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锐意变法

历史大观园文人墨客 2020-07-06 01:53:08 0

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

——李商隐

再赴京师

到治平二年（1065）七月，王安石守丧期满。在守丧期间，许多朝廷大臣和亲朋好友前来慰问或吊唁，除前文提到的富弼之外，宋庠、张弁等吊问也非常殷勤，好朋友曾巩先后来三封信，情意非常殷切，在慰问之外，还与王安石谈论许多朝野之事，使王安石颇受感动。

守丧期刚满，七月二十七日，朝廷就发来札子，要求王安石赴阙，回朝廷任职。但王安石没有同意，写《辞赴阙状》婉言谢绝。几日后，朝廷又发第二道札子，王安石又一次写状婉言谢绝，不肯赴阙。几日后，王安石又封还了第三道札子，并写第三封《辞赴阙状》，表达对朝廷和执政大臣的感激之情，并说明自己需要在家中静养一段时间，等身体恢复后再赴京任职。

王安石之所以这样做，一是因为过于悲伤而身体确实不好，二是因为听说朝廷中很混乱，总是吵吵闹闹，为一点事就争论不休，而英宗又不如仁宗宽厚仁慈，对英宗有些缺乏信心，对政事有些厌倦，故三次写状婉言谢绝。

丧服已除，又不回朝任职，王安石也不能无所事事，就在家乡开馆授徒，当起教书先生来。这可能是他一直想要培养人才的一种尝试，客观上也为他日后领导变法时进行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南宋大诗人陆游的爷爷陆佃以及龚原、蔡卞、李定等人都是他在这一时期里收的学生。这些人在他日后进行变法时，都曾经起过各种不同的作用。他的大部分学术性很强的论文也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荆公王学”主要的传布便是在这期间。关于这一点在后面将有专题阐释。

王安石讲学的内容，基本思想是儒家经世济民的宗旨。他注意把儒家思想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进行教学，更注意将学问转化为实际的能力。王安石一生非常强调知识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指导作用，认为空洞的学问一文不值。

治平四年（1067）的春天，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个最有意义的春天。正月，坐上皇帝之位还不到四年的年仅三十六岁的英宗赵曙死去，给其长子神宗皇帝倒出位置。

在英宗死的这一关键时刻，第一宰相韩琦又表现出具有临大事而不惊的胆识、魄力及应变能力，确实有大臣风度。英宗的病情来得特别突然，临终时太子不在，只有皇后和韩琦、曾公亮在身旁侍候。英宗命快去召太子，并说立太子为帝。韩琦和曾公亮马上派内侍紧急前去。说话间英宗就一命呜呼了。

等了一会儿，太子还未到。不知什么原因，英宗的手又动弹了，好像要活过来似的。曾公亮一下子就冒汗了，急忙问韩琦：“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还用召太子吗？”韩琦毫不犹豫地回答道：“照常召太子，太子照常登基继位。如果圣上活了，也是太上皇。”言外之意是，即使英宗真的还阳，也要退位，不能再做皇帝了。一会儿，太子到来，英宗还真挺成全人的，他的手又不动了，并没有活过来。曾公亮这才松了一口气，忙用袖子擦一擦脸上的汗。

神宗在所有宋代皇帝中可以说是比较有志向的帝王，也是比较有魄力、有主见、有识人之明的皇帝。他在当太子时，就时刻关注着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困苦，注意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他的老师便是王安石的好友韩维。当神宗向韩维提出一些有关国家治乱兴衰的问题时，韩维总能提出一些解决的良策，而又切实可行。韩维多次向神宗提起王安石，说王安石是个百年难见的奇才，既有经世济民的雄才大略，又有治国安邦的实际才能，是难得的台辅之臣。神宗本来对王安石已有非常深刻的印象，见老师又如此推崇，印象更深。

这一年，王安石已四十七岁，出仕也已二十多年。他的学识、才干、不慕名利的品格为天下人所公认。司马光在写给王安石的信中说：“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远近的士人，不论是认识还是不认识的，都认为只要王安石一被重用，天下马上就可以太平繁荣。可见这不是司马光一个人的看法，而是广大知识分子阶层和广大百姓的普遍看法，也可看出王安石当时在人们心中的威望。

这年二月的科举考试中，知贡举司马光录取王安石的长子、二十四岁的王雱进士及第，出任旌德县尉，正式踏入仕途。此时，王安石还在江宁讲学，没有到京师来。显而易见，王雱科举考试的成功，完全是凭他本人的真才实学，与王安石没有任何关系。

神宗赵顼不满二十周岁，聪明精干，小伙子长得也很丰满，浓眉细目，体魄魁梧。由于年轻，身体又好，故想干一番事业，想从根本上改变积弱积贫的局面。但整个社会混乱无序，弊端百出，内忧外患频仍，他不免忧心忡忡。他急于物色一名能够与自己同心同德，敢于承担责任，能勇敢地担负起改造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责任的能臣。他仔细观察考验自己身边的几个大臣，欧阳修已厌弃政治，到地方任职去了。曾公亮、富弼、韩琦、文彦博几人虽然很有时望，但年龄均已偏高，曾公亮已快到古稀之岁，富弼、文彦博也已过花甲之年，最年轻的韩琦都六十岁了。而且这几人老成持重有余而要开创新局面则显然缺乏魄力。韩琦近一段时间里还一直受到台臣的弹劾。这使他想到了王安石和司马光。

自从登基以来，朝廷里杂事纷纭，光是欧阳修被诬陷之事就牵扯了不少精力。但他稍有闲暇，就审阅以前大臣们的奏疏。在大量的奏疏中，他反复阅读王安石的《上皇帝言事书》和《论时政书》两篇，从中体会出王安石对时政的看法和对于改革的迫切要求，而这正是他目前所最急切需要的。

