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王安石
<meta charset="UTF-8">高中一甲
在繁华热闹的东京流连半年多，年轻的王安石大开眼界，接触了许多名流。虽然在他进京之前，范仲淹、欧阳修已被贬出东京，他未能亲睹这两位国士的风采，但二人直言敢谏，以天下为己任的风范却给他以极大的鼓舞和启发。对于二人被贬事件之深层原因的思考，使他一下子成熟了很多。
这次进京，王安石的一大收获是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说来还真有点巧，二人相识的契机就很有趣。在离开之前，王安石到卖文房四宝的店铺，准备挑选几支毛笔，只见一位身材适中、相貌清秀、举子模样的人也在挑选毛笔。王安石打量他挑选毛笔的眼神和所关注的地方，便知道是位行家，于是施礼搭话道：“这位相公，爱好书法吗？看选毛笔的姿态应该是位行家？”那人连忙还礼，道：“爱好而已，爱好而已。不敢说是行家。请先生指教。”说罢，做个手势，请王安石帮助自己挑选。
王安石也不谦让，于是二人共同挑选，各自选了几支毛笔。有狼毫的，有羊毫的，还有七紫三羊的。
挑选完毛笔，王安石便再度施礼道：“看先生打扮是来参加科举考试的吧？请问贵姓高名，何方人氏？”
“您客气了。某姓曾，单名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果真是来参加考试的。请问公子尊姓大名，仙乡何处？也是来参加考试的吗？”
王安石连忙还礼，道：“某姓王名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此次进京，是家父前来等候选调，我是跟随而来，并不参加今年的考试。”
二人越说越投机，便共同来到一家茶馆品茶聊天。论起来，拐过许多弯后，两个人还有表亲。论起辈分，王安石还要管曾巩叫表叔。但是，王安石只比曾巩小两岁，于是，两个人就以平辈论交了。
曾王的会晤，无疑是他们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至于在很多年后，他们都为此无限追思和向往。曾巩和王安石在京城游览名胜古迹，谈论诗文，评说古今，志趣相投。两人引为知己，相见恨晚。
都是第一次进京，两个年轻人非常兴奋。虽然他们以前也听说过关于京城的一些新鲜事，但是，百闻不如一见，这次进京使他们大开眼界。三重城墙，四水贯城，街道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繁华而壮观的京城，使两个年轻人不断地发出赞叹声。
游览京城，诉说心曲，增加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该分别的时候。离别之际，他们依依不舍，仿佛还有千言万语没有说完，两个男子汉竟然洒泪而别。
回到家后，他们念念不忘对方，两人异地传书，音信不断。曾巩称赞王安石：“寥寥韩孟后，斯文大难得。”称赞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好。不仅如此，还称赞王安石有大才：“如跻极高望，万物著春色。”曾巩本人就是一个才子，却对王安石如此推崇，表明他确实慧眼识人，不愧是王安石的知己。王安石也极力称赞曾巩的文章：“吾子命世豪，术学穷无间。”两个人对对方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
四月初，王益得到新职，朝廷任命他通判江宁府。江宁府即现在的江苏南京市，当时已是南方屈指可数的大城市，又名金陵，还曾叫过建业、建康。通判是知府的副手，又称“半刺”，即半个刺史的意思，俗称为“倅”。与州郡长官共同处理政务，州郡的一切政务均需知州、通判两人联合署名才可以生效实行。而通判又要负责本部门官吏政绩的考核上报工作，故又被称为“监州”，有职有权。
一年后，王益病死在任所，时年四十六岁。临死遗嘱，让儿孙们把他就安葬在附近的牛首山下。从此，王安石一家就定居于此了。
王益前妻徐氏，生两个儿子，即王安仁和王安道。王安道比王安石大四岁，是一○一七年生，王安仁生年未详，比王安石大六岁左右。徐氏去世后，王益续娶吴氏，生五儿两女。五儿依次是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安上。这样，王益灵柩前便是九个儿女，七儿两女。曾巩在王安石母亲墓志铭《仁寿县太君吴氏墓志铭》中说，吴氏对于前房徐氏生的两个儿子王安仁和王安道非常关爱体贴，超过对自己的亲生子女。可见王安石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
父亲的死，对于尚未弱冠的王安石来说，是沉重的打击。王安石忽然感觉自己长大了，他身后的靠山倒塌，感觉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原来一切事情都依靠父亲，自己只要努力执行就够了。现在不同，父亲不在了，全家的生活重担便压在自己的肩上。
王安石一个人坐在父亲牌位前，看着父亲的画像，静静地思考人生：人来到世间，便要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首先是家庭的，然后是国家的。而作为一个男人，就要勇敢进取，奋发努力，尽自己的全部身心来增长才识。不能进取则其他一切都没有意义。因此，进取心是第一要义。在此基础上，还要勇于承担责任，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全部责任，当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百姓、好臣子。如果都做到了，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别人也没有什么可批评讥笑的。他忽然悟到孔子在回答司马牛问话时说的“内省不疚，何忧何惧”的深刻人生道理来。明白道理便是闻道，更重要的是真正的刻苦努力。
开悟之后，王安石内心才平静淡定下来，开始了极其刻苦的读书、思考、写作。王安石先将科举考试必修的课程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学习，因为不用这块敲门砖敲开进士的大门，要想进入官场极其困难。再则，要想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也非要读书不可。他深深感受到就只局限阅读经书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其深奥意旨的，必须扩大知识范围。因此他除阅读儒家经典外，诸子百家，《难经》《素问》《本草》乃至小说，无所不读。
三更灯火五更鸡，这两年时间里，王安石的学问精进，自信有把握一举中第。庆历元年（1041）暮春时节，王安石守丧期满，脱去丧服。他遵照父亲的遗嘱，满怀信心，独自进京去参加每年一度的进士考试，为以后进入仕途打开大门。
进士考试开始于隋朝，时无定制。唐朝时由于录取人数少，一般情况下每年只录取二十五人，扩大录取数量时也不过四十人。所以，唐朝的知识分子考中进士极难。而且，唐朝的进士考试又不密封试卷，如果没有权贵或学术界大名人推荐则很难考中。故唐朝的进士考试还带有很强的门阀士族的色彩，其录取大权基本上被贵族地主阶级把持着。一般的土著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难以问津，尤其中晚唐后更是如此。
