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城市转型

俄国的第四位女皇叶卡捷琳娜调侃说：“我们有八个月冬季，还有四个月坏天气”，她号称“大帝”，这称号不仅标志着她曾一度参与启蒙运动，也表彰她让人无法忘怀的开疆拓土之功，还给她打上了与圣彼得堡奠基人同样的印记。彼得的伟大开启了不可能之事。叶卡捷琳娜的伟大装点了这座都城第一个不平稳的百年。但自彼得首次登陆此地以来，不管这座城市的运道有多少起落消长，它的气候都始终如一——“粗野……多变且不友好”。一阵冷风在芬兰湾上横行时，唯一会阻击它的只有从西伯利亚咆哮而出的凛冽寒流。冬季在11月1日就能降临，到4月中旬之前皆片时无缓。随英国对俄国女皇特命大使卡斯卡特爵士（Lord Cathcart）同行的威廉·理查森（William Richardson）哀号着：“冷啊！冷死了！”理查森在1771年3月记下了列氏温标（Réaumur Scale）零下32度的气温——相当于零下40摄氏度。在春分月遭遇极端低温，无怪乎这位作者极力强调圣彼得堡最温和的季节稍纵即逝：“夏天的这几周——你会注意到我没说这几个月”。可能是短，但很紧凑，而且蚊虫“恼人”。知名旅行家们曾就此问题提供忠告：当“蚊蚋停下来时，最好让它吸饱了血，并让它活着离开。如果它被就地拍死，那么口器的某些部分常常还留在伤口里，引起的疼痛比其他情况下所感觉到的更剧烈。”但小昆虫很快就消失了。在那种纬度，冬季以“快得可怕的速度”到来：“你夜里跟夏季道别，早晨就要对冷酷的暴君致敬。”涅瓦河三角洲变成“晶莹剔透的一大块”，来自首都的访客可以沿着在结冰的海湾上划出来的如“滚球场一般光滑平坦的”车马大道飞驰到喀琅施塔特。一到那里，他会发现俄国海军舰队“被牢牢地束缚在海港里，索具被拆除且挂满了冰柱”。

圣彼得堡城里，行人们在滑溜溜的卵石路上急匆匆地打滑，还要“没完没了地躲避”4000多位冬季出租马车的车夫——这些车夫是一群来自周边乡村的粗鄙暴躁的农民——的野蛮驾驶，这些农民无法耕作冰冻的土地，便带着马匹进入圣彼得堡，驾驶敞篷四轮马车，乘一次只收1戈比。乘客们要遭受冷峭空气的抽打和刀刮，因为车夫们同竞争对手们比速度。女士们得益于浓妆艳抹的保护——若说这份妆容对她们的美貌没什么帮助，那至少能防止“她们被冻伤”。与此对比，男性的虚荣几乎注定了那些人要被折磨：“一位一等的花花公子蔑视暖和的装束，因为会破坏他的线条，于是他穿着丝袜，戴着礼帽和帽章昂首阔步；只要冷度可耐，他就把毛皮大衣丢到一旁，以展示他的丝绸马裤和缎子背心。”结冰期里，贵族和大商人把他们的车厢放到特制的“雪橇架”上，拉橇的马匹数量根据雪橇所有者的位阶而定，最多的是首相或陆军元帅，配六匹马，最少的是低微的商人，配一匹马。达官显贵们会让自己的随从在北极圈的空气中等10个小时，随从们在火盆上方蜷缩成一团，火盆会灼痛他们的手与脸，但四肢仍旧冻到麻木。1781年的冬季，两位马车夫在等候主人时死掉了。

图13　涅瓦河冰面上的冰丘和夏季集市的“旋转椅”，约1807年

主显节时分冰封的涅瓦河河面上，一条地毯铺成的步道从冬宫通往一座用镀金的木头建成且顶着十字架的礼拜堂。卡萨诺瓦就是在那里看到孩子们在冰面上凿出来的一个直通河水的冰洞里被施洗。当一个婴儿从神甫的手中滑脱被河水淹没，他惊恐地注视着，并且非常吃惊地发现孩子的父母“陶醉在忘我的欢喜中……确信这个婴儿被径直带往天堂”。冰封的涅瓦河上也主办规模宏大、场面壮阔的赛会，人们急速滑下10米高、带棱角的峭拔冰丘。勇敢的人们平躺在一位张开双臂向后倾的有经验的向导膝下，乘着一只圆形平底雪橇滑下镜子般的冰面，害怕得大叫，大口地吞下寒冷的空气。在这些人造冰丘之间，有栏杆围起来的赛马场，赌徒在下注压赌。叶卡捷琳娜女皇在轻骑兵扈从之下，乘着雪橇穿过人群来视察她这些忙着“喝酒、唱歌和大笑”以致无力打斗的臣民。迫于严寒，纵酒狂欢之人没法“成小时地细斟慢饮”，只好“三两分钟内尽可能吞完他们打算要喝的酒量”，然后拍屁股走人。

对那些继续维持城市运转的工人们——看门人（dvorniki）和守夜人（budochniki）是其中最显而易见的——而言，这样的节庆时分令漫长的冬季有了生气。看门人是所有兴旺家庭的基本要素。他可以打水、清洁庭院、开门、点灯、转烤叉，还能在冷天里劈柴，并照看给房屋取暖的火炉。这些取暖设备是四米高、两米宽的巨大装置，借助一个阀门工作，当木材烧成炭时，阀门会关闭。如果一个粗心的仆人在木材充分炭化之前就关闭阀门，那就像卡萨诺瓦评论的，“主人睡的就是最后一觉了，三四个小时里就会窒息。早晨房门被打开时，人们发现他已经死去，而这个可怜的恶棍仆人旋即会被绞死，不管他怎么辩解……这是条必要的规矩，否则一位仆人就能因为一丁点儿的刺激而干掉他的主人”。

看门人的职责不只是家务杂事。帮助城市灭火、清扫主人家宅周边的街道，当有客人——不管内宾还是外宾——来访时向警察报告，这些也是他的义务。看门人的市政义务有守夜人来辅助，这些守夜人配备有戟，在位于主要街道街角的圆形木制庇护所里站岗，每半个钟头在板子或铁三角上打点。冬季，这种岗亭几乎不能抵御穿刺而入的寒风。位于主要设施区外的卫哨，总体而言比较暖和，由花岗岩建成并有铁皮屋顶。

1763年，警察部队中成立了一个小小的消防支队，但有需要时，屋主们仍被强制从他们的佣人中提供火警员和消防员。整个1760和1770年代里，业主们都着实有着多种多样的市政职责，因为警察巡逻很少见，且市政基金不稳定。1780年因着一份题为《论彼得堡城》的报告，情况有所改观，该报告是1785年那份重要的《城市宪章》（Charter of the Towns）的先驱，报告中建议由代议机构管理城市事务。然而圣彼得堡的城市议会或说杜马，虽然1786年就开始办公，但到1803年才实现对城市财政的全面管控，而且直到那时人们都要寻求五花八门的收入来源。关税收益的一部分，还有工匠税、酒税和公共浴室税，都被用作改善城市街道、维护运河、修建新下水道、清洁并照明重要街道的经费。到1785年，有超过3000只圆灯泡被安装在中心城区的木柱上，军队的新兵作为警察的助手也扩充了点街灯的灯夫行列。

扫烟囱的人挨家挨户服务。捕狗人在街道间疾走遍寻。桶匠流动作业，只用一把手斧就能修补木桶和家用容器。兜售点心的小贩（Kalatchniks）走街串巷售卖用优质“莫斯科面粉”制作的面包。农夫们来到城里直接出售自己的货物，哪怕急切地要奋力挤入并分一笔利润的中间人不在少数。自安娜统治以来，首都每个区域都享有自己的市场，但城市最重要的集市仍然是海军部旁边的圈楼，或称“商人场”（merchant’s yard）。此地1782年毁于火灾，然后在涅夫斯基大街上重建为两层楼的砖石与灰泥结构，它的柱廊之下包含许多商店。交易的集中化带来垄断的问题。贸易商中，有22个人拥有圈楼1204个摊位中的451个。1780年代，一个叫萨瓦·雅科夫列夫（Savva Yakovlev）的人，拥有所有批发商店的9%。仿佛是呼应她父亲与缅希科夫的相遇，伊丽莎白当初听到雅科夫列夫卖肉馅饼的甜美叫卖声时如此着迷，于是命令他给宫里做馅饼，由此开辟了他的商业帝国。

每个春季都有来自远地的农民来此租一块地种蔬菜并卖到城里。冬季结冰期取下的冰块被存在屋子的地窖里，用于保存夏季购买的新鲜农产品。冬季，冷冻的绿色蔬菜、水果、肉和鱼在大市场出售，大市场位于涅夫斯基大街伸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新近商业化的那一段。成千硬如岩石的去皮冷冻动物按种类堆放，每个冰堆前立着一只兽体样品，指明这一堆是什么动物。还有一些动物被从后腿紧紧地捆扎成一束，仿佛这些野兽在被活着去皮时后腿高高站起，绝望地想逃走。与这些剥了皮的尸体构成全然鲜明对照的是一大群衣着鲜亮的俗气的顾客——从来自帝王之家的人到普通商人，每个人都来购买比其他市场的新鲜农产品便宜三成的冷冻肉。如果一位顾客只想要某只野兽的一部分，卖主会用一把手斧砍下它，冰冻的肉屑随之四散飞溅。顾客带着冷冻货品回家后，会在烹煮之前先将之浸在冷水中解冻。

叶卡捷琳娜统治早期，奢侈品开始在私人店铺和私人住宅中销售。这种行为的合法性是有疑问的，但1766年一个法国人被起诉，他赢得了在家里交易的权利。大约100位商人迅即追随此例。在《记录》（Vedomosti）上打广告和通过口碑传播的工匠和卖家，也带来关于能工巧匠和有好货的店铺的消息。尺寸和风格都有规定的招牌，被允许在较好的街道使用，加上工匠们被允许在他们富有的顾客附近居住和工作，于是这座城市的中心区变得日益商业化。到了1789年，据估算这里有上千位裁缝，其中840人是俄国人。有149位理发师给那些虚荣的年轻男子打理腮须，64位美发师打理女士们那一向错综复杂的头发。散布在城市各处的独立卖家，开始成功地与垄断和集市竞争。但在商业化的早期阶段，情况有些混乱。1790年代有四家打着“英国商店”（The English Shop）名号的独立贸易机构，随着叶卡捷琳娜1793年5月下旨禁止输入大革命后的法国货物，它们的业务蒸蒸日上。这四家商店中的一家由莎拉·斯诺夫人（Mrs Sarah Snow）经营，她在《记录》上给自家货物打广告，货品有英国的纺织品、女帽和别致的小东西，还有居家物品、玩具、“运动器具”以及“最新版的英文书籍”。其他英国商店卖黄铜制品和锡镴制品，也卖钟表，广告中称这些钟表能“演奏各种好听的咏叹调”。驻扎圣彼得堡的商人来自世界各地，但英国商人位居主导，满足着人们对英国产品的迷狂。的确，需求如此之大，以致胆大妄为的贸易商试图出售俄国的山寨货，正如今天的街头商贩兜售亚洲制造的山寨爱马仕。伦敦朗埃克街（Long Acre）的哈切特商号（Hatchett’s）被任命为皇家车厢制造商，产品不仅供应给叶卡捷琳娜，也供应贵族成员，比如挥金如土的格里戈里·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亲王。有英国马伕教授英式骑马，因为每年有几百匹英国马进口而来。当费舍先生（Mr Fisher）的英国演剧团从1770年秋季到1772年年初在俄国首都演出时，亲英风尚波及娱乐活动。演员们以“高度的勤奋和大量金属箔线”令莫伊卡河岸上位于一个商人住宅附近的老旧谷仓焕然一新，并把它变成“类似剧院的东西”，他们在里面上演莎士比亚剧作以及流行的当代剧作。叶卡捷琳娜本人有一次即兴到访视察剧团，结果当演员们开始争吵，这次造访令人遗憾地结束了。这里有一家英国客栈，提供罕见的招待品——咖啡；一家英国俱乐部，人们在此玩台球和纸牌；还有一家秘密的色情场所，本尼森和马里兰最强壮流浪汉修会（Most Puissant Order of the Beggar’s Benison and Merryland）——这是一家只为富人、上层人士而设的英国俱乐部，沉溺于看黄色书籍、窥淫和手淫。

