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少年高志

历史大观园文人墨客 2020-07-06 01:52:56 0

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王安石

灵堂中闪现的念头

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暮秋时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落叶萧萧，一派凄凉景象。

在抚州临川（今属江西）县城东的一所大宅院里，搭着一个很大的灵棚，一班僧人在悠扬的佛曲声伴奏下，整齐地晃动着脑袋，一边敲着木鱼一边齐声念诵《地藏经》，在为一位死者超度亡灵，祈祷他早日升入天堂，保佑他的后代发达昌盛，光宗耀祖。

死者看来很有身份，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既有不同品级的各类官吏，也有名商大贾，地方豪绅，更多的是普通百姓。

一口五鼓三圆的大棺材停放在灵棚的正中央。大棺材彩绘花纹的前脸中央，在紫檀色的底色上，是用金粉画成的天堂图案，亭台楼阁，曲榭回廊，应有尽有。在天堂图案的中间，有死者的名位，即：“先考王氏贯之府君享年六十有二之灵柩。”黑底金字，十分显眼。

棺材前，有一个很大的五尺多长的供桌，上面摆着三牲、馒头和其他供果。几炷正在燃烧着的香冒出一缕缕篆形的香烟，盘旋上升。一派庄严肃穆的景象。

供桌前，齐排排地跪着死者的儿孙们，一大片。根据所跪的位置和所穿孝服的不同，可以分出跪拜者与死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在正中间第一排跪着而且穿斩衰之服的，是死者的儿子，在第二排跪着穿齐衰之服的则是死者的亲侄等人，依此类推，与死者关系越远的人，跪的位置也就越靠后。这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五服”制度。

可见在等级制度分明的封建社会里，即使是叩头，也是有一定地位的，辈分小或职务低的人连叩头都得不到一个好位置。这就难怪大名鼎鼎的秦朝丞相李斯当年从厕所里出来后会仰天长叹，发誓无论如何也要弄个仓廪之鼠的位置了。

在第二排，跪拜行礼的是一位三十多岁、面容刚毅的男子。男子身后，跪着他的三个儿子。三个儿子的最后一位，一脸稚气，一双大眼睛，长长的眼睫毛，非常有神而又讨人喜欢。这个小男孩儿就是本书的传主，在中国历史乃至在世界改革历史上都赫赫有名的、北宋最著名、后来争论最大的荆国公王安石。

宋真宗天禧五年十一月十二日（1021年12月18日），王安石出生在临江军（故治在今江西清江）官府府邸的维崧堂里，当时其父王益正在临江军判官任上。之后，安石便随着父亲仕宦的足迹到处宦游。这年已经八岁了。

八岁的孩子，模仿力特别强，而且也明白不少道理。虽然他在学着父亲王益的动作，王益叩头他就叩头，王益挺起身来他就挺起身来，亦跪亦拜，亦步亦趋，但他小小的心灵里一刻也没有停止活动。他回忆来参加这次丧礼前爹爹语重心长的嘱咐，爹爹的话又回响在他的耳边：

“咱们这支王家源出太原，属于太原王氏，汉魏间就是士族。据先人讲，是在西晋年间‘八王之乱’时避难流落到江南来的。东晋王谢是名门望族，王导、王敦、王羲之都是我们家族的人。在唐代，太原王氏依旧是名门望族，是当时五大姓之一。盛唐著名诗人王右丞王维就是太原王氏。五代战乱，咱们家族的谱牒丢失，现在已不知属于哪一支脉了。也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时候，是哪一代先人搬到这里来的。但我们家族是太原王氏则是肯定的。

“五代时期，咱们的先人曾经在南唐李氏王朝中做官，曾经与当时著名的大臣徐铉、潘佑、冯延巳同殿称臣。自从国朝建立，搬到这里之后，咱们家族就未出现过名人，连中进士的也没有。一直到我的季叔，也就是你们刚死的这位爷爷，才开始渐渐振兴起家族来。他是振兴咱们临川王氏家族的第一人，你们要向这位爷爷学习，发奋读书，科举登第，光大门楣，光宗耀祖。永远记住：只有读书才能有所作为，只有读书才是人生正途，只有读书才能光宗耀祖。”

爹爹这些话反复出现在小王安石的脑海里，他对棺材里的这位爷爷敬重而佩服，叩头也极其虔诚、恭敬。从他四五岁刚刚懂事的时候，爹妈就不止一次地向他讲述过这位亲堂祖父的故事。

爷爷叫王贯之，在真宗咸平三年（1000）陈尧咨榜中的进士。爹爹那一年才七岁，比现在的他还小一岁，也刚刚懂事。只记得当时是举族大庆，十里八村的人都非常羡慕，比出个县令还要风光。当时的爹爹见中进士如此光彩荣耀，这么被人艳羡，就暗下决心，刻苦读书，又受到这位堂爷爷的亲自指点，终于如愿以偿考中进士。堂爷爷后来做过州的军事推官、通判、知州等官……一直做到尚书主客郎中，他为人宽厚，为政刚猛相济，所至均有政绩，民望甚好。

堂爷爷一生的事迹很多，在小安石幼小的心灵里，有两件事一直深深地留在记忆中，永远也不能磨灭。

一件事是堂爷爷考中进士后，一天晚上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喝酒庆贺。其中的一个朋友没有考中，对爷爷王贯之是羡慕又嫉妒，喝醉了，就借着酒劲把爷爷考中的证件（如同现代的录取通知单）撕碎并扔进火里烧了。其他朋友都大惊失色，王贯之却不动声色，搀扶着那个朋友去睡觉，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第二天，堂爷爷王贯之主动到官府去，深刻地检讨一番，说自己一时不慎把证件丢失了。他自然遭到严厉的批评，但因有存根，管事者又给爷爷补了一个证件。那个朋友酒醒之后，听说了这件事，非常感动。其他朋友也都非常佩服堂爷爷的度量。