宋朝建立后，严格考试制度，扩大录取数量，太宗朝后，每年都可录取几百人，是唐朝的十几倍甚至几十倍。而且密封试卷，又增设专门誊写的部门，使主考官及评阅试卷的人无法看到考生的笔体，极大地避免了评卷及录取过程中的舞弊行为，考试相对公平。这就为广大庶族知识分子金榜题名，进入上层社会，参与国家管理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宋朝初年著名文学家王禹偁就是一个出身贫寒而凭自己真本事考中进士的人。
由于开拓了选拔人才的社会层面，所以尽管北宋在政治经济方面一直也没有真正强大起来，但文化却极其繁荣。到中叶时，出现了人才济济的可喜局面。王安石走向社会之时，正是北宋人才最多的时候。如钱惟演、晏殊、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柳永、张先、韩琦、范仲淹、司马光、文彦博、包拯、曾公亮、富弼、宋祁、张载、邵雍、吕公著、周敦颐等人都已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王安石稍晚的还有苏轼兄弟、黄庭坚、范纯仁、沈括、吕大防等。这些人物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屈指可数的杰出人物。他们灿若繁星，在当时的历史星空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年轻的王安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走进东京开封府的。
王安石住在太学附近的一个旅馆中。这里住的主要是前来应考的举子们。旅馆的档次居中，设备比较普通，但很齐全，又比较卫生，旅店老板就是以应考举子为对象设计的房间格局，故住起来非常方便。
一年前，守丧期间，在母亲催促下，王安石和两个哥哥王安仁、王安道曾到太学游历，并临时吃住在太学中，带有短期进修的性质，也算是太学的学生，以便见识一下国家最高学府的学子们是怎样学习和生活的。
在这段时间里，王安石结识了一个朋友。此人叫李通叔，字不疑，是福建人。由于初入太学，王安石心里也有些紧张。但与李通叔交谈后，立刻有了自信心，觉得“圣人户庭可策而入也”。此次住下之后，安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见一见这位对自己颇有影响的好朋友。
李通叔已经二十八岁，比安石大七岁，虽不能说饱经风霜，也比安石多经历许多人生世故，为人精明深沉。见安石来访，李通叔非常高兴。二人到附近的一个小酒馆里，要点酒菜，边喝边谈，相互鼓励，十分畅快融洽。其后，王安石作《太阿》一诗赠给李通叔，李通叔作《双松》一诗相酬答。
回到旅店，王安石依然很兴奋，就到隔壁的房间里去看望新住进来的举子。不看则已，一看大喜过望，原来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前认识而且一直有书信来往的好朋友曾巩。说来真是有缘，曾巩来报名准备参加考试，住店居然住到了王安石的隔壁。二人畅叙几年来各自的情景，一直叙谈过了子夜。
此后，一有时间，王安石不是到李通叔那里去，就是到曾巩那里去，切磋学术，讨论问题，学业大进。
宋朝的进士考试，要经过几次筛选。从各州府经过考试选拔出来的举子可以直接参加礼部试，太学的学生则要经过本校的考试进行选拔，淘汰的学生则不能参加下一轮即礼部的考试。礼部考试在春季进行，通常称之为“春闱”。被录取后则可参加殿试，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关键性考试，决定最后的录取和名次。
考试无常，王安石非常钦佩的李通叔却在太学考试的第一关就马失前蹄败下阵来。这是始料不及的，连王安石都感到突然，李通叔的情绪就更可想而知了。因为不必等待参加春闱，李通叔就告别王安石回乡探望父母了。
王安石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告别竟成了永诀。李通叔在归乡的路途中，所乘之船在建溪中因溪水突然暴涨翻船溺水而死。一年后，王安石才知道这个不幸的消息，满含深情地写下《李通叔哀辞并序》一文，感情真挚，令人不堪卒读。
礼部考试中，曾巩也不幸落榜，告别王安石悻悻而归。两个朋友相继离去，只剩安石一人。虽然有时感到冷清寂寞，但一读起书来就什么都忘了。他进入了积极备考的最佳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安石焚膏继晷，学业又有很大进步。
转年就是庆历二年（1042）春天，在竞争激烈的殿试中，王安石发挥正常，以优异的成绩荣登进士甲榜的第四名。这一年的状元是杨寘，第二名是王珪，王珪是一○一九年生人，比安石大两岁，第三名是韩绛，韩绛是一○一二年生人，比安石大九岁。四人中，安石的年龄最小。后来，王珪、韩绛和王安石先后都做过宰相。一甲中出三名宰相，而且这三人又是连名，这在科举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故受到后人的盛赞。
后来王安石执政时，曾经写作一首《题中书壁》之诗，曰：“夜开金钥诏辞臣，对御抽毫草帝纶。须信朝家重儒术，一时同榜用三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其实，如果按照实际的排名，王安石才是状元，而杨寘是第四名，但鬼使神差一般他们俩的名次就被调换了位置。
原来，在殿试结束后，名次并不是马上出来。而是由几名主考和副主考以及阅卷大臣排出名次。尤其是前十名。这前十名出来后，先要把他们的答卷交给两府长官即宰相和枢密使传阅，签署意见，最后由皇帝定夺。
晏殊当时正主政，看到了那十份试卷和名字。他看到的前四名名字次序是：王安石、王珪、韩绛、杨寘。晏殊的门婿杨察，是杨寘的哥哥，比任何人都会关心弟弟，尤其是科举这样的大事，更是非常着急知道结果。于是杨察带着弟弟杨寘，杨寘带着自己答卷的草稿去见晏殊。晏殊便把杨寘第四名的消息告诉他。并千叮咛万嘱咐其一定要严守秘密，千万不要说。
晏殊不知道，就在他画押后，主考拿着走了。杨寘年轻，非常自负，听说自己中了第四名，内心非常高兴，便约几名好友来到一家酒店，点了几个名菜，要上几壶好酒，边吃边喝边说大话：“不瞒几位阁下，就凭我杨寘的学问和才华，蟾宫折桂是不在话下。”
“看来老兄是知道点内部消息了？”一人试探问。
“那倒没有，在下是做梦梦到的。取了个一甲第四名。”并用手拍打桌子道，“不知哪个卫子夺吾状元矣！”
最后的话是引自王 《默记》中的原话。这里的“卫子”是古代骂人话，就是驴的意思。据宋人高承《事物纪原·虫鱼禽兽·卫子》记载：“世云卫灵公好乘驴车，故世目驴为卫子。或曰，晋卫玠好乘跛驴为戏，当时称驴为卫子以讥玠，故有蹇卫之称。”把驴称作“卫子”是在宋元以后的事情，至于到底怎么来的则不重要。
在场的人都感觉诧异，对他说的话是半信半疑，因为都是朋友，也没有人去追究他消息的来源。他回家酒醒后，不免有点后怕，这事要真是追究起来，他哥哥杨察的岳父晏殊则脱不了干系。说是自己做梦梦到的，鬼都不相信。
晏殊泄露了消息，也有点后怕。万一这个愣头小伙子杨寘沉不住气，把他自己得第四名的事说出去，岂不坏了大事，自己泄密的罪名是逃不掉的。晏殊几乎一晚上没有睡好觉。
再说主考官谨慎地拿着金榜名单到大内去请皇帝最后签署，盖玉玺，然后就可以誊写清楚上榜，明天大殿就可以公开唱名了。仁宗皇帝事先已经阅过前十名的试卷，尤其是前五名的，仔细阅读过，当然心中有数。
主考官将初拟的名单顺序呈交仁宗时，仁宗马上说：“第一人的赋中有‘孺子其朋’，此语犯忌，不可以魁天下。”主考问：“万岁圣明，那么谁可以为状元？”
