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迷惑与绝望

沙皇1905年的《十月诏书》承诺实行君主立宪制，并设立享有立法权的国家众议院“杜马”（Duma）。对杜马的这项委任因为三个月后颁布的《帝国基本法》重新声张尼古拉不容置疑的独裁权力而立刻化为泡影。不过，1906年3月的《临时法规》（Temporary Regulations）令工会合法化，放松了审查制并在第一届杜马中接纳工人，该杜马于1906年4月27日在冬宫的格奥尔基耶夫斯基厅（Georgievsky Hall）宣布成立。在这间王座大殿——沙皇帝国的心脏——皇室发现形成一种仪式令人不快地遭到对抗。有些熟悉的代表身着全套宫廷装束，但聚集一堂的杜马成员带来的压倒性观感是，这是一群穿着工装的粗俗暴民。保守的彼得·斯托雷平（Peter Stolypin）——三个月后被任命为首相——注视着一位穿着浸透油的靴子的工人无礼地审视宝座并用责备的目光看着皇室。斯托雷平悄悄对科柯夫佐夫伯爵说，他觉得这个人“可能会扔炸弹”。皇太后因为那些交换着“对我们所有人的不可理喻的憎恨之情”的粗鲁脸孔而窘迫至极。这一整体尝试似乎无法维持下去。大会开始入驻塔夫利宫后没多久，英国作家莫里斯·巴林（Maurice Baring）就向一位彼得堡的出租司机暗示说，它可能被解散。司机回答说：“他们不敢。”“但如果他们敢呢？”“那我们就杀了他们。”“杀谁？”“所有有钱人怎么样。”巴林暗示，士兵可能介入，他们以前就对抗议者开过枪。“那是在他们不明白所有那些是怎么回事之前。现在他们懂了……人民在尖叫。”

图35　1906年4月27日，尼古拉二世对国务院和杜马发表讲话

列宁于1905年11月匿名潜入彼得堡——来得太晚了，所以没能在总罢工中发挥积极作用。他明白血腥星期天揭示出“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巨大储备”与此同时又极其缺乏组织性。列宁在他1902年的作品《怎么办？》中肯定了对纪律和集中式管理的需要——“职业革命家”是以牺牲党的利益为代价而生存的，他们“应当把自己训练成真正的政治领导者”，并借助一份俄国人的党报赢得支持。1903年8月，他在于伦敦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党代会上重申此点，结果导致党内发生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代表同少数派的分裂，前者就此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后者成为“孟什维克党”（Mensheviks）。

加邦神父在那次向沙皇请愿的天真尝试之后逃离俄国，与瑞士的流亡革命者接触。但因为厌烦他们对马克思的热忱的投身，他转战巴黎和伦敦并出了名。他用血腥星期天换饭局，演讲邀约纷至沓来，他的自传也获得大笔预付金。神甫有了这笔钱便购买武器走私给革命党，但运载武器的船只在俄国近海岸处搁浅。加邦回国后选择与奥克兰那合作，但被出卖给为党派斗争的人，并在圣彼得堡附近一所乡村别墅遭绞杀。凶手被怀疑是社会主义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 SRs）。社会主义革命党于1901年开始活动，是“平民主义者”的继承人，相信社会主义的核心在于公社的价值——他们拒绝对这件事负责，杀害神甫的凶手从未得到正面确认。

列宁1906年间在彼得堡与孟什维克党人合作，后者相信资产阶级的革命是成功发动社会主义暴动的先决条件。列宁自己的方案被证明更唐突也更蛮横。1906年5月，顶着极昼的明亮天色，这位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令一大群人斗志昂扬。但因为列宁身边间谍如影随形，且在首都已经命悬一线，他便逃亡芬兰的考科拉（Kaukola），从那里指挥在格拉西莫夫厉行镇压之后所残存的革命网络。新年过后的一个月里，1700人被捕。截至1906年5月的六个月里，超过7万人被关押。7月喀琅施塔特的一场叛乱导致36人被处死。

士兵们乱扣扳机，黑百帮们嗜血寻衅，革命者们则显示出自己的决心。巴林讲述了一位警察的故事，他从一群用私刑的暴徒手中救下一名学生。他们一起走出险境之后，这位年轻的激进分子转过身来猝不及防地向救命恩人开枪。巴林以语带嘲讽的克制言辞评论说，“人民把勃朗宁手枪当玩具耍的鲁莽行为有些危险。”袭击事件逐渐遍及首都，尽管有些是出于政治意图，但造成的破坏也为街头犯罪提供了机会。彼得堡的报纸上全是暴力新闻，仿佛首都因暴力而瘫痪。虽然警察一往无前地努力从市中心驱逐流浪者，但巴林还是对乞丐的数量感到惊讶——1905年到1910年间，每年被整治的乞丐有近16 000人。他们聚集成群，在门廊挤作一团或者疲惫地靠墙而眠，当雨水从特大号排水管弯曲外伸的端口飞溅而出时，便被浸湿在彼得堡悲惨的天气里。能看到垃圾桶里睡着被父母抛弃或因虐待而逃跑的小孩子。1909年，一个女孩帮派因在贸易中心偷窃而被捕，她们的年龄是9岁到12岁。

经过力不能任又喧闹扰攘的几次会期，杜马在7月8日真的解散了。首相斯托雷平想选出一个较保守的团体，这样建制派而非革命党才会成为变革的工具。刚过了一个月，斯托雷平正在他位于阿普泰卡尔斯基岛（Aptekarsky Island）上的乡村别墅接待客人，就有三名激进分子高喊着“革命万岁”向前厅扔了一枚炸弹。他们炸死了自己，也导致近30位宾客死亡，还伤及更多人，包括首相的孩子们。在巴黎商谈借款的科柯夫佐夫被断然拒绝。只有当法国人判定俄国政府比革命强大时，他们才肯贷款。

俄国的自尊因谢尔盖·达基列夫在法国首都的适时胜利而有所挽回。他不仅组织了1906年巴黎“秋季美术展览会”的俄国单元，将俄国艺术的代表作呈现给西方，还随之奉上俄国音乐的盛宴。他在1908年使这项事业达到顶点，那时费奥多·夏里亚宾（Fyodor Chaliapin）作为皇家剧院出品的《鲍里斯·戈都诺夫》的主角在巴黎歌剧院献唱。达基列夫开始变身为国际经理人：“我首先是个江湖郎中，不过是个非常棒的；其次我是伟大的术士；第三我不怕任何人；第四我是个逻辑性很强而极少踌躇的人；第五我似乎没有真正的天分。”他选择了理想的职业。不同凡响的是，达基列夫浓缩了俄国首都那种目中无人又浮华艳丽的本性。他那成功的巴黎事业显示，圣彼得堡的艺术胜利是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而且因为国内的动乱，大批最富创造性的彼得堡人乐得在国外工作。

伊格尔·斯特拉文斯基的父亲是马林斯基剧院的一位男中音，而柏罗丁与凯撒·居伊（César Cui）是他们家那所俯瞰克留科夫（Kryukov）运河的公寓的常客，他家在卡尔萨维娜家楼下，在一位秘密警察橡胶套鞋制造商楼上。斯特拉文斯基在作曲方面得里姆斯基–科萨科夫亲授，且他的音乐学徒生涯因首都大量出色的音乐会而增益。捷克小提琴家兼作曲家扬·库贝里克（Jan Kubelik）1904年冬季来此演出。1905年动乱高峰期当中电力被切断时，帕布罗·卡萨尔斯（Pablo Casals）正在进行大提琴独奏。音乐厅华丽的枝形吊灯上几乎立刻就亮起了烛火。20世纪音乐的先驱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那个参观尼亚加拉大瀑布然后评论说“终于很响了”的人——1907年秋季来到彼得堡指挥演奏他的第五交响曲。斯特拉文斯基就在那里，在舞台侧面等着。仅三年之后，这名年轻的俄国人就凭借给达基列夫的芭蕾舞剧《火鸟》（The Firebird）配乐而享有一次突破性的成功。斯特拉文斯基在巴黎成名，余生大多数时间都继续在俄国之外工作。谢尔盖·普罗可菲夫比斯特拉文斯基小九岁，17岁时在1908年12月的彼得堡当代音乐晚会上轰动性地初次登台。此后30年的大多时光他将在国外度过，并且会发现回到一个迥异的俄国路途艰难。这两位作曲家都获得了在欧洲为达基列夫著名的“俄罗斯芭蕾舞团”（Ballets Russes）工作的机会。

