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多事之秋

历史大观园文人墨客 2020-07-06 01:53:05 0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刘禹锡

痛失至友

自从上过万言书后，王安石就开始卷入朝廷大臣的政治论争之中。从此，再也不得清闲安定。万言书具有很大的刺激性，使许多官吏感到不舒服。他们对王安石开始产生反感，但直接批评驳斥万言书的则一个也没有，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其后不久，王安石听到许多人对自己这次担任江东提点刑狱之职的风言风语。有人说他不能为民除害，不能惩治大恶；也有人为那受处分的五人叫屈，说他好查处别人的小过错来显示自己的明察，对他有许多非议。

对于这些，王安石并不在乎，因这种情况他当初就已经预料到了。可令王安石感到不安的是，他非常要好的朋友王回给他来信，专门探讨这个问题，也提出一些疑问，这不能不引起王安石的深思。王安石虽然坚信自己的做法是对的，但对朋友不能不详细说明这样做的原因，于是他给王回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就是《答王深父书》，保存在《王文公文集》第七卷中。在这封信中，他详细陈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先备礼而后致刑，要先教而后杀。

不管他人怎样议论纷纷，王安石依旧坚持自己的看法。这是王安石的一贯性格，也就是他在给朋友信中所提出的那个观点，“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他始终有坚定的自信心，只要自己认为是真理，那么，不管遇到多大的阻力，他都要坚持下去。

人们的议论对王安石并没有多大的打击和影响，而一个人的突然去世却使他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这个人就是王令。

王令字逢原，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为人有大志，正直而重气节，以天下为己任，非常关心民生疾苦。王安石是通过读他的一首诗才知道他并与之结交的。那是庆历年间（1041—1048）的事。一次，王安石从一朋友处看到一首题作《暑旱苦热》的诗篇，全诗是：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着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全宋诗》卷六九八）

读罢此诗，王安石被诗中关心民生疾苦的深切情怀所感动，尤其是最后两句以拯救天下为己任的伟大抱负更令他钦佩不已。那时，王令还不到二十岁。以后，王安石认识了王令，通过深谈，二人结为知己。不久，王安石把自己妻子吴氏的一个堂妹介绍给王令，二人又成了连襟，交往更加密切。

王安石在出任常州知州的时候，帮助王令在常州武进县谋得一个教书的职务。不久，王令就把家临时安在了武进县（今属江苏）南乡薛村。由于他死得很突然，家族中又没有其他有力的人，于是就决定埋葬在那里。

王令不是进士出身，又没有强有力的靠山，所以也就没有办法步入仕途。王安石当时的地位不高，还没有力量提拔王令。但王安石早已把王令作为自己的知己，作为自己将来干事业将要倚重的后备力量。反正王令还很年轻，他比自己还小十一岁，以后的日子长着呢，不必着急。王安石总是这样想。所以王令一直以教书为生，社会地位极低。他的抱负当然也就没有施展的机会。王安石万万没有料到的是，比自己小十一岁，年仅二十八岁的王令突然间说死就死了，使人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王安石听到信的时候，王令已死去一个多月。

王安石的妻子悲痛地告诉他，王令的遗孀即自己的堂妹刚有身孕不久就遭此大丧，打击实在太大了，她要到妹妹那里去一趟，帮助妹妹渡过这一难关。王安石当然支持。对于王令，王安石的感情很深，王令的妻子又是王安石的堂妻妹，他对王令的后事怎能不格外关心呢？度支判官有时也要到下面去视察，王安石便向上司申请，他要到吴中地区去处理一件公事，顺便也去帮助料理一下王令的丧事。上司同意了。

王令家族衰微，本人又没有社会地位，丧事当然也就冷冷清清。只有王令妻子的两个哥哥在这里帮助妹妹料理后事。王令妻子的名字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便称之吴氏吧。吴氏虽然很年轻，却颇有主见，非常刚强而有志气。见王安石夫妇不远千里特意从京师赶来，很受感动。寒暄见礼叙过家常后，她语气坚定地对王安石夫妇说：

“姐姐、姐夫，你们也不必为我担心，我能挺得住。别看逢原去了，我刚刚有身孕，但无论生下的是男还是女，都是逢原的骨肉，我一定能把孩子养大的。我一定要对得起逢原。”王安石夫妇连连点头表示相信，又安慰了一番。

在死后第九十三天，王令才正式下葬。王安石为之撰写了墓志铭。

为王令守墓七天后，考虑一个年轻寡妇无法在这里生活下去，王安石夫妇建议吴氏回到娘家方面去住，吴氏的两个哥哥也有此心。于是，吴氏就在哥哥的帮助下把家搬回了娘家——唐州。

后来，到熙宁年间（1068—1077），也就是王安石当政开始进行变法的时候，制定了许多有利于生产和发展的政策，动员招募百姓开垦一些河边或山坡旁已经荒芜的土地，并有相当优惠的政策。可是，许多百姓不太相信这些政策的可靠性，大都在观望而不敢出面进行承包。唐州的荒地很多，在吴氏哥哥家的田地旁边就有很大的一片荒地，足有几百亩。高处杂草荆棘丛生，还有一堆堆的灌木丛。低处是涝洼塘，常年积水，布满浮萍和绿苔，是蚊蝇的乐园。

由于多年荒芜，这片荒地要进行开垦确实需要付出很多的劳动，也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投资。当时的百姓早已被州府的政令多变害苦了，故虽然一再动员也没人出面承包这大片荒地。没有资金投入是一个原因，而更主要的是对政府新颁发的法令条文持怀疑态度。吴氏最理解自己姐夫王安石的性格，知道他是一个坚持己见、不为流言所动的人。既然是姐夫制定的法令条文，轻易是不会改动的。于是，她作为一个弱女子，首先站出来，慷慨激昂地对众百姓说：

“我愿意承担这块荒地的开垦治理工作。这也不完全是为我自己打算，实际上也是为政府、为大家打算。荒地开垦出来，不仅可以增加税收，而且也是我们这一带百姓世世代代的养身之源。请大家能理解我，支持我。”于是挺身而出，承担了这个十分艰巨的大工程。

吴氏亲自设计，何处筑堤，何处修建斗门，何处修渠，何处潴水等。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努力，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使这一大片荒芜多年的土地成为十分肥沃的良田。