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都已经是朝廷命官，按照惯例不能取状元，第四名则是杨寘，仁宗看到杨寘的名字，便说：“杨寘可以。”就这样，本来应该是王安石的状元，结果阴差阳错到了杨寘名下。
关于仁宗皇帝为什么不喜欢“孺子其朋”这个词，后人议论很多，还有人说是晏殊半夜见仁宗，搞了一大堆小动作云云。其实，晏殊不会那么卑鄙，他和王安石还是同乡，不会因为他门婿的弟弟而处心积虑地把王安石的状元拿掉。仁宗是个有主见的人，笔者推测是仁宗在阅读前几位试卷的时候，不太喜欢王安石积极主张变革现实的观点。仁宗是位守成的君主，缺乏变革现实的胆识和魄力。王安石后来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即所谓的万言书中，明确提出变法主张，仁宗一直没有采纳，便是明显的佐证。王 在记载此事之后发感叹道：“然荆公平生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其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而增重耶！”对王安石是非常敬佩的。
晏殊也不知道名次的变化。第二天唱名和发榜后，晏殊也松了一口气，他泄密的事情便不成立了。而听到杨寘酒话的那几个人，也都以为是杨寘的酒话，一笑了之。天下事情真是莫名其妙，仁宗的好恶使王安石失去了状元的荣耀，成就了杨寘状元的美梦，也完全解除了晏殊泄密的嫌疑。
在古代，同一榜登第的人都算同学，常称作同年。考中之后，还要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什么簪花、赐宴、题名等。在这些活动中，由于名次相连，安石和王珪、韩绛二人的接触自然最多，三人也就熟悉了，结为朋友。这对三人的终生都产生重要影响。
新进士及第后，还要等待一段时间才能由吏部正式分配工作。这段时间，是新进士们频繁活动的最佳时段。如果朝中有人，自然可以留在朝廷中任职。在当时，人们都重视朝官而轻外任，所以，绝大部分新进士都把脑袋削个尖去找门路。有人的找人，没人的舍得花钱。一个个四处奔走，忙得不亦乐乎。而王安石却不动声色，除了必要的应酬之外，他依旧在旅馆里刻苦攻读，同时也密切关注着整个国家的形势和社会发展的趋势。
一天晚饭后，王安石在外面溜达一会儿，回到房间里，点燃蜡烛，翻开《周礼》正在阅读，忽听有人敲门。
安石开门一看，见来人是新结识的好友韩绛，后面还跟着一个和他模样有些相似但比他年轻的人。安石热情地把二人让进屋里。
“韩兄，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这位就是您多次跟我提起的令弟韩维吧？”
“介甫真是好眼力，一点不错。”
“欢迎！欢迎！”王安石一边说话一边泡上两杯茶递给二位客人，“请喝茶。”
韩维进屋后一言未发，他仔细观察着哥哥极其钦佩推崇的这个人。只见王安石中等偏高的身材，方脸盘，下颌略尖，眼神深邃，略带思考的样子。几案上的书摆放得比较零乱，衣冠虽然不能说不整，可也不像一般的年轻人那样端庄整洁，一看就知是不拘小节的人。见主人如此热情，韩维连忙道谢，并和哥哥先后坐下。开口说道：
“胞兄一再赞美阁下的人品才学，京中举子，对阁下也是交口相赞，公相大名，如雷贯耳。在下渴慕久矣，今日特来拜会，三生有幸！”
“岂敢！岂敢！”王安石连忙躬身施礼，连表谢意，并说道，“在下早闻令兄之清德，仰慕已久。”
原来，韩维和韩绛是亲兄弟。他们的父亲叫韩亿，雍丘人，早年登第，在朝中为官，老成持重，颇得圣眷。韩维学识渊博，颇有识见，因其父亲在朝为官，坚决不参加进士考试。他们亲兄弟八人，几个哥哥都是朝廷命官，韩氏一门，朝野闻名。韩绛进士及第后，对王珪等人都不算太佩服，赞不绝口的就是王安石，认为此人有经天纬地之才，可堪大任。韩维知道哥哥轻易不谀人，既然如此赞佩，想来不是寻常之辈，今日一见，也顿生钦佩之情。
“其他同年都在四处奔竞，以期留在朝中为官。介甫兄为何不运动运动呢？”韩绛问。
“我对这些事一直看得很淡。右丞有诗句曰：‘感激有公义，曲私非所求。’就凭吏部安排吧，何必为此劳心费神呢？”
“淡漠自守，不肯干谒事人。只此一点，便胜俗子多矣。佩服。可已经登第，介甫何必还如此用功苦读呢？外面花花世界，何不也去放松放松，消遣消遣？”韩维问。
“很多人都把科举考试当成仕途之捷径，一旦及第进入仕途之后，便很少读书了。故很多人也就成了平庸之才，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我则异于是，不想到此为止。总感觉自己所知甚少，而且每天读书都有新的收获，其乐无穷。”
“介甫兄对《周礼》很感兴趣吗？”
“一部《周礼》，大半是讲述经邦治国，怎样理财的。现在的人一提理财似乎就是非常俗气的事。这是当今社会的一大误区。我读此书，便想在这方面看一看周公是怎样对待的。朝廷以科举取士，其目的就是要这些人协助圣上治理国家。治理国家就要有真才实学。现在有时间，就抽空学一学，将来或许有用于世。”
“介甫兄不汲汲于富贵，以天下为己任。佩服！佩服！”韩维抱拳在胸。
三人又谈了很久很久，从人生谈到国家，从历史谈到现在，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所不谈。直到夤夜，韩绛兄弟才恋恋不舍地告别而去。
三月末，王安石接到吏部的任命，到淮南路去做签书判官，新的生活开始了。
<meta charset="UTF-8">山雨欲来风满楼
宋朝的淮南路是地方重镇，统辖十七州、四军、二监，治所在扬州（今江苏扬州）。扬州在唐代则是淮南道的治所，是唐代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唐代有“一扬二益”的说法，是从经济发达以及商业繁荣程度来说的。从李白的“烟花三月下扬州”、杜牧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诗句中都可以感受到唐代扬州的繁华程度和极其巨大的吸引力。北宋时期的扬州依然是很繁华的。
签书淮南判官是行政大州府设置的幕府中的高级官吏，在佐吏中地位较高，综理该州府行政长官的一切事务，是一个比较重要而又繁忙琐碎的工作。由于判官的工作具体而又琐碎，白天基本上没有时间看书，王安石就在夜晚抓紧时间苦读。也正由于直接接触了社会生活，对于官场中的一些弊端和百姓困苦有了更直接的感性认识，王安石所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刻复杂，而他也感到自己的知识越发不够用了。于是，他更自觉地去学习一些有关治理社会方面的知识。
秋风瑟瑟，落叶飘飘。夜深人静，秋虫唧唧。王安石独自盘膝坐在几案前，一边苦读一边思索着。几年来在京师里的所见所闻，到扬州以来的所见所闻，使他感到深深的忧虑。
京师里，王公大臣们绝大多数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终日花天酒地，送往迎来，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到处是靡靡之音，灯红酒绿。官吏们相互吹捧，一上朝更是一片歌颂之声，仿佛现在比尧舜时代还要兴盛繁荣。文恬武嬉，边备松弛。对外作战能力极差，故总是处于劣势。
