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荣耀——红色彼得格勒

历史大观园列国史志 2020-07-19 20:42:43 0

如果说这座城市安静得叫人吃惊，那斯莫尔尼可谓聒噪不休。夸伦吉设计的帕拉弟奥式贵族女校，被彼得格勒苏维埃征用，发挥革命中枢的职能。攥着紧急派送件的信差和扛着大捆宣传品步履蹒跚的搬运工，沿着香烟缭绕、偶尔闪出点亮光的走廊颠来颠去。吊在从前教室门上的字体粗陋的铭牌——“社会主义士兵联合会”“彼得格勒苏维埃中央委员会”标志着事态的新格局。按照在现场的记者约翰·里德所说，自从燃料短缺以来就冷冰冰的巨大会议厅，如今被激烈辩论中“不洗澡人士身上散发的那股令人窒息的热气”烘干。里德是受过哈佛大学教育的激进分子，满怀激昂的自负青年那股热切劲儿，他确信彼得格勒就要点燃世界革命。他的著名报告《摇撼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与爱森斯坦的电影《十月》同样有偏向性——为革命的最初时光提供了一幅生机勃勃的图景。

既是里德的妻子也是他同行的露易丝·布兰特（Louise Bryant）也在斯莫尔尼。她对100个房间里嗒嗒作响的打字机的声音感到欣喜，并将来自俄罗斯全境的苏维埃代表会议目为奇观。此前从未当众讲过话的代表们裹着泥浆、浴着血渍从战壕中前来，对大会提出充满激情的恳求。

彼得格勒的美国使馆“认为里德先生是个可疑分子并对他实行监视”。他们发现他是个社会主义者，“相信工人能自己管理工厂”，这是个令坚定的资本主义共和国的代表们感到厌恶的家伙。里德眼看着1917年10月的这出戏码运行加快而不由欢腾雀跃。克伦斯基10月11日对全国人民发出最后一次请求支持的绝望呼吁，这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指导起义的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前一天。在通往革命的这些时日里，彼得格勒城内和周围村庄都有布尔什维克的煽动性小分队在散布，10月22日有了一个筹措资金的主要推动——彼得格勒苏维埃日。10月23日，里德报道称“有2000名赤卫队员跟在一支演奏《马赛曲》的军乐队后面步行走下扎戈洛狄恩尼大街（Zagorodny Prospekt）”，“血红的旗帜”高高擎起。所有“商人、投机分子、投资者、地主、军官、政治家、教师、学生、专业人士、零售商”和职员都反对他们。在“苏维埃这一边的是工人中的普通成员”。

10月24日晚，军事革命委员会彻夜指示赤卫队夺取要害机构：军队要塞、铁路站点及列沃夫建于波契塔姆特斯卡亚街的中央邮局。赤卫队员是从工厂和军队抽调的志愿者，他们受命使用武力保护苏维埃政权。他们后来将成为托洛茨基领导下建立的红军的组成部分。为给那些不情愿攻击敌人的男性组成的军队树立勇敢的榜样，曾成立过一个女兵团（Women’s Battalion）。她们在皇宫广场集合，准备好开赴前线时，赤卫队遣散了她们，并且——就像1880年带着炸药和起爆剂的投弹手斯特凡·哈尔图林那样——通过仆役入口逛入宫殿。他们逮捕了临时政府的成员，未使用暴力就占领了冬宫。有些人开始小偷小摸，布兰特和里德都报道了乐观的革命主义者们站在正派且公平的立场上发出的指责：“同志们，这是人民的宫殿。这是我们的宫殿。”“同志们！别拿任何东西。这是人民的财产。” 普多夫金1927年的电影《圣彼得堡的终结》中，一位同志的妻子本应带着丈夫的一餐热饭来到宫殿，但她带来的是一只空罐子，因为她把罐子里的东西分发给其他饥饿的赤卫队员了。革命比家庭纽带更加重要。

