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传——书生秋点兵

历史大观园文人墨客 2020-07-06 01:46:51 0

范仲淹与韩琦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康定元年庚辰，三月，公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用陕西安抚使韩琦之言也。”韩琦此名，这是在《年谱》中第一次出现吗？笔者未去细究。

与范仲淹不同，韩琦早贵，《宋史·韩琦传》劈头就说：“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人……琦风骨秀异，弱冠举进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云见，左右皆贺。”二十岁就差点当了状元，而且祥云缭绕，果然是个仕途幸运儿。另外出身也与范仲淹迥异，生于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要找点相同处，一是三岁时父亲就死了；二是生母社会地位也不高贵，是个婢女。韩国华任泉州剌史时，与婢女连理生下韩琦。但是，作为大宋臣属，韩琦与范仲淹最大的共同点是，敢于犯颜直谏，诤言谠议，特别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为急，前后七十余疏”。流传最广的美谈发生在宝元元年（1038），韩琦一道《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奏章，参倒当朝宰相王随和陈尧佐，还搭上参知政事韩亿和石中立，四人同日罢职，震动京华。再一件大功德事，也与范仲淹当年江淮赈灾一样，特能以天下苍生为念，于宝元二年，身为益、利路体量安抚使，在四川实心救灾，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将当地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灾民，各地添设稠粥，救活饥民达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之来，更生我也。”

康定元年（1040）正月，西夏李元昊举重兵侵犯大宋国的延州（今陕西延安），三川口一战，宋朝名将刘平全军覆没，兵败被俘，其上司范雍自然难逃干系，降职他调，一时敌焰方炽，边关吃紧。韩琦此时刚好从四川回到京城，危难之际，被朝廷任命为陕西安抚使。韩琦自觉势孤，环顾朝廷上下，可济国难者何在？遂力荐范仲淹可堪大任。这就是开篇《年谱》说的“用陕西安抚使韩琦之言也”。

这里有点思忖头。韩琦比范仲淹小十九岁，可算两辈人。他们的忘年交是怎么回事？若说交情不深，非为知己，韩琦能冒险推荐范仲淹吗？这里用“冒险”二字，一点不错，范仲淹因“朋党”罪名贬在饶州，“缩颈”者甚多，再迁润、越，冷板凳已坐了快五年，此时韩琦偏偏要力荐范仲淹出任边帅，没有风险吗？没有风险的话，他就不会在荐举奏章中说这样的话：“范雍节制无状，宜召知越州范仲淹委任之。方陛下焦劳之际，臣岂敢避形迹不言？若涉朋比，误国家，当族。”（《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六）意思是说，皇上，我韩琦不怕谁嚼舌头，说我和范仲淹是一伙儿的，我以老韩家大小性命担保，起用范仲淹绝对没错！可以想见，一个人如果不了解另一个人，不信任另一个人，不引为同道知己，谁肯犯这等不要身家性命的傻？可是话又说回来，若说范、韩交情深，怎么个深法？又是怎么相识相交相知的？笔者眼浅，看到的相关资料委实不多，二三十封《与韩琦书》，都是在西北前线同做大帅以后的事，之前莫非只是“神交已久”？且待能者指教。眼前的事实是：经韩琦举荐，仁宗皇帝重新起用范仲淹，三月知永兴军，四月改任陕西都转运使，五月为龙图阁直学士、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鄜延路方面的军机事务。而韩琦则为枢密直学士、陕西都转运使，旋又改同于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泾原路方面的军机事务。两位大书生一下子都成了高级“军事干部”。今人可能奇怪：他们既不是军事院校毕业，也从未打过仗，不都是进士出身的文官吗？怎么说改行就改行，立马要去统率千军万马上战场，他们能行吗？他们知兵吗？谁要这么问，就是有点不懂宋朝了，不懂宋朝的文人了。

一般说，中国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兵书共有七部，是：《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黄石公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只有到了宋代，才由皇帝颁诏，将这七部兵书统一校定成书，号“武经七书”，以官方名义颁行。同时，考试时以“七书”论士，使兵学取得了与儒家经典同等重要的地位。此后，《武经》本《孙子兵法》成为后世流传的最主要的版本。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比欧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早两千三百年。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所阐述的谋略思想和哲学思想，被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中。自从公元一七七二年法国传教士钱德明，最早将《孙子兵法》翻译成法文以后，至今将近两个半世纪过去，法文版外，英文版的《孙子兵法》就有十七种之多，此外还有外文版如德文、俄文、日文、朝鲜文、西班牙文、捷克文、缅甸文、希伯莱文、罗马尼亚文、泰文、意大利文、荷兰文、阿拉伯文，等等。《孙子兵法》是中国经典著作在全世界影响最大者之一。

如果问，《孙子兵法》为什么会产生在春秋时期？问得好。远古的战争实践，特别是春秋时期频繁、激烈、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孙子兵法》产生的基础和源泉；之前丰富的兵学理论成果，《军志》《军政》、古《司马法》、令典等，则是《孙子兵法》脱颖而出、跃上峰巅的铺路石；没有思想灵魂不行，恰巧这个时期的社会思潮特别活跃又活泼，那叫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有什么统体思维、辩证思维、象类思维等多样思维方式，成了《孙子兵法》取之不竭的思想文化资源和精神指向；当然，齐人孙子的天赋和创造力也很关键，这与崇武尚智的齐文化不无关系。不过据说至战国时，《孙子兵法》才开始火爆起来，所谓“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有一点值得说明，这个时期的孙武后学们，对“十三篇”做了大量解释、阐发、增益的工作，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见吴王》等看，都是他们解释、阐发、增益“十三篇”之作，被《汉书·艺文志》收录在《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之内。

到了汉代，张良、韩信“序次”，对《孙子兵法》予以整理，带点官方色彩。之后，汉武帝时，由军政扬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又搞了一次整理。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将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有了第三次官方整理。这三次整理对《孙子兵法》的定位、定型和流传都具有重要意义。

三国曹操是最早为《孙子兵法》作注解的人，注释本名曰《孙子略解》。欧阳修有言曰：“世所传孙子十三篇多用曹公、杜牧、陈皞注，号三家。”宋吉天保有《十家孙子会注》，十家指的是曹操、李荃、杜牧、陈皞、贾林、孟氏、梅尧臣、王皙、何延锡、张预。曹操在《孙子略解序》中批评《孙子兵法》的“训说况文烦富”，应包括《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中“十三篇”之外的各篇在内。杜牧《注孙子序》中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这里的“削”（删除）其“繁剩”，应包括“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笔（校、注）其精切”，则是指的“十三篇”。曹操只注“十三篇”，称《孙子略解》，因而使其得以广泛流传，其余则因其“烦富”且“未得旨要”而陆续散佚。曹操《孙子略解》的问世，标志着《孙子兵法》真正进入了注解的时期。曹注重文字训解，他本人又是军事家，更重实际运用，因此，其注理论性、实践性兼备，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唐代是《孙子兵法》注释的高峰期之一，有《李筌注孙子》，有《贾林注孙子》，有杜佑在《通典》中训解《孙子》，最值得一提的是《杜牧注孙子》。后人好评杜牧“其学能道春秋战国时事，甚博而详”，其注纵谈横论，广征博引，多有新见。但笔者更推崇的是，他还原“文武同源”理论的杰出贡献。杜牧在《注孙子序》中写道：“冉有曰：‘即学于孔子者，大圣兼该，文武并用，适闻其战法，犹未之详也。’复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曰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这段话至少揭示出两个史实：一是在孔子那个时代，士君子们个个都是文武全才，“大圣兼该”；二是后来就步入歧途，文武“分为二道”“亡失根本”，异化知识分子“斯最为甚”。至于“自何代何人”，笔者虽然不敢妄断，大约离不开那个天杀的秦始皇，至少与他脱不开关系，文人只按上一颗赳赳武夫的愚顽脑袋，供他驱使，那要放心得多。

如果说晚唐杜牧从理论上还原了先秦时期“文武同源”的“原教旨”的话，那么，两宋的士君子们则以实际行动践履之。一方面，宋人对孙子研究做出了崭新的重大贡献，学术上的代表作是《十家孙子会注》。学界一般认为，此书就是现今存世的《十一家注孙子》。由于编辑者将各家之说集编一起，突显其重要的军事和史料价值，因而成为后来研究《孙子兵法》者的必读书。此后的孙子书，以《武经》本《孙子兵法》和《十一家注孙子》这两个版本为底本不断繁衍，形成了传世版本的两大基本系统。《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注遗说》、施子美《七书讲义》等，代表了这一时期《孙子兵法》注解的新水平，对后世影响较大。尤其是张、施二人，《张预注孙子》集诸家之长，成一家之言，博而切要，多有发明，文字亦好，有杜牧之风；施子美《七书讲义》，开疏解、阐发《孙子兵法》之先河。最令人惊喜的是，宋与西夏国长期的边境冲突实践，还催生了西夏文《孙子兵法》的问世，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国内少数民族文字译本。另一方面，两宋文人回归经典，上承“文武同源”的先秦遗绪，直接从《孙子兵法》中汲取精神营养，比如“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比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并以此为行动准则和内在动力，投身到兵学实践中去。还应该注意到，宋代先进的文官制度和士人崇高而自由的社会地位，为他们实现“文武同源”的伟大抱负提供了保证。你想发表谈兵论军的理论见解吗？随便发表好了。于是，梅尧臣的《梅圣俞注孙子》之外，有曾公亮和丁度的《武经总要》，有苏洵的《权书》，有苏轼的《孙武》《策问》，有苏辙的《私试武学策问二首》，有秦观集《将帅》《奇兵》《谋主》诸篇为一体的《进策》……你想就兵事发表具体意见吗？尽管议论好了，于是，有苏舜钦、苏辙的《论西事状》，有欧阳修的《论御贼四事札子》，有张方平《论讨岭南利害九事》，有晁补之的《上皇帝论北事状》，有胡宿的《论边事》……你想与同道交流、切磋、论辩吗？想找谁找谁去，于是，沈起就去找范仲淹论兵，据《宋史·沈起传》载：“起生平喜谈兵，尝以兵法谒范仲淹，仲淹器其材，注孙武书以自见。”还有前文书中说过的那位知兵者李觏，大老远跑到饶州找范仲淹谈什么？当时西北边事正吃紧，他们能不谈谈用兵打仗的事吗？至于你想投笔从戎，或率军出战，或参赞军务，或出使番邦……只要有人举荐即可，绝无政审不合格之虞。君不见，尹洙“自西兵起，凡五六岁，未尝不在其间，故其论议益精密，而于西事尤习其详，其为兵制之说，述战守胜败之要，尽当今之利害。”（欧阳修《尹师鲁墓志铭》）。君不见，梅尧臣急于从军，写诗言志曰“军客壮士多，剑艺匹夫衔。贾谊非俗儒，慎无轻寡变”。又给夏太尉竦写信，未果；再给范仲淹写信，也未果，气得把范仲淹着实数落了一回……说来说去一句话，宋代书生皆知兵，数一数吧，从中涌现出多少声震古今的儒将大帅呀，而范仲淹、韩琦者，不过是两位代表人物而已。

那么，书生秋点兵，他们要大显身手了！

伴着边患成长

范仲淹与韩琦受命于危难之际，不敢稍怠，分头日夜兼程赶奔边防任所履新。月余后返回京城，联名给仁宗上奏一本，题为“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开头一段颇见纵横交错的历史眼光：

臣等闻三代以还，皆有戎狄之患，以至侵凌中国，被于渭洛。齐晋逐之于前，秦汉驱之于后，中原始清，人伦乃叙。逮于西晋之弱，群胡猾夏；天宝之末，石晋之际，中国不幸皆罹其害。自周世宗北征之后，虽疆土未复，夷夏稍分。我祖宗奕世修备，大庇生民。今西北二方，复相交构，夹困中国。元昊率先叛命，兵犯延安，次犯镇戎，杀伤军民，曾无虚岁。

范仲淹和韩琦在说：事实上，从古至今，中国人始终伴着边患成长。这里只说范仲淹，他就是伴着西夏边患长大的。

苏东坡在《江城子·密州出猎》中有名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天狼”何谓？本指天上犬星，旧说专指侵掠，如屈原在《楚辞·九歌·东君》中就说：“长矢兮射天狼。”苏词之“天狼”，则专指作乱西北的西夏国。

从公元一〇三八年至一二二七年间，在中国西北地区，存在过一个由党项人建立的封建政权，以夏州（今陕西横山县）为国都，称“大夏”，因其在西方，宋人称之为“西夏”。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部分地区，疆域方圆数千里，东至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十分辽阔。其实，西夏建国前的历史更长，可以一直追踪到唐初。党项是羌族的一支，隋书说“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那时，他们和吐谷浑经常联合起来对抗强大的吐蕃。唐高宗时，吐谷浑被吐蕃所灭，失去依附的党项羌请求内附，被安置于松州（今四川松潘）。后来，党项羌逐步繁衍成数个大部落，其盟主部落拓跋氏占据今青海东南和甘肃南部地区。到了唐开元年间，为躲避吐蕃军队的劫杀，他们向唐玄宗求救，被迁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安史之乱起，郭子仪怕党项羌跟着闹事，将当时在庆州的拓跋朝光部迁至银州（今陕西榆林）以北和夏州以东地区，略相当于今天内蒙古鄂尔多斯东南。这个地区也有来头，乃南北朝时匈奴人赫连勃勃的“大夏”旧地，当时称为平夏。所以，迁来的拓跋朝光部就称为平夏部，成了此后西夏皇族的先人。唐僖宗时，首领拓跋思恭因平黄巢有功，被赐以国姓李，封夏国公。从此以后，拓跋思恭及其后代便成为当地一种藩镇势力，其武装被称为定难军，领地范围以夏州为中心，包括夏、绥、宥、银四州，即今鄂尔多斯南部地区。经过二百多年经营，平夏地区极为富饶：以地斤泽地区为核心的肥美牧场，以七里平为核心的农业区，还有特产的上好青盐，年产量可达一万五千斛左右，为平夏部党项羌日后立国争雄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这就看会出什么样的人物了。

历史走进宋代。宋太祖虽然坚削藩镇兵权，但对平夏部还算客气，“许之世袭”。但宋太祖一上台，就把李氏亲族一锅端到京城，准备根除西北割踞势力。此时的夏国公名叫李继捧，本事有限，不敢咋的。但他有个族弟李继迁非比寻常，深知一旦入京，无异于蛟龙失水，虎落平阳，没什么活头了。于是他借故逃离，遁入茫茫草原。宋家皇帝还不知道李继迁的厉害，跑了就跑了吧，没太在意，就此由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祖孙三代，给堂堂大宋造出掀天的边患。且说李继迁脱逃后，在外连娶多位当地豪强之女为妻妾，以此积聚力量，势力渐盛。就在范仲淹出生前三年即公元九八六年（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二月，李继迁盘算利害，投奔大宋宿敌辽国，被封为定难军节度使，转年再封夏国王，而李继迁故伎重演，娶大辽宗室女义成公主为妻，以张其势。李继迁颇具政治智慧，在宋辽之间见机跳转，两头取利，身段极为娴熟老辣，请看下面小录：

范仲淹三岁时，即公元九九一年（宋淳化二年，辽统和九年）七月，李继迁归宋，封为银州观察使，赐国姓赵，名保吉。

范仲淹六岁时，即公元九九四年（宋淳化五年，辽统和十二年）年初，李继迁叛宋而去。宋派其族兄李继捧进剿，败，兵马器物被夺。第二年三月，李继迁抢夺宋军送往灵州的辎重，宋军死伤惨重。同年五月，攻击宋西凉府。

范仲淹九岁时，即公元九九七年（宋至道三年，辽统和十五年）年底，李继迁再次脱辽归宋，新继位的宋真宗授其为定难军节度使，领银、夏等五州之地。但李继迁并不买账，跳过年就再次劫夺宋军送往灵州的辎重。

范仲淹十四岁，早已长成有志少年，知道何为边患了。这是公元一〇〇二年（宋咸平五年，辽统和二十年），三月，李继迁身为宋官，却挥兵攻陷灵州，第二年正月改灵州为西平府，设立官衙，按国都规制打造。接着攻占了西凉府。