到淮南幕府的一段时间里，他发现这里的官吏严重超员。整个幕府中起码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多余的。这些多余的人员不但大大浪费了朝廷的开支，更可怕的是又大大地影响了工作效率。职责不分，人浮于事，办事效率极低。百姓尤其是农民的负担过重。农民们有些不堪重负，很多家卖儿卖女尚交不起官府的租税，有的地方已出现了农民起义。社会矛盾重重，全国仿佛已经堆满了干柴，如果不及时解决这些矛盾，很容易形成燎原之势。想到此处，他不禁想起唐代诗人许浑“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句诗来。他冷不丁打了一个寒战，感到有些可怕。
他在为朝廷、为社会深深地忧虑着。那么，王安石是否是“杞人无事忧天倾”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当时的社会现状吧。
宋朝建国后，吸取中唐后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的弊端，采取了实内虚外的政策。即把军队的主要部分部署在京师附近地区，边境上的兵力却明显不足。这样，既可有效地遏制边将造反，也可控制武将的专横跋扈。可以坚决有效地镇压造反的百姓，有利于强化朝廷的权力，把一切大权都集中到皇帝手中。
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了武人对兵权的把持，从而彻底解决武人干涉政治的局面。朝廷的权力加强，皇帝的权威加强，封建专制制度更加完善。但由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因此而造成积弱积贫的社会弊端，而且一直延续下来，没有得到改变。
由于边境兵力不足，对外作战能力就极弱，所以，从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在对辽国作战中一直处于劣势。正因如此，才不得不采取妥协投降政策，向辽国输送大量的银和绢。这些财物的大量流失就造成国家财政的极度困难。这势必就要加重对百姓的剥削，百姓不堪重负就要铤而走险，于是不断有造反的事件发生。积弱积贫的局面就更加严重，形成了可怕的恶性循环。
到仁宗朝，这种局面已相当严重。我们还是用一些具体数字来看一下问题的严重性吧。这种局面的具体表现就是历史学家们常说的“三冗”。
一、冗兵。为必要的边防和镇压百姓的造反，宋初就开始大量招兵，军队数量骤增。宋太祖开宝年间（968—975），全国军队有三十八万七千人，其中禁军就占十九万三千人，几乎是一半。到仁宗皇祐元年（1049），军队数量竟达到一百四十万人。不到八十年，军队的数量居然增加三倍多。庞大的军队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给朝廷带来极为沉重的负担。据有人说：“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计五千万，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军队太多，占去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农事荒废，又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军队虽多，但管理混乱，朝廷又不敢把军事指挥权全部交给带兵的大将，而要派监军，多方掣肘，故军队的战斗力较差。太宗后，北宋和契丹大小八十一战，只有张齐贤在太原打了一次胜仗，其他都是败仗。
二、冗官。为了防止地方官吏闹独立，宋朝采取“分化事权”的政策，使军、政、财三权分开，从朝廷到地方采取条条领导和块块领导相结合的办法。这样，任何一个地方大吏要想造反都不可能，必须三方面的人联合才可办到。而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这个政策确实起到了防止藩镇割据的作用，宋代在积弱积贫的情况下，能做到百年无事，没有发生大的地方性叛乱，与这一政策有关。但这样势必要增加许多新机构，需要补充大量的新官吏。于是，宋代扩大科举取士的数量，每年录取的人数都有几百，是唐朝的十几倍。北宋官吏还有恩荫的特权，每有重大节日或国家大典，皇室、外戚、大臣都可以奏请自己的子孙为官。官吏数量猛增，素质下降，鱼龙混杂。仁宗时的户部侍郎包拯说，当时的朝廷官吏比四十年前就增加了一倍，与宋朝建国初期比，“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地盘还是那么大，官吏却是原来的五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形成一个既庞大又腐败的官僚群体。还有一点，即官吏的待遇很高，但官府中的吏，中下层官吏的俸禄很低，一般的吏干脆没有俸禄。因为由地方政府自筹，有的贫困地区的小吏没有俸禄，利用自己的职务权力想办法。这又带来一系列问题。
三、冗费。冗兵、冗官的必然结果就是冗费。庞大的军队和庞大的官僚机构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仁宗朝，军费开支每年高达一百二十五万两白银。北宋官吏俸禄高，除正俸之外，还有职田、杂役费等名目。每年此项支出铜钱一千六百九十六万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两。除这两项巨额开支外，每年还要向辽国进贡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对西夏岁赐大量物品，折合白银为二十五万五千两。其他还有许多开支，这就造成了入不敷出的严重局面。太宗赵光义当政时，岁入一亿二千二百二十四万五千八百贯，有较大赢余。真宗时，岁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零一百贯，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贯，收支基本平衡，所剩无几。到英宗时，每年的收入只有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八千四百五十贯，而支出是一亿三千一百八十六万四千四百五十二贯，亏空高达一千五百七十二万六千零二贯，出现了极其严重的财政危机。仁宗朝更甚，捉襟见肘，朝廷经济十分困难。为解决这些危机，不得不加重百姓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经济负担，农民交不起众多的赋税，不得不变卖土地田产，不得不忍痛借高利贷。土地兼并和高利贷的重利盘剥使广大农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开始动荡不安。
对于朝廷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王安石是赞成的。但对于朝廷过分不相信地方官吏的做法又有些不满意。但他也不便于明说。他写过一篇《周秦本末论》的文章，仔细阅读，可以读出他的见解来。他认为，周朝是强末弱本而亡，秦朝是强本弱末而亡。本即指中央政权，末则指地方政权。本末哪一个太强太弱都有弊端，只有相称才好。
文章的末尾说：“后之世变秦之制，郡天下而不国，得之矣，圣人复起不能易也。销其兵，削其城，若犹一也，万一逢秦之变，可胜讳哉？”很明显，王安石的意思是说，朝廷采取秦的制度，建立郡县制而不分封，这是绝对正确的，即使是圣人复出，也不可能再恢复周朝的分封制了。但本朝也对内严加防范，销毁兵器，削弱各州郡的城墙和军队，和秦朝的做法有些相像，一旦像秦朝那样有紧急情况发生，那结果可就不堪想象了。毫无疑问，王安石的这一见解是非常精辟而又深刻的。但他人微言轻，毫无地位权势，只能是想一想而已。除了增加自己的烦恼之外又有什么用呢？