一天，神宗与宰相曾公亮、参知政事吴奎谈论起王安石来。神宗问二人对王安石的印象，吴奎认为王安石不堪大任，而曾公亮则认为王安石是治理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建议神宗及早起用。可是神宗对王安石还缺乏了解，而且他也怕王安石再拒绝接受任命。他在思考怎样让王安石到自己的身边来，以便于亲自观察和考验此人的真实才能。

神宗知道老师韩维的弟弟韩绛和王安石是同年，韩维和王安石关系一直也比较密切，就试探着问道：“先帝在时，几次下诏召王安石进京供职，可他却以有病为由一再推辞。后来，任命他为江宁知府，他也不肯奉诏，把诏书封还给江宁府中。不知他是真的有病，还是别有要求，否则就是对朝廷不恭。”

韩维答道：“对于王安石，臣非常了解。早前，仁宗朝时，他真的是家贫亲老，故一再推辞，不肯参加馆职考试和进京供职。守丧期满，几年未上朝任职，而朝廷骤除大郡，他如果马上即起视事，则有怠慢朝廷、以才要君的嫌疑。所以他必定不能接受那个任命，实际上也不应当接受。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并算不上什么要君，也不是对朝廷不恭。”

“那么，朕要起用他为江宁知府，有几名大臣都说他不能接受任命。朕也有这种担心，卿看如何？”神宗问。

韩维答曰：“依臣愚见，此次任命，王安石不会推辞。陛下汲汲求治，王安石恐怕早已闻知。他为母守丧之期早满，家贫亲老的状况也已经改变，没有什么可拖累的了。他素有变法图新的大志，新君践祚，汲汲求治，求贤若渴，正是大有作为之时。陛下一登基即除其为大郡，可见重视之程度，如果他不是确实有重病在身或者愚蠢至极，臣敢保证诏书一到，王安石马上就会应诏到府视事。”韩维说得很肯定，而且也非常在理。

神宗皇帝听罢，尚半信半疑，便命进奏院发文给王安石，任命他以知制诰的职衔为江宁知府。果然如韩维所说，王安石这次没有推辞，马上到江宁府衙门上班，并写《知制诰知江宁府谢上表》，感谢圣上的知遇之恩。神宗很高兴。

九月，汲汲求治的神宗皇帝急于要见到寄以厚望的王安石，便下诏召王安石进京担任翰林学士之职，要亲自考察一下这位名闻遐迩的人物的真实才能。神宗还没有见过王安石。

迩英阁

这一段时间里，由于新君嗣位不久，许多人都跃跃欲试。薛向上密奏，说西夏蕃部有一个叫嵬名山的人，向往朝廷，有心归附，应采取什么对策，请旨定夺。当时的情况是西夏国内危机四伏，嵬名山对本国的政治黑暗极端不满，才想要归附宋朝。如果宋朝处置得当，可以趁机收复一些失地。神宗征求司马光的意见，司马光认为当今之急务是首先安定国内的局势，万万不可轻开边衅，不同意派人接收。神宗默然。

为集中人才到自己的身边来，神宗决定开设“迩英阁”，不久即成。一天，神宗召韩琦到迩英阁来，向他询问谁可为辅弼大臣之任，王安石怎么样。韩琦回答说：“王安石任翰林学士绰绰有余，担任宰辅大臣恐怕不能胜任。”神宗默然。神宗又问当今财政匮乏，边庭多事，当如何富国强兵。韩琦拿不出办法来。

十月甲寅日（初九），司马光到迩英阁见神宗，献上他所著的《读通志》一书的部分稿件，神宗以前已看过一部分，龙心大悦，与司马光谈论一会儿关于战国时期张仪和苏秦的利弊得失。神宗颇为佩服司马光的学识和见解，因为此书是专门为皇帝和后人借鉴历史上的成败兴衰而写的，而且确实有这样的作用。神宗皇帝稍加思索后，便赐此书之名曰“资治通鉴”，这就是《资治通鉴》一书的来历。

神宗询问司马光，当今天下多事，财政困难，百姓困苦，官吏多数苟且偷安，边庭不靖，当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富国强兵？司马光认为，当以用人为先。神宗又问，如今州县官吏，勤政清廉、精明强干的人很少，应当怎样选好人、用好人呢？司马光认为，皇帝主要是任用选拔好执政大臣就可以了，至于州县之官，则由执政大臣们来选定。因为光是州郡一级的官吏就有数千人，皇帝一人全认识都很困难，更别说亲自考核提拔了。只要执政大臣是正人君子，那么，他们所提拔的州郡一级官吏就会是正人君子。而州郡一级官吏是正人君子，那么，他们所提拔的县令也必然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当政，天下就会大治。神宗点头称善。

司马光的话令神宗有些失望，因为这些话只是一些大道理，而现在神宗急需的是如何解决眼前的问题，如何非常有成效地解决面临的诸多困难。几天后，知青涧城种谔招降西夏大将嵬名山成功，收复绥州（今陕西绥德）。这是北宋建国以来很少出现的事，从敌占区中收复失去的领土。

但是，只要有收获就一定要付出代价。西夏对嵬名山的叛变大为恼火，为进行报复，便以会盟为名设计诱捕了宋朝保定军的大将杨定，并提出要宋朝把绥州归还给西夏，用杨定换回嵬名山以正典刑。这需要宋朝马上作出反应，几名大臣就此事展开了辩论。

意见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这是意料之中的。在中书执政的文彦博和吕公弼坚决主张答应西夏的要求，归还绥州，遣送回嵬名山。司马光也是这个意见，只有虽然已出任外职但并未离开京师的老臣韩琦不同意这样轻易答应西夏的要求，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向敌国示弱。是西夏的嵬名山主动归附我朝，又不是我朝出兵攻打下绥州的。何况，西夏国是用阴谋手段诱捕的杨定，与嵬名山主动归附不同。凭西夏国的一封国书就这样把已经到手的一个州几百里的疆土拱手送回去，只能显示朝廷的软弱无能。更何况，如果这样把对朝廷一片忠心的嵬名山交回去任凭西夏国处理，于情理上也说不过去。以后，谁还敢归向朝廷呢？神宗觉得韩琦的意见对，又听说西夏已经把杨定杀了，于是就没有批准文彦博和吕公弼的意见。此事暂时搁浅，没有形成最后的决议。

