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究竟为什么

司马光就要离开待了十四年的京城了，他的心情袒露在《秋怀呈范景仁》^[1]一诗中：

畴昔共登仕，尔来三十秋。常晞丝绳直，窃耻鸱夷柔。蹄涔学钜海，蚁垤依崇丘。行之不自疑，亲寡憎怨稠。于今不亟去，沦胥恐同流。努力买良田，远追沮溺游。

诗中讽刺牛脚印中的一泡水（蹄涔）竟然冒充大海（钜海），蚁垤也自以为是高山（崇丘）。“蹄涔”、“蚁垤”何指，不言自明。他不愿同流合污，决定到乡下多买良田，去追随春秋隐士长沮与桀溺。

他真的要隐了吗？牢骚话，不可当真。“蹄涔”、“蚁垤”让他耿耿于怀，无可奈何，又欲罢不能。

他指责王安石变法是兴利敛财，是“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孔子罕言利，孟轲亦曰何必曰利”，载之经典，你还有何话可说？不料王安石却抬出了周公。你不是言必称孔子吗？孔子所祖述的圣人是谁呀？是制礼作乐的周公。我变法的依据就是《周礼》。置条例司，是依据《周礼》有泉府之官“榷制兼并”，是“修泉府之法”；青苗收息，是“周公遗法”；免役、均输等法，也都“出于周官”。“理财乃所谓义也。一部《周礼》，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你说他是“操管、商之术”，他居然敢于承认，自称“某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岂特孔子一人之力哉”？你用“天下汹汹”来警告他，他却处之泰然，作《众人》诗曰：“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颂声交作莽（王莽）岂贤？四国流言旦（周公）犹圣。”公开说：“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世，而不能合乎流俗。”在学术论战上，司马光没有占到便宜。

此番出京，他不是去隐，而是暂时从朝廷撤退，到地方去继续与王安石较量。

连放三通“起身炮”

司马光在向神宗告别时，两人的对话相当别扭：

上谕光曰：“今委卿长安，边鄙动静皆以闻。”

光曰：“臣守长安，安知边鄙？”

上曰：“先帝时，王陶在长安，夏人犯大顺，赖陶得其实。”

光曰：“陶耳目心力过人，臣不敢知职外事。”

上曰：“本路民间利病当以闻。”

光曰：“谨奉诏。”光言青苗、助役为陕西之患。

上曰：“助役惟行京东、两浙耳。雇人充役，越州已行矣。”

（《长编·卷二百十五·熙宁三年九月癸丑》）

告别谈话后，司马光并未立即赴任，在京师连上了三个劄子。

十一月初二日，他上了第一个劄子——《乞免永兴路苗役钱劄子》。苗役钱是青苗钱和免役钱的合称。青苗法前已述，免役法王安石叫助役，曾布改称免役。免役是相对差役而言。关于差役从“里正衙前”到“乡户衙前”的转变及其之害，司马光在治平四年（1067）所上的《论衙前劄子》中已分析得淋漓尽致（见第十九章），认为最大的弊端是不平等：“盖由衙前以该差遣，不以家业所直（值）为准。若使直千贯者应副十分重难，直百贯者应副一分重难，则自然均平。”免役法农民按田亩数出免役钱，解决平均负担问题；官府另外雇人服役，解决衙役专业化的问题。可以说，这正好回答了司马光提出的问题。但是，这个“答案”完全超出了出题者司马光的想象力。他的《论衙前劄子》，企图在维护差役不变的前提下，比较已有的办法，从而找出一个平均负担的办法来，而不走出差役的圈子，就只能是缘木求鱼。王安石改差役而免役，是一种制度创新，是司马光从未见过的“幽灵”。免役法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小地主，最大的受害者是大地主。实行差役时，乡村五等户中，原则上由上三等户服衙前役，其实真正服役的根本没有一等户，因为他们大都有官员背景，服役的是没有背景的二、三等户，即中小地主。而免役法按田亩收免役钱，出钱最多的是一等户，官员的庄田也要出钱。他们嗷嗷叫，司马光冲在前面放“大炮”。现在，他又在《乞免永兴路苗役钱劄子》中说，“人户均定免役钱，随二税（夏秋）送纳，乃至单丁、女户、客户、寺观等，并令均出”（实际不出），“若果行此法，其危害必又甚于青苗钱。何则？上等人户自来更互充役，有时休息，今岁岁出钱，是常无休息之期也（逻辑不通）。下等人户及单丁、女户等从来无役，今尽使之出钱，是孤贫鳏寡之人俱不免役也”。陕西自绥州之战以来，已有不少供应前方的摊派，加上遭受旱灾，许多人流离失所，如推行免役法，百姓“横出数倍之税，民安有不困蹙者哉？”因此，他请求朝廷批准在永兴一路不实行青苗法和免役法。

