭蕾舞。首先，一间芭蕾舞学校被建立以教导贵族家的千金。法国芭蕾舞教师让–巴蒂斯特·兰德（Jean-Baptist Landé）被雇来教授彼得大帝的女儿、皇储伊丽莎白公主。兰德得到300卢布的薪水和在冬宫的住处。不久之后他就开始在士官生学校教男孩们跳芭蕾，好为宫中的女孩们提供舞伴。两处的授课都很成功，所以这位芭蕾舞教师1738年提出，带12岁以下的男孩和女孩各六名，教学三年。就这样，圣彼得堡古典舞蹈与芭蕾舞学校（St Petersburg Classical Dance and Ballet School）成立了。它进而从孤儿院接收孩子，训练出俄国第一批芭蕾独舞演员，然后又演变为皇家芭蕾舞学校（Imperial Ballet School）。

在圣彼得堡建成之前的1708年，彼得大帝命令伊凡沙皇的遗孀普拉什科维娅·萨尔特科娃（Praskovia Saltykova）及其孩子从莫斯科搬到他的新定居点。许多莫斯科人都觉得很难适应彼得的城市，普拉什科维娅也不例外。她那塞满怪异人士和预言家的“野蛮人的”家宅，与彼得对新俄国所寄予的希望并不融洽。1710年，这位沙皇为了与欧洲国家构建纽带而开始寻找一位俄国新娘嫁给酗酒的库尔兰公爵弗里德里克·威廉时，普拉什科维娅提议由她最不喜欢的孩子安娜·伊凡诺夫娜出马。当安娜在库尔兰历经多年身心枯竭的孀居生涯而最终成功地返回圣彼得堡时，她同时带回喜爱奇异事物的口味和对欧化娱乐的热衷。

安娜女皇异乎寻常的随行人员堪称一只“怪胎”摸彩袋，看上去就像奇巧馆里最让人不安的展品猛地活过来。里面有侏儒、巨人、驼背人、跛足人——一群令来访的欧洲人脸色苍白的毁伤的随从。畸形人在欧洲宫廷里当然曾经流行，但随着统治者们变得不那么不着边际，残障者不再成为衬托国王威严的手段。安娜对丑陋的专注可能是她身体与头脑扭曲的一种表现。伊万·多尔戈鲁基亲王的新娘娜塔莉亚·谢里梅德娃（Natalia Sheremeteva）描绘这位女皇“比常人高出一个头，而且不一般地胖”。英国领事的妻子也说安娜是“个非常大个子的女人”，但补充说她“就个头来讲体形很好”。其他人记录了她的阴郁，她像个男人般的短颈块头，脸上有轻微的痘疤，声音又高又刺耳。在她的宫廷里，大量弄臣和侏儒的古怪滑稽戏、残忍表演以及下流闹剧，成为家常便饭。当宫人们在主日弥撒中露脸时，她最宠爱的六个弄臣会用炭把脸涂黑，排成一列模仿母鸡下蛋。他们也会上演斗鸡，彼此恶意地抓挠，抓出血来。目睹着他们扭成一团并殴打流血，安娜与她的侍从们会大笑着尖叫。女皇本人则总是恶毒成性，抓住侍臣，不管是令她高兴的还是惹她生气的，都对他们又捏又拧又掌掴。比起身在风气最差区域的最贫寒小屋，在宫中也许更加危险。

弗兰西斯·达施伍德阁下随福布斯男爵乔治（George, Baron Forbes）旅行到圣彼得堡，福布斯男爵是对圣彼得堡宫廷而言非同小可的公使，他负责1734年《英俄条约》的谈判，该条约是俄国首份与欧洲政权的商业协议。达施伍德1733年6月乘着当年驶往圣彼得堡的90艘英国船中的一艘抵达，第一印象是喀琅施塔特建在“海上的湿地与泥沼中”。那里有家很好的冶炼厂，但港口和岛上的砖石房屋因为无人照料以及“严寒”而“趋于倾圮”。抵达这座城市后，这位访客发现彼得与保罗要塞及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Alexander Nevsky Monastery）都未完工，还有很多迹象显示，工作在宫廷搬离时期停顿不前。瓦西列夫斯基岛上“外观看着不错的一长列一长列的大房子”“几乎全未完工，大多数没住人”。这年稍后的日子里，达施伍德发现那些住了人的房子就算有面板镶荷兰瓷砖的大炉子供热，也“冷得要命”，且潮湿。至于一层高的木房子，墙面上每道裂缝与缺口都由在全城挨家挨户揽活的专业“填缝工”用短麻屑塞实。

