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独乐园之乐

熙宁四年（1071）底，司马光去了一趟他初仕的华州。当年在华州当幕职官，那是他人生中最愉快的一段时光（见第三章），如今物是人非，昔日的欢乐再也找不回来了。离开时，他写下了《重过华下》^[1]一诗：

昔辞莲幕去，三十四炎凉。旧物三峰雪，新悲一镊霜。云低秦野阔，木落渭川长。欲问当时事，无人独叹伤。

也许因看到邵雍要被强制搬家，他也不便在西京留台的“衙门”里久住了。按宋朝规矩，除了知州、知县能住在州衙、县衙的后院外，其他官员包括宰相都是要自己买房或租房住的。大约在熙宁五年（1072），他在洛阳一条陋巷里买了一个小院，作为临时住处。因房子过于低矮，房顶隔热性能太差，他请人在房间内掘出一个地室，称之为“凉洞”，读书写作于其间。此时，他似乎还在观望，等待朝廷发生变化，但他等来的消息，是变法的步伐加快了，尤其是水利法的推行，“四方争言农田水利”，新修的水利设施让南方三十六点一万余顷农田得灌溉之利，北方在河上修闸，引水淤田，仅滹沱河两岸就增田一万顷，而开封府界京畿一带的淤田，每年可增收粮食数百万石。熙宁元年（1068），他与王安石在御前论理财。他说“天地所生财货百物，止有此数”，而王安石说“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不加赋而财用足”，现在似乎该王安石得意了。在变法派一路高歌的形势下，他看来得定居洛阳了，于是决定建造私邸。按照洛阳的风气，园林式府邸或别墅才符合他的身份。

独乐园的来历

“天下名园重洛阳”。唐代曾经是洛阳园林的鼎盛期，而五代的战火将其大多化为灰烬，宋兴百年后，洛阳园林迎来了一个超越唐代的新高峰。许多达官贵人在洛阳建园，作为居住和休养之所。在司马光到西京留台时，洛阳有大小园林一千余座。有个叫周叙的南方人，专门跑到洛阳来看园林，看了一年多，“甲第名园，百未游其十数”。最著名的有富郑公园，主人为宰相富弼；苗帅园，主人为太祖朝宰相王溥；赵韩王园，主人为宋初宰相赵普；文潞公园，主人为枢密使文彦博；吕文穆园，主人为真宗朝宰相吕蒙正；环溪园、湖园，主人为宣徽使王拱辰……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李格非著《洛阳名园记》，记了十九座名园，包括邵雍园（即“安乐窝”，至今作为地名犹存）和司马光的独乐园。他对独乐园的评价是“卑小不可与他园班”。多大呢？二十亩。独乐园中有七景，“曰读书堂者，数十椽屋。浇花亭者，益小。弄水、种竹斋尤小。曰‘见山台’者，高不过寻丈。曰‘钓鱼庵’，曰‘采药圃’者，又特接竹杪，落蔷蔓草为之尔。温公（司马光）自为之序，诸亭台诗，颇行于世，所以为人欣羡者，不在园耳。”

独乐园是司马光亲自选址、设计建造的。究竟在什么地方？过去一直按他《独乐园记》所说的“尊贤坊北”寻找，但解放后经数十年考证，没有找到尊贤坊。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一块嵌于司马村小学墙壁上的石碑才揭开了谜底。独乐园位于洛阳东南偃师县诸葛乡（原属洛阳县）司马村西，明代为纪念司马光而建的文庙如今尚存。笔者动笔前曾去此地寻访，看了相关文物。司马村无一家姓司马，原名常安村、古建村，宋末以来为纪念司马光，先后更名为司马庄、温公里、司马街，直至今之司马村。司马光的《独乐园记》^[2]解释了园名的来历：