<meta charset="UTF-8">难逢知己
王安石如此刻苦读书，自然没有时间去进行一些不必要的社会应酬，有些同僚对他就产生了一些误解，觉得他孤僻特性，也不怎么和他往来。只有一人，认识到安石的价值，主动来与安石攀谈。
这一天，处理完当天的政务，安石略微轻松了一些。疲乏感又向他袭来。他用双手从下向上摩挲了几遍脸，也就是俗语所说的干洗脸。然后站起身来晃了晃腰，看看将近午时，就要午休了。
这时，隔壁的一个同僚过来闲聊。安石认识，此人叫孙正之，沉默寡言，不好交际，不但工作在隔壁，所住的寮舍（即相当于现代的独身宿舍）也是隔壁。二人虽然天天见面，但也只是点头之交而已，并未交谈过。
“孙相公今日怎么这么得闲？请坐。”
“快中午了，也不能干什么了。过来聊聊。”孙正之坐下后，略停顿一下，问道：“王相公，咱们就住隔壁，每天夜间我起夜的时候，都看见您的房间里还亮着灯光，窗上映出您夤夜苦读的身影。您如此年轻，已经高中一甲，又精明强干，尚如此刻苦用功，前途未可限量，着实令人佩服。”
“阁下过奖了。敝人才疏学浅，对于许多事总是想不明白，不得不多读一读书。俗语说‘慢雀先飞长在后’嘛。”
“阁下过谦了。您可不是慢雀。您是鲲鹏展翅恨天低啊！有如此才气，有如此大志，必有大展鸿图之时。这一点，我绝不怀疑。”孙正之说得是那么肯定。
“多谢阁下的鼓励。”王安石有些激动，向孙正之抱拳作揖致谢。这是王安石到淮南以后所遇到的第一个能够认识他人生价值的人，是他平生所遇到的第二个知己。
自从和曾巩分手之后，王安石再也未遇到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其他那些同僚基本上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几乎每天都有应酬。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不是去酒馆，就是下饭店，不是请歌女，就是找舞伴。仙乐飘飘，红袖招招，灯红酒绿，酒足饭饱，大话连篇，五迷三道。一个个弄得红红火火，热热闹闹。有谁肯搭理他这个不合时宜的人呢？
曲高和寡，大智若愚，大才难识。所以越是才气大、志向大的杰出人物越不容易遇到知音，越容易产生孤独感。那些满身俗气的官僚当然不愿意搭理王安石，而王安石也不愿意搭理他们。正因如此，在扬州的这段时间里，王安石觉得很寂寞。如今，一向不大讲话的孙正之却能如此理解自己的心理和志向，安石又怎能不感动呢。于是，安石向这位新结识的朋友敞开了心扉。
几句话后，二人交谈起来，越谈越投机，遂结为知己。其后相从甚密。
孙正之见王安石书案上放着一摞文稿，便试探着问：“介甫这是在著书立说？”王安石微微一笑，顺手把那摞文稿拿起来递给孙正之，说：“有许多想法，随时写出来而已。请您不要见笑，多指教。”
孙正之一看书名，《淮南杂说》，里面是关于孔子、孟子思想以及《论语》《孟子》中一些观点的阐释和如何对待现实问题的解说，非常有理论色彩和现实意义。
这是王安石在淮南任职期间写作的一部关于阐释儒家思想的著作，有几万字，主要针对当时社会空泛的理论和急功近利的潮流而写的。当时很多人认为这本书的风格、思想和《孟子》不相上下，很快广为流传，文人们开始注意性、命学说的讨论和思考。可惜这本书已失传，但在当时影响很大，且因为此书而极大提高了王安石的知名度，这是可以肯定的。
一个月后，孙正之来向王安石辞行。孙正之的哥哥要到温州去做官，奉双亲前去。为孝养老人，孙正之也将要随同哥哥到那里去，以便共同奉养父母双亲。
听说孙正之马上就要离开自己而去，安石的心中有些不是滋味。相识时间虽然不长，但二人做过几次深入的长谈，对时局和社会问题有比较相似的看法，孙正之是安石在淮南唯一的知心朋友。他把自己在京师时结识的好朋友曾巩向这位即将远去的朋友做了介绍，孙正之深信不疑。
想到朋友此次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会，安石无法抑制内心的留恋之情，头一天的晚上，在一盏荧豆青灯下，写下《送孙正之序》这篇充满哲理韵味的抒情散文，在王安石的诗文中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篇。文中写道：
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屈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时乎杨墨，己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己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惜也不得志于君，使真儒之效不白于当世。然其于众人也卓矣。呜呼！予观今之世，圆冠峨如，大裙襜如。坐而尧言，起而舜趋，不以孟韩之心为心者，果异众人乎？
（卷三六）
非常明显，这段文字是借题发挥，借赞美孙正之为“真儒”而批评当世的许多朝廷大员为趋时附世的腐儒。
在这篇文章里，王安石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这就是要有反潮流的精神，不要趋时附世。对待社会潮流，要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如果一味顺着社会潮流而动，社会潮流怎样就怎样，那就是地地道道的众人。按照自己认定的真理去行事，不管社会潮流怎样变化也不动摇，这才是君子。君子可能会穷困潦倒，但决不会违背自己的意志委屈地顺从时代潮流。这是因为君子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和坚定的政治信念，他们要坚守正道而不为时代潮流所动。如果这样的君子被国君所重用的话，那么，改变时代流俗而使整个社会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就是易如反掌的事。所谓的正道，就是儒家理想中的社会模式。不随同流俗而能坚持儒家正统的两个模范人物就是孟子和韩愈。当今社会上一些道貌岸然的社会名人，说的仿佛是尧舜之言，做的仿佛是尧舜之行，但并不能像孟子和韩愈那样矫正流俗，与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
可以看出，要矫正流俗，改变整个社会庸俗腐败的风气，这早已是王安石在思考的问题了。他指出当时社会的主要问题是朝廷即国家的指导思想出了毛病，应当用儒家思想来对其进行纠正。有识之士应当像当年的孟子和韩愈那样，不随时代潮流而动，努力起来矫正时弊。如果君主能够信任起用孟子、韩愈那样的真儒的话，改造社会也不是什么难事。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在这篇文章中就已露出端倪。这篇文章的落款署年是“庆历二年闰九月十一日”，王安石刚二十二岁。
仁宗优柔寡断，吕夷简继续为相，朝政依旧。王安石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这就是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遇到精明睿智的君主。既然现实没有这个条件，也不可强求，只好继续苦读以待天时了。