另一些人在这些事件中有别样的收获。乔治·布坎南阁下记录了士兵们和工人们“把他们的手能够到的一切东西都洗劫和粉碎”。至于女兵团，布坎南派科诺克斯将军去请求将她们从兵营里释放，“她们在那里受到士兵最野蛮的对待”。玛尔塔·阿尔梅丁根听说了灯柱上“装饰着警察”的“可怕故事”。无政府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将自己武装起来，占领了一些上好的住宅，并以暴民统治的方式过活。临时政府的成员们在被从宫殿护送到彼得与保罗要塞途中勉强躲过一场私刑。据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回忆，后来担任彼得格勒契卡首脑的莫伊塞·乌里茨基（Moisei Uritsky）“被匪徒从雪橇中拖出来，剥光所有衣服，赤裸着继续行程”。梅瑞尔·布坎南的汽车被来自赤卫队的一记枪声拦住了，他们想操控方向盘。使馆一位官员在被手枪顶着太阳穴的状况下抗议说，这车是英国的。他赢了，于是他们得以开车回家。布鲁斯·洛克哈特从不单独外出，决不到远处冒险，手指始终扣在口袋里的手枪扳机上。人们生活在一种没开灯的汽车间歇性地在城里巡游，而机关枪随机扫射的恐惧中。英国大使被他的医生告知，随着朋友们来“使馆避难”，他“已经忍无可忍了”。他们自己的地下室都“被对无差别开火乐此不疲的士兵们占用”。窃贼和凶手正在“变成每天日程中的普遍存在”。

12月间，城里的葡萄酒酒窖和仓库站点被彻底搜查。布尔什维克民兵被派去逮捕在冬宫抢劫的工人。其中一些民兵爱上了无价的陈年佳酿，醉得无法履行职责。涅瓦河冰面上有几千只摔破或粉碎的酒瓶，以阻止暴徒们醉死在酒精中。武装起来的居住者们开始一天24小时守卫厅室与庭院。钱币兑换商和零售商因为钱柜里现金寥寥而被杀，越来越多商店的门窗覆以木板保护。一群群阿飞在人去楼空的资产阶级寓所里发现了丰富的战利品。水兵、士兵和警察突袭奥布福德诺沃运河（Obvodnovo Canal）旁的贼窝时，发现了一个难以置信的赃物宝库。

与此同时，公告从斯莫尔尼源源流出——与保罗一世时期谕旨泛滥的程度相当。“告俄国全体公民！……国家权力已传到……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手里。”它们提议“民主的和平，废除地主的财产权……劳动者掌控生产”并建立苏维埃政府。孟什维克挑战了布尔什维克的声言：“立即和平的许诺——是个谎言！面包的许诺——是个骗局！土地的许诺——是个童话。”列宁尖锐地反驳说：“土地的一切私有权都已不加补偿地立即废除了……对现在开始已属于全体人民的已充公财产的不管什么损害都被视为严重犯罪，可受革命法庭处罚。”直到成立了立宪大会——这是革命所誓言达成的目标——才有一个临时工农政府在人民委员会的指导下行使职能。这个政府包括列宁、托洛茨基和约瑟夫·斯大林，斯大林从一开始就是个积极的布尔什维克，曾因为革命活动被流放西伯利亚，1917年来到彼得格勒之后又接任《真理报》主编。