范仲淹十六岁时，即公元一〇〇四年（宋景德元年，辽统和二十二年）年初，李继迁被六谷蕃兵射杀，其子李德明继位，一如乃父手段，随即投辽，受封为西平王。

范仲淹十八岁时，即公元一〇〇六年（宋景德三年，辽统和二十四年）十月，李德明一转身再归宋，被册封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不久，辽攻高丽得手，一时势大，李德明便暗中通款投靠，被册封为夏国王。就在范仲淹进士及第，初入官场不久，李德明把都城由西平府迁往兴州（今宁夏银川）。这前后，宋真宗病死，宋仁守即位。另一方面，李德明的儿子李元昊也正式出场了，他比范仲淹小十五岁，可二十四岁就统率大军袭占甘州（今甘肃张掖市），再攻占凉州（今甘肃武威市），李德明一死，他正式继位。真正建国称帝，搅得大宋惶惶不可终日的，正是这位混世太岁。

李元昊生于公元一〇〇四年农历五月初五日。据说他在灵州（今宁夏灵武）呱呱坠地时，啼声响亮，双目炯炯。尚在髫龄之年，就颇有主见。有一次，李德明遣使臣到宋朝贸易，因换回的东西不合心意，便怒斩使臣。小元昊于是发话道：“吾戎人本从事鞍马，今以易不急之物已非策，又从而杀之，则人谁肯为我用乎？”又据说，青年元昊中等身材，魁梧雄壮，长着一副圆圆的面孔，亮目下，鹰勾鼻子高高耸起，刚毅中带着几分霸气。喜欢穿白色长袖衣，头戴黑冠，身佩弓矢，与一班亲随卫士纵横驰骋。还说他喜读兵书，对汉人的《野战歌》《太乙金鉴诀》一类兵书，更是手不释卷，精心研读。另外文才也不错，精通汉、藏多种语言文字，又懂佛学，后来的西夏文字就是以他为首创造出来的。在宋、夏边境地区，流传过这样一种说法：宋军边帅曹玮早想一睹元昊风采，派人四处打探他的行踪，听说他常到沿边榷市行走，遂几次等候，以期会面，但总不能如愿。于是派人暗中偷画了元昊的形象，一见不由得惊叹：“真英物也！”并由此预见到此人日后必为宋朝大患。曹玮预见真不错，青年元昊野心勃勃，对父亲的和宋政策日益不满：“吾部落实繁，财用不足。苟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以所得俸赐，招养蕃族，习练弓矢。小则四行征讨，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丰盈，于计为得。”父亲李德明心下暗喜，以言相激曰：“吾久用兵疲矣，吾族三十年衣锦绮，此宋恩也，不可负！”元昊正色道：“衣皮毛，事畜牧，蕃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英雄之生，当王霸耳。”其实，李德明在被辽国册封为夏国王以后，早有霸图，动用数万民夫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西北的敖子山上，修建宫室，绵亘二十余里，极其豪华壮丽，他从夏州出巡敖子山行宫时，“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俨然可与宋朝皇帝比肩。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他就“僭帝制”，追谥其父李继迁为“应运法天神智仁圣至道广德光孝皇帝”，“庙号武宗”。第二年夏天，作迁都准备，说：“西平土俗淳厚，然地居四塞，我可以往，彼可以来。不若怀远，西北有贺兰之固，黄河绕其东南，西平为其障蔽，形势利便，洵万世之业也。况屡现休征，神人允协，急宜卜筑新都，以承天命。”于是，改怀远镇为兴州，正式定都。如今看到儿子如此争气，更为得意了。着意派元昊对河西回鹘作战，大胜，遂立为太子。立元昊的生母卫慕氏为后。第二年，为给儿子增加政治资本，仿父亲李继迁娶义成公主故事，再向辽国为儿子请婚，娶辽国宗室女兴平公主为妻。宋明道元年（1032）十月，五十一岁的李德明在为儿子做好建国称帝的各项准备之后死去，他相信这个儿子必定有大作为。后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李元昊于公元一〇三八年（宋宝元元年，辽重熙七年）十月，在尽得河西之地之后，正式建国称帝，国号大夏，年号为天授礼法延祚元年。此时，范仲淹整整五十岁，年在知天命，刚从饶州贬所迁到润州。要再过一年多，历史才会把他推在李元昊对面，来一番政治加军事的大较量。

积极防御

书生秋点兵。

当大宋两位超一流书生范仲淹、韩琦戎装出塞，来到西北前线各自的任所时，面前是一个怎样的阵势呢？这得先从横山山脉说起。

横山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位于陕西省北部地区，其北是一望无垠的毛乌素沙漠，其南是陕、甘黄土高原，历来是屏障关中畿辅的战略要地，至宋代，则成为与西夏国的天然分界线，时人和史家多呼其为“山界”。面对西夏犯兵侵入大宋的七条惯常路线，宋朝分环庆路、泾原路、鄜延路三点布防，成犄角之势。环庆路的环、庆（今甘肃省环县、庆阳）地面，山川险固，易守难攻，西夏兵轻易不犯。泾原路的泾、原（今甘肃泾川、固原）地面，向称“关陇锁钥”，这里从来壁垒森严，驻军雄厚，也多为犯兵所不取。鄜延路以延州（今陕西延安）为首，虽然号称“三秦锁钥”，但在宋时却一向疏于防守，特别是承平至安远段二百里许，长宁至黄河段一百里许，“地阔寨疏”，防务基础差，兵员亦不足。这一个薄弱环节，被机敏的李元昊看个正着。宋朝著名的“三败”之一的“三川口之败”，就发生在这一地区。

宋康定元年（1040）正月，自称大夏皇帝的李元昊“御驾亲征”，统率十万大军兵出塞门川（延河上游），先行偷袭金明寨。金明寨是延州北面门户，当时由化州刺史、金明县都监李士彬把守。李士彬并非汉人，乃党项族一位酋长，骁勇善战，号称“铁壁相公”，手下有十八寨羌兵十万之众，周围又有保安、塞门诸寨互为依托，不是个好对付的主。李元昊当然不傻，先使反间计，让人把一封相约“同叛”的信，以及锦袍玉带等物送给李士彬，故意让其上司生疑，结果未得逞。接着再来诱降计，派人悄悄渗入金明寨劝降，被李士彬立斩来使，只留一个活口回去报信。这李元昊真有耐心，也真会动脑子，两计不成，再生一计，他派小股将士不断与李士彬部接战，刚一比划，迅即后撤并大肆放风说“我等闻铁壁相公之名，莫不胆坠地也”，如此重复不久，便有了效果。李士彬的软肋正是经不住夸赞，不免自得自傲起来，有谁敢来劝他则严行责罚，部属多有怨言。李元昊乘机派亲信贺真率部前来诈降，一面继续热捧李士彬，一面暗中拉拢怨恨李士彬的部属，贿以重金，以为内应。贺真再抵延州面见延州知州范雍，说李元昊“欲改过归命”，再投大宋。史书上讲范雍这个人还不错，只是“怯懦无谋”，不是做将帅和封疆大吏的真材实料。他一听元昊来降，不辨真伪，连忙给朝廷报喜，至于守备一事便不管了。李元昊看到时机成熟，决定出手，而且又来了一个声东击西的花招，明攻保安军，暗夺金明寨。范雍闻信又上当了，急忙派主力去援救保安军。金明寨这边，李士彬也放松了警惕，将士们解甲就寝。凌晨时分，西夏主力猛攻金明寨，贺真率内应大开寨门，不费吹灰之力便夺下金明寨，诛杀了李士彬和他的儿子，并一举攻占周边安远诸寨，挥师南下，直逼延州。

延州城内只有数百名士兵，几乎是座空城。范雍大为惊恐，慌忙调集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孙，和驻兵庆州的另一名副都部署刘平前来救援。加上其他三股援兵，宋军约集中援兵万余人，行至三川口（今陕西志丹县南），已然完全掉进李元昊预设的陷阱。

兵不厌诈。李元昊继续用计，他派人化装成“急脚子”，即宋军中传递紧急文书的铺兵，向刘平假传范雍指令：“延州范太尉传语，已等候于城之东门，然暮夜纳众入城，恐透漏奸细，请分队进发，以辨真讹也。”刘平哪知有诈，便分队而发，约间隔五里许再发一队，结果被西夏兵分而歼之。刘平见发出去五十队人马杳无回报，心生疑虑，再找“急脚子”时踪迹全无，情知大事不妙，慌忙整队齐发。行至延州城外五龙川，离城只有五里之遥，未见有什么意外，刚要放下心来，但听一声号炮响过，四下里涌出李元昊千军万马，将宋军团团围困。正是塞外严寒季节，平地积雪数寸，宋军无备，顷刻间土崩瓦解。刘平、石元孙力竭被擒。宋军全军覆没。李元昊乘胜驱兵猛攻延州城，七日不下，忽然天降暴雪，奇寒袭人，只好撤军。延州城侥幸没有陷落，但城北横山一带广大地区从此落入西夏掌控。这就是大宋对西夏用兵史上的著名“三败”之首——三川口之败。这里要为名将刘平惋惜一笔：他是景德三年（1006）进士，当过正直敢言的侍御史，遭时宰丁谓报复，不得已转为武职，效力边关，功劳卓著，是极难得的一代儒将。可惜死于朝廷用人不当，主官昏聩无能，令人扼腕。

败绩传入汴梁，宋廷上下一派乱象。照例，谁也不敢问责皇上，把枢密院三位主官当作替罪羊撸掉了事，当然范雍也是逃不脱的，贬职他用。下一步怎么办？吵来吵去，这才只好请出范仲淹和韩琦，前去救国于危难之中吧。可还是有点不放心呀，于是任夏守赟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使，夏竦任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使，去临阵节制范、韩两书生。至于运用何种战略战策，对不起，没有，你们俩先提个方案吧。

翻一翻范仲淹文集，涉及西夏用兵的奏疏、荐举、榜约、牒、札子、状、议种种文本近百篇，其中至少有十四款奏疏是与韩琦合奏，这于《韩魏公集》中可作印证。总览这些文字，完全可以勾画出范仲淹的总体御敌方略——积极防御战略，并且能够看出，这一具体方略虽然是到达抗敌前线之后的成果，但筹谋之早，用心之深，着眼点之高，措施之完备，可行性之强……没有三十年工夫不结。也就是说，伴着边患成长的范仲淹，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留心于此了！不信请打开当年的《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等文章，其“备戎狄”之主张，已然念兹在兹，“论武于朝”了。

战争是什么？战争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一条，谁的着眼点最高，其总体战略则最优秀。熟读史书尤其是兵书的范仲淹，善于活学活用，古为今用，他在《上攻守二策状》中，巧妙借用汉孝文帝刘恒之口，道出自己西夏用兵的最高和最终目的。汉将军陈武问征讨之计于孝文帝，孝文帝说：

兵，凶器也，难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今匈奴内侵，军吏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动心痛伤，何日忘之！未能消距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兵。

战争嘛，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就算你打胜了，也没办法实现你所有的心愿，况且劳民伤财，造成的恶果让人痛心。还是搞积极防御吧，加强国防，有备无患，与对方和平相处，共同发展，好处说不完，且能永不言兵。范仲淹紧接着刘恒说：“故百姓无内外之徭，得息肩于田亩，天下富实，鸡鸣犬吠，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这才是战争的最高和最终目的，一切负责任的战争方略，都应该围绕这个目的而制订、而实施。事实上，范仲淹的对西夏用兵方略——积极防御战略，正是由是而生。

范仲淹在《上攻守二策状·议守》篇中，审时度势，引经据典，从宏观上论证，为何要以战略防守为上策。

臣观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而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然。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银、鞋，馈输满道，千里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异于夷狄也。臣谓戎虏纵降，塞垣须守，当务经远。古岂无谋臣，观汉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分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下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仓廪皆满。唐置屯田，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食其土之毛，实役其人氓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倘朝廷许行此道，则委臣举择官员，约古之义，酌今之宜，行于边陲，庶几守愈久而备愈充，虽戎狄时为边患，不能困我中国。

首先，实行总体防御战略，是客观环境决定的。西夏兵远在漠北，风集云散，行踪无定，四处偷袭，成本很低。大宋则不同，你设防御敌，却不得不长期驻军，而“远戍之兵”，换防不易，又受苦又想家，军心可是个大问题。再说吃、穿、用，这些军用物资的长途运输也不好办……这些都是不同于西夏国的实际情况。那么，有什么好办法吗？汉将赵充国兴屯田，曹操分兵军垦，都是养兵备战的成功事例。再说这种做法，孙武老前辈早就予以肯定了。现在，只要皇上同意这一总体战略，我范仲淹吸取前人经验，结合我们的客观实际，立马实施。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弥西夏边患。

当然，有了积极防御的总体战略，还远远不够，还得有一整套实施方案。于此，范仲淹都有出色的筹划与安排，其大致如下。

其一、严边城，修堡寨，实关内。

范仲淹在《论西事札子》中写道：

臣闻兵家之用，在先观虚实之势，实则避之，虚则攻之。今缘边城寨有五七分之备，而关中之备无三二分。若昊贼知我虚实，必先胁边城，不出战则深入，乘关中之虚，小城可破，大城可围。或东阻潼关，隔两川贡赋。缘边懦将不能坚守，则朝廷不得高枕矣。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之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西则邠州、凤翔为环、庆、仪、渭之声援，北则同州、河中府扼鄜、延之要害，东则陕府、华州据黄河、潼关之险，中则永兴为都会之府，各须屯兵三二万人。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

是呀，要守，要守得住，你得先有坚实牢靠的边防线。范仲淹不光有这样的理论，也有这样的实践。这里笔者试举一例。范仲淹来到延州前线后，视察时发现延安之西至庆州之东的百多里地区是“敌占区”，中间有金汤、白豹和后桥三座边寨为西夏所有，像打进宋界的一个大楔子，“阻延、庆二州径过道路，使兵势不接，策应迂远”，乃兵家大忌。他立即动手解决之，与相关各方协商，调鄜延路步兵一万二千名、骑兵三千名；泾原路步兵九千名、骑兵一千名；环庆路马步军一万八千名；军外番兵若干，共不到四万人马，一举夺回金、白、后三寨，收复失地，使整个边防线连成一片，便于布防设险。接着，范仲淹要“大为城寨，以据其地”：觉得这座堡寨还行，就下令增修加固；觉得那座堡寨并不占地利之便，就撤掉它，另行选择兵家要地，予以重建。他向朝廷报告说：“俟城寨坚完，当留士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小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这才是积极防御之道的实际应用。

范仲淹积极防御之“严边城，修堡寨”，最成功的范例莫过于修建大顺城了。《宋史·范仲淹传》记其事：“庆（州）之西北马铺砦，当后桥川口，在贼腹中，仲淹欲城之，贼度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之。诸将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皆具，旬日而城成，即大顺城是也。”大顺城遗址今称二将城，位于山庄乡雷圪崂村芋台组，地处二将川河与铁匠沟水交汇处南侧山梁，全城地跨两山，周长三千五百米，城墙残高四五米，中间被一条小沟分为南、北二城。北城依山势而建，很不规则，占地约二十万平方米；南城呈长方形，又分为内、外城，占地三十万平方米。大顺城始建于宋天禧五年（1021），整整二十一年后，范仲淹复筑之，宋仁宗御赐“大顺城”。现为甘肃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范仲淹是庆历二年（1042）五十三岁时修大顺城的。《年谱》记载“五月壬申，公徙知庆州，兼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十月，公以龙图阁直学士、户部郎中、管勾环庆路都部署司事，兼知庆州。”由鄜延路调环庆路，仍在抗敌第一线。此前在鄜延路时，还修筑了青涧城，修复了承平寨和永平寨，现在换了地方，但既定方略不变，修成了至今还享有盛誉的大顺城。大顺城处在庆州西北方向马铺寨后桥川口，而后桥川正是西夏出兵必经之地，有大顺城在此，就等于卡住了一处咽喉要道。这一点，精明的李元昊当然明白，所以他是不会让你在此筑城的。而范仲淹决心要在人家眼皮子底下办这事，这就得跟李元昊斗斗智商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百三十六卷记载说：