孟子曰：“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不如与众乐乐。”此王公大人之乐，非贫贱所及也。孔子曰：“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此圣贤之乐，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鹪鹩（一种小鸟）巢林，不过一枝；鼹鼠饮河，不过满腹^[3]。各尽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司马光自称）之所乐也。

熙宁四年（1071），迂叟始家洛。六年（1073）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关，以为园。其为中堂，聚书五千卷，命之曰读书堂……

迂叟平日多处堂中读书。上师圣人，下友群贤，窥仁义之原，探礼乐之绪，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达无穷之外，事物之理，举集目前，所病者，学之未至，夫又何求于人，何待于外哉？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衽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逍遥相羊，惟意所适，明月时至，清风自来，行无所牵，止无所框，耳目肺肠，悉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独乐园。

或咎迂叟曰：吾闻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今吾子独取于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谢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乐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乐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弃也，虽推以与人，人且不取，岂得强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乐，则再拜而献之矣，安敢专之哉。

在《独乐园记》中，他虽以鹪鹩巢林、鼹鼠饮河为喻，但让人读出的不是超然，而是牢骚，是抗议。朝廷中变法派的节节胜利，让他笼罩在被“世之所弃”的失望情绪之中，但作为保守派的旗手，他相信“必也有人肯同此乐”，聚集在他的旗下。不过这需要时间，需要等待。从这个意义上说，独乐园就是“等待园”。园中七“景”，均为其亲自命名，并各题一首以“吾爱”开头的诗，七个“吾爱”，七个偶像^[4]。

读书堂

吾爱董仲舒，穷经守幽独。所居虽有园，三年不游目。邪说远去耳，圣言饱充腹。发策登汉庭，百家始消伏。

一说董仲舒，我们马上就会想起以春秋断案，想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光把他作为偶像，志在像他那样，让百家“消伏”。在他看来，最该“消伏”的自然是王安石的新学。

钓鱼庵

吾爱严子陵，羊裘钓石濑。万乘虽故人，访求失所在。三公岂非贵？不足易其介。奈何夸毗子^[5]，斗禄穷百态。

严子陵是东汉的著名隐士，光武帝刘秀发迹前即与其相知，但刘秀三召始出来，又很快归隐富春江，今杭州的富阳市、桐庐县尚存其遗迹。司马光修钓鱼庵，意在以严子陵自况，以表示绝不与当权的王安石合作。

采药圃

吾爱韩伯休，采药卖都市。有心安可欺，所以价不二。如何彼女子，已复知姓字？惊逃入穷山，深畏名为累。

韩伯休是汉代高士，隐姓埋名，采药山中，卖药长安，三十余年一直一口价，在被一女子认出后，便藏匿深山，不知所终。司马光修采药圃，当然不只是要效韩伯休采药，而是强调“深畏名为累”。

见山台

吾爱陶渊明，拂衣遂长往。手辞梁王命，牺牛惮金鞍。爱君心岂忘，居山神可养。轻举向千龄，高风犹尚想。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司马光采陶渊明诗意而建见山台，但他成不了陶渊明，进不了真正的“桃花源”，因为“爱君心岂忘”，一有机会，他就会结束隐居，冲上政坛。

弄水轩

吾爱杜牧之，气调本高逸。结亭侵水际，挥弄消永日。洗砚可抄诗，泛觞宜促膝。莫取濯冠缨，红尘污清质。

仿杜牧结亭水上而筑屋溪上，“莫取濯冠缨，红尘污清质”，而他头上还戴着乌纱帽，这种痛苦是情感矛盾中的痛苦。

种竹斋

吾爱王子猷，借宅亦种竹。一日不可无，潇洒常在目。雪霜徒自白，柯叶不改绿。殊胜石季伦，珊瑚满金谷。

竹，在文士眼里是气节和高雅的象征。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之子，即使临时租房暂住，也要栽竹，人问其故，他指着竹子说：“不可一日无此君。”司马光以竹自励，认为竹比石季伦的“珊瑚满金谷”不知强多少。石季伦即西晋大富豪石崇，金谷园是他在洛阳的豪宅。时以珊瑚为宝，他家的珊瑚胜过皇室。