政府增加了税收，这一带的百姓深受恩泽，而吴氏每年的收入也非常可观，多至万缗。她把这些钱全部捐献出来赈济困穷百姓，周济那些贫乏之人。全州的人都感念她的恩德，民间有了纷争诉讼不去州府打官司，都到她这里来听从她的决断。州府把她的事迹上报给朝廷。朝廷下诏，赐给十匹绢、十石米。可见吴氏确实是位有胆有识的奇女子。这当然已经是十年以后的事了。

王令之死，使王安石感到有些孤独，心中经常有一种空落落的感觉，他觉得失去了一个知己。人，生活在世间，不能没有朋友。朋友也有分别，有远近，有厚薄，有亲疏。有在一般的社会交往中可以相互帮助的朋友，有在事业上相互支持的朋友，有在你困难的时候能够出手拉一把而使你渡过难关的朋友，这些朋友也很可贵，但仍属于一般性的朋友。而能够肝胆相照，能够深深理解你的性格和人品，当许多人对你都产生误解，甚至你周围之人都怨恨你、咒骂你的时候，他依旧理解你，相信你，并敢坚定地维护你，这才能算是真正的知心朋友，而这样的朋友永远都是极少数的，正因为是极少数的，也就更显得可贵。

人的一生，知心朋友难遇，而能够真正理解自己、相信自己的上级尤其是君主更难遇。在封建社会中，没有君主的支持要想完成大的事业是绝不可能的。万言书上去几个月，却如同石沉大海，王安石心情有些郁闷。他想到了历史上最有名的王昭君的故事。

王昭君名王嫱，字昭君，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貌极美，妙精琵琶，色艺双绝，是汉元帝后宫里的第一美人。可是入宫五年未见皇帝一面。原来汉元帝是个荒淫昏庸之主，后宫美人太多，他看花了眼，挑选不过来，就想了个馊主意，先让画工把经过挑选的美人画成图画，然后按图选美召幸。美人们得知这个消息，纷纷出钱贿赂画工，请画工尽量把自己画得美一些。

王昭君自恃貌美，不肯贿赂画工。结果画工在给她画像的时候做了手脚，把她画得很丑。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她在深宫里苦苦煎熬，荒废了五年大好的青春。后来，匈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汉元帝就把王昭君在内的五名宫女赐给呼韩邪。王昭君告别时，汉元帝才发现这是后宫第一美人。但不能失信，只好忍痛含恨看着王昭君随人而去。事后，汉元帝追查此事的责任，杀了主管画美人图的毛延寿等一大批画工。

如果汉元帝亲自选美，不经过画美人图这一中间环节的话，怎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呢？正是这样的许多中间环节，才使贿赂得以发挥作用，才使事物的本来面貌受到歪曲，才使许多美好的事物毁于一旦，才使许多罪恶发生。而且，人的容貌是可以画的，可是人的精神世界、人的灵魂气质又怎能画出来呢？想到此处，王安石忽有所感，一首诗酝酿成功，诗题就叫《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怨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卷六）

这是一篇翻案文章，他认为，杀死毛延寿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因为这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而王昭君到塞外去，也未必就是坏事，与其像陈阿娇那样在长门宫中冷清凄苦地度过一生，还不如到一个能够重视自己的地方去。王安石感到意犹未尽，便趁着情绪的涌动又写一篇：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时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卷六）

这两首《明妃曲》因立意新颖、见解深刻而在当时的诗坛上产生轰动，一时人人传诵，著名诗人欧阳修、司马光、梅尧臣、刘敞等都作了和诗。后来，这两首诗中所表现的观点也引起许多争论。

一个时代的人关心的事情往往有相同之处。北宋建国后，始终未能解决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即后来辽国的所谓“燕云十六州”问题，即在长城以里的今河北、山西、内蒙古境内的十六个州归属于异族政权。因此北宋的政治家和文人都很关心这一问题。既然如此就应该振作精神，发展经济，富国强兵，收复本来就是华夏政权的领土。而王昭君故事便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解决矛盾的一种方式。北宋虽然没有用女人去和亲，但采用的手段更软弱卑微，花钱买和平，每年向辽国上贡大量的白银布帛，占国民收入的相当比重。这样就形成恶性循环，只能加重百姓的负担，国家也越来越贫困，形成积弱积贫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王安石的这两首《明妃曲》才引起文坛的关注。其中“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在当时还没有引起争论，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和诗也没有涉及这两句。欧阳修和诗中说：“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漂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将王昭君的悲剧归结为“红颜薄命”，立意与主题都显得有些单薄。但“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两句值得关注，汉代用女色和亲的计策本身就很拙劣，运用女色来取媚于人是难以自我夸耀的。这里是否也有用金银布帛来取悦于帝国而换取的和平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意思呢？什么“百年无事”，什么“和平无战事”都是这种屈辱苟安换来，有什么可炫耀的。欧阳修主观上是否有这层意思难以判断，在有无之间。

到南宋，宋金两国的对立更加严重，金人即女真族比契丹族更落后，南宋人对金人的排斥程度更强烈。而南宋初期，因各种原因而到金国并被金国以各种方式留下的宋朝士人有一定数量。有很多大名人，如高士谈、宇文虚中。这样，对于这些人如何评价成为当时一个热门话题。

南宋初期，一位叫范冲的人“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这种说法主要出自“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两句，意谓那些卖国投敌者都可以用这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一直是反对变法、反对王安石的人。

范冲可能是挟嫌陷害王安石，也可能没有真正读懂王安石的诗意。因此我们有必要将王安石这两句诗并最后两句联系一起分析一下：“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汉恩自浅胡自深”说的是事实，前面诗中说“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呼韩邪单于确实对王昭君非常好，而汉元帝如何呢？不言自明。因此这样说一点不过分，就是如此。“人生乐在相知心”，但是“胡恩”再深能算“知心”吗？如果知心，王昭君的“含情欲说独无处”“汉宫侍女暗垂泪”便不好理解了。如果知心则应该开心，而最后的“哀弦”更说明王昭君终生思念故乡、思念故国。

王安石是同情王昭君的遭遇，批判汉元帝不能及早发现这样的倾城倾国美人，使其远赴异域，终生悲苦。如果高度概括的话，王安石这两首诗要说的是：王昭君与其像陈皇后那样在长门宫里凄凉度过一生，凄凉死去，还不如远嫁匈奴。但在匈奴即使再受宠，也要忍受不同文化带来的精神痛苦，也没有精神的归属感，故终生孤独悲凉。这种情境，和封建专制社会的士人不也有相似之处吗？因此，这两首诗的主旨是非常深刻的，也很含蓄蕴藉。