达施伍德到来之时，就连女皇也住在一座匆忙建成的木制夏宫里。这位访客对它只花六周的建造速度惊奇不已，评论说“他们这里认为雇用2000人为同一栋建筑工作无足挂齿”。比较拖拉的建筑工程是第三冬宫。工程于安娜还宫圣彼得堡时开始，一直持续到1735年。按照隆多夫人的说法，成品“无论在建筑和绘画上，还是在室内摆设上，都乏善可陈”，因为它由“大量布局不佳的小房间”杂糅而成。

一副对于安娜统治期间圣彼得堡生活的生动写照，来自伊丽莎白·贾斯蒂斯（Elizabeth Justice），她的姓氏很讽刺，她在遭受丈夫及英国法律体系的凌虐之后，作为一户英国人家的家庭教师于1734年来到俄国。她8月到达，这个季节电闪雷鸣，“经常造成破坏，并令女皇陛下担惊受怕”。尽管周边土壤贫瘠，但贾斯蒂斯留下了园艺比起早期定居时有所进步的印象。虽然樱桃“罕见且很差劲”，但居民们可享用很好的草莓、醋栗和一种“透明苹果”，这种苹果成熟时“十分清澈明净，以至于可以透过果肉看到果核”，吃起来比她在英格兰品尝过的任何品种都可口。除去大量出产那几种可以想得到的作物，如芜菁、胡萝卜和卷心菜，本地农夫也种植芦笋、四季豆（French beans）和生菜。至于鱼类，伊丽莎白·贾斯蒂斯看到：

比我在英格兰见过的……好得多的胡瓜鱼；20条卖1戈比，相当于1便士。鲑鱼的价格是每磅3戈比……但在我看来，最值钱的是他们叫作星星鱼的鱼。一条值5—6卢布，差不多等于30先令。它们甘美异常，煮过鱼的汁水金黄灿烂。他们吃这种鱼只用醋、胡椒和盐调味。

虽然圣彼得堡向英格兰出口大量鱼子酱，但那些不能与供应自己首都的相提并论，在首都吃鱼子酱时涂在“烤面包上，搭配胡椒和盐，有上好生蚝的味道”。贾斯蒂斯于大斋期与俄国人共同进餐时，注意到他们“津津有味地吃生鲑鱼的下颚”。他们剥下鱼皮，切成大块，“用大量油、醋、盐和胡椒腌泡”。他们也煮鱼汤和做“小鱼，很像我们的虾，炸过之后装在烹煮它们的盘子里端上来。趁着既热且脆的时候吃最美味”。

至于肉，“羊肉甘美肥腴，但块小。小牛肉很棒，但难得一见。牛肉绝佳且便宜。他们也有上好的猪肉，并且很喜欢吃乳猪，乳猪很充裕”。烹制方法包括煎炸、水煮、烘焙和腌制，本地人用草药和洋葱煮瘦肉汤。也有火鸡、鸡、鸽子、兔子、鹧鸪和野鸡，而雀鸟（如今被列为保护动物的蒿雀）10戈比一对。守着这样一个聚宝盆，无怪乎贾斯蒂斯声称：“我相信英国人在世界上哪个角落都没有在彼得堡生活得好。”至于比较贫穷的俄国人，“他们能用一块酸酸的黑面包、一些盐，加一个洋葱或一头蒜，做出丰盛的一餐”。

伊丽莎白·贾斯蒂斯作为一名游记作家的突出才华，为我们提供了一年不同季节的生动图景。夏季，船只会于女皇到场时下水，伴随着现场音乐演奏，人们乘游艇在涅瓦河上闲逛。他们在上游垂钓，还燃起篝火烧烤战利品。冬季，灯彩上不惜工本，还有很多焰火表演，如“飞弹和炸弹般……在皇宫前竞态极妍”。在一场表演中，夜空描绘出“Plenty”的形象，在安娜肖像旁边，还饰以格言“不胜赞美”（Beyond Praise）——这是两个世纪之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所钟爱的一种粗俗颂词。焰火效果精妙繁复，比如“一座巧夺天工的花园，让你想象你可以从树上摘橙子”。在黄油周的狂欢式上，人们在附近山丘上滑雪橇，很多人摔断胳膊腿。这是一段“享乐”时光，纵酒之徒狂饮暴食，直到忏悔星期二。这一天人们将相互亲吻并且“道别，说着‘明天我就死了’，直到复活节前都禁欲苦修”。贾斯蒂斯评论说，俄国人在斋期里能很好地禁食，却无法戒酒。他们“热爱所能搞到的最强劲的烈酒；而如果没法从合法渠道获得，他们就偷”。她回忆有一次参加洗礼时，司仪神甫“醉得不像样”。复活节来临那天的凌晨1点或2点，人们环绕城堡鸣枪放炮，当天晚些时候，比较富裕的人交换着绘饰精美的带有“会动的人物”（figures that move）的复活节彩蛋。

