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西京御史台

连头连尾，司马光知永兴军才五个月时间（真正主持工作三个月，另两个月等待发落）。他是自动请辞的，因为这个官实在没法再当下去了。他公开抵制司农寺关于所欠青苗钱不准重复暂缓的指示，判司农寺曾布迅速做出反应，下文给陕西常平使司，称已奉圣旨，督促各州、军一律按原规定执行。行文没有点司马光的名，但意思非常明显，他说的不算。推行青苗法的常平使司是直接受司农寺领导的独立系统，换句话说，知府、知州无权指挥常平使司。司马光行文拒不执行司农寺的指示，尽管有他的理由，但不仅抗上了，而且越权了。他的行文墨迹未干，立马就被司农寺奉圣旨否定，他这个官今后说话还有人听吗？且脸面安在？他于是写了辞呈。

远程轰击王安石

司马光的辞职报告是这样写的：

臣之不才，最出群臣之下。先见不如吕诲，公直不如范纯仁、程颢，敢言不如苏轼、孔文仲，勇决不如范镇。诲于安石始知政事之时，已言安石为奸邪，谓其必败乱天下。臣以谓安石止于不晓事与狠愎尔，不至如诲所言（见第二十一章）。今观安石引援亲党，盘踞津要，挤排异己，占固权宠，常自以己意阴赞陛下内出手诏以决外廷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谤议悉归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见不如诲远矣！纯仁与颢皆与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处清要。纯仁与颢睹安石所为，不敢顾私恩废公义，极言其短。臣与安石南北异乡，取舍异道，臣接安石素疏，安石待臣素薄（此二句不符合事实，“嘉祐四友”满朝皆知），徒以屡尝同僚之故，私心眷眷，不忍轻绝而预言之，因循以至今日，是臣不负安石而负陛下甚多。此其不如纯仁与颢远矣！臣承乏两制（知制诰、翰林学士），逮事三朝，于国家义则君臣，恩犹骨肉，睹安石专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被荼毒之苦，宗庙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惜身，不早为陛下别白言之。（苏）轼与（孔）文仲皆疏远小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虎狼之怒，上书对策，指陈其失，隳官获谴，无所顾虑。此臣不如轼与文仲远矣！人情谁不贪富贵，恋俸禄。（范）镇睹安石荧惑陛下，以佞为忠，以忠为佞，以是为非，以非为是，不胜愤懑，抗章极言，自乞致仕，甘受丑诋，杜门家居。臣顾惜禄位为妻子计，包羞忍耻，尚居方镇。此臣不如镇远矣！

臣闻居其位者必忧其事，食其禄者必任其患。苟其不然，是谓盗窃。臣虽无似，尝受教与君子，不忍以身为盗窃之行。今陛下惟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为贤则贤，以为愚则愚，以为是则是，以为非则非，谄附安石者谓之忠良，攻难安石者谓之谗慝（挑拨离间的阴谋）。臣之才识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议论固安石之所非，今日所言，陛下之所谓谗慝者也！伏望陛下圣恩裁处其罪。若臣罪与范镇同，即乞依范镇例致仕，若罪重于镇，或窜或诛，所不敢逃。

（《长编·卷二百二十·熙宁四年二月辛酉》）

这是一份辞职报告吗？不像。疏中充满了对王安石的仇恨和顾影自怜，确切地说，这是一份誓死与王安石斗争到底的决心书。仔细阅读，其实他没有明确请求辞职，而是把“球”踢给了神宗，你要觉得我的罪和范镇一样，那就让我退休；要认为我的罪超过范镇，那就流放或杀头。

只说神宗看了司马光的奏章，一下就明白了。既然司马光在永兴军干不下去了，那就给他换个地方，改知许州（今许昌）。在发出任职命令时，神宗要求他赴任途中来开封入见。有人提醒神宗说，言不见用，他肯定不来。司马光果然拒绝了知许州的敕告，坚请西京御史台。如此相持七十余天，神宗彻底失望了，对辅臣说：“司马光只是待做严子陵（东汉著名隐士），他哪里肯做事。”（《师友杂志》）四月十八日，准其判西京御史台。