政府迫切需要钱来支付给工人，但银行职员都罢工了。12月中旬，政府公务员、学校教师、马林斯基剧院的艺术家与职员工会也都上街了。穷人继续饥饿，富人依旧置身无视政府配额制并享用着饭馆与人满为患的卡巴莱歌舞表演的欢乐状态。全城的食品店都空荡荡的，与此同时，布兰特回忆起“满是鲜花、胸衣、狗链和假发的橱窗一个接一个！”头发来自“被解放的”女性。紧身内衣都是“过时的蜂腰款”。此类令人精疲力竭的服装的顾客们——拒绝被解放——都已逃走。街灯明灭不定。电车被破坏并弃置一旁。梅瑞尔·布坎南目睹了到处都是“无序、肮脏与疏忽”。教堂里“没人祈祷”。作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记载，到了1918年1月中旬，彼得格勒变安静了，“没有任何种类的常规生活，只有残骸”。咖啡“是黑麦做的”，人们吃“马铃薯皮糊糊”。画家尤里·安年科夫（Yuri Annenkov）记得“腐烂冰冻的内脏”被出售。营养不足的女人们闭经了。两年后，沃尔孔斯基（Wolkonsky）公主记载了营养不良对出生率的灾难性影响。她出身俄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之一，义无反顾地从英国返回革命后的彼得格勒，来营救革命前曾是本城外科医生而今身陷囹圄的丈夫。

缓和穷困的努力经常被革命逻辑的热忱过度所粉碎。当维堡苏维埃想为没工作的人设立一个免费餐厅时，它因为“资产阶级式博爱”而遭到申斥。不过，布尔什维克党人慢慢开始对局势有所领会。他们的优先考虑包括与德国停战并成立立宪大会。在俄国70多年间所举行的最后几场自由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党输给了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为了确保他们的革命而采取了激烈手段。到1918年1月初召开首轮大会时，他们在街上部署自己的军队来压制反对派，死大约十人，伤及数十人。接着——以一个清楚指明未来形势的举动——布尔什维克党结束了大会，因为他们在选举中没有赢得控制权。

1918年2月1日，眨眼的时间到了。这一眨眼，就是2月14日了。彼得大帝采用的过时儒略历与沙皇制一道被废弃，俄国在它开始背朝西方向内看之际采用了格里高利历，该历法几乎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在使用。圣彼得堡就是彼得大帝创造出来令历史偏离正轨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这座城市爆发，不仅因为它是工业与权力的宝座所在，也因为它是变化的摇篮。但是，当1918年初德国人再度向彼得格勒挺进，甚至试图——但没成功——从空中轰炸这座城市时，彼得格勒显而易见脆弱到不再堪当首都，于是布尔什维克将政府迁到莫斯科。维萨里昂·别林斯基称圣彼得堡是“旧土地上的新城市”。讽刺的是，这块旧土地被一个新幻想所动摇时，它的权力中心撤退到它的旧首都，而且绝对主义大获全胜。

德国人对彼得格勒的威胁消除是在1918年3月，政府签署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这一举动促使英国人派遣一支远征军去往阿尔汉格尔斯克与摩尔曼斯克（Murmansk）。此时，行政中心的易地早已消除了彼得格勒的多数功能。没有吸引力的尖嗓子发言人兼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员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负责这座城市的人民委员会。但季诺维也夫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之间两头跑，在莫斯科也领导世界革命的强大引擎、1919年3月成立的第三国际。他频繁的缺席让他很难与这座声望降低的城市有亲密感，这座城市的接线员徒然坐等全球爆发革命的新闻。

契卡设在格罗科哈瓦亚街2号，这栋建筑就是薇拉·扎苏里奇试图刺杀费奥多·特列波夫之处。负责对付反革命与破坏行为的特别委员会由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领导，他曾担任列宁的保镖。布鲁斯·洛克哈特评论说，在“瘫软的”眼睑之下，捷尔任斯基的双目“燃烧着平稳的狂热之火”。他的契卡处理各种犯罪，比如间谍、投机、伪造，不过彼得格勒契卡所执行的死刑中大多数惩处的都是反革命和匪帮——从它1917年12月成立以来的18个月里，正式记录的死刑刚好超过1000宗。