不久，西夏国主谅祚死了，儿子李秉常继位，即所谓的惠宗。谅祚死时才二十岁，新继位的秉常才七岁，什么事也不懂，由太后垂帘听政。我们一听太后就以为应该是老妇人，其实当时的太后估计也就二十将过，是个非常年轻的少妇。

西夏国派大臣来报丧，并报告新君登基的消息，同时再度要求收回绥州，要求宋朝把嵬名山遣送回去。文彦博和吕公弼又申前议，要答应西夏国的要求。神宗不同意，但也不好直接驳回几名大臣的奏议，便采取一个比较稳妥而又有说服力的措施：派韩琦直接到绥州去，可以见机行事，再向朝廷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

韩琦到达绥州，很快给朝廷上书，认为绥州万万不可归还回去。况且西夏国新遭大丧，人心浮动，幼主临朝，妇人执政，杨定已被杀，西夏国对我朝没有任何补偿，我朝凭什么把已经到手的一州土地拱手送人？此事遂成定议。

通过这件事，神宗对文彦博和吕公弼有些失望。神宗皇帝在处理完朝政后，还几次和这二人谈起过如何理财备边、如何整饬朝纲的问题，二人都提不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方案来。神宗更加失望。

转眼间过了一个春节。过年后，改元为“熙宁”。神宗登基已一年有余，可天下的形势还没有什么变化，一切依旧，神宗有些着急了。他对自己身边的这几位执政大臣都有些失望。对司马光的印象虽然比那几位略强，但也觉得此人有些迂腐，只可与之守成，而不可能大刀阔斧地改革时弊。在绥州问题上司马光的意见和看法更令神宗失望。司马光几次与神宗谈话，内容不外是一切保守旧制，按照祖宗既定的成法执行，什么也不可改变的话题。但是，如果一切保守旧制的话，当今天下的这些弊病如何革除，这些棘手的问题怎样解决。神宗经常处在深深的思索中。

四月壬寅日朔，神宗召见在他心目中很有分量的另一位老臣富弼。富弼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神宗特批他可以乘坐肩舆入朝见驾。为了方便，神宗又特意到内东门的小殿去接见他，并让富弼的儿子搀扶着上殿，免去跪拜之礼，对这位老臣可谓是关怀备至。

君臣相见后，先互致问候，寒暄几句。接着神宗就虚心向这位久负众望的三朝元老请教治国的方略。富弼知道神宗急于求治，便建议神宗要有主见，切不可被人窥知自己的心理，尤其是不要让人揣摩出有什么好恶，以防小人投其所好以售其奸。神宗点头称是。神宗又询问边庭之事，富弼劝神宗，战争是大事，千万不要用兵，陛下刚刚君临天下，要二十年口不言兵。神宗默然。沉默一会儿，神宗又询问当务之急，富弼回答说，应当以安定国家，使民富物丰为上。神宗称是。君臣谈了一个多时辰，太阳已经偏西，富弼才告辞出朝。

当天晚上，神宗皇帝反复考虑这几位大臣的意见和处理政务的能力。如果说还像以前那样维持局面，韩琦、富弼、司马光、文彦博、吕公著、曾公亮都可以执政。可这样维持下去到哪一年是个头？自己刚到弱冠之年，即使中寿，活到六十岁的话，还有四十年，这样的局面能行吗？何况，自己也不应该给子孙们留下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家。必须进行大的社会改革了，这是早晚都要进行的，早晚都要出现一场社会阵痛，晚痛不如早痛。

那么，谁能真正理解我的心，能分担我的忧愁，与我共同承担风险，共同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事业呢？现在看，只有王安石了。但那几位宰辅之臣，对王安石的看法不一样，褒贬不一。从王安石的奏章和他任鄞县县令时的政绩看，这是一个既有主见、有韬略，又有实际能力、勇于承担责任的干练之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神宗一面默诵着王安石的这两句诗，一面品味着其中的深刻含义，最后，下决心还是亲自见一见这位争议颇多的人物。

风期暗与文王亲

神宗汲汲求治，急于寻找一位能够和自己共同承担改造社会现状大任的人，他最后想到了王安石。就在召见富弼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四月乙巳日（初四），神宗皇帝召见了王安石。这是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一对君臣，可以说他们俩在那场意义极为深刻的变法中，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濡以沫，共同承担着来自各个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的保守势力的强大攻击。

神宗想见王安石已经很久了，王安石想见神宗皇帝也很久了。王安石当时只是翰林学士之职，还没有单独觐见皇帝的资格，于是，神宗所下的诏书是“召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所谓的“越次”，就是越级、越等的意思。

不知是什么原因，在南宋大史学家李焘所编写的最为详细的史书《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偏偏缺少神宗熙宁元年（1068）和二年（1069）的材料，这就使我们难以更详细地了解这对君臣初次见面时的情景。幸亏《续资治通鉴》中有一些记录，保存了神宗和王安石初次见面时对话的一些内容。

这一天，风清日朗，宫廷院内花圃中的芍药花正在开放，花色娇艳欲滴，仿佛一个个打扮娇艳的美人在微笑着欢迎王安石的到来。王安石心情愉快，怀着迫切的心情随来传唤的内侍走过一道道庄严的宫门，来到后庭的一个内殿。

行过君臣大礼，相互问候寒暄之后，谈话很快转入正题。这时，王安石才仔细观看自己心中向往已久的这位年轻的皇帝。只见神宗头戴冕旒，身穿龙袍，腰系玉带；面庞有些消瘦，龙目不大却很有精神，天庭饱满，鼻梁挺高，上唇已有微微的髭须，表情严肃，很是威严。

神宗问道：“目前财政枯竭，国势衰微，边境不宁。朕要发愤图强，改变这种形势，使天下太平繁荣，当以何为先？卿要直言。”