后来，那朋友也考中进士，并在王贯之的属下做官。当有机会时，王贯之又把那个朋友推荐上去。有人说他是非不分，以德报怨，他则一笑曰：“我只知道他确实有这个才能，何必计较什么德与怨呢？”人们更服其雅量。

还有一件事，就是爷爷曾经提点淮南刑狱。当时的宰相是丁谓，丁谓把他的两个党羽派遣到爷爷的属下去任职，并特别嘱托说这两人是能吏，要格外关照，暗示爷爷尽快提拔他们。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爷爷发现这两个人不但没有什么才能和政绩，反而均是饕餮污秽之辈，都犯有贪污敲诈的罪行。于是，毫不留情，不但没有提拔，反而将其罪状报告给上级。宰相丁谓大怒，便借故将爷爷降职。后来，丁谓的罪状被揭发出来，有人提出爷爷当初如何抵制丁谓而得罪，执政者有意要重用爷爷。结果爷爷已重病在身，不久就去世了。

这位堂爷爷共有六个儿子，这时已死四个，只剩两个，一个做殿中丞，一个是进士。

自从爷爷王贯之考中进士步入仕途以来，王氏家族开始发达。十五年后，也就是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爹爹王益也考中进士。不久，王贯之的一个儿子又考中进士。不到二十年，王家两代人中，已有三人进士及第，在周围几州间也不多见。王氏家族的名声渐起。

“是的。爹爹说得对，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发奋求学，一定要赶上爷爷，赶上爹爹，不能让王氏家族在我们这一代衰落。”想到这里，小王安石轻轻咬了咬牙，绷了绷小嘴唇。

中国自隋唐开创科举考试制度以来，人们特别重视科举仕宦，通过科举考试后步入仕途，是当时最普通的人生道路。宋代更是如此。王安石的发奋读书便与家族出身和家庭环境的熏陶有直接的关系。

随父到韶州

两年后，也就是天圣八年（1030），王安石十岁。他果然没有忘记在灵堂里立下的志向，刻苦读书。《诗经》《论语》《孟子》等书他已能背诵。这一年，父亲王益的职务又有变化，王安石当然也要随父亲远游。

父亲王益，字损之，也是非常杰出的人物。自从他叔叔王贯之中进士之后，他发奋苦读，知识大进，果敢有为。十七岁时拿着自己写的文章去干谒当时大名士寇准的密友张咏。张咏阅读文章后，大为赞赏，到处揄扬，王益在士林中开始有了名声。

大中祥符八年（1015），王益进士及第，当时年仅二十二岁，可谓是少年得志。中进士后，吏部分配王益出任建安县主簿。主簿是县一级政府的主要官吏，是县令的助手，掌管监印，检核文书籍簿之事，故古时又称之为“印曹”。

年轻的王益担任这样一个重要而又棘手的职务，虽有一定权力，但因初出茅庐，太年轻，当时人都很轻视他。过了一个多月，人们才发现这个年轻人不简单，处理事情简明果断，决不拖泥带水。

那个年月，由于每年要向辽国和西夏进贡大量的金银布帛，农民的赋税负担格外重，拖欠赋税的情况也就相当普遍，这几乎是当时所有地方官吏最头疼的事。这一年，建安县的情况又和往年一样，赋税迟迟不能收入府库，知州催促甚急，县令一筹莫展，请王益想办法尽快解决这一难题。王益果断地说：“上行下效。凡是政令不能畅行者，多是由于在上者的缘故。如县令责成下官办理此事，请全权交给下官，允许下官在大人的职权范围内行使权力，下官保证如期完成。”

“只要能如期完成，本官就全权委托与你。”

“好！谢县令信任。下官就按照您的吩咐办理了。”于是，王益立刻传唤差役前来，他要亲自领差役们前去带人。县令问道：“王主簿，你这是去带何人？”“县令，下官说过，上令不能下行，病根都在上边。我县赋税收缴得慢，病根也在县里。县府中的牛孔目如此富足尚且不按时交纳赋税，何况那些贫苦百姓呢？”

王益提到的这个牛孔目是本地区的一个头面人物。他本人是吏，家族很大，互为倚重，一般的外籍官吏也就不敢轻易动他。每年交纳赋税，这位牛孔目的家族都是最后一个完成，有时还获得减免的好处。

中国的百姓都把朝廷以及官府的脾气摸透了，这就是只要是好事就不顾一切往前抢，谁抢到谁占便宜，下手晚了可能就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是不好的事，比如交纳赋税、出徭役之类，就尽量往后拖，能挨一天就挨一天，因为朝廷的政策往往是多变的，也许你刚刚交纳完赋税，皇帝就死了。皇帝死似乎是坏事，但任何坏事的后面都可能暗含着好事，老皇帝一死，势必就要有新君登基，这样就要有什么照例的“赦免”之类的举措。一切赋税或许就免除了。

所以古代的许多百姓有时是盼望老皇帝死新皇帝坐龙廷的。即使是到了现代，七斤嫂一听说皇帝坐了龙廷不也还是大喜过望嘛。而交纳完赋税的那些人家则吃了个哑巴亏。白居易在《杜陵叟》诗中说：“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没交赋税的那一家不就捡便宜了吗？这些天经地义的大道理，普通百姓都十分晓得，何况久在衙门里工作的牛孔目呢！于此一想，牛孔目尽量拖欠赋税也就可以理解了，而建安县经常不能准时完成赋税任务也就不足为怪了。