亚历山大·贝诺瓦初次遇到尼金斯基时，惊异于自己见到的是一个“敦实的小个子……更像个商店售货员，而不是童话故事里的英雄”。皇家芭蕾学校的其他学生发现这个年轻舞蹈家头脑迟钝，并嘲笑他那鞑靼人的骨架子。虽然尼金斯基的初次专业登台很惊艳，但他在马林斯基的微薄薪资促使他必须要给富人家的孩子开设交际舞课。这种不稳定的局面随着同性恋社交名流巴威尔·列沃夫（Pavel Lvov）亲王把他带上床而有所改观。尼金斯基突然变成一伙时髦人士的一分子，频繁出入诸如“水瓶”（Aquarium）或“城堡”（Alcazar）这些夜店，以及在卡缅内岛的丘巴特（Cubat）饭馆举行的演出庆功宴，然后在1908年秋季被列沃夫引荐给了达基列夫。这位舞蹈家关于此次碰面之后果的叙述见于他1918年的日记，那时他结了婚并处在精神失常的边缘。尼金斯基记得当自己被达基列夫叫去涅夫斯基大街的欧洲旅馆时，“我同意他跟我做爱。我抖得像片叶子。我恨他，但假装迎合，因为我知道不这样我妈和我会饿死的”。他声称达基列夫是个喜欢男孩的“坏男人”，暗示说一个人“应当用一切方式阻止像他这样的男人”。尼金斯基的厌恶之情爆发成错乱的言语：“果戈里：手淫让他垮掉”，“我不再是俄国芭蕾界的尼金斯基，我是上帝的尼金斯基”，“我想让思想死去”——这个渴望反映在急速成长的俄国前卫派含蓄的荒谬性和自发性中。不过，在尼金斯基因为精神分裂症而住院之前，他与达基列夫的艺术合作使他成为有史以来最著名的舞蹈家之一，也是现代主义的身体彰显——一道紧收的疤痕这么强有力地爆裂开，这被奥古斯特·罗丹（Auguste Rodin）定格在为一尊铜像制作的石膏模型中。

达基列夫在筹备巴黎夏特雷（Châtelet）剧院1919年的俄国芭蕾演出季期间陷入麻烦。尼金斯基在马林斯基登台时，紧身裤的裆部塞着手绢，皇室感到震惊，于是达基列夫被追究责任。直到此时，他的剧团都获准在艾尔米塔什剧院排演，卡尔萨维娜还记得在那里身着制服的仆人们用茶和巧克力款待他们。马林斯基这桩丑闻的衍生结果，加上势力强大的玛蒂尔达·卡切辛斯卡雅对达基列夫的角色分配感到不悦，使当局砍掉了他们的经费，并收回使用皇宫的许可。不过，在投资闹革命的俄国时，小心谨慎的法国人却愿意支持俄国的革命派艺术。尼金斯基与帕夫洛娃当年5月在巴黎演出了《众仙女》（Les Sylphides）。“俄式芭蕾”将在随后几年重返法国首都，要震惊天下并大获全胜。如卡尔萨维娜所评论，那是“俄国艺术对欧洲的一场入侵”。与此同时，达基列夫与其精英小队的离开、针对政权的紧迫斗争以及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带来的张力，都让这座日渐阴沉的首都显而易见地失去更多光泽和精致。

在第二届杜马——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1907年2月在塔夫利宫召开会议之后不久，讨论室的屋顶就塌陷了。代表们这个时刻不在会议中，然而激烈的社会主义者分遣队怀着打击政府的热情很快就控制了大会。经过几周要求改革的煽动之后，警察于6月初前来逮捕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代表。新式枪炮架在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城墙上，奥克兰那发起一场攻势。猛烈的压制行动迫使激进人士如列宁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y Zinoviev）逃亡瑞士，然而瑞士的激进流亡人士依然在奥克兰那以巴黎为基地的外国分处的窥猎之下。解散造反的第二届杜马之后，当局确保第三届杜马塞满了商人和贵族。有了前车之鉴，发言者的椅子被放在正对一幅盛气凌人的沙皇肖像画的位置。第三届杜马维持了五年，科柯夫佐夫伯爵声称，它是唯一一届对政府做出建设性贡献的杜马。

革命一被“粉碎”，圣彼得堡的工业家就开始反攻倒算。不景气意味着老板能收回涨工资的承诺并忘记八小时工作制。时间记录表被采用，计时工资取代了按日计酬，还开展了旨在提高操作效率的工时与动作（time-and-motion）研究，力图提高生产能力。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灰心丧气，人数从1907年初的近7000人缩减到1911年的仅500人，此时，为满足现代化炮兵的饥渴需求，工业产量提高，并再度把圣彼得堡转变为一座繁荣城市。外国投资涌入，在罢工行动发生内讧之后——联合罢工从1907年的约1000起下降到1910年仅1起。城市里较富裕居民的生活节奏加快了。在这座现为欧洲第五大“不健康且最昂贵的首都”的中心，小汽车的数量在增加。有钱的纳博科夫家在城里有一辆奔驰和一辆沃尔斯利，还有一辆带活动篷的奥佩尔（Opel），可以90多公里的时速在乡间小路飞奔。莫斯科——圣彼得堡——莫斯科环线摩托车大赛，同其他运动和体育活动一道流行起来。英国人社区享用着条件优越的网球场，并在克列斯托夫斯基岛有一家游艇俱乐部，以及一家1913年开张的美式轮滑溜冰场。双翼飞机从维堡的克罗米阿吉机场（Kolomiagi Aerodrome）起飞，水上飞机则在动荡的涅瓦河上扑打。这些最早的飞机都是进口的，不过到了1913年，伊格尔·西科尔斯基（Igor Sikorsky）便在俄国波罗的海飞机制造厂设计并组装飞机。电子门铃、花边笼式升降梯以及最有趣的“电子宫”（electric palaces）亦即电影院也出现了。1896年5月，第一家电影院开张，15年后该城电影院超过130家，其中23家都在涅夫斯基大街。1907年9月出现轨道电车，在较富裕的区域运行并造成许多事故，因为闲逛的行人低估了司机的热情。但生活在郊区的乘客还得靠旧式的轨道马车网络，从他们泥泞的街道和卫生设施付诸阙如的住所缓慢地通勤。圣彼得堡早就被有文化和无知的、巨富和赤贫的两极所割裂，现在又被20世纪正在浮现的技术所分隔。污染在加剧。据玛尔塔·阿尔梅丁根回忆，彼得格勒区的居民看上去仿佛“他们一生中从未见过日出”。

图36　结冰的涅瓦河上的轨道电车，远处是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尖塔和工厂的烟囱

自1880年代以来，功能主义的设计原则就受到建筑学会和市政工程研究所的拥护。到1910年，从新古典主义的现代诠释的浮现，可以清楚看到功能主义原则对怀旧式新俄国建筑和一切现代风怪念头的大获全胜。新世纪的头20年里，彼得格勒区的卡门诺斯特罗夫斯基大街发展出资产阶级的时髦多层公寓街区，这种街区就算没改造整个地区的市容，也改造了街道风貌。涅夫斯基的梅尔顿贸易行（The Mertens Trade House）和亚速海——顿河银行（Azov-Don Bank）为坚定的资本主义提供了与其相称的强大现代化建筑结构。

圣彼得堡仍有大约14 000名街头商贩，但越来越多的零售贸易在市场或新式百货公司开展。贸易中心出售优质货物，长廊商场（Passazh）也是，它自夸有60家不同的批发商店售卖雅致的家具和高级时装。这座商场模仿巴黎的拱廊街，长廊中包括一间“巴黎咖啡店”和里昂信贷银行（Crédit Lyonnais Bank）的一家分行。彼得堡的新式百货公司为一个形成中的资产阶级出售所有相关物品——有许多设计方案证实，现代风已经走出精品店而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市场。在涅夫斯基大街沿路的其他地方，半个世纪之前曾流行的食品和消费品已让位于奢侈品。美成为重要的生意。数不清的商店都为年轻人的追求竭诚服务，杂志上有冗长的化妆品和药剂广告。不过这些都是从装扮方面来看待一个麻烦缠身的首都。

新型的哗众取宠和自以为是出现了。大幅广告牌和广告像粉刺一样传遍涅夫斯基典雅的建筑。人们炫耀三明治膳食，为搬家打广告。报纸压缩了宣传性内容。群众开始渴求关于性和暴力的故事，于是彼得堡新闻界热忱地报道公然打劫事件——如果受害人挨了狠揍的话。20世纪头几十年，武装抢劫和侵犯女子的事件盘旋上升，而1908—— 1913年间，对谋杀的控告急剧增加。低俗小说以色情为乐。1908年出版的有挑逗性的性虐小说《性的市场》（The Sex Market）描绘了一座供各种年龄的人聚在一起集体淫乱的爱神庙。阿列克谢·巴拉巴诺夫（Alexei Balabanov）1998年拍摄的令人不安的棕黑色调电影《彼得堡异人写真》（Of Freaks and Men），将场景设定在帝国首都的末日，拍摄了性受虐狂、性剥削和以流苏灯盏及椅罩为标准的资产阶级世界的狂热。这部影片对身体畸变的迷恋也是在遥想这座城市初期统治者们的癖好——安娜女皇的弄臣和彼得大帝之奇巧馆收藏的奇葩。