接到告敕后，司马光发誓“绝口不复论新法”。告别长安时，他写下了《到任明年旨罢官有作》^[1]：

恬然如一梦，分竹守长安。去日冰犹壮，归时花未阑。风光经目少，惠爱及民难。可惜终南色，临行子细看。

吕诲的临终嘱托

洛阳，是司马光儿时生活和启蒙读书的地方，砸缸救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自少年时随父离开后，中间只有康定元年（1040）从华州调任苏州时路过一次，吟出了“铜驼陌上桃花红，洛阳无处不春风”的诗句。眨眼三十一年过去了，他从二十二岁变成了五十三岁，当年他春风得意，如雏凤展翅，现在是心灰意冷，如倦鸟归林。

当时，宋、辽、西夏三国，除首都外，均设陪都。北宋的陪都开始有两个，一是洛阳，是太祖赵匡胤的出生地，在东京之西，故名西京；一是商丘，是太祖的“龙兴之地”（曾任宋州节度使），在开封之南，故名南京。仁宗时为了对辽虚张声势，又设大名为北京。三个陪都，西京最重要。洛阳形胜，是十三朝故都，“河洛为王里，崤函为帝宅”。赵匡胤在临死前一年回洛阳故地重游，有意迁都于此，但被赵光义一句“在德不在险”所动摇，回开封一年就在“烛影斧声”中死去了。赵匡胤视洛阳为最后的根据地，故设有留守司。从国初始，一直以被贬的重臣（如宰相赵普）为留守，以老成持重者为通判（如司马光之父司马池），还设有御史台（留台）。不过，留司虽地位显赫，但平时就是聋子的耳朵。洛阳的行政由河南府处理，留司不得干涉。

司马光所要去的地方，赫然挂着留司御史台的牌子，其实只有十几间陈旧的房子，更没有属官和衙役，一直是被贬大官的临时住所。现在司马光要来，河南府按三品官的待遇，派厢军来打扫房子，搬运行李，一阵忙乱之后，基本安顿下来。当晚，河南府设宴为之洗尘，例行公事，煞是无趣。为啥？知河南府李中师是王安石的“拥趸”，为推行免役法，对前宰相富弼的庄田也照收免役钱。因无话可谈，宴会草草结束。

因旅途劳顿，这一夜，司马光和夫人张氏都睡得很沉，次日天已大亮，方才起床。司马光用过早餐，散步遛弯，见房子周围插了一圈竹篱，有三四尺高，门口还有两个站岗的厢军士兵。宋代的厢军是地方军，像点样的兵都被挑到禁军中去了，剩下的多为老弱，几乎不训练，专门担任公差勤务，包括服侍官员。朝廷对京官占役厢军有明文规定，宰相三十名，副相二十名，以下递减。到司马光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这一级，应该是十名左右。司马光问，平时这里有哨兵吗？答曰，有官则有，无官则无。又问，周围插竹篱干啥？答曰，防盗。司马光不禁笑了，我一个受贬之人，有甚可盗？

转了一圈回来，想到自己就要过隐士生活了，写出了《初到洛中书怀》^[2]：

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

他似乎真的要“绝口不复论新法”了，可一遇到具体事他就来了气。当时，朝廷派枢密使蔡挺之子蔡天申为西京察访，他虽然官阶很低，只是个大理寺丞，但狗仗人势，派头十足，颐指气使，河南知府李中师，转运使李南公，都低三下四地围着他转。这天，朝谒应天院神御殿，所有在洛阳的官员全部参加。宋朝规定，凡朝谒等重大活动均有专门负责排位的官员，严格按官阶等级排位，并由御史台监督。蔡天申仗着自己是钦差，竟然违规站到了最前面。司马光一看火了，大声喊道：“排位官，引蔡寺丞入位！”蔡天申于是被领到河南府监竹木税官富赞善之下。就在此次朝谒之后，蔡天申再不敢飞扬跋扈。

