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绝交王安石

又是一个阳春三月，开封的春色与三十三年前司马光金榜题名时几乎别无二致，但他的心情却恍若隔世了。当年，他与“同年”一起郊游，吟出了“宋玉虽能赋，还须念景差”的诗句，寄托着对大宋江山的无限热爱。而如今，青丝变成了白发，眼睛里仿佛有几只蚊子在不停地飞来飞去，看什么都模糊起来，牙齿也残缺不全了。朝政越来越让他失望，但他反变法的斗志却愈挫愈坚。

三月二日，他刚看了王安石给他的回信，气得不停地在书房里转圈，他膝盖上的疮还没有全好，走起来一瘸一拐的。“这个王介甫！这个王介甫！”司马光大声地自言自语，惊动了在后院的张夫人。她走进书房，劝道：介甫是夫君的老友，何必如此动气？不错，他们是老朋友，“嘉祐四友”之间是何等亲密啊！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极其推崇，请他为伯父写墓志；王安石也对司马光的德行风节心悦诚服，要儿子选住处要与司马光当邻居。据《宋稗类钞》卷八：熙宁中，神宗召王安石，问，安石来否？其子王雱说，父亲不敢不来，但还没找到住处。又说，住处何难？王雱说，不然。父亲交代，“欲与司马十二丈（司马光）卜邻，以其修身、齐家，事事可为子弟法也。”然而，两个好朋友在生活习惯上弄不到一块，王安石不讲卫生，不计较饮食，在笔墨纸砚上却特别讲究，司马光有什么纸就用什么纸，而王安石只用小竹纸，别的纸一概不用，这些都可以互相包容，问题是在学术上在政见上两个人变得势不两立了。司马光从桌子上抓起王安石的回信，说，他竟然称变法是行孟子的仁义之道，简直是辱没孟子！我把他当朋友，给他写了三千多字，他全给戗回来了……

《与王介甫书》——讨伐变法派的檄文

司马光所说的三千余字是指二月二十七日他写给王安石的第一封信^[1]。从上章我们知道，这一天，神宗派宦官刘有方来慰问司马光，他还收到了韩琦派人送来的亲笔信。在给韩琦回信后，他写了《辞枢密副使第六劄子》。写罢劄子，他觉得皇上之所以对变法愈来愈坚定，是因为对王安石言听计从，决定以老朋友的身份给王安石写信，规劝他改弦易辙。他知道王安石与他一样固执，但还是想试一试。

王安石自任参知政事后，办公地点由学士院搬到了政事堂，司马光与他就再也没有在朝堂外见面。所以这封信的开头说：“光居尝无事，不敢涉两府之门，是以久不得通名于将命者。”解释完原因，回忆昔日交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光不材，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先后同为群牧判官、知制诰、翰林学士），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虽愧多闻，至于直谅（正直、诚信），不敢不勉，若乃便辟（谄媚）、善柔（阿谀）、便佞（逢迎），则固不敢为也。”

引经据典是司马光行文的一贯风格，这里所引孔子的话出自《论语·季氏》。“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损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向者与介甫议论朝廷事，数相违戾，未知介甫之察不察，然于光向慕之心，未始变移也。窃见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而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天子用此起介甫于不可起之中，引参大政，岂非亦欲望众人之所望于介甫邪？”写希望是为了说失望，希望值越高，失望感越强。“今介甫从政始期年，而士大夫在朝廷及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人人归咎于介甫。……介甫固大贤，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

接着分析“用心太过”：自古圣贤治国，“不过使百官各称其职，委任而责成功也”；养民“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蠲免欠赋）也”，而你却把这些当成“腐儒之常谈”。“财利不以委三司而自治之”，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言利之人，骤得美官，而“大抵所利不能补其所伤，所得不能偿其所亡，徒欲别出新意，以自为功名耳”。又派遣提举常平使者，先推行青苗钱，次行助役法，次行农田水利法，所派虽选择才俊，但其中有“轻佻狂躁之人”，他们欺压州县，骚扰百姓，引起“士大夫不服，农商丧业，谤议沸腾，怨嗟盈路”。“夫侵官乱政也，介甫更以为治术而先施之；贷息钱（青苗法）鄙事也，介甫更以为王政而力行之；徭役自古皆从民出，介甫更欲敛民钱，顾市佣而使之（助役法）。”以上三者，常人都认为不可以，独你介甫以为可以，“直欲求非常之功，而忽常人之所知也”，这就是我说的“用心太过”。

为啥说你“自信太厚”呢？自古人臣才智出众，无过周公、孔子，即便周公、孔子也未尝无过，无不虚心求教。你介甫虽是大贤，能超过周公、孔子吗？无论是在皇帝面前议事，还是朋友在私室讨论，你都“不少降辞气，视斧钺鼎镬无如也”。“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与你的意见稍有不同，你不等人把话讲完，“或垢詈（臭骂）以辱之，或言于上而逐之”，这就是我所说的“自信太厚”。