“哦，你是——”县令似乎想说什么，说了半句又咽回去了。

王益带人，把几次催促都软磨硬泡、拖欠赋税迟迟不交的牛孔目带到县衙，暂时看押，责令他家三天内交齐所欠的全部赋税。否则，要重惩不贷。这一招还真灵，第二天，牛孔目家拖欠的赋税就如数交清。百姓们本来是在观望，见这个年轻的主簿竟如此铁面无私，胆大敢干，连牛孔目这样的吏都不能拖欠，也就没有什么好说的，都积极主动地前来交纳。结果，提前一天完成了赋税的收缴任务，县令大喜。

其实，王益的这一招并不新鲜，只不过是没有点魄力不敢用罢了。其难得之处在于这不是俗语常说的“杀鸡给猴看”，找一两个倒霉的普通百姓痛打一番，显示一下官府的威力，而是“杀猴给鸡看”，敢于杀猴子的人就比只敢杀鸡的人胆量大多了。

正是由于这一点，那些敢于直面人生、敢于碰硬的官吏才成为人民永远歌颂的对象。拉折殿槛也要斩奸佞之头的朱云；埋轮驿亭，大声疾呼“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点名道姓地弹劾正当权的大将军梁冀的张纲；直接上书皇帝，要求斩当朝宰相、大卖国贼秦桧之头的胡铨；坚决和当朝权奸老严嵩斗争到底，宁可丢掉脑袋也决不退避的杨继盛等勇士们之所以彪炳青史，与江河同在，与日月争辉，能够永远受到人民的敬仰与爱戴，原因也正在这里。

王益拘押了牛孔目，出色地完成赋税任务后，显示出杰出的执政才能，全县人更加敬佩这个年轻的官吏，上司也对他刮目相看。不久，因政绩突出，提升为临江军判官，王安石就出生在临江军判官任所。其后又先后任新淦县、新繁县的县令，并加殿中丞的虚衔。王益的品行、胆识和杰出的政治才能对王安石有直接的影响。

不久，王益又被任命为韶州知州，小王安石和全家人一起，随父亲到了这个偏远的地方。韶州地处岭南，在今广东境内，故治在今广东韶关市南的曲江县境内，当时是个十分落后荒凉的地方。

这里居住的主要是少数民族，文化教育十分落后。儒家的封建礼教对这里的人似乎没有影响，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约束力。在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男女青年拉着手走路，有的甚至勾肩搭背，在公共场所便随意调笑戏谑，毫无顾忌。乱伦淫荡之事经常发生，为此也曾出现一些案件。以前的政府官吏认为这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风俗，这里的民风就是如此，故从不过问。王益到任之后，对这种风气进行了专项性的严厉整治和打击。凡是有伤风化者一律严惩不贷。几个月后，风气大变，人们交口称赞。

韶州下属的翁源县（今属广东）是山区，老虎多而凶猛，经常伤害人和牲畜，成为当地的一大祸害。王益下令，命翁源县令组织专门的人员捕杀老虎，为民除害，以保证百姓的生命安全。

几个月后，翁源县的几名年长有德的老人前来州衙，并用车拉来用木匣装着的五颗虎头，献给知州。同时又呈献一封颂美王益政绩的颂词，请知州转呈朝廷。其大意是说：由于王益到任后政通人和，百兽都受了感动。老虎可能也是受了感动，后悔当初的行为，竟有五个老虎自杀而死。县令命当地的百姓割下这五颗虎头来献。

王益听罢，挥了挥手，说道：“老虎自杀？绝不可能！你们回去告诉县令，说本官赞佩他为民除虎的业绩，至于颂美之词就不必上呈了。以后不要再搞这种诡异之事。”说罢，把县令写的那份颂词交给来人。

由于韶州过于偏远，为真正掌握那里的政权和维持社会治安，朝廷从蜀地调去五百名官军驻扎在那里，拨给一定数量的官田，半耕半军，带有屯田的性质，当时叫作“效忠士”。这种由朝廷派驻异地的军队在某一地区的驻扎时间是有规定的，如果不是特殊时期，到期就要由新的部队替换回去。可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年在韶州的“效忠士”到期却没有接到调回的命令，而且连一点消息也没有。这些“效忠士”也不想继续效忠了，人心浮动，军营中议论纷纷。

有人告密说，几个军官想要造反。韶州是小州，负责保护州府的地方军和州府里的差役，加在一起也远远不是这些朝廷正规军的对手，如果真的发生叛乱，后果不堪设想。州府中的佐吏都惊恐万分。王益则非常沉稳，经过一番谋划，成功地逮捕了五名首犯。

五名首犯捕获之后，佐吏们都主张将这五人押入监狱。王益没有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而是马上宣布这五人的罪行，立即派人监押护送出境，片刻不停。并派人去军中宣布这五人不忠于朝廷的罪行，其他人属于受蒙蔽者，概不追究，以稳定人心。又派人严密监视军中的动静。

后来听说，当天另外几个小头目已策划好，如果五名军官因此事而被判刑入狱，他们就在当天晚上去劫狱造反。没有想到王知州当天就把五人押送出境，并没有监禁和判刑。羊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成事。带头人被押走，军营很快就稳定了。众人闻此，更加佩服王益的预见高明。

在政治局面稳定之后，王益便率领全州百姓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创办学校。不到三年时间，全州大治，政通人和，人心大悦。王安石正是长知识、长见识的年龄，三年中，耳濡目染，从父亲对政事的处理中，从茶余饭后父亲与下属及家人的交谈中学到了许多在儒家经典中学不到的东西。