庆之西北马铺寨，当后桥川口，深在贼腹中。范仲淹欲城之，度贼必争，密遣子纯祐与蕃将赵明先据其地，引兵随其后。诸将初不知所向，行至柔远，始号令之，版筑毕具，旬日城成。是岁三月也，寻赐名大顺。贼觉，以骑三万来战，佯北，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顺既成，白豹、金汤皆截然不敢动，环庆自是寇益少。

看来还是范仲淹智商高，办法妙，瞒过李元昊，十天筑一城，这效率不知在世界筑城史上怎么排名。关于这一段筑城美谈，欧阳修在他这位师友去世后，于《范公神道碑铭序》中又专作记述，与上引文字大同小异，不再重复，唯有一句“于是诸将皆服公为不可及”，必须昭示一下。事过又是二十多年，大顺城下有一战，史称“大顺城之战”，充分证明范仲淹高出李元昊一筹。

这是公元一〇六六年（宋治平三年，西夏拱化四年）三月，西夏遣使祭奠宋仁宗，并贺英宗继位。此时，李元昊已然死去十八年了，由他的儿子毅宗谅祚当国。因为礼仪发生争执，引起西夏怨愤。这年秋天，西夏以“侮其使”为由，发兵十万进攻宋之秦凤、泾原路，宋夏战争再起。夏毅宗谅祚亲率步骑数万围攻大顺、柔远等城寨。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得报，牢记范仲淹攻守大略，集边民于诸城堡，坚壁清野，令诸军扼守要地，严加戒备，毋轻出战。他认定范公大顺城，城坚难破，固守为上，只是派人秘布铁蒺藜于城外池壕中。倒是觉得柔远之城防不固，遂命副都总管张玉率重兵援防。西夏军猛攻大顺城，强渡池壕者伤亡惨重，急得谅祚近前督战，吃了宋军一弩，差点在大顺城下丢了性命。没法子了，又转去进攻柔远寨。张玉是范公“积极防御”的隔代受益者，以逸待劳多时了，遂率精兵三千人夜袭敌营，西夏军多日苦战，夜半惊魂，只能溃守金汤城。大顺城以完胜告慰范仲淹的在天之灵，再次为范式“积极防御”的无比正确作证。

其二、选良将，练精兵。

有了进可攻、退可守的隐固防线，谁来攻守呢？必得良将精兵不可。范仲淹针对边防前线“将帅常患少人”的问题，在《奏乞督责管军臣僚举智勇之人》折中，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国家奄有四海，未必乏才，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盖选之未精，用之未至。今诸军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军臣僚人员等递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至衰老。”他举例说：“只如朱观，元是军班出身，因历边任，方得将名。”所以，“伏望圣慈专督管军臣僚等，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各举一名，不以将校长行，或试以武艺，或观其胆略出众，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在这里，范仲淹还别出心裁，提出一种奖惩办法：“如将来颇立战功，则明赏举主；或屡败军事，亦当连坐。”只有这样，“诸路渐次得人，不致频有那移，免使戎狄谓大国乏才，愈增骄气。况西北二方，将帅之缺实非细事，乞国家常为预备，早加迁擢。”范仲淹进一步建议说：“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阖门只候使臣已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智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据选到人数，以籍记之，候本路有缺，则从而差授。如此则三二年间，得人多矣。”在范仲淹心目中，对古代选将之法颇为欣赏。他在《论西事札子》中，以戍边名将李牧为例，向往道：

然则唐汉之时，能拓疆万里者，盖当时授任，与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与之税赋，而不求速效，故养猛士，延谋客，日练月计，以待其隙。进不俟朝廷之命，退不关有司之责，观变乘胜。如李牧之守边，可谓善破虏矣。

李牧“善破虏”，是君王放得开，将帅自主权大。在这里，范仲淹借古喻今，是有所指的。宋代虽然以“重文抑武”为国策，但执行起来并不坚决，摇摇摆摆，时好时坏，太祖太宗之后越来越不济，总以“朋党”大棒时不时敲打士大夫。这个问题，笔者后面还要细说。范仲淹针对时弊，也要顺便敲打敲打君王，而且他接下来说得更具体、更严峻，在《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中写道：

西陲用兵以来，沿边所费钱帛，万数浩瀚，官司屈乏，未能充用。其鄜延等四路帅臣，虽有管本路粮草之名，然转运司终是本职，故不敢专行计置。若不委之经度，即边计常是不足。臣等欲乞特降指挥，下鄜延、环庆、泾原、秦凤路经略使司，应本路州军所管钱帛，并许选差除廉干使臣公人等任便回易。其收到利钱，明入省帐收附。所有勾当人等，如能大段回易得利息，委本司具数保明闻奏，特与相度酬赏。所贵有助军费，少纾民力。

范仲淹把将帅主动权问题，提高到理论高度加以强调，在《论夏贼未宜进讨》折中，他引用古代兵法经典说：“兵法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

什么意思？这仗应该打，皇上说别打，那一定得打；这仗打不得，皇上说要打，那还是别打的好。“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谓也！范仲淹认为，一个将帅如果没有这样的气派和担当，那就不是一个好将帅。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和标准，范仲淹与韩琦一起进行“火线突击提干”，从诸军班中选拔了一大批将校级人才，列表报送朝廷审批。为此二人联名写了一道专折《奏边上得力材武将佐等第姓名事》，开头写道：“臣等在边上体量得材武可用将佐人数如后。”这个名单极有史值，不长，兹全录于下：

第一等

泾原路部署署狄青，有度量勇果，能识机变。

鄜延路部署王信，忠勇敢战，身先士卒。

环庆路权钤辖、知环州种世衡，足机略，善抚驭，得蕃汉人情。

环庆路钤辖范全，武力过人，临战有勇。

第二等

鄜延路都监周美，谙练边情，及有武勇。

知保安州军刘拯，人机智胆勇，性亦沉审。

秦凤路都监谢云行，勇力有机，今之骁将。

延州西路巡检使葛宗古，弓马精强，复有胆勇。

鄜延路都监谭嘉震，勇而有知，战守可用。

泾原路都监黄士宁，刚而有勇，可当一队。

鄜延路钤辖任守信，能训练，有机智。

泾原路都监许迁，训练严整，能得众情。

秦凤路钤辖安俊，勇而有辩，仓卒可使。

环庆路都监张建侯，知书戢下，可当军阵。

鄜延路都监张宗武，精于训练，可备偏裨。

在名单最后，举荐人特别加了这样一段话：“数内刘拯、张建侯、张宗武，虽曾改转一资，比诸将未至优异。臣等今同罪举保此三人，乞各转两资及移易差遣。”这是成心要让刘张张三人连升两级并安排更高的职务。在此，要特别讲一下范仲淹与狄青的故事。

前些年有一部五十二集的动画连续剧《大英雄狄青》，在少儿频道银河剧场首播，以每晚八点半一集的形式播出。看过吗？它讲的就是狄青的故事，由不谙世事的小男孩，成长为战西夏、平叛乱的一代英雄。写实的风格，清雅的画风，幽默的人物语言，富于民族气息的音乐……不看有点可惜。这个狄青，正是范、韩举荐名单上那个排在一等头名的狄青。他生于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比范仲淹小十九岁，与韩琦同龄，字汉臣，汾州西河（今山西汾阳市）人。狄青出身贫寒，十六岁的时候，他哥哥与乡人斗殴犯事，狄青挺讲义气，自愿代兄受过，被“逮罪入京，窜名赤籍”，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骁勇善战，而且“战状”极为骇异，每战必披头散发，戴一铜面具，冲锋陷阵，勇冠三军，四年间参加大小战役二十五次，身中八箭，虽身负重伤亦“闻寇至，即挺起驰赴”，继续冲锋陷阵。因为他脸上有刺字，人称“面涅将军”。范仲淹十分偏爱狄青，只是觉得他胸无韬略，于前途有碍，遂有心栽培，授以《左氏春秋》。《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百二十九卷记其事曰：“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知名到什么程度？历官泰州刺史、惠州团练使、马军副部指挥使，皇祐四年（1052）六月，推枢密副使。死后追赠为狄武襄公。

对于练精兵，范仲淹更是有一套。先看他的认知水平：欲练精兵，先得会养兵。范仲淹在《奏论陕西兵马厉害》折中说：

臣窃知陕西禁军、厢军不下二十万众，防秋在近，必须养育训练，以期成功。在乎丰以衣食，使壮其力；积以金帛，示有厚赏，牛酒以悦之，律罚以威之。如此，则兵有斗志，将以增气。虽二十万众，合为一心，有守必坚，有战必强，平寇之期，臣可卜也。若饥不足其食，寒不足其衣，出无壮力，入无厚赏，军有退志，将必丧气。虽二十万众，或有二心，守则不坚，战则不强，平寇之期，未可卜也。

范仲淹这段话的核心意思，简要点说，就是一要爱兵，二是要赏罚分明，此乃养兵三昧。那么，在西夏作战前线养兵，又要养什么样的兵呢？以范仲淹多次反复所强调来看，老弱病残当然首先要淘汰，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多养“土兵”，少养“东兵”。笔者理解，他所说的“土兵”，当指防区本地所征之兵；“东兵”，则指内地所征之兵。他在《上攻守二策状》中说：“臣观今之守边，多非土兵，不乐久戍；又无营田，必烦远馈。久戍则军情以怠，远馈则民力将竭。岁月绵久，恐生他患。此守御之末利也。”他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陕西守策》中，再予详细阐述：

又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多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而团集之。……征夫不保其家，离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完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或谓若士兵携家居于塞下，则全分请给，其费尤多。不然。士兵月给差少，又素号精强，使之戍边，于东兵数复可减，然于逐路渐为增益。二年以来，方能整习，固非一朝可骤改也。

那么，现役军中的老弱与东兵怎么安置呢？有办法。范仲淹在同一奏折中说：老弱“不堪战阵者，宜沙汰之，使归于田亩，既省军费，复增农力。然后东兵三分中一分屯边，以助土兵之势；一分移入次边，或屯关辅，以息馈饷之困；一分归京师，以严禁卫之防”。

沙汰老弱，土兵为主，爱心养之，强将训之，这样以来，还愁练不出精兵吗？还怕李元昊入侵吗？范仲淹在《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中满怀自信地展示道：

一二年间训兵三四万，使号令齐一，阵伍精熟，又使熟户蕃兵与正军参用，收横山一带族帐，可以图之。降我者，使之纳质，厚其官赏，各令安居，籍为熟户；拒我者，以精兵加之，不从则戮。我军鼓行山界，不为朝去暮迁之计。元昊闻之，若举国而来，则我退守边寨，足以困彼之众；若遣偏师而来，我则据险以待之。蕃兵无粮，不能久聚，退散之后，我兵复进，使彼复集，每岁三五出。元昊诸厢之兵多在河外，频来应敌，疲于奔命，则山界蕃部势穷援弱，且近于我，自求内附，因选酋豪以镇之，足以断元昊之手足矣。

其三、主动出击寻战，讲求策略战术。

战略防御可不是消极防御，等着挨打，恰恰相反，它要在天时、地利、人和都凑手时，不断地主动出击，积小胜为大胜，一能练兵，二能反过来巩固边防。翻一翻《续资治通鉴长编》，相关记载不少。卷一百二十八载：“范仲淹遣殿直狄青、侍禁黄世宁攻西界芦子平，破之。”卷一百二十九载：范仲淹派“鄜延路钤辖朱观等袭西贼洪州界郭壁等十余寨，破之。”卷一百三十载：范仲淹遣军“卒城承平等前后十二寨，蕃汉之民，相踵复业。”卷一百二十八还载有最著名的一次军事行动，收复延州门户金明寨以后，都监周美给范仲淹提建议：“贼新得志，其势必复来。金明当边冲，我之蔽也，今不亟完，将遂失之。”这话正中范仲淹所虑，“因属美复城如故。数日，贼果来，其众数万，薄金明，阵于延州城北三十里。美领众二千力战，会暮，援兵不至，乃徙军山北，多设疑兵，贼望见以为救至，即引去。既而贼出艾蒿寨，遂至郭北平，夜斗不解。美悉众使人持一炬从间道上山，益张旗帜，四面大噪，贼惧走，获牛羊、橐驼、铠甲数千计，遂募禁兵筑万安城而还。”在《范文正公年谱补遗》中还记载有这样的史实：范仲淹“牒朱观将领兵军，计会王达、朱吉、王守琪、张宗武，自鄜州西北入德静寨，进兵讨掠族帐。又牒葛怀敏将带周英、郑从政部领兵马离延州，往保安军逼逐蕃贼。仍差刘政充先锋，取路深入，破荡部署”。看来真是用兵频繁，攻必克，战必胜。

打仗还得用谋略，讲求阵仗、战术。此前宋军有一积弊，于阵前对垒极为不利。怎么回事？宋有诏令：部署一级军官将兵一万名；钤辖一级军官将兵五千名；都监一级军官将兵三千名。一旦临阵，先由军阶最低的都监迎战，不敌，再依次出钤辖、部署。这显然很荒唐。范仲淹面对此弊，虽诏令亦必革除，他说：“将不择人，以官为先后，取败之道也。”遂选出精兵一万八千名，分属六将，每将统三千名，“分命裨佐训饬，不数月，举为精锐。士气大振，莫不思战。”（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迎战时视来敌多少，灵活变阵，首尾照应。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八载：从此，“贼不敢犯”“无以延州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这里的“大范老子”，当指范雍。

范仲淹熟知兵法，贵能实用，而且胸中有全局，于排兵布阵以及接战之法，均有上等运筹。他在《奏陕西河北和守攻备四策·陕西攻策》中早就提出高招，即活用吴起“三师破楚”之策，应对西夏强敌。

臣等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阵法，训练岁余，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更进兵。……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敝，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军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使贼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如宥州、绥州金汤、白豹、折缰等寨，皆可就而城之。其山界蕃部，去元昊且远，求援不及。又我以坚城据之，以精兵临之。彼既乐其土，复逼以威，必须归附，以图安全。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元昊若失横山之势，可谓断其右臂矣。矧汉唐之旧疆，岂今日之生事也。

四、创建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无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后勤保障都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具体到与西夏对垒的西北战场，军需、军运问题更是特别突出。对此，范仲淹一早就了然于胸。他不主张进攻战略，不主张大军深入敌区寻战，后勤问题是忧患之最。他在《论西事札子》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缘大军之行，粮车甲乘，动弥百里。虏骑轻捷，邀击前后，乘风扬沙，一日数出。进不可前，退不可息，水泉不得饮，沙漠无所获，此所以无功而有患也。”又在《上攻守二策状》中再三强调：“绝漠风沙，迷失南北。馈运辎重，动有钞掠。”绝对不可长途奔袭。然而，即便实行积极防守战略，后勤保障依然是个大问题，你范仲淹如何解决？纵观他治边三年作为，大致可以看出其主导思想是，以屯田、入中、开榷场为三大杠杆，在西北战区建立一套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

范仲淹行屯田，前文书中已然道出，不再重复。唯屯田一法，古已有之，这里略作叙述。中国历代都有边界战争，往往持续时间很长，有长达几十年者。为了维持军需，就要建立一定形式的粮食生产基地，而这种粮食生产基地，最好建在距离战区不远的地方，以方便转输。这种方法，就是屯田。政府利用戍卒或农民、商人垦殖荒地，由此取得军饷和税粮。有军屯、民屯、商屯之分。屯田始于秦汉。秦以前的战争，持续时间都不长，无需屯田。到秦始皇与匈奴开战，最先遇到了后勤保障问题，于是“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徒适戍以充之”。这可以说是屯田之先声。

汉文帝时，匈奴国力强盛，时常犯边。晁错进策，认为士卒轮流戍边不是长久之计，主张用招募之法，有计划的移民，发展边疆地区的生产，把卫国和保家联系在一起，其实施步骤是：先把国家出卖爵位所获得的粮食用于边防屯垦事业，再选择水草丰茂的边地作为移民地点，筑城修堡，给移民提供房舍以及农具、种子，配备医生和巫师等等。汉文帝采纳了晁错的意见，成效不错。而范仲淹前举赵充国屯田例，是汉宣帝手里的事。那时，西北羌人发动武装叛乱，进犯过境，攻占城镇，残害边民。名将赵充国已经七十岁了，毛遂自荐，挂帅出征。他在对粮食辎重等后勤保障状况进行了详细调研后，觉得只有在边塞屯田，方可不误战事。于是，以一万多名军士，开垦田地两千余顷，“留屯以为武备，因田致谷，威德并行。”西羌的五万兵马，竟然被赵大帅陆陆续续消灭了四万六千余人，几乎消灭光啦。赵充国由此总结出著名的“留四便宜十二事”，即屯田的十二大好处。想必范仲淹早就熟读此文，铭记在心。