指出两大问题之后，接着上纲为违背了孟子、老子之道。孟子主张仁义，而你推行均输法，“欲尽夺商贾之利”；推行青苗法，收取利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老子主张无为，而你尽变祖宗旧法，“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至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何介甫总角（童子头上之发髻）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指吕惠卿）之谋乎？”

批完了，下面解释他二月初起草的那个对王安石辞职报告的批复（见上章）：“光被旨为批答，见士民方不安如此，而介甫乃欲辞位而去，殆非明主所以拔擢委任之意，故直叙其事，以义责介甫，意欲介甫早出视事，更新令之不便于民者，以福天下，其辞虽朴拙，然无一字不得其实者。”接着坦白地通报了自己坚辞枢密副使的原因，就是要撤销条例司，召回常平使者，但“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

终于说到写此信的目的：“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是泽天下还是害天下，你选择吧！

信写到这里，本应该结束了，但似乎是怕王安石为顾全面子而不肯废新法，他讲了一通君子闻过则改的大道理。接着再次强调两人的关系是君子和而不同：“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于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也。”和而不同，很好啊！可他来了一段刺激性十足的结束语：“国武子（春秋时齐国大夫）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垢詈而辱之，与言于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

信送出后，司马光是准备王安石或不予理睬，或痛骂侮辱的，未料王安石不仅回了信，而且语气非常温和，他以行孟子的仁义之道为变法辩护，指出司马光所说的使“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情况不存在。这让司马光大为光火，出现了本章开头的那一幕。他不顾膝盖生疮的疼痛，连夜写了《与王介甫第二书》^[2]。

《答司马谏议书》——回击保守派的宣言

将孔孟并列，称孔孟之道，是王安石变法以后的事。在变法之前，孟子的地位低下，连在文庙配享孔子的“权利”都没有。宋以政变篡位，无以言忠，便以孝治天下，所以在文庙中配享孔子的是仁的代表颜渊和孝的代表曾参。孟子得以进文庙配享孔子，得益于王安石和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孟子被封为邹国公，进文庙配享孔子，位居颜渊之后，曾参、子思（孔伋）之前。在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与王安石论战时，认真研究过孟子的也许只有王安石。王安石“著《〈淮南〉杂说》数万言，其言与孟轲相上下”，极其推崇孟子的民本思想，作《孟子》诗曰：“沉魂浮魄不可招，遗篇一读想风标。何妨举世嫌迂阔，故有斯人慰寂寥。”而司马光是所谓“纯儒”，尊孔而轻孟，此前他还没有认真读过孟子。他写《疑孟》是在十几年后，即他逝世前四年，是为了批王安石。

所以，司马光在第二封信中说：“光虽未尽晓孟子，至于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王安石在回信中没有与之辩孟子，只说新法使“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不是事实，司马光回应说：“今四方丰稔，县官复散钱与之（青苗钱），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于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搜刮）民之膏泽，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把问题推给自然灾害）而已。”

王安石说他讲的不是事实，一句话就让他转攻为守了。也许王安石觉得再这么争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他在三月三日收到了司马光的第二封信后，四日便写了回信，这就是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3]：

某启：昨日蒙教。窃以为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盖儒者所争，尤在于名实（孔子曰“正名”，孟子曰“先名实”，荀子曰“制名以指实”）。名实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实所以见教者，以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以致天下怨谤也。某则以谓：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佞人），不为拒谏。至于怨诽之多，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皇帝）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不汹汹然？盘庚之迁（商王盘庚迁都安阳，以避水灾），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盘庚不为怨者故改其度（计划），度义而后动，是而不见可悔故也。

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未能助上大有为，以膏泽斯民（给人民带来恩惠），则某知罪矣。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这封信司马光看了好几遍，愈看愈感到受到了羞辱。其实他早就应该明白，他与王安石已经无法“和而不同”，而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从政治上说，王安石是个“援法入儒”的人物，而在学问上，他是一个将儒释道三家融合的人。“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公）、孔（子）所不敢从。”^[4]在司马光看来，这是学术不纯，是“尽弃其所学”，是不可容忍的。司马光在任馆阁校勘时，写了一部《古文〈孝经〉指解》，曾轰动一时，自己也颇以为意，可王安石在经筵上讲《孝经》时却处处诘难，甚至怀疑根本就是一部伪书，弄得神宗不得不令经筵停讲《孝经》。在王安石看来，司马光之类的纯儒，未免狭隘。

尽管两人已失去了对话的基础，但对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司马光还是写了回信《与王介甫第三书》^[5]，从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个方面逐条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

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之意异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

今之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

至于辟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察耳！

……盘庚遇水灾而迁都，臣民有从者，有违者，盘庚不忍胁以威刑，故勤劳晓解。其卒也，皆化而从之。非谓废弃天下人之言而独行己志也。

光岂劝介甫不恤国事，而同俗自媚哉？盖谓天下异同之议，亦当少垂意采察而已。

我们可以明显看到，司马光的三封信，第一封是兴师问罪，显得杀气腾腾，但后两封反而从进攻变成了自我辩护。王安石觉得该说的他已经说了，对此信未予回复。因此，《与王介甫第三书》成为两人交往的绝响，从此再无片纸只言之往来。