王安石恭恭敬敬地回答道：“当以择术为先。”

“何为择术？”

“即选择适于国情的制度和法规。”

“依卿所见，唐太宗如何？”

“陛下当效法尧舜，何必以唐太宗为榜样呢？尧舜之道，至为简要而不烦琐，至为精当而不迂腐，至为简易而不烦难。只是末世学者，不能真正理解体悟尧舜之道的内容，就以为高不可攀。如果努力，尧舜之世，是可以达到的。”王安石非常自信地说。

神宗微微皱了一下龙眉，若有所思地说：“王爱卿，你对朕的要求太高了。你说要以择术为先，可祖宗所制定的法规制度已经很全面了，还需要怎样改变呢？请王爱卿直言无妨。”说完，神宗仔细地打量着王安石。只见王安石中等偏高的身材，四方形的脸膛，浓眉大眼，三绺不长的胡须分外疏朗，额头上均匀地横画着几道不太深的皱纹，两个眼角的鱼尾纹很是清晰，面容刚毅，总是自然流露出一种深思的表情。

王安石略微思索一下，慢慢答道：“祖宗制度法规虽全，可多年来朝廷政令松弛，文武百官多是苟且偷生之人，诚如方才陛下所言，现在的情况是财政枯竭，边境多事，百姓困苦，军队软弱。故各种制度法规虽有，形同虚设。要想天下太平，必须以理财生财、富国强兵为先。”

“理财生财，富国强兵？”神宗不由自主地重复了一遍。显然，神宗对这八个字非常感兴趣。

“是的。必须要理财生财，富国强兵，这样才可以天下太平。”王安石坚定地一字一顿地回答。

“可是，祖宗的成法岂可轻易改变？祖宗守此法，而百年没有大事？这又是为何？请爱卿教我。”神宗又提出了疑问。这实际上是几位大臣在劝神宗千万不要改弦更张时最常说的也是最有力的理由。神宗很难回答这一问题，便把这道难题交给王安石，请他给予回答。如果说制度法规不合适，为何百年无事？这确实是个难以解释的问题。王安石听罢此话，又皱了皱眉，思索一会儿回答道：“陛下所问，是个极其复杂的问题。这里既有制度法规的问题，也有人事的问题，还有天意。臣非三言两语可以解释清楚，请允许臣回去深思熟虑后写成奏章呈交御览，不知陛下意下如何？”

“可以。爱卿要翔实奏来。”

“臣遵旨。”

回到家中，王安石仔细回味着白天和神宗对话的情景，心情一阵阵激动。他看得出来，这位新君别看年龄不大，可却精明强干，有汲汲求治之心，这是改变目前国家衰颓之势、振兴国威的前提。皇帝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必须认真思考和需要慎重回答的问题。于是，晚饭后，他便一个人坐在书房里，边想边写。有时，写到兴奋之处，他还不由自主地激动一会儿，待心情平静下来再接着往下写。

三更天了，夫人吴氏见丈夫还不去房中睡觉，怕丈夫熬夜累坏身体，就悄悄地一个人来到王安石的身后。王安石专心致志只顾写字了，根本没有发现有人进来。

初夏的夜晚，天还有点凉，吴氏怕丈夫着了凉，就轻轻地把放在一边的大氅拿起来，又轻轻地披在丈夫的后背上。王安石似乎在察觉和不察觉之间，但他没有任何反应，依旧在奋笔疾书。又过片刻，女仆人按照夫人的吩咐给王安石送过来一碗热乎乎的莲子羹汤，轻轻放在王安石的面前，把汤放好后女仆人就非常知趣地退出去了。

这时，王安石刚刚写完一个段落，就停下笔来，见自己的身上披上了大氅，妻子站在身后，书案前摆上一碗莲子羹汤，感激地对妻子笑了笑，然后转过身用双手拉过妻子的一只纤手深情地抚摩着，关心地说道：“都深更半夜了，你还不睡觉？总这么陪着我，会累坏的。”

“你不怕累，我怕什么？你不睡，我也睡不着。”吴氏说得非常实在。王安石经常熬夜，吴氏也经常陪着。只要到三更，王安石就一定能喝到一碗热乎乎的莲子羹汤。这已经是习惯了。

王安石所上的这篇奏章题目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文章开头说明写作此文的缘起：“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宋朝从九六○年建国，到熙宁元年（1068），已经是一百零九个年头，这里说百年，是举整数而已。接着，王安石用十分精炼的语言概括分析了百年无事的原因。这就是北宋王朝是在五代战乱基础上建立的，人们久经战乱的折磨，均渴望和平。太祖赵匡胤代周自立后，以雄才大略统一天下。其后，偃武修文，措施得当。其后又不惜白银布帛而和辽国、西夏基本维持休战的状态。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又都是守成之君，没有失德。所以才维持百年没有大的变故。接着，王安石笔锋一转，尖锐指出：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义。人君朝夕相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故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也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四部丛刊本《临川先生文集》卷四一）

多年来朝廷一直因循守旧，吏治不清，君子小人杂用，邪正不分，是非不明。农民困苦，国家财政困难，虽然历代国君都俭约忧勤，但国家却日益贫穷。先扬后抑，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整个社会混乱贫穷的现状。最后，王安石鼓励神宗说：“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王安石对神宗寄以无限的希望，他怀着殷切的心情把这封言辞剀切的奏章呈了上去。

挚友间的争执

在王安石到翰林院任翰林学士不久，司马光也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之职。这两位早就在一起工作过的相互倾慕的大学士再一次担当同一职务。十多年前，王安石第一次到朝廷任职的时候，二人同是群牧判官之职，还共同出席过群牧司使包拯摆设的宴席。如今，二人又走到了一起。也不知是神宗的有意安排，还是上天在冥冥中别有寓意，一定要让这两个都极有个性的人在一起。