范仲淹还熟知曹操屯田事。建安元年（196），曹操采纳枣祗和韩浩的建议，在许都（今河南许昌市）附近进行屯田。屯田的土地是无主荒地，劳动力、耕牛、农具是在镇压黄巾起义中掳获的，也有一部分劳力是招募的。据说当年屯田收获谷物百万斛，“于是州郡列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并群贼，克平天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魏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民屯每五十人为一屯，屯置司马，其上置典农都尉、典农校尉、典农中郎将，不隶郡县。其收获与国家分成：使用官牛者，官六民四；使用私牛者，官民对分。屯田农民不得随便离开屯田。军屯以士兵，六十人为一营，一边戍守，一边屯田。曹魏屯田对安置流民、开垦荒地、恢复农业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创造了物质条件。

自此经两晋、南北朝、隋唐以降，再到宋代范仲淹，各代都推行过边防屯田。纵观屯田史，其利远大于弊。如果没有屯田，历代中央王朝统一西域的进程是难以实现的。西域地处西陲，距内地路途遥远，古代交通不便，要想靠内地军资去支持一支戍边大军，那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公元前八十九年，汉武帝派军攻打车师，胜则胜矣，代价惨重。他慨叹道：“汉军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载不足以竟师，强者尽食畜产，羸者道死数千人。”颇堪为不兴屯田者戒。有了屯田，就可以避免由内地向边境地区长途运输所造成的巨大消耗。请注意，造成这种巨大消耗的主体，倒不是军队本身，而是运输物资的民夫。有学者研究汉简得出结论说：汉代从关中运粮到河西走廊西部，每运到一石粮食，路途消耗多达十石，若要到达西域，则会消耗更多。史书也有记载，《汉书·主父偃传》称：“起于黄腄、琅玡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多高的成本消耗啊！范仲淹面对现实，以史为鉴，力行屯田古法，为建立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兹立首功。

在范仲淹文集里，有一道奏疏，《奏为陕西四路入中粮草及支移二税》，主体部分如下：

臣窃见陕西四路各屯重兵，所入中粮草，又无定数，并支却京师钱帛，久而行之，府库须竭。又支移关辅二税，往边上送纳，道路险阻，百姓劳费，亦已凋敝。至于转运司经画财利，应副边上，每年亦无定额。纵使元昊纳款，未能顿解，边兵悠久，何以支济？自来朝廷已差逐路经略兼计置粮草，即未责事任。伏望圣慈指挥，更选差朝臣四人，充陕西四路经略计置判官，专管本路税赋课利，及图回营田等事。仍令三司将逐路军马并见在粮草数目，约度今后每年各计入中若干石，于京师支给见钱，比旧日十分中减下三分，各令陕西转运司约度逐路税赋课利数目外，每年各令支助钱帛若干。既粮草钱帛皆是定额，自然各务省节，须拣精锐养赡，及将蕃部弓箭手相间使用，不更占冗兵。既沿边入中有数，必自挪移军马入次边及近里州郡驻扎。其四路经略计置判官，便当知州差遣与本路经略使及知州军等。如能依次减省入中万数，及图回财用不致亏误，即加奖擢。此军国之大计，乞圣慈留意。

这里，对年轻读者来说，首先得搞清何为“入中”。所谓“入中”，就是古时招募商人向指定的沿边地点入纳粮草，政府给予钞引，凭钞引去京城或其他地方领取现钱，或者金银、盐、茶、香药等。有时，羽毛、筋角、胶漆、铁炭、瓦木之类军需物资，亦用入中法。沈括《梦溪笔谈·官政一》：“商人先入中粮草，乃诣京师算请慢便钱、慢杂钞及杂货。”

按说，入中是北宋长期实施的制度，对沿边地区储备军用粮草和充裕京师财政有重要作用。入中制度的不断变化，是政府与商人分割争夺茶盐之利的体现。戴裔煊《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中说：“所谓入中，即商人以刍粟等物输纳於政府之义，所以亦称为‘中纳’或‘入纳’。不论入纳刍粟或实钱或其他物，又不论入纳於塞下或其他州军，不论入纳在京榷货务或折中仓，凡此种入纳之事，俱得谓之‘入中’。”这种买卖关系有两个特点：其一，商人入纳得到的酬偿，不同于市场上的现钱现货交易，而是期权交易，异地兑付，由入纳地政府发给有价凭证——钞引，到京师或其他州军兑付。其二，对商人入纳物货的支偿，并不完全按当地市价，而是根据入纳地的远近等因素，高其值进行折算。北宋时期，河北、河东、陕西三路长期屯驻重兵，军储不可或缺，本地租赋又“不足以供兵费，屯田、营田岁入无几”，使民运粮又扰民太甚，于是丰熟之际“市刍粟，广储蓄，以息编氓飞挽之役”，而收“贸易商赀以实边，农人不扰，而西鄙足用”之效。这里试举一例：河东十三州二税收入为三十九万二千余石，赋外“岁给和籴钱八万缗”，随税科籴八十二万四千余石。……诏罢支河东籴本，“以其钱付转运司市粮草”，其本钱主要来自河东永利监榷盐收入。“商人输钱於麟、府等州军，本州军乃给券，於东、西监请盐。”“其卖到盐钱系应副本路收粮草，别无盐钞。”永利监年产盐六百二十五万斤，合三万一千三百席，按中价每席五十五贯计，年收入约十七万二千贯。此外，赐河东“京钞见钱”十五万缗，“末盐钱”二十万缗“市籴粮草”，加上原来支拨的籴本八万贯，中央支付给河东的“年额”籴本为六十万二千贯，可籴买粮斛一百万石左右。河东籴本绝大部分由永利监盐、末盐（东南盐）、京钞构成，说明入中是筹措军粮的主要方式。正是出此考虑，范仲淹方才奏请朝廷，特为陕西四路入中粮草，以加强后勤保障体系。

开榷场。榷者，专利、专卖之意。榷场，特指宋、辽、西夏、金政权时期，各在边界地区设置的互市市场，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边贸市场”。榷场贸易是边民经济交流的需要，对各自政权的统治者来说，还有控制边境贸易、安边绥远的作用。所以榷场的设置，常因政治关系的变化而兴废无常。宋与西夏之间，最先于景德四年（1007），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置榷场互市，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等地置榷场。榷场贸易受官方严格控制。官府有贸易优先权。榷场领辖于所在地区的监司及州军长吏，又另设专官，稽查货物，征收商税。交易货物，中原主要是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以及海外香药之类。辽、金、西夏地区则主要是牲畜、皮货、药材、珠玉、青白盐等。双方的战马、铜铁、硫黄、焰硝、箭笥之类军用物资，一般都严禁出境。榷场商税是官府一笔不小的财政收入。

范仲淹广开榷场，并不是单单为了活跃市场，增加税收，而是有着更为深切的政治、思想追求。前面写到过范仲淹的战争观，最终还是要争取和平，让双方的老百姓都能安居乐业，和睦相处，过上一种幸福而又富裕的生活。那么，如今宋、夏边境地区交战多年，老百姓逃亡在外，流离失所，怎么办？边境安宁些了，逃亡户口返家就业，可一片战争废墟何以安家？所以，关键是发展生产，活跃经济，济民富民。范仲淹正是为此而广开榷场。他下令在许多城寨都设置榷场，当地政府都参与商贸活动，边境贸易一时红火起来。范仲淹了解到，西夏地区生产青盐，是从盐湖中直接采出的盐，或以盐湖卤水为原料晒制而成的盐，可食用，可防腐，也是制碱等物事的原料，很是宝贵。就鼓励以布帛等物换取青盐，运至庆州、环州一带销售，利润翻倍，军民既可两用，还筹措了丰厚军费。

综上所述，范仲淹通过屯田、入中和开榷场等得力举措，很快建立起一个永久性后勤保障体系，成为他整个积极防御系统的坚实的物质基础。

然而，对于这一范式积极防御战略体系，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予以理解，予以支持的，事实甚至是，包括他的许多亲密战友、朋友在内，大多数人都看不上它，认为是范仲淹“保守”“怯战”的证明。

伟大的坚守

开篇请读韩愈《伯夷颂》第一自然段：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

伯夷是否够得上“适于义”的“特立独行”之士，后世大有争议，笔者在此略不涉及，只谈士君子勇于坚守的道德风骨。何谓“大丈夫能屈能伸”？世有误读，主要在这个“屈”字，以为道义受阻时，即可屈节苟活，以图保全。非也！恰恰相反，中国古来真正的士君子大丈夫，伸则进取，剑胆布道，济世救民，建功立业，留万世英名；屈则坚守，不移道义，即如韩昌黎所言，虽“一家非之”“一国一州非之”“举世非之”，亦琴心护剑胆，守道如命，绝不出卖原则、改易立场。此乃“穷天地、亘万世”而“千百年”方能出现一个的“特立独行”之士。

笔者如此小引，是想说范仲淹者，正是这样一位能屈能伸的“特立独行”之士，而本节只说他“伟大的坚守”。坚守什么？就是他认定唯一正确的“积极防御战略”。为什么要坚守？因为它遇到了空前强大的质疑与挑战。出乎意外，首先提出否定意见的，竟是同道边帅韩琦将军，他力主积极进攻，主动深入西夏境内，集中优势兵力与元昊主力决战，以便快速、彻底地解除西北边患。他在给皇上的奏议中说：

臣以贼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族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势分力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于此，实乃视贼太过之故。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边障日虚，士气日丧，经费益蹙，师老思归，贼乘此有吞陕右之心。

他不光说，还与范仲淹的另一位好友尹洙（时任经略判官）一起，制订出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朝廷。这是怎么回事？范、韩二人不是联名上奏近二十道奏议，共同提出积极防守之大计方针吗？莫非韩琦原本就有异议，只是出于尊重范仲淹才附议的吗？或者后来战局变化而韩琦别生谋划？内情嘛，笔者已无能考悉。但韩琦成为速战速决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韩琦造成的压力，在以几何倍数快速膨胀，因为他的进攻方略，不仅许多前方将帅参差认同，而且深得朝廷欣赏，具体说，就是仁宗皇帝如获至宝，认为这才是解决西夏问题的上等良策。当然，帝王有帝王的考量，从他们的角度看，也是大有道理的。宋仁宗就是这样看的：西北前线“今三十万之兵食于西者二岁矣，又有十四五万之乡兵，不耕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万之众连年仰食，而国力不困者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九）并且早就下诏给夏竦等交代说：“以老师费财，虑生他变，令早为经画，以期平定。”（《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一）在皇帝心目中，“费财”并非最怕，“虑生他变”才是皇家要命心病。他家老祖宋太宗就道破厉害：“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话说得够明白了，内患重于外忧，赶紧把西夏灭了回来吧，保卫朕才是最最要紧的事！你说皇家操着这份心事，能不欢迎速战速决吗？

此时，假如有个“志于道”的好宰相，可以进进直言、良言，给头脑发烧的仁宗皇帝敷条冷毛巾，比较比较攻守利弊，庶几或可有补。你猜如今宰相是谁？又是那个“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的吕夷简。这天，宋仁宗病愈临朝，命速召两府大臣。吕夷简闻命，却不急着应召，过了数刻才动身。他是押班宰相，缓步而行，辅臣们谁也不敢走在他前头。有人请吕夷简快走几步，他却“愈缓步”。宋仁宗问：“朕久疾方平，喜与公等相见，何故迟迟才来？”吕夷简慢语道：“陛下不豫，中外颇忧，陛下忽召臣等入觐，臣等若奔驰以进，恐旁人将有妄议，使国人惊虑。”宋仁宗闻听后，极赞吕夷简曰：“得辅臣之体。”再举一例。一次，曹皇后对见访的吕夫人说：“皇上喜吃糟淮白鱼，祖宗却立过禁令，不许宫人于四方取食材，吕相世居寿州，当有此物。”吕夫人归府后，就让人装了十箩筐淮白鱼进献。吕夷简却说：“两筐即可。”夫人讶问吕相公：“此为陛下下箸之物，有何可惜？”吕夷简徐徐言道：“皇宫所无之物，人臣之家何能有十筐！”大家瞧瞧这位吕宰相，就是这样“动有操术”“平生朝会，出入进止，皆有常处，不差尺寸”。但吕夷简倒不是个没有度量的人，此次西北有事，韩琦荐帅，仁宗有意起用范仲淹，怕吕相反对，要做二人的和事佬，不料吕夷简却主动表态，“即请皇帝擢用范仲淹”。范仲淹心胸远大，与吕相原无私仇，何较锱铢，自然会以国事为重，有著名的《上吕相公书》为证。上吕相公书一连三封，绝非泛泛通款，都很长，所言皆恳恳然军国大计，颇见对攻守之略的深思熟虑，非常精彩。限于篇幅，只可略示一二。

某启：仲秋渐凉，伏惟相公台候万福。某奉命此行，至重至忧。……今延安兵马二万六千，患训练未精，将帅无谋。问以数路贼来之势，何策以待，皆不知所为，但言出兵而已。此不可不为忧也。或得其人，精练士卒，山川险恶，据以待寇，俟有斩获，乘胜深入。贼势一破，鸟散穷沙，复旧当疆，宜有日矣。如未克胜，贼势不衰，纵入讨除，岂肯逃散？或天有风雨之变，人在山川之险，粮尽路穷，进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自延州至金明四十里，一河屈曲，涉者十三度，此言山川之恶也。或遇风雨，不敌自困。

十一月四日，具官范某，谨东望再拜上书于昭文仆射相公阁下：窃以文武之道一，而文武之用异。然则经天下，定祸乱，同归于治者也。传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斯则将相之设，文武之殊久矣。后世多故，中外不恬，二道相高，二权相轧，至有大将军而居三司之上，盖时不得已也。五代衰乱，专尚武力，诸侯握兵，外重内轻，血肉生灵，王室如缀，此武之弊也。皇朝罢节侯，署文吏，以大救其弊，立太平之基。既而四夷咸宾，忘战日久，内外武帅，无复以方略为言。惟文法钱谷之吏，驰骋于郡国，以克民进身为事业，不复有四方之志。一旦戎狄叛常，爰及征讨，朝廷渴用将帅，大患乏人，此文之弊也。前则刘平陷没，范资政去官，次则韩琦与某贰于元帅，不能成绩，以罪失职。复以夏、陈分处二道，期于平定。近以师老罢去，而更张之。三委文帅，一无武功，得不为和门之笑且议耶？今归之四路，复皆用儒，彼谓相辅大臣朋奖文吏，他日四路之中一不任事，则岂止于笑？当尤而怒之。用儒无功，势必移于武帅。彼或专而失谋，又败国事。况急而用之，必骄且怨，重权厚赏，不足厌其心。外寇未平，而萌内患，此前代之可鉴。……某不避近名之嫌，有表陈让，愿相公与两府大臣因而图之。如鄜延、环庆二帅，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既文武参用，二路兼资，均其事任，同其休戚，足以息今日之谤议，平他时之骄怨，使文武之道，协和为一，何忧乎边患矣！……某谓朝廷用儒之要，莫若异其品流，隆其委注，众皆望风禀畏，以济边事。……某胸中甚白，无愧于日月，无隐于廊庙，惟相公神明其照，某岂得而昧之！

范仲淹如此披肝沥胆，直陈边事灼见，忠诚报国，其心其情，吕夷简岂能无动于衷？甚或十分感动。但在皇上圣裁已定，不信“或天有风雨之变，人在山川之险，粮尽路穷，进退有患，此宜慎重之秋也”的逆耳之言时，他将持何“操术”是可想而知的，他肯定会毫不游移地站在皇上一边，贯彻执行韩琦的进攻方略，违心不违心那就顾不上了。于是乎，君、相国策既定，又是颇能展示大宋国威的进攻方略，一时朝野欢呼，同仇敌忾之声，弥漫在举国言攻的无边兴奋之中。