一天，在三司使衙门里，一位比较要好的同僚请王安石到他家里去，说有事相商。王安石自然答应。

一个独特的唐诗选本

同僚叫宋敏求，字次道，与王安石同是判官之职。他是个著名的学问家兼藏书家。他父亲叫宋绶，酷爱图书，不惜重金购买收藏。宋敏求也有乃父之风，经过两代人的积蓄，家中藏书几万卷，而且还都进行校雠，是当时天下最有名的藏书家。他家住在春明坊，士大夫喜欢读书的人多在他家附近购置房屋，为的是便于借阅善本书。因此，他家附近的房屋价格最为昂贵。

宋敏求拿出家中珍藏的一百零四位唐代诗人的诗集，说这是他家收集多年才购置到的唐人诗集，一些大家的诗集流传比较广泛容易得到，而这些中小诗人的诗歌作品人们却不容易看到。为使这些中小诗人的作品得以流传，请王安石从这一百零四个诗集中精选一些作品刊刻出版，以供爱诗的人们阅读浏览。王安石本来很爱唐诗，而这些诗集中也有他没见过的，所以欣然应允。

王安石极其认真严谨，自从接受这一工作以来，夙兴夜寐，用功甚勤，花费大量心血，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把这一选集搞完。因为先要通读每个本子，从中圈出有价值的诗篇，然后再进行比较精选，确定篇目。接着就是找人抄写，写后再进行校对。最后才能刻板印刷。待全部完成，已经耗费了王安石几个月的时间。他感到欣慰，同时也感到有些后悔，因为此事耗费他许多精力。王安石一生的最大愿望是改造社会，大济苍生。他并未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定位在文化建设上，所以他在诗中才说：“他日若能窥孟子，终生何敢望韩公。”他在《唐百家诗选序》中也表达了这种心情：

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委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八四）

序写得过于简短，可看出王安石的文风。但因此也给后世带来许多误解。因为这个选本中没有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韩愈等大诗人的作品，后人便有种种猜测和不满，认为王安石性格古怪，专门以个人的好恶对作品进行取舍，他喜欢的就多选，他不喜欢的就不选。其实，这完全是一种误会，因为宋敏求提供给王安石的唐人诗集就是那一百零四编，王安石只是从这部分诗集中选出的诗篇。此选集叫作“百家诗选”而不叫“全唐诗选”的道理也正在这里。当然，王安石本人也有责任，这就是此序中“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一句话不严密。因为想要了解唐诗的人只观看此选本是绝对不行的，更不要说“足矣”了。

不久，朝廷又命王安石“直集贤院”并参修《起居注》。这一官职使他有直接参与选拔人才的机会。正是这种机会，使王安石结识了青年才子苏轼。

这年是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已四十岁，到了不惑之年。在此之前，王安石早就不止一次听说过苏轼的大名。三年前，欧阳修知贡举任主考官后，曾向王安石介绍过这位来自蜀中的青年才子的才气和学识，但王安石却一直未见过。在苏洵和苏轼、苏辙父子三人来到京师后不久，苏洵带着张方平、雷简夫的推荐书拜访了欧阳修，并把自己的《洪范传》《史论》七篇献给这位文坛泰斗。欧阳修读完这些文章，对苏洵大加揄扬，一方面向宰相富弼推荐，一方面向皇帝直接推荐。苏洵名声大振。

时过不久，欧阳修为送一名叫裴煜的人到吴江任知州，设一个小型饯别宴会，请苏洵参加。同时也请了王安石、王安国、梅尧臣、杨褒、姚子张几人，主客共八人。宴席上，以“黯然销魂唯别而已”八个字分韵作诗。在这次宴席上，王安石才认识苏洵。但因欧阳修请的是苏洵，古代又有父子不同席的礼数，苏轼兄弟当然不能同往。也正因为王安石和苏洵有此一面之识，才会出现苏洵写作《辨奸论》这一千古公案。该文把王安石说成是不近人情的大奸人，并预测王安石一旦当政，就一定要变法祸乱天下。

苏洵与王安石只在同一桌上吃过一顿饭，二人都不是主要客人，也不可能深谈，回去便写什么《辨奸论》，恐怕不太可能。又说什么苏轼后来也赞成云云，更是无稽之谈。苏轼的晚年和王安石关系相当不错，而且，这种说法好像是在抬举苏洵，说他有先见之明，能未卜先知，但这等于把同时代的许多杰出人物都贬低了，像欧阳修、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仿佛这些人都无知人之明，谁也没有苏洵高明。

苏轼兄弟登第是在嘉祐二年（1057）。同年五月，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曾巩出任太平州司仓参军。欧阳修设宴为之饯行，想请苏轼兄弟，以便让他最赏识的两个大才王安石和苏轼见面。可事有不巧，前几天苏洵接到凶信，苏轼的母亲去世了。苏洵父子匆匆上路往回返，已经离开了京师。苏轼兄弟是为母亲守丧，故需要两年多时间，到嘉祐五年（1060）的春天，苏轼兄弟和父亲苏洵才回到京师。

按照正常的程序，苏轼要出任一任地方官才能参加制科或馆职考试。但因为欧阳修爱才心切，上一篇《举苏轼应制科状》，推荐苏轼参加“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考试。欧阳修在朝野的声望都非常高，他的推荐当然有力量，苏轼被批准参加考试。苏轼才华横溢，见识高超，文思敏锐，高中榜首。

王安石在对苏轼进行面试的时候，才见到这位方出茅庐就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只见苏轼中上等的身材，相貌堂堂，脸形略有些长，但五官长得非常相称，举止不俗，风度翩翩。进行几段象征性的问话后，王安石发现这确实是个难得的奇才。学识广博，反应机敏，文思充沛，出口成章。王安石从内心里喜欢这个年轻人。他在录用苏轼为“大理评事”的制词中说：“敕某：尔方尚少，已能博考群书，而深言当世之务。才能之异，志力之强，亦足以观矣。”评价极高。

刚录用完苏轼，王安石就听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好朋友梅尧臣在四月里去世了。梅尧臣是欧阳修的莫逆之交，比欧阳修还大六岁，是诗坛的老前辈，是欧阳修进行诗文革新的得力助手，尤其是在诗风的革新方面，贡献更大。后世普遍认为梅尧臣是宋诗的“开山之祖”。