五月十日，吕诲家仆人突然来向司马光报告：“吕谏议快不行了！想见留台最后一面。”司马光“啊”了一声，赶紧坐上马车赶往吕诲住处。吕诲以“鲠直”名，宦海三起三落，皆因“直言”，最后一次是弹劾王安石（见第二十一章）。他先是被贬知邓州，后改知河南府，命令还没宣布，就因病改为以右谏议大夫提举西京崇福宫。提举宫、观，是宋真宗伪造天书，大修宫、观之后而出现的官名，开始只是兼任的荣誉职务，后来成为安置老弱和贬官之职。吕诲笃信佛，来洛后凡有高僧开堂说法，必往听之。但佛法没能使他病体康复，病情日甚一日。他上疏请求退休，临死不忘反对变法，以己身之病来暗讽王安石祸害朝廷：“臣本无宿疾，医者用术乖方，妄投汤剂，率性情意，差之指下，祸延四支（肢）。一身之微，固无足恤，奈九族之托何？”弥留之际，他立下遗嘱，请司马光为他作墓志，且希望能见最后一面。司马光赶到时，他已闭上双眼，但司马光的痛哭声又让他最后一次睁开了眼睛，说：“天下事尚可为，君实勉之！”司马光问：“还有别的嘱咐吗？”“无有。”吕诲说罢，断气了，享年五十八岁。

在给吕诲写的墓志铭^[3]中，司马光借叙述墓主生平，不点名地笔伐王安石：

今上即位……素闻其（吕诲）强直，擢为天章阁待制，复知谏院，迁谏议大夫，权御史中丞。是时，有侍臣弃官家居者（指王安石），朝野称其材，以为古今少伦。天子引参大政，众皆喜于得人，献可（吕诲字）独以为不然，众莫不怪之。居无何，新为政者，恃其材，弃众任己，厌常为奇，多变更祖宗法，专汲汲敛民财，所爱信引拔，时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献可屡争不能得，乃抗章悉条其过失，且曰：“误天下苍生必此人。如久居庙堂，必无安静之理。”又曰：“天下本无事，但庸人扰之”……

河南府牧监刘航是司马光的“同年”，也是因反变法被贬到洛阳来的，是位书法家，擅长魏碑，主动要求书碑。可一看碑文如此尖锐，缩了。众人劝司马光修改，他说，墓志句句是实，岂可易一字！于是一时没人敢书。此时，刘航之子刘安世拜见司马光，说，后生魏碑不在家父之下，如不嫌弃，愿书之。司马光好不感动，在征得吕诲家人意见后，交给他书写。刘航担心不已，要求司马光不将墓志外传，并请吕家不让他人拓片。谁知蔡天申花五十两银子买通了刻字匠，将墓志拓下，送到东京，交给王安石以邀功。他没有想到的是，王安石看到拓片后一点没生气，还将其装裱后挂在书房的墙上。

吕诲之子吕由庚将其奏章编为一集，请司马光作序。司马光序^[4]曰：

呜呼！献可以直道自立，始终无缺，而官止于谏议大夫（四品），年止五十八。彼不得以其道得者，或位极将相，寿及胡耇。从愚者视之，则可谓愤邑。从贤者视之，以此况彼，所得所失，孰为多少邪？后之人得是书者，宜宝蓄之，当官事君，而能效其一二，斯为伟人矣！

这个评价，显然感情超越客观了。司马光身隐于西京，而心还在东京，隐，何其难也！

“为问市朝客，红尘深几何？”

送别吕诲后，司马光决定回老家看看。回乡祭祖仿佛是他一个医治心理创伤的灵丹妙方，治平二年（1065）三月，他与韩琦怄气时请假回乡过，这一次连假也不用请了。等他回到洛阳时，发现留台住处有了变化。仆役在房子旁边的空地上开出了一片菜园，更让司马光高兴不已的是搭起了一个藤萝架，种上了一些野花。司马光参与进来，又种上荼、牵牛、丝瓜、葫芦。渐渐地，这些植物成活了，长大了，爬上了藤萝架，开出了鲜艳的花朵。司马光将之命名为花庵。花庵成为他的怡神之所和吟咏对象，其《花庵二首》^[5]云：

谁谓花庵小？才容三两人。君看宾席上，经月有凝尘。

谁谓花庵漏？徒为见者嗤。此中胜广厦，人自不能知。

看来他经常是一个人独坐花庵，因为宾席上“经月有凝尘”。虽口说“此中胜广厦”，其实仍然难脱红尘。其《花庵独坐》^[6]云：

荒园才一亩，意足以为多。虽不居丘壑，常如隐薜萝。忘机^[7]林鸟下，极目塞鸿过。为问市朝客，红尘深几何？

在写给邵雍的诗中，他感叹说：“犹恨簪绅未离俗，荷衣蕙带始相宜。”^[8]初到洛阳时，他好像还只有邵雍这一个朋友。邵雍字尧夫，著名的易学家，长司马光八岁，隐于洛水之滨。司马光的意思是要像邵雍那样“荷衣蕙带”才是真隐。