与此同时，安娜在朝廷废除了最高枢密院，以回应他们对她登基一事的干涉，同时她也恢复了元老院的地位，规定其成员为21人。出现在她宫中的德国人为数可观，但有影响的人没能组成一个统一团体，因为他们出身各异：野心勃勃的冯·勒文沃尔德来自利夫兰（Livland）；不屈不挠的明尼希伯爵（Count Münnich）来自奥尔登堡（Oldenburg）；积极努力的安德烈·奥斯特曼（Andrei Ostermann）来自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而安娜最宠幸的比隆伯爵来自库尔兰。这个年轻男人“深得女大公喜爱，她如此高兴有他陪伴左右，以至于把他当作自己的心腹”。比隆与安娜的一位女侍结婚，但接着就变成安娜的情人。后来在圣彼得堡，女皇实际上变成比隆家的一员。她公开挽着伯爵的手，甚至有流言说她是比隆最小儿子的妈。如果伯爵病了，女皇就照料他，而到了安娜统治晚期，比隆常睡在她的房间里。据明尼希的副官曼施坦（Manstein）将军所言，比隆的“傲慢与野心无以复加，莽撞，甚至不讲理……他煞费苦心地学习掩饰，但与奥斯特曼伯爵相比，永远也达不到完美掌握的程度，奥斯特曼堪称这门艺术的大师”。不过，借助一点学习和一丝良好的判断力，比隆便“以精熟的独裁方式”统治了“辽阔的俄罗斯帝国”。对政府事务不感兴趣的安娜，把这任务托付给她的情人，而她自己的注意力不仅放在她喜欢骑乘、杀戮和折磨的动物身上，还放在她的畸形人、弄臣和仆人身上。米哈伊尔·戈利岑（Mikhail Golitsyn）亲王被任命为皇家斟酒人“克瓦斯尼克亲王”（Prince Kvasnik），沃尔孔斯卡娅（Volkonskaya）王妃则被托付以安娜的宠物兔子。

由于女皇在贫瘠的偏远边省度过青年时代，所以为了满足她的“任性、激情和怠惰”，任何东西似乎都不会太过漂亮或昂贵。在这点上，比隆与她不相上下，他爱慕盛大与堂皇。他们在酷爱马匹方面志同道合。据说安娜一年里的每一天都有一匹不同的马，而比隆有200副镶珠宝的马鞍。安娜每天早晨都视察马厩，不管天气允许与否，随时都骑马。她也热爱打猎和射击，而且是个来复枪神枪手，枪是帝国工厂为她精心设计的。记录称，1739年安娜射中的猎物不少于9头雄鹿、16只野山羊、4头野猪、1匹狼、374只野兔和608只小鹿，还不算被她打成碎片的小鸟们。最残酷的杀戮方式包括狩猎车（Jagdwagen），它能把动物们聚在一处，然后在直射射程内被自鸣得意的猎人们收割，这些猎人只消等着每一组猎物到达便坐享其成。女皇在夏宫设有动物园和大型鸟舍，所以她在勒布隆的花园里漫步时便随性猎杀。在一个王位长年不稳的国家里，子弹上膛的来复枪被放在冬宫各处，所以安娜突然兴起之时，就能冲过去打开一扇窗，猎取一些在头顶盘旋的麻雀、白鹤和喜鹊。然后她就召来女侍们，试试她们的运气。女皇一番劳力过后，会以她的猎物宴飨侍臣。

女皇早晨8点前起床，9点开始快速处理急件。中午与比隆伯爵及其一家简单进餐，适度地喝些啤酒或托卡伊葡萄酒（Tokay）。如果宫中无活动，她就吃少量的晚餐，并在11点至12点之间就寝。纸牌是私下的游戏，也是舞会上夜间消遣的一部分。尽管1733年赌博被禁止，但曼施坦将军观察到“宫中沉溺此道：很多人在俄国靠此发家，而其他很多人因此毁灭”。他证实多达“两万卢布会在一轮十五点纸牌或法罗纸牌（Pharoah）中输光”，这也有社交代价。英国领事的妻子评论说：“我相信，如果俄国人不懂牌戏，人们可能会进行惬意的谈话。”