庙堂之上，有头脑冷静的吗？这会儿至少有三个人，范仲淹除外，一个是御史中丞杜衍，一个是西北前线第一主帅夏竦。杜衍此时已年过花甲，但依然敢于直言强谏，他给进攻方略泼冷水说：“侥幸成功，非万全计！”但已然难阻洪流。此人在后来的庆历新政时，尚有惊人之举，容后仔细介绍。这里单说举足轻重的夏竦。

夏竦比范仲淹大三岁，字子乔，虽非进士出身，也属文人一脉，文学造诣很深，有很多作品流传后世，又是古文字学家。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他以父夏承皓死忠，录官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丹阳县主簿，此前范仲淹曾知润州；擢光禄寺丞，通判台州（今浙江省天台县，在此赋有《国清寺》《石梁》《琼台双阙铭》等诗词，颇负诗名）；再迁国史馆编修，后与王旦等同修宋真宗《起居注》；天圣五年（1027），为枢密副使；天圣七年（1029）官参知政事；天圣九年（1031）进兵部侍郎、兵部尚书左丞。他是力襄宋真宗“天书封祀”的“五鬼”之一。到了仁宗朝，依然官运亨通，先是知青州，修南阳桥；再任刑部尚书、户部尚书；西北军兴，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永兴军，是名副其实的西北前线第一大帅。这样一位实权人物，他对攻守方略的取舍，显然握有极大的发言权。

原先，他发挥自己的远见卓识，对西北军事大局有透彻而精辟的分析：“（李）继迁当太宗时，遁逃穷困，而累岁不能剿灭。先帝（宋真宗）惟戒疆吏，谨烽堠，严卒乘，来则逐之，去无追捕。然自灵武陷没，银、绥割弃以来，假朝廷威灵，其所役属者不过河外小羌耳。况（李）德明、元昊相继猖獗，以继迁穷蹙比元昊富实，势可知也；以先朝累胜之士较当今关东之兵，勇怯可知也；以兴国习战之师方今沿边未试之将，工拙可知也……若分军深入，粮糗不支，进则贼避其锋，退则敌蹑其后，老师费粮，深可虞也。”看得明白，夏竦是反对进攻战略，主张防御战略的，为此他献出十策如下：

一、教习强弩以为奇兵；

二、羁縻属羌以为藩篱；

三、诏确（应为“唃”）厮啰父子并力破贼；

四、度地形险易远近、砦栅多少、军士勇怯，而增减屯兵；

五、诏诸路互相应援；

六、募土人为兵，州各一两千人，以代东兵；

七、增置弓手、壮丁、猎户以备城守；

八、并边小砦，毋积刍粮，贼攻急，则弃小砦入保大砦，以完兵力；

九、关中民坐累若过误者，许人入粟赎罪，铜一斤为粟五斗，以赡边计；

十、损并边冗兵、冗官及减骑军，以舒馈运。

这是夏竦早范仲淹三年提出的比较具体的积极防御战略，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在西北前线，范仲淹最初提出防御战略时，有人质疑。夏竦还为之打抱不平，对皇上说：“仲淹亦奏称非是怯惧，候将来春暖大为攻取之计；又奏西界春暖马瘦人饥，易为诛讨，及可扰其耕种之务，与臣前所陈攻策并同，但时有先后尔。”可以想见，如果他能以朝廷重臣和前敌大帅的双重身份挺身而出，坚决反对速战速决，或可让宋仁宗回心转意。可惜的是，这位名臣志道不坚，在关键时刻以名禄为重，舍弃道义，完全否定了自我，投向帝王文化一边，于国于己，都酿成一段千古之恨。于此，《宋史》诟病他说：“倾侧反覆，世以为奸邪！”为了迎合仁宗和吕夷简，他不但转而支持进攻，而且比谁都“左”，坚持主张来年正月即大举征讨，振振有词地批驳范仲淹说：“贼界已知所定进兵月日，岂得退却？”为了让范仲淹屈服，他把自己的超人精明派上了用场，令范仲淹的好朋友尹洙出马做说客，你范仲淹不是一向重情重义吗？我就投其所好，看你怎么着。魏泰在《东轩笔录》第七卷上，载有这场历史性的范、尹对话片断：

范公曰：我师新败，士卒气沮，当自谨守，以观其变。岂可轻兵深入耶？以今观之，但见败形，未见胜势也。

洙叹曰：公于此乃不及韩公也！韩公尝云：“大凡用兵，当先置胜负于度外。”今公乃区区过慎，此所以不及韩公也！

范公曰：大军一动，万命所悬，而乃置于度外，仲淹未见其可。

尹洙是进攻派的中坚人物之一，面对“顽固”的老朋友，他在延州一住二十多天，居然毫无结果，一气之下，这话说得相当不客气，甚至失态得有点无礼，当面指责一个人不如另一个人，这是带有严重羞辱性的。好在范仲淹不是寻常度量，还是就事论事，平和得让人望尘莫及。要知道，此时范仲淹所面临的压力有多大吗？真到了韩愈公所说的“举世非之”的程度，而对垒的自己这边，几乎成了孤身奋战。他会屈服吗？这里有他的三封奏折存世，是完整展示给世人的时候了。

其一、《论夏贼未宜进讨》

臣闻昨贼界投来山遇，尝在西界掌兵，言其精兵才及八万，余皆老弱，不任战斗。始，贼众深入，盖为官军以分地自守，既不能独御贼锋，又不能并力掩杀。

彼得其便，继为边患，其虏劫牲口牛羊亦不曾追夺，故安然往来，如蹈无人之境。今延州东路合提防之处，已令朱吉与东路巡检驻军延安寨；其西路亦委王信、张建侯、狄青、黄世宁在保安军每日训练；及令西路巡检刘政在德青寨、张宗武在敷政县，密令分布兵马，候贼奔冲，放令入界，会合掩袭。若数路并入，且并众力御敌，或破得一处，即便邀击别路。其环庆路已遣通判马端往报部署司，令一如鄜延路设备。如此，则可以乘胜而破贼也。今须令正月内起兵，则军马粮草动愈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重。况鄜延路已有会合次第，不患贼先至也。贼界春暖，则马瘦人饥，其势收易制，及可扰其耕种之务，纵出师无大获，亦不至有他虞。

自刘平陷没之后，修城垒，运兵甲，积粮草，移士马，大为攻守全胜之策，非为小利而动。如重兵轻举，万一有失，将何继之？则必关朝廷安危之忧，非止边患之谓也。苟自今贼至不击，是臣之罪也。兵法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不战可也。”臣昨于九月末至鄜延路，便遣葛怀敏、朱观入界掩袭族帐，盖与今来时月不同，非前勇而后怯。今若承顺朝旨，不能持重王师，为后大患，虽加重责，不足以谢天下。苟俟春暖举兵，犹未为失策。

且元昊稔恶以来，欲自尊大，必被奸人所误，谓国家太平日久，不知战斗之事，又谓边城无备，所向必破，所以恣桀慢之心，侵扰不已。今边鄙渐饬，度其已失其本望。况已下敕招携族帐首领，臣亦遣人探问其情，欲通朝廷柔远之意，使其不僭中国之号，而修时贡之礼，亦可俯从。

今鄜延是旧日进贡之路，蕃汉之人颇相接近。愿朝廷广天地包荒之量，存此一路，令诸将勒兵严备，贼至进击；但未行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如先行攻掠，恐未能深据要害，徒为钞劫，损王师之礼。纵能残彼妻孥，焚彼聚落，如白豹之功，官军既退，戎类复居，狼心重报，增其怨毒，边患愈滋，无时敢暇。若天兵屡动，不立大功，必为夷狄所轻。臣又近召张亢到延州熟议，亦称愿与戎人相见于界上。臣所以乞存此一路者，一则惧春初盛寒，士气愈怯；二则恐隔绝情愿，偃兵未期。若施臣之鄙计，恐是平定之一端。苟岁月无效，遂举重兵取绥、宥二州，择其要害而举之，屯兵营田，作持久之计。如此，则茶山、横山一带蕃汉人户去昊贼相远，惧汉兵威迫，可以招降，或即奔窜。则是去西贼之一臂，拓疆制寇，无轻举之失也。

其二、《谏深入讨伐西夏奏》

去秋遣朱观等六道掩袭，所费不赀，皆一宿而还。近者密诏复遣王仲宝等，几至溃败。或更深入，事实可忧。臣与夏竦、韩琦皆一心速望平定，但战者危事，或有差失，则平定之间，转延岁月，所以再三执意，非不协同。

其三、《乞先修诸寨未宜进讨》

臣近准陕西都招讨使夏竦牒，连到朝廷指挥，所有行军所需，令三司与韩琦等商量，疾速擘画应副者。臣今据鄜延路部管葛怀敏等申，所要军须粮草共四状，缴连进呈。臣相度前项军须粮草万数不少，必是一两月办集未得。如今办搬运上项随军辎重粮草，又须用厢军二三万人，必虑诸处厢军数少，起发不得。或便骆驼骡子一二万头，即山路险隘，与兵马三二百里，转难主管。若多差人夫，即恐有雨雪之变，崎岖暴露，稍有惊危，便多逃散，抛弃粮草，为贼之资。

臣切见延州废却承平、南安、长宁、安远、塞门、栲栳六寨之后，自延州去贼界二程，斥候渐远，贼马动息卒不可知。又退却疆界，贼转深入。又况延州东路废却诸寨归明弓箭手尽皆流移，著业未得。又诸寨侧近蕃部亦多惊起，在近里与汉户杂居，今春未有土田耕种，若不修复旧寨，其蕃部既无活路，恐纠率打劫近边人户，走入横山贼界，则其患不细。臣又闻得横山蕃部散入岩谷，多设堡寨，控扼险处，入界之时，兵少则难追，多则难行。假使主将智勇，能夺其险，彼则远遁，我无所获，须过横山后方到平沙，却无族帐可取。其讨伐之计，须是将帅出奇兵从天落，则有非常之功，似今重累而行，实忧不利。

臣虽密奏朝廷，留此一路，未速讨伐，以示招来之意，其边界旧寨不可不谋。乞作圣意指挥，遣近上使命急至鄜延路，令与臣催促诸将，于二月半后出兵万余人，于废寨中拣有利处先次修复，未须大段军须，只以随军运粮兵夫，因便兴工，候着次序，选骁捷将兵以守之。既逼近蕃界，彼或点集人马，朝夕便知，大至则闭垒以待隙，小至则扼险以制胜。彼或放散人马，亦朝夕便知，我则运致粮草，以实其备。彼若归顺，我已先复旧疆；彼未归顺，我已压于贼境。横山一带，在我目中，强者可袭，弱者思附，此亦御边之一事。然修复旧寨，亦动军民，烦费不少，比之入界劳弊，则有经久之利，而无仓促之患，且安存得东路熟户蕃部并归明弓箭手。请圣慈裁酌。

请问读过这三篇奏议有何感想？笔者初读掩卷，甚感意外，怎么范公会如此平静，平静得难见情感之波澜起伏？又怎么会如此平实，平实得似乎有点细微琐碎？在这朝议汹汹、举国争战的特殊时期和关键时刻，作为漩涡中心人物的范公，其奏疏居然会这般不温不火，如拉家常，倒像《西线无战事》时的一份寻常战报，更像一位边帅静夜整理的一篇战地日志。敌情如何如何；我军如何如何；我是怎么让“王信、张建侯、狄青、黄世宁”他们练兵的；我又是怎么“修城垒，运兵甲，积粮草，移士马”的；去秋朝廷是怎么强“遣朱观等六道掩袭”，“近者密诏复遣王仲宝等”出击，结果你看，后果真的是不佳呀；所以，我还是认为不要盲目进攻的好，不说别的，光“军马粮草动愈万计，入山川险阻之地；塞外雨雪，暴露僵仆，使贼乘之，所伤必重”呀；况且，皇上不是已经“下敕招携族帐首领”吗，我已“遣人探问其情，欲通朝廷柔远之意”，同时这事我也与张亢“熟议”过了，他表示“愿与戎人相见于界上”，一条和议的路子还是应该留下的吧；另外，“蕃汉之人颇相接近”，我希望“朝廷广天地包荒之量”，要照顾到蕃部的利益呀……你听听，简直是小溪潺潺，泉水叮咚。能不让人感到意外吗？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么好的一整套御夏方略无人赏识，而且惨遭否决，不仅皇上和满朝文武大员看不上它，一个战壕里的前敌战友都不理解它，甚或背叛它、出卖它，就连共过患难的同道朋友也鄙视它、羞辱它。这事摊在谁身上，能没有一点儿失望，一点儿委屈，一点儿抱怨，一点儿悲愤、悲哀、悲痛吗？“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古来多么令人心碎的事！然而范仲淹就是范仲淹，他总会给人以意外！读过这三篇“抗疏激辩”的文字，笔者最深切、最形象的感受就是：巍巍高山，已不在乎乱云飞渡，它会从容坚守着自己的安命立场；滔滔长河，已不在乎支流倒灌，它会从容坚守着自己的前进方向；洋洋大海，已不在乎风骤雨狂，它会从容坚守着自己的宽广胸怀。从容的坚守，伟大的坚守，泰山崩于前而不惊，每临大事有静气，这就是范仲淹。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举国皆错，唯有范仲淹的坚守非常正确。这便是比“三川口之败”还要惨痛的“好水川之败”。

好水川之败与焚书风波

对范仲淹的奏议，刚过而立之年的青年仁宗并非一点不重视，战守之间亦有所游移。先是，上年十月，元昊又挥兵连下宋军乾沟、乾福和赵福三大据点，气焰咄咄。而韩琦果断出兵，派环庆副总管任福领兵七千，夜间急行军七十里，突袭白豹城，击败西夏驻军，“焚其积聚而还”，打了个不大不小的胜仗，证明元昊也不怎么的。于是，韩琦进攻之志愈坚，再次向仁宗请战。仁宗与韩琦年纪相仿，都在血气方刚之际，遂下诏依韩琦所定，鄜延、泾原两路兵马同时出战，与元昊主力一决雌雄。不料，范仲淹依然不为所动，说什么也不出鄜延之兵。箭在弦上的韩琦顾不得那么多了，决意孤军出征。这下，可正中了元昊的心思。

韩琦还是有点小瞧李元昊了。且不说元昊身后有高人指点，即他本人的能耐，在三川口之战中已然小试牛刀，其谋略运筹深得兵法要义。此时，他亲率十万大军，目的正是冲着韩琦所部之泾原宋军而来，从折薑（今宁夏同心县预旺东）出发，经天都寨（今宁夏海原），沿瓦亭川?（今葫芦河）南下，悄悄将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今宁夏隆德至西吉两县之间地区），却偏出一军佯攻怀远（今宁夏西吉东部），故意大造声势说要倾全力攻打渭州（今甘肃平凉），直取关中。

聪明的韩琦竟然上当，特派得胜将军任福再创佳绩，以耿傅为行军参谋，以桑怿为先锋，率所部一万八千名驰援渭州，率部从行的还有大将朱观、武英、王圭等，总兵力约三万人。行前，韩琦面授机宜：要求任福率军经怀远向西至德胜寨（今宁夏西吉将台乡），再向南至羊牧隆城（今宁夏西吉兴隆乡），迂回到西夏军背后待机。韩琦特别交代：这一线诸寨之间相距不远，大约四十里左右，粮饷军资运送方便，非常有利于我军。如果没有战机，不可轻举妄动，据险设伏，以逸待劳，伺机出战以断敌归路。韩琦并再三强调“持重”要义，胆敢“苟违节制，有功亦斩”。