紧接着，司马光又上《乞不令陕西义勇戍边及刺充正兵劄子》和《乞留诸州屯兵劄子》。司马光一贯反对刺义勇，不刺义勇，毗邻边境的内地由谁来保卫呢？《乞留诸州屯兵劄子》要求在其总管的十州各留禁军一指挥（一指挥编制五百人），永兴军为关中根本，应留两指挥。如朝廷派不出来，应从现屯陕西腹地就粮的部队中拨出，并且不准调往前线。这明显有悖宋代的祖宗成法，即藩镇不可请兵权。

三通“起身炮”，一炮没打响，他黯然离京了。

“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此前的熙宁二年（1069）十一月十九日，神宗曾在经筵上提出了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朝廷每改一事，则举国汹汹，皆以为不可，又不能指明不便之处，究竟为什么？当时，司马光的回答有点隔靴搔痒。一年过去了，上述神宗之问的答案，越来越清楚了。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的这句谚语，保守派的士大夫们肯定是读过的，但他们反对变法，总是打着为民请命的旗号，而对自身利益讳莫如深。这又是为什么？

要弄清变法反变法论争的实质，我们必须对宋代的经济社会结构有所了解。宋代农户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有田产者为主户，无田产者为客户（佃农）。主户按田产多寡分为五等，一、二、三等户为上户（其中二、三等户又称中户），一等户有田数十顷（一顷等于一百亩）至百顷以上，是大地主，二、三等户为中小地主；四、五等户又称下户，为自耕农，其中五等户是贫农。宋初废除了唐代的官给田制度，土地兼并主要通过买卖，不限兼并。《水浒传》中不时出现诸如宋家庄、祝家庄之类的庄名，所说之庄不是村庄之庄，而是庄园之庄，某庄即某地主之庄园，其田地称为庄田。庄非宋代才有，但在宋代才大量出现。宋初“隐士”种放的庄田，囊括陕西华山周围数百里。汜县的李诚庄方圆十余里，中贯河道，地极肥沃，有佃户百余家。庄主李诚只不过是汜县的一个酒务官。官员不可能都像李诚那样营造大庄园，但大庄园无不有官的背景。宗室、外戚、勋臣自不必说，中高级官员丰厚的俸禄和赏赐大多投在田产上。在司马光离京时，官员工资津贴标准执行的是仁宗嘉祐年间公布的《禄令》：

一、俸钱：京朝官宰相、枢密使钱每月三百千，春、冬服各绫二十匹，绢三十匹，绵一百两；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每月二百千，绫十匹，绢三十匹；以下递减。

二、禄粟：宰相、枢密使每月一百石，权三司使七十石，以下递减。

三、职钱：六曹尚书、御史大夫六十千，翰林学士五十千，以下递减。

此外，还有“茶、酒、厨料（米、面）之给”和“薪、蒿、炭、盐诸物之给”，简单地说，高中级官员的一切生活所需，包括夏天驱蚊的蒿都给你发，而且用不完，仅酒每日就给一至五升，盐一年给二石，谁有这么大的胃口？

宋代高官除了上述固定收入，还有各种赏赐，如郊祭大赏，一次就相当于甚至超过一年的工资。这么多钱主要是买田，田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第一是地租剥削，客户租种其土地，所交租金占收获量的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第二就是高利贷，贫苦农民每到青黄不接时或遇到特殊困难，不得已向地主举债，地主收取二至三倍的利息。到时不能还本付息，便用土地甚至儿女抵债。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出发点，就是为了解脱农民的高利贷之苦，抑制大户兼并。青苗法断了大户放高利贷的财路，他能不反抗吗？