可以推测出来，对司马光和王安石的这种安排，神宗肯定是有一定目的的。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考验和观察，神宗想在这二人中选择一人委以大任，协助自己来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他发现，这两个人都学识渊博，都品行端正，都清廉自守，都是无可挑剔的正人君子。

王安石把夫人为他买的妾白白打发回去，等于白送给人家九十万钱的事迹当时就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成为士大夫们的美谈，对王安石的这种风范给予极高的评价。神宗当然也有所耳闻。

司马光也有一件类似的事。司马光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太原府担任通判，知府是著名的颍国公庞籍。司马光结婚已几年，可夫人却没有生孩子。庞籍的夫人和司马光夫人二人一商量，怕影响司马光的后嗣，就没征求司马光本人的同意而给他纳了一个妾。夫人怕有自己在，司马光有拘束，就故意回娘家躲开，并嘱咐妾自己打扮好，然后直接到内室去。

司马光吃完晚饭，处理完来往的公私文翰，便回内室休息。可一看，夫人不在，一个陌生的打扮时髦的漂亮而又年轻的女子含情脉脉地坐在床边，忙问是怎么回事。妾把夫人的安排和意思说了一遍。司马光和颜悦色地劝慰那女子，请她暂时到别的房间去，并说明天就派人把她送回娘家，由她自行嫁人，卖身钱全部赠送。结果当然是按照司马光的意见办了。庞籍对下属们连连赞叹司马光的为人。这件事在士大夫中也广泛流传，成为美谈。

神宗考虑，两个人也各有短长：司马光老成持重，适于守成；而王安石有胆识有魄力，适于开创新局面。如果这两个人能精诚合作的话，是最理想不过的了。但他也发现，在治国方略上这两个人的意见又是水火不相容，如二人同时执政，也不可能合作。故在一段时间里，神宗皇帝犹豫不决。他还要考验一下二人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七月的一天，朝廷又出了一个不大但却很麻烦的事。登州有一个名叫阿云的女子，娘家硬把她许配给韦家。她厌恶丈夫相貌太丑陋，就想把丈夫杀死。结果在下手时，心一软又下不得手，丈夫只是受了伤。她以谋害亲夫罪被收监审讯，登州知州许遵把她按照故意杀人致死罪减二等定罪。

后来，因这是重犯，要报呈审刑院和大理寺复核审批。这时，恰巧许遵也调到大理寺任职，当然按照原判批复。可是御史台的有关御史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谋害亲夫是大罪，与故意杀人罪一样，不能减二等定罪。报到刑部做最后定夺，刑部也同意大理寺的意见。御史坚决不同意，上书要求重新讨论判断。神宗便把此案交给翰林院去讨论，让他们各自拿出自己的意见来。

在这个案件上，王安石和司马光又出现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各自引经据典，发表看法。王安石同意原判，即认为谋害杀人，也想杀人致死，可实际上未杀死，与杀人致死者应当有所区别，同意减二等定罪。司马光认为既然想杀人致死，心术不正，出发点就是十恶不赦的大罪，应当与故意杀人罪同等，不能减刑。其实这是个司法量刑的问题，司马光是从人的心性出发来考虑问题，而王安石是从所造成的实际后果来考虑问题。遇到这样的问题，最后的裁判当然要是皇帝了。在这个问题上，神宗支持王安石，采纳了他的意见。

这一天是七月癸酉日（初三），这是王安石和司马光在处理具体事务方面出现的第一次对立和冲突。但这还只是写在各自的札子中的意见，并不是面对面的直接的争论。时过不久，一场公开的面对面的冲突在二人之间展开了。用王安石在后来写给司马光回信中的话说，二人谋事意见总是不合，其原因就是“所操之术多异故也”。

那是八月的癸丑日（十三），距上次的争论仅隔四十天。秋季，河朔地区遭灾严重，国库极度空虚，钱财匮乏。宰相曾公亮上表请示，乞求今岁秋郊免去以前对两府官吏赏赐的惯例，以节省国家钱财。宋朝对官吏的待遇比较优厚，每有朝廷典礼，对各级官吏都有数目不等名目繁多的赏赐。两府是指中书省和枢密院，即宋代主管行政和军事的两个最高的职能部门。曾公亮的表章送学士院取旨，等候批复。因为圣旨是由翰林学士起草的，所以无论什么重要的表章都要经过翰林学士们过目，经过翰林学士们讨论同意后请皇帝批准才能动笔写诏书。

见到这份表章，王安石和司马光又产生了不同意见。当时神宗皇帝也在场。司马光说：“救灾节用，应当从贵近开始，可以听从两府辞去赏赐的意见。”王安石不同意司马光的意见，反驳说：“从前常衮辞堂馔，时议认为常衮如果自己认为不胜任，就应当辞去官位，不应当空享俸禄。何况国用不足，也不是当今最紧急之务。”

常衮是盛唐中唐之交的一个人物，为人谨小慎微，但没有治国安邦之能，代宗朝曾以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出任宰相之职。只知节俭，主动辞去堂馔的待遇。所谓的堂馔，是唐朝赐给宰相的一种生活待遇，即每日中午，几名宰相在政事堂吃一顿午饭，一方面是便于宰相们联系感情，一方面也是工作需要，因为当时宰相要到午后才能回家。当然，这顿饭的费用由公家报销，不用宰相们个人掏腰包。

在元载因为贪污被处理后，常衮更加小心，为表示自己的清廉，他主动提出免去堂馔，或由自己掏腰包，不再花公家的钱。此事提出后，遭到很多大臣的反对，有人对他进行冷嘲热讽，说如果知道自己不称职，就应当辞去相位，不应当空享俸禄，只辞去那么一顿饭算什么？

但无能只是常衮的一个方面，而他确实是个儒雅君子，为人很可取。唐德宗把他贬为潮州刺史。后来又担当福建观察使。潮州地区非常落后，人们也很野蛮不开化。他到任后，建立学校，大抓文化教育，对这一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王安石的意思是两府的当务之急是整肃朝纲，尽快改变朝政混乱的局面，尽快解决财政困难的问题，只辞去点赏赐之物算不得什么，所以才说了上面的话。