对安娜来说，唠叨而非交谈是重要的转移注意力的方式，她总在找新的饶舌伙伴：“维亚泽姆斯基（Viazemsky）公主，一个年轻女孩，住在寡妇匝格里阿日斯科（Zagriazhskoy）家，找到她并带她来这儿……我想让她给我找点乐子，因为他们说她很能讲。”女皇寻找伴从时，命令萨尔特科夫将军给她找个又高又整洁还不傻的波斯姑娘或格鲁吉亚姑娘。她喜欢跟她年龄差不多的能喋喋不休的伴从，也需要新人员来充实她正在缩水的储备——塔迪亚娜·诺沃施诺娃（Tatiana Novokshchenova）“马上就要死了，我需要有人补她的位”。当人类的声音已不能取悦她时，安娜怀着对青蛙呱呱声的奇怪热情，坐在宫中恰好位于一口专门储物窖上方的一扇窗户旁，自得其乐地听青蛙求偶的叫声。

尽管安娜看到圣彼得堡街头的残疾人或贫苦者时会退缩，但她有大量时光与来自她母亲府上的被截肢的或瘸腿的年老仆人们厮混。她在他们之中找到讲故事的人、睡前挠脚跟的人，还有一个活泼的六弄臣帮。其中两人是外国人：一个是葡萄牙犹太人，名叫让·达科斯塔（Jan d’Acosta），另一个是那不勒斯小提琴家彼得罗·米拉（Pietro Mira），绰号佩德里约（Pedrillo）。佩德里约出于玩闹而与一只山羊结婚，当他带着山羊上床时，安娜异常兴奋。恶作剧令女皇开心。她觉得最好笑的事，莫过于半夜三更敲响全城火警钟，把首都的居民都惊起，他们衣衫不整跌跌撞撞冲入漆黑的街道，直到大钟的指针移过午夜时分，才意识到现在是1735年4月1日，而他们是愚人节傻子（April Fools）。几天之后，一座教堂的尖塔被闪电击中而着火，人们宣称，这是上帝对安娜荒唐愚行的审判。

尽管朝廷处在动荡不安的险恶时期，对外的公众形象却在安娜的带领下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辉煌。女人们被要求每个节日都穿新衣。军官的制服以金线装饰，帽章系着白色宽缎带与红色羽毛。安娜在公共场合回避素淡的色彩，整个效果由一位外国公使总结如下：“我从未见过如此灿烂的节日和第一流的晚餐。你没法想象这个宫廷有多气派”，它的“奢华与堂皇甚至超过最富裕的宫廷，包括法国宫廷”。这座城市频繁地举办假面舞会，既在宫廷也在贵族家里，尽管“总体缺钱，但大把银子”为了这种舞会“被所有朝臣花出去，以习得华丽的嗜好”。

图8　安娜一世宫廷的假面舞会，约1736年

夏宫的花园举办奢侈的宴会，然后趁着晚间的凉爽，人们在一顶巨大的帐篷里开舞会。女士们身着银花点点的白纱制成的透明长袍。波兰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34年在但泽（Danzig）被俘的法国俘虏们，有一次在这种舞会上被引荐给这群寻欢作乐者，此举乍看之下是对女皇的无情羞辱。然而安娜“召来几位会讲法语的女士，希望她们竭尽所能让这些绅士们忘记自己是战俘，至少在今晚”。英国领事的妻子被选中为其中一员，但她身体太虚弱而无法跳舞，于是寒酸带刺地评论说与一位法国军官“闲聊了一晚上”，体会到“他的国家与生俱来的过度修辞性表达那相当强烈的冲击”。

寒冷时节，舞会在一座有“橙树和桃金娘盛放的”室内冬季花园里举行。领事的妻子出席过一次舞会并评论说，“当你从窗户看出去除了冰雪而一无所有的时候，这座新种好的小树林里的芬芳与温暖如同施了魔咒”。的确，“音乐和舞蹈是一方面，加上行走之处与树丛间都填满了美女俊男……直让我想象自己身处仙境”。

俄国的现状却没有这般神奇。外面的大街上是令人痛心的贫困，一如整个国家。即使贵族也因绵延不断的战争的花费和被迫在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之间来回奔波而变得囊中羞涩。朝廷的匮乏之态显而易见。据曼施坦记录，“最昂贵的外套有时会与最肮脏的未加梳理的假发同时穿戴；或者你会看到一块漂亮的衣料，被某个拙劣的裁缝匠搞砸了；或者假如装束上没什么不对头的，那么就缺少马车装备。一个衣着昂贵的人会乘着寒酸的四轮大马车来上朝”。就像这座城市里那些因为不能负担没完没了的维修成本而损坏的建筑物，许多小贵族无法承受奢侈的炫耀带来的财务负担，其结果有些像一出苏联时代的歌剧，从廉价的假发或破旧的剧场舞台背景板上画着的粗糙褪色窗帘，可以看出经济上的困顿。