宋朝的官员可以随意购买土地成为大小地主，地主通过科举成为大小官员，官员、地主合为一体。宋代科举虽然不问门第，但经济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教育的不平等，这是常识。的确有像宋庠（郊）、宋祁兄弟，范仲淹，欧阳修这样的贫寒子弟考上进士的，但是进士绝大多数是地主家庭出身且相当一部分是官二代、官三代。与司马光同一届中第者，见于《宋史》的贫寒出身者不过石扬休一人。贫寒出身的官员，像范仲淹那样买田置义庄救济本族贫寒者如凤毛麟角，大多是一阔脸就变。宋庠、宋祁兄弟少年贫寒，两人同年登第，宋庠为状元，仁宗时为宰相，宋祁为翰林学士（后为副相）。某晚大雪，宋祁在官邸高照华灯，拥妓狂饮，兄长宋庠次日让亲信传口信批评说：“相公寄语学士，闻昨夜烧灯夜燕，穷极奢侈，不知记得某年上元同在某州州学内吃齑煮饭时否？”你还记得碎咸菜就饭的日子吗？宋祁听后笑了，让来人传话回去：“却须寄语相公，不知某年同某处吃齑煮饭是为甚底？”^[2]就像宋真宗那首《劝学诗》所说，读书科考不就是为了黄金屋、千钟粟、颜如玉吗？吕蒙正虽是“官三代”，但因父亲抛弃其母子，儿时苦不堪言，考中状元，当了宰相后变了，他爱吃鸡舌，吃了多少不知道，只知鸡毛埋出一座小山。其侄子吕夷简为相，家中有族人、奴仆共二千余人，宰相的俸禄固然很多，但怎么也养不活这么多人，得有庄田，得做生意。因此，士大夫为大地主说话其实是为自己说话。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根本不想有任何变动。

王安石也许真有点自不量力了，他面对的是一个官僚与地主合为一体的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宋朝建国百年时，形成了数十个能够影响朝廷政治的世家大族，包括诗书家族、军功家族、外戚家族、潜邸家族，还有先朝遗族。诗书家族靠科举起家，然后子孙世代入仕为官，其中以真定韩氏（从韩亿发端）、莱州吕氏（从吕蒙正发端）两家最为显赫。北方士子，不出于韩门，即出于吕门。这些世家大族又以婚姻、同僚等各种纽带编织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共同体。请看宰相韩琦的孙媳妇文氏的来历：她是文彦博（先后任宰相、枢密使）的孙女，是吕公弼（枢密副使）的外孙，吕夷简（宰相）的曾外孙，是鲁宗道（参知政事）的外曾孙。娶一个孙媳妇，就与文、吕、鲁三大家族绑在一起了，再加上韩家原有的关系，这一家究竟连着多少家？恐怕得专门研究。在这种既得利益的蛛网内，即使有一两个赞成变法的，也会被作为叛徒网死。吕公弼的从孙吕嘉问跟王安石推行市易法，气得他大骂其为贼子，要把他开除出吕家。

对反变法的实质，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中曾经为高利贷辩护，但枢密使文彦博的回答比他更为直率。稍后的熙宁四年（1071），他与神宗有如下对话：

文彦博曰：祖宗法制俱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

上曰：更张法制，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长编·卷二百二十一·熙宁四年三月戊子》）

司马光是士大夫中的一员，同样享受着高官的特权。比如，在其故乡夏县鸣条岗司马氏墓地，建有一座余庆禅院（现存，属重建），这座家庙就是公款所建。英宗时，时任龙图阁直学士、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的司马光上疏说，臣等因要侍候皇上，没法每年都回乡祭祖，忠孝难以两全，乞朝廷为臣等祖茔建家庙，让僧人为臣等守护先陵，代为尽孝。英宗于是下令修了这座家庙，后神宗命名为余庆禅院。建了庙，就得有和尚，有寺产，颁发度牒，划拨田产，都是公家来办，司马光不用出一分钱。司马光家的田产有多少？作者没有找到数据。其田产由叔父管理，差役是摊不到他们头上的。不过，司马家不是那种广置田庄，大放高利贷的人。一直到他后来当了宰相，他家所在的坡底村也没有变成司马庄。在宋代高官中，司马光无疑是生活简朴的典范，但在维护自身利益上，简朴者往往毫不逊于奢侈者，甚至更锱铢必较。

