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涅夫斯基的微光

1917年10月，战舰阿芙乐尔号（Aurora）放出一发空弹，标志着俄国革命开始了。又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混乱与变化再度来临。那是1993年夏季一个清晨诡异的3点钟。我正站在阳台上，俯瞰涅夫斯基大街（Nevsky Prospekt），它曾经是圣彼得堡这座昔日伟大城市的伟大街道。在被称为“白夜”（White Nights）的那些日子里，永不消失的微光有些超现实主义的意味。在圣彼得堡的全盛期访问过这座都城的法国作家大仲马（Alexandre Dumas）暗示说，当此之时，静寂令你怀疑自己是否“听到了天使的歌声或上帝的言语”。我身边可没天使，而且静寂被老旧交通工具吱吱嘎嘎的噪音破坏了。大仲马写下这些话时，这座壮丽的大都市对欧洲最伟大的建筑师、作家和思想家都有着强大的吸引力。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已有300年历史，其中多数时候都处于繁荣之中，然而1990年代早期它显然正在崩溃。我下面的街道满目疮痍，大街较远那侧的街面建筑外墙都开裂了，灰泥脱落，窗户泥渍斑斑。既没资金也没合格的机构来照管这座城市——一座被建造为它自身那出伟大剧目的一个壮观场景的城市。经过令人目眩神迷的三幕剧——1703—1825年、1826—1917年、1918—1991年——之后，我怀疑这是否就是终场了。

我俯身看着散在各角落的恶徒们，迅速把一个衣着精良的人围起来殴打。街上的人拖着脚步擦过。某处响起一记枪声。又一响。一座过去总是被革命知识分子和反动当局的斗争所主宰的城市，现在近似于无法无天的边境城镇，如此奇怪，让我无法忘怀——但可能它一贯如此。敏捷的强盗们丢下了瘫软的受害人。似乎没人关心。当这人努力挣扎起身时，我忍不住想，暴力就是这座城市的特色。暴力被设想为一个新俄国的资本——以夸大狂式的恋欧癖（Europhile）把这个国家从它闭关自守的过去中猛拉出来的一次尝试。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设立自己的愿望时，既违反自然，也违反这个国家——一个从波兰和德国的边界开始、跨越亚洲北部近13 000公里直抵太平洋的广袤国家——的惯例。彼得的“通向欧洲之窗”尽管坐落在俄国的西部边缘，却一再被砰地关上，这座城市屈从于暴政与威权，民众的精神没完没了地在夸大的希望和无望的剥夺之间被撕扯。即使在20世纪头几年，也就是这座城市因资产阶级的丰饶而熠熠生辉的时候，五公里长的涅夫斯基大街——从这座都城历史心脏的辉煌政府建筑延伸到它外围的泥泞陋巷——也令耀眼的财富同悲惨的贫困以及新俄国与旧俄国之间的永久鸿沟显得触目惊心。圣彼得堡既是对抗的，也是矛盾的。

比较一下这座城市宏伟物理结构的快速建造——其建筑成就与工程成就在近代无可媲美者——与窒息了居民生活（但非灵魂）的衰弱官僚机构的怠惰。这座城市有精神分裂症：被关乎身份与名字的戏剧性变化推搡和拖拉。它曾经是前卫的、帝国的、启蒙的、反动的、放荡的、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以及混乱的。它曾经叫圣彼得堡、彼得格勒（Petrograd）、列宁格勒（Leningrad），然后又叫回圣彼得堡。我在这次访问中能看到，居民们因摆脱原当局的统治的束缚而感受到的欢欣之情因为一个没有为激进变革做好准备的社会所遭遇的物质困难而被抵消了。这是典型的圣彼得堡式时间扭曲——因为政治原因，一切都发生得太快或者太慢，而民众则被丢在困境中。那些连累了改革的挫折，以及反复出现且无法解决的张力，使圣彼得堡的故事既令人发狂又令人兴奋。

当太阳在另一个艰难日子升起，我下楼来到街上，在涅夫斯基大街和它周围发生了那么多圣彼得堡的历史。涅夫斯基是这座城市的中枢神经系统。对它的现代性怎么展示都不为过。到1830年，它已经是最重要的大街，最长、最宽也最明亮。涅夫斯基在其盛时是多语种消费者的展示橱。说来痛心，当我在充满革命性的20世纪行将终结的年代里沿着涅夫斯基行走时，我看到损坏的小汽车和报废的卡车被裹在暮春融冰时节留下的脏物中。然而又有异样的新光线穿过这个被包裹成棕色的世界的停滞而闪烁：一个铝制汉堡包带着刺目的光线耸立着，破坏了艺术广场（Arts Square）的新古典主义的端庄。兰蔻、欧莱雅和芭斯罗缤冰激凌（Baskin-Robbins）的招牌，射穿迷离的拂晓，暗示着即将到来的事物是何模样。尽管这之后十年会迎来对卢布的一大波信心，但在1993年，这些西方消费品的前哨只不过是在用梦想戏弄民众。飞利浦专卖店只用美元交易，而一个中波高保真音响会耗费一个普通市民很多个月的收入。涅夫斯基大街的一家超市正面装饰着俗丽的霓虹灯，店里塞满成排铮亮的白色冷柜，却只售卖苹果。排长龙的顾客和空荡荡的货架，是所有购物之旅的两大赠予。看到世界上最大的社交大道之一如此破败，真令人心酸。但这个新的拂晓只是圣彼得堡这座辉煌城市那迅速崛起、生计艰难、快速衰败又痛苦重生的故事的片段之一。我路过的那个被破坏的电话亭，见证了必定构成这座城市之定义性观念的东西——荒谬怪诞。当你能找到一个没有被磨损到被人遗忘的公用电话亭，你会发现使用公共电话需要15分面值的铜板。然而15分的铜板很罕见，只能从狡诈的勒索者那里用五十倍于其面值的钱换来。你越接近圣彼得堡的常态，这个地方就显得越不合理。作家尼古拉·果戈里（Nikolai Gogol）知道这点。作曲家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h）赞同这点。地点的选择本身就很荒唐。它的早期统治者们在过度和迷信方面丧心病狂。然而如果你看下圣彼得堡的平面图，那里有逻辑。那里有秩序。那里有目的。