契卡总部也移师莫斯科后，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Anatoli Lunacharsky）负责的政府教育与艺术部留在了彼得格勒，直到1919年春。卢那察尔斯基是个温和但有说服力的世界主义者，自号为“布尔什维克中的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中的布尔什维克”。他相信政府不应过于积极地干预艺术，他想保留旧秩序中最好的部分，但要促进革命性的表达。卢那察尔斯基是“无产者文化”（Proletkult）的领导者，这个机构致力于发展面向大众的文化。它组织工厂小组（cells）和能让工人实践艺术的工作室，以及能让工人开始接触文学的演说室。它也推广以革命赞歌作为一种新圣典的合唱音乐。卢那察尔斯基也是臃肿笨拙的人民教育委员会（Narkompros）的委员，该机构控制教学、知识和艺术生活的方方面面。无线电还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人民教育委员会借助电影院作为普及苏维埃理念的媒介。冬宫尼古拉厅有工人专场。放映列车和放映船——以革命红盛装打扮——巡回全国传播真理。车船上载的是图书室、印刷机和放电影的暗房。美术学院（Academy of Fine Arts）关门了，人民教育委员会设立了彼得格勒自由画室（Petrograd Free Studios），开放给所有年满16岁的人。除了各种各样的一大堆活动，年轻的苏维埃女性也通过模仿藏品中希腊雕像的姿势而为参加体育竞技做准备。

卢那察尔斯基坐镇冬宫以前的皇室儿童寓所，他坚持只有不含艺术趣味的房间才能用于社会功能或行政功能。宫殿的其他部分应成为国家博物馆，作为艾尔米塔什的一部分，革命博物馆的馆员已经在艾尔米塔什就职，他们在如此冰冷的条件下工作，以致“留下青紫斑的瘢痕，手被冻伤”。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工作数月之后，他们当中爆发了“严重的风湿病例和传染性结核病”。在筹备更传统的博物馆展览方面，彼得格勒本身就有那么多的没收品，所以博物馆承诺要比以往更加丰富。因为皇家藏品中的精华都出于安全考虑而转移到了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所以保管员们全力以赴为丰富的私家藏品编目。几个世纪聚敛起来的不动产与动产就要归人民所有。一张照片表现了农民们第一次瞥见一所堂皇建筑的内部时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眼睛睁得很大，仿佛已经抵达天堂。或者——如果他们被布尔什维克思想好好教育过的话，就是在地狱。

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ky）是“俄国知识界的诺亚”，他决心在革命后的苏俄保护文化。他警告列宁，整个北欧出售从苏俄走私的古董的商店源源不断地涌现，于是这位领袖1918年发出一条指示，禁止出口艺术珍宝。契卡以包藏反布尔什维克情绪并参与一场莫须有的君主制阴谋为由，逮捕了诗人亦是安娜·阿赫玛托娃首任丈夫的尼古拉·古米廖夫（Nikolai Gumilev），于是高尔基向列宁陈情。高尔基在莫斯科从列宁处获得缓刑令，但当他返回彼得格勒时，古米廖夫已经与其他60人一起被处死了。1919年12月，高尔基把埃利谢夫公馆转变为艺术之家，一个聚会场所兼知识分子和创造性人士的避难所。沃尔孔斯基公主获得的房间是从前埃利谢夫的书房，家庭照片仍挂在墙上。她回忆了在公共餐厅见到几乎认不出的人物时的震惊，比如安德烈·别雷以及“俄国知识界的精华……肮脏并被虱虫所苦”，在公社食堂“默默地吞着他们寒酸的晚餐”。尽管条件这么差，艺术之家仍在困难时期提供了一座避风港。