与她对随员的粗鄙和任意胡闹式的野蛮滑稽剧的喜爱成鲜明对比的是，安娜对歌剧与芭蕾有着热切的兴趣。她洗劫国库，只为赞助来访的欧洲音乐人才、歌剧团与即兴喜剧（commedia dell’arte）巡演团。1733年，安娜任命威尼斯人路易吉·马多尼斯（Luigi Madonis）担任宫廷管弦乐团团长。马多尼斯很可能是维瓦尔第（Vivaldi）的学生，他将他的12部各异的小提琴与低音提琴交响曲都题献给安娜。尽管这些曲子牢牢根植于威尼斯的巴洛克音乐传统，但马多尼斯迈出了创新的一步，将俄罗斯与乌克兰民间音乐糅合到小提琴奏鸣曲中。

1735年一个意大利歌剧团造访，亮点在于其中有著名歌唱家扎内塔·法露斯（Zanetta Farussi），而她的儿子贾科莫·卡萨诺瓦（Giacomo Casanova）将在成年以后造访叶卡捷琳娜大帝时代的圣彼得堡。下一年又一个歌剧团来访，由西西里作曲家弗朗切斯科·阿拉贾（Francesco Araja）带领，演出了他关于爱恨之力的名篇《爱与恨的力量》（La forza dell’amore e dell’odio）。这些歌剧花哨耀眼且日益点缀以机械制造的奇观，效果就像糖在五颜六色的甜品中的作用，能够弥补它们实质内容的匮乏。幕间的芭蕾舞过场是个重要成分，由同道的西西里人安托尼奥·里纳尔迪（Antonio Rinaldi）编舞，他迅速成为法国编舞师兼芭蕾教师让–巴蒂斯特·兰德的竞争对手。里纳尔迪在兰德死后以艺名富萨诺（Fusano）接掌芭蕾舞学校，还为俄国芭蕾舞的意大利风格奠定了基础。安娜对这种舞蹈的激情使她成为一个尖锐的批评家。她就像个严厉的芭蕾女教师，如果演出者不合她意，她动辄便掌掴。《爱与恨的力量》的译者瓦西里·特列季阿科夫斯基（Vasily Trediakovsky）给“坐在壁炉旁的女沙皇朗读过诗句”之后，收获了“脸上一记最仁慈的掌掴”。特列季阿科夫斯基的任务之一就是写作下流诗歌并读给女皇听。

安娜统治期间，建成了一所拥有1000个席位的歌剧院，里面上演的歌剧很多都出自阿拉贾之笔，他在1737年创作了奢华之作《赛密拉米德》（Semiramide），来庆祝女皇44岁生日。“宽敞而高级”的剧院由八架炉子供暖，演出对所有人开放，但酒鬼和劳动阶级一周只能看两次。安娜坐在正厅后座的中央，安娜·利奥波多夫娜（Anna Leopoldovna）与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Elezabeth Petrovna）两位公主坐在两侧。对安娜公主的典型评价是她头发打着卷，身着“刺绣繁复的深红色天鹅绒”，而伊丽莎白则穿金戴银。

严肃戏剧因为缺少俄国素材，也没有歌剧阵势中那种习惯性的震撼，因此流行度有点低。伊丽莎白·贾斯蒂斯评论说，“有时会上演荷兰剧，但我想没人会想看第二次”。然而在安娜堂妹、女王储伊丽莎白位于察里津旷野（Tsaritsyn Field）的府邸中，这种表现形式被用得私密且有政治意味。1735年，伊丽莎白的一位侍女马芙拉·谢佩莱娃（Mavra Shepeleva）写出一个批评女皇的剧本。伊丽莎白圈子里的人当时都25岁上下，并且喜爱颠覆性的戏剧，演出这种戏剧能释放情绪。1730年代，这位女王储感到很不安全。曼施坦将军记录说，“女皇很想”把伊丽莎白关进一家修道院，并“剥夺她问鼎俄国宝座的一切希望”。女王储发现自己逗留在从母亲叶卡捷琳娜那继承来的皇村很觉不安。有一次她派人去彼得堡找弹药，因为她认为匪徒“四处流窜并且躲在暗处要伤害我”。伊丽莎白因为感到相当紧张而以戏剧、饮酒和舞蹈来逃避。