首都在1762年还见证了另一幕王朝大剧，叶卡捷琳娜被她丈夫彼得三世沉迷醉态的愚蠢所激怒，觉得必须要在他的地盘做主。她具备施行统治的胆量、意志和支持度。但不管她会发出什么声明，都还有两个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彼得三世与伊凡六世，他们都是俄国沙皇的孙子。来自安哈尔特–策尔布斯特–多恩贝格的叶卡捷琳娜，只不过是伊丽莎白女皇那死了很久的未婚夫的侄女。然而，当她那不健全的亲普鲁士的丈夫成为彼得三世时，她已经在圣彼得堡生活了17年。当他有意除掉叶卡捷琳娜和她的儿子保罗时，宫中上演着强有力的派系斗争，对于被一个从很多方面看来都是个可悲的傻子统治的想法感到难以接受。叶卡捷琳娜的情人格里戈里·奥洛夫在他兄弟们的帮助下，赢得了普里奥布拉岑斯基近卫军和伊兹麦洛夫斯基近卫军的关键性支持，于是行动开始了。女皇在一封给前情人、波兰的斯坦尼斯拉斯·波尼亚托夫斯基伯爵的信中描述了这次动作，她写这封信是为劝他当局势“尚在骚动中”别来俄国首都：

彼得三世连他曾经有过的那一丁点儿智力都丧失了。他使每个人感到震惊和被冒犯……〔6月〕28日早晨6点，我正在夏宫睡安稳觉。阿列克谢·奥洛夫（Alexei Orlov）非常平静地前来，说：“发公告的准备都做好了，你必须起床。”

谋反者们向冬宫进发，元老院成员（Senate）和宗教大会成员（Synod）都聚在一起，还有14 000名士兵，而彼得——照叶卡捷琳娜对波尼亚托夫斯基所说——“退位了，享有在奥拉宁鲍姆的全面自由”。然而就在写这封信之前，“我们，叶卡捷琳娜二世女皇在上帝的恩典之下”发布如下声明：

在我们登上全俄罗斯的宝座七天之后，我们接获情报称，前任皇帝彼得三世因后半身遭遇一场通常称为痔疮的出血事件——

这是他此前便已罹患之症——而爆发至为激烈的令腹中绞痛的胆病，昨天傍晚我们深感遗憾也满怀悲痛地获知，蒙上帝允准，前任皇帝已经辞世。

“出血事件”？据传言，在叶卡捷琳娜不知情的情况下，奥洛夫兄弟对彼得下毒并将其勒死。

1762年处理过彼得之后，又有另一具骸骨被藏在密室。伊凡六世自1756年起就被囚禁在施吕瑟堡，叶卡捷琳娜登上宝座后去探访他。她写道：“我们要有多吃惊！他除了口齿不清，还心神不定，导致他的话语几乎让其他人感到莫名其妙，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是意识和理性的全然丧失。”她决定把他继续丢在那儿。两个夏季之后的1764年，一场要把伊凡推上宝座的密谋败露时，他被谋杀了。朝中表现得若无其事，除了安排压制一出在汉堡写作的剧本《无辜者被压迫，或俄国皇帝伊凡之死》（Innocence Oppressed, or The Death of Ivan, Emperor of Russia）。然而篡权这个阴影萦绕叶卡捷琳娜终身，哪怕有很多人支持她，也有很多风言风语。她政变五年之后，元老院强烈要她接受“明智而伟大的祖国之母”（the Wise, the Great, and Mother of the Fatherland）称号。叶卡捷琳娜用她特有的睿智和机敏回答说：“只有上帝才明智；我的子孙将颂扬我的伟大；至于祖国之母？我只能说：我爱你，也想被你爱。”

在叶卡捷琳娜那拐弯抹角、自我辩解且三度修订的《回忆录》中，俄国宫廷是个钩心斗角闹政治的地方。身为大公夫人，她要不断向人弯腰低头。她的言论被爱搅局的侍臣们没完没了地深究细挖，她的每个动作都被外国使节挑三拣四。尽管有逃脱不了的习俗和仪式，宫廷的调门仍在她执政之后出现了一个显著变化。伊丽莎白统治时期那无节制的放纵，让位于适度的庄严以及一种不言而喻的维护，即叶卡捷琳娜对俄国之知识繁荣和行政福利的勤勉与投入。可以说她的加冕仪式胜过诸位前任，也可以说她1763年的圣彼得堡入城式奢侈铺张，但自那以后，叶卡捷琳娜的宫廷尽管仍堪称“庞杂广大”，但在夸耀盛况方面有着显而易见的弛缓之态。

女皇6点起床，点燃自己的火炉，吃顿简单早餐——烤面包和浓咖啡“来一击”。她阅读写作到8点，这时一位顾问来给她读新闻。经过一系列朝会之后，叶卡捷琳娜用午餐。因为她偏爱油腻食物，所以讲究吃的人都不情愿当她的宾客。然后与她当下最喜爱之人度过一小段私人时光——宫里闲话把这段小憩称为“神秘时光”，接着女皇便勤奋工作一下午。为叶卡捷琳娜登基而铸造的纪念章的一面——戴着头盔的密涅瓦——展示了她作为一位战士和一位睿智女人的双重能力。纪念章的另一面表现女皇从一个代表圣彼得堡的跪着的人物手中接过皇冠。到了1770年，通过背地里蔑视彼得大帝的成绩，她本人对他这座城市叹为观止的转变正占据一种神话般的地位。她积聚了一批珍贵的艺术收藏品，并委托建造了宏大的建筑。在罗蒙诺索夫的追随者兼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图书管理员瓦西里·彼得罗（Vasily Petrov）的一个维吉尔《埃涅阿斯纪》（Virgil’s Aeneid）译本中，他抒发道，“凄惨的小棚屋”正被“宏伟的城市”替代。维吉尔这么说是在谈论狄多（Dido）在迦太基（Carthage）的辉煌时。彼得罗则是在谈论狄多与（and）叶卡捷琳娜。首都成为她的伟大最直观的显现，因为叶卡捷琳娜的“光辉”盖过了彼得大帝的“小棚屋”。叶卡捷琳娜为她的爱宠格里戈里·波将金定制的一套浮雕餐具中，包括一张饰有女皇胸像的桌子，像上的女皇又是智慧女神密涅瓦的造型。而在波将金这方，他给了叶卡捷琳娜一套赞美她为狄多女王的餐具。

叶卡捷琳娜那缩短宫廷与首都距离的消除敌意的愿望，从她天黑后乘坐一架敞篷雪橇，几乎无人随驾地环游圣彼得堡的习惯可以显明。臣民们只要着装得体就能参观皇家园林。夏园开放给社会上层人士，他们能欣赏其中的林荫道和喷泉，并购买园里售卖的无酒精果汁。城市居民也会受邀共享宫廷庆典。在公共场合举办的舞会上演“针对不同阶级各自进行的娱乐表演；先对贵族阶级，然后是第二等级和军人……最后是商人”。叶卡捷琳娜性情坚毅。法国大使德塞居尔伯爵（Comte de Ségur）观察到她火烧火燎般的脸颊，这是不断亲吻那些浓脂厚粉的商人妻子的结果。当卡萨诺瓦在时髦的米连纳亚大街租下一个供应膳宿的地方时，他的房东给了他一张宫廷招待会的入场券，这是一场供5000人参加的假面舞会，持续时间不少于60小时。他对俄国宫廷的壮观一见倾心，并且惊叹于巨大的圆形竞技场，这是安托尼奥·里纳尔迪为1766年6月7日举行的一场中世纪风格的竞技而在皇宫广场设计的。竞技由一群乘着战车的俄国女战士开局，她们都是来自最上流家庭的淑女。女皇在宫里观看这场露天表演，旁观者们则蜂拥进竞技场内或蹲在附近的屋顶上。某次举办皇家婚礼时，同一个广场上建起一片“派对宴饮池”（cocagne）。它由两个装有36 000升红葡萄酒与白葡萄酒的蓄水池构成，酒用喷泉装置喷入水池中。酒池上方，用支架搭成的金字塔托着放满成条“面包、烤鸡、烤鹅、烤鸭、烤火腿等等”的搁板，而“在金字塔顶端，有一整只烤阉牛”用深红色花纹缎盖着，只有头和镀了金的角露在外面。警察一直守着，直到皇室成员出现在冬宫露台，环绕派对宴饮池的警戒线才撤除。从这一刻起，阉牛的头就是人们用食物射击的标靶，第一个命中目标的人会赢得一份奖品。错失目标的弹药落入酒池并在酒中起伏，直到饱蘸酒汁后被吃掉。

在政治方面，叶卡捷琳娜远未达成她所表达的要成为人民的女皇的愿望。19世纪的思想家亚历山大·赫尔岑尖锐地评论说，“俄国与人民”在她的《回忆录》里是缺席的。但叶卡捷琳娜有天分——这有很多观察者，包括卡萨诺瓦，可以作证——“用她的和蔼可亲和智慧，以及那种使人在女人的温柔中忘记君主的可怕的机智，来取悦人们”。关心取代了空洞的卖弄，因为女皇对臣民们母亲般的爱成为这个新政权明面上的方针。

置身一个私通不是出于政治动机就只被当作一项运动的宫廷，放荡行为自然司空见惯。彭布罗克伯爵（Earl of Pembroke）在一封写于首都的信里说：“纳雷什金家的姑娘们在这之前已经结婚，并且像兔子似的把彼得堡搞得大乱。”人们偏爱私通和调情胜过温柔与爱意，这一点在查理·弗朗索瓦·菲利普·马松（Charles François Philibert Masson）匿名发表的感伤回忆录中有所记载：“几乎所有宫中的女士都为宠爱的男人保留头衔和职务。我可没说情人，因为情人意味着感情，而他们之间只不过是粗鄙的欲望”。游客约翰·理查德评论说，作为“那些勇敢行为之发源地的”流通性图书馆“在这里尚且闻所未闻，同样不被这里所知的还有，情书是俊男美女（beaus or belles）要研习的功课……简而言之，这里的恋爱似乎就是一股本能冲动”。

在某种程度上，叶卡捷琳娜正是如此，人们不确定她拥有的情人数量，在12到50人之间，所有这些人都经过她的医生的仔细体检。叶卡捷琳娜是一个在特出位置上的异常女人，她的渴求可能既有欲望的驱使也有压力的驱使。为了逃离一场无爱的婚姻，她纵情投入一系列风流韵事的快乐与苦恼中。她被男人，比如谢尔盖·萨尔特科夫和格里戈里·奥洛夫的不忠深深伤害，后者是她12年的情人。 1773年，她开始了与小她10岁的格里戈里·波将金那短暂却极度重要的私通关系。波将金远不止是个男宠，直到他1791年去世叶卡捷琳娜都仰仗他。这位恐怕是她秘密丈夫的公爵，成为了南俄罗斯总督和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家之一。女皇显然对他们的私通关系乐在其中：“在公开场合小心行事，这样就没人知道我们正在想什么。我很喜欢玩巧计！”

叶卡捷琳娜想要改进首都的基础设施，并发起一些将增益首都之庄严的建筑规划。她早前就对地方建筑的缺陷深有体会，19岁那年在阿列克谢·拉祖莫夫斯基位于戈斯蒂利察（Gostilitsa）附近的家里做客时，她差点死在那儿。当时大公夫人住在一栋木配楼的三楼，醒过来时发现础石垮掉了，建筑物开始摇摆晃动，她被由仆人组成的人链抬至安全地方。20位被房子压死的仆役和工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在经历这次恐慌之后，叶卡捷琳娜积极地用立法和资金解决首都的建筑难题。三万卢布被拨出来重建她登基前一年被毁掉的大麻仓库。 1762年12月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石质建筑委员会成立了，让这两座城市更坚固也更宜居。叶卡捷琳娜统治之初，木制房屋与石质建筑的比例接近9：1。到叶卡捷琳娜去世时，这个比例变成2：1，城市中心地带的石质建筑密度最高，在挨着冬宫的第一海军部街区，三四层楼高的建筑比比皆是。