图37　圣彼得堡的施食处，1910年

学生骚乱继续扩散。蓄意革命的煽动者用“有毒气体和其他激进主义手段”扰乱那些希望学习的人。女性学生——被反动分子嘲笑为“站街女”，并因为从事诸如学习这种“不女子气”的事而遭蔑视——被阻止与她们的男性同伴混处，以免她们变得激进。但她们确实与男生来往，也确实变激进了。只有医药学被认为适合女人学习，因此到了1910年，俄国有1500名女医生。圣彼得堡亟需这些人。尽管“以醒目的红字书写的海报”张贴“在房屋前面、轨道电车车厢里面”和大多数公共场所，警告人们不要“喝生水”，但工人们继续用油腻的帽子从几条肮脏的运河里舀水来解渴。1907年，伤寒袭击了穷人区。次年，一场传染性霍乱波及8000人，据载1908年伤寒爆发时的2500位牺牲者不是露宿者就是该城34家廉价客栈的长期住客。这座首都仍然缺乏一个像样的地下污水系统。院子里和街面上仍有污水坑和垃圾。圣彼得堡负债9000万卢布，被恶行和腐败的大潮所冲刷——外加它的领导者们不断彼此蒙骗欺诈——因此几乎做不成什么事。

俄国妇女保护协会（Russian 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of Women）成为这座城市反对卖淫的主要施压团体之一，但它打了一场必败之仗，城里500家妓院中的多数对妓女和主顾而言仍然同等危险，同时对它们的四邻也一贯是个麻烦。喀琅施塔特的常住居民向当局请愿搬走一家妓院，该妓院的客人们嗓门大、粗鲁又醉醺醺，习惯性地勾搭周围街道上的女子。因为痛饮而彻底两眼昏花的船夫们经常强行错闯宅院，然而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这家妓院照常营业。在城市的上流区域，旅馆、商店、酒吧和饭馆的老板或经理给女职员拉皮条——他们经常连薪水都不付给她们，却指望她们出卖自己的肉体来赚钱。如果中间人没有提取过高的佣金，那么报酬还算高。两个被感化院解救的女孩，一个9岁，一个11岁，赚的钱是工厂女工的五倍。然而她们付出了巨大代价。非法堕胎成倍增加。性奴贩子在行动。给国会的一份为贩卖女性而斗争的报告指出，首都妓女中有13%都自杀了，而1909年首批注册的妓女中有近40%早就罹患性病。诊所的过负意味着全面诊查是不可能的。有时候检查只不过就是扒衣服掀一掀。这座城市三所潮湿肮脏的诊所中有两所没有热水龙头，工作的压力意味着医生们经常忽视在两次诊查之间清洗窥器。据估计有5万名妓女与警察的腐败、滥权、酗酒和奴役做着斗争，她们遭受梅毒之苦并传播梅毒。一位来自乌拉尔山区的修道士来到这个世界，他——根本没有谴责和拯救这所蛾摩拉城（Gomorrah）——要就着它的无道德性寻欢作乐。

皇后生了四个女儿之后，终于在1904年生下患血友病的皇太子阿列克谢。这种使血液无法凝结的状况是从他的曾外祖母维多利亚女王那里传下的。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为找到解决皇太子这个弱点的方法既苦恼又绝望，因此求助于强奸犯、盗马贼兼圣徒格里戈里·拉斯普京的魔法力量，此人认定，拯救这个王朝并借此拯救这个国家是他的使命。拉斯普京身材健硕、孔武有力又日渐穿着得体，还有擅长操控的突出才能，由此把圣彼得堡上流社会变成他手里可以任意捏扯的泥子。尽管事实上他举止像个农夫，用缎子上衣擦嘴，让剩菜绊在他凌乱的胡须上，但他是最尊贵的餐桌上的宾客，他在这里证明自己有本事操弄最老于世故的听者。他把持朝堂，借不断转移注意力或改变话题来控制讨论，而他的谈话主题不是淫秽的就是明显不妥当的。人们怀疑他属于一个名叫克里斯托夫奥佛瑞派（Kristovovery）或鞭身派（Khlysty）的狂喜教派，该派信徒相信他们与圣灵有热线连接。这样的祈祷力量似乎帮助拉斯普京止住了皇太子的流血，但也给了他放荡堕落的许可。当他的一位亲密伙伴齐奥娜雅·贝拉茨卡雅（Chionya Berlatskaya）指控他在一列火车上强奸她时，他声称自己只不过驱除了一个恶魔。他坚持认为，道德性不过是一道保护人们免遭诱惑的懦弱的屏风。一个人只有通过怀着激情犯错才能悔改，并就此获得拯救。拉斯普京把自己当作罪恶（sin）的触媒来奉献。

首相斯托雷平让奥克兰那跟踪拉斯普京，但是1911年夏季斯托雷平就无法挡道了，在基辅的歌剧院被一位双重间谍莫尔德科·伯格罗夫（Mordko Bogrov）所杀，此人是被派来保护他的。这年年底，圣彼得堡新闻界及城里的闲话都无法摆脱这位充满超凡魅力的灵性领袖，谣传他与皇帝的孩子们一起洗澡、睡觉并引诱他们的保姆。第三届杜马的会议主席传阅了皇后和她的女儿们写给拉斯普京的信的胶印副本，从中不难理解亚历山德拉的感情为什么遭到质疑：“我亲吻你的双手……在你肩膀上、你臂弯中永远沉睡……快来……我因你而自我折磨。”与此同时，她的年龄较小的女儿们承认她们经常梦到这位治疗师。在涅夫斯基大街来来回回兜售色情书刊的少年们，有几年的库存中增加了涉及拉斯普京和罗曼诺夫家族的虚构场景。布尔什维克出售详细描绘这些猥亵式会面的小册子，并把捏造的图像投影在电影院和街角的半圆形天幕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齐柏林飞艇在俄国战壕上方展示关于皇后和这位圣僧的画像，还有尼古拉窝在拉斯普京生殖器上的画。在竞争“首都最讨厌的人”这一名号方面，拉斯普京与各位反动大臣以及各式各样的罗曼诺夫有得一拼。

科柯夫佐夫伯爵——担心新闻界的关注让拉斯普京曝光率太高且“变成对所有革命组织有利的事”——召来了这位“西伯利亚浪人”。会面时，他被拉斯普京眯起来的深陷双眼中“可憎的表情所震惊”，这双眼睛黏在这位部长身上，仿佛在努力催眠他。当科柯夫佐夫提出，为了不伤及君主，要让这位治疗师消失，拉斯普京尖叫：“全都是谎言、中伤！我没有坚持去宫里，是他们叫我去的。”

新闻界和杜马加强了反对拉斯普京的运动，而皇后要求科柯夫佐夫让他们安静。然而当杜马议长米哈伊尔·罗江科（Mikhail Rodzianko）于1912年2月26日向尼古拉二世报告说，“任何革命宣传能达成的效果都不及拉斯普京现身宫廷”，并举证人们被他的行为所腐蚀并导致大量心神错乱的事例，可想而知沙皇深觉不安。内政部策划了一起暗杀，但部长丧失了勇气。拉斯普京逃离首都并返回西伯利亚，在那里纵情声色，并对皇位继承人实行远距离治疗。

圣彼得堡在丑闻和与日俱增的动荡中兴奋着，许多人开始表达对一个正快速消失之世界的怀旧情绪。后来成为俄国艺术与古物遗迹保护与保存协会（Society for the Protec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Russian Monuments of Art and Antiquity）副会长的亚历山大·贝诺瓦忆起自己是个孩子时，不管何时“听到巡回杂耍艺人带着鼻音的大嗓门喊着‘有彼得鲁什卡（Petrushka）！快来，好人们，来看表演！’”都会癫狂。成年后，贝诺瓦决定发扬19世纪中叶黄油周集市上的魔术，它曾令居民痴狂，也令游客着迷。里兹代尔爵士1860年代曾记载说，黄油周期间，海军部周围区域“完全被摊棚、马戏团、巨人和矮人、廉价的舞剧和芭蕾、柔弱无骨的杂技师以及必定会带着他的哑铃和大棒的集市大力士所占满”。由于所有这些在20世纪初年都消失不见，贝诺瓦决定使之重现。讽刺的是，他以芭蕾舞剧《彼得鲁什卡》为老圣彼得堡招魂之举，成为这座城市显著的文化离散的一个证据。他可能是在首都构思和设计了这份作品，但斯特拉文斯基在法国的蓝色海岸为之谱曲，福基涅和达基列夫在罗马排练这出舞剧，并于1911年6月13日在巴黎的夏特雷剧院首演。随着西欧对俄国发生革命的可能性日渐焦虑，一种对诗情画意的老派圣彼得堡的爱好出现了，而这出芭蕾舞剧就是个落点。斯特拉文斯基记得扮演魔术师的传奇芭蕾舞大师恩里克·切凯蒂已经很老了，以至于都不需要戴长长的假胡子。尼金斯基扮演的彼得鲁什卡是这位作曲家在舞台上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人”。