面临着卢那察尔斯基所称的“经济与政治影响力变小的极度痛苦的过程”，彼得格勒着手修改街道名称。任何与罗曼诺夫有联系的东西都要更改成有着社会主义光辉的名字。还兴建了给拉季谢夫与赫尔岑的纪念碑。马克思被授予斯莫尔尼正面的显赫位置。在这些新献礼当中，献给弑君者索菲亚·佩罗福斯卡娅的是一座带棱角并扭曲的未来主义风格纪念碑，她“变形的脸”挑战着适合于社会主义艺术风格的观念。现代主义因其“个人主义”和自我放纵而早已受到威胁。然而这些“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遗骸——未来主义画家们——被有效地利用，为彼得格勒的五一节奉上一场吸引眼球的游行大典。10月，为了庆祝革命一周年，内森·奥尔特曼（Nathan Altman）用16 000米画着立体派和未来主义设计图案的帆布将皇宫广场围了一圈。此举的铺张程度差不多是沙皇级别的，而且在国内战争的严峻形势中显得不合时宜。两年后的庆典甚至更壮观，但从审美角度讲，革命意味还更少。本着自信地示范布尔什维克式夸张法的精神，8000名红军士兵“重新上演”了他们的同志在1917年10月未遭反抗攻进宫殿的一幕。

除了此类奢华的庆典之外，彼得格勒已经沦为一座鬼城。补救公共卫生的努力一旦陷于停滞，霍乱便于1918年春天卷土重来。濒危的经济局势因与德国停战而进一步恶化，导致20万工人在春季与夏季赋闲。局势糟糕到没有工作的人被供以铁路免费通行证，好让他们逃到郊区去寻找食物。

到了6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武装力量已经在南方合并为一支“白军”（White Army），它包含着俄国人对君主制的缅怀并由沙皇的将军们统领。从前的盟友也介入国内战争：法国海军在黑海，美国人抵达远东，英国人在摩尔曼斯克，全都渴望着粉碎社会主义革命并捍卫自己的利益。随着赤卫队开出彼得格勒投身国内战争，契卡维持着该城的治安。他们突袭社会革命党的大本营，并采取行动反对资产阶级。正如《红色公报》（Krasnaya gazeta）所表达的：“契卡之于资产阶级就如沸水之于虱虫！”8月，内政部彼得格勒委员莫伊塞·乌里茨基在一场报复性暗杀中于办公桌前被刺杀。几天之后，列宁被一位几近失明的年轻社会革命党人范妮·卡普兰（Fanya Kaplan）射中肺部和颈部。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实行的这种暴力威胁引发了“红色恐怖”（Red Terror）——一场激烈的镇压运动，以拷问和处决的形式针对反革命分子。六周之内，500到1300人被契卡杀死，6000人被契卡逮捕。布尔什维克党开始把制度化的暴力当作政治工具。它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一个基本策略。“红色恐怖”期间，遭契卡处死的囚犯的官方数据是12 773，但一些非官方的估测认为，1918年9月到1920年间被杀死的人数达到3万。

一桩还没了结的事务是罗曼诺夫上校及其一家，他们在4月搬到叶卡捷琳堡时，迎接他们的是一群高呼“绞死他们”的群众。这听起来纯粹像一群暴民亢奋的叫嚣声，但它却是宣告罗曼诺夫王朝终结的嘹亮的号角声。1918年7月17日，先是沙皇被枪决，接着是皇后，然后是皇储和他的姐姐们。杀手们吹嘘说他们绕着地下室追逐几位女大公，向她们开火。他们的戏耍是一场不费吹灰之力又身心愉悦的屠杀，就像安娜女皇狩猎车上的猎手们所享受的那种。