“三不足”——藏在试卷中的冷箭

上章写到的司马光与神宗关于辞枢密副使的别扭对话，就是在他与王安石绝交后两天发生的。他以辞却美官为代价，孤注一掷，赢得了保守派的满堂喝彩，取得了舆论上的胜利。

朝廷的舆论阵地还掌握在保守派手里。这一点，王安石从一开始就洞若观火，熙宁二年（1069）二月，他在与神宗交谈时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倡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有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邃谓（着急），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庶几能粗有所成。”^[6]显然，他是主张先通过讲学造舆论，待大家赞成其学说后再变法的。但年轻的神宗因不谙时事而等不及了，在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仓促开始变法，所以一开始就陷入舆论围剿。讲学的经筵变成辩论场所，舆论阵地上飘扬着司马光的旗帜。

司马光没能阻止神宗变法的脚步，但神宗也无意拔掉这面反变法的大旗。

就在司马光辞掉枢密副使后不几天，有人来告诉他，王安石提出了一个“三不足”的观点：“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不足恤。”真有此言？来人说，从去年就传开了，现在满朝都知道，原宰相富弼气愤地说：“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去乱亡无几矣！此必奸臣欲进邪说，故先导上无所畏，使谏诤之臣无复施。”好，一针见血！司马光听罢，决心抓住这三句话，给王安石以致命一击。恰在这时，神宗让学士院策试李清臣（韩琦侄女婿）等人，由翰林学士司马光拟题。他抓住这个机会，拟题为：

今之论者，或曰：“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食、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祖宗之法未必尽善，可革则革，不足循守。庸人之情，喜因循而惮改为，可与乐成，难与虑始，纷纭之议不足听采”……愿闻所以辨之。

（《传家集·卷七五·学士院试李清臣等策问一首》）

无疑，司马光是想要考生在策问中批判王安石。然而，当试题送给神宗审阅时，神宗令人将题目用纸糊起来，批示：“别出策目，试清臣等。”

第二天，神宗召见王安石，问：“听说‘三不足’之说否？”王安石答：“未听说。”神宗告诉他：“陈荐（御史）说：‘外间传说如今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天学士院送来的策问专以此三事为题，这是何缘故？朝廷何尝有此说法？已另拟策问了。”王安石听了先是大吃一惊，但马上明白了，这是保守派射向自己的冷箭。

这“三不足”中，第一条“天命不足畏”最有杀伤力。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天被视为主宰一切的神灵。皇帝是天子，君权乃神授。但不论皇帝和儒臣是否真的信天，天都是他们用来为自己利益服务的工具。他们把天玩在股掌之中，把天作为对付愚民的“天牌”。而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儒臣能够吓唬皇帝的唯一武器就是天。一出现水、旱、地震灾害，或是日、月食，彗星等自然天象，他们便以天谴来告诫皇帝省身修己，布施仁政。司马光把天人关系列入到了儒家礼制之中：“天者，万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违。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于君亦然。故违君之言，臣不顺也；逆父之命，子不孝也。不顺不孝者，人得而刑之；顺且孝者，人得而赏之。违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顺天之命者，天得而赏之。”^[7]虽然这段话是他在十几年后写的，但这一观点不是后来才有的。他此时竖起“天命不足畏”的靶子，势必会引来万箭齐发，王安石不死也会是浑身“窟窿”。

也许在这一刻，王安石对司马光的感情发生了质的变化，刚给我写了信，怎么能一边写信一边放暗箭呢？但此时他顾不得去想司马光，得认真回答神宗的问题。他说：

陛下躬亲庶政，无流连之乐、荒亡之行，每事惟恐伤民，此亦是惧天变。陛下询纳人言，无小大，惟言之从，岂是不恤人言？然人言固有不足恤者。苟当于理义，则人言何足恤？故《传》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郑庄公以“人之多言，亦足畏矣”，故小不忍致大乱（郑伯克段于鄢之典故），乃诗人所刺（《诗经》《郑风·将仲子》），则以人言为不足恤，未过也。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则固当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数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孙当世世守之，则祖宗何故屡自变改？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王安石事迹上》）

司马光费心出了一回策问题，结果最后“应试”的只有王安石这一个“考生”。面对这三支箭，第一支“天变不足畏”，王安石躲过去了，而对第二支“人言不足恤”和第三支“祖宗不足法”，则勇敢地接在手里，将其“折断”。他之所以不接第一支箭而躲过去，是因为在当时，“天命不足畏”这句话太雷人了，即使是王安石，也得委婉地讲。这句话，是保守派抓住他的另一句话上纲上出来的，即“灾异皆天数，非人事所致”。“不曰天之有某变，必以我为某事而至也，亦以天下之正理考吾之失而已矣。”^[8]显然，这与司马光“天之祸福，必因人事之得失”^[9]的观点大相径庭，更与司马光把天人关系纳入礼的范畴的研究方法格格不入，如果撇开政治，两人还可以“和而不同”，而一旦学术服务于政治，只能是水火不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