《春之祭》（The Rite of Spring）在首演两年之后与圣彼得堡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关系。这出芭蕾舞剧中的民间仪式，唤醒了彼得向西方开放之前的俄国。不过，这出凭借奇怪的舞蹈和粗粝的音效而被重新构造的戏却有助于锻造20世纪的音乐和编舞革命。斯特拉文斯基1911年的夏季是在特尼希娃公主位于塔拉希基罗（Talashikino）的工艺美术馆度过的，与尼古拉·罗里奇（Nicholas Roerich）一起为这出芭蕾舞剧的布景而工作。身为新俄国派艺术家的罗里奇是知名的神话权威，斯特拉文斯基从斯拉夫民谣中为他的配乐汲取了灵感。不过也有更直接和更个人化的影响。斯特拉文斯基记得他听过的第一首乐曲是附近兵营里军号吹奏出的响亮而刺耳的喇叭声。但在还是男孩的他身上留下更深印象的声音，是涅瓦河破冰时那敲鼓似的噪音。这声音在作曲家头脑中转变成由忧伤但高声调的巴松管独奏所爆发出的慷慨激昂的篇章，它开启了《春之祭》。尼金斯基的编舞和斯特拉文斯基的乐谱如此富有革命性，以至于这出芭蕾舞剧1913年5月在巴黎香榭丽舍剧院首演时，有喝倒彩的声音（cat-calling）和嘘声。震惊的观众席当中爱开玩笑的人假装要叫牙医来治疗明显受了打击的舞蹈家。喧嚣之中，有人受激要决斗，而这场骚动导致演出季的票全部预售完毕。达基列夫受到震动，想回国让俄国首都受受惊吓，然而唯一一家足够大的非国有剧院“人民宫”（narodni dom / People’s Palace）前一年就已化为灰烬。最终由谢尔盖·库谢维茨基（Sergei Koussevitzky）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单独演奏该剧乐曲时，只激起些微的热情或者怒气。这样的反响，加上革命造成的没收与剥夺，卓有成效地切断了斯特拉文斯基与祖国的联系。他在一座芭蕾舞构成自身生命结构之一部分的城市成长起来。然而无论多么爱它，当他成熟后，不会觉得舞蹈可以成为任何有抱负的和严肃的作曲家的可靠媒介。他错得有多离谱。从达基列夫的眼光看去，舞蹈不仅已经振兴，连20世纪的音乐都已诞生。

在达基列夫把这么多彼得堡人才带去西方之后，留在这座城市的艺术家和企业家接过了他借《艺术世界》发起的挑战。1909年1月，《阿波罗》（Apollon）的出版商谢尔盖·马科夫斯基（Sergei Makovsky）在缅希科夫宫举办了一场现代俄国艺术大展。各画廊的特色就是各不相同的画家的作品，比如贝诺瓦、巴克斯特、阿列克谢·冯·亚夫伦斯基（Alexei von Jawlensky）和瓦西里·康定斯基（Vasily Kandinsky）。震慑人心的是，其中一些艺术家将要在现代艺术史上发挥关键作用。康定斯基去慕尼黑创立了表现主义团体“蓝骑士”（Der Blaue Reiter）。它的六位奠基成员中有三位都是俄国人：曾任驻防圣彼得堡的年轻军官的冯·亚夫伦斯基师从伊利亚·列宾；玛丽安娜·冯·威若夫肯（Marianne von Werefkin）生在图拉；出生于莫斯科的康定斯基在俄国与欧洲度过青年时期，并为发展对现代艺术至关重要的非客观（Non-objective）特质做出了重要贡献，这种特质的影响力与斯特拉文斯基的乐谱给音乐带来的相应效果完全等同。

女演员薇拉·卡米萨捷夫斯卡雅（Vera Komissarzhevskaya）开始提携年轻剧作家和导演，圣彼得堡的戏剧展现了令人振奋的转型，被提携的人包括弗谢沃洛德·梅耶侯德（Vsevelod Meyerhold）。她的作品把口味和道德的屏障置之身后，而她1908年的《莎乐美》（Salomé）被东正教主教大会封为“色情作品”而遭禁演。不过，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战前丑事于《春之祭》震惊巴黎的那一年在月神公园剧院（Luna Park Theatre）上演。《战胜太阳》（Victory over the Sun）是青年联盟（Union of Youth）的艺术家和作家呈现的一次先锋派大展示。青年联盟是彼得堡一个短命的未来派画家团体，从191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举办过六场展览，有效地树立了俄国革命后的艺术风格。《战胜太阳》是超前于时代的达达派，因为直到1916年，苏黎世的伏尔泰咖啡馆才有一场达达派卡巴莱歌舞表演对走向战争的文明宣战。巧合的是，这家咖啡馆位于施皮戈尔伽瑟（Spiegelgasse），正是列宁藏身的那条窄小但重要的街道。青年联盟作为一个被地震式的断层分裂之社会的产物，抢占了达达主义的先机。《战胜太阳》的帷幕没有升起，而是被扯破了。卡西米尔·马列维奇（Kasemir Malevich）为出发去征服太阳的勇士们设计了五颜六色的纸板戏装。他认为这次经验是他至上主义（Suprematist）作品的开端，他的至上主义作品以1918年的画作《白底上的白方块》（White on White）达成了合乎逻辑的结论。这幅画表现了一个正方形——自然界找不到的一种形状——和白色。马列维奇以其对于无限性的革命性眼光挥洒着材料与物质：延伸到西方宗教艺术中马利亚蓝的天空以外的新天空。就像《春之祭》在巴黎，《战胜太阳》的观众的嘘声和叫声太响了，以致难以听清最疯狂的声音是来自舞台还是来自观众。

菲利波·马里内蒂（Filippo Marinetti）具有挑衅意味的《未来主义宣言》（Futurist Manifesto）于1909年被译成俄文，马里内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俄国之行就是要让人震惊和劝人改宗。尽管彼得堡的一些美术鉴赏家不信任马里内蒂的狂暴型人格，但他那包含对机器之颂扬在内的未来主义，在一座正开始因化石燃料产生的废气而窒息的电力化首都引起共鸣。彼得堡街头有3000多辆私人轿车和出租汽车。居民们目睹了西科尔斯基设计的世界上第一架四引擎飞机，载着16位乘客和1只狗飞掠首都。进入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俄国艺术家不仅仅与欧洲的先锋派互动，也在激发欧洲的先锋派。他们创造出辐射主义（Rayonism）和至上主义，后来还有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诸如娜塔莉亚·冈察洛娃、米哈伊尔·拉里奥诺夫（Mikhail Larionov）和卡西米尔·马列维奇这样的艺术家，在一种危险又令人兴奋和乐观的气氛下工作，相信一个革命的明天给予的许诺。

1911—1912年的新年跨年过后，第二届全俄艺术家大会在圣彼得堡召开。200场展示会中包括对教育和美学的讨论，以及新俄国主义对阵先锋派的辩论。大会的亮点是宣读并讨论康定斯基的原创论文《艺术中的精神》（Concerning the Spiritual in Art）。这篇论文表达了一种构成理解现代艺术之根基的思想，即为了力图表达内在的真实，艺术家必须弃绝“对外部形式的一切考虑”。康定斯基宣称，形式是“最具有表现力却最不具有连贯性的”，这种思想在毕加索和其他20世纪艺术巨匠的作品中弹跳而过。到了1911年，康定斯基开始采用一种速记草字（squiggle）来暗示人物和物体，并以色序（color sequences）制造“间歇”与“和谐”。对音乐这种“最不具物质性的艺术”满怀羡慕的康定斯基深受对“整体艺术”（Gesamtkunstwerk），即多种艺术综合体的瓦格纳式欲求的影响。

生于莫斯科的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Alexander Scriabin）在走向他短暂生命的尽头时，力图将灯光、舞蹈、音乐、色彩及香气（incense）综合在作品中，乐曲诞生于一只连着转盘彩灯的彩色键盘。曾经强大的东正教教会在它遍布圣彼得堡的500所教堂里，采用类似的感官混合方式传递福音和感动灵魂。这些年里，象征主义（Symbolism）和对超越性的探求触动了画家、诗人，甚至——通过尼古拉、亚历山德拉和拉斯普京超过正常范围的涉猎——触动了俄国顽固的统治者们。事实上，灵性风潮或异域迷狂是当时混乱失序的结果。密教哲学家、瑜伽、体态律动学和东方的宗教吸引了一群轻浮而又易变的人，他们不顾一切地想要变化。意想不到的宏伟建筑问世了。在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支持下，一间佛寺于1909—1915年间建于面对叶拉金岛的普利莫斯基大街（Primorsky Prospekt），由加夫里尔·巴拉诺夫斯基（Gavriil Baranovsky）建造，他还建造了位于涅夫斯基大街奥斯特洛夫斯基广场（Ostrovsky Square）对面的现代风的埃利谢夫百货商场。

逃离物质世界并驱逐理性主义的奇思异想以及接近内心生活之丰富秘密的努力为数众多。象征主义者别雷写下一首散文交响曲，人们被尼金斯基在《玫瑰花魂》（Le spectre de la rose）中的一跃离台所震惊。人们看到这位舞蹈家跳起来了，却没见到他落下来，显然像西科尔斯基的飞机一样违抗着重力。如果说象征主义力求逃离地球的平凡，那么机器就在开辟充满速度和光亮的新世界。彼得堡夜晚街道上的黑暗变成了光明。汽车以早几年还闻所未闻的速度载着人飞冲下涅夫斯基，而录音使得歌声变成永恒。