明道二年（1033），王安石十三岁。初秋季节，临川老家来人报丧，老夫人即王益的祖母归西。王益立刻修表向朝廷请假回家丁忧，把政事交代后，很快就带着全家踏上了返乡的途程。

途中，自然有许多辛苦，不必细说。在离临川只有一日途程的时候，到了安石的外祖母家。虽然奔丧时间很紧，可也不能望门而过。于是，王益全家人就住到了安石的外祖母家。不料，就在这短暂的逗留中，小安石发现了一位小天才，对他的影响很大。

伤仲永

王益夫人姓吴，家在金溪县境，离临川郡治只有三十里，地名叫乌石冈，是很大的村落，吴氏是当地大户。安石的外祖父叫吴畋，外祖母娘家姓黄。外祖父吴畋的哥哥叫吴敏，早在淳化三年（992）就中了进士。吴敏的两个儿子吴芮、吴蒙也是进士及第，在金溪县早已是远近闻名的名门望族。

当时，安石的外祖父已故，外祖母还健在。听说女儿全家到来，喜出望外。安石的舅父吴亿也非常热情地招待姐姐、姐夫一家。阖家欢乐，自不必提。

晚上，小安石随着妈妈到内宅去看望外祖母。外祖母黄氏二十二岁嫁到吴家，如今已经快四十年，是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她非常和蔼可亲，对王安石这个小外孙格外喜欢。在询问安石的功课和一些其他情况后，外祖母和安石的母亲吴氏提起当地出现的一位神童来。

外祖母讲，八九年前邻村方家发生一件怪事。方家就是一个普通的农家，世世代代在黄土地上讨生活，从来也没有读书识字的。可他家生了一个小男孩儿，名字叫仲永。从来也没有人教他读书识字，只是他有时和邻居几个同龄的念私塾的小孩儿在一起玩耍，家里也没有人看管他，笔墨纸砚等从来也没有碰过，更不要说使用了。

一晃就到了五岁。有一天，吃过早饭后，小仲永突然提出要去念书，并说自己会作诗。他爹一听，非常生气，说道：“小小孩子红嘴白牙的竟胡说八道，咱们老方家从来也没有念书的。你连笔都没摸过，会作什么诗？会写什么字？”

“爹——我真的会作诗，真的会写字。不信，你给我笔和纸，我这就作给你看。”小仲永见爹爹不信，急得哭起鼻子来，可爱的小圆脸蛋上抹出了两个小蝴蝶。虽然说话还有奶黄子味，可说得却是那么肯定。

“你要真的会作诗，我就是豁出老命来也供你念书。”爹爹还不太相信，但态度却有了转变。于是，让仲永的哥哥去邻居家借来文房四宝，又请一位识文断字的私塾先生前来验证，因为方家没有认识字的人。

小仲永一见笔墨纸砚，立刻破涕为笑，乐得小手直拍。马上铺好了纸，提笔蘸墨，写出四句诗来。诗的大意是孝养父母，和睦本族。在诗的末尾还署上“方仲永”三个字。

仲永的爹爹虽然不认识字但也看见过字，见儿子写得倒挺像那么回事，非常高兴。那私塾先生大为惊奇，连连夸奖，说这是一个奇迹，小仲永写的诗完全可以超过他教过的二年级学生，并提出要免费收这个聪明绝顶的小神童。仲永爹当然同意。

小仲永高高兴兴地背着妈妈给做的小书包上学了。小仲永没上过一天学却会写诗的事不胫而走，成了方圆几十里地的大新闻。有的人不信，就亲自前来当面出题，或者是临时指定一个东西让他作诗。小仲永稍加思索就能写出诗来，而且还相当不错。前来求诗的人惊叹不已，就给仲永的爹爹一些钱，把仲永写的诗买下来带回去。

仲永的名气越来越大，前来求诗的人也就越来越多，每天都有几份。开始时，一有人来，妈妈就去私塾里把正在专心致志读书的小仲永找回来。后来，来的人渐渐增多，仲永写诗挣的钱比他爹辛辛苦苦种地挣的钱还多。仲永爹一看，干脆就让儿子作诗挣钱吧，还念什么书？于是，就硬逼着仲永退学。那位好心的私塾先生怎么劝也不行，仲永怎么哭也不行，最后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聪明而可怜的小仲永还是被爹爹硬拽着膀子拉回家中。

小仲永作诗挣的钱却完全可以养活他一家人。他的爹爹也就不再下地去扶犁点种，而是坐在家中接待那些前来买他儿子写字的人，天天晚上还可以喝上几盅。

“就靠这么个小孩子来养活一家人，也真够难为他的了。唉——”外祖母末了说，并长长叹了一口气。

“外婆，仲永今年有几岁了？他家离这远不远？”小安石听得入了神，用两个小手掌拄着下巴颏问道。

“那孩子四五岁开始会作诗，现在已经八九年了，估摸着也有十二三岁了。和你的年龄差不多。他家离这里不远，就在西边的方家坨，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走到。”

一听和自己年龄差不多，小安石更加感兴趣。

第二天，在小安石一再央求下，王益同意等半天，下午再启程，让内侄带安石去见这位闻名几十里的神童。

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见到仲永后，王安石仔细打量起这位过早出名的少年来。只见他和自己的个头仿佛，但很明显比自己瘦了许多，眼睛并不明亮，看不出与普通儿童有什么区别。王安石试着出了两个题目请这位神童作诗。仲永见一个和他差不多的孩子来求诗，自然要显示一下，颇用心思。

诗成之后，安石仔细阅读一遍，不免有些失望。觉得虽然还算不错，但和传闻相比，实在不是那么回事。再请求仲永的爹爹，让他看一看仲永五岁时作的诗，觉得现在作的诗没有什么进步，甚至还赶不上五岁时所写的那首，因那首诗有一种灵动之气。