想到梅尧臣对自己的赏识和器重，尤其是当自己出任常州知州临行时梅尧臣亲自来送，并写诗相赠，那种真情，那种信任，都曾经给王安石以很大的鼓舞，梅尧臣的音容笑貌又出现在王安石的脑海中。他难以抑制内心的悲伤，创作《哭梅圣俞》一诗以寄托哀思。诗中写道：

《诗》行于世先《春秋》，“国风”变衰始柏舟。文辞感激多所忧，律吕尚可谐鸣球。先王泽竭士以偷，纷纷作者始可羞。其声与节急以浮，真人当天施再流。笃生梅公应时求，颂歌文武功业优。经奇纬丽散九州，众皆少锐老则不。翁独辛苦不能休，惜无采者人名遒。贵人怜公青两眸，吹嘘可使高岑楼。坐令隐约不见收，空能乞钱助馏。疑此有物司诸幽，栖栖孔孟葬鲁邹。后始卓荦称轲丘。圣贤与命相盾矛，势欲强达诚无由。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亦不为公侯。公窥穷厄以身投，坎坷坐老当谁尤。吁嗟岂即非善谋，虎豹虽死皮终留。飘然载丧下阴沟，粉书轴幅悬无旒。高堂万里哀白头，东望使我商声讴。

（卷一三）

全诗对梅尧臣不同流俗，敢于力矫浮靡诗风的勇气表示赞赏，对梅尧臣宁可终身困顿也要投身于诗歌革新这一伟大事业的精神表示钦佩，对梅尧臣的贡献和影响给予高度的评价。

王安石任度支判官后，认识到自己在短时间内不可能到地方上去任职了，便把高堂老母和妻子儿女接到京师来。

在这几年里，国家虽然没有大的动荡，但朝廷中正在悄悄发生一些变化，国家积弱积贫的状态也在加深。仁宗皇帝还不到五十岁，可身体状况却很糟糕。在几年前，也就是至和三年（1056）正月初一，仁宗驾临大庆殿接受百官朝贺。前一天晚上下大雪，仁宗在庭外祈祷上天，在天刚亮时果然晴了。但仁宗却偶感风寒。大臣列班鹄立，仁宗登上御座。可刚刚坐下，龙冠就有些倾斜颤抖，口角微微抽搐，流出少许的涎水。内侍上前轻轻用手指揩去，仁宗这才清醒过来。站在班首的宰相文彦博看出有异，急忙率领百官跪拜朝贺，三呼万岁。加快节奏，这才勉强完成朝贺大礼。

初五，仁宗按照惯例在紫宸殿设宴招待辽国大使。皇帝在殿上，辽国大使和宰相文彦博在大殿下相对而坐。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宴席开始，行过献酬之礼后，文彦博到殿上向仁宗献寿。仁宗小声问文彦博：“怎么还不奏乐？”吐字也有些不清。文彦博一愣，知道仁宗又犯病了，因为音乐正在演奏中，马上用话遮掩过去。幸亏辽国大使离得较远，没听清他们君臣的对话，否则将有失国体。不管怎样，此次又算勉强应付过去。可到第二天即初六上午，辽国大使入朝辞行，仁宗已经不能起床接待了。文彦博到内庭以皇帝的名义发出谕旨，在馆驿赐宴送行，并按惯例签发了国书，总算又应付过去。

可从这一天起，仁宗病重，有时昏迷不醒，根本不能临朝听政。几天过去，朝廷中议论纷纷，京城里的百姓也有听到一些消息的，人心浮动。

宰相文彦博和富弼干练沉稳，非常有经验，虽遇如此棘手之事也不惊慌。二人排除宦官的干扰，分班留在禁中值宿，每日必到寝殿觐见皇帝，随时掌握皇帝的病情。然后处理朝政，故一切照常。为维持好京师里的治安，又起用包拯为开封府府尹，京城里的社会治安也比较好。但由于仁宗有病，也因为朝廷经费过于紧张，所以宣布本年停止元宵节闹花灯的活动，一切从简。

过了元宵节，仁宗的病才渐渐好转，基本上康复，但从此身体极度衰弱，小病不断，有时还得大病。仁宗虽将近五十，后宫嫔妃无数，可就是不生儿子，故直到此时还没有子嗣。众大臣忧心忡忡，欧阳修、包拯、富弼等人先后上表，或亲自向仁宗进谏，建议早日从诸位亲王中选择有德之人为嗣子，以立国本。仁宗犹豫不决，一时间定不下来。

仁宗身体不好，为人又优柔寡断，朝廷大臣多数是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国家的形势怎会有好转呢？兼并日益严重，贫富悬殊，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嘉祐六年（1061）三月，王安石的六弟王安礼进士及第。不久，欧阳修又上表推荐吕惠卿和刘攽充任馆职。推荐吕惠卿的几句话是：“前真州军事推官吕惠卿，才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可见欧阳修对吕惠卿的评价相当高。吕惠卿确实颇有才干，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也是一个风云人物。六月，王安石再次提升，他被任命为“知制诰”之职。这是直接参与机要，为皇帝起草诏书的清要官职。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了，既然有机会，就应该尽臣子的职责，于是，他又要上表了。

妻子的好心

王安石是在六月初二接到任命诰敕的，他当即写了谢表。他的心情很激动，觉得皇帝对自己颇为信任，自己更有责任把全部看法和想法都奏明圣上。回到家中，点上蜡烛，连夜伏案疾书，写了一篇《上时政书》。书中写道：

臣窃观自古人主，享国日久，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虽无暴政虐刑加于百姓，而天下未尝不乱。自秦以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虽或仅得身免，而宗庙固已毁辱，而妻子固已困穷，天下之民，固已膏血涂草野，而生者不能自脱于困饿劫束之患矣！夫为人子孙，使其宗庙毁辱；为人父母，使其比屋死亡，此岂仁孝之主所宜忍者乎？然而，晋、梁、唐之三帝，以晏然致此者，自以为其祸灾不至于此，而不自知忽然已至也。

（卷一）

王安石先指出当前形势的严重性，以历史上的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为例，说明因循苟且、不思振作的危害。实际是警告仁宗应以这三个古代皇帝为借鉴，千万不要得过且过，这样会造成千古遗恨。接着，王安石又说：

盖夫天下至大器也，非大明法度，不足以维持；非众建贤才，不足以保守。苟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则不能询考贤才，讲求法度。贤才不用，法度不修，偷假岁月，则幸或可以无他；旷日持久，则未尝不终于大乱。……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过今日，则臣恐亦有无所及之悔矣。然则以至诚询考而众建贤才，以至诚讲求而大明法度，陛下今日其可以不汲汲乎？