这年冬天，王安石接到家人的来信，催促他回去完婚。安石的母亲吴氏为他精心挑选了一个好姑娘，是吴氏娘家的一个远房侄女。
王安石是个孝顺之人，不能违背母命，便向太守大人请假返乡。
来年即庆历三年（1043）正月，王安石在家中举行了相当隆重的婚礼。婚后，夫妻和睦，甚是恩爱。安石的母亲本来是个知书达礼之人，自然很有眼力。她为儿子所选的这个新娘子吴夫人也知书达礼，深明大义，对安石百般体贴，服侍照顾得非常周到。
婚后不久，王安石回到淮南幕府。同僚们当然也要有一番庆贺，自不必说。燕尔新婚，王安石感到非常幸福和快乐。但更令他高兴的是从朝廷方面传来的一个好消息。这个消息令他感到精神振奋，难道是这个婚事给自己带来了好运气？王安石自己暗暗这样想。
<meta charset="UTF-8">“庆历新政”
朝廷方面传来的消息是这样的：三月初，先后任参知政事和宰相二十余年的吕夷简因身体不适而辞去相位，致仕归家。朝廷的人事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动。四月，仁宗皇帝亲自下诏把在西北御边的两名重臣韩琦和范仲淹调回京师，任命为枢密副使。不久，范仲淹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看来当今天子是要改弦更张，干一番事业了。
前文提到过，吕夷简是个非常自私，但很圆滑，谋身而不顾国的庸人。他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能。可是，由于在仁宗刚刚亲政的时候，他保护了两宫太后，帮仁宗解决了一个大难题，所以一直受到仁宗的信任。
景祐年间（1034—1037），王安石随父亲王益进京时，范仲淹就因为直言进谏遭到吕夷简的嫉恨而被贬谪，同时受到牵连的还有欧阳修和尹洙等人。正是通过这件事，当时年仅十六岁的王安石才悟出了一个至为深刻的道理，也对范仲淹和欧阳修等人产生钦佩向往之情。王安石知道，只要吕夷简还健康地活着，还当政，就不要希望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形势有什么大的改变。吕夷简因病退去，范仲淹从边防返回，绝不是一个人的进退问题，而是朝廷政策将要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
王安石的估计没有错。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后，很快就向仁宗皇帝建议十事，以求全面革新。这十件事是：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长官；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武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每一件事还有具体的内容，这自然要涉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如果这些革新措施能得到皇帝的支持全面实行的话，对于已相当困难的国势或许能有一些帮助。但这也只能是使紧张的局势有所缓解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好像是对一个重病患者进行保守疗法一样，只能延缓其生命，不能根除其病患而使其恢复健康。尽管这样，那些既得利益者恐怕也不会甘心失去他们的一丝一毫利益，恐怕也会有激烈的斗争。王安石在观察和等待着。
几个月后，传来消息，说圣上采纳范仲淹的建议，全面进行革新，但朝廷中斗争异常激烈。吕夷简虽在病中，可还有相当大的能量。反对革新的势力还相当强大，新政推行极其困难，或者说只是纸上的空文，根本就没有人去执行。
又过几个月后，传来消息，说宰相杜衍的门婿，范仲淹推荐的集贤校理、进奏院监察官苏舜钦被人弹劾，以监主自盗的罪名而被除名，即被开除公职而成为一个普通百姓。因他是宰相的门婿，是参知政事推荐的人，这两个人都有用人不当的责任，因此宰相杜衍和相当于副宰相的范仲淹也都遭到弹劾，二人被迫引咎辞职。同时，坚决支持范仲淹的富弼、欧阳修和韩琦被指责与范仲淹等人搞“朋党”，也统统被赶出了朝廷。富弼出任郓州知州，欧阳修出任滁州知州，韩琦出任扬州知州。据说韩琦大人很快就要到了。
其实，范仲淹所要进行的“庆历新政”，不过是在原有政策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对各种社会弊端进行一些修修补补罢了，尚受到保守势力千方百计的阻挠，终于以失败而告终，可见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要进行一点社会改革该是多么困难。
所谓的苏舜钦监主自盗也不过是反对派强加上的罪名。苏舜钦得罪的缘由是这样的：在年终举行所谓的赛神活动后，把进奏院清理出来的废旧纸张卖掉，用这点本来不多的钱置办一桌酒席，招待本院的全体同僚吃一顿。这只不过是按照惯例行事，每年都是如此，无论谁当这官都这么办。可要是别人或许就没事了，而苏舜钦这样做就算犯了朝廷的法律。因为他是进奏院的长官，居然用卖废旧纸张所得的公款领导全院人员大吃大喝，这还了得。于是，反对派就小题大做，把苏舜钦罢免除名，并以此为突破口，把进行新政和支持新政的这些人统统赶出了朝廷。
庆历新政的失败，使王安石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刻。他要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书，去思考。听说韩琦大人近日就要到来，王安石也和其他同僚一样在盼望着，马上就要在这位闻名遐迩的朝廷重臣属下工作，安石的心里不时地涌动起希望的火焰。
韩琦在当时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臣了。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二十岁就考中进士，出任右司谏。直言敢谏，上书抨击时政，弹劾两名宰相和两名参知政事尸位素餐，使四人同日罢相，朝野震动。
后来，西夏李元昊叛乱反宋。韩琦和范仲淹到前线带兵督战，颇得军心，战绩辉煌，使西夏兵闻风丧胆。朝廷倚为重臣，边境的百姓更是倚为靠山。当时在边境有民谣说：“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后来西夏久战疲惫，与宋议和。战争状态结束，朝廷召韩琦和范仲淹回朝任枢密副使。不久，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韩琦则以枢密副使之衔兼淮南节度观察使。这一年韩琦也不过三十六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为人精明能干，很有声望。王安石出仕不久就在这样干练的能臣属下工作，感到自己很幸运。韩琦虽然年龄不大，但在官场多年，处事老成练达，对王安石也很赏识。
工作虽然很琐碎繁忙，可王安石一直都在抓紧时间学习，在广泛阅读史书的基础上，他开始重点考虑如何富国强兵的问题。由于家属没有带来，他还住在寮舍中，这倒为读书提供了一个良好而安静的环境。
这天夜晚，王安石又开始读书了。他仔细思考秦朝商鞅变法的得与失，研究桑弘羊关于盐铁官营的观点，详细分析《周礼》中关于社会经济组织的记述。他在寻找一个能够改变当前这种社会病态的良方。