伊丽莎白府邸中成立的哥萨克合唱团的在录人员中，有位来自切尔尼戈夫（Chernihiv）的农家子弟，阿列克谢·拉祖姆（Alexei Rozum）。安娜的一位在阿列克谢家乡的教堂演唱的侍臣发掘了他。阿列克谢成为声音甜美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的一名爱宠，甚至可能是她的秘密丈夫。他以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Alexei Razumovsky）之名升迁到总管之位，并住在阿尼奇科夫宫。比这个由布衣到贵胄的快速升迁故事更胜一筹的，是阿列克谢的兄弟基里尔（Kyril）那如流星般耀眼的故事。他16岁时被带入宫廷，并被派往哥廷根大学（University Göttingen）学习，学成归来前夕以18岁之龄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科学院的院长。然后在22岁时他赴任乌克兰的哥萨克首领。如果说圣彼得堡使一个偏僻地区得以改观，那么它也转变了许多人的人生。

1736年及1737年的夏季，大火席卷海军部附近的城市中心区。运河与涅瓦河两岸成排矗立的石头大厦背后挤满了摇摇欲坠的木房子，它们成为危险的易燃物。1736年8月，新上任的英国领事克劳狄乌斯·隆多（Claudius Rondeau）算出有1000所房屋“化为灰烬”。这场火灾据猜测起因是人为纵火，结果一个女人被枭首，两个男人被烧死——是被慢慢烤死的，因为那天的风飘忽不定。1737年6月，耸立着几栋最宏伟房屋的米连纳亚大街（Millionnaya）发生火灾，护堤宫（Palace Embankment）与女王储伊丽莎白的宫邸都遭殃及，而几百座小一些的建筑尽皆被毁。这些火灾带来的是1737年设立的由彼得·叶罗普金（Peter Eropkin）领导的建筑委员会。它在这座城市划出五个行政管理区，对建筑施工加以规范，并计划对涅瓦河左岸有序地进行扩张——这是对特列兹奇尼及勒布隆之思考方式的重要偏离，他们都以位于彼得与保罗要塞和瓦西列夫斯基岛的首善之区为中心。叶罗普金聚焦于大陆而非小岛，允许沿着三条自海军部辐射而出的大街无限扩张。

叶罗普金是彼得大帝派往欧洲深造的年轻人之一，在意大利研究安德烈亚·帕拉弟奥（Andrea Palladio）的别墅七年之后归来，成为圣彼得堡这一决定性扩张阶段的建筑师。叶罗普金与米哈伊尔·泽姆佐夫、在荷兰学习又受雇于海军部的伊万·科罗博夫（Ivan Korobov）以及特列兹奇尼的亲戚彼得罗·安托尼奥·特列兹奇尼（Pietro Antonio Trezzini）共事。在叶罗普金的领导下，他们制定了一份杰出的城市规划：成三岔口的三条大街——涅夫斯基大街、格罗科哈瓦亚大街（Gorokhovaya）以及福斯涅钦斯基大街（Vosnezensky）——由一系列半圆形街道衔接起来。尽管安娜统治时期的建筑地标少有留存，但这一自海军部开始辐射的街道规划的创建，标记出至今健在的中央城区的主要轴线。这些大道上排列着迅速建成的连续不断的临街正立面，女皇热衷于在冬季沿这几条街赛跑。其他人的奔跑速度是受限制的。

图9　叶罗普金的三条分叉大街——涅夫斯基、格罗科哈瓦亚、福斯涅钦斯基，从海军部开始呈扇形辐射

圣彼得堡中央大街的第一段景观大道早已存在，是瑞典战俘铺筑的，短短的路面上还悬有灯盏。建筑委员会怀着扩大城市的野心，将这条大街一路拓展到尚未完工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彼得大帝虽然关注欧洲，却并未忽视纪念伟大的俄国人，尤其是当他发现某位历史人物与他本人的相似之处时。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就符合这个要求。两人都是成功的将军，都把俄国的地位抬升到一个重要的新高度。因此毋庸惊诧，彼得早在1704年就鼓励敬拜涅夫斯基，并在1710年7月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奠基，以此纪念他曾在1240年击败瑞典人，又在1242年楚楚克湖（Lake Chudskoe）冰面上的著名战役中击败条顿骑士团。彼得把这位将军的遗骸从弗拉基米尔（Vladimir）带到新的修道院。随着叶罗普金1738年扩建好这条大道，景观大道更名为涅夫斯基大街，以纪念这位受人崇敬的将军。