然而，当首都从衰退骤然升向繁荣时，工人的命运并未改善。不过，正是对1912年4月西伯利亚勒拿河金矿区（Lena Goldfield）一场和平罢工游行的不相宜的血腥反应引发了首都进一步的动荡，并开启了新一系列的罢工。在勒拿河，172名工人被杀，372名受伤，于是1912年彼得堡阵势强大的五一劳动节游行中就相应有大量警察在场。一年后，这一天的游行人数按警方数据激增到10万，或按《真理报》（Pravda）的数据激增到25万。对这个政权日益加深的厌恶之情导致工人们进行由社会主义者组织的周年示威的借口不断增加——1864年笨拙的解放农奴措施、血腥星期天、勒拿河大屠杀——再加上与首都以外地区的罢工保持团结一致，还有与波罗的海舰队52名水兵的共鸣，1913年夏天他们被指控有革命姿态和行动。很快，这些表明深刻不满之情的举动，将被针对俄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之而来的食物短缺的抗议游行所扩大。右翼的杜马看起来没为工人们做什么，而且罢工的频次加快、规模加大，增长速率见证了不满与绝望的上涨。1909年有9次罢工，1912年则有737次，1914年上半年就有1632次。有些只不过是针对小事故而停工一天，但有相当多罢工持续时间在一周到一个月之间。罢工多是因为工作条件、不公平待遇、工资和工时方面的争执，不过，受发生更大范围政治改变之渴望所激励的罢工也触动了重工业——一个随着欧洲扎入战争而使政府必须要依靠的部门。

麻烦正在重创彼得堡富裕又成功的表象，不过景况优渥的人当中有种对这威胁保持漠不关心的危险态度。在诸如瓦西列夫斯基岛上“瓦斯基纳村”（Vaskina Village）这样的地方，贫民窟的房东们让他们的房客生活在一如75年前尼古拉·涅克拉索夫所初次描述的那种恶劣条件下。对穷人的态度变得冷酷。某些街区有限的同情现在让位于惧怕，乞丐越来越被认定是扒手与窃贼。无赖行为凸显了社会分化，愤怒的工人们所展开的具破坏性的“无赖策略”，因为不幸缺少指导而受到沙皇及其政府的谴责。

兴奋、恐慌和畏惧杂在一起，狼狈不堪。小说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y）注意到，闲散又消沉的暴发户堕入颓废的大脑空白状态：“人们用音乐……用半裸的女人……用香槟麻醉自己。”哪怕战争爆发之后，英国秘密特工兼外交官罗伯特阁下布鲁斯·洛克哈特（Sir Robert Bruce Lockhart）也对在阿斯托利亚旅馆（Astoria Hotel）和欧洲旅馆的豪华酒吧里踉踉跄跄穿行的脑满肠肥的军官们灌下的香槟数量感到惊骇，彼时他们本应在前线。美国记者约翰·里德（John Reed）于革命前夕见识了赌博俱乐部，那里酒泡滋滋作响，赌注高得离谱，裹着皮毛的高级妓女招摇过市。而从旅馆鸡尾酒吧的有利位置看过去——透过朦胧的醉眼，差不多就能看到穿得很可怜的人们围着这个街区排成蜿蜒的长队，等着“从未到来的面包”。

随着娱乐活动在宫里被封存，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阁下（Sir George Buchanan）回忆，除了新年觐见之外，他只有一次被邀请去冬宫，并且是去观看艾尔米塔什上演的瓦格纳的《帕西法尔》（Parsifal）。他评论说，幕间餐“几乎达不到期望值，在一个人听说过所有关于以前这种招待活动有多盛大的说辞之后。不管从场面还是从美食角度讲，它都没法跟白金汉宫的国宴相提并论”。但若说沙皇正在回避他的社交职责，那么圣彼得堡的精英们则已插手干预这道裂痕。罗森男爵（Baron Rosen）记得1913—1914年的冬季是首都曾经见过的“最灿烂的之一”。穿特定服装的主题舞会正时兴，比如由巴克斯特设计的舒瓦洛娃伯爵夫人（Countess Shuvalova）的彩色假发舞会。阔步舞、一步舞和狐步舞是流行舞蹈，探戈热则为羽翼初成的电影工业孕育出一个电影流派。罗森男爵对弗拉基米尔大公夫人（Grand Duchess Vladimir）的宫殿于狂欢周期间的一场舞会格外有感。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带着他们的四个女儿应邀而来，她们“兴高采烈地”享受着“她们的第一次舞会——唉，也是她们的最后一场舞会”。

一次罕见的宫廷庆典是庆祝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三百年，尽管新俄国主义作为一种风格已然终结，但它恰如其分地被发掘出来，以庆祝一个行将就木的王朝。维克多·瓦斯涅佐夫（Victor Vasnetsov）等艺术家设计的菜单上，装饰着取材于民间故事的形象和古体手写字母。但是与这类庆典过去会有的模样相比，这次的场面有自知之明且不加声张。周年庆典日（Jubilee Day）是1913年2月21日，庆典前夕，一场无情大风呼啸而来，毁坏了从冬宫到举行弥撒的喀山大教堂这条路线上的许多皇家装饰。米哈伊尔·罗江科命令最近返回该城的拉斯普京在庆典进行时滚出大教堂。对这位治疗师的冲突性态度只不过凸显了首都的管理混乱。拉斯普京的电话被政府监听，同时沙皇又安排奥克兰那保护他。警察的报告把他醉酒和放荡的新强度编成目录，还将他醉酒的程度按级别记录：“非常”“绝对”“彻底”及“不省人事”。人们想知道每个归类背后代表多少瓶伏特加。

拉斯普京参加聚会直到黎明甚至更迟，司空见惯的是他午后告别马萨尔斯基（Massalsky）吉卜赛合唱团那有性意味的娱乐表演。在接到报告说拉斯普京只穿着一件衬衫在饭馆里胡乱冲撞以后，受欢迎的夜店罗德别墅（Villa Rode）关门了。根据传闻，没几件衬衫能大或长到足够让这位圣徒有些许体面。按照美国大使乔治·梅瑞（George Marye）的说法，拉斯普京的各个寓所就是“最狂野的放荡现场”。对生活感到厌倦的上流社会女人们冲过去体验拉斯普京速战速决的高超性爱技术。那些生活在他住所大楼里的贫穷的年轻女仆成为牺牲品，而其他人在拉斯普京桌前排队要奉献自己换取性爱。梅瑞发现街谈巷议的故事恐怕太离谱了，不是真的，不过他同意“它们数量太多了”，并且“被太多可靠的人告知，不要相信”。这位治疗师为证明自己的身份就自我曝光，并吹嘘他同皇后及其女儿奥尔嘉（Olga）的亲密关系。拉斯普京借其宫廷关系和社交关系的东风而与心术不正的同性恋骗子米哈伊尔·安德洛尼科夫（Mikhail Andronnikov）发展出非正式的合作关系。安德洛尼科夫将他的性爱好同知识就是力量的信念融冶一炉，瞄准年轻信差，邀请他们去他位于喷泉河的寓所。他提供食物，反复给他们灌酒，多半要与他们在顶部饰有铸铁棘刺的帐篷下面发生性关系，这是安放在他床上的逸乐龛。这些男孩睡觉时，安德洛尼科夫就快速搜索他们的邮袋，暴露那些能让他勒索、收买并影响首都呼风唤雨之士的信息。直到拉斯普京对安德洛尼科夫感到不信任之前，他们都是一个危险团队。

图38　描绘拉斯普京和一个罗曼诺夫去洗蒸汽浴的漫画

对亚历山德拉的精神导师日益敌视，对顽固沙皇置身事外和漠不关心的态度愈加憎恨，对德国的军事野心和威胁越发不信任，这些情绪正在失控般地盘旋上升。政府中的进步人士、愤怒的工人，甚至一位以保守主义著称的作曲家都发声了。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最后一部歌剧《金色公鸡》（Le Coq d’Or）没在任何一间皇家剧院上演过。剧中关于白痴沙皇多顿（Dodon）和他那些虚张声势的被误导的儿子们的幻想故事写于1906—1907年，是对这个政权的不妥协，和它在东方开战之愚行的恼恨回应。多顿——一个不与外界接触、想“遗忘危险”“在床上统治”并且从没听过“合法”一词的沙皇——是满怀讽刺之情而刻画的尼古拉二世的丑角形象（buffo）。这是不可能送审通过的素材，所以最终到作曲家死后才在莫斯科上演，然后是在圣彼得堡一家私人剧院，该剧院如斯特拉文斯基所说，成了“学生的集结地”。