浇花亭

吾爱白乐天，退身家履道。酿酒酒初熟，浇花花正好。作诗邀宾朋，栏边长醉倒。至今传画图，风流称九老。

白乐天即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纵情诗酒，司马光欲为白居易第二，但复制不了白居易的潇洒了。

紫衣金带与深衣缙带

对洛阳名园，当时流传着两句话：“王家钻天，司马入地。”因王拱辰的园林的主楼高三层，最上一层朝元阁可俯瞰洛城，故曰“钻天”；司马光在读书堂掘地室，故曰“入地”。有一天邵雍去拜访富弼，富弼问市井有何新闻，邵雍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居者。”富弼会意，哈哈大笑。

司马光《酬终南阎谏议（询）见寄》^[6]诗中有“微禄供多病”之句，有人便臆断独乐园“卑小”是因为经济拮据，谬矣。他虽在西京，但仍是在职官员，三品官的俸禄其实一分不少。上章说到邵雍的“安乐窝”要被“拍卖”，不久，司马光牵头集资，给买了下来。这座有三十多间房屋的园林，位于黄金地段，价格不菲，加上一并买下了对面的房屋和园子，“安乐窝”扩成一座大庄园。为保障其生活，同时买下了洛水之南延秋庄的庄田供其收租。在办“产权证”的时候，司马光等出资人一致要登记在邵雍名下，可邵雍说，名利不可兼得，我本不求名，但既已为世所知，岂敢再求利？最后房契上填的是司马光，园契上填的是富弼，田契上填的是王拱辰，但“产权证”全部交给邵雍保管。邵雍对此感激不已，写下了《天津（桥）敝居蒙诸公共为成买作诗以谢》^[7]：

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余家争出钱。嘉祐卜居终是僦^[8]，熙宁受券^[9]遂能专。凤凰楼下新闲客，道德坊中旧散仙。洛浦清风朝满袖，嵩岑皓月夜盈轩。接篱倒戴芰荷畔，谈麈轻摇杨柳边。陌彻铜驼花烂漫，堤连金谷草芊绵。青春未老尚可出，红日已高犹自眠。洞号长生宜有主，窝名安乐岂无权？敢于世上明开眼，会向人间别看天。尽送光阴归酒盏，都移造化入诗篇。也知此片好田地，消得尧夫^[10]笔如椽。

从此诗看，“安乐窝”比独乐园大得老了。凤凰楼等景观都是原道德坊院子里所没有的，是新增的。诗中描写他在“安乐窝”的生活，宛若神仙。他“不愿朝廷命官职，不愿朝廷赐粟帛”（《不愿吟》），却有大官送园林，却有庄田收租金，而且不用受官职的羁绊，“谈麈轻摇杨柳边”。这等美好生活是司马光、富弼、王拱辰等人给的，他自然要与他们同坐一条板凳。反过来说，因为他反对变法，他们才愿意为他慷慨解囊。

司马光对邵雍如此慷慨，而自己的独乐园却“卑小”不堪，这是为什么？司马光之隐非邵雍之隐也。对邵雍慷慨是救人之急，成人之美，而独乐园“卑小”是在讲政治。邵雍不当官，因为当官对他来说是一种损失，隐是他的自觉行为。而司马光的隐是被“迫”的，是反变法失败后选择的抗议行为。独乐园只有修得“卑小”，让人看着可怜兮兮的，才能反衬出他内心的愤懑，才有抗议的象征意义。对此，他的得意门生刘安世可谓一语中的：“老先生于国子监之侧得营地，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以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行种竹、浇花等事，自比唐、晋间人，以救其弊也。”^[11]