庆历元年（1041）农历二月二十二日，任福与泾原驻泊都监桑怿率轻骑数千先发，钤辖朱观、都监武英等后继。第二天，进至捺龙川（今宁夏固原彭堡），听说镇戎军西路都巡检常鼎、刘肃等，正与西夏军战于张义堡（今固原县张易）南，遂挥军转道南进，急趋交战处参战。一阵掩杀，斩获数百，“敌弃马羊、囊驼，佯北，桑怿引骑追之，福踵其后”。任福为小胜冲昏头脑，居然不知是计，脱离辎重，紧追不舍。武英机警，提醒大家说可能有诈，不可穷追。但任福和诸将不听，一气追至好水川。此时，天已黄昏，宋军由于长途追击，人困马乏，饥渴交迫，却得不到粮草接济，决定就此屯兵。朱观、武英部屯兵于五里开外的笼络川（今宁夏西吉东南），相约“明日会兵川口，必使夏人匹骑无还”，浑不知早已陷入元昊重围。元昊命手下大将克成赏率五万人马围困朱观、武英部，自将其余全部主力对付任福。十四日一早，任福、桑怿引军循川西行，出六盘山下，至羊牧隆城东五里处，忽然发现道旁放着好几个银泥盒，惊疑间打开盒盖，但见百余只带哨军鸽轰然飞出，原来这是元昊预设的合击信号。宋军乃行军状态，哪里来得及列阵迎敌，随即被元昊骑兵冲得七零八落。混乱中宋军企图据险抵抗，又见西夏军阵之中，忽地竖起一杆两丈余高大旗，旗往左边挥，左路伏兵杀出；旗往右边挥，右路伏兵杀出，千军万马，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宋军可就再也招架不住了。先锋桑怿大呼一声，拼死冲入敌阵，想给任福创造一个布阵机会，可惜为时已晚，随即战死。此时，以逸待劳的西夏军愈战愈勇，已将宋军的退路彻底堵死。到这个时候，任福才明白过来，然而败局已定。他拼死力战，身中十余箭，仍挥舞四棱铁锏左冲右突。小校刘进劝他乘间突围，任福不听，大声喊道：“吾为大将，兵败，以死报国耳！”遂手扼喉自杀。其子任怀亮和大将刘肃、武英、王圭、赵津、耿傅等均先后英勇战死，“士卒死者万三百人”。惟朱观一部千余人杀出重围，退守民垣，然后借夜色逃归。元昊的军师张元看着满川宋军将士的遗骸，题讽刺诗一首：“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落款：“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这边厢，韩大帅痛不欲生，上书自劾。而阵亡将士的亲属数千人拦在路旁，持故衣纸钱为烈士招魂，哭声震天动地：“韩招讨回来了，你们却死了，你们的亡灵跟着韩招讨一起回来呀！”……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进”。

好水川之败证明，以骑兵见长的西夏军，运动快捷，来去无踪，速战速决，加之李元昊足智多谋，神出鬼没，要想集中兵力深入敌区寻战，胜算极小；只有实施范式积极防御战略，修建纵深立体防线，据险固守，持久不懈，以逸待劳，捕捉战机，小规模主动出击，积小胜为大胜，方能有效消弥西夏边患。

对于好水川之败，清人吴广成在《西夏书事》中别持非议，有这样两段话：李元昊“因顺范仲淹之说，遣使约和，盖其志犯秦、渭，惟恐延州赴援，籍此为款兵计耳。仲淹遣书答之，堕其术中矣”。假如能与韩琦共同出征，“使乘此时令诸将直捣兴、灵，疾雷不及掩耳，元昊善谋，亦难为备”。如此，便不会有好水川之败了。笔者以为，这是后人罔顾史实，站着说话腰不疼。不妨先从后一段话说起，就算两路出兵，谁来统领？自是夏竦无疑。夏大帅此时持何心思，前文书中已有分析，其必然只信韩琦及其求战心切的“诸将”，而此时全体盲目到认为元昊“倾国”之兵，亦“不过四五万”，“而且老弱妇女，举族而行”，根本没有战斗力。如此轻敌轻战的军队，远离后方以及粮草辎重，深入到茫茫大漠寻战看不见影儿的敌人主力，有胜算的可能吗？别说两路兵马，纵是三路五路，不败在好水川，也得败在别的地方。从战略、战役、战术一股脑儿都错了，打什么胜仗？

现在说前一段话，可就长了点。先是：元昊曾派蕃官骨披等四人趋泾原诈降，通款请和，被韩琦识破。元昊再派宋军降将高延德携书趋延州向范仲淹求和。范仲淹能上当吗？他对元昊的认知远比韩琦要透彻，有奏本《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为证。这份奏议可能是范仲淹所有奏折中篇幅最长者之一，近三千五百字。在此不便全文录出，只好择要选读了。开头即态度鲜明，表露心迹：“今元昊遣人赴阙，将议纳和。其来人已称六宅使、伊州刺史，观其命官之意，欲与朝廷抗礼。臣恐不改僭号，意朝廷开许，为鼎峙之国；又虑尚怀阴谋，卑辞厚礼，请称兀卒，以缓国家之计。臣等敢不为朝廷思经久之策，防生灵之患哉！”关于李元昊祖孙三代的做派和请和目的，范仲淹一针见血地指出：“臣等谓继迁当时用计脱身，窃弄凶器；德明外示纳款，内实养谋；到元昊则悖慢侮常，大为边患。以累世奸雄之志，而屡战屡胜，未有挫屈，何故乞和？……乃求息肩养锐，以逞凶志，非心服中国而来也。”既然如此，范仲淹认为至少有三个理由拒绝与西夏议和，并且要从三个方面来加强防范，引经据典，头头是道。最后再次陈其心志曰：“臣等早蒙圣奖，擢贰清班，西事以来，供国粗使，三年塞下，日劳月忧，岂不愿闻纳和，少图休息？非乐职矢石之间，盖见西贼强梗未衰，挟以变诈，若朝廷处置失宜，他时悖乱，为中原大祸，岂止今日边患哉！臣等是以不敢念身世之安，忘国家之忧，须罄刍荛，少期补助。其元昊来人到阙，伏望圣慈于纳和御侮之间，审其处置，为圣朝长久之虑，天下幸甚！”范仲淹这道奏折，时间点虽晚在庆历三年，但他对和战、攻防的整体设想早就成型，始终如一，看看他的其他有关西事的诸多奏议即可明白。所以，范仲淹要的是真议和，像派高延德前来投书议和这种小把戏，他和韩琦一样，是绝对不会上当的。不过，他又与韩琦的处理方式不同，不是简单地拒绝了事，而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玩假和谈，我即奉陪之，趁便给你做点“政治思想工作”。所以，范仲淹收到高延德转来的元昊书信，亲笔写了答书，先表扬表扬元昊“以休兵息民之意”的做法，再回顾回顾自真宗景德初年以来宋夏间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可一定要珍惜呀，最后严正指出，自你李元昊“僭位号”，兴边患以来，后果极为恶劣，“耕者废耒，织者废杼，且使战守之人，日夜竟为豺虎吞噬，边界萧然，岂独汉民之劳敝耶？”所以，真想为双方百姓做好事，那就只能真心议和，那就得一怎么怎么，二怎么怎么……吴广成正是从此处说起，都怨你范仲淹“遣使约和”，这才中了李元昊的缓兵之计。显然，这是没有说服力的。范仲淹出兵与否，那早是铁板钉钉的事，与高延德带不带来元昊书，根本就没有逻辑关系。范仲淹真想出兵，别说是元昊书，就是元昊本人跪在面前磕头作揖，也屁事不抵！不过，倒是这个“范、元热线”，意外酿出一桩“焚书”大案，又成范仲淹平生一劫。

关于这场边事风波的事情经过、来龙去脉，事主范仲淹有一份《耀州谢上表》写得明白，这里何妨全文照录。

臣某言：伏奉敕命降授户部员外郎，依前充职知耀州，已到任礼上讫。雷霆之威，足加死责；天地之造，曲致生全。

窃念臣运偶文明，世专儒素。靡学孙吴之法，耻道桓文之事。国家以西陲骚动之际，起臣贬所，特加奖用。臣自知甚明，岂堪其任；但国家之急，不敢不行。自兼守延安，莫遑寝食。城寨未谨，兵马未精，日有事宜，处置不暇。而复虞内应之患，发于边城；或反间之言，行于中国。百忧具在，数月于兹。

而方修完诸栅，训齐六将，相山川，利器械，为将来之大备。不幸昨者高延德来自贼庭，求通中国之好，其僭伪之称，即未削去。臣以朝廷方命入讨，岂以未顺之款，送于阙下。此不可一也。或送于阙下，请朝廷处置，又恐答以诏旨，则降礼大甚；若屏而不答，则阻绝来意。此不可二也。兼虑诈为款好，以殆诸路之兵，苟轻信而纳之，贼为得计。此不可三也。又宝元三年正月八日，曾有宣旨：今后贼界差人赍到文字，如依前僭伪，立便发遣出界，不得收接。臣所以却令高延德回去，仍谕与本人，须候礼意逊顺，方可闻于朝廷，亦已一面密奏。臣又别奉朝旨，依臣所奏，留鄜延一路，未加讨伐，容臣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臣方令韩周等在边上探伺，彼或有进奉之意，即遣深入晓谕。适会高延德到来，坚请使介同行；况奉朝旨，许臣示以恩意，乃遣韩周等送高延德过界，以系其意。或未禀承，则于臣为耻，于朝廷无损。及韩周等回，且言初入界时，见迎接之人，叩头为贺。无何前行两程，便闻任福等有山外之败。去人沮气，无以为辞，贼乃益骄，势使然矣。其回来文字，臣始不敢开封，便欲进上。都钤辖张亢恳言曾有朝旨，若得外界章表，须先开视；及僭伪文字，应有辞涉悖慢者，并须随处焚毁，勿使腾布。臣相度事机，诚合如此。章表尚令先开，况是与臣文字，遂同张亢开封视之。见其挟山外事后，辞颇骄易，亦有怨尤，与贺九言赍来文字，意度颇同，非戎狄之能言，皆汉家叛人所为枝叶之辞也。恐上黩圣聪，或传闻于外，为轻薄辈增饰而谈，有损无益。臣寻便焚毁，只存书后所求通好之言；及韩周等别有札到邀求数事，并已纳赴枢密院。今于泾原路取得宝元二年七月十四日圣旨札子一道，并如张亢之言。其所来文字，果合焚毁，则臣前之措置，皆应得朝廷处分。唐相李德裕与将帅王宰书，为游弈将收得刘稹章表，悖慢无礼，不便毁除。令向后得贼中文字所在焚之，亦与今来意合。其札到数事，内一事如臣所谕，取单于、可汗故事，故称兀卒，以避中朝之号。此大事稍顺，余皆可与损益。

倘朝廷欲雪边将之耻，当振皇威，大加讨伐，亦系朝廷熟议，必持重缓而图之。或朝廷欲息生民之弊，屈一介之使，重谕利害，苟能听服，亦天下之幸也。臣前所措置，于此二道，并未有妨。然以臣之愚，处兹寄任，岂得无咎，何敢自欺？伏蒙皇帝陛下至仁广度，不欲彰臣子之恶，特因此量行薄责，斯天之造也，臣之幸也。臣敢不夙夜思省，进退惕厉。犬马有志，曾未施为；日月无私，尚兹临照。臣无任。

据此奏章，先来用现代话语讲清事情经过。李元昊不是派降将高延德持书求和吗？这个高延德向范仲淹“坚请使介同行”，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求范仲淹也派出一个使臣，随同他回去说事。正好，朝廷同意范仲淹“留鄜延一路，未加讨伐”，伺机向对方“示以恩意，岁时之间，或可招纳”，所以这一段时间，范仲淹就委派韩周等人在边境一带打探消息，一旦发现对方有和谈真意，再立即前往说项。既然高延德有这个请求，那就正好派韩周去吧。韩周等人初入西夏境内，对方前来迎接的官员叩头称贺，礼数周全，颇为恭敬。可是再“前行两程”时，传来宋军惨败好水川的消息，“去人沮气，无以为辞，贼乃益骄，势使然矣”。韩周等人当下没了底气，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而对方也立马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态度越来越骄横。客观形势决定的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带回来的元昊书信能有好听的吗？范仲淹原来都不想打开看看，直接转上去得了。多亏都钤辖张亢提了个醒说，朝廷可是有过诏令，“若得外界章表”，必须先打开看看，如果发现有“僭伪文字”或者“辞涉悖慢者”，应该就地焚毁，别让它们泄露出来四处流传。范仲淹觉得张亢说得有理，章表尚且可以打开检查，何况这是写给自己的书信，“遂同张亢开封视之”。这一看果然问题严重，“辞颇骄易，亦有怨尤”，于是便依照朝廷诏令予以焚毁，“只存书后所求通好之言，及韩周等别有札到邀求数事”，报送枢密院审查。范仲淹做事严谨，怕有闪失，特从泾原路找到宝元二年七月十四日的圣旨，内容果然与张亢之言相符，方才完全放了心。这就是“焚书”的整个过程。

但是，朝廷却不这么看，具体说，就是宰相吕夷简和参知政事宋庠不这么看。吕宰相对宋副宰相说：“人臣无外交。希文何敢如此？”这么以来，“焚书”一下就成了一个重大事件，就成了一个目无君王的悖逆行为。一听吕夷简这口气，宋庠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他与吕夷简有点争风吃醋，觉得你肯定是要整范仲淹了，那么，我比你还要狠点。所以当宋仁宗上朝议处这件事时，宋庠抢班提出“请斩仲淹”的意见。顿时，事态严重，朝堂气氛一下紧张起来。那位正直敢言的枢密副使杜衍首先挺身而出，力言不可，范仲淹是依旨而行，何罪之有？不少大臣也持此论。宋仁宗为难了，就让吕夷简开口表态。宋庠满以为这次吕相可落在自己后面了，正得意间，却听吕夷简慢条斯理地说：“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责而已。”最后的“薄责”是降一级使用，“降授户部员外郎，依前充职知耀州”。这也就是《耀州谢上表》的出处。

在范仲淹看来，个人吃点亏不算什么，万千将士白白地捐命沙场，这是多大的损失啊！然而，年轻气盛的宋仁宗有些恼羞成怒，不能正确接受好水川之败和定川寨之败（这是继好水川之败后的又一个大失败，此处从略）的教训，还想着要与李元昊决一死战，以挽回大宋面子。范仲淹不顾自己新受处分，宠辱不计，再上专折《论不可乘盛怒进兵奏》。其奏文语重心长，引古比今，情真情切，披肝沥胆，高风亮节，令人动容动心，颇堪存世久读。

任福已下，勇于战斗，贼退便追，不依韩琦指踪，因致陷没。此皆边上有名之将，尚不能料贼，今之所选，往往不及，更令深入，祸未可量。大凡胜则乘时鼓勇，败则望风丧气，不须体量，理之常也。但边臣之情，务夸敢勇，耻言畏怯，假使真有敢勇，则任福等数人是也，而无济于国家。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今欲以重兵密行，军须粮草，动数万人，呼索百端，非一日可举。如延州入贼界二百余里，营阵之进，须是四程。况贼界常有探候，兼扼险隘，徒言密切可无喧闹。其行营名目，切恐虚有废罢。自古败而复胜者，盖将帅一时之谋，我既退衅，彼必懈慢，乘机进战，或可图之。……臣愚以为报国之仇，不可仓卒。昔孟明之败，三年而后报崤之役。孙子曰：“主不可以怒而兴兵，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故明主谨之，良将警之，安国之道也。”又曰：“利而诱之，怒而挠之，引而劳之。”今贼用此策，不可不知。若乘盛怒进兵，为小利所诱，劳敝我师，则其落贼策中，患有不测，或更差失，忧岂不大？自古用兵之术，无出孙子，此皆孙子之深戒，非臣之能言也。

以臣所见，延州路乞依前奏，且修南安等处三两废寨，安存熟户并弓箭手，以固藩篱，俯彼巢穴。他日贼大至则守，小至则击，有间则攻，方可就近以扰之，出奇以讨之。然复寨之初，犹虑须有战斗，比之入界，其势稍安。其诸路并乞且务持重，训练奇兵。先乞相度德靖寨西至庆州界，环州西至镇戎军界，择要害之地堪为营寨之处，必可久守则进兵据之。其侧近蕃族，既难耕作，且惧杀戮，又见汉兵久驻可倚，贼不能害，则去就之间，宜肯降附，庶可夺其地而取其民也。若只钞掠而回，不能久守，侧近蕃族，必无降附之理。今乞且未进兵，必恐虚有劳敝，守犹虑患，岂可深入？