夜已深了，他全然不觉。思考一会儿，再读一会儿。他觉得有些新的领悟，心里稍微敞亮一些。不知不觉间，从外面传来报更的鼓声。他侧耳听了一下，不觉暗暗吃惊。怎么，已经四更天了？他这时才感到有些疲倦。离次日上班点卯的时间已经不太远，也不能脱衣睡觉了，干脆就和衣假寐吧。想到这，安石上床，把枕头放在被子上边，趄歪着身子想要眯一会儿。
不知不觉间，安石睡着了，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忽然听到“喔——喔——”的鸡叫声。安石一下子醒来，有些迷迷瞪瞪的，心中暗想这下可坏了，今天是非要迟到不可了。待晃了晃脑袋，让自己清醒清醒，这才看清，天刚亮，东方的那颗熟悉的启明星还挂在树梢上，抓紧时间还来得及。于是，急忙洗脸梳头，整理一下外衣，戴上乌纱帽，穿好靴子。也来不及吃早饭，急匆匆往府衙的大堂走去。
点卯的时刻将要到了，其他同僚们已经到齐。韩琦坐在大堂之上，见众人都已列班鹄立，只是主管点卯的签书判官王安石还没到来，心里暗暗有些焦急，不时地撩起眼皮向大堂门口看一眼。
时辰马上就要到了，才见王安石匆匆忙忙走上大堂。仔细一看，只见王安石的官服上有些褶皱，领口处窝了一小块，乌纱帽下还露出一小绺散落的头发，脸洗得好像也不太干净，站在班中还在轻轻地吁着气，分明是走路太急的缘故。但不管如何，总算没有误了点卯，韩琦这才松了一口气。
韩琦很器重王安石，他觉得这个年轻人才识过人，而且办事能力极强。签书判官之事很繁杂，一般人都要忙碌，还会觉得力不从心。可王安石到任以来，各种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得到的。可连续几天来，安石总是踩着点来上班。已有两次和今天的情况一样，再晚一小会儿就误了点卯。作为一个年轻官吏来说，这样下去，会影响前程的。而且，从王安石眼角的血丝来看，他肯定是熬夜了。从白天工作的情形来观察，他也常常打瞌睡，有些提不起精神来。是不是和许多青年人一样到烟花柳巷去寻花问柳了呢？如果那样，可就要耽误他的前程了。
韩琦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北宋的上层官吏生活非常奢侈，扬州又是一个夜生活非常丰富多彩的地方，年轻官吏狎妓冶游是非常正常的，不但不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反而会被当成是风流韵事而受到人们的艳羡。著名词人张子野，就是以写“云破月来花弄影”等三句词中都有“影”字而被人称为“张三影”的风流文人张先，在八十一岁的时候还要兴高采烈地纳妾，许多文人都作词祝贺。一些人还表示出非常羡慕的心情。于此可见当时社会风气之一斑。一般的文人官僚也都有三妻四妾。不拈花惹草的反而会被认为是不正常。像王安石这样少年得志，刚刚二十多岁就已成为许多人羡慕的朝廷命官，新婚不久，妻子也不在身旁，即使是逛一逛妓院，进一进青楼，也可以理解，但如果为此耗费太多的精力可就要耽误前途了。
古代的官府中也有一套相当严格的管理制度。各个部门的官吏早晨上班时也要点名。上班的时间冬季和夏季有区别，但大体上都在卯时的时辰内。卯时的时段是从五点到七点。五点叫作卯初，六点叫作卯正。如果六点半就叫作卯正二刻。古代照明比较困难，故古人也就只能是随着自然的变化来安排生活和工作。所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实在是由当时的生活条件决定的。总之，古人上班的时间一定是在卯时的时段之内，故称之为“点卯”。点卯结束，韩琦简单讲了几句，安排一下工作。大部分官吏散去，只剩下几名主要的幕僚。这时，韩琦才关切地嘱咐安石说：“介甫啊，青年人正是大有作为之时，应当刻苦读书，勤勉职事，千万不要艳冶无度，荒废学业，耽误了自己的前程。”
听到韩琦的这些话，安石不禁一怔，嘴唇微动，想要说什么，但又忍住没有说，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那几个同僚看了看安石，也没说话。
点卯结束散班，官吏们各自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刚一进办公室的门，王安石的助手就迫不及待地问：
“王签判，刚才韩枢密批评您时，下官看见您似乎想要说话，可为什么又不说了？下官都为您感到不公平。”
“这是因为韩枢密刚到任不久，还不了解我，所以才误解了我。世间之事，要名实相符，批评才可以罪人。如果名实不符，又何必解释！况且，在那种情况下，如果一解释，对韩枢密的脸面也不好。人们之间相互误会的情况非常多，有的没有必要解释。时间一长，人们自然就都明白了。”韩琦曾任过枢密副使，故王安石称之为韩枢密。
“高见！高见！‘名实相符，批评才可以罪人’，可谓是至理名言。王相公之雅量，令人钦佩。”
王安石对韩琦的批评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因为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误会，用不着计较。而这也正说明韩琦对自己是非常关心，才会注意这些生活细节的。几天后，韩琦知道了王安石刻苦读书的实情，对这个年轻人更有好感，也很佩服王安石的胸襟大度。
王安石依旧天天在夜间伏案苦读，他的知识面在不断扩大。在淮南三年的时间里，王安石的学识产生了一个飞跃。这为他以后在变法中成功地在各个领域里都有建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到夜晚，在王安石的寮舍的南窗前，都会透出灯光，映照着他那稍微有些瘦削的身体的剪影。
王安石一生，受人诟病的就是不修边幅，或者干脆说不注意个人卫生。我曾经查看出处，几乎都是出自此处，即韩琦曾委婉批评王安石早晨上班时衣冠不整洁，可见韩琦误会的批评成为后来别有用心之人攻击或者贬低王安石的口实，实在有些无聊。
<meta charset="UTF-8">上任途中
秋季又到了。王安石到淮南任签书判官已经三年。按照朝廷规定，及第的进士在前三年任职期满后，可由本人提出申请，到有关部门去应试，求得馆职。馆职即史馆或翰林院中的职务，比较清要。因在朝中，经常接触皇帝和权要大臣，容易被发现而受到重用。所以，当时的官吏们绝大部分都挖空心思地往这里挤。王安石就是与众不同，他不但不往里挤，而且还很怕被留在京师中任职。然而，不管愿意不愿意，既然到了任期，就必须到京师里去等待重新分配工作。为此，王安石再度来到京师开封府。
王安石为什么不愿意出任馆职呢？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按照当时的规定，一旦考中而被录用为馆职，任期必须满一年才能允许调动，馆职的工作职务虽然比较清高，但收入却比其他各部或地方官职要少得多。王安石当时的家庭负担比较重，如果留在京师任馆职，俸禄剩不下多少，家庭生活就会出现困难。而且王安石这时结婚刚刚两年多，妻子也不能随自己住到京师来，因为京师的消费水平要比地方上高得多。
另一个原因是王安石重视实务，他想要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能够尽量发挥自己的才能，为社会、为朝廷、为百姓做一点实事。哪怕是一点点也好。而在京师任馆职就很难做到这一点，还不如到地方上去当个小官，倒可以做点实际的工作。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尽管有几位要人推荐，王安石还是没有去参加选拔馆职官吏的考试。但朝廷各部门的办事效率太低，王安石的工作迟迟定不下来，他只好继续住在官舍中。在逗留京师的这段时间里，王安石又结识了两位朋友，即王回、王向兄弟二人。二人的父亲王平在御史台任职，住在京师，他们兄弟也随父而来。王安石读过二人的文章，见其议论高妙，思想深邃，文风古朴，非常赞佩。于是，把这兄弟二人的文章寄给了在江南家中的好友曾巩。没有想到，曾巩早把王安石推荐给了欧阳修。接到王安石的这封书信，曾巩又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同时把王回、王向兄弟及其文章也推荐给了欧阳修。