运河与涅瓦河河岸的很长一段，都砌以花岗岩，以帮助城市克服没完没了的洪水。丰坦卡河上建了八座拱桥代替早前的木桥，但城市北部或瓦西列夫斯基岛西端的泥泞土地上几乎没有建筑。至于岛上建筑物密集的东部区域，1780年代末苏格兰旅行家安德鲁·斯文顿（Andrew Swinton）看到运河——这时仍然流经一些街道的中央——在夏季里淤塞，一如四十多年前的光景。而周围那些在1736年大火中被烧毁的房屋尚未重建，却因为1771年5月岛上一场又毁掉140所房屋的大火而更形荒凉。圣彼得堡远未成为一个不受干扰的大众都市，也就是我们视之为城市的那种东西。那里有很多当作菜园的空地，还有大约两万头奶牛在首都吃草。

在叶卡捷琳娜治下，一批布局合理的新式工厂得以设立，私人所有权开始代替一部分政府垄断。高度易燃的制造流程在郊外进行，制革厂搬到河流下游，以便不加重涅瓦河的污染。有些工厂关闭了，因为缺乏资金和股本盈余，也因为俄国制造被认为是低级的。管理药剂师和医院的医药学院要求，器具得用英国钢或德国钢制作。这座城市被以下机构控制：商业学院，监督市场的诚实度与卫生状况；国防学院，管理街角的岗亭；海军部，负责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防治洪水。

1770年，一所弃儿之家在首都设立。体罚被禁止，尽管婴儿死亡率很高，还是有目击者证实了男女学生都有着日益广阔的前景。法国和英国提供了贵族教育和慈善教育的范本，奥地利则成为1770和1780年代所提倡的国民学校体系的榜样，这时俄国朝向普遍教育迈出最早的几小步。教师得到培训，教科书得以编成，但学生数量还是很少。首都那些城市工匠和小官员的兴趣不大，这个群体的孩子们本应是普遍教育的最大获益者。不过叶卡捷琳娜在斯莫尔尼大教堂设立的贵族女孩寄宿学校一直到大革命时都在，它还附设一所姐妹学校，为较低等级的女孩提供12年的寄宿教育。讽刺作家兼慈善家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一个不知疲倦地出版粗糙杂志的出版人——创办了一份杂志，为在首都建立一所慈善学校募集资金。讽刺的是，这学校吸引的资金更多，到头来这笔钱被用来支付那份期刊的费用——这是令讽刺的声音首次在俄国被听到的众多出版物中的一份。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个声音属于女皇本人。叶卡捷琳娜秘密支持和赞助这些不可靠的杂志，甚至亲自操刀撰文，这些杂志大略以爱迪森（Addison）和斯蒂勒（Steele）在伦敦创办的《旁观者》（Spectator）为范型。叶卡捷琳娜1783年1月批准设立私人出版机构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每年大约有400种俄文书籍和刊物出版，其中三分之一以上都出自诺维科夫。1790年代初，法国大革命的前车之鉴导致批评独裁统治的写作不怎么受欢迎，于是诺维科夫未经审判便被监禁，他的出版社统统被关闭。但是，在叶卡捷琳娜“启蒙运动”的20年全盛期里，知识界的变节者们有相当的自由度抨击俄国生活中的不公，他们作为热血青年也彼此攻击。不管多么靠不住，格拉布街（Grub Street）毕竟已经来到圣彼得堡。

在写作讽刺性和破坏性的辛辣文章之外，叶卡捷琳娜还是个杰出的作家。她熟稔德语、法语和俄语，编写了一本不朽之作《青年俄语教育初阶》（Russian Primer for the Instruction of Youth），荣登畅销书榜。她不倦地与这个世纪一些最出众的头脑通信，包括伏尔泰、狄德罗（Diderot），和格里姆男爵（Baron von Grimm）——法文版《文学、哲学与政治学通信集》（Correspondance littéra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的编者，并成为叶卡捷琳娜在巴黎的消息源。她在即位之初就资助了外文书籍翻译学会（Society for the Translation of Foreign Books）。所出版的俄文书籍中，神学书籍公然缺席，而位居主流的是古典作品、英国文学和政治学作品，这些对于叶卡捷琳娜所公开谈论的改革愿望来说非常重要。第一部俄语词典在1788年开始问世，这距离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在伦敦出版他的开拓性作品只过了30年。

叶卡捷琳娜的知识视野广博，即使并不总是深刻。正如她的首都是个欣欣向荣的国际港，她就是让最好的当代文明与文化进入俄国的一道门径。登上宝座两周之内，女皇就邀请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来彼得堡完成他的鸿篇巨制《百科全书》（Encyclopédie）。德国作家比如戈特霍尔德·莱辛（Gotthold Lessing）和克里斯蒂安·盖勒特（Christian Gellert）的作品被广泛阅读。谢里丹（Sheridan）和莫里哀的剧作在这里上演。法国、意大利和苏格兰的建筑师们来到此地。欧洲画作被大批购买，思想和手工艺品积聚，而日益扩大的海外交流网有助于获得对俄国首都屹立于世界都市而言必不可少的人员与杰作。早期译作中的一部重要作品是卢梭的《新爱洛伊丝》（La Nou velle Héloïse）。在这部书信体小说中，男主角圣普乐（Saint-Preux）给他生长于阿尔卑斯山的心上人描写了他一头栽入巴黎那令人不知所措的旋风时所经历的震颤。他在彼此冲突的观点的涡流中迷失了，那里“没什么是令人震惊的，因为每个人都对一切习以为常”。他被“所有撞击到”他的东西弄得心慌意乱，却发现没有任何东西能抓住他的心灵。他追寻某种实实在在的东西，却只能找到幽灵幻影。据说海因里希·冯·施托赫（Heinrich von Storch）在他写于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的关于圣彼得堡的长篇综述中，应该是明显借用卢梭谈论巴黎的语汇来谈论俄国首都：“即使那些不安分的角色，那些让自己喜爱所有东西但又不坚持任何东西的人，那些今日就厌憎了昨日令他们满心激动之物的人，那些喜欢每个地方又不喜欢任何地方的人，即使这些人也能在此地找到他们合适的位置。”两位作者都在描述“现代性”的不安定感觉。正如在巴黎发生过的，随着圣彼得堡的驱动力从宫廷移向市井，现代性的速度、喧闹和挑战，将在接下来的150年里令这座城市窘迫不安。

狄德罗1773年再次游历彼得堡。阿列克谢·纳雷什金在艾克斯拉沙佩勒（Aix-la-Chapelle）取水时遇到了他，便讨好这位哲学家，让他乘自己的马车一路来到俄国首都。这被证明是场不愉快的访问。狄德罗的政治观已经更为激进，而叶卡捷琳娜的君权已遭叛乱挑战。尽管如此，每天下午还是会安排三人会谈，这期间女皇与这位法国人讨论文学、哲学与经济学，也讨论社会问题和法律问题。狄德罗在推动“启蒙运动”，但叶卡捷琳娜行使着“地球上最专制的权力”——这是伏尔泰在一封写给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让·勒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的信中说的话。她面对一个危险的法国“哲学家”（philosophe）的敦促时，不打算作丝毫退让。令他的思想挫折雪上加霜的是，狄德罗身体欠安，拜涅瓦河水的冰冷和污染所赐，染上了贾第鞭毛虫，此种寄生虫令这座城市一代又一代的访客和居民肠绞痛兼腹泻。狄德罗不是法国时尚的代表，在宫廷舞会上格格不入地穿着他朴素的黑色套装，显得很不自在，还成为被戏谑的对象。有一次有人靠近他问道：“如果b加上z的n次方等于x，那么上帝就存在。回答！”狄德罗拒绝了。

这位百科全书派（encyclopédiste）为叶卡捷琳娜完成了一项重要工作，在她的首都留下了印记。狄德罗推荐他的朋友艾蒂安·法尔科内（Étienne Falconet）雕刻了后来成为圣彼得堡标志像的作品。这个计划透露出叶卡捷琳娜想公然将自己与彼得大帝联系起来的愿望，而伊丽莎白当初把拉斯特雷利所提议的建他父亲骑马像的经费砍掉了，这对叶卡捷琳娜是大大的运气。他们那项计划太倚重传统风格的市政纪念碑，会变得学院气浓重且不出众。与此相反，法尔科内写信给狄德罗说，他希望他的纪念碑表达的不是“战胜了查理十二的那位胜利者，而是……他的国家的奠基人、立法者和捐助者”。法尔科内旨在表现一位皇帝的青年状态，他宣告俄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个叶卡捷琳娜正忙于巩固的时代。因为女皇想要的不仅是纪念彼得，还要提高她自己的形象，所以她仔细监控法尔科内这个想法的进展，还在她为雕像那超出想象的、不合常规的底座编写的简短图像说明中将彼得和叶卡捷琳娜的名字放在一起。

50岁的雕刻家带着他18岁的学生玛丽–安妮·科洛（Marie-Anne Collot）跋涉到圣彼得堡。科洛可能是他的情妇，且肯定是他的儿媳。她是个有成就的女雕刻家，当科洛被委任负责后来以“青铜骑士”（The Bronze Horseman）知名的那尊雕像的头部时，法尔科内对科洛表示出信任，暗示她是合作者而不仅仅是法尔科内那令人惊诧的年轻情人，或许这是平息丑闻的手段。

这尊雕像的一个样品在1770年展出时，法尔科内开始担心将要安置他的委托产品的元老院广场的侧风（cross-winds）。一根蛇行管被加装在此，以便在基座和雕像之间提供又一重加固连接。七年之后，实际的铜像成功浇铸成型，但次年法尔科内便返回法国，因而从未看到他的雕像就位。雕像所矗立的底座是一块在卡累利阿废墟找到的庞大岩石，彼得曾于创建彼得堡时在此地行使他的统治权。运送这块岩石本身就是一场科学对自然的胜利。负责此项雕像计划的帝国建筑及园林局局长伊万·贝特思科（Ivan Betskoy）有一名希腊副官，马林·卡尔伯里·德塞法洛尼（Marin Carburi de Ceffalonie）上尉。此人很可能会在家乡凯法利尼岛（Cephalonia）被衔苦怀恨的工人们杀死，被迫于1759年逃往威尼斯，起因是他扇了一个拒绝他求爱的女子的脸，然后又来到圣彼得堡，可能是作为威尼斯共和国的间谍。在距首都13公里外找到一块合用到令人起敬的石头时，正是卡尔伯里·德塞法洛尼在建筑师尤里·费尔腾（Yuri Felten）的帮助下，设计用船将它运到了元老院广场。138吨重的岩石被挖凿出来，然后被吊上一个滚木平台，借此运往芬兰湾的水滨。1770年3月，经过几次失败的尝试后，它被滚上一只巨大的筏子，这筏子在两艘船的牵引下来到正对元老院广场的码头。荒谬的是，经过各种努力之后，这块原本长12米、高6米的岩石被凿到大约只剩一半。当时的人发现它“是一匹巨马身下的一块小岩石”，“从比例来讲几乎小到不能用”。事实上两者的关系堪称完美，而且巧妙的雕凿使它看上去像道波浪。岩石前冲上翘的姿态驱使着在蓄势待发的马上泰然而坐的皇帝采取行动。

雕像于1782年8月揭幕，这一年是伊凡与彼得大帝共治一百周年纪念。鸣枪致意、鼓声起伏和小号志愿曲（trumpet voluntaries）令这座城市喧天动地。随着遮蔽雕像的脚手架嘎吱嘎吱落地，有个人从人群中猛冲而出，俯身拜倒在高耸的人物雕像前。这位身手敏捷的闯入者令叶卡捷琳娜惊慌起来，直到她发现闯入者是位80多岁的老人，曾在彼得手下效力，今天穿着在他衰老皱缩的身躯上已经显得松垮的旧海军制服，来致以他最后的敬意。此人获得女皇拨付的一笔津贴，并于100岁时去世。

图14　运输“雷岩”，1777年

图15　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局部

铭文“叶卡捷琳娜二世致彼得一世”以拉丁文刻在“雷岩”西侧，并以俄文刻在“雷岩”东侧，这块岩石据传被雷电劈开，故而得名。皇帝伸开的那条手臂表达着“对他的人民那父母般的慈爱”，这是一种称叶卡捷琳娜心意的情怀。在一封写给梅尔基奥·格里姆（Melchoir Grimm）的信中，她评论说，彼得“有一种心满意足的神情……这鼓舞我未来要做得更好”。