德屈斯蒂纳侯爵（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评论称，圣彼得堡无疑是世界奇迹之一，然而那里竟蠢得过分——为鞑靼人即兴创作的希腊城市，像搭了一些舞台布景，成群农民在“一大堆古代庙宇周围”的棚屋里安营扎寨。秩序与混乱并存之态是19世纪巨大张力的源泉之一，也是那个时期文学作品的一个主要话题。圣彼得堡的作家们创作出无根漂浮着又为反对官僚群体而抗争着的“小人物”（little man）。在阴郁的后共产主义城市里，又是普通而正派的市民在受苦。上一趟旅行时——正好是苏联解体之后——我在跳蚤市场碰到走投无路的人们努力想卖掉一只鞋、一只靴子、一把没有钥匙的锁、一把没有锁的钥匙。当我同马林斯基剧院（Mariinsky Theatre）的舞蹈家们谈话时，他们把自己演出水准的降低归结为微薄的工资和营养不良。1992年初，市场管制解除，物价先翻倍后又翻三番。对于无门路获取硬通货的大多数民众来讲，局势走向穷途末路。已经困扰人民300年的未充分发展的现代化这个难题，在新近转世重生的圣彼得堡，仍然索要无以计数的牺牲者。

继续沿着涅夫斯基大街走下去，我跨进圈楼（Gostiny Dvor）地铁站的地下通道。一些街头艺人在敲打着《蓝色山羊皮鞋》（“Blue Suede Shoes”）的曲调。几年以前，这种自由还不存在。但与这一充满活力的行为相伴随的，是对西方光灿灿的、镀了金的生活图景的任意误解。圣彼得堡现在是，过去也一直是一座梦想很大而信息与真相供应短缺的城市。我与一位孩童时曾随学校合唱团在切尔诺贝利（Chernobyl）事故之后去基辅（Kiev）演出的朋友谈话。当她返回时名列宁格勒的这座城市时，孩子们仅仅被告知，扔掉鞋子。信息管制——官方保密状态达到令人心寒的规模——伴随这座城市的历史，并造就了一种丰富而有活力的地下文化。

我步入涅瓦河（Neva）两岸的彼得堡历史上的心脏地带，被海军部大厦（Admiralty）和总参谋部的庄严宏伟所震慑——这些建筑让我想起彼得大帝最初的意图是建设一座堡垒来保护港口。但是，在一条每年封冻八个月的河流两岸设立海军基地和贸易基地，这是荒谬的，或者说是令人绝望的。彼得渴望掌控波罗的海贸易路线的入口，便将他的新都设立在俄国薄弱的西北边境。同瑞典的北方大战让这风险立刻暴露无遗，这场战争干扰了该城头几年的营建工作。

我站在围拱着皇宫广场的官方建筑形成的壮丽抛物线前面时，想起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936年访问此地时所说：“在列宁格勒，我景仰的是圣彼得堡。”我扫视冬宫青绿和金白相间的正立面，这就是1917年革命开始之处，这一历史时刻因为革命党人轻而易举就进入这栋建筑而被弱化了。诗人约瑟夫·布洛茨基（Joseph Brodsky）评论说，皇宫广场唯一的枪击发生在苏联电影制作人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纪念革命的电影《十月》（October）中。

1711—1917年间，冬宫（以其某个前身的形式）是诸多非同小可的人物的居处，这些史诗性人物，在圣彼得堡的荒唐而大胆中，上演着自己夸张无度的戏份：任性又专横的奠基人彼得大帝，怠惰又虐待成性的安娜一世（Anna I），奉行享乐主义的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在文化和性欲上都如狼似虎的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疯子保罗一世（Paul I），压抑的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在这些统治者之外，还要加上颠覆性的作家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与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华丽的演出主持人谢尔盖·达基列夫（Sergei Diaghilev），精神错乱的舞蹈家瓦斯拉夫·尼金斯基（Vaslav Nijinsky），从神职人员转变为著名异议人士的加邦神父（Father Gapon），从朝圣者堕落为骗子的拉斯普京（Rasputin），强硬的革命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Vladimir Ilyich Lenin）。除了他们，还有许多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他们那具有革新性又总是反常乖戾的创造充分体现了一座不可能之都的精神，在这座都城里，一群坚韧且有抵抗力的人民与每一种厄运都战斗过。在这群非凡人物所组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演员阵容之上，矗立着他们之中最伟大也最引人注目的——这座令人畏惧的机能失调的城市自身，它崛起于迷雾之中，并在1993年这个时刻有沦陷于泥沼的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