司马光听王安石反驳自己，马上接过去说：“常衮辞禄，也贤于那些持禄固位的人。何况国用不足，确实是当务之急。”

神宗看看二人，默默地听他俩争论，一言不发。

王安石接着说：“国用不足，不是当务之急。国用之所以不足，只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而已。”

司马光马上不服地说：“您所说的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善于聚敛搜求以穷尽百姓的钱财而已。百姓穷困不堪就要为盗，这不是国家的福分。”

王安石反驳说：“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百姓的赋税也能使国用充足。”

司马光又反驳说：“天地所生的财货万物，是有一定的固定的数量的。不在百姓手里，就在官府里。譬如天降雨水吧，夏天涝了秋天就必定要旱，因为雨水是有一定数量的。”

“天生财货并无定数，只要法规制度得当，措施得力，就可以发展生产，多生产财货，不加赋税完全可以使国用充足。”王安石坚持自己的观点。

“您所说的不加赋税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暗中侵夺百姓的利益，这种办法的害处要比公开增加赋税大多了。这分明是当年桑弘羊欺骗汉武帝的话，司马迁在《史记》上特意记录下他的话，可见这些话是不明智的。”

司马光的话中已经把王安石比成桑弘羊了。桑弘羊是西汉时期一个在发展经济方面很有独到见解的人物。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在正统文人的眼里，他一直是一个只知理财而不懂礼法的被否定的人物。王安石见司马光的话有些过头，便有心要再进行反驳。这时，神宗说话了。

“两位爱卿不要争论了。在节用辞赏这个问题上，朕同意司马光的意见。但王安石说的也不无道理，此次就依从王安石的意见，以不同意他们关于辞赏的请求答复他们，就这么定了。”皇帝的话是金口玉言，谁敢不听。而这一天，翰林学士中担任值班即执笔的又正是王安石，所以，就这样作了批复。

神宗的意见带有折中的性质，他在语言上支持了司马光，而在实际上又支持了王安石，因为最终采纳的是王安石的意见而不是司马光的。但他那么说，一是给司马光面子，二是同意司马光“国用不足”为当务之急的观点。

司马光所说的国用不足，在当时确实已经成为朝廷的燃眉之急，少发点赏赐虽然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但节省用度却是当时缓解国用不足这一矛盾最有效的良方。宋朝从建国以来，在宋太宗时建立内藏库，属于皇帝宗室内部的钱财收藏库。里面收藏有金银布帛、珍珠玛瑙、奇玩古董等各种宝物，供皇宫内院的支出，皇帝对大臣的赏赐也从这里支出。

可是自从此库建立以来，进库有账，而出库的东西账目不清。前后任凭一些小内侍进去支取，一百年来从未清点过库存，只是凭账面上的记载来进行估计，故对内藏库究竟有多少储备心中没数。神宗命有司清点库存。结果与账面所记有相当大的出入，库存金银宝物等已经非常有限了。这更使神宗忧心忡忡。

在这次争论之前，神宗曾经交给司马光一项任务，命他牵头置局看详裁减国用制度，仍取庆历二年（1042）的数目，凡与今日开支不同的，详细开列出清单来，然后逐项进行裁减，务必把国用开支压缩下来。其实就是以庆历二年的国用开支为参照，详细制定来年的国家财政支出的预算。

数日之后，司马光说，国用不足，主要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以及三司使官吏共同深思，精心策划，还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经过许多岁月的节俭，方可奏效。不是微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下来的。神宗听后，大失所望，因为司马光的话等于没说，这一点不用他说神宗早就明白。神宗把这件比较棘手的事交给司马光去做，一是当时的急需，一是考验一下司马光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和胆识。

神宗心里明明白白，国用冗费，贵族奢靡已非一朝一夕，压缩经费开支绝非一般小事。多年的习惯已经养成，而且凡是开支浪费的地方，都是有来头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王公权贵，对任何一方面的经费进行压缩都要有极大的阻力，甚至说有一定的风险，这是一个得罪人的差使。

司马光一点具体的意见也没有拿出来，或者是由于他确实缺少谋划这种全国性大预算的本领，或者是由于他老奸巨猾，怕得罪人。不管是什么原因，司马光没有为神宗分忧，这令神宗非常失望。神宗现在急需的是解决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听什么大道理的说教。

在两府主动请求辞去赏赐的时候，司马光之所以说节省用度是当务之急，也与这件事有关，他理解神宗现在最为头疼的就是财政严重匮乏。因此司马光一说国用不足为燃眉之急，神宗便有同感。但神宗对王安石的意见也听得明明白白，理解王安石话语的深层含义，故最终还是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

这场争论过后，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如何处理国政、如何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上的分歧已非常明显。神宗想要同时重用两人的愿望看起来已难以实现。这就给还很年轻的神宗出了一道难题，促使他非要在这二人之中选择一位不可，尽管他很不情愿，但也只能如此。

慎重的选择

自从王安石越次入对与神宗深谈后，神宗一直非常重视王安石的意见。就在王安石把他连夜写成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呈交神宗的次日，神宗又单独召见王安石，对他说：“朕昨晚详细阅读了爱卿的奏章，其中详细陈列的各条失误，爱卿务必一条条详细规划，试为朕详细策划设施之方略。”王安石回答说：“马上就一条条规划出来实在有困难，这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清楚的事。请陛下能以讲学为事。在讲学中这些道理自然就可以讲解清楚。道理既明，则策划设施的方略也就自然清楚明白了。”

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每隔三两天，神宗就安排几位饱学硕儒到迩英阁中讲经论道，研讨一些理论问题和怎样治理国家的实际问题。至于谁来主讲，由神宗指派。神宗每次都到场，虚心听讲，有时还提出一些实际问题与讲学先生或听讲的人共同讨论。