鉴于“青铜骑士”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始终不能被彼得堡任何其他纪念物所超越，那么该城市的这种标志性符号是由一位外国人创立的，这一点既是可以预期的，也是恰当的。在它落成之后几年，凯瑟琳·威尔莫特（Catherine Wilmot）的爱尔兰女仆艾莉诺·卡瓦纳（Eleanor Cavanagh）造访圣彼得堡，她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被法尔科内的作品所惊吓的人：“当我扭过头来看到越过被围起的石头的是一个骑在龙一样的马背上的巨人，我觉得自己被尖叫声噎死了。”这尊雕像的影响力借由诗人、小说家、活跃分子的生平与作品而产生回响，他们探究彼得大帝这一幕狂傲表演的积极与消极反响。1825年起义反对沙皇专制主义的十二月党人，应是从法尔科内关于仁慈威权的想象中汲取了灵感。十年之后，亚历山大·普希金赞扬彼得的同时也质疑他留下的遗产，采用了“青铜骑士”活过来并无情践踏圣彼得堡居民生活的想象手法。70年过去，小说家安德烈·别雷（Andrei Biely）把这尊雕像作为1905年的俄国面临危险分裂的象征。法尔科内的“青铜骑士”所巡视的“不仅是政治实况的边界，也是政治想象的边界”。这座雕像是首都“官方建筑”的一部分，巩固了人们“头脑中的警察政府”。

艺术学院作为叶卡捷琳娜文化变革（putsh）的一部分而于1764年成立。每年招收60位5—6岁的男童，他们主要来自下层社会，但“不健康或身体残缺的孩子”除外。学生被供以“衣物和维生之物”，并接受广博的教育。最有才能者进一步“在艺术方面接受指导”，其余人去学习“机械贸易”。有真正艺术才能的学生学习写生、透视学、解剖学、圣像学和神话学。每三年一度送12位奖学金获得者出国深造。那里有一个戏剧院系，招收的都是来自弃儿之家（foundling hospital）的男孩女孩，他们接受“演说、音乐、舞蹈、形体和模仿”教育。伊丽莎白已经启动该计划，但她“不适时的去世使得必要的规章未能完善”。伊丽莎白急于“令如此有利于我们臣民福祉的一项事业完美”，于是留给叶卡捷琳娜的任务就是提供一个有规章准则和充裕资金的机构，这些既要满足它预设的目标，也要满足它的日常运转。伊万·舒瓦洛夫选择让–巴蒂斯特·瓦林·德拉莫特（Jean-Baptiste Vallin de la Mothe）担任建筑师，这个法国人建造了一栋丰碑式的长方体建筑，正面有多利斯型圆柱和半露方柱。奠基石于1765年夏季埋下，叶卡捷琳娜也希望它会为首都创设一种更加禁欲的建筑风格。德拉莫特随即在1766年获封宫廷建筑师，并被任命为科学院的首位建筑学教授。德拉莫特在设计涅夫斯基大街上壮观的新贸易中心时，继续采用朴素的风格。后来他建造了表现力强劲的新荷兰拱门，以其僵直的托斯卡纳式多利斯圆柱——这是一种效仿帕埃斯图姆（Paestum）、庞贝（Pompeii）及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出土建筑的简朴的（austere）秩序结构——吸引着建筑师们及其势力强大的顾客们。叶卡捷琳娜成为女皇这一年，庞贝的挖掘工作尚未展开，距德国考古学家和艺术史家约安·雅钦·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宣扬古典艺术的新魅力仅过了几年。温克尔曼写道，新古典主义背后的目标是达成“尊贵的简朴和沉着的辉煌”。

图16　让–巴蒂斯特·瓦林·德拉莫特建造的艺术学院

反映伊丽莎白女皇品味的安托尼奥·里纳尔迪，曾被任命为彼得和叶卡捷琳娜那座小宫殿的建筑师。他在奥拉宁鲍姆花园的南角为大公夫人设计了一个优雅的罗可可式避难所，带着一个浅灰蓝色和白色的适于各种气候的平地雪橇滑雪亭。里纳尔迪跟着转变品味，从伊丽莎白时代的巴洛克风格转向叶卡捷琳娜治下明白晓畅的新古典主义。他为叶卡捷琳娜早期的男宠格里戈里·奥洛夫设计了简朴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大理石宫。这座宫殿于1768年动工，一面俯瞰涅瓦河，另一面俯瞰察里津战场（Tsaritsyn Field），今天它为俄罗斯博物馆（Russian Museum）提供额外的展览空间。也正是为奥洛夫，里纳尔迪建造了这座位于加特契纳（Gatchina）的庄严而简朴的殿堂。叶卡捷琳娜很喜欢这组综合建筑，因此当奥洛夫1783年去世时，她为她的儿子保罗买下了这座宫殿。

1772年某个时间，法尔科内——他的青钢骑士以简洁的活力和姿态取代了巴洛克式的浮夸——向叶卡捷琳娜展示了一本满是古典主义式样的设计及装饰草图集。这些图样的克制风格激起了叶卡捷琳娜的兴趣，但她对法尔科内关于在皇村地基上造一座庞大的仿罗马式宫殿的计划明显不怎么在意。法尔科内虽然丢掉了一项委任，但他帮助女皇触及了新古典主义风格的沉静力量。尽管在雅克–路易·大卫（Jacques-Louis David）的新古典主义画作《荷拉斯兄弟之誓》（The Oath of the Horatii）于法国被宣告为共和派武装起来的召唤之后，新古典主义风格事实上开始与共和理想建立紧密的联系，但这种风格的率直打动了她。叶卡捷琳娜意识到，新古典主义的本质力量能够净化伊丽莎白时期的矫饰，并能在建筑上与欧洲的新主流站在一起。巴洛克和罗可可显然正在落伍。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一位游客称拉斯特雷利在皇村建的宫殿是“我在这些北方国度所见的野蛮趣味”的“胜利”。到了可敬的爱德华·丹尼尔·克拉克（Reverend Edward Daniel Clarke）于19世纪初期来访时，品味急转骤变，以致他把这座宫殿引述为“身为建筑师应力求避免的一种大杂烩”。

因此，叶卡捷琳娜邀请了一大批五湖四海的建筑师来改善建筑流程，并扩大圣彼得堡城内和周边建筑的风格幅度，却选定了新古典主义的克制秩序和英式园林的佯作随意。女皇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景，先求助于苏格兰人查尔斯·卡梅伦（Charles Cameron），他是建筑师、室内设计师兼山水园艺师，曾在意大利研习古物。后来她又求助意大利人贾科莫·夸伦吉，他对于圣彼得堡的可观的建筑贡献持续到亚历山大一世（Alexander I）时期。卡梅伦1780年代晚期抵达，只在首都外面的皇村区工作。他先着手用温馨的主题性房间替换拉斯特雷利那过分自信的内部厅堂，他设计了整个体系的全部细节，包括锁、钥匙和门把手。房间里有圆章形的浅浮雕，配以花瓶与雕像的壁橱，将神话场景和各色大理石糅合一体的雕带（friezes）。卡梅伦的外部设计倾向于用简洁线条并体现简约，但他的内部装饰虽然秩序井然却经常繁复密集。

图17　卡梅伦建于皇村的凉廊

开放式柱廊或称“卡梅伦凉廊”（Cameron Gallery）与拉斯特雷利的宫殿形成一种有些奇怪的关系，它是以爱奥尼亚圆柱支撑起来的有顶步道，附带一个贯穿中央的被环围起来的空间。这座凉廊给叶卡捷琳娜提供了在雨水频仍季节里散步的地方，也是一个观景台，可以在此欣赏她那稳步演变的花园。廊上有可以激人省思的古代哲学家的半身铜像，还包括一位当代政治家——英国议会反对派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的铜像，叶卡捷琳娜因为他阻止了两国的战争而信赖他。走廊尽头是一座壮观的楼梯。当女皇老迈到无法攀爬楼梯时，卡梅伦加了一条坡道。整体有一种得体的威严感。它不像拉斯特雷利的宫殿那镀金的正立面宛如巴洛克快板，但就如当时的诗人加夫里拉·杰尔扎温（Gavrila Derzhavin）所提出的，“这是一座随着竖琴的声音翩翩起舞的庙堂”。

为了开展这些在俄国的建筑计划，卡梅伦在《爱丁堡晚报》（Edinburgh Evening Courant）上打广告：“出于全俄罗斯女皇陛下的愿望，要雇用两位办事员——曾为建筑师或十分重要的建筑者所雇用，两位石匠大师和两位砖瓦大师……”而更多“擅长以上工作的师傅们”可以“带着关于自身能力和良好品行的有效证明前来”。140位石匠、泥灰匠和他们的妻儿加入了这趟征募之旅。然而当他们抵达之后，他们的工作能力并没有给东道主留下深刻印象。俄国人惯于对无限驯顺的本国劳工吆五喝六，因此觉得这些外国人懒散怠惰。英国人开工晚，收工早。他们不仅庆祝自己的节日，也抓紧机会享受俄国的节日。叶卡捷琳娜因此要求更严格的管理，于是一些不列颠人就决定回家了。那些准备努力工作的人一直待到走廊、冷水浴池和玛瑙亭子于1787年完工。这些工程花费惊人，在稀有材料比如孔雀石、青金石、碧玉和玛瑙的使用上铺张浪费。正如叶卡捷琳娜在皇村视察苏格兰人的成绩，责备他们时说的话：“它实在很漂亮，但太贵了（mais ça coute）。”

花园对叶卡捷琳娜极其重要。作为大公夫人时，她曾寻找花园的隐蔽之处以暂时摆脱宫廷压力。成为女皇后，她珍视花园那可以进行个人省思的孤寂，和花园给人的耳鬓厮磨的特权，花园中绿荫遮蔽之处能让人集中注意力，而这在宫廷吵嚷的人堆里总是不可能。叶卡捷琳娜在一封给伏尔泰的信中宣称，“我深深鄙视笔直的线条和成对的小路。我厌恶那些扭曲水花的喷泉”，而查尔斯·卡梅伦——与园艺师哈克尼的约翰·布什（John Bush of Hackney）合作——避开了法式园林的严谨。1770年代末，女皇开始受到源自英格兰的新哥特风格影响，并表现出对弯曲小径、草坪及如画般的树木群的热情，这反映出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重新结盟。法国的衰颓之况与危险的动荡促使她迈向英式遗产的沉静体面（quiet respectability）。叶卡捷琳娜对英式园林中那种受控之自由的热心，表明她愿意利用亲密感和表面上的自发行为作为缓和敌意的政治工具。英国大使詹姆斯·哈里森阁下（Sir James Harris）评论说，女皇“认为一起步行穿过花园是巨大荣誉的表征”。

布什不仅负责皇村的园艺，也承担维护大温室的部分职责，大温室里能培育在这个纬度本不可能生长的外来水果——橙子、柠檬、桃子和油桃。特奥菲·高迪耶后来评论说，这种水果是“北方人民所极度狂热的东西之一”，又补充说，“一半埋在雪里的”暖房没有传说的那么好，一架“炉子不管怎么供热良好，也不能完全弥补阳光的不足”。他暗示，由此导致了品味的粗糙。

叶卡捷琳娜对英国事物的激情，从一份向约西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订购供50个桌台使用的944件餐桌用品的订单可见一斑，它们的特征是带有1222幅英国城堡、乡村房屋和山水园林的手绘全景图。虽说能给女皇生产这么大量的餐桌用品，对这位英国陶工来说无疑很有面子，但韦奇伍德为完成这份订单所需的投入感到焦虑：“你是否认为，这些主题必须全都来自实景（real views），因此指望我们派全国的工匠去采集这些风景？”但这项委托重要到无法拒绝，即使绿蛙餐具（Green Frog Service）——罗曼诺夫家族所拥有的最朴素、最家常的餐具之一——最初是为不重要的、新哥特风格的“青蛙沼泽宫”（Kekerekeksinen）订购的。这座宫殿坐落在首都和皇村之间的湿地上，因此这套餐具的每一件上都有这个呱呱叫的名字和绿蛙纹徽。这座宫殿只是叶卡捷琳娜的补给站，她在这栋建筑——1780年更名为切斯梅宫（Chesme Palace）——罕有的行使官方职能的场合才会用到这里的餐具。虽然事实上这一庞杂项目的规模令韦奇伍德畏缩不前，但50个桌台被证明对皇家宴会来说还不够用，所以只能在圣彼得堡的皇家瓷器厂生产仿制品。