按照司马光的政治观和学术观，“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高下、贵贱、富贫，这些都是礼之所分，分之所名，天经地义。因此，地主向农民放高利贷是合“礼”的，兼并是合“礼”的，农民无偿服役也是合“礼”的，而只有合“礼”才能长久。程颢说，当代（北宋）学人中，只有司马光、邵雍、张载学术“不杂”。“不杂”就是纯。而在王安石眼里，纯儒就是俗儒。他在《兼并》一诗中说：“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司马光带着纯儒的理想，带着对王安石的满腹块垒，赴西安上任。

五个月的知府

司马光是十一月四日到西安的。十天后，他写下了《知永兴军谢上表》。表中说三秦大地“廪食一空，家乏盖藏之粟；襁负相属，道有流离之人。老弱怀沟壑之忧，奸猾蓄萑蒲（草寇）之志”。因此，正确的施政方针是：“正宜安静，不可动摇。譬诸烹鱼，勿烦扰则免于糜烂；如彼种木，任生殖则自然蕃滋。”同日，他抽闲游览了长安见山楼，随口吟道：

到官今十日，才得一朝闲。岁晚愁云合，登楼不见山。

（《传家集·卷九·登长安见山楼》）

他满腹惆怅，看不到前途。他想安静为政，可上面却让他一刻也不得安静。在他府衙的办公桌上，摆着接连收到的四份文件。第一份是陕西都转运司转发的陕西宣抚使司的文件，命令陕西各州、军加紧制造干粮、皱饭，以供调发；第二份是制造的标准，一斗（宋制一斗约六千七百毫升）稻谷变造干粮五斤，并酌给柴钱，即官给原粮和柴钱，老百姓加工；第三份是中书省奉圣旨行文要求，今后调发义勇赴边要自带一个月的口粮（七点五斗），将来从二税中扣除，如本人无粮，由官府预支；第四份是宣抚司依朝旨规定，今后义勇轮番戍守，令附带干粮一秤（宋制一秤等于十五斤，一斤约五百三十三克）。

胡来！司马光一边翻文件一边批驳：一个人带一个月的口粮，一秤干粮，加上武器、衣物，挑得动吗？制造干粮、皱饭，骚扰百姓！官仓粮食不多，造了干粮，明年春荒拿什么救济……

“公文都下发了吗？”司马光问衙吏，衙吏点头。司马光命令，“立即知会所属各州，停止制造干粮、皱饭！”见下属面有难色，他一拍桌子，厉声说：“按本官说的办。违令之责我一人担。”

这一回，他顶的不是王安石，而是宋神宗。对西夏的战事，是神宗亲自掌握的。王安石变法，在富国强兵的关系和次序上与神宗分歧较大。他主张先理财，未理财而举事则事不济，“天下事如弈棋，以下子先后当否为胜负”。但神宗一心想着雪数十年退让妥协之耻，复汉唐故地，主张“先措置得兵，乃及农”，把军事摆在优先地位。宋军在绥德获胜后，熙宁三年（1070）四月西夏举国出动转而进攻庆州，宋军败绩。八月，神宗令韩绛为陕西、河东经略使，准备在陕北向西夏进攻。司马光接到这许多文件，其源盖出于此。