（卷一）

这段话简直是大声疾呼：形势万分危急，再不众建贤才，再不大明法度，天下就要大乱了。这与三年前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以及后几年给神宗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内容上是完全一致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急于变法的思想情绪，对当时社会现状的认识也极为深刻。

仁宗是个宽厚的君主，仁慈有余而魄力不足，而且他这一段时间身体又不好，所以看到王安石的这封言辞激烈的奏疏后也没有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大宋王朝的命运就像仁宗的身体一样，满身是病，维持一天是一天，已经没有动大手术从根本上解除病痛的可能了。

王安石出任知制诰以来，知道了宫中的一些轶事，有些是关于仁宗的。这更促使他要尽心尽力辅佐这位仁慈有德的君主。

据说，仁宗小时候受过许多磨难，身体一直不太好。宫中御医以及各种管保健的人员想尽一切办法调养圣上的龙体。在多种保健方法中，仁宗比较喜欢一种带有导引术的梳头法。其实，所谓的导引术，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气功。有一个宫女会这种梳头法，于是她就专职给仁宗梳头，宫中都称之为“梳头夫人”。一天早朝后回到后宫，仁宗感到身体有些疲乏，又让“梳头夫人”把发髻打开，重新梳拢头发。由于是直接到后宫来的，仁宗的衣袖里还有一位谏官所上的奏章，一时大意被围着他嬉笑的几个嫔妃发现了。这些人在仁宗面前从来是无拘无束，就说说笑笑地抢着把奏章拽了出去。嫔妃们一看，那奏章的内容原来是说后宫嫔妃太多，建议皇帝把多余的宫女放出宫去。那些宫女嫔妃见是此等奏章，都鸦雀无声，一下子就沉默了。只有“梳头夫人”不以为然地说：“如今就是京师中一个富人，也要娶上三妻四妾的，哪里有天子多几个嫔妃，外臣还要说三道四的道理呢？官家马上驱逐上奏章的人，就可以清静了。”那时，宫中人都称皇帝为“官家”。

仁宗听后，也没有吱声，把头梳完后，就用御膳，即吃中午饭。饭后，仁宗到后苑，命内侍按照宫人的名册把宫女遣出后宫若干名，以表示采纳谏官的意见。“梳头夫人”因为进宫时间最早，所以被列为第一名而放出宫去。次日，仁宗再传“梳头夫人”梳头时，才知道这件事，但他又是一声未哼。

有人问参知政事吴奎：“当今圣上，和汉文帝相比，若何？”吴奎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如果从这件事来看，今上比汉文帝强多了。”原来，汉文帝刘恒也算是历史上一位有德明君，尤以俭德著称。但有一件事给他抹了不少黑，这就是他十分宠爱一个年轻貌美的叫董贤的人，和当年卫灵公宠爱弥子瑕相差无几，几乎是形影不离。董贤竟恃宠干政，多为不法之事。但有皇帝撑腰，谁也奈何不了，多少大臣进谏也不行，所以吴奎才有此说。

平心而论，仁宗还算是个比较开明的君主，从上面的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他对王安石的态度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王安石这封奏疏中的言辞如此激烈，简直像在指着皇帝的鼻子提意见一样，而且意见又如此尖锐，把当今天子比作晋武帝、梁武帝、唐明皇这三个先明后昏的皇帝，真有大不敬甚至有诅咒圣上之嫌。如果换个刚愎自用或狂妄自大的君主，即使没有性命之虞，也会被罢官而赶出朝廷的。但仁宗并没有这样做，他没有采纳王安石的意见，只不过是缺乏魄力罢了。

当然，王安石的两封言辞激烈的奏疏搁浅的另一个原因是仁宗的性格比较怯懦，遇事好进行折中而缺乏明断。他的这种性格好处是能使大臣们尽情地发表意见，有一定的民主性，舆论方面比较自由。所以在仁宗当政的几十年间，从来不杀大臣，不罪言官。但这样也有负作用，这就是培养了朝廷大臣和士人们好争论的习惯。有时不管事情的轻重缓急，也不管有没有价值，大臣和士人们都好争论不休。而仁宗只是从中进行平衡，搞一搞折中，或各打五十大板，或各给几个甜枣吃。所以，无论遇到什么事，大臣们总是争论不休。北宋年间后期党争的兴起与此便有直接的关系。

一年多时间过去，到了嘉祐八年（1063）的春天，仁宗一直也未采纳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在国家大事方面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作为，心情有些不舒畅。没有想到的是，家中又出了点小麻烦。前文提到，王安石任知制诰后，俸禄增加很多，就把老母亲和妻子儿女接到东京来。阖家欢乐，吴氏又生了一个男孩儿，两个女孩儿。如今王安石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非常可心，家庭生活很是幸福。既然如此，怎么又会有麻烦呢？

一天，王安石下朝回家。一进内室，不禁愣住了。夫人吴氏不在屋里，而屋里却坐着一位二十多岁年轻貌美的女子。只见那女子高绾发髻，上插孔雀碧玉簪，身穿锦绣华服，淡妆细抹，颇有姿色，坐在双人绣床边上，羞答答地看着王安石，表情异样，非常复杂，难以形容。

“你是什么人？为何坐在这里？”王安石问道。那女子答道：“是夫人让妾来的，夫人吩咐我来服侍大人。”王安石继续追问，那女子把经过全说了。

原来，那女子是一个无品武官的妻子。她丈夫在一次押送军用物资的过程中在河里翻了船，损失了一大批军品，被上级判罪，罚款九十万钱，如果能交上钱，人就可以释放，如果没有钱，人就要判刑。由于丈夫已被拘押，女子爱夫心切，又没有地方去筹措这么大数量的钱，万般无奈，才到买卖人的地方自卖自身，要价就是九十万，结果被人领进这个不太宽敞却很幽静的宅院。她看出这是个大户人家，女主人告诉她，说是给官人买的妾，吩咐她要好好服侍官人。又说官人是个难找的好人，不会亏待她的。那女子说到伤心处，忍不住掉下几颗伤心的泪。

听完女子的哭诉，王安石劝慰道：“你不要难过，也不必给我当什么妾。你马上可以回家，去跟你的丈夫团圆。”“那钱呢？钱怎么办？我们家也没有那么多钱来还给大人啊！”那女子十分疑惑地反问。“钱就算是我赐给你们的，不用你还了。”那位女子露出惊愕的神色，连连说道：“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吗？”王安石把话又重复一遍，那女子才相信，千恩万谢，回家去与丈夫团圆。