如果说叶罗普金对圣彼得堡未来的最伟大贡献是火带来的，那么他最奇异的委托则与冰有关。脸像大饼、胃口如桶的女皇，格外刁钻恶毒。当米哈伊尔·戈利岑亲王娶了一位非东正教徒的意大利女子，安娜怒火中烧，并让有着中尉军衔的戈利岑当她的弄臣。意大利新娘婚后不久就死了，而女皇觉得强迫寡居的戈利岑跟她的一位仆人——干瘪皱缩的驼背老妇人阿芙多季娅·布彻尼诺娃（Avdotya Buzheninova）——结婚，既是他应得的报应，同时也很好笑，这位女士的丑陋吓住了神甫们。当阿芙多季娅向安娜吐露，没有丈夫的生活如同一层严霜，女皇就萌生出一个想法。

1740年2月，圣彼得堡罕见的严寒天气被记入史册，女皇决定用冰在冬宫与海军部之间的涅瓦河河岸造一座大厦。倒霉的新婚夫妇将在一间巴洛克式的圆顶建筑中度过新婚之夜。每个冬季，穷人都例行被雇来凿开河冰取水。现在他们则在切割冰块，好让工匠们雕凿一座由叶罗普金设计的精美宫殿。长60米、宽6米、高6.5米的结构由水来抟合，水一泼，冰块间的连接处就冻硬了。地面上的冰围栏和屋顶的冰雕柱用来美化大厦。窗户是装饰性的，窗框是仿制的绿色大理石勾勒出的。除了有几张真卡片被冻入一张桌子，室内所有东西都是冰：冰床、冰毯子、冰酒杯，甚至蜡烛也是冰的，借着油罐短暂燃烧，但不会久到烤化冰蜡烛。室外有一尊能发射冰炮弹的冰制大炮来守卫这栋建筑。一头冰海豚和一头冰大象白天喷水夜里烧油。新娘和新郎坐在一个安放在大象背上的座厢里，在300名婚礼宾客的头顶上游行，这些宾客是从俄国各个角落征召来的。有些坐在驯鹿、山羊或猪拉的雪橇里，有些骑在骆驼上。参与者在库尔兰公爵的旧马房停下来吃了顿饭，并参加了一场舞会，然后移师冰宫，新娘和新郎在这冰宫里度过了几乎把他们冻死在寒冷婚床上的一夜。

整出闹剧是过度独裁的典型表现。然而安娜一如她之前和之后的那些独裁者——其罪责是一种更为糟糕的过度。1740年，叶罗普金被牵连进一个反对安娜情人比隆伯爵的密谋中。由叶罗普金的内兄阿尔特米·沃伦斯基（Artemy Volynsky）组织起来的密谋者们，被抓起来并严厉惩罚。沃伦斯基先被砍掉手，接着被砍掉头。叶罗普金——在圣彼得堡的工作深得女皇欢心——也被斩首，而其他谋反者在被鞭笞和折磨之后流放西伯利亚。

随着安娜的统治继续，逮捕和死刑日益增多。她“喜欢闲谈和打听别人隐私的天生倾向”让她耳目灵通，在处理对政府的威胁时，这位女皇对闲话善加利用。为帮助她处理“肮脏的”政治工作，她启用了国防学院院长布尔哈德·克里斯托弗·冯·明尼希（Burhard Christoph von Münnich）将军。这位“被军队惧怕多于爱戴”的将军是个务实的伪君子。隆多夫人描述他是“这个宫廷最殷勤的男人之一”，只要他“出现在女士们中间……就会带来一种令我非常厌恶的快活和温情”。“从报纸上看到他杀死成千上万的人，于是当你看到他直勾勾地盯着你听你讲话，又突然抓起你的手心醉神迷地亲吻，你怎能不吃惊！而当你发现他认为对所有女人都需要这样做，你又会吃惊成什么样！”

1731年4月，安娜创立从事秘密事务调查的总务局（Chancellery），由安德烈·乌沙科夫（Andrei Ushakov）负责，此人以担任彼得大帝的秘密警察起家。乌沙科夫的部门是个恐怖的地方，用折磨人的拷问台和烧红的烙铁劝诱那些顽固的可疑分子。割舌是对那些散布恶意闲话者的惩罚，而且在“侮辱女皇陛下帝王之尊”构成一项主要罪名的时期被普遍使用。如果任何人被怀疑对安娜有憎恶之情，或听到关于女皇同其已婚爱宠比隆伯爵之关系的确切性质的闲话，他们就会被乌沙科夫扣押。如果有人告发某人，双方都会被逮捕。假如可疑分子那里滴水不漏，告发者就会被探查，因此，乌沙科夫这个部门的方法成为契卡（Cheka）和克格勃（KGB）的恐怖原型。安娜乐于分享乌沙科夫所收集之一切肮脏事物，她的统治下，警察政府的耳目及偏执狂式疑虑已经散布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了。