绿蛙餐具的特色是绘有英国城堡与乡村庄园，而卡梅伦在皇村围绕大池塘建造的新花园从兰斯洛特·能者·布朗（Lancelot Capability Brown）在斯托（Stowe）建造的花园中汲取了灵感。园中竖立着纪念碑，颂扬那些被女皇器重的人，或她那忙于对抗土耳其和波斯的军队中的胜利者，它们要么是这座英式园林中对装饰性建筑的即兴创作，要么是以帕拉弟奥的设计为基础，帕拉弟奥对卡梅伦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也就对圣彼得堡及其周边产生了重大影响。

帕夫洛夫思科宫（Palace of Pavlovsk）建于1781到1796年间，是叶卡捷琳娜给儿子保罗及其配偶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Maria Feodorovna）大公夫人的礼物，以祝贺他们的儿子亚历山大1771年出生。庄园的景观由查尔斯·卡梅伦设计，他在斯拉夫扬卡（Slavyanka）河上筑坝，造出一个湖泊。他把种类繁多的灌木和树木分散成小树林和树丛，随意地构成房屋的框架，也透露出他偶尔会犯的傻气。主建筑被他构想成一栋别墅，而非一座宫殿。它的中心部分让人想起帕拉弟奥在维琴察（Vicenza）造的别墅“卡普拉”（Capra），而它那坐落在一圈紧紧簇拥成群的细长圆柱上的矮小圆屋顶，是对罗马万神殿的追忆。这栋三层主建筑的两侧都有半圆柱廊环抱着宽敞的前庭，沿着同样由卡梅伦建造的酸橙树大道就可以走到这里。在别墅背面，地面倾斜，好隔河看到中心建筑的壮观景象。最初的整体效果被证明对保罗和玛丽亚来说仍不够，他们让卡梅伦的石匠加以扩充，并让他们的专用建筑师温琴佐·布伦纳（Vincenzo Brenna）重新装潢内部。卡梅伦对于同他的思想相龃龉感到不耐烦，就退隐下来，余生都在首都从事普通的建筑计划。

俄国建筑师没能像卡梅伦、夸伦吉这些外国人产生那么大的影响，他们发展出自己的成就，如今正在为圣彼得堡的城市景观做出一项重要且持久的贡献。尼古拉·列沃夫（Nikolai Lvov）是个博学多才的人，他的才能不止展现在建筑方面，还在工程和诗歌方面。他编纂过一部影响深远的民歌集，成为俄国作曲家和外国作曲家的宝库——贝多芬的《罗祖莫夫斯基弦乐四重奏》（Razumovsky Quartets）便从中取材。列沃夫那位于波契塔姆特斯卡亚街（Pochtamtskaya Street）的扣人心弦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中央邮局，是18世纪建造的少数行政建筑之一，今天仍发挥着类似的作用。

尤里·费尔腾是彼得大帝主厨的儿子，他的建筑有点婚礼蛋糕或糖霜装饰的意思。费尔腾在瓦西列夫斯基岛建的圣凯瑟琳路德会教堂（St Catherine’s Lutheran Church），有一个可谓过度装饰的冰霜似的正立面，而且他的糖果癖好在运用到极致时最为成功，比如他建于切斯梅（Chesme）的施洗圣约翰教堂（St John the Baptist Church）那种毫无节制的程度。因为1770年反击奥斯曼帝国的海战胜利而得名的叶卡捷琳娜的乡间宫殿与教堂，随着圣彼得堡向南扩张而早就变为城中一隅。费尔腾生气勃勃的早期作品不仅反映出他父亲在餐桌上的创作，也反映出他在拉斯特雷利手下的学徒生涯。不过他成熟期的作品反映的是发展中的新古典主义：环绕夏园的精巧铁门和栏杆、皇村区叶卡捷琳娜宫的祖博夫配殿（Zubov Wing）的表面，还有他对演变中的冬宫建筑群的重要贡献——大艾尔米塔什（Large Hermitage）。

伊万·斯塔洛夫（Ivan Starov）成功地设计了伯格罗迪特斯基（Bogoroditsky）和图拉（Tula）附近的波布里基（Bobriki）的宫殿，这两座宫殿是给叶卡捷琳娜与格里戈里·奥洛夫的私生子的。此项工程帮助他赢得在首都的重要委托任务。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里的三一大教堂正面是一道坚固的托斯卡纳式门廊，而它那带柱子的圆屋顶与雅克–热尔芒·苏夫洛（Jacques-Germain Soufflot）的热纳维埃夫教堂（Church of Geneviève）高度近似，该教堂是巴黎当今的万神殿。斯塔洛夫的代表作是叶卡捷琳娜送给波将金公爵的礼物——1783至1788年间建造的塔夫利宫（Tauride Palace）。叶卡捷琳娜慷慨地从亲王手中回购这件礼物，好让他偿还债务，1790年又重新送给他，但荒谬的是，1791年他死后再次从他的继承人手中买了回来。该宫邸选址在此是为俯瞰涅瓦河，但它的景致在19世纪中期被一个巨大的水塔及其毗连建筑破坏了。这座庞大的新帕拉弟奥风格的宫邸是圣彼得堡最大的殿堂之一，诗人杰尔扎温曾颂扬它的简朴与庄严。建造广阔的园林的工程，由能者布朗的学生威廉·古尔德（William Gould）负责，他从英国进口乔木和灌木并造出一个24公顷的园子，在俄国首都制造出一种经过精心布局的田园风光之感。在给波将金做出有如此惊人效果的活计之后，古尔德于1793年被任命为皇家园艺师。

贾科莫·夸伦吉早年濡染的帕拉弟奥风的影响贯穿他一生的工作，因此也就对圣彼得堡有所影响。夸伦吉生于贝加莫（Bergamo），在罗马学习，先是跟随德国出生的画家安东·拉斐尔·蒙斯（Anton Raphael Mengs），后又师从温克尔曼的朋友安托万·德克雷泽特（Antoine Decrezet）。夸伦吉被一位为叶卡捷琳娜物色人才的俄国贵族所发掘，于1780年抵达圣彼得堡并开始负责这座我们今天所知的新古典主义城市的众多工程。有一个颇具辨识度的青肿的蒜头大鼻子——让他看起来仿佛被北方的气候赐予一场好不了的感冒，或被这气候驱使着喝酒——的夸伦吉懂得欣赏同时代人。他路过拉斯特雷利的斯莫尔尼建筑群时会脱帽致敬，他称卡梅伦的建筑“既辉煌又有原创性”。夸伦吉造的位于萨多法亚街（Sadovaya Street）和叶卡捷琳娜运河之间的货币银行，是一个马蹄形的帕拉弟奥式结构，包含一个六根支柱的中央建筑，它因为悬悬地安放在三角山墙顶端的雕像而显得生气勃勃。更加朴素的是科学院大楼那未加装饰的爱奥尼亚式柱廊，这栋楼毗邻瓦西列夫斯基岛上的奇巧馆。夸伦吉很高产。他建了英国归正会教堂（English Reformed church），也建了斯莫尔尼的贵族女校，还为贵族们设计住宅，比如涅瓦河畔的加加林宫（Gargarin Palace）和喷泉河边的尤苏波夫宫（Yusopov Palace）。叶卡捷琳娜写信给格里姆称“全城都塞满他的建筑”——其中不能不提的是重要的艾尔米塔什剧院，它明显受到帕拉弟奥晚年在维琴察所建之奥林匹克剧院（Teatro Olimpico）的影响。

如果说“青铜骑士”是圣彼得堡精神的彰显，那么最能表达这座城市之张扬王权的建筑莫过于冬宫，它就像首都本身，停停走走地一路蹒跚，成为今天所矗立着的这种混合模样。在城市肇建和叶卡捷琳娜统治结束之间，拉斯特雷利那给人深刻印象的大厦所在之地出现过冬宫的五个前身。拉斯特雷利完成他那地标性的建筑之后，又有一些建筑师对这个建筑群进行扩充和改善。德拉莫特和费尔腾设计了小艾尔米塔什并且装饰了它那些俯瞰涅瓦河的房间，这是叶卡捷琳娜和她的20位侍女住的房间，都毁于1837年12月的大火。更重要的是为叶卡捷琳娜迅速扩充的收藏品建了一个能俯瞰室内空中花园的画廊，这一画作收藏将成长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画作收藏之一。

彼得虽然偏爱科学制品和标本，但他还是在18世纪头十年为皇家绘画藏品开了个好头，这是被他对荷兰海事艺术家（marine artists）那可以想见的热情所催生的。50年后，叶卡捷琳娜决心实质性地扩充这份藏品，她的购买活动具有奢侈、高调且常具政治指向的倾向。女皇首先于1764年购买了255幅属于柏林艺术品经销商约翰·恩斯特·高茨考斯基（Johann Ernst Gotzkowsky）的油画。俄国驻柏林大使获得了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想收藏却无力购买的一批藏画。七年战争让他一贫如洗，而叶卡捷琳娜轻松买下这批画算是给了他一点颜色。

正如狄德罗这样的哲学家汇集了百科知识，叶卡捷琳娜希望聚敛艺术品。靠着分散在欧洲各地的代理人和帝国金库，女皇实现了她那文化昌盛的梦想。她对此毫不避讳——“这不是爱好艺术，是贪婪。我不是一个爱好者（amateur），我是个饕餮（glutton）。”她故作谦虚地把自己归为专业的不学无术者一类，并承认，她仰仗像梅尔基奥·格里姆这样的人和她驻欧洲的各位大使的品位。她依赖鉴赏家们，比如斯特罗加诺夫伯爵和她的大管家伊万·舒瓦洛夫，叶卡捷琳娜说后者“是至少24个学院的多料成员”。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拥有欧洲最好的艺术品收藏之一，还有一间装有一万册书籍的图书室。这些图书可以借阅，此方案引致俄国皇家公共图书馆于1796至1801年间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兴建。该图书馆超过50万册的藏书和手稿在1814年面向公众开放。

直到18世纪末期，在巴黎购买艺术品都要依赖影响力和内部消息，因为没有商业画廊，只有一个在卢浮宫断断续续举办的在世艺术家美术展。1759至1771年之间，狄德罗是这些美术展的评委，他的知识和关系帮助叶卡捷琳娜获得了让–巴蒂斯特·格勒兹（Jean-Baptiste Greuze）、克劳德–约瑟夫·韦尔内（Claude-Joseph Vernet），以及依然在世的风俗画大师让–巴蒂斯特–西梅翁·夏尔丹（Jean-Baptiste-Siméon Chardin）的作品。她的驻法大使德米特里·戈利岑亲王流连于画室，委托画家绘制新作，也购买现有绘画作品。通过这样的网络，叶卡捷琳娜于1766年获得了夏尔丹的密友、画家雅克·阿维（Jacques Aved）留下的画作，他作为肖像画家的成功生涯给了他一笔汇集起大量弗拉芒与荷兰艺术作品的必要资金。叶卡捷琳娜的代理人从有名的收藏家兼路易十五的秘书路易–让·盖尼亚（Louis-Jean Gaignat）那里买下64幅画作，包括鲁本斯的五幅作品。女皇1768年在布鲁塞尔的卡尔·科本兹尔伯爵（Count Karl Cobenzl）藏品大拍卖中买下6000幅素描和一些荷兰油画与西班牙油画时，又开出比囊中羞涩的腓特烈大帝更高的价钱。次年，叶卡捷琳娜从波兰–萨克森外交官兼收藏家海因里希·冯·布吕尔伯爵（Count Heinrich von Brühl）处获得600幅弗拉芒、荷兰及法国绘画，这批收获中包括伦勃朗的《学者肖像》（Portrait of a Scholar）和华脱（Watteau）的《尴尬的求婚》（An Embarrassing Proposal），还有鲁本斯、克拉纳赫（Cranach）与提埃坡罗（Tiepolo）的作品。