又过七年之后，王安石从扬州还乡途中再次经过外祖母家，向舅父问起仲永的近况。舅父说，仲永已没有什么诗才了，和普通的农民没什么区别。而且养成了好吃懒做的习惯，其生活境遇还赶不上普通百姓呢。

原来，在当年王安石去访仲永的时候，来仲永家求诗的人已经寥寥无几了。因仲永的诗如果是出自五岁孩子之手的话，确实是值得珍视的。可到了十多岁，所写的诗还是原来的那个水平，人们自然也就不感兴趣了。仲永的爹爹见儿子作诗的生意每况愈下，也有些着急。见上门的人日益减少，就干脆带着儿子走出去招揽生意。在小邑镇的市场上摆个摊子，有人给几个大钱就给人家作诗，形同乞丐。这样，仲永的诗就更不值钱了。如今，仲永已是个大小伙子，就要到二十岁了，再到市场上去作那种儿童诗卖，还有谁肯出钱买呢？方仲永家又回到了贫困之中，二十岁连个媳妇也娶不起。他爹爹每天晚上的那几盅浊酒当然也就喝不成了。听说那个用来烫酒的酒壶都被仲永的娘给摔坏了。

听完舅父的叙述，王安石心里感到堵得慌。多么令人悲哀啊！一个绝顶聪明的天才儿童，却被迫荒废了学业，被无知的父亲强迫着去挣钱，成为一个挣钱的工具，浪费了锦绣年华，荒废了大好青春，最终成了一个被人鄙视的形同乞丐的废人。可悲啊，可怜啊，仲永。忽然，王安石想到：像仲永这样遭遇的儿童绝不止他一个人，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这更令人悲哀。于是，他满含深情地写下《伤仲永》一文，成为千古流传的一篇深有哲理韵味的好文章。王安石在文章的后半部分抒发感慨说：

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贤于材人远矣。卒之为众人，则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贤也，不受之人，且为众人。今夫不受之天，固众；又不受之人，得为众人而已邪？

（卷三三）

王安石在这里并不是宣扬什么天才论，而是强调后天学习环境的重要。仲永确实天分很高，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智商很高的孩子，这为他学习成才提供了先天的条件。天分像仲永这样高的人可以说是很少见的，可惜的是他的爹爹缺乏远见，太急功近利了。可见，教育环境对于人的成才该是多么重要。即使天分如此高的仲永，因为没有得到应有的、人为的教育也成为一个平庸之辈，那些天分不好的人如果再不努力学习恐怕就连一个普通人也赶不上了。王安石的感慨确是发人深省的大问题。

此时少壮自负恃

在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城里，东面有一个大丘，是城里最高的地方。大丘的东边是一条河流，河水清澈。河水向南流出城去并入大江。这个大丘当年曾经是盐车卸车的地方，因此又叫作盐步岭，也写作盐埠岭。

在盐埠岭顶部稍下一块平坦的地方，有一个不太大的宅院，俭朴干净，这便是王益的住宅，王安石的少年便是在这里度过的。

从王安石的家往北走一段路再向东拐一百多米便是很有名的道观——祥符观。道观建筑在河岸上，向东南望是群山掩映，山间的人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视野极其开阔。

道观周围树木茂密，春夏之间，绿荫掩映，松柏苍翠，最漂亮的是一大片一人多高的栀子树，夏季开花的时候，深绿色的椭圆形的小叶衬托出稍微有一点点淡黄的白色花朵。在刚刚开花儿的时候，远远望去，稀疏的几朵小花儿如同白色的蝴蝶落在绿树丛上，别有一种神韵。而栀子花盛开的季节，则满树白花，花香随着微风向四处散去，那景致那清香真是沁人心脾，令人陶醉。

王益回家给祖母守丧，每天除了跪拜上香，还有一些事务，但这些事务随着日子的逐渐过去也越来越少。而王安石是重孙辈，他母亲是继室，王益的前妻留下两个儿子，即王安仁、王安道。王安石是他母亲的长子，但在家中则是老三，在守丧的过程中事情很少，因此便有充分的时间学习。十三岁的王安石开始了他人生学问储备的第一次飞跃，他要利用这两年多的时间抓紧学习，提升自己的知识。

父亲是进士出身，母亲也是知识女性，家中的藏书本来就足够学习的。环境又如此优美，王安石便经常到那片栀子树林中读书。微风吹拂，花香入鼻，小安石陶醉在书中，他本来聪明透顶，记忆超群，稍有不理解的地方，或问父亲或问母亲都可以得到透彻的解答。

王安石先读《论语》，他家除何晏的《论语集解》外，还有邢昺奉旨撰写的《论语正义》，是当时最新的注疏《论语》的著作，这对于王安石理解《论语》大有启发。其他如《春秋三传》《诗经》，唐代流传下来的《五经正义》等书他都全面阅读。

其实，人之成长，往往有一两个关键时期，一两个关节点。十三四岁是人精力最充沛、记忆力最好的时期。如果往长了说，十二三岁到三十岁这个年龄段是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期。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实际就是他的人生体会。十五岁到三十岁是人生最宝贵的时期，相当于一年中的春分到夏至，美之甚矣。

两年多的刻苦读书使王安石的知识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他开始感觉自己有非常大的潜力，仿佛一个刚刚长成翅膀而翱翔于九霄的雏鹰，看见了广阔的原野，更看到了无垠的蓝天，志存高远，雄心勃勃。他在后来写的《忆昨诗示诸外弟》中说：“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多么意气昂扬的精神状态，多么高远的志向。王安石如此自信，获取的知识量非常大。知识的迅猛增长能够增加人的自信，而自信又是加速发奋自学的动力。发奋与自信是人生成功的关键前提。