1914年夏天，不满之情在首都街上沸腾翻滚。英国大使的女儿梅瑞尔·布坎南（Meriel Buchanan）7月抵达时的第一印象是，“一群肮脏的、面目狰狞的人聚集在各个角落”。人群中站着“一个穿着破烂红短衫的小男孩”，他“喊着一些不宜出口的脏话，并对着汽车老练地扔出一根棍子”。上个月有118起罢工，它们又衔接联合成一场总罢工，正赶上法国总统雷蒙·庞加莱（Raymond Poincaré）到访之日进行。这场访问和西伯利亚危机构成报纸的热点，把工人们最新的暴力发作赶下头条。圣彼得堡工厂的工人中有半数现在都停工不干了。交通陷于停顿。200辆电车被翻倒或破坏，电话线杆被拔起，阻断了通话线路。首都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1910—1914年间翻了十番，到1914年7月已经控制了彼得堡的五金工人工会。7月9日，中央电厂举行罢工。同一时间，法国国旗飘扬，庞加莱在夏宫就餐，并向沙皇送上肤浅的海报艺术家儒勒·谢雷（Jules Chéret）设计的哥白林挂毯。

美国传教士兼神学家贾雷德·斯卡德（Jarred Scudder）在总罢工期间抵达。他对涅瓦河三角洲上军舰的数量感到震惊，还发现首都“像个用巨型加农炮指向大海的巨人堡垒”。圣彼得堡从草创之日起就是一座被制服填满的城市——现在它是一座被动员起来的城市。“任何时段都听得到士兵们坚实的脚步声”，反德热正在兴头上，因为俄国受到没耐心又好吓唬人的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扩张主义野心的威胁。亢奋的暴民们席卷过街道，破坏德国人的店面并抢夺店内存货，而当局视若无睹。斯卡德预订了德国人开的阿斯托利亚旅馆，进门时有人用喉音浓重的法语迎接他，这腔调愚弄不了任何人。一伙暴徒洗劫了德国使馆，这是彼得·贝恩斯（Peter Behrens）最近在圣以撒广场较远那一侧设计的。他们在里面横冲直撞两个小时后，消防队才来用水管驱散了人群。斯卡德担心阿斯托利亚会是下一个目标，所以逃去美国使馆，在那里发现一大群来寻求庇护的歇斯底里的德国人。这些居民曾对彼得堡这座城市做出重要贡献，但现在正失去他们耗费几十年所获得的东西。至于操意第绪语（Yiddish）的犹太人，他们肯定是不忠的，因此被逮捕和枪击。

6月28日，塞尔维亚特工加夫里洛·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在萨拉热窝（Sarajevo）刺杀了弗兰茨·斐迪南（Franz Ferdinand）大公。奥地利想报复，但知道俄国会干涉，因此想让德国支持。法国会帮助俄国。英国会帮助法国。欧洲开战了。沙皇在冬宫诵唱感恩赞美诗，他在一个露台上亮相，25 000名爱国者躬身倒地。被国内纷争撕裂的俄国现在会因反对德国的战斗而统一起来？产量提高了。大笔的订单摞在工业家如普提洛夫、莱斯纳尔（Lessner）和雷贝德夫（Lebedev）的办公桌上。700尊野战炮、电话与电报设备、飞机引擎及几百万枚炮弹的订单令各工厂不胜重荷。弗谢沃洛德·普多夫金（Vsevolod Pudovkin）在他精湛的胶片电影论战《圣彼得堡的终结》（The End of St Petersburg）中，以强有力且训导式的连续镜头披露出首都与屠杀间互相依赖的关系，随着炸弹在俄国前线爆炸，普提洛夫、莱斯纳尔和雷贝德夫的库存一路飙升。他让观影者明确无疑地看到俄国士兵是为什么而死：“沙皇，祖国，首都”。在圣彼得堡烟腾雾绕的空气中，工作日——一周的每一天——在机械制造厂被延长到12小时，在纺织厂被延长到13小时。无法忍受的高温下，事故倍增，通货膨胀吞噬了原本微薄的工资。取自德语的彼得霍夫（夏宫——译者）成了彼得德沃列茨（Petrodvorets），彼得堡成了彼得格勒（Petrograd）。同时，就如纳博科夫评论的，“贝多芬到头来成了荷兰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五个月，俄国损失近200万人。在严酷的1914—1915年冬季，国内的食物和燃料短缺开始带来显著影响。梅瑞尔·布坎南记得，当英国大使馆——坐落于叶卡捷琳娜大帝为其爱宠塞奇·萨提科夫建造的一所宫殿——的热水管爆裂时，宾客们被迫把皮毛大衣裹得紧紧地坐着。他们是幸运儿。大街上，人群和旗帜都消失了，领面包和牛奶的队伍变长了，妻子们和父母们聚集在涅夫斯基大街的商店橱窗周围，这里是发布阵亡电报的地方。德国人1915年夏季挺进，一车皮一车皮的士兵——每天都有几千人——被运往前线，同时伤兵和无以计数的难民涌入首都。棚户区涌现。彼得格勒恢复到圣彼得堡初期的不确定性中。

英国使馆的女士们开设了一家汤厨房。她们举办缝纫聚会并创建了救济基金。大使夫人负责监督管理瓦西列夫斯基岛上的一家英国人康复之家，和涅夫斯基大街上的一间英俄医院。美国人开设了一家孤儿院，皇后则在冬宫设立了一所医院，100多张床铺塞满了尼古拉厅。亚历山大·贝诺瓦访问光线暗淡的病房时看到，宫中其他地方由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增添的装饰透露出“明显的品位缺乏”。

福基涅在大战期间仍然在马林斯基当芭蕾教师。有新的作品令人们不分季节地排几小时长队，观看在剧院广场（Teatralnaya Square）训练的新兵对着塞满干草的假人练刺刀。芭蕾舞的观众看上去越发冷峻阴沉——鲜亮的制服和进口的罩袍不见了。据卡尔萨维娜回忆，一次演出之后，艺术家们聚集在“流浪狗”（Stray Dog），这是家胡乱装饰的、有人员限制及俱乐部性质的歌舞表演夜总会。里面有舞蹈。有讽刺小品在无法无天的欣喜中走马灯似的登台。有谈话、讨论和辩论。每个周一傍晚，“流浪狗”都秉承努罗克和努维尔（Nouvel）的当代音乐学会的传统举办严肃音乐会。达基列夫写信请卡尔萨维娜加入“俄式芭蕾”的一场美国巡演。她明确拒绝说，她既不能也不想：“我出于自己的意愿而不想错过这些极度悲伤的年份里的任何一天。”至于达基列夫，他把涅夫斯基大街教给他的一切，统统用于全面理解百老汇。他斥责美国人对欧洲式优雅的不恰当怀旧，当他——帮助塑造了现代主义——知道了白色大道（the Great White Way）的熠熠生辉和唐突喧闹有多重要，“美国人民是时候认识自己了。百老汇是货真价实的”。它提供了大量荒诞的印象，这类印象曾令果戈里在涅夫斯基大街上吃惊：一种发式、一顶帽子、一只鼻子、一位妖娆女子、一件外套、一块招牌、一次颠摇、一阵推搡——速度、韵律与狂欢。达基列夫爱它：百老汇就是走向奔放的涅夫斯基。尽管俄国落后又不着边际，但它正在新世界的一个新时代荡起涟漪。达基列夫对《纽约时报》讲述了1905年他在塔夫利宫举办的肖像画展：“贵族肖像画走出宫殿的同一年就是杜马亦即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之年，这总让我觉得很美妙。”所以，卡尔萨维娜留在彼得格勒，跳舞并享受着因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复兴的艺术家们的陪伴。她也足够幸运到能品味一种正迅速消失之秩序所带来的愉悦。她经常与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一起吃饭——有一次提前了一小时，好让宾客们欣赏涅瓦河上的日落。她回忆那是“一次迷人的聚会；只有落日扫了兴。”几年后，一个不同的世界到来，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梦想着——

我们将再度聚首，在彼得堡，

仿佛我们曾在那里埋葬太阳。

在剧院、宫殿和使馆之外，1916年温暖的秋日因为“五颜六色的流言蜚语”而变得“兴奋不安”，因食物发生的骚乱变得“频繁且上规模”，公开集会被禁止了。梅瑞尔·布坎南评论说，亚历山德拉皇后的“刻板与冷淡……令俄国的所有圈子与宫廷疏远”。她写道，谣传“皇后与德国人做交易”，“到处都有中伤之辞传播，并添油加醋说……德国人在宫里施加影响！……拉斯普京的势力！”传闻大公夫人们正在用声称装着尸体的棺材向德国走私黄金。1916年11月，沙皇被迫撤换了鲍里斯·施图尔默（Boris Sturmer），因为这位首相有个德国名字。在这个国家向革命翻滚之际，首相轮番登场。施图尔默被亚历山大·特列波夫（Alexander Trepov）取代，他的父亲曾遭薇拉·扎苏里奇枪击，而他的哥哥在1905年的麻烦中因为指示军队别节省子弹而臭名昭著。德国间谍渗透领面包的长队，鼓动饥饿又不满的人反对战争。德国出身的皇后与堕落的拉斯普京这对邪恶组合的危险，推动有势力且有责任感的人发起密谋。一个三人帮试图杀死拉斯普京。一辆汽车撞上了他的雪橇并撞翻了它。他活了下来。有个故事流传开来，说这个恶棍正在吹嘘他与皇室家庭的一次性约会，一位震惊的尤苏波夫亲王拔出手枪让拉斯普京做事体面点儿。拉斯普京回敬了尤苏波夫一枪，但没打中。事实上，杀死这位治疗师的过程并非这般一时兴起。