他曾在陋巷的临时住处挖“凉洞”，现在他又在独乐园一下挖了四个“凉洞”，并专门赋诗一首：

贫居苦湫隘，无术逃炎曦。穿地作幽室，颇与朱夏宜。宽者容一席，狭者分三支。芳草植中唐，嘉卉周四垂。讵堪接宾宴，适足供儿嬉……

（《传家集·卷四·酬永乐刘秘校（庚）四洞诗》）

他不仅掘地而居，而且深衣而行。深衣是按《礼记》式样做成的古装，宽身大袖，穿上后，发上插冠簪，头上缠幅巾，腰间扎上宽宽的布质缙带，便整个成了一个戏台上的古人。一日，司马光换上深衣，信步来到“安乐窝”拜访邵雍。临别时留下《独步至洛滨二首》^[12]：

拜表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罢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

草软波清沙径微，手携筇竹著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

三品官的待遇还在，一面是紫衣金带、纵马传呼的司马光；一面是深衣缙带、拄杖独步的司马光。两个司马光形成强烈的反差，外表的强烈反差反映了内心的极度矛盾。他曾问邵雍：先生穿深衣否？邵雍回答：某今世人，穿今世衣。这明显是在批评司马光迂腐，但司马光依然故我。正如其诗中所说：“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白鸥虽然没有忘记岸柳间有捕鸟的网（“机”），但仍然穿林而飞。司马光不就是诗中的白鸥吗？他这只白鸥，明知林中有“机”，仍然会穿林而飞。王安石，我不怕你！

《投壶新格》定胜负

在独乐园里，司马光写了很多反映园中生活的诗。《独乐园二首》^[13]说：

独乐园中客，朝朝常闭门。端居无一事，今日又黄昏。

客到暂冠带，客归还上关。朱门客如市，岂得似林间。

再如《次韵和宋复古春日五绝句》^[14]的其中两首说：

车如流水马如龙，花市相逢咽不通。独闭柴荆老春色，任他陌上暮尘红。

东城丝网蹴红毬，北里琼楼唱石州。堪笑迂儒竹斋里，眼昏逼纸看蝇头。

独乐，独乐，他本想写出乐来，而吟出来的却是苦。元宵节，洛阳城里灯火辉煌，各种灯笼争奇斗艳，夫人张氏想上街观灯。司马光说，家里就有灯，何须上街看。张氏说，不光看灯，还有看人。司马光说，难道我是鬼吗？可见他的情绪坏到了何种程度。

唯有老朋友的到来才能给他带来欢乐。范镇来了，他乐了。

他俩是“同年”。司马光说：“吾与景仁（范镇字），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范镇也说司马光“于予莫逆之交也”。两人相约：“生则互为传，死则作铭。”范镇退休后，司马光作《范景仁传》，盛赞其勇决（后来司马光去世，范镇如约作《司马文正公墓志铭》）。他曾经答应司马光，致仕后到洛阳休息，后因田产在许昌而未来。听说司马光做“地室”避暑，他在许昌修了一座可迎八面来风的高阁，邀司马光来住。对此，司马光不高兴了，在《和景仁卜居许下》^[15]中写道：

壮齿相知约岁寒，索居今日鬓俱斑。拂衣已解虞卿^[16]印，筑室何须谢傅山^[17]。许下田园虽有素，洛中花卉足供闲。他年决意归何处，便见交情厚薄间。

诗后注：“景仁顷见许居洛，今而背之，故诗中颇致其怨。”也许为了谢食言之罪，在司马光的独乐园建成后，范镇从许昌来访。他给司马光带来了三件礼物：一根邛杖，一块貂皮褥子，一床麻布衾（被子）。貂褥、布衾，奢简迥异，司马光似乎更爱布衾。时范纯仁（范仲淹子）有一篇著名的《布衾铭》，劝人以俭为德，以奢为戒。司马光一笔不苟地将此铭写在范镇送的布衾头上。叙过别情，范镇突然拿出自著《乐谱》八篇来，说，某此来，还欲了断我俩关于大乐的公案。