祖母丧期满后，王安石随父亲到京师汴梁去了。这给十六岁的王安石带来新的惊喜。

守丧期满，王益进京到吏部销假，等候重新起用。这年是景祐三年（1036），王安石十六岁。这是王安石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京师。这里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是当时天下最繁华的地方。进城后，他看到许多在外地看不到的事情，听到许多在外地听不到的新闻。他一下子被这里的繁华景象所吸引，感觉自己仿佛长大了许多。

开封城共有三层城墙。从外往里数，第一层是外城，周长四十八里二百二十三步，略呈长方形，南北略长而东西略短，大体相当于今天开封四周的土城遗址。四面各有一个正门，因为是皇帝出行时要走的御路，所以都是双重直门，门洞宽敞深邃，门楼巍峨壮观。

此外，城中共有四条河流穿城而过，故又设有几道水门，水门上都设有铁窗门，派有兵丁把守，十分严密。城墙外环绕着一条宽达十多丈的护城河，当时叫“护龙河”，河中流水一丈多深。城门处架设吊桥。护龙河两岸都栽上了杨柳树，每到春夏季节，河水清澈，杨柳依依，倒真是一处亮丽的风景。

外城以内，大约是在正中央的位置上又有一个四方形的城墙，这就是内城，也叫里城。里城周长为二十里一百五十五步，共设十个城门。南面正中的城门叫“朱雀门”，这是一个十分气派壮观的高大门楼，也是双重直门。它的北面正对着皇城也叫大内城的“宣德门”，南面正对外城的“南薰门”，这三道门中间的大街便是所谓的“御路”。

这是全城最宽敞、最繁华的街道。尤其是从朱雀门到宣德门这一段，更是宽阔洁净，繁花似锦，美不胜收。路面有二百多步宽，古人所说的一步等于我们今天的两步。在古代，迈出一足之距离为跬，两足各迈一次的距离才叫步。所以，荀子在《劝学篇》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二百多步大约就是现在的三百米左右，也真是够宽的了。

这条御街的两边是御廊，都是商贩的摊位，终日人头攒动，摩肩接踵，极其热闹。在御街的两边，各插立一道黑漆杈子，即设立一道隔离带。在这两道隔离带的里边相等的距离，又有两道红色杈子的隔离带。在黑隔离带外边，便是自由市场。在黑红两道隔离带的中间，是平常百姓可以通行的道路。红色杈子之内，是皇帝出行的专用道路，不准百姓行走。

在红杈子之内的皇帝专用路的两侧，还有专门用青砖砌成白灰勾缝的御水沟，沟里引进流动的清水，水面上全都栽植荷花。御水沟的两岸广植桃李梨杏等果树，树下再种植各种杂花。每到春夏之间，御路两侧百花盛开，远远望去，仿佛两条色彩艳丽的锦绣的彩带，格外美丽。

里城中间略偏西北的地方，还有一层高大坚固的城墙，也是四方形，这就是所谓的大内，就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大内城里的建筑基本上是对称的，排列得非常整齐。大内占地面积不大，城墙的周长只有五里多。但其中的建筑很紧凑、很密集，宫廷楼阁交相辉映，金碧辉煌。

大内共有六个城门，南面有三个，中间的叫宣德门，宽敞雄伟。城门楼叫宣德楼，巍峨挺拔，蔚为壮观。东边的叫“左掖门”，西边的叫“右掖门”。东西北面各有一个城门。

东京城的街道设计主要是由以上所说的这些城门的位置决定的，与城门的分布相配合。全城的主要干线称御路，共有四条。从大内的正门宣德门一直往南直到外城的南薰门，是全城最宽阔壮观的特大街道，就是前文提到过的那条御路。第二条是从州桥往西，经里城的旧郑门，一直到外城的新郑门。第三条是从州桥往东，经过里城的旧宋门，一直到外城的新宋门。第四条是从大相国寺往北，经过里城的旧封丘门，一直到外城的新封丘门。其他街道与这几条主要干线连接交错，形成很密集的街道格局。因为全城的街道基本上都是正南正北或正东正西走向，这样就把整个城区分割成许多方格子的形状，很是整齐。

为加强全城的治安管理，东京在以前城市坊市制的基础上，又增加“厢”一级设置。全城按照街道纵横交错所分割成的方格设置一百二十个坊，在坊的上边再设置厢。东京城共设八个厢，每厢设有厢吏，即行政负责人，直接归开封府领导。街巷中大约每隔三百步（大约五百米）设置一个军逻铺，每铺有士兵六七个人，夜间巡逻，负责维持地段的社会治安和防火，有点像现代公安派出所的性质，同时还兼有消防队的功能。

全城最热闹的地方当然要数大相国寺。大相国寺正在州桥的东边，是全城的中心地段，又是四条御路的中心点。这里是全城最大的集贸市场，也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集贸市场。开封府规定，这个市场每月开放五次，允许国内外的所有客商来此进行各种交易。

自从仁宗即位以来，多年没有大的战争和祸乱。文武大臣们便都沉浸在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享乐生活中。他们的高消费刺激了大内城东这一地带的消费业的大发展，而消费业的大发展又为这些大臣的高消费提供了条件。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提高。

来到东京的前几天里，在一位热情老家人的引导下，王安石游遍了里城以内、大内以外的大部分地方。看到这里的繁华和京师里人们挥金如土的生活情景，青少年的王安石感到别是一番滋味。