这天早朝后，由王安石主讲《礼记》，王安石对前人一些讲解注释提出了不同意见，得到听讲人的普遍赞同。讲解完毕，神宗命王安石留下单独谈话。这是神宗和王安石第三次单独谈话，内容又深入了一层。

其他人刚刚退出去，神宗就有些迫不及待地说：“朕想再听听卿的议论。”王安石说：“臣愿尽微言。”

“古代圣明君主，必得贤臣而后才可天下大治。唐太宗必须得到魏征，刘备必须得到诸葛亮，然后才可以大有作为。”

“陛下如果确实能成为尧舜，那么就一定会有皋、夔、稷、契。陛下如果确实能成为高宗，那么就一定有傅说。那两位君主，又哪里值得称道呢？这么大的天下，常患无人可以帮助治理，就因为陛下择术未明，推诚未至。虽有皋、夔、稷、契、傅说之贤人，也将会被小人所蒙蔽，不得施展才能而郁闷离去。”

“什么时代没有小人呢？虽然是尧舜的时代，也不能避免有四凶啊！”

“能够辨别出四凶而且诛杀他们，这就是尧舜之所以成为尧舜的原因。如果使四凶在朝任意胡作非为，谗害忠良，那么皋、夔、稷、契亦绝不会终身苟食其禄的。”王安石说得非常肯定。

“说得好！说得好！”神宗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这一天是十月壬寅日（初九）。四天后的丙午日（十三），是由司马光主讲。讲学结束后，神宗留下司马光，向他询问富民之术。司马光回答说：“富民之术，关键在于得人。最直接亲近管理百姓的是县令，要知道县令是否贤良，莫若知道知州；要知道知州是否贤良，莫若知道转运使。陛下只要慎重选择好转运使以上的朝廷大员，使转运使掌握督察知州的政绩，使知州掌握督察县令的政绩，何愁百姓不富裕？”神宗默然，没有表态。很明显，司马光的意见不具体，是老生常谈的大道理，在解决具体问题上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十二月，又出现一件足以显示人处理具体事务能力的事。前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到京师向枢密院投书，献《平戎策》三篇，提出一套如何平定西方的策略。认为朝廷应当先用恩信招抚沿边的少数民族，然后可以恢复河湟地区；如果河湟地区得以恢复，就可以进一步威胁震慑唃氏；威胁震慑唃氏，就可以制服西夏。王韶曾参加制科考试不中，一气之下就客游陕西，专门进行实地考察，采访调查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所以对这一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所上《平戎策》也就特别有分量。

神宗看后，为之所动，交给司马光和王安石去看，并让他们各自提出自己的意见。王安石认为这三篇文章有分量，有道理，是从实际出发的，朝廷可以考虑这件事，但一定要非常慎重，千万不可轻易用兵，只能是暗中准备。司马光则认为现在万万不可谈论用兵的问题，不可谈论边事。与富弼的意见一致，即请神宗“二十年口不言兵”。最后，神宗又一次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任命王韶为“管勾秦凤经略司机宜文字”。

经过连续几件具体事情的检验，神宗开始坚定自己的看法，王安石可堪大用。就在熙宁二年（1069）春节刚过，早朝过后神宗留下王安石赐座单独对话。

神宗很严肃地说：“此非卿不能为朕推行，朕须以前政事烦卿。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也。”意思是说，我将要用以前的政事麻烦您，您有这种能力，也想要干一番事业，所以不会坚决推辞。“料卿学问如此，亦欲设施，必不固辞”，可以体会出神宗说话很有分寸，也很有力度。

王安石说：“臣所以来事陛下，固愿助陛下有所为。然天下风俗法度一切颓坏，在廷少善人君子，庸人则安常习故而无所知，奸人则恶直丑正而有所忌。有所忌者唱之于前，而无所知者和之于后。虽昭然独见，恐未及效功而为异论所胜。陛下诚欲用臣，恐不宜遽，谓宜先讲学。使于臣所学本末不疑，然后用之，庶几能初有所成。”王安石对于社会现状的认识非常清楚，所以提醒神宗不要操之过急，要通过讲学和思考对自己的主张“本末不疑”，然后再用。

神宗马上说：“朕知卿久，非适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以为卿但知经术，不可以经世务。”这几段话引用的都是原文，因为并不艰涩，这样，阅读起来更真实，宋代人就是如此说话的。宋神宗说得很明白，别人都认为王安石只是精通经书学术，不可以重用执政经营军政事务。

王安石当然听明白了神宗的意思，马上回答说：“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所赖焉？”经术本来就是用来经营社会事务的，如果不能够经营社会事务，那么经术所依靠的又是什么？这句话可以看出王安石读书研究学术的根本指导思想便是解决社会问题。这是王安石学术思想的出发点。

君臣越说越对心，神宗接着问：“朕念慕卿道德甚至，有以助朕，勿惜言。不知卿所设施，以何为先？”

王安石回答：“变风俗，立法度，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易》以泰者通而治也，否则闭而乱也。闭而乱者以小人道长，通而治者以小人道消。小人道消，则礼义廉耻之俗成，而中人以下变为君子多矣。礼义廉耻之俗坏，则中人以下变为小人者亦多矣。”

其实，社会风气对于人之品性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君子国中多君子，小人国中多小人。而每个社会成员个人品性和社会环境便相互生发、相互影响、相互决定。孔子提倡“里仁为美”便是其大同理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是极其深刻、极其深远的。我们现在创建“文明社区”、“文明街道”、“文明城市”都是源自于孔子的这一思想。

神宗连续点头称是。这次推心置腹的谈话，使这对君臣大有心心相印的感觉，两个人都感觉很有信心，要大干一番事业。

熙宁二年（1069）二月，经过一年多的深思熟虑和多方面的实际考验，二十二岁的神宗皇帝赵顼终于最后下定决心要进行变法了。因为一年多来，他反复指示执政大臣和三司使等主管财政的官吏要尽最大限度地压缩开支，但朝廷的财政依旧是捉襟见肘，窟窿越来越大，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三司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日子已经很难维持了。如再不想办法改弦更张，这种积弱积贫的局面就无法得到丝毫的改变。