保罗·杜克斯（Paul Dukes）于战前在圣彼得堡学习音乐。因为他会讲俄语并且了解这个国家，所以不列颠政府请他观察这场革命。他被引入羽翼初成的军情六处（MI6/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6）即后来的秘密情报局（SIS/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任职，于1918年11月重返彼得格勒，收集高质量、无偏见的信息并评估变更政体的可能性。考虑到很多赤卫队员都目不识丁，他伪造的身份文件相当好用。杜克斯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把自己英国裁缝的账单当通行证，从彼得格勒旅行至莫斯科。杜克斯利用他可以使用的20个假身份（其中一个是名叫约瑟夫·伊里奇·阿夫伦科［Joseph Ilyich Afirenko］的契卡雇员，而另一个是红军士兵）监视事态，并试图将沙皇的同情者们从狱中劫出。夜色最深沉的时段，他会乘一艘捕鱼小舟漂至涅瓦河口，等待一艘皇家海军的鱼雷艇躲过喀琅施塔特的哨兵，并收去他所能提供的不管什么材料。他的报告确认了这座自命为“世界革命之都”的城市的崩溃。第一次周年庆典未回收的残留物品——“洗得褪色的红旗的碎片”——挨家挨户地挂在大街上。瘦骨嶙峋的马跌倒了便当场毙命。有书出售，许多是从私人藏书室抢来的，但要购买除去无所不在的苏维埃宣传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需要获得一个许可证。市场里的腐烂蔬菜，“小到显微镜才能看清的小块黑面包上有一点点鲱鱼”，还有芬兰火车站吧台里的一种“作为茶叶替代品的饮料”，在在证明“正常生活的停滞”。杜克斯有充足理由把叙述自己俄国时光的书命名为《红色黄昏》而非《红色黎明》。

据玛尔塔·阿尔梅丁根回忆，她居住的瓦西列夫斯基岛上，形容枯槁的人们被关门已久的面包店里那些褪色的彩绘嵌板所祟。滚圆面包卷与褐色面包条的幽灵嘲笑一群没有黄油的民众，责备他们凑合着每周才吃一个鸡蛋，还经常是变质的。美国无政府主义者艾玛·戈德曼（Emma Goldman）请求尝试一下普提洛夫工厂的工人们被供应的配给面包时，他们告诉她要“狠狠地咬”。意志坚定的人们假装食物对他们没用——以精神克服物质匮乏。情急无奈的人卖各种东西，从衣服和小摆设到腐烂的面包馅饼，而顾客们购买之前都先深吸几口气。直到1919年年中，为14岁以下儿童提供免费食物的全市公共食堂才开始运转。它们真的开张后，人们发现烹饪出来的东西说好听点就是引不起食欲。正如艾玛·戈德曼所表述的，在“苏维埃世外桃源里有幡然醒悟”。

革命者维克多·谢尔盖（Victor Serge）于1919年冬天来到“这座寒冷之都、饥饿之都、仇恨之都与忍耐力之都”，发现皇家住宅的正立面都“用公牛血般的红色刷过了”。彼得格勒苏维埃领袖的妻子莉莉娜·季诺维也夫（Lilina Zinoviev）对他说：“我们是一座围城中被围困的人。饥民的暴动可能会开始，芬兰人可能突袭我们，英国人可能发起进攻。”工人们看着党内特权人物吃香喝辣，而许诺他们的增加配额却没有落实，一股罢工潮爆发了。假日被取消。契卡对罢工者开火。革命显然受到了威胁。

英国特工西尼·赖利（Sidney Reilly）试图协调1919年的一次反革命行动。雇佣兵将逮捕列宁与托洛茨基，6万名白军将开进莫斯科，尤登尼奇（Yudenich）将军同时进攻彼得格勒。8月，一艘英国鱼雷艇在对喀琅施塔特的一次突袭中击沉了巡洋舰“亚速记忆”号（Memory of Azov）。10月初，尤登尼奇将军占领了加特契纳，几天之后就到了彼得格勒郊区。工人们被动员起来守卫这座荒芜的城市，逐条运河逐座桥梁地守卫。一群充其量以卷心菜果腹的疲倦的人民建起了街道工事。尤登尼奇试图包围城市，却没能占领莫斯科——彼得格勒铁路线。炮弹在涅瓦河上方炸响，契卡抓捕了约300名嫌疑人，红军则通过铁路抵达，在城南16公里处的普尔科沃高地之战（Battle of Pulkovo Heights）中击败了尤登尼奇。如托洛茨基在10月30日的《真理报》上所写：“我们在彼得格勒决斗中的胜利将意味着给英法帝国主义的粉碎性一击，他们在尤登尼奇这张牌上押注太高了。为彼得格勒战斗时，我们不仅在保卫无产阶级起义的摇篮，也是为了能以最直接的方式将这场暴动推遍世界而战斗。”尤登尼奇的兵力撤向了爱沙尼亚边境。