开悟后的烦恼

通常，丁忧期满的官吏到吏部报到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可以得到新的职务。因一般情况下，只要是一出缺马上就优先安排这类官吏。古代各部门的官吏也是有一定数量的，没有特殊情况和特殊的批准不准超编。这样，总是有一部分官吏处在闲职的地位上，要等出现空位才能把某种相应品级的官吏补上去。

当时接近年末，吏部正是年终重新考核调动官吏的时候，机会最好。王益也不着急，借机可以在京师里多逗留一段时间，也让随自己进京的三儿子安石见一见世面。

在京师中，为了获得一个比较适合于自己的职务，而且离家又不太远，王益自然要去拜访一些朋友，有时也带安石去。在王益与朋友的交谈中，在街头的茶房酒肆里，安石听到了一些朝廷要员或是当代大文豪的名字，最多的是欧阳修、吕夷简、范仲淹等。

人们纷纷说，朝廷里明争暗斗很厉害。天章阁待制、权知开封府尹范仲淹对仁宗皇帝直言上谏，得到言官欧阳修的坚决支持，被宰相吕夷简所厌恶，就指责他们搞朋党。欧阳修专门针对这种说法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朋党论》，朝野传诵，都佩服他的胆识和犀利的语言。

范仲淹的直言当然要揭露朝廷政治的一些弊端，这无意当中就等于批评了宰相。身居宰相之职的吕夷简本来就没有什么实际的政治才能，宰相工作又确实有许多失误，对于这种直言当然要有反感。斗争的结果是吕夷简胜利了，范仲淹被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欧阳修也受牵连而被贬往夷陵。

两个忠正耿直而又颇有时望的人物却被一个平庸之辈排挤出朝廷，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范仲淹是个难得的军政兼长的人才，欧阳修是一名难得的忠正敢言的正人君子，而吕夷简在文武大臣及京师百姓的心目中，形象实在一般。可这两位颇得人心的名臣为何还斗不过一个平庸的吕夷简呢？年仅十六岁的王安石开始琢磨这个问题。当他把这个问题琢磨明白后，小王安石如同佛教徒的开悟一样，他的心一下子明亮了许多，但他却没有因为自己的开悟而高兴，反而觉到一丝丝的悲凉。

原来，吕夷简之所以平庸而居高位，而且又谁也扳不倒，是有很深的社会原因的。当今天子仁宗皇帝赵祯虽然生在帝王之家，却是不幸之人，他遇到了极为棘手的问题。他的父亲真宗皇帝子嗣稀少，只有他这么一根独苗。

他本是一位姓李的嫔妃即《宋史·后妃传》中的李宸妃所生，生后就被送到当时刚刚受宠的刘皇后宫中，由刘皇后抚养。刘皇后又传下懿旨，命令仅有的那几个知情人要严守秘密，不准让小皇子知道他的生身母亲是谁。李妃受到冷落，没有任何发言权，其他人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谁愿意来参与这样的闲事。

于是，小皇子赵祯当然也就不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原来是李妃，一直把刘皇后作为自己的亲娘。

到了真宗乾兴元年（1022），五十五岁的真宗皇帝归天，唯一的儿子并且早已顺理成章被立为太子的赵祯当然又顺理成章地登上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几十年太平天子仁宗皇帝。可是，仁宗当时只有十三岁，还不能独立处理军国大政，就由那位由皇后顺理成章地升为太后的刘太后垂帘听政。

刘皇后变成了太后，掌握了全国的军国大政，一呼百诺。仁宗皇帝是个孝顺厚道之人，对这位太后百依百顺，早晚前去请安，母子关系十分融洽。在这种形势下，仁宗生母李妃更不敢说什么，也没有机会说什么，她知道即使是自己向皇帝说明此事，皇帝也不会相信，还一定以为她是疯子，何况她根本没有见亲生儿子面的机会。她只好自怨自艾，在冷清清的冷宫里苦度岁月。

日落星出，寒来暑往，李妃盼望着有出头露面的这一天。在宫中多年的经验告诉她，这一天不是没有可能，但却需要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刘太后死去，自己的儿子仁宗皇帝亲政。如果自己要能熬到刘太后死，或许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她知道，仁宗是她所生这件事除她本人之外，还有几个人知道，而且那位颇有地位的八大王也知道，只是碍于刘太后的面子暂时不好说破罢了。一旦时机成熟，这件事还是要大白于天下的。

可是，她的生活条件太差，心情又一直郁闷。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当皇帝，有时可以远远地看一看儿子的身影，却连说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作为一个母亲，她的心情又将是怎样呢？肉体与心理的双重折磨使她未老先衰，过早地离开了这多苦多难的人间。

这一年是明道元年（1032），仁宗皇帝已二十三岁，而且已当十年皇帝。这位抑郁苦闷终生、含恨死去的李妃也只有四十二岁。这正是人生成熟之年，虽非人生之花季，可也正是饱享人生幸福的年龄啊！

刘太后倒是个精明能干的女性，在她垂帘听政的十年里，把天下大权牢牢控制在手中。仁宗皇帝虽然已经二十三岁了，可所有的事还是要听她的，众位大臣就更不用说了，几乎是看她的眼色行事。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在对死去的李妃如何安葬这个问题上，宰相吕夷简却不听她的意见了。

吕夷简来向她请示，用什么样的礼仪来安葬刚刚死去的李妃。刘太后觉得宰相这个问题提得有点多余，李妃是被冷落多年的妃子，当然就应当按照普通妃子待遇安葬，这还用请示吗？吕夷简坚决不同意，劝刘太后说：

“太后应作长久之计，李妃和一般宫人不同，应该厚葬。如果一定按照普通宫人的礼数安葬，恕臣不敢奉旨！”