转眼就到熙宁四年（1071）的春节。春节前，王安石由副相升为宰相，在中书省的墙壁上，他题诗曰：

夜开金钥诏词臣，对御抽毫草帝纶。须信朝家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

（《王安石诗文编年选释》）

诗中所说的三人，是指他以及与他同时被任命为宰相的韩绛、副相王珪。他们是庆历二年（1042）的同榜进士，状元杨置早死，王珪、韩绛、王安石分别为第二、第三、第四名。

与王安石神采飞扬地在壁上题诗相反，在长安的司马光却愁眉不展。正月初一，他写下了《谏西征疏》^[3]。疏中再次描述了陕西的灾情，反对向西夏开战。这篇奏疏如石沉大海，另一件挠头事又来了。去年十一月初七日，枢密院指示，奉圣旨，要求陕西、河东宣抚司督促腹地各州、县加固城壁（墙），修筑楼橹（望楼），准备作战器械。一防西夏军队突入内地，二防盗寇（农民起义）。各州、军拖拖拉拉，动作迟缓，现在上头又催促来了。怎么办？在所属各州请示时，司马光的答复是：不办！他上《乞罢修腹内城壁楼橹及器械状》^[4]，指出所属各州城墙大多很薄，根本没法在上面修望楼，要修必须加厚城墙，而各州全无劳役厢军，禁军均为路过，而且官府又拿不出钱来买建材，如此势必兴劳役、刮百姓，陕西遭灾，百姓再经不起劳役和搜刮了。这一状他上准了，神宗下旨“依奏”。

不用加修城墙了，可添屯的禁军又要来了。正月初七日，宣抚司通知，将于永兴军、邠州（今彬县）、河中府粮草易得处，添屯兵马，由本司所委都钤辖和知府、知州共同负责训练，调动权在宣抚司，各地不得差遣。其中，永兴军新添禁军十四指挥共五千余人，都钤辖为庄宅使（中级武官）赵瑜。初八日，司马光上《乞不添屯军马》^[5]，理由是永兴军的粮食维持现有军队、官吏只够十三个半月至十七个半月，还要救济灾民，不是粮草易得处。建议朝廷先摸清各州粮草的底数，有多少粮草就派多少军队，实在因前线需要，那就平均分散到各州去，不要集中在上述三个地方。从军事上讲，这是外行话。朝廷没有理睬，赵瑜照旧带着部队来了。按照上级要求，司马光应与赵瑜共同训练部队，他却上《奏罢兵官与赵瑜同训练驻泊兵士状》，说自己一介书生，军旅之事，素所不知，且“每日自旦至暮，未尝暂闲”，没有时间去训练兵马，故派本路钤辖刘斌和路分都监李应之代替。

司马光是所谓“不任繁剧”的儒臣，把做经济工作、司法工作的官员视为“俗吏”。昔日任大理评事，他如坐针毡；任群牧判官，他假手同僚。如今知永兴军，他完全可以将行政工作交给通判，却一反常态，不嫌繁剧，也当开了“俗吏”。

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有不少毛病。陕西的常平使者为了多获利，竟然利用粮价差来盘剥百姓。因去年遭灾，陕西粮价飞涨，若为百姓着想，此时应给其贷粮，到时用新粮还本付息。可常平官却只贷钱而不贷粮，因而在还贷时必须还钱，而那时是收获季节，粮价比现在低出许多。司马光算了一笔账，现在贷款买陈米一斗，到时还款时要需小麦一斗八升七合五勺，若还粟则需三斗。说是只收二分息，其实几乎达到一倍。司马光愤怒了，上《奏为乞不将米折青苗钱状》^[6]，在指出上述问题后说，“显见所散青苗钱，大为民害”，“虽兼并之家，乘此饥馑，取民利息，亦不至如此之重”。要求对四等以下户无息贷粮，不可折成钱，若不能无息，也只能按粮食数量收二分利息。紧接着，他又上《奏乞所欠青苗钱许重叠倚阁（暂缓）状》^[7]。此奏乃针对司农寺的一个通知，要求陕西等地所欠青苗钱不许重叠倚阁，即只能暂缓一次。司马光认为陕西夏秋重复遭灾，如不许重叠倚阁，贫苦百姓将无以为生。

不等朝廷答复，司马光便给所属州、县下达指示，凡是去年夏秋两次遭灾地区，不执行司农寺通知。

这一下，他在长安的官当到了头。四月十八日，司马光改判西京御史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