年底的时候，王安石接到曾巩的信。曾巩告诉他，说欧阳修对他的文章很是赞赏，并想要见他一面，不知他是否能抽时间来滁州一趟。因为欧公说他“胸中事万万，非面不可道”。信中还说，欧阳修正在编一部当代人的文选，书名叫《文林》，曾巩转给欧阳修的那几篇他的文章都被编入此书中。可见欧公对其文章的重视。欧公还说，希望他的文风能够再开廓一些，“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
王安石一口气读完了曾巩的这封长信，当世的文坛泰斗，名闻遐迩的政界要人欧阳修对自己竟如此重视奖掖，他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他的信心更足了。对这位大名鼎鼎的欧阳修，他早就想一睹其风采。可滁州离京师甚远，自己的工作还没有谱，实在无法脱身前去，只能暗暗遗憾而已。
转过年来就是庆历六年（1046）。王安石耐心等待着有司的任命。这年的气候也不正常，从二月开始，一直到五月中旬，连续三个多月滴雨未下，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可在这一天，眼看着天空中的阴云从四面八方向中间聚拢，可就是不合在一起。人们仰望苍天，向苍天祈求，老天爷啊，快些下一点雨吧，可怜可怜苍生吧！
到了黄昏，又刮起大风。一时间飞沙走石，行人在路上都睁不开眼睛。人们都在咒骂这个鬼天气。傍晚时，风才渐渐停下来。天空中的阴云又合在了一起，而且累积得很厚很厚，整个天空阴得很黑很黑，就像是倒扣着的一个黑黑的锅底。人们的心情开始亮堂一点，以为久盼的甘霖就要降下来了。王安石也怀着同样的心情。
没有想到，一直盼到半夜，雨才慢慢地下了下来，同时还伴着沉闷的隆隆的雷声。几乎看不到闪电，只是听到长长的慢吞吞的雷声。这声音令人心情感到压抑，气堵胸闷。气温骤然下降，五月天，半夜里盖着薄被还感到有些冷。
王安石把被往身上裹了裹，心里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感觉：是不是附近有什么地方要下冰雹啦？三个月不下雨，刚刚盼到一场雨结果又下起雹子，气候这是怎么啦？本来就很贫苦的百姓这不就更难活了吗？想到这里，王安石困意全消，披着被坐起来。外面风雨交加，沉闷的雷声依旧在轰轰隆隆地慢吞吞地响着。
次日清晨，从城外郊区传来消息，说在城郊八九里地的地方，果然下了一场百年罕见的大雹子，最大的雹子有拳头大小，据说有的鸟都被冰雹打死了。过了几天，又从山东地区传来消息，说山东的青州、登州发生地震，许多地方房倒屋塌。巨嵎山山崩，崩后连续发生地震，每次地震时海底有声如雷。一时人心恐慌，王安石也为朝廷、为百姓深深地忧虑着。他写《丙戌五月京师作二首》：
北风阁雨去不下，惊沙苍茫乱昏晓。传闻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飞鸟。
浮云离披久不合，太阳独行干万物。谁令昨夜雨滂沱，北风萧萧寒到骨。
（卷一九）
五月末，王安石终于等到了任命的诏书，他被任命为鄞县县令，命他在近日内离京赴任。
告别了京师中的几位朋友和熟人，王安石立刻离开京师，乘船由汴河向东南方向行进。在离京师几十里的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官船靠岸做短暂的停留。王安石下船上岸，一是要稍微活动活动筋骨，缓解一下长时间坐船的疲乏。二是顺便访查一下汴河两岸的风俗民情，了解一下各地的情况。因为他即将成为一县之长，一个县的一切都要听从他的命令。他的经验，他的能力将会给全县百姓的生活状况带来极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他不能不谨慎从事。
刚走上大堤，就见大堤下有几个逃荒的百姓，衣衫褴褛，其中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拄着一根可能是用来打狗的棍子，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挎着一个讨饭的篮子。还有三个饿得骨瘦如柴的孩子，最大的也就七八岁。那个老头正在向道旁一个小酒馆中的用人讨要残汤剩饭，遭到大声呵斥。
见到这种情形，王安石一阵心酸。紧走几步，上前劝阻道：“店家，这个老人已经够可怜的了。有残汤剩饭就周济一口，没有就好好回答嘛，何必大声叱责？”那用人一听，上下打量一下王安石，一看是个读书人的模样，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道：“周济？周济得起吗？这样的人家一天要从这里过去好几家，哪一家不可怜？我们是小本经营，能周济得起吗？谁又来周济我们呢？你是干什么的，如此多管闲事？”
王安石遭了一顿抢白，见店家说得有道理，也就没有生气，而是回头问那个妇女道：“请问这位大嫂，你们是哪里人？为何落到这般田地？”
“唉，这都是作孽啊。我们是河北人。丈夫去年被征去当兵，打仗死了。家中再也没有劳动力。俺阿舅身子骨还算硬朗，帮着俺莳弄几亩地，以为就这么将就着过呗。没想到今年大旱，庄稼是没有一点指望了。可官府还是一个劲儿地催租催税，又要这个，又要那个，还要修什么河，天天抓人。我们在家中实在待不下去了，只好出外逃荒。唉，像我们这样的也不是我们一家，我们那屯现在已经没有几家不出来逃荒的了。这年头，穷人真难活啊！唉——”那女人说到此处，满眼是泪。
用人听到这里，似乎也受了感染，进店拿出别的客人吃剩的几个馒头塞到那个老人的手里。王安石从怀中掏出一串铜钱放在那名妇女枯瘦的手上。妇女愣住了，因为她可能从来没见过这样慷慨大度的人，弯腰就要给王安石下跪。王安石忙伸手相搀道：“这位大嫂不必多礼，这点钱你们先用着吧。年景不能总这样，以后会好起来的。”
仆人前来召唤，说船马上就要开了，请王安石赶快回去。王安石随着仆人沿着一个斜坡走上大堤。他回头看一眼刚才讨饭的那家人。只见那家人已经离开了那个小酒店。而在不远处，又走来一家讨饭的人。
回到船中，那位妇女的话语仿佛就萦绕在王安石的耳边，久久不散。他的心情久久平静不下来。他在回味着那个妇女的话，在想象着河北百姓的苦难生活，一首诗在他的心中就这样产生了。诗的题目就叫作《河北民》，全诗是这样的：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
（卷二一）
河北的百姓到河南来讨饭，可是河南的百姓在丰收的年头自己还填不饱肚子，又哪里有饭给逃荒者呢？只两句诗，就把当时的整个社会状况描绘出来，表现出作者悲天悯人、深切关怀百姓生活的情怀。这是王安石反映现实最为深刻的一首诗，在北宋诗人的作品中也是上乘之作。
回到家中，逗留数日。王安石拜别了高堂老母，带着妻子吴氏和刚刚三岁的长子王雱，乘坐由驿站中要来的两辆马车上路了。他怀着沉重而复杂的心情，坚定的信念，走向可以小试牛刀，走向可以施展自己改造社会之抱负的第一个地方——鄞县。等待他的将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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