臣非不知，不从众议则得罪必速，奈何成败安危之机，国之大事，臣岂敢避罪于其间哉！臣非不能督主兵官员，须令讨击，不管疏虞，败事之后，诛之何济！惟圣慈念之。

鄜延路罢行营文字，臣且令部署许怀德收掌，别听朝旨。臣一面依此关报夏竦、韩琦，商量申奏。如所议未合，乞朝廷取舍。臣方待罪，不敢久冒此职，妨误大事。

面对范仲淹这样的忠臣直议，最主要的是，面对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寨三大败绩，面对整个西北前线唯有范仲淹统帅的鄜延路岿然不动，宋仁宗并非庸君，能不受到大触动？能不进行大反思？后来的事实是，他权衡攻守利弊，终于认识到范仲淹的积极防御战略，才是应对西夏边患的上策、良策。他颁诏将沿边陕西州府分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任用范仲淹管勾环庆路部署司事兼知庆州，韩琦管勾秦凤路部署司事兼知秦州，王沿管勾泾原路部署司事兼知渭州，庞籍管勾鄜延路部署司事兼知延州。更为重要的改变是，朝廷不再遥控指挥前线的军事行动，准许范仲淹和韩琦等（此时夏竦已调职离开）如遇紧急军情，可以便宜行事，给边帅以实际指挥权。

韩琦真不亏一代英明将帅，一旦认识到速战速决的进攻方略不可取，即刻认同并采纳了范仲淹的持久防御战略。范、韩联手加强防务，筑堡建寨，招募蕃部，屯田安民，爱抚士卒，共同探讨和议之策……使李元昊不敢轻易犯边，而渐有和谈意愿。据说当时边境地区流传一首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尽管大有文人气味，权且信其是民谣吧。

此处要长话短说的是，在后来与西夏进行和议谈判时，朝廷采纳了范仲淹的“退让”建议，即放弃早被占领的塞门等地，速签和约，尽快休兵养民，恢复国力。庆历四年（1044）十月，李元昊向宋朝进奉誓表，情愿削去帝号称臣；大宋则向李元昊赐下誓诏，册封元昊为夏国主，赐“岁币”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二万斤等。双方握手言和，表示世代友好。

范仲淹一生这段特别的军旅生涯，也就到此光荣结束，但这段经历还能为后世诠释什么呢？

“重文轻武”之辩

在大宋朝的脸面上，一直贴着不光彩的两大标签，一曰“积贫”，一曰“积弱”。何以造成？不少学者斩钉截铁地说，“关键”是“重文轻武”的国策所致，要害就是说，宋朝太重视和太重用知识分子了！真是这样吗？笔者大不以为然。不过，笔者不是善于辩冤平诬的历史学家，前文书中虽对“积贫”一说略陈史实以辩，那完全是放羊拾柴——捎带的事；现在不妨故伎重演，再为“积弱”和“重文轻武”顺便说几句公道话。当然，《苏三起解》中崇公道说得好：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

持大宋“积弱”说者，一般列三条：老打败仗；割地赔款签屈辱条约；皇帝做俘虏。

先说老打败仗。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对，三川口之败，好水川之败，定川寨之败，连战连败，说你老打败仗也不冤你；说不对，这跟大宋宏观史实不符。《水浒传·引言》说赵匡胤“一根杆棒，打下四百座军州都姓赵”，虽是小说家言，但一个人能够结束五代十国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乱局面，建立起国祚最长久的统一国家，老打败仗怎么行？就说边境战争吧，赵太宗对辽国作战，虽说有“高梁河之败”，但战满城，辽军惨败，被斩首万级，俘三万，败敌约八万人。再战雁门，破敌二十五寨，斩首三千余级，俘获万人。三战于徐河，辽军更惨，“战神”耶律休哥的手臂差点被砍断。《宋史》记载：“杀其将皮室一人。皮室者，契丹相也......寇兵随之大溃，相蹂践死者无数。”宋军追击几十里，在曹河再来一伏击，又使辽军死伤不少。徐河战后，宋辽战争的形势为之一改，此后十年中辽军不敢言战。就说与西夏对阵，历史上也不是屡战屡败，真要这样，也不会逼得西夏王一会儿归宋，一会儿称臣装孙子。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元昊的爷爷李继迁又叛宋，诱杀宋军名将曹光实，攻陷河西三寨、银州等地，进围抚宁。但战胜过辽国“战神”耶律休哥的大宋名将李继隆出马，和大将王诜一道并肩出击，浊轮川一战，杀敌五千。李继迁狼狈逃窜。收复银州后再破悉利族，斩三千余级，出开光谷西杏子坪，降服三族首领析八军等三千余众。这不过是胜仗中的一例罢了。后来面对范、韩防线，西夏一筹莫展。到宋神宗元丰伐夏，名将章楶发明了堡垒推进的“浅攻”战术，一度将西夏帝国逼入绝境。最后将强大的西夏帝国打得“不复成军”。况且李继迁、李德明、李元昊三代扰边而终未得逞，其实他们也不敢有太大野心，不过是想让大宋承认自己的独立罢了，可到了最后还是俯首称臣，于大宋国祚丝毫无碍，要真“积弱”会是这种结果吗？

后世人多诟病“澶渊之盟”，认为那是屈辱的“卖国条约”。其实澶渊之役，宋军是打了胜仗的，宋军勇夺瀛、莫二州，那仗打至白热化时，胆子小点的宋真宗一经亲临前线，宋军士气大振，小将石保吉阵斩契丹名将南院大王萧挞凛，迫使萧太后签订城下之盟，承认宋朝占有关南三州，这就是“澶渊之盟”。现在，有相当多的学者专家认为，“澶渊之盟”是一项对宋朝非常有利的条约，契丹帝国正式割让战略要地瀛、莫二州归宋，而宋朝付出的只是每年三十万贯“岁币”而已，双方约为“兄弟之国”，也迎来了长达一百二十年的和平时期。认真钻研过《宋史》《三朝北盟会编》《金佗稡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籍的当代作家黄如一先生说：奇怪死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却无视宋军从契丹帝国手中夺取的国土，而将比现代援外资金还少得多的‘岁币’作为一种耻辱并极力夸大。更有甚者，宋辽两国约为兄弟之国，分明是以宋真宗为兄，辽圣宗为弟，这些人却偏偏要说是宋真宗认了萧太后为叔母，却不说辽圣宗认了宋真宗他爸为伯父，以此误导读者，以为宋朝的辈分更低，其心何其阴毒？”作家嘛，说话感情有点冲。

不错，宋有“靖康之耻”。宣和七年（1125），金兵灭辽后南下攻宋，宋徽宗慌忙让位给太子宋钦宗，但也无济于事。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攻陷首都汴梁，北宋亡。次年五月，虏走徽、钦父子二帝，连同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皇室少女、妇女、宫女、官女、民女等一万五千多人，最初关在金上京城（今哈尔滨阿城市白城），再改囚于五国城（今哈尔滨依兰县城北）。徽、钦二宗先后死于此。这样的奇耻大辱十分罕见，但在中外历史上不算孤例。晋惠公韩原一战，兵败被擒，无人敢笑晋国贫弱；勾践失国，在吴国监禁三年，也无人敢笑越国怯弱；汉、唐帝国和罗马、波斯帝国，也都有过都城被攻陷，被迫迁都，君王蒙受羞辱的大同小异的不光彩记录，可谁又不夸它们的强盛与伟大？怎么轮到大宋朝，这点皇族的“奇耻大辱”就能与整个国家的“积贫积弱”“重文轻武”画等号呢？

笔者以为，即便宋朝越往后越有点“积贫积弱”，但也绝不能把病根归结到“重文轻武”上，倒是恰恰相反，太宗以降，历代宋君对太祖的“祖宗家法”，即“重文轻武”，重用文人的国策，虽则始终没有背弃，但越来越理解偏差，执行走样，严重脱离实际，不会活学活用，不会光大创新所致。

开国皇帝赵匡胤虽然是行伍出身，但成人醒事后酷爱读书。五代军人爱打仗，喜欢读书的很难找到，所以“赵读书”一般没人相信，于是就发生了一个没有人相信的真实故事。赵匡胤还在周世宗手下打工时，南唐君臣知道赵匡胤很难对付，就使出反间计说，赵匡胤在打南唐时，搞了好几车金银财宝。周世宗原本就对手下实力派军人不放心，一听这话信以为真，决心抓个典型杀杀军人威风。于是派人对赵匡胤进行大搜查，果然有鼓鼓囊囊十几车东西。不料打开一看，搜查者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全是书！连周世宗都大惑不解，你赵匡胤跟着我干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啥时候见你读过书呀？你搞这么多车书要卖吗？赵匡胤按捺住一肚子火，报告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这事记录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里。这么多书，总不能尽是兵书吧？必定有不少先秦经典著作。赵匡胤读了这么多圣贤书，他不会不懂一点尧天舜日，三坟五典，三代之治，不会不懂一点士君子文化的要义三昧，面对五代十国打打杀杀的天下乱局，他不会不想想一统中国后的大政方针，什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之类。所以，开国之初，他即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碑，并且作为“祖宗家法”而要求世世遵行，就不能说是凭空而来的。当代作家李国文先生在《宋朝的誓碑——中国文官制度由宋肇始》中写道：“两宋王朝对于文人的优容，对于文化的扶掖，对于文明的提倡，对于文学和文艺的宽纵，也许是中国历史中最值得肯定的时期了。”同时，重复一下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中的这段话，或许更为必要：“中国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那么，孟子“王道”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笔者以为就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整个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太了不起、太伟大了！朱元璋贬孟子，新老秦始皇们干脆连孔孟一起干掉，怕的正是这个。赵匡胤能让“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能与赵普这样的文人集团结成牢固而平等的执政同盟，绝对是史无前例，居功厥伟！

新老秦始皇们视文人如寇仇，开明如唐太宗李世民，也不过把读书人当作工具，诱引你们入我彀中，为我所用。唯有宋太祖赵匡胤真心实意服膺文人，先以楚昭辅、王仁赡为师，后以赵普为师，彻底从“义社十兄弟”的武夫水平，蜕变升华至“雪夜访赵普”的明君水准。他把赵普视作家人兄弟，通家出入，被母亲杜太后亲切地呼为“赵书记”，因为此前赵普任过“掌书记”的职务，遂一直这么称呼。他与赵普心心相印、配合默契、各无私藏到胜过亲兄弟的程度，《宋史》中这样记载说：

自古创业之君，其居潜旧臣，定策佐命，树事建功，一代有一代之才，未尝乏也。求其始终一心，休戚同体，贵为国卿，亲若家相，若宋太祖之于赵普，可谓难矣！

事（建国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范、王、魏三人（前朝老臣范质、王溥、魏仁浦）罢相，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普不亟于得政。及其当揆，献可替否，惟义之从，未尝以勋旧自伐。偃武而修文，慎罚而薄敛，三百余年之宏规，若平昔素定，一旦举而措之。

宋初之臣似无“伴君如伴虎”的感觉，为臣子者可以坚持自己的政见到不怕与皇上翻脸的程度。史料里有这样两个事例。一次，赵普打报告要提拔一位官员，平常赵太祖都是大笔一挥：同意！意外的是，这次却给驳回了。赵普心想，我是宰相，提拔谁我心里有数，你别太操心好不好？于是，又第二次打了报告。太祖老兄这回也邪门，还是驳回。赵普那股文人的拗劲上来了，我第三次再报。这回，皇帝的本性也到底发作了一回，不但当面撕碎了报告，还把宰相大人数落得够呛，就差没骂娘了。赵普反倒冷静下来，也不说话，从地上捡起破碎的纸片就走了。你猜这老兄怎么着，他连夜把这些碎纸片拼接好，第二天又给捅到赵皇帝面前了，而且看那架势，你只要一天不批，我就一天不消停。赵皇帝气得不禁大笑起来，老兄呀老兄，我算服了你啦！好好好，批批批，行了吧？

接下来这件事可就颠倒过来了。前朝有个大臣符彦卿，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周世宗，贵为国丈。可此人聪明得很，看出赵匡胤要成事，所以闪电般地站在女婿的对立面，为大宋朝的问世立有殊功。赵匡胤呢，自然回报优渥，位子、银子、田产房产，要啥给啥，后来竟想连军权也给上些。赵普则极力反对，成天在太祖面前叨叨，惹得皇帝老子实在受不了，就说：哎，我就纳了闷了，你赵普要办的事，我都同意了；我要办的事，你赵普咋就这么难说话呢？好了，我不劳驾你了，我请别人往上打报告吧。后来，报告果然打到中书省了，特事特办，皇上有交代。这赵普的书生劲又上来了，他居然从中书省“骗”出报告，揣在怀里直冲宫里而去。他掏出那份报告晃了晃说，皇上，我把它截住了，希望你能再考虑考虑，这个人选不合适呀！气得赵皇帝哭笑不得，说，你怎么老怀疑符彦卿呢？我对他这么好，他难不成会辜负我吗？你猜赵普怎么接这个话茬儿，笔者估计古今中外做臣子的，再不会有第二个人敢这样说话：“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意思是说，当年周世宗也待你不薄呀，你怎么能从人家手中夺走了天下？我的天！这不是找死嘛！还得说这赵匡胤了不起，那皇帝脾气居然没再发作，沉吟良久，慢慢说道：赵普兄，你做得对。这就是宋初总体呈绿色的人文生态环境。宋太宗赵光义虽然毒死了自己的亲哥哥，自己当皇帝，却并没有背弃哥哥的既定国策，依然“重文轻武”，推行文官政治，贯彻“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在兄弟俩的经营下，大宋开国前期近四十年，应该评为太平盛世吧？

笔者以为，赵氏兄弟的最大贡献是，在近四十年时间里，不间断地重教育，兴科举，培养出一代新学人。所谓新学人，主要是指他们直接地上接先秦学风，回归儒家原典，特别是成为唐末提出的回归“文武同源”理想的实践者。他们的文治能力自然无须怀疑，便是武学功底也可谓空前绝后。可以说，宋代学士少有不知兵者，不光理论上能论兵，能整理和注释兵法，能道出前人所不能道，而且勇于实践，你说是挂帅出征，你说是戍边定邦，你说是参赞军务，你说是出使敌方，没有不能胜任愉快的。看看范仲淹、韩琦之前的名将录，潘美、曹彬、曹玮、郭进、石守信、石保吉、杨业、杨延昭、李继隆、李继宣……战功赫赫之外，有几个是不会作文写诗的？再看看范仲淹、韩琦之后的名将录，狄青、王韶、章楶、种师道、种谔、李纲、宗泽、岳飞、张浚、刘锜、韩世忠、辛弃疾……又有几个不是儒门学士？所以，两宋的士君子们，大多文武全才，怎么扯得上“重文轻武”？当然，开国之初，宋太祖赵匡胤针对唐和五代武人害世的弊病，搞过“以文抑武”的事，他对赵普说过这样的话：“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于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由于对前代作恶的武人深恶痛绝，赵家兄弟严防武人当权，采取过一系列“抑武”的强硬措施，难免有矫枉过正的流风遗弊，也难免伤害过一些正派武人，比如王德用、狄青等，但是绝对不能说一些“以文抑武”的具体做法，就是两宋时代思想观念上“重文轻武”。有学者列出北宋军政三大弊端是：一是军队数量日渐庞大而缺乏训练；二是兵将分离，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三是朝廷遥控前方战局，造成被动局面。细细考量这三大弊病，似与“重文轻武”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即便是“军政府”当权，也完全有可能造出这三大问题。所以笔者在前面曾表达浅见说，“即便宋朝越往后越有点‘积贫积弱’，但也绝不能把病根归结到‘重文轻武’上，倒是恰恰相反，太宗以降，历代宋君对太祖的‘祖宗家法’，即‘重文轻武’，重用文人的国策，虽则始终没有背弃，但越来越理解偏差，执行走样，严重脱离实际，不会活学活用，不会光大创新所致。”现在笔者再重复一下这个意思：北宋中期造成这三大弊端的根本原因，恰恰相反，是宋真宗，尤其是宋仁宗，开始偏离了“与士大夫治天下”的“祖宗家法”，开始失去了老祖宗那点平民意识，那点“雪夜访赵普”式的对文人的尊崇、诚信、热情与渴求，开始以帝王之尊而发所谓“朋党”之忧，对士君子开始了猜忌、防范、分化、扼制和打击，开始被一群庙堂上的“志于禄”者所欺瞒、所迷惑、所左右了。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范仲淹在《论元昊请和不可许者三大可防者三》中，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或曰：今王师不利者数四，而未思戢兵，何也？臣等谓不然。国家太平日久，将不知兵，兵不习战，以致不利。非中国事力不敌四夷，非今之军士不逮古昔，盖太平忘战之弊耳。”是谁“太平忘战”了？不是文臣武将，而是你宋仁宗自己！你生于太平，长在深宫，既无老祖宗起于草莽，发于征战的铁血经历，又无知人善任，深谙使文臣治国之三昧，唯知紧紧守住君权而不容旁落，这才造成“将不知兵，兵不习战”的“积弱”态势。