有个大钱包，搞收藏当然不难，但运输购买的藏品就不容易了。1771年7月，叶卡捷琳娜从已故荷兰酿酒商、木材商兼收藏家吉里特·布莱姆卡姆普（Gerrit Braamcamp）的不动产拍卖会上获得一些物品，包括几幅出自保卢斯·波特（Paulus Potter）、菲利普·沃弗曼（Philips Wouwerman）和杰拉德·特博尔奇（Gerard Terborch）的重要荷兰绘画。这些东西和其他艺术品搭乘了一艘荷兰两桅船“沃鲁沃·玛丽亚”（Vrouw Maria）号，于1771年9月5日启程驶向圣彼得堡，船上的部分货物包括数量庞大的砂糖、棉花、靛蓝染料、水银和茜草。一个月后，似乎是被一场风暴吹离了航线，该船在芬兰的朱尔摩（Jurmo）岛海域搁浅。“她”挣扎着重新下水，但又被冲上岸，这次丢了舵。“沃鲁沃·玛丽亚”号接着被一个大浪打翻，开始进水。10月4日破晓，船员弃船并得救。他们竭尽所能抢救货物，却因为货物堵住了船底水泵以致发生外溢而受阻。五天之后，“沃鲁沃·玛丽亚”号带着叶卡捷琳娜的油画沉入41米深的水下。俄国外交部部长尼基塔·帕宁（Nikita Panin）派遣陆军少校瑟尔（Major Their）试图进行海上打捞，这一事实暗示，大家知道油画在这艘船启航之前已经列入货物名单并封缄。瑟尔少校返回时没有带回画。事实上直到1999年，借助现代的档案研究、侧扫声呐（side-scan sonar）以及使用压缩空气和可吸入氦氨氧混合气体的潜水员，沉船才得以定位。显然受益于逗留在腐蚀性盐分较低的波罗的海海底，沉船被发现时舱内满是货物且船体完整。2008年，俄国人与芬兰人都计划进行打捞作业，但直到现在还没回收船上的27幅绘画。

它们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一年之前，叶卡捷琳娜买下了瑞士银行家弗朗索瓦·特龙金（François Tronchin）的100幅藏画，而在1772年，有17只包装好的装有400幅画作的箱子交运，这些画是德米特里·戈利岑在狄德罗的指点下替女皇购买的。它们是1740年去世的皮埃尔·克罗扎（Pierre Crozat）的藏品，在他的外甥德梯耶尔男爵（Baron de Thiers）去世后上市交易。其中包括两幅《达娜厄》（Danaës）——一幅出自伦勃朗，一幅出自提香（Titian），鲁本斯的《酒神》（Bacchus），乔尔乔内（Giorgione）的《朱迪斯》（Judith）和拉斐尔的《圣家庭》（Holy Family），拉斐尔这幅画后来被缺钱的早期苏联政府卖给了美国。至于伦勃朗的《达娜厄》，1985年被一个苦大仇深的立陶宛人猛砍一通后又被泡到了硫酸里。硫酸溶解了釉质，把画的细节都抹去了，但经过12年的修复工作，此画已经再度悬于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的墙上。

考虑艾尔米塔什藏品被聚在一起的速成方式，就等于一头扎入导游们所热衷的统计学上的自吹自擂，就连叶卡捷琳娜也对她这些战利品的规模沾沾自喜。她在1790年给格里姆写信时夸耀说：“我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有3800册书籍、四个填满书籍和印本的房间、一万块加工过的宝石、大约一万幅素描以及填满两个大厅的一套自然科学藏品，这还不算颜料画和拉斐尔凉廊。”一位苏联时期的导游在1972年1月1日吹嘘说：“博物馆的展品和藏品包含265万件艺术品和其他物品。”今天所评定的物品数量为大约300万。如果你看每件展品都花费接近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你参观完要五万个小时，即2000天，也即五年半，而这还不算在博物馆的353个展厅里进进出出所需的时间。仅意大利艺术品就占了37个这样的房间。

向创建这一伟大机构迈出的第一步发生在1770年代，那时已经明显可见，要陈列叶卡捷琳娜迅速扩张的藏品需要空间。尤里·费尔腾设计了三层楼的大艾尔米塔什，沿着冬宫向冬季运河（Winter Canal）伸展，于1776年完工。荷兰医生彼得·范翁策尔（Pieter van Wonzel）在这个舞台上浏览藏品之时注意到“有很多庸常之作”——如果你是批量购买的，这不难理解。法国临时代办舍瓦利耶·德柯尔伯龙（Chevalier de Corberon）发现叶卡捷琳娜的画廊“太狭窄”，而且大量画作“以糟糕的方式陈列着”——这并不是说18世纪后期卢浮宫的悬挂就可资效仿，那里画作高悬且一个挨一个地挤在一起。

1770年代晚期，在得到乔治三世送的礼物——一幅本杰明·韦斯特（Benjamin West）画的威尔士王子与其弟的肖像画之后，叶卡捷琳娜又获得了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of Derby）、戈弗雷·内勒以及彼得·赖利阁下（Sir Peter Lely）的作品，后者是肖像画家兼查理二世宫廷的首席画师。然后，叶卡捷琳娜再度证明当别人面临财政危机时她是个幸运儿，她用43 000英镑从前首相罗伯特·沃尔波尔阁下家道中落的侄儿手中买下霍顿庄园（Houghton Hall）的旧藏。人民竭力反对，正如法国人民对待特龙金藏品的出售。约西亚·韦奇伍德抱怨说，“俄国正在洗劫我们的宫殿和博物馆”。约翰逊博士向议会请愿，要求阻止出口一批包含普桑（Poussin）、鲁本斯和伦勃朗作品的藏画。议会展现出惯有的市侩作风，拒绝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有关由政府买下作品以便构成国家藏品之基石的提议。于是，叶卡捷琳娜就在众多画作之外，又给她的藏品加上20幅凡戴克的作品、19幅鲁本斯的作品、8幅提香的作品、3幅委罗内塞（Veroneses）的作品、2幅委拉斯开兹（Velázquez）的作品、1幅拉斐尔的作品和1幅普桑的作品。

进入1780年代，女皇得到忠告，空间和资金正在成为问题，于是她清心敛欲。戈利岑最后一次代表她进行购买是在1781年，从博杜安伯爵（Count Baudouin）的藏品中买下199幅荷兰、弗拉芒、法国和意大利的颜料画。叶卡捷琳娜1796年去世时已拥有近4000幅颜料画，按照德国院士约翰·格特里布·格奥尔基（Johann Gottlieb Georgi）的说法，它们摆放的方式不是“根据流派或画家分类”，而是根据它们产生的情感效果。

女皇也像收集绘画一样收集画家。还是大公夫人时，她与彼得就被德国肖像画家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弗·格鲁特（Georg Christoph Grooth）画过很多次，他比叶卡捷琳娜早一年到俄国首都，工作到1749年去世为止。彼得罗·罗塔里（Pietro Rotari）应邀来俄国宫廷作画，仅旅途开支就付给他1000金卢布。1756年短暂访问过圣彼得堡后，他又于叶卡捷琳娜成为女皇那年返回该城，可是抵达不久就去世了。但帝国藏品仍自吹有863件罗塔里的画作，许多只不过是卖弄风情的年轻姑娘的小像。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伊丽莎白·维基–勒布伦（Elisabeth Vigée-Lebrun）逃离法国大革命并在圣彼得堡暂居，在那里创作了大量可被泛泛地视为英伦风格的贵族肖像画。

艾尔米塔什的亭阁厅有一角被专门辟出，作为俄国艺术家比如德米特里·列维茨基（Dmitry Levitsky）与弗拉基米尔·博罗维科夫斯基（Vladimir Borovikovsky）学习和模仿大师之作的地方。列维茨基为美术学院的首场展览贡献了20幅油画，包括一幅狄德罗肖像，画中狄德罗未戴假发，正襟危坐。这幅画给列维茨基带来名望和教职，还赢得多份皇家委任。他作为学院的肖像画教授指导博罗维科夫斯基，后者1794年画了一幅叶卡捷琳娜肖像，睿智严肃的女皇在皇村花园里遛一条慧比特犬。画中表现了一位在山水园林中沉溺于新近萌发的对自然之爱的女皇，画面上赫然可见一块铭记鲁缅采夫伯爵（Count Rumyantsev）在1768—1774年俄国——土耳其战争中得胜的纪念碑。博罗维科夫斯基给这个形象画了很多变体，该形象成为一幅被频繁翻刻的铜版画的底本。

就在画家们为俄国绘画流派建立稳固根基的同时，铜版地图也已在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自成一家，米哈伊尔·马克哈伊夫（Mikhail Makhaev）在1750年代为了庆祝城市奠基50周年而制作了圣彼得堡市容图和地图。马克哈伊夫对市容的凸显和他那广角镜头“相机”般的眼光都强化了他的透视效果，也戏剧性地活化和吹捧了这座城市。由于他的成功，科学院设立了一个铜版地图特训班。地图绘制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末期开始别具一格，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夫（Fedor Alekseev）的作品中尤为显著，他在威尼斯逗留期间受到卡纳莱托（Canaletto）和其他景观画家（vedutisti）观点的影响。他给圣彼得堡画出一条沉静得匪夷所思又明净澄澈的涅瓦河，河流傍着花岗岩河岸和威严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绵延流淌。

叶卡捷琳娜对绘画的热情冷却之后，对剧院的激情升腾奔涌。夸伦吉建造的艾尔米塔什剧院在她人生的最后十年里激发出她的活力，在私人秘书赫拉波维茨基（Krapovitsky）的帮助下，她写下六个歌剧剧本。新剧院用于上演“大型艾尔米塔什”（Grands Hermitages）——为来访的尊贵客人举办的盛大演出，也用于为女皇的密友们上演规模相较更小的“小型艾尔米塔什”（Petits Hermitages）。场面繁复、载歌载舞的意大利歌剧，逐渐让位于对法国喜剧歌剧（opéra comique）的爱好，这种剧中，乐谱没有剧本重要。叶卡捷琳娜设计的情节范围广泛，为其编曲配乐者既有著名外国作曲家，比如获得优渥报酬的西班牙人文森特·马丁–索勒尔（Vincente Martin y Soler），也有竞起争雄的本国作曲家。瓦西里·帕什克维奇（Vasily Pashkevich）为叶卡捷琳娜的《费维》（Fevey）创作了一组扣人心弦的莫扎特曲风乐谱，这出戏的主题是子女的责任，并于1786年4月在艾尔米塔什剧院奢华上演。女皇在《勇敢而莽撞的骑士》（The Brave and Bold Knight）中诉说了强权领导的必要性，在《痛苦骑士科索梅托维奇》（Kosometovich, The Woeful Knight）中讽刺了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她在1789年即该剧诞生之年正与古斯塔夫三世打仗。女皇在其他作品中运用了俄国的童话故事和民间传说，这个决定看上去对俄国歌剧的演变产生了影响。在波将金成功劝说莫扎特去圣彼得堡工作之后，俄国歌剧的未来将会显著改变。

到1790年，圣彼得堡面积大过了莫斯科。这座首都没有克里姆林宫那样的建筑以及环绕它的同心圆建筑群，它以一种与其他任何俄国城市都不同的方式扩张。叶罗普金留下的遗产，对未发展之周边地区的三管齐下的攻击，意味着容纳穷人的区域永远会被推向更外围。这些肮脏、狭窄又不持久的区域住满了人身属国家所有的农民，他们总是按照从事的工种而聚集。拥挤的人群中到处都是流浪汉——他们是一群没有地主或乡村官员所颁发之通行证的农民，他们来到首都从事季节性佣工或是为了逃脱乡村的贫困，却在城市贫民窟里更加悲惨地死去。在那些被法定许可工作的人之中，微薄的薪水和无法忍受的条件导致第一轮由劳工骚乱带来的动荡。1771年，11位纺织工罢工，以示对他们被期望使用的原材料的低劣品质而抗议。