考虑到破坏与匮乏的情况，英国作家威尔斯（H. G. Wells）惊讶于彼得格勒的剧院活动——包括通俗的与高雅的——一个晚上有多达40场演出。由人民教育委员会投资的大剧院，正如它们也曾受到沙皇资助时一样欣欣向荣。露易丝·布兰特记载了卡尔萨维娜在挤得满满的马林斯基剧院，面对一群破布蔽体的观众跳舞。夏里亚宾想收取天价演唱费，但当事情进展吃紧时，他为了面粉与鸡蛋而进行了表演。1920年——在一次外出汇演（outreach）的早期范例中，他在普提洛夫铁厂演唱了《鲍里斯·戈都诺夫》。不受欢迎的未来主义风格的喧闹现在时剧院（Theatre of Noisy Present）向卢那察尔斯基证明，先锋派作品对工人而言是无法企及的。更合适的是简单的说教性作品《巴黎公社社员传奇》（Legend of the Communard）。此剧1919年由一位红军步兵所写，其社会主义式的训导契合了一群正孤注一掷地希望事情能奏效的人民。

1920年初秋，随着红军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胜利，国内战争趋于平息。11月，因为彼得格勒已经稳固，许多艾尔米塔什的绘画从莫斯科返回。月底，伦勃朗厅开幕，继之而来的是12月荷兰厅与意大利厅开幕——正赶上水管冻裂的时间。一个专家委员会驻扎在前英国使馆，为从宫殿和公馆没收来的艺术品编目。威尔斯觉得它酷肖“布朗普顿路（Brompton Road）上某间人头攒动的二手艺术品商店”。威尔斯1914年曾来过圣彼得堡，六年后在彼得格勒，明显对他所见到的大多东西感到失望。招待他的主人是老朋友马克西姆·高尔基，高尔基虽然地位尊荣，但只有身上穿的这一套服装。全城的木板人行道都被掀起来，而木屋都被压碎，为了当柴烧。彼得格勒的马路两旁排列的是“死气沉沉的商店”。如果说布兰特仅找到胸衣和假发，那么威尔斯只看到“茶叶、香烟和火柴”，像陶罐这类必需品根本无处可觅。他对这场革命的悲叹听着就像弥漫着失望之情的注脚——“覆水难收”。威尔斯坚决主张，一座城市不是其他，就是“商店、餐馆以及诸如此类。把它们都关了，那么一条街的意义就消失了”。他与列宁分享这份洞见时，被告知，城镇的功能很大程度上已经终结。它们是过时的东西了。

对革命的方向有着类似失望感的还有在俄国出生的美国人艾玛·戈德曼。她频频出入监狱，随即被美国驱逐，她受到高尔基欢迎，高尔基称赞她的革命资历。戈德曼在尤登尼奇的威胁肇始之际抵达，发现彼得格勒局势紧张。她对苏维埃式不平等的第一印象来自她所落脚的宏伟的阿斯托利亚旅馆，它被征用来供有级别的党内官员居住，并且号称彼得格勒苏维埃第一宅。对官员腐败的批评早已广为人知。配给品是分等级的，令戈德曼诧异的是，为什么——当有些商店向特权人士售卖黄油、肉和鸡蛋——工人们与女人们要站“好几个小时排无尽长队领他们的配给品——冻过的马铃薯、生虫的谷物和腐烂的鱼”。季诺维也夫回嘴说，在打着内战又面临协约国封锁的情况下，他们无能为力。戈德曼游历了为重要的共产党人指定的舒适医院，也参观了其他诊所，那里与前者构成鲜明对照，器械阙如，医药短缺。对大多数同志而言，他们能指望的最好的饮食就是荞麦粥和一种让人倒胃口的名叫“伏布拉”（vobla）的盐水腌鱼，它的鱼骨很容易碎裂，如果吃下去会弄伤肠胃。当局分配的燕麦经常不洗也不煮就被吃下，令消化道彻底梗阻。泻药和灌肠剂被证明无济于事，沃尔孔斯基公主被迫看着她的病人们痛苦万分地死去。