女子被打发走后，王安石才通知吴氏，并询问她为何要这样做。原来吴氏进京后，见京师里的人生活特别奢靡，一般的富户都有几房妻室，大富户几乎是妻妾成群，朝廷官吏更不用说，几乎没有不纳妾的。尤其是有一定品级一定地位的官吏，如果没有一两个妾，就好像不正常似的，人们就会用异样的眼光来看你，或认为这个官吏有病，或认为这个官吏过于惧内，家中一定有个母夜叉。王安石已经是知制诰，是五品高官，早已有了纳妾的资格。吴氏见丈夫终日忙于公务，很是劳累，可能是没有工夫顾及于此，就私自做主，派人到外面去给丈夫买了一妾。见丈夫决意不纳，又听说已经把人打发走了，也无话可说。

王安石终生只有一个夫人，没有妾，而且终生不入妓院，绝无风流韵事。在生活上一直是很低的标准。还有一点就是终生不肯坐轿，认为人人平等，不能图自己舒服而让别人当牛做马。

家中的事刚刚处理完，朝廷中又出了大事。

仁宗宾天

一进二月，仁宗身体就开始不适。但因他经常有病，人们也就不感到惊慌了。不过仁宗是皇帝，和寻常百姓不一样，内侍和大臣们自然要抓紧为之治疗。御医宋安道绞尽脑汁诊视用药，可就是不见效。于是又传宫外的孙兆和单骧进宫，与宋安道会诊。孙、单二人以前曾任朝廷命官，医术高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仁宗病情有所好转，到三月下旬时基本上痊愈了。

四月初一是壬申日，朔日早朝比平时重要一些，文武百官准时来到宫殿外等待上朝。平旦，宫门开启。传出诏旨：宰相韩琦和翰林学士王珪进入内殿，其他大臣在大殿排班待命。王安石随着众位大臣来到大殿等候。众人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好耐心等待。有人窃窃私语，做各种猜测。

将近中午，还是没有动静。有人很疲乏，身体虚弱的腿都有点发颤了，可没有圣旨，谁也不敢轻易离开。直到太阳开始偏西，才见宰相韩琦带着四名内侍，全都身穿孝服，从内殿出来。众人这才明白发生了什么。韩琦向全体大臣宣布：仁宗皇帝已于今日早晨宾天，遗诏命皇子赵曙于灵前即位。现在即请诸位随本相从垂拱门进去，到福宁殿向大行皇帝哭临告别。因为事情仓促，来不及准备这么多孝服，诸位只能穿吉服前去。但为表哀悼，全部解下金带和佩鱼，由两名内侍统一保管。众人照办，随着韩琦前去。一路哭声。

原来，仁宗皇帝前几天已经基本康复，就在三月晦日的晚上，一切还都很正常，晚饭吃得也不少。可睡到半夜时，仁宗忽然坐起来要吃药，说感觉很不好。催促快拿药来，并命内侍急召皇后。说话间就不行了，等皇后赶到，已经说不出话来，但心里还明白，只是非常痛苦地用手指着心口窝，干着急出不来声。等御医赶到，一切都来不及了，眼看着要咽气驾崩。

左右近臣要开宫门去召辅臣，辅臣即执政大臣。皇后非常冷静，说道：“这种情况下在夜间岂能打开宫门。”当即派人用密旨去传宰相韩琦和翰林学士王珪等人黎明即入。御医刚离开，马上派人追回。严密封锁消息。等到黎明，韩琦等人到来，才知道皇帝已死。皇后命王珪草遗诏，由韩琦主持，召皇子赵曙入内。一切安排就绪，已经过午，这才正式公布皇帝宾天的消息。

仁宗没有亲生儿子，新君赵曙是濮安懿王赵允让的第十三个儿子。濮安懿王是商王赵元份的儿子。如果要说明嫡传辈分的话，要从宋太宗赵光义那里算起，才好理清，也容易说明白。赵光义有九个儿子，老三是真宗，老四是商王赵元份。仁宗是真宗的儿子，濮安懿王允让是商王的儿子。仁宗和濮安懿王是同祖父的亲堂兄弟。仁宗身体不好，三十多岁也没有子嗣，就把最近支的濮安懿王的儿子即赵曙抱到宫中抚养。等赵曙五岁的时候，仁宗有了亲生的儿子，就把赵曙又送回濮安懿王府。

可是，天不作美，正如俗语所说“严霜专打独根草”，仁宗的宝贝儿子夭折。以后所有的嫔妃就再也没有怀孕的。如果换个角度讲，也可以说是老天作美，因为仁宗的亲生儿子不夭折的话，就轮不到英宗赵曙当皇帝。如果赵曙不当皇帝，当然也就轮不到神宗赵顼当皇帝。如果赵顼不当皇帝，也可能就不会有人那么坚决地支持王安石变法。如果没有皇帝的坚决支持，王安石绝不可能搞成在历史上影响那么大的一次社会改革运动。那么，后人也不会对王安石有那么多的非议甚至可以说是诽谤。当然，王安石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社会影响，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不会有那么大的知名度。是福是祸，是功是罪，谁能说清楚？

赵曙的庙号是英宗，下文即以英宗称之。英宗即位时已经三十二岁，是个成年人，当然有自己的主见。可以说，他完全继承了仁宗的衣钵，而又不如仁宗仁慈。一切遵从旧制，什么也不想动，继续重用韩琦、文彦博、曾公亮等具有保守倾向的老臣，采用当年汉惠帝和宰相曹参的策略，也来个“萧规曹随”。但由于背景完全不同，故所取得的效果也就完全不同。

在治理国家方面，中国历史上有许多丰富的经验和故事。“萧规曹随”就非常有名。汉高祖刘邦和老丞相萧何死后，惠帝刘盈即位，按照萧何的意见起用曹参为丞相。曹参每天上朝处理政务，一切照旧，没有制定任何新的法令条文。国家政策和朝廷规章丝毫未动，他本人也落个清闲，下朝回家后就饮酒。有人向惠帝上本，认为曹参丞相不努力工作，不求进取。惠帝也不理解曹参的做法，就找曹参谈话。曹参讲的道理非常浅显易懂。他认为，惠帝的才能不如高祖，自己的才能不如萧何。高祖和萧何已经制定那么多非常好而且又非常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我们君臣只要认真执行好，别走样就行了，哪里还用得着什么更改呢？