尤苏波夫大厦位于莫伊卡河，有典雅的圆形大厅、摩尔式沙龙、珠光宝气的剧场、曾经属于玛丽–安托瓦内（Marie-Antoinette）的家具，以及挂满华脱、弗拉戈纳尔（Fragonard）和伦勃朗画作的画廊，是富得难以置信的易装癖菲利克斯·尤苏波夫（Felix Yusupov）的家。娶了沙皇侄女伊瑞娜（Irina）的这位身形纤细的菲利克斯亲王，是个成功的男扮女装人士。他曾经在巴黎因接收到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抛来的媚眼而心头战栗，也曾经因为挑逗涅夫斯基的妓女而被踹。1909年结束牛津大学的学习回国时，他曾向拉斯普京讨教他的性欲之事。这位圣徒给了尤苏波夫忠告，并试图引诱他放荡。七年之后，这位亲王正在杜马的参观者旁听席上，他听到俄国人民联合会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普里什科维奇（Vladimir Purishkevich）责骂拉斯普京。于是他们一起策划了一出密谋。

1916年12月16日，尤苏波夫诱使这位治疗师去他的公馆，可能是用给他妻子拉皮条当诱饵。六个含氰化钾的蛋糕以及下了毒的葡萄酒都备好了。起初，已经受邀夜不归宿、热享通宵的拉斯普京拒绝享用这份羞涩的款待，加上漂亮的伊瑞娜不在场，他建议去一个夜店。尤苏波夫拖住了他，这位客人开始咬一点蛋糕啜一口酒，但它们看上去没起作用，不耐烦的尤苏波夫就去取他的勃朗宁手枪。没有什么活动，拉斯普京感到厌烦，又一次坚持出去通宵。尤苏波夫建议说，他应当祈祷，然后朝他开枪。拉斯普京猛然跌倒，然后醒过神来突围出大厦，普里什科维奇在后面苦苦追着对他开枪。这时是凌晨4点。路过的士兵们上来调查，并对这起凶杀表示出宽慰之情。拉斯普京受了重伤，加上体重原因，栽入彼得罗夫斯基桥（Petrovsky Bridge）附近的一个冰洞里。消息传遍首都，人们欢欣雀跃。陌生人互相拥抱。出租车免收小费。密谋者之一在剧院里获得起立喝彩的待遇。然后，尸体在19号被找到。尽管皇后悲痛不已，但沙皇被忠告不要惩罚杀手。将要领导俄国后帝制时代临时政府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错误地——暗示，这起凶杀将巩固君主制。英国大使认为这次暗杀“尽管由爱国主义动机所激励，却是一个致命错误。它使皇后比以往更坚决强硬，而且它树立了一个危险的榜样，因为它鼓动人们把自己的思想转化为行动”。

行动由来已久。它始于拉季谢夫、赫尔岑与车尔尼雪夫斯基，并在圣彼得堡的沙龙、阁楼和公共空间里积聚力量。当德米特里·卡拉科佐夫对尼古拉二世开了六枪，行动升级了。当薇拉·费格纳和她的朋友们把皇帝炸上天国时，她们把抗议的音调从抗议拔高到弑君。行动在工厂的地板上慢慢地沸腾，并在1905年用抗议和革命撼动了首都。随着俄国进入战争且帝国被丢弃给亚历山德拉与拉斯普京，它汇聚起力量。所以，到1917年2月时，科柯夫佐夫感到每个人“都意识到有什么不寻常的事就要发生，但没人明确知道会是什么事”，这不足为奇。对战争的厌倦正在损害福祉。基本食物短缺的状况在过去几个月里变得更加尖锐。马上就要在1917年两场革命的第一场里扮演关键角色的律师兼政治家亚历山大·克伦斯基评论说，对于那些只管排队而不管能得到什么食物的女人，饥饿“正在变成唯一的沙皇”。价格暴涨，维堡行政区一家纺织厂的工人怀着绝望之情在2月23日早晨停工了。国际妇女节这天，气温上升，人们走上大街，吵嚷着要面包。当天傍晚，较穷区域的面包店都遭抢劫，哥萨克以雷霆之势前往涅夫斯基保护著名的法式烘焙店菲利波夫（Filipov），该店因巧克力蛋糕和果馅饼而被围攻。梅瑞尔·布坎南觉得，布尔什维克党关于“面包——和平——与自由”的许诺能吸引一群无知的、未受教育的又被三年无法言喻之困难所磨砺的人，这毫不奇怪。大卫·弗朗西斯（David Francis）近一年以前抵达首都，“作为来自新世界最伟大共和国的大使而来到旧世界最强大君主国之宫廷”，他听说德国煽动者在排成长队的人当中挑动骚乱，那些人“等着被分配糖和肉的商店供应少量的糖或肉”。

2月25日，抗议演变成总罢工的规模——2000家企业的27万工人停工，学生出来声援。电车司机和出租车司机因为易受愤怒暴徒的袭击，便停止了工作。次日，来自各行业的人——从家仆到公仆——都加入起义。整个冰冷的下午，泽纳门斯卡娅广场（Znamenskaya Square）的张力都稳步增大，直到又一个星期天变得血腥，50名示威者被枪击。安稳地与家人坐在皇村的尼古拉开始警醒。但他能做什么？皇家近卫兵的帕夫洛夫斯基兵团兵变，叛乱在扩散，第二天就到了塞姆扬诺维斯基团。

各处都大肆张贴禁止示威的海报——不回去工作的人第二天就被派去前线。距离美国使馆几条街开外，商务参赞的厨子因为目睹一名骑兵砍下一个警察的头而受到精神打击。锋利的冰块被丢向街上的警察。有些军官从窗户里和屋顶上开枪，激使学生与士兵破门进入他们藏身的建筑，并把这些狙击手拖到街上公开处死。机关枪向着周日在涅夫斯基大街闲逛的人扫去，驱使他们四散逃入位于射程以外的米哈伊洛夫斯卡娅街。大溃逃之中，汽车加速行驶，马拉雪橇在飞奔，有人被撞且有儿童被踩踏致死——“将近100名没有武装的人中枪倒下”。

27号星期一，子弹于甫进下午时分再度呼啸，科柯夫佐夫正沿着默克哈瓦娅街（Mokhovaya Street）遛狗。这一天被证明是决定性的日子。里特尼大街的法院和城里各个警局派出所都被放了火。哥萨克拒绝压制人群。梅瑞尔·布坎南刚从芬兰度假回来，受到全副武装的英国军官迎接。他们使馆的车被一个路障拦住了，但最终获准通过。一旦安全抵达位于涅瓦河堤岸的家里，大使的女儿就被禁止外出，于是坐着听机关枪的嗒嗒声。她的父亲正在外交部，接到阿尔弗雷德·科诺克斯（Alfred Knox）将军从使馆打来的电话，告知彼得堡驻军的很大一部分都已兵变并控制了里特尼大街。傍晚时分，塔夫利宫的杜马被一群学生、工人和叛变士兵组成的暴民占领，人们成群结队地加入。面对外面广大的人群，一则通告发出。苏维埃工人的代表团成立了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杜马预算委员会的办公室里工作。他们在《记者消息报》（Izvestia Zhurnalistov）上发表了一则宣言，该报是2月27日唯一发行的报纸，宣言呼吁工人、士兵和彼得格勒人民的代表参加当天傍晚在杜马所在大厦举行的一场会议。大约午夜时分，一个身穿脏皮袄的邋遢家伙游荡进来并宣称：“我是前任内政部长普罗托波波夫（Protopopov）。我渴望我们的国家幸福安宁，因此我自愿投降。”尽管事实上普罗托波波夫是“拉斯普京的跟班，且肯定神智不是很健全”，但他的投降标志着旧秩序的终结。

2月28日星期二，战斗在继续，监狱被劫，关押者都被解放。海军部投降了，因为驻防彼得与保罗要塞的同情革命的士兵们威胁要轰炸。沙皇的密友弗里德里克斯伯爵（Count Fredericks）的房子被洗劫后付之一炬。仆人们努力要把伯爵的马匹从着火的马厩中牵出来，但他们被命令把马领回去并把它们关在里面。3月2日，尼古拉逊位，并让他的弟弟米哈伊尔大公继位，他会“与列席立法院的国民代表们完全结成一体进行统治……上帝保佑俄国”。3月3日，上任一天的皇帝逊位了，请求人民“服从临时政府……直到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由基于普遍、平等和投票保密的原则选出的立宪大会在涉及将要采纳之政府形式的问题上表达这个国家的意愿”。罗曼诺夫上校，也可以叫尼古拉二世，在皇村被看守起来，并被劝告逃离这个国家。他拒绝了。亚历山大·索库洛夫的电影《俄罗斯方舟》（Russian Ark）长长的最后一幕表现了一曲令人动容的挽歌。最热情洋溢也最生气勃勃的冬宫舞会结束后，音乐停奏，身着艳丽礼服的宾客们开始走下约旦楼梯，咕哝着暧昧不明的坊间谣传，正如人们离开一场聚会时会做的那样。其中一些人明显不知所措，仿佛意识到他们就要面对一场绝望的、有时是无知的且经常被误导的人民之间的斗争，这些人将摸索着穿越独裁制造成的黑暗后果。随着镜头从宫殿的一扇窗户摇向雾蒙蒙的涅瓦河，一句旁白“四面都是海”将帝制彼得堡消融进它的创建者面前那片滨海的沼泽地。