大乐即雅乐，朝廷大典用的音乐。按照孔子的观点，国家大事，莫重于礼乐。他听了周公所制的韶乐之后，美得“三月不知肉味”。可因春秋时已“礼崩乐坏”，到后来连乐谱也找不到了。宋初所用的雅乐是周世宗柴荣留下的“王朴乐”。太祖赵匡胤嫌其声高，让和岘校正后，以“和岘乐”为雅乐。仁宗即位，太常寺上奏说乐器使用太久，音失其准，于是请音乐家李照重铸编钟，再校音律，而“李照乐”一出来就遭到质疑，又重回“王朴乐”。仁宗本人就是音乐家，令朝臣讨论。司马光时知太常礼院，讨论礼乐乃本职所系，而本无干系的范镇也参加进来。百家争鸣，一锤定音，争论尚未结束，仁宗自己谱出了《黄钟五音五曲凡五十七声》，颁太常寺练习，不过他还算谦虚，未做定论，让继续讨论。老实说，在找不到原乐谱的情况下，这种讨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自命不凡的进士们虽未必懂音乐，但谁也不会服谁。司马光和范镇从一开始就掐开了架，争论的来往书信达数万字，最后仍各持己见，无奈，约定以下围棋决胜负。范镇棋艺高出一筹，胜，但司马光不服。范镇这次带着《乐谱》来，是想要司马光输得口服心服。于是，当年的争论又延续到独乐园中，还是谁也不服谁。范镇提议再次下棋分胜负，司马光不干，提出以投壶决胜负。

投壶是一种古礼，本是军中游戏，就是把箭投进酒壶中，按箭投中的部位和难度，各有专业术语和分值（筹），累计得分多者为胜。比如，“初箭”指第一支箭就投中，“贯耳”指箭穿壶环，“骁箭”指箭被弹回但被接在手上再投命中，“龙首”指箭投中后箭竿靠外箭头正对自己，还有“倚竿”、“龙尾”、“狼壶”、“带剑”之类。司马光在独乐园中未免寂寞，玩起了投壶游戏。玩着玩着，觉得原有的规则大有问题。问题在哪？鼓励侥幸，而轻视守常。因为正常投中只计一分，而特殊情况最高竟计一百二十分。所以，他编了一部《投壶新格》（格即规则），“以精密者为右（即为上），偶中者为下，使夫用机侥幸者无所措手足。”其针对性显而易见，王安石破格提拔年轻人，保守派目之为“用机侥幸者”。《新格》规定，壶之口径为三寸，耳径一寸，高一尺，壶中装小豆；箭长二尺四寸，每人十二支；投掷距离两箭半（六尺）。原来“贯耳”与投进壶口一样计一分，改为计十分，理由是壶耳比壶口小，投中更难；原来“横壶”（箭横躺在壶口上）计四十分，改为计一分，如被后面的箭碰落，计零分，理由是“横壶”属侥幸；原来“倒中”（即箭尾入壶）计一百二十分，改为计零分，且罚掉前面的全部得分，理由是：“颠倒反复，属大恶”，罚光其全部得分，“所以明逆顺之道”。这就是司马光，游戏规则也要讲礼治。

比赛按《新格》进行。一个五十四岁、一个六十六岁的老人一本正经地投壶，让人产生时光倒流之感。比赛毫无悬念，因规则是司马光定的，赛场设在他家里。司马光获胜后，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跳了起来，高声连呼：“大乐还魂矣！”但范镇不服，两人争论至死。其倔强性格因此表现得活龙活现，又让人顿生几分悲情：儒家教育硬是将古代知识分子的眼睛“移”到了后脑勺上。考定雅乐也好，投壶也好，无不为了复古。

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写道：“公卿高士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自为，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已。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靖康后，祝融回禄尽取之去也。”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