警察当局开了两个劳动救济所（workhouses），拘留那些街道已经无法容纳的无家可归者和醉汉，但圣彼得堡的监狱还大大有待改进。1781年，英国监狱改革家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参观过后，被警察局局长对其所拥有和使用的施虐工具的一场热心示范所惊骇，这些工具包括皮鞭、烙铁、割鼻器和中世纪的碎骨设备。六年之后，一座配有带顶操场的两层的新监狱在莫伊卡运河边建起来，也确实得到霍华德的赞许。每间牢房都有一只炉子、一把石椅和一张石桌，还有一根转播宗教仪式的管道，力图借此感化犯人。作为降低犯罪率的证明，这座新监狱一直空荡荡，尽管有一个用于拘禁待审轻罪犯罪者的单独拘留中心被充分使用。

警察出警在叶卡捷琳娜时期得到适度加强。守夜人有500名，还有一支后备军，人们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安全行走——尽管有些人还是小心提防，把军官的帽章别在自己的帽子上，作为面临袭击时的威慑力量。然而冬宫沦为一伙盗匪的牺牲品，这群盗匪混在宫内数不清的装潢工人中行事。对一座规模庞大的城市而言，有记录的犯罪保持了低水平，但同时较富裕的人开始养看家狗并锁上大门。

城中心的街道大多用石块铺设，但大量其他街道只用木头覆盖。养护最好的大道是主街和通往城外的交通要道。排水和垃圾还是难题。就算叶卡捷琳娜已经打算改善环境，涅瓦堤靠近冬宫的一段著名的区域，仍然堆满了废弃建材和建筑垃圾。女皇在1760年代晚期向伏尔泰许诺：“我将尽一切可能之力提高空气的质量……我们已经连续三年在给城市周围的湿地排水，而且我们砍倒了覆盖它南部的松林。现在已经有三个有人定居的广阔区域，那里曾经是不踩着齐腰深的积水就无法通行的地方。”

1780年，喷泉运河被疏浚并以石头砌岸。给涅瓦河河堤加衬花岗岩的工程于1763年在费尔腾指挥下开工，到1777年9月时还远未完工，这时河水上涨了近四米。一艘来自吕贝克（Lübeck）的船被冲到瓦西列夫斯基岛的树丛间。其他船在半夜被冲垮冬宫墙脚窗户并涌入房间里的大水甩上河堤。当人们在睡梦中死去并且有一百多所小房子被卷走时，叶卡捷琳娜开始祈祷。这次灾祸过后，一套更全面的预警和营救系统被启用。当水位上升到危险值时，就放炮、点燃照明弹，并派出鼓手全城敲警报。两艘划桨救生船被定制。而1792年9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漫上涅瓦河河岸时，花岗岩衬仍未完工。

彼得大帝希望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和一支蓬勃的商业船队，这愿望到了18世纪中叶差点化为泡影。在1752年驶入圣彼得堡的425艘商船中，只有五艘是俄国船。伊丽莎白当政时期，水利工程师们在喀琅施塔特令人起敬地修建出一条长一千米多的运河，可以容纳10艘位于航线上的失事船只。但它几乎没被使用，喀琅施塔特那个能修理12艘船的干船坞也还是闲置未用。多亏了在英国朴次茅斯造船厂彻底整修俄国船只，叶卡捷琳娜的海军才能在1770年驶入地中海，并在切斯梅赢得对土耳其人的重大胜利。英国海军上将查尔斯·诺尔斯阁下（Sir Charles Knowles）被女皇说服来到圣彼得堡，彻底革新俄国的船舶制造，并复兴喀琅施塔特。叶卡捷琳娜是彼得大帝实至名归的继承人，在她统治晚年，当瑞典舰队与重整的俄国舰队在喀琅施塔特海岸的炮弹仗令窗户咯咯作响且步枪射击声声入耳之时，女皇信心满怀地坐镇宫殿。

南部的军事胜利加速了俄国的谷物生产，几千艘驳船和运载谷物的三桅帆船将收获物北运至圣彼得堡。掌握了黑海诸港口意味着来自地中海周边国家的异域物产——橄榄油、杏仁、腌刺山柑花蕾（capers）和葡萄干——可以通过内河航运来到首都。至于波罗的海贸易，由于没有证券交易所，加上1750年代设立俄国银行的尝试无果，彼得堡的商人们被迫在荷兰借钱。为帮忙矫正此种局面，叶卡捷琳娜在1787年设立皇家贷款或委托转让银行（Imperial Loan or Assignation Bank），这是俄国第一家促进货币流通并刺激商业的机构。此后不久，载着精美货物——如牡蛎、奶酪、咖啡、巧克力和姜饼——驶入涅瓦河口的商船中，有近十分之一是俄国船。

不过，涅瓦河运载的可不只是精美货物。取自这条河的饮用水被认为是安全的，尤其是取自河流中游的，但它含有贾第鞭毛虫这种已证实对德尼·狄德罗很不友好的寄生虫，它由彼得大帝在阿姆斯特丹的熟人安东尼·列文虎克首次在显微镜下观察到。此寄生虫通过动物粪便传播，因此毋庸惊诧涅瓦河会被污染，河中流淌的水来自俄国西北与芬兰东南，这两个地区有丰富的野生动物。人们将取自因倾倒垃圾与人类排泄物而被严重污染的莫伊卡河的水煮沸杀菌，并用醋调味来掩盖它的味道。生活卫生设备非常落后，最豪富的机构也概莫能外。牛津莫德林学院（Magdalen College, Oxford）的成员兼会计约翰·帕金森（John Parkinson）拜访奥斯特曼伯爵时，记载说他“几乎被厕所的臭气熏死了”，又补充说进入春季“开始融冰时，令人讨厌的东西简直不堪忍受”。即使1770年挖了第一批排水沟，它们也只是以最短的路线把垃圾运到涅瓦河。直到几年之后才在差不多地表一米以下开挖用管子把废水运到更远的河流下游的转运下水道系统。叶卡捷琳娜自己忍受着惯发性胃痛，也为两种威胁她臣民生命的致命疾病而苦恼，因此开始对健康问题加以极大关注。

彼得二世死于天花。伊丽莎白女皇因为天花而丢了未婚夫，天花也让本来就无甚魅力的彼得三世更加难看。有一种名为人痘接种的民间疗法——把患者脓疮中的脓液抹在健康人皮肤上的浅表刮痕中，使健康人获得免疫力——在中国被广泛采用，在俄国南部边境也是。虽然叶卡捷琳娜看轻医生——响应卢梭给他们的称号“江湖郎中”（charlatans）——并且比起医疗介入更偏爱简朴饮食和新鲜空气，但是天花的威胁太令人心悸了，因此1768年她召来在西方精熟于人痘接种流程的英国人托马斯·蒂姆斯德勒医生（Dr Thomas Dimsdale）。他给女皇和保罗大公接了种。她立刻就病倒了。慢慢康复之后，她用一场感恩礼拜庆祝蒂姆斯德勒的成功。杰尔扎温则在1789年一首恐怕已被人遗忘的诗里称扬了叶卡捷琳娜的勇气：“为拯救她的健康世界，/她一往无前喝下毒药。”贵族们纷纷效法女皇，于是圣彼得堡预防接种医院开张，医治贵族、官员和工匠的孩子，农奴自然不在话下，因为他们是主人们希望保护的“财产”。蒂姆斯德勒被封为俄罗斯帝国的男爵，并于1781重返这座都城，给叶卡捷琳娜的孙子亚历山大进行人痘接种。圣彼得堡的成功树立了榜样，全俄罗斯的大城小镇都纷纷开设医院。科学开始取得胜利。宫内上演了一出露天戏《战胜偏见》（Prejudice Overcome），戏中密涅瓦（代表叶卡捷琳娜）、鲁特尼亚（Ruthenia，代表俄国）与科学精神（Genius of Science）战胜了无知（Ignorance）和迷信（Superstition）。

对健康的第二大威胁是鼠疫，1770年被在南方服役的士兵带入了莫斯科。当它蔓延到首都附近，在普斯科夫（Pskov）和诺夫哥罗德疑似爆发时，当局反应迅速。主干道上设立了检查站，监控邮差、收税人和政府官员这类不得不在新旧都城之间奔波的旅行者。圣彼得堡设立了一处隔离所，进城的货物要经火烤、烟熏、醋蒸处理。就在当局焦灼地守望之中，秋季慢吞吞地步向冬季，不断加重的寒冷令鼠疫走投无路。1770年代末，皇室出钱建立了首都第一所大众医院。它位于喷泉河南岸。在它左近又设立了俄国第一家精神病院，并在一套开明体制下运转。1780年代另一所有300个床位的石质医院建成，另有一栋建在医学院地基上的配楼于1790年启用，又以木制病房提供了260个床位。每个通风病房含九个床位。有冷热水，病人有定期更换的床单和放在床头桌上的水壶与手铃。

在一部惹恼了叶卡捷琳娜的出版物《西伯利亚游记》（Voyage en Sibérie）中，修道院长夏佩·道特罗歇（Chappe d’Auteroche）攻击了俄国的性风俗。他暗示说，性病大行其道，“不正当”性关系威胁到这个国家的安康。叶卡捷琳娜迈出了与这种局面斗争的第一步，在喷泉河上的卡林金桥（Kalinkin Bridge）附近建了一所60个床位的面向男人和女人的医院，专事治疗因性行为而传染的疾病。这是一家谨慎的医院，病人被接纳入院时不透露自己的身份，他们在医院里戴一顶绣着“保密”（secrecy）字样的帽子。叶卡捷琳娜也令以一所房屋从事“猥亵活动”或靠伤风败俗行为谋生成为非法之举，但俄国首位伟大的社会批评家亚历山大·拉季谢夫（Alexander Radishchev）还是写道，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每条街上都有花枝招展的娼妓”。被抓现行的妓女会被送到工厂做工，如果确知她们将性病传染给了某位士兵，她们会接受治疗然后被送往西伯利亚的矿井做工。

一个持续吸引外国人——夏佩·道特罗歇就是其中之一——眼球，并且令他们愤慨的清洁和健康的主要来源，就是蒸汽浴（banya）。1800年在伦敦出版了《叶卡捷琳娜二世治下之俄罗斯帝国一览》（View of the Russian Empire during the Reign of Catherine the Second）的可敬的威廉·托克（Reverend William Tooke）评论说，寻常俄国人不怎么吃药，却相当频繁地“洗出汗澡”，它是“生活系统中如此重要的一部分，各个年龄和各种出身的人都……尽可能多地洗”，这意味着至少一周一次。比较穷的人光顾设在溪河边的公共浴室，而那些“地位中等……和贵尚之人”“在自己家里”建“蒸汽浴室”。40—50摄氏度的室温“借由每五分钟一次把水泼在锅炉房红热的石头上”来维持。入浴者“一丝不挂地”躺着，许多外国人为此激怒。纳撒尼尔·拉克索尔（Nathaniel Wraxall）1774年7月的信记录了一幕“不少于200人的男女混杂的洗浴场面”，男人和女人对空间隔离不怎么上心，“浑身赤裸地”你挨我、我挨你地坐着。如果他们切实重视起洗浴间的隔离，“男男女女”则会跑出来“赤条条地一起扎进河里”。自从关于蒸汽浴的首批报道从彼得大帝的宫廷逐渐传回，访客们的观感几乎没有变化，除了这股愤慨之情因为俄国首都日渐西化而更形强烈。

不管怎样，18世纪后期俄国的性风俗与西欧国家的大相径庭。卡萨诺瓦来访时，一个14岁的女仆扎伊拉（Zaira）被卖给了他，而他被迫要检查她以证明她是处女，这样才能对得起她父亲开出的100卢布价钱。卡萨诺瓦为了回报她的忠心不二而供她吃喝，以及每周去一次蒸汽浴和教堂。当他询问离开圣彼得堡时是不是一定要带着扎伊拉，这位威尼斯人被告知，如果他想带她走，必须要获取许可，因为扎伊拉也是“女皇的奴隶”。