“李妃被冷落多年，不就等于普通宫人嘛！就是真宗天子在日，恐怕也要按照宫人之礼下葬。”刘太后不解地说。

“如果是真宗天子下诏，恐无大碍。太后若下此懿旨，恐怕会有后患。请太后三思，能够理解老臣的一片苦心。”

刘太后一听话里有话，略作沉思，问道：“一个宫人死去，相公竟如此多话，究竟是为什么呢？”

“老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没有不当参与的。如果太后不为刘氏着想，老臣无话可说。如果为刘氏着想，臣请厚葬李妃。”

吕夷简的态度非常诚恳。刘太后何等聪明，听出了吕夷简的弦外之音，她以为吕夷简根本不会知道仁宗生身母亲的内幕，但吕夷简的话里却分明有话，又不好说破，就同意用一品礼安葬，并可以葬在洪福院。洪福院是专门安葬地位很高之后妃的地方，一般妃子是没有资格埋进这个地方的。这样，刘太后的态度松动了，在具体下葬的时候，吕夷简又暗中嘱咐具体负责人刘崇勋，让他给李妃的遗体穿皇后之服，并用水银实棺。刘崇勋当然照办。

一年后，刘太后也死了。几个知道内情的人把仁宗非太后所生之事奏明，仁宗这才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是谁。他不禁悔恨交加，懊悔自己贵为天子，君临天下十多年，却让自己的生身母亲在寂寞冷清中死去，一点儿儿子的孝心也没有尽。不仅如此，又有传言，说李妃死于非命，是被刘太后用毒药毒死的，对于刘太后应当追贬，加以惩处。

仁宗皇帝一下子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不追查李妃死于非命之事，不为自己的生身母亲雪冤报仇，则枉为人子，又何以君临天下？但此事暧昧难明，如果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贸然行事，对已故的刘太后追贬惩处，则又显得刻薄寡恩。而且他一直都把刘太后当作自己的生身母亲，刘太后对他关怀照顾，体贴入微，执政期间也颇有政绩，没有显过，母子之间还是相当有感情的。更何况太后的皇后之位是父亲生前封定的，自己也不应当随意追贬。在中国古代社会，非常讲究孝道，以子改父虽然不能统统称之为大逆不道，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是要遭到非议的。怎么办？仁宗感到进退维谷，确实非常为难。

刘太后刚死不久，就出现如此棘手之事。仁宗刚刚亲政，怎能不左右为难？这时候，宰相吕夷简则表现出极高的才能。他极力为刘太后辩冤，认为流言蜚语不可听。他向仁宗保证，说李妃确实是正常死亡，绝不是有人加害。去年李妃死时，他曾亲自参与安葬之事，故知细情。什么刘太后指使人下毒云云，都是别有用心之人造的谣言，万不可信。如果这样做，有累君德。而此事的关键则是李妃到底是不是中毒而死。

为解仁宗皇帝之疑，他建议开棺验尸，如果李妃是正常死亡，一切谣言不攻自破。仁宗仔细考虑了吕夷简的意见，觉得有理，而且可以看看自己亲生母亲的容颜，立即同意。

仁宗亲自到现场。开棺之后，只见李妃穿的是皇后的服装，周围用水银镶嵌着，面容如生，仪态安详，虽然稍稍皱眉，但脸色正常，表情平静。根本用不着仵作验尸，普通的人一眼就可看出来，李妃是正常死亡，绝非中毒而死。服装和葬仪都是皇后的待遇，仁宗的心理这才平衡一点点。

仁宗得以仔细端详生身母亲的仪容，自然分外伤感，不由得痛哭流涕，用太后之礼重新安葬。想到自己贵为天子已经十多年，而亲生母亲就住在后宫里，自己多少次从那个门口走过，怎么就不知道里面住的才是自己的生身母亲？自己怎么就不能保护亲生母亲？他痛悔而无可奈何，暗气暗憋，暗自流泪，抽抽搭搭哽咽着。那种无声之泣，才是撕心裂肺的。

他无法想象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但事情已经过去，没有任何办法挽回。他对于刘太后的感情立即淡薄许多许多，只是不让他知道自己生母是谁这件事就足以看出刘太后极其不厚道。

情况既明，也就不涉及对刘太后的所谓追贬了。

后世流传最广，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所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就是以这一故事为原型编造的。故事编造得虽然非常生动感人，但与史实出入较大。仁宗认母是在两宫太后死了之后，认的是死去一年的母亲。李妃死时也不知道她当皇帝的儿子是否还能知道事实真相，是否还能认她这个饱受磨难的母亲。刘太后似乎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坏。但有一点似乎也应当肯定，这就是刘太后也绝不会像《宋史·后妃传》所写的那样好。因为如果她果真那样好的话，怎么会硬霸占李妃生的儿子为己子而终生不让人家母子相认呢？仅此一点，任凭那些历史学家怎样开脱掩饰也掩饰不了，最起码她缺乏人所应有的厚道。

当思考清楚这些问题后，年仅十六岁的王安石心里仿佛打开了一扇小窗户，顿时觉得亮堂多了。他弄明白了一个看似无关紧要，而实质却是涉及在封建官场中如何出处进退的大问题。这就是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在官场中，政绩如何是无关紧要的，黜陟升谪的关键是人际关系，是由与当权者的感情如何决定的。因为吕夷简保护了两宫太后，对仁宗有大恩。所以，只要仁宗在位，吕夷简的高位就是不可动摇的，尽管他在军国大政方面没有什么实际的才能。

用人主要凭人际关系，凭个人感情，这是非常可怕的现象。而这又是封建社会中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也是以人治为主要标志的专制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只能认识它却无法改变它，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就已经难能可贵了。可以说，这一认识是十分宝贵的，对于王安石终生的出处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