卫生保健是个主要问题。1916年有88个蒸汽浴场，到1921年只留下大约20个。许多洗浴者来到浴场时体表覆着一层“肮脏又长虱子的厚厚灰壳”，一旦洗干净，则露出巨大的疖子和疥疮造成的红疤。人们吸毒以消除痛苦。从理发师和美发师那里买来的可卡因被各行各业的人随意使用。想逃避征兵的人可以从涅夫斯基大街的乞丐那里买“斑疹伤寒虱”来感染自己。维克多·谢尔盖被派去为党的工作人员寻找合适的住所时，发现“整间整间的屋子都被冰冻的排泄物涂满了”。当冬季融解为春季，地板上液体漫漶——出于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精神——清扫小组被组织了起来。革命前担任《曼彻斯特卫报》通讯员的阿瑟·兰瑟姆（Arthur Ransome）与属于列宁自己人圈子的卡尔·拉狄克（Karl Radek）一起住，还与托洛茨基的秘书私奔，然而他不得不承认“骇人听闻的瘫痪”和内在的“文明崩溃”。

1921年2月，彼得格勒不满的工人们发出一则宣言，声称脱离布尔什维克党，次月喀琅施塔特的水兵就以兵变反抗生活水准的跌落。然而，如今羽翼丰满的红军是由许多曾经在帝国军事学校里受过专业训练的军官所率领的。他们派去粉碎喀琅施塔特叛乱的图切哈夫斯基（Tukhachevsky）将军就是其中一员。他于3月中旬对这座岛发起进攻，由一群以白色伪装、越过结冰的海湾的人发动。水兵们对前进中的军队开火，就在冰面开始碎裂的地方。在图切哈夫斯基镇压这场叛乱之前，几百人被杀死，此后契卡式肃反运动加剧，新的恐怖统治了彼得格勒。艾玛·戈德曼遇到来自喀琅施塔特的水兵和来自锻造厂与制造厂的工人，这些“革命斗争真正的马前卒……怀着痛苦与怨恨大声哭喊着”，反对曾在他们的帮助下获得权力的布尔什维克。说到契卡，戈德曼对约翰·里德表示，她永远无法理解革命会允许“对人类生命和困难的漠视”。里德于十月革命三年后回到苏俄，他曾以那么高的热情欢迎这场革命。现在他不再这么肯定了。不管怎么样，他是作为英雄逝去的，并且被葬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没过多久，艾玛·戈德曼带着所有“粉碎的梦想”离开了苏俄。

许多艺术家与作家都相信，他们各自领域里的革命路径都能服务于新秩序，但他们被认为脱离了工人。戏剧与艺术的试验遭到党的领袖们的质疑，许多现代主义艺术家开始意识到，布尔什维克主义永远不会接受他们的思想。“无产阶级文化”力主发展集体主义的无产阶级艺术，无视对工人而言无意义的传统与运动。但如果现代主义者被视为令革命失望，那么革命也令它的预见者失望。一个主要的例子是弗拉基米尔·塔特林（Vladimir Tatlin）1919年受托建造一座“第三国际纪念碑”，纪念碑打算横跨涅瓦河两岸，并且是那时还未建成的帝国政府大楼的两倍高。设计中的这座塔要悬吊一个包含圆柱体、立方体和锥体的巨大玻璃结构。圆柱体将在一年里旋转一圈，里面包含一个会议中心。锥体一个月转一次，内有行政办公室。立方体每天旋转，内设广播设备，比如银幕和无线电喇叭。塔特林的视野超出了苏维埃技术的极限，因此它从未开建。

俄国荣耀——红色彼得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