英国大使评论说，政府“因为命令军队向人民开枪……而把普遍存在的不满之情煽成火焰，这火焰以闪电般的速度蔓及全城”。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在旨在将俄国从战争中赶出局的德国间谍的襄助下——对兵营里的士兵和工厂里的工人卓有成效。暴力持续。3月初，士兵们强行进入停放拉斯普京灵柩的小教堂，然后丈量他的阴茎。他们奉克伦斯基之命来移走这具尸体，并埋在一个无标志的坟墓里。他们的卡车抛锚时，一群人拥上来，然后决定把这具尸体割除阴茎后烧成灰——如果后来的传言可信的话。至于尤苏波夫亲王，他带着两幅伦勃朗的画和一批鼻烟盒收藏逃离革命，然后凭借一桩针对米高梅公司及其影片《拉斯普京与皇后》（Rasputin and the Empress）的诽谤诉讼案而赚得盆满钵满——这次胜诉促使好莱坞对使用免责条款上了瘾。至于拉斯普京的女儿玛丽亚，她在美国做了驯狮员。

在彼得格勒，旧俄国帝制下的官员们被监视也被威胁。科柯夫佐夫在去银行的路上被一伙人绑架了，这伙人强占了一辆轿车沿涅夫斯基大街将其游行示众，喊着这里是“前沙皇的部长，窃贼，科柯夫佐夫伯爵在从银行偷走100万卢布用于营救沙皇时被抓了现行”。这次事件之后，科柯夫佐夫家被指定驻扎卫兵，日夜监视他们。

3月底，美国大使成为第一个承认3月11日成立的临时政府的政权代表。在7月骚乱之后担任该政府领导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是位个头矮小且“极度神经质”的人。纯属巧合的是，他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Vladimir Ilyich Ulyanov）上了伏尔加河畔辛比尔斯克（Simbirsk）的同一所学校。克伦斯基的短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苏维埃运动会突然崩溃，结果被他儿时的熟人所颠覆，此人1917年10月以“列宁”之名当上人民委员会主席。与此同时，在临时政府领导下，4月初首都表面上恢复了秩序。工厂复归运转，但产量降低。舞蹈家与歌唱家在马林斯基演出，观众席的皇家鹰标被去除，引座员穿着油腻的夹克，观众中有工人。

克伦斯基取得政权时，达基列夫的剧团正在罗马的康斯坦斯剧院（Teatro Constanzi）演出，这位经理人被召回国担任美术部长——他拒绝了这个邀约。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是，剧团不能再使用沙皇时代的国家赞美诗作为揭幕曲，于是斯特拉文斯基枯坐通宵将农奴的挽歌《伏尔加船夫曲》编为管弦乐，这首歌被米勒·巴拉基廖夫收录在他1860年代的民歌集中。后来在巴黎，当演出《火鸟》前此曲被唱响且红旗在舞台上展开时，《费加罗报》（Le Figaro）发表了反感意见。达基列夫辛辣地反击说：“在今日之俄国，红旗是那些承认世界的福祉依赖于世界人民之自由的人的徽章。”

随着美国参战，德国允许列宁和他的30位布尔什维克同志乘坐一辆封闭列车快速穿过他们的国土以进入俄国。4月3日抵达彼得格勒时，列宁是被一辆装甲车偷运到卡切辛斯卡雅公馆的，他在同情他的军队的帮助下占领了这栋建筑。这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从花园中一个小亭阁里鼓动人们反对战争及资产阶级政府。他想要和平，也想让权力移交给苏维埃。他不再接受孟什维克认为共产主义将通过当前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而达成的幻想。列宁在《四月提纲》（“April Theses”）中宣称，他蔑视一个由“资本家和地主”组成的临时政府，还鼓励布尔什维克们通过斗争使权力移交给苏维埃。这座公馆对面是现代圆形剧场，能容纳一万名观众——虽然采光差又阴森森——对召开革命会议很理想。此类聚会以及在工厂和街头的紧急游说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数量在1917年春天到十月革命之间扩大到40倍。五一庆祝活动导致彼得格勒市中心堵塞，几千名社会主义者要求面包与和平，挥舞红旗，并高唱《马赛曲》进行和平示威。但是列宁的街头示威策略未能成功传达这些要求，于是7月初又一次血染街道。布尔什维克党人的和平游行过后，政府决定禁止示威并吁请哥萨克驱散人群。一辆满载革命的喀琅施塔特水兵且后方备有一架机关枪的卡车作为回敬，开枪射杀一队正靠近里特尼桥的哥萨克骑兵，尸体散落四个街区。“在飞泻的雨水中……这条街……血流成河”。7月3日，第一机关枪军团的士兵们——拒绝被派赴前线——上街来支援苏维埃的事业。几千名工人，还有两万名喀琅施塔特水兵加入。克伦斯基下令要严厉惩处布尔什维克的事变，列宁去了芬兰。

图39　1917年7月4日，临时政府的军队对和平示威者开火

一个投奔布尔什维克的前孟什维克被临时拘捕。按照美国红十字会负责人雷蒙·罗宾斯（Raymond Robbins）之言，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是“身为下流女人之子的可怜种，但却是基督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托洛茨基被关了四天之后得到释放，巧妙地筹备了一场打着首届全俄苏维埃大会旗号的政变，该组织将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成为国家最高统治机构。列宁回到彼得格勒郊外某处时，面包的配给量又减少了，糖则是“也许会有”。亚历山德林斯基剧院前，叶卡捷琳娜大帝雕像的权杖上，一面小小的红旗迎风招展。

尽管克伦斯基称呼自己是“拯救俄国”的人，但乔治·布坎南阁下暗示说，临时政府在7月“丧失了在动乱之后将布尔什维克党一网打尽的独一无二的机会”。当布坎南与其他大使同僚受邀去歌剧院时，作为衡量事情已改变到何种程度的尺度，他们被引荐给坐在皇家包厢里的令人意外的客人：薇拉·费格纳与薇拉·扎苏里奇——反对独裁制的长期斗争中的女英雄。

8月间，罗曼诺夫家族被转移到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Tobolsk），以防布尔什维克党获胜或德国军队通过。红色宣传在战壕里起了作用，逃兵们涌入彼得格勒。为阻止所有一切分崩离析，前沙皇的总参谋长、被克伦斯基任命为总司令的拉夫尔·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向首都进军要发动政变。他的目标是建立军事独裁制，甚或复辟帝制。铁路工人拒绝运载他的军队，工人与赤卫队（Red Guard）转而保卫这座城市。这次企图被瓦解，科尔尼洛夫被逮捕。与此同时，人们担心从海上轰炸的可能性。夏末德军迫近里加，继而里加陷落，彼得格勒因此被抛入恐慌之中。英国侨民区的妇孺都撤离了。政府档案要转移到莫斯科，更改政府办公地之事被提上议程。驳船上装载着政府文件和密码本——一艘船装货时太过急切，它负荷着声名狼藉的沙皇时代文书工作的重量以致沉船。800多只板条箱准备就绪，以便将艾尔米塔什的宝藏船运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安全设施中。随后几周有两列火车离开，但第三列因为10月下旬的动荡而受阻。

克伦斯基呼吁人民支持他的政府，走投无路中，在10月24日查封了几份布尔什维克党报纸的印刷所。但这都为时已晚。倡议早已传到革命者手中。士兵们攻击了警局。哥萨克杀死了警察。一群人在街上把一位偷窃的士兵打死了。

10月25日这个阴冷早晨，曾在对马海峡战役中生还的巡洋舰阿芙乐尔号大约8点从喀琅施塔特驶抵，驾船的是同情革命的水兵。彼得格勒各街道上有零星炮火，但军队正日益靠向布尔什维克党。政府成员乘坐的汽车被破坏或挪用，不过克伦斯基从美国使馆的一位秘书那里借用了美国国旗，打着外交用车的伪装召集军队并控制局势。次日即10月26日，革命委员会的代表们以装甲车为后盾，前去冬宫要求无条件投降。没有答复，于是阿芙乐尔号大约9点在涅瓦河上放了一枚空炮。

卡尔萨维娜当晚有演出。观众稀稀落落，只有五分之一的剧团成员在跳舞。演出结束后她在去米连纳亚大街吃饭的路上，机关枪开始哒哒作响，于是她担心她的腿会挨子弹。饭后走回家时，她看到有人被击中然后跌入缓缓降落的雪花中。1917年10月27日人们醒来时，城市雪白；政府则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