惠帝听他说得有理，就同意了他的做法。于是，这对君臣继续执行高祖时制定的一切政策法规，几十年不变。这样就使百姓有所遵循，百姓高兴地说：“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这就是成语“萧规曹随”的来历。可以说曹参的这一做法是非常高明的，实际上是保持朝廷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养民生息，为以后的“文景之治”繁荣局面的出现奠定一个良好的政治基础。

但英宗即位时的情景与此大不相同。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前十一年是由刘太后执政，后三十多年都是仁宗掌朝。仁宗优柔寡断，朝纲不整，吏治腐败，政令松弛。朝廷的政令难以畅通，各种法令制度形同虚设。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对立严重，国家财政空虚，外族不断入侵，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内忧外患极其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再维持现状不图进取只能说是无能，与“萧规曹随”不可同日而语。

英宗不思振作，众大臣采取保守的态度，整个朝廷又和仁宗在位时一样，只是维持局面而已。在这种情形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王安石闷闷不乐，也只能天天上朝处理自己的公务，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样倒也清静，可这样清静的日子也没过上多久，王安石家中又出了大变故。

八月辛巳日（十二），王安石的母亲吴氏老夫人在家中溘然长逝，死得非常安详，享年六十六岁。王安石是大孝子，对母亲的突然死亡非常悲痛。到朝廷报丧请假后，先是在家中设置简单的灵堂祭奠。

王安石的母亲吴氏持家有方，深明大义，对王安石影响很大。她是王益的继室，生了五儿两女。王益的第一个夫人生两儿一女，所以，她就算是七儿三女。这七个儿子依次是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安仁、安道是王益大夫人所生，但她待之比亲生儿子还亲，两个儿子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他们的妈妈是继母。王安石以前坚决辞去馆职考试时，几次提到亡去的“二兄一嫂”，可知就是指安仁夫妇和安道。这二位兄长都是王安石同父异母的兄长，而安石对他们也一如自己的亲兄弟。在吴氏老夫人所生的五男二女中，王安石年最长，所以他的家庭责任也就最大。

王安石已四十三岁，但在母亲的灵柩前，他还是无法抑制自己的悲痛，泪流不止，哽咽啜泣，一件件往事浮现在他的脑海中。

爹爹王益死时，妈妈才四十二岁，是个中年妇女，就勇敢地承担起这个大家庭的生活重担。在负责教育子女的同时还要处理家庭内外的一切事务。妈妈好学强记，识文断字，特别支持提倡孩子们学习，而且不重男轻女，女儿愿意学习的也同样可以读书。所以两个妹妹都有一定的知识，也都会作诗。这样开明的老人实在不多。妈妈处事有分寸，对是非的判断也很准确。对亲戚邻居十分友善，人缘非常好。对两个前房的兄长如同亲生骨肉，更难得的是对前房母亲的娘家也如同她自己的娘家一样。这是需要很大气度的。

妈妈的作风对自己的影响很大。有两件事，令自己感慨颇深，一直念念不忘。一是自己当年几次辞去馆职考试，有人劝妈妈，让她强劝自己应考。妈妈则淡然一笑，答道：“这不是我教育子女的做法。儿子大了，他自己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我不能相强。”所以始终也没劝过一句。一是在自己出任知制诰后，按照惯例，妈妈应当晋封郡太君。可妈妈不准自己向有司提出，所以一直到死，妈妈的封号依旧还是“仁寿县太君”。孝敬公婆，善事夫君，勤俭持家，待人宽厚，教子有方，淡漠清静，集众美于一身，这就是王安石对妈妈的印象。

办丧事时，许多朝廷大臣、同僚、亲朋好友都前来吊唁，或派人来。受王安石委托，好朋友曾巩为老夫人作的墓志铭。宰相富弼多次派人前来慰问，或送钱物，王安石很是感动。

待一七过后，王安石把母亲的遗骸运回江宁故宅设置一个比较宽敞的灵堂，然后等候选择吉日入土，和父亲合葬。

灵堂在西面厢房，里面铺一些谷草，谷草上面再铺一个草垫子，上面有简单的被褥。王安石和几个兄弟分班守候在母亲的灵柩旁，这样感觉母亲不孤单。一般来说，晚上都是王安石在这里，一边守着灵柩里的母亲一边读书思考。

丧母的悲伤，京师里连续七天的守灵和应酬，护送母亲灵柩一路风尘一路劳顿，再加连续十几天的守灵，令已经四十多岁的王安石非常疲惫，面容憔悴，胡须比较长，衣服也不整洁，但精神头还行，记忆力不减。

这天黄昏，王安石坐在草垫铺的地铺上看书。忽然风风火火进来一个人，王安石一看，知道是专门送快信的“急足”。“急足”是宋代一种职业名称，是专门快行送信的人，有点类似现代“速递”业务。范仲淹在《与中舍书》中说：“某拜闻中舍三哥，急足还领书，承尊候已安，只是少力。”可见当时专门有这种业务和送信之人。

原来是王安石的好友潘夙新近到荆南做官，派人给王安石送来亲笔信。这位“急足”便是专门到王安石家来送信之人。那人见王安石坐在地铺上，衣服陈旧，面容消瘦，以为是护院的家丁，便招呼道：“老院子，快把这封信给中书舍人送进去！”完全是命令的口气。

王安石一眼就看出他的身份，知道不是平信，立即站起来，一看信封，见是老朋友送来的，马上就拆封。

送信人一看，急了，大声叫道：“舍人的信，院子怎么就敢拆开看，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王安石也不理睬。那送信人大呼小叫的，外面的仆人进来制止道：“你嚷嚷什么，这位就是王舍人！”

那送信人瞪大眼睛看着，愣了一会儿，也不道歉，急忙退出去，到院子里还连忙说：“好舍人！好舍人！真是好舍人！”

勤奋待时

王安石对英宗多少有些失望，何况自己又是居丧期间，尽量避开是非，故不过问朝廷之事。但他毕竟是颇有济世之心的热血男儿，京师来人一谈到朝廷大事时，他又常常忧心忡忡。尤其是在治平二年（1065）春天所发生的几件事，更使王安石深感忧虑。

英宗登基后，不但不思振作，而且亲小人远贤臣。这从王广渊和蔡襄的一进一退就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