其实，邵雍也算不上纯粹的隐士。他科举落第后无意仕途，嘉祐年间从伊川迁居洛阳，时任西京留守的王拱辰曾举荐他为将作监主簿，吕诲也曾举荐他为颍州团练推官，均被谢绝。他不接受朝廷的官职，却不拒绝官员的馈赠。他的住所就是王拱辰“送”给他的一座园林。王拱辰为官自奉奢侈，营私敛财，干吗对他如此大方？他想死后葬在北邙，而邵雍给他在龙门山南相中一块风水宝地，据说是尧之故宅（现伊川城关镇尧地村）。王拱辰大喜，重金相酬被谢绝，见邵雍住处卑小，便想着送他一座宅邸。原五代节度使安审琦的府邸建筑已毁，但位置极佳，园林尚存，而另一节度使郭崇韬的府邸建材犹在，于是用郭府的建材在安府的地基上建起三十多间房子，“租”给邵雍却不收租金，且有官物特供。这座园林中最有名的景观是丛春亭，站在此亭上，可见洛水自西汹涌而至，叠石而成的天津桥直立蓄其怒而泄洪，下有大石与水相激，喷薄而霜雪，声闻数十里。邵雍搬进来，命名为“安乐窝”，自诩“安乐主人”。另外，洛阳的达官贵人家里差不多都有一处专供他休息的房子，也叫“安乐窝”。春秋时节，他坐着一辆由黄牛拉着的小车，来往于王侯之家。将至某家，无论老少妇女良贱都到门口迎接，待若上宾。他能用《易》搞预测却从不给人算命，主要用《易》研究历史。他把中国历代王朝分为皇、帝、王、霸四类：推行无为而治谓之皇，推行恩信政治谓之帝，推行公平政治谓之王，推行智力政治谓之霸。如此分类本已无据，他又以此导出一个结论：“三皇之世如春，五帝之世如夏，三王之时如秋，五伯之世如冬。”^[9]。那么，宋之前的五代如啥呢？如冬，是霸道政治，正当末运，乃“日未出之星”^[10]。不用说，宋就如春，是喷薄而出的朝阳，正当盛世了。又说：“五代如传舍，天下徒扰攘。不有真主出，何由奠中央。”^[11]“五胡十姓，天纪几焚。非唐不济，非宋不存。千世万世，中原有人。”^[12]显然，他的学说特别是社会历史观是为赵宋皇帝服务的。

司马光不赞成邵雍的社会历史观，认为“王霸无异道”，皆“本仁祖义，任贤使能，赏善罚恶，禁暴诛乱”，差别在于“名位有尊卑，德泽有深浅，功业有钜细，政令有广狭耳，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13]。但是，“礼乐可以安固万世，所用者大，刑名可以输劫一时，所用者小。其自然之道则同。”^[14]

邵雍虽非官员，也是变法的“受害者”，王拱辰给他的“安乐窝”是公房，新法要清理公产，房子要清退，特供也被取消了，以致他喝酒成了问题。其《无酒诗》云：“自从新法行，常苦樽无酒。每有宾朋至，尽日闲相守。必欲丐于人，交亲自无有。必欲典衣买，焉能得长久？”司马光与邵雍此前未曾谋面，他到洛阳不久，邵雍曾登门拜访。初次见面，司马光问他，先生看我是何等人？邵雍说：“君实乃脚踏实地之人。”两人相谈甚欢，司马光从夏县回来，便去回访他。

“程秀才求见！”哪里冒出个程秀才来？邵雍一看是司马光，煞是纳闷。互相之间掉书袋子，是文人雅兴。司马光见一下难住了这位易学先生，忙说，《史记》载，司马出自程伯休父。哦！邵雍恍然大悟，司马氏是程姓分出来的。司马光刻一私印曰“程伯休父后”。说起要腾退房子，邵雍告诉他，有司正在“拍卖”，一旦出售，就得搬走，但现在还无买主。说起司马光送给他的诗，邵雍说：“荷衣蕙带，乃不得已也。在我看来，以进为进，安石也；以退为进，君实也。”邵雍一眼就看穿了司马光，司马光回应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说罢，两人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