1740年8月，女皇的外甥女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生下一个名叫伊凡的男婴。这位22岁的母亲是伊凡五世的外孙女，1739年嫁给不伦瑞克–沃尔芬堡（Brunswick- Wofenbüttel）公爵安东尼·乌尔里奇（Anthony Ulrich）之前，一直住在女皇的宫殿里。安娜·利奥波多夫娜不讨人喜欢且腼腆害羞，按照明尼希的说法“天生懒散”，因此缺乏掌权的精神动力。但她给女皇提供了一个阻挡彼得与叶卡捷琳娜那呼声很高的女儿伊丽莎白的方法，同时能沿着她父亲伊凡五世的血脉确保罗曼诺夫的家系。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儿子生得正当其时，因为安娜的健康正在衰退。她患有痛风。她经常昏倒，还吐血。

10月中旬，一支由4000名外国人组成的规模庞大又具异国情调的游行队伍，出现在彼得堡街头。骆驼和骡子驮着礼物，再加14头大象，都要送给新生儿伊凡。这是纳迪尔沙（Shah Nadir）的使团，他已征服印度并希望追求女王储伊丽莎白。朝廷执政者之一、努力上进的奥斯特曼不肯让伊丽莎白会见大使，伊丽莎白对于遭到一个被他父亲从抄写员职位提拔起来的人如此对待感到愤怒，因此发誓报复。

安娜女皇指定婴儿伊凡当她的继承人，同时也指定她的爱宠比隆伯爵担任摄政王，之后几天她就去世了。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的司礼官之子查尔斯·科特雷尔（Charles Cottrell）值女皇葬礼时正在圣彼得堡，他为这个因残忍的好奇心而著称的女人补充了一条惊悚的注脚。安娜“停柩供人凭吊一个月，但没有经过恰当的防腐处理，下葬前夕几乎四分五裂”。

11月，明尼希出于争取权力而带着他的副官曼施坦及80位士兵开进夏宫。当他们进入摄政王的卧室，比隆试图藏在床下，但曼施坦抓住这个大喊大叫的男人，塞住他的嘴，绑住他的手，把他拖走了。当被带到臭名昭著的乌沙科夫面前时，比隆伯爵被判流放西伯利亚，而安娜·利奥波多夫娜成为摄政王。

伊凡六世统治时期的圣彼得堡几乎无从谈起，因为他才两个月大就继任为皇帝，而一岁三个月大时就被废黜。他母亲这个阴郁消沉的摄政王对治国兴味索然，所有时间都与她的女侍朱莉娅·孟登（Julia Mengden）一起度过。根据曾在宫中打牌的英国全权公使爱德华·芬奇（Edward Finch）先生所言，“安娜爱朱莉娅的那股热情完全是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的劲头”，她们“经常共寝”。1741年11月25日，女王储伊丽莎白发动政变，孟登当时就在安娜·利奥波多夫娜的床上。支持伊丽莎白的那群人以谋略战胜了约翰·弗里德里希·奥斯特曼（Johann Friedrich Ostermann）与明尼希。爱喝酒且男人范儿的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流放了奥斯特曼与整个不伦瑞克家族，恢复了彼得大帝子嗣的继承权。

安娜女皇统治时，虽说朝廷过分荒淫又懒惰，但城市生活较为平稳和清简。更多街道得以铺砌，更多河堤被加固。城市向南扩张的同时，新的市场在城市的不同区域开张，包括喷泉河与叶卡捷琳娜运河之间的一家中央市场。那些有能力工作的人被踢出救济院，为真正的困顿者让位。然而普鲁士使团的秘书评论说，“这个国家并未从圣彼得堡那儿收获好处，假如政府还留在莫斯科，圣彼得堡不可能比得上莫斯科”。此外，对这整个国家的评价远远不能乐观。英国全权公使爱德华·芬奇这样说起1741年年中的俄国：“我必须承认，只能把这个国家看作将来要加以完善的一个粗糙模型，舍此而外我还看不到它有其他前途。”但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朝廷和一座城市何以如此迅速地形成了独特的与欧洲风格和欧洲品味近似的形态。安娜离世时可以说没留下继承人，但她将朝廷回迁的这座城市得以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