除了这姑娘的天生迷信和好妒忌，两人的关系看上去不错，而且卡萨诺瓦对扎伊拉与日俱增地使用威尼斯方言的片言只语感到高兴。他确实坦承，这姑娘让他在圣彼得堡一直“严肃认真地”生活着，哪怕他差点就抵挡不住一个女人气的年轻军官的魔力，这位军官觉得有证明——用斩钉截铁的方式——自己不是个女人的使命，随后他就为了取悦来访者而进一步提供证明。卡萨诺瓦离开这座城市时，为扎伊拉付的那100卢布得到偿还，并且——在她愿意的情况下——想把她转交给上了年纪“但依旧精力旺盛并追求享乐”的建筑师安托尼奥·里纳尔迪——他被这姑娘打动了。扎伊拉声言，如果里纳尔迪真心爱她，他可以跟她父亲讨论这事。这位建筑师说办就办，于是余生便与扎伊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一位“军官有个16岁姑娘待售，她从前出身贫寒之家，通晓编织、缝纫、熨烫、上浆和给女士着装；她身材好，长相美”。这则很具代表性的报纸广告出现在1797年的圣彼得堡。出售像扎伊拉这样的女孩是农奴制的题中之意，农奴制与美洲的奴隶制有极大相似性，唯一区别是农奴有缴税和服兵役的义务。农奴们隶属于一位独裁君主，并听命于他们的直接所有者。农奴或者是国家所有或者是私人所有，总数竟占到俄国人口的90%。叶卡捷琳娜给她的总检察长维亚泽姆斯基（Vyazemsky）亲王写信称，农奴身份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束缚”，然而这位既非民主主义者亦非平等主义者的女皇几乎没有对农奴制进行改善。18世纪末期对欧洲各国而言是个政治不稳固的阶段：英国各殖民地有针对不经代议就征税的起义，法国有对君主制的反叛。叶卡捷琳娜在她的统治期内经历过两次对她政权的重大冒犯，一次以武装叛乱的形式，另一次以出版物的形式。

自称彼得三世的大冒牌货、前士兵埃米利安·普加乔夫（Emilian Pugachev）的叛乱，在规模和猛烈度上都史无前例。普加乔夫吸引了大批雅伊克哥萨克（Yaik Cossacks）、哈萨克游牧民和巴什基尔人，追随者队伍壮大到两万人。他的方法很野蛮，杀了1500多位贵族，包括妇孺。一些人被棍棒打死，许多人被吊死或枪决，其他人被刀刺死或淹死。普加乔夫不是第一个自称皇帝的人，但他是最骇人的一个。就在他终于被拿获并处死前夕，他颁发了一则解放宣言称：“我们，彼得三世，蒙上帝之恩为全俄罗斯的皇帝与独裁者……以我慈父般的君主之爱，授予每个曾是农奴的人以自由。”当普加乔夫的兵力1774年8月在察里津被最终击败，他的几百位追随者被处死或施以鞭刑。至于他们的头儿，他被判处死刑，然后大卸四块。

差不多60年后，亚历山大·普希金在他可谓俄国最早的伟大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The Captain’s Daughter）中，把普加乔夫刻画成一个心地善良的不法之徒。小说中的主人公彼得曾在普加乔夫成为大冒牌货之前遇到过他。彼得被一个匪徒指引着穿越暴风雪来到一家客栈，他以一件野兔皮外套回报向导，接着他们就各奔东西。后来到了普加乔夫起义时，他们又偶然相遇。反叛的领袖没有忘记年轻主人公的善良，并帮助彼得将他心爱的人从叛乱的险境中营救出来。彼得力图挽救普加乔夫时，匪徒面具下的那个男人的复杂面貌浮现了出来。为此，彼得被定以叛国罪。一个偶然的机遇，女主人公在皇村公园的长凳上邂逅了一位女士，并对她说明了她的爱人的困苦。这位女士不是别人，正是女皇本人，她立刻将男主人公从监狱中释放。普希金决计把普加乔夫塑造为一位可爱的暴君，这表明他完全理解，在反叛者的残暴背后站着的是他们残暴的主人。可以说这场叛乱发生于离首都很远的地方，但普加乔夫的起兵作为武装叛乱的先例，对圣彼得堡可谓有着巨大影响。普希金那由衷的恳求，“天可怜见，我们再也不会见到又一场这么冷血又残忍的叛乱”，透露出作者觉得叶卡捷琳娜非常透彻地理解身为农奴的状态，所以她说，如果“我们不能赞同减少这种残酷行为，并将局面缓和到让人类可以忍受，那么迟早他们自己会这么做”。然而危险的是，她对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无所作为。

普加乔夫叛乱近20年后，女皇对出版物中一场露骨的攻击怒不可遏。叶卡捷琳娜曾巡幸她领土的腹地，在那里农民们对她报以欢呼，而他们正是她几乎没表现出积极同情的对象。1787年在萨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的六个月行程——这趟行程为令外国高官留下好印象而动用了14驾马车、124具雪橇和40个其他交通工具，她在所到访的村庄和城镇遇到了表面上心满意足的群众。这里或许没有“波将金村”——包含吸引眼球的房屋正立面的空壳，就像好莱坞的外景地——这是波将金亲王努力为女皇打造的一出好戏。然而在表面的崇敬之下，劳动者们都开始摩拳擦掌。就在这一年，400名工人聚集在彼得堡的皇宫广场，向叶卡捷琳娜陈诉他们对于承包商多尔戈夫（Dolgov）强迫他们接受的报酬和工作条件的不满之情，这位承包商正修建喷泉河与叶卡捷琳娜运河的花岗岩河堤。17位抗议者被捕，并被指控非法集会和图谋不轨。禁止此类集会的法令被颁布，一个调查机构成立。不过，随着冬季正在逼近且迫切需要完成这项工程，这些指控被搁置，而多尔戈夫被指示要改进他的工作方法。该场抗议事件尽管微不足道，但暗示着劳工们潜在的力量。

《圣彼得堡记录》（St Petersburg Vedomosti）跟进报道大革命后的法国所上演的事件，使读者了解最新进展。这个曾激发出俄国宫廷某些最过分的奢华风气的国家，现在因过度独裁所招致的报应而成为流行话题，因为革命文学在圣彼得堡急速成长的知识分子圈里流传。在宫廷效力的富裕的年轻贵族亚历山大·拉季谢夫迎着这股骚动而上，借着1783年法律允许私人设立印刷厂的东风，于1790年发表了一系列详述《圣彼得堡至莫斯科行纪》（A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的书信。他因此成为俄国第一位伟大的革命作家。

在拉季谢夫的行纪中，当他游进人们的灵魂，没有一尘不染的农民，没有兴高采烈的人群来欢迎他：

看着一个俄国人，你会看到他的哀伤忧郁。如果他希望清除他的忧郁症，或者，按照他会有的说法，希望有个好时光，那么他会去酒馆……一个码头搬运工垂头丧气地去到酒馆，回来时脸上容光焕发，这恐怕大大有助于解释俄国历史上那些看似令人迷惑不解的东西。

拉季谢夫预言说，如果没有变化，就会有革命。他相信只有彻底的改革才能扼杀不可避免的横祸。也懂得这一点的叶卡捷琳娜却谴责拉季谢夫正在成为新的普加乔夫。拉季谢夫给他对这个国家的评鉴加上了哲学化的谴责，他的出版物中包含了一篇布莱克风的《自由颂》（“Ode to Liberty”）。它很可能是在《行纪》送审之后才加的，审查官无论如何从标题都只能想象这书是一本无恶意的游记作品。叶卡捷琳娜在她手中那个印本上写下的怒气冲冲的评注显示，她发现这篇颂诗“明目张胆要革命”。她问：权力怎么才能“在与利益相协调的同时与自由联手”？她不打算找出答案。一俟《圣彼得堡至莫斯科行纪》的匿名作者的身份得到证实，他就被逮捕了。这部书只卖出25本，拉季谢夫也答应销毁其余，以此换来流放西伯利亚期间可以有家人相随。直到1858年，《行纪》才被“俄国社会主义之父”亚历山大·赫尔岑在伦敦以俄文出版。这时，作家和思想家中走向革命的旅程都已在进行中。如果说普希金被普加乔夫人性的一面所打动，那么他也被拉季谢夫所鼓舞。1817年，诗人写下自己的《自由颂》，直到他短暂生命的终点都在忙着做笔记，并着手写作一部从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返程行纪。

拉季谢夫生不逢时。俄国在南边正与土耳其人打仗，又在北边与瑞典人开火。他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而写下的对俄国专制主义和社会结构的抨击，注定要迎来最严酷的回应。叶卡捷琳娜对于路易十四被处死和继之而来的大屠杀感到生理上的憎恶，因此觉得实行绝对的和铁腕的控制是必不可少的。她对于巩固俄国政府的富足以及它的统治者的权力与声望兴趣十足。威胁到政府的人要被置于监控之下。1796年一套正式的审查制度被引入，此前曾受女皇支持的所有私人出版机构都被关闭。独裁制与俄国知识分子间的漫长斗争开始了。

随着叶卡捷琳娜的原则日益僵硬顽固，坚定捍卫个人形象的她采用肖像来塑造和蔼仁慈的统治者形象。她穿戴尊贵。她住在一个更温暖宁静的世界，看上去像是庄重的俄国母亲（Mother Russia），哪怕她寻找那些很年轻的、既不符合她的智力水准也不那么可爱的情人们。正如查理·马松在《回忆录》中所言，在“她上了年纪的人生阶段”，女皇与三个“年轻浪荡子弟”消磨时光，“同时她的军队正在屠杀土耳其人，与瑞典人打仗，并蹂躏波兰”。在精心挑选的宾客“欢腾雀跃并忙着各式各样的嬉闹”期间，女皇举办了假面派对。马松声称，这种派对上“没有什么不被许可的找乐方式”。不仅如此，女皇还成立了一支更神秘的队伍“小协会”（the Little Society），其中的“细节不适合被重现”。据传他们非常不体面，以致马松把“他可能就此主题提供些许信息的备忘录”付之一炬。

把私生活方式剥离开，这位以华丽辞藻写下这些透露内情的回忆录的作者，对叶卡捷琳娜的统治留下一段令人心寒的评价：

啊，叶卡捷琳娜！你的伟大如此耀眼，而近水楼台的我被你的慈悲所魅惑，这慈悲令那么多人喜乐，被你成千的和蔼品性所诱惑，这些品性在你身上令人景仰，我欣然要为你建一座荣耀的丰碑；但奔流的血液汹涌而来并浸染了我的计划；3000万奴隶的锁链的撞击令我震耳欲聋；以你的名义所盛行的罪恶激起了我的义愤。

这些修辞拔到如此高的音程，以致马松的想象遥相呼应着年轻的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在叶卡捷琳娜去世时所表达出的狂喜。他欢呼“人格化的邪恶原则的废止！”叶卡捷琳娜的罪行被一一列举，其中包括“毒死丈夫，在波兰的不正当行为……公众生活里那空洞的野心……私生活的放荡无度！”

苏格兰旅行家安德鲁·斯文顿评论说，到了1790年，圣彼得堡已成为欧洲观光旅行的一部分，除了君士坦丁堡，欧洲再没哪座城市有圣彼得堡那么多五方杂处的外国人。彼得堡的能量激使荷兰医生彼得·范翁策尔相信，200年后它会成为“世界第一的城市”。然而狄德罗发现的却是一座处于恐慌中的都城，它的居民“努力弄清他们脚下的地面是否当真牢靠”。卡萨诺瓦也同样悲观地暗示这座城市“怀着坐视它沦为废墟的幼稚的目标建成”。这位家乡所在地也类似地面临威胁的威尼斯人相信，迟早圣彼得堡的“土地一定会垮掉，并且拉上这座莫大的城市一起”。然而在叶卡捷琳娜统治时期，首都的建筑、文化和大众教养得到巨大的巩固。在大街上，在各宫殿之间以及各宫殿庭院之间，空间变得庄严肃穆。圣彼得堡是一座辉煌且戏剧化的城市，立志成为欧洲无与伦比的首都。

叶卡捷琳娜死后30年间，该城已被规划的建筑将全部完工，涅夫斯基大街将成为世界上最时尚也最令人激动的街道之一。舞台将为彼得堡那壮阔的19世纪戏码而设立。它的作家们和思想家们那令人焦虑躁动的声音，将在宽敞的空间和幽暗的小路里四响回荡，把彼得的港口转变成俄国文学中的“彼得堡”——灿烂，富有，但就像狄更斯笔下伦敦的薄弱区域那般令人忧郁、令人绝望。宫廷将继续统治城市，但这城市将很快学会为自己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