于是，神宗起用了王安石，以便按照自己的意图对混乱无序、庸俗腐朽的社会状况和死气沉沉的世风来一个大的冲击，重新建立一种崭新的社会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使百姓尽快富裕起来。只有民富国家才能强大，只有国家强大才能挺起腰杆来，恢复中原大国在周围国家中的盟主地位，把祖宗丢去的面子重新找回来。其实，这次极为深刻的全方位的变法是神宗最开始酝酿的，但具体措施和步骤是由王安石制定和实行的。正因为神宗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所以在变法遇到那么大阻力的时候，神宗才能坚持住，没有从根本上动摇。

既然要变法，就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班子，还要处理日常的军国大政，于是，神宗先后任命富弼为宰相，陈升之为枢密使，任命王安石、赵抃为参知政事，再加上保留原宰相曾公亮、原参知政事唐介的职务，就形成宰相、副宰相共同执政的局面。由富弼、曾公亮、赵抃、唐介四人侧重抓日常工作，由陈升之和王安石侧重抓变法改制的工作。

王安石是以右谏议大夫兼领参知政事之职，正式任命是在庚子日。从这一天开始，王安石真正掌握了制定新的法规制度、全面进行变法的主动权。他多年来改造社会，造福人民，遗泽后世的宏图大略开始得以施展。他默诵着自己最喜欢的李商隐“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的诗句，昂首挺胸，走进参知政事的办公厅，怀着坚定的信念，开始勾画崭新的理想社会的蓝图。他要排除一切干扰，克服一切困难，闯过一切艰难险阻，向着既定的理想的目标奋勇前进。

六天后的丙午日，司马光就觐见神宗，乞求外郡，即要求离开朝廷到地方去做官，实际上是对变法表示坚决的反对，是在闹情绪。

神宗没有批准，问司马光道：“爱卿名闻外国，为什么要除外郡？”原来，吕公著出使到辽国的时候，辽国的几名大臣都问：“贵国的司马光为什么离开御史台？”当时，司马光刚刚调出御史台不久，可见辽国人对司马光很熟悉，也非常关心。吕公著回国后把这件事报告给神宗，所以神宗才如此说，一方面是真心挽留，一方面也是表示对司马光的真正重视。司马光被留了下来。

经过司马光的推荐，治平三年（1066）在濮议中因为对欧阳修进行恶毒攻击而被贬出京师的吕诲、范纯仁又回到朝廷，吕诲又一次到御史台这个朝廷舆论部门任职。吕诲、范纯仁和吕大防三人在濮议中曾联合上奏折弹劾欧阳修，指责欧阳修是什么“豺狼”、“奸邪”，语言太过分，缺乏厚道。其实，当时没法说双方哪一方就绝对的正确，因为那实在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吕诲为人好沽名钓誉，特别偏激，据欧阳修关于濮议过程的记载，当时吕诲等人之所以用那么过头的刺激性很强的语言，就是为了激怒欧阳修和朝廷，就是为了被贬，以此来钓取敢于直言的名誉。

范纯仁在对待欧阳修的态度上更令人不理解，欧阳修当初是范仲淹庆历新政最坚决的支持者，因为支持范仲淹而被人指责为“搞朋党”也在所不惜，被贬谪也绝不退让，与范仲淹结下极为深厚的友谊。

范仲淹死后，欧阳修受范纯仁的请托而写神道碑，碑文中有这样的内容：范仲淹在搞庆历新政时，受吕夷简排挤而被贬，二人产生隔阂。后来范仲淹在西北戍边时，吕夷简在朝中任宰相，二人相约，尽释前嫌，共同戮力破贼，表现出以国家大局为重的非凡的气度。

范纯仁看了这几句话后，说道：“先父至死也未和吕夷简解仇。”把碑文退回来，请欧阳修把这几句话删掉。欧阳修回答说：“你父亲和吕公相约破贼，尽弃前嫌，是我亲眼所见。你父亲与吕公释嫌的话，在他写给我的信中也有。你们当时还小，不知道这些事。何况，父亲自言平生不怨恶一人，而其子却不使其解仇于地下，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呢？”欧阳修对范纯仁兄弟进行了批评，也坚持着不肯删掉那几句话。

后来，范纯仁见欧阳修不肯删，没有办法，就自己动笔删去。等碑文雕刻出来，把拓片送给欧阳修的时候，欧阳修挺生气，说：“这不是我写的文章。”这件事在当时士人中广为流传。欧阳修对范纯仁当然很不满意，认为父子的品性相去甚远，说了几句批评的话。范纯仁在濮议中那样恶毒地攻击欧阳修，起码不够厚道，对他本人的威信也有很大损失。但有一点却可以得到证明，这就是范纯仁和吕诲同样都是很有战斗力的人物。范纯仁当时任同知谏院之职，也是掌握朝廷舆论的重要角色。

甲子日，正式成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这是由宰执监管三司，制定财政政策和制定所有改革大政的部门。宋朝建立之初，为加强中央皇权，采取三权分立的措施。即设置相府负责政事，办公在政事堂，是最高行政机构，长官为宰相。枢府负责军事，办公在枢密院，是国家最高军事机构，长官称枢密使，官品和宰相平级。三司主管财政，办公在三司使衙门，是国家最高财政机构，长官称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又称“计相”。三个部门相互平行而不统属，而新法涉及政事、军事、财政三个部门，故需要有统筹管理的权力才可以。于是设立这样的机构，专门负责制定新法和推广新法，而原来的机构不变，负责日常工作。

由于多数大臣不赞成变法，不愿意参加这项工作，所以王安石推荐精明强干的与自己志同道合的吕惠卿负责具体工作，他本人和陈升之掌握全面的动态。一场自上而下的，涉及千家万户，涉及各个阶级、各个部门、各个领域的最深刻的社会改革开始了。

从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那一天开始，变法派和保守派的斗争就开始公开化并且日益激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