王广渊是英宗在藩邸时的一个弄臣，不学无术，专会阿谀奉承，遭到人们的鄙视。可英宗登基后，却硬把他安排在直集贤院的重要位置上。知谏院司马光和参知政事欧阳修都直言上书，言辞激烈，尖锐地指出，这样做会使天下士人丧失廉耻之心。但英宗还是坚持着这样安排，二人也没有办法。

蔡襄字君谟，仙游（今属福建）人，是朝野闻名的大名士，进士出身，忠正耿直，品学兼优。尤其擅长书法，为当世第一书法家。北宋书法家以“苏黄米蔡”并称，四人中，他的辈分最高。他是一○一二年生人，比苏东坡还大二十四岁，而苏东坡比黄庭坚和米芾都大。当他的书法作品名闻海内外的时候，另三位书法家还没有出名。据蔡襄本传载，他的书法作品在辽国也是价值连城。蔡襄本人极其耿直，曾出任过知制诰之职，当仁宗皇帝任命官吏或大臣有所不当的时候，他就把圣旨的辞头封上退回去，不肯起草诏书。多亏英宗登基后他不在知制诰的职务上，否则，他非遭重谴不可。尽管如此，他还是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

英宗登基不久，就相信起邪门歪道来，经常在深宫中做法事而不临朝。嫔妃近侍之人终日蛊惑他，说他当皇帝，朝廷内外都有人反对，风言风语中好像是蔡襄就曾经反对过。又有人说蔡襄曾经写过这方面的东西，在京师里流传。可能是蔡襄曾经得罪过英宗亲近的那些佞幸小人，所以，那些人都向英宗进谗言。有人说在宫中还看到了蔡襄写的那个反对英宗继承大统的文章。一个人说看到，几个人出来证明，英宗就信了。于是找来宰相韩琦和参知政事欧阳修，提出要把蔡襄赶出朝廷，让他到外地去做官。

韩琦和欧阳修都不同意，便问英宗是什么理由，英宗把他听到的情况说了。韩琦和欧阳修问英宗皇帝是否亲眼看到那篇文章了，英宗说虽未亲眼看到，可内侍们说得真真切切，可能是真的。韩琦和欧阳修均提出异议，他们俩各举出一个不久以前发生的事为例证，说明不要说没有亲眼看到文章，就是亲眼看到了，还要仔细甄别，以免有人蓄意陷害。

韩琦所举是发生在庆历七年（1047）的事。当时，枢密使夏竦想要陷害宰相富弼，让他府中一名聪明而擅长写字的婢女模仿富弼的字体，一段时间后模仿成了，写得非常像，几乎可以乱真。富弼有一个很密切的朋友叫石介，已经在两年前死去，而夏竦让那名婢女模仿富弼的字体以富弼的名义给石介写了一封信，信的内容是要进行废立大业，废掉仁宗而另立他人，让石介到辽国去请求外援。通过一番安排和造假，这封信被枢密院的人截获，呈交御览。

仁宗一看此信，特别气愤，这可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冷静一想，此事很蹊跷，有很多疑点，故未马上处理，交给大理寺去调查。由于字体相似，案子很棘手。可是，石介已死，怎么调查也是真死。后来经过具体负责此案的提点刑狱吕居简一再辩护，又经过专家确认，那封危言耸听的信是有人模仿富弼字体假造的，这才避免一场大狱，富弼避免一死。可造假之人是谁也没有追究。很长时间后事情的真相败露，原来此案是夏竦一手策划和导演的。仁宗还算仁慈，富弼才可保全，但对此事也没有进一步追究。

欧阳修所举是自己的亲身经历。那只是几年前的事，又是亲身所历，欧阳修一讲起来还觉得毛骨悚然，非常气愤。欧阳修守母丧归来，朝廷格外重用，让他到吏部去权判铨选，也就是任命安排官吏。他看到许多权贵子弟不排号，不断地走后门挤掉那些没后台的普通官吏，极其不合理，就写奏章要求禁止这种现象。这得罪了一大批权贵，有人就模仿欧阳修的笔体语气写了一封要求仁宗大肆裁汰抑制内官的奏稿，并偷偷送到宫中，在内侍们手中流传，内侍们把欧阳修恨得牙根都痒了。外面的一些权贵再同时进谗言。欧阳修见情况太危险，只在此职干了六天就坚决要求改换了职务。

这两件事就发生在仁宗朝，时间过去未多，人们记忆犹新。韩、欧二人讲完这两件事后一再说明蔡襄可能是冤枉的，是有人蓄意诽谤和陷害。英宗反驳道：“无风不起浪。即使是诽谤和陷害，那为什么要诽谤陷害他而不诽谤陷害别人？”韩琦和欧阳修虽然有些生气可也不敢表现出来，只是一味坚持，为蔡襄解脱辩白。英宗也知道自己有些理亏，见二位老臣又不退让，也不好再坚持，就闷闷不乐地一挥袖子让二位退出。

也是该着蔡襄倒霉。几天后，蔡襄就开始请朝假，即不参加早朝，白天照常上班处理工作。连续三天，英宗就发怒了，下朝后又召见韩琦和欧阳修，气冲冲地问他俩，蔡襄究竟是怎么回事，为何连续不上早朝？三司使如此繁忙，蔡襄却如此延误怠惰，岂不会耽误军国大事？当时蔡襄正在三司使任上，是主管全国财政经济的重要职务，政务确实非常繁忙。韩欧二人回答说，蔡襄一向忠于职守，工作勤勤恳恳。最近几天是因为他八十多岁的高堂老母病重在床，需要请医抓药，晨昏服侍，所以请了朝假。但白天照常上班工作，三司使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没有过错和闪失，没有办法处理，也不应当处理。英宗余怒未消，但找不到太恰当的理由，就又一甩龙袖说：“你们二人退出去吧。反正我看蔡襄不称职，给他换个职务吧！”

韩欧二人退出内廷，商量一下，看来不动蔡襄的职务是不行了。如果再保蔡襄原职不动的话，可能就会害了蔡襄。为了避免蔡襄再被暗算，让他避一避风头，二人商议，干脆让蔡襄出任杭州知州离开朝廷算了。于是向英宗提出此方案，马上得到批准，蔡襄就这样被赶出了京师。

听到这些消息，王安石的心情很压抑郁闷。没有想到，就在他为母守丧期将满的时候，京师方面又传来令人吃惊的消息。原来是朝廷出现“濮议”，即关于英宗生身父亲的陵寝和称谓问题，朝臣中出现两派，闹得沸沸扬扬，不可开交。欧阳修受到激烈的人身攻击，坚决要求外任而离开了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