再一个招致弊端的重要原因，就是“将从中御”，根子也在皇帝身上。宋初以降，皇帝严格操控用兵之权，每到临战出征，皇帝才“以阵图授诸将”，而且还要从内廷派个“监军”，实行的是监军制度。将帅几乎没有什么指挥实权，至于相对独立的财赋之权，就更不用提了。这就叫“将从中御”。太祖、太宗时代，他们本人就身临战阵，全局在胸，这么干也还行得通。再往后这些子孙皇帝，从小身居九重，知道两军对垒是什么阵势吗？你遥控得了千万里之外的无常军机吗？继续守着“中御”的老招儿，能不出问题吗？范仲淹看得真切，所以初到前线，即《奏乞许陕西四路经略司回易钱帛》，为前方将士争财权。“沿边所费钱帛，万数浩瀚，官司屈之，未能充用……若不委之经度，即边计常是不足。”前引这些话真是说在点子上了。就因为仁宗不了解前方实际情况，又对前方将士不放心，这才发生了滕宗谅、张亢蒙冤案。范仲淹为此连上三道奏议辩冤。这三奏是：《奏雪滕宗谅张亢》《再奏辩滕宗谅张亢》《再奏雪张亢》。此案很能说明“积弱”深因，这里不妨一叙。

康定元年（1040）九月，西北多事。滕宗谅以刑部员外郎、职直集贤院、知泾州（今甘肃省泾川北），开始长达四年的边地生涯。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元昊举兵进犯泾、原一线。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派副都部署葛怀敏迎战。葛怀敏不听规劝，分四路向定川寨（今宁夏固原北）进击，结果陷入西夏军包围圈，葛怀敏战死，近万人被俘。这就是三大败中的“定川寨之败”。葛怀敏兵败，沿边郡县吃紧，西夏军打到渭州时，距滕宗谅所在的泾州只有一百二十里，一日数惊。滕宗谅别看平日里大大咧咧，但知兵且有胆，沉着应对，动员数千百姓共同守城，又招募勇士，外出侦探敌情，决心与泾州共存亡。后来范仲淹率军急解泾州之危。滕宗谅张罗粮草军需，确保作战胜利，立下一份汗马功劳。得胜后，滕宗谅大设牛酒宴，犒劳宋军和助战有功的羌族首领等各路人士，又按边疆当地风俗，在佛寺为定川寨战役中死亡将士祭神祈祷，并安抚死伤者亲属，后事料理得颇为得体。不料一年多后却由此惹祸上身。先是，他由范仲淹推荐，接替范仲淹知庆州。庆历三年（1043），他刚奉调回京不久，就有驻扎在泾州的陕西四路马步军都部署、泾略安抚招讨使郑戬告发他，说去年在泾州时，他滥用官府钱财，“使钱十六万贯，其间有数万贯不明”。朝中即有人随风跟进，监察御史梁坚立马给仁宗皇帝打报告，严行弹劾。仁宗虽仁，却从骨子里不信任这些有“朋党”嫌疑的士君子，这忽儿则大发不仁，立遣中使检视，务必严惩。滕宗谅此人还真有点义气、骨气，他唯恐株连众多无辜，遂将被宴请者、被安抚者的姓名、职务等所有原始资料，一把火烧个精光，老子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下可把仁宗惹毛了，下诏先将滕宗谅、张亢抓起来、关进去，“双规”都不搞。其实，这些前线花费也属正常，滕宗谅也不是那种贪占小人，可高高在上的宋仁宗哪会理解这些有胸怀的文士？于是作为亲历现场者的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人，都为滕宗谅打抱不平，上表辩诬，尤以范仲淹为最，不仅面君言事，还一连“三奏”辩诬。这三奏表面看是为滕、张事，实际上是言外有意，直刺当前国家“病灶”，不啻给宋仁宗以当头棒喝，非常精彩。下面先看《奏雪滕宗谅张亢》：

臣昨日面奏滕宗谅事，天威震怒之际，臣言不能尽。又章得象（时任宰相）等不知彼中事理虚实，皆不敢向前。惟臣知从初仔细，又只独自陈说，显涉党庇。宗谅虽已行勘鞫，必能辩明虚实。然有未达之情，须至上烦圣德。今具画一如后。

一、梁坚原奏滕宗谅于泾州贱卖人户牛驴，犒赏军士。臣切见去年葛怀敏军败之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马已到渭州，只是一百二十里，滕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其时兵威已沮，又水冰寒苦约十日，军情愁惨。得滕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四头项一万五千余人，酒食柴薪并足，众心大喜。当仓卒之时，有此才力，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缘其时贼马逼近，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

二、梁坚奏滕宗谅在邠州声乐数日，乐人弟子得银碟子三二十片者。臣与韩琦到邠州宴会一日，其时众官射弓，各将射中碟子散与过弓箭军人及妓乐，即非宗谅所散与人，而罪归于滕宗谅。又云“士卒怨嗟”，况边上筵会是常，当直军人轮番祗候，因何得其日便函有怨嗟？

三、梁坚奏称滕宗谅到任后，使钱十六万贯，其间有数万贯不明。今来中使体量，却称只是使过三千贯入公用，已有十五万贯是加诬。钱数料是诸军请受，在十六万贯之内。岂可诸军请受，亦作宗谅使过？臣在庆州日，亦借随军库钱回易，得利息二万余贯，充随军公用支使外，却纳足官本。今来宗谅所用钱数物料，必亦是借官本回易，所得将充公用。

四、环庆一路四州二十六寨，将佐数十人，兵马五万。自宗谅勾当，已及八九个月，并无旷阙；边将军民，亦无词讼；处置蕃部军马公事，又无不了。若不才之人，岂能当此一路？

五、边上主帅，若不仗朝廷威势，何以弹压将佐军民，使人出死力御捍强敌？宗谅是都部署、经略使，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亦无以立威，人皆知其自不可保。且将帅树威者，是国家爪牙之威也，须假借势力，方能济事。

六、防秋是时，主帅未有显过而夺其事任，将令下狱，若遇贼兵寇境，未知令何人卒然处置此路？又差王元权之，况王元在河东沮法，已曾责降，今且在边上备员，岂可便当一路委寄？恐更误事。

七、宗谅旧日疏散及好荣进，所以招人谤议，易为取信。

八、台谏官风闻未实，朝廷即便施行。臣目击非虚，而未蒙朝廷听纳。臣若是诳妄之人，不当用在两府。既有目睹之事，岂可危人自安，误陛下赏罚？兼西北未宁，见搜求稍可边上任用之人即加奖擢，岂宜深旋破坏，使边臣忧惕不敢作事？虽国家威令不可不行，须候见得实情，方可黜辱。……

仍乞以臣此奏宣示台谏官，候勘得滕宗谅、张亢确有大段乖违过犯及欺隐入己，仰台谏官便是弹劾，臣甘与二人同行贬黜。臣所以极言者，盖陛下委寄边臣，使一向外御，而无外忧之祸，则边上诸路人人用心，不至解体，有误大事。

如果说此奏还多在陈述事情经过原委，不多彰显范仲淹深心深意的话，那么，在《再奏辩滕宗谅张亢》中，便锋芒闪烁了。其重复部分不录，兹取特别段落如下：

臣闻议论太切，必取犯颜之诛；保任不明，岂逃累己之坐？彝典斯在，具僚式瞻，臣自边陲误膺奖擢，授任不次，遇事必陈。……

臣所以激切而言者，非滕宗谅、张亢势力能使臣如此竭力也，盖为国家边上将帅中，未有曾立大功可以威众者。且遣儒臣以经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杀之权，使弹压诸军，御捍大寇，不使知其乏人也。若一旦以小过动摇，则诸军皆知帅臣非朝廷腹心之人，不足可畏，则是国家失此机事，自去爪牙之威矣。唐末藩镇多杀害、逐去节度使，于军中自立帅臣，而当时不能治者，由帅臣望轻，易于摇动之故也。……

（今滕、张）其干连人党，盛寒之月，久在禁系，皆是非辜。若令燕度勘问二人，既事非确实，必难伏辩。或逼令认罪，又是陛下近臣，不可辱于狱吏。或至录问有辞，即须差官再勘。其合干人党，转不聊生，兼边上臣僚见此深文，谓朝廷待将帅少恩，于支过公用钱内搜求罪戾，欲陷边臣。且塞下州郡，风沙甚恶，触目愁人，非公用丰浓，何以度日？岂同他处臣僚，优游安稳，坐享荣禄。陛下深居九重，当须查此物情，知其艰苦，岂可使狱吏为功，而劳臣抱怨？……

如在臣则已有不合保此二人罪状，乞圣慈先次贬黜，免令臣包羞于朝，受人指笑。倘圣慈念臣不避艰辛，尚留驱使，即于河东、河北、陕西乞补一郡，臣得经画边事，一一奏论；或补二辅近州，臣得为朝廷建置府兵，作诸郡之式，以辅安京师。臣之此请，出于至诚，愿陛下不夺不疑。况臣久为外官，不知辅弼之体，本是粗材，祇堪犬马之用，若令臣待罪两府（指宋之最高军政衙门中书省和枢密院），必辱君命，且畏人言。臣无任祈天望圣请命，激切屏营之至。

仁宗皇帝你可听好了，我范仲淹可不是只为滕宗谅和张亢讨公道，我可是冒着“犯颜之诛”和“累己之坐”，替你大宋江山着想。假如这些边将儒臣“一旦以小过动摇”，让广大士兵知道你朝廷连这些边帅都不信任，那么，距离唐末藩镇之祸可就不远了！

数九寒天，把无辜边臣一直关在牢里，“辱于狱吏”，生不如死，居然在“支过公用钱”这样可笑的苛责中“搜求罪戾，欲陷边臣”，这也太过少恩而绝情了吧？你皇上“深居九重”，哪里会知道“塞下州郡，风沙甚恶，触目愁人”？这些真正为国家出力的人，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困苦你知道吗？你只能听到那些“优游安稳，坐享荣禄”的小人之言。“国病”的症结就在于此啊！

反正你皇上连我范仲淹也不信任了，那就干脆再把我贬出京城，随便放个地方算了，待在你身边，你看着我别扭，我还怕你左右这帮叽叽喳喳无事生非的犬儒呢！

从这些奏议中，完全可以感觉出来，范仲淹面对国家当前的种种弊端，早就忧思忧虑，痛心疾首，此次不过是滕宗谅、张亢事由，可巧触发其思虑与心痛，不免有点义愤填膺，不吐不快。当然，这是给皇上的奏折，还得有所收敛，不敢太过秉性而发。但在另一篇《答窃议》中，面对一群谀君害政的小人儒，则笔锋锐利雄沉，于上下捭阖间精光闪烁，更其彰显范仲淹之刚烈心性了。是为雄文，录主体于后。

汉高祖以黄金四万斤付陈平，而不问其出入，时陈平未有功也。唐高祖将斩李靖而恕之，时李靖未有功也。是前代帝王先布之以恩，后责之以效也。我太祖尝谓近臣曰：“安边御众，须是得人心。优恤其家，厚其爵禄，多与公用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回图，特免税算。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苟财用丰盈，必能集事。朕虽灭后宫之数，极于俭约，以备边费，亦无辞也。”命将帅李汉超等十三人分守西北诸州，家族在京者，抚之甚厚。凡军中事，悉许便宜。每来入朝，必召对命坐，赐与优厚，抚而遣之。由是边臣率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番夷情状。每戎狄入寇，必能先知，预为之备，设伏掩袭，多致克捷，二十年间，无西北之忧。故兵力雄盛，武功盖世，由此而致也。

今滕宗谅为一路经略安抚使，兼兵马都部署，以公用钱回图，管设使命将校并蕃部酋豪，或赠遗官员游士。而梁坚弹奏滕使过钱十六万贯，有数万贯不明。及置狱研穷，才用三千余贯，复有所归，无分毫入己。是未见贪吏之状也。宣抚田舍人，朝之端人也，至庆州，目击军民蕃部等借留滕侯，遮壅于道，足下何得谓之豺狼？主上仁圣，不深责宗谅、张亢二人，仍降诏诞告边臣，依祖宗故事，使回图公用，一如平日。中宪不知内朝有此诏命，闻群口横议，遂伏阁请加责二人，以正宪律。既下法寺，则宗谅合赎铜而不当去官。是前断已重。亢坐将公用钱并酒散与军人，当更追一官。又朝廷既已降诏贷之，亦难反讦。足下责我保庇此人，固不敢避。自古文法，常害边功。今天子仁圣，有西北之忧，孜孜求人，以捍大患。帅臣用度小过，不害边事。居辅弼者，固当竭力辨明，恐误朝廷机事，为天下之忧，岂暇私于二人哉！

……

今之士大夫高谈时政，皆谓不能拔人，限以资级，使才者多滞，而朝廷乏贤；及见殊命越一等，则嚣然聚议，以为过优，何薄之甚耶！

假如宋仁宗能读到此文，或可大为震动且长思之。重温一下这些汉唐故事和乃祖行状，对照一下自己不谙实际，偏听偏信，背离“祖宗家法”所造成的种种弊端，不该好好地反省吗？想想不久后他即重用范仲淹、韩琦等人，掀开“庆历新政”一页，或者正是发端于此吧。

说大宋“积弱”病因不在“重文轻武”，而在皇帝不争，又“轻文”又“轻武”，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反证。

李元昊自从继承西夏王位，便正式立国大夏，自称“始文英武兴法建礼仁孝皇帝”。他在发给宋朝的通知书中很有底气：“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鞑靼、张掖、交河，莫不服从。军民屡请愿建邦家，是以受册即皇帝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三》）于是，很快就气盛兵雄，空前崛起，以边地小国而屡败大宋。欲问其中主要原因，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像大宋开国皇帝赵匡胤一样“以文人治国”，像重用赵普一样重用西夏文人，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个“赵普”大多是投奔过去的汉族知识分子。

且说陕西华州有两位书生，一位叫张元，一位叫吴昊，“负气倜傥，有纵横才”，慨然有经略天下之志。不幸科场不利，屡试不第，遂结伴出游塞上以广胸怀。这期间，向一宋廷边帅毛遂自荐，受了大冷遇，一气之下狂饮三日浇其块垒，在项羽庙乘醉题壁，有“秦皇草昧，刘项吞并”之壮语。从此，叛宋西去，决心在西夏讨前程。结果被以间谍嫌疑抓了起来，送至元昊处。李元昊早就有令，注意搜罗从中原过来的文士，定有藏龙与卧虎。因为张元和吴昊二人的名字连起来是元昊，大犯忌讳。所以李元昊亲自审问，即从这一点发话。大胆！你们俩怎么敢自称元昊？二人神色自若，反讽道：“姓尚未理会，乃理会名耶？”因为此时李元昊还叫赵元昊，那是大宋皇帝恩赐的“国姓”，还没有更改过来，遂有此讽。你赵元昊还有脸打问我们的名字吗？李元昊又惊又喜，亲解其缚，敬为上宾，授官赐爵，尊宠用事，成为西夏国最重要的两名“谋主”。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记有此事并发千古之叹：“西夏元昊‘之叛’，其谋皆出于张元、吴昊。”后来“三川”“三大败”，那可不是西夏偶胜大宋呀！还记得那首讽刺诗吗？“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落款是：“太师、尚书令兼中书令张元随大驾至此。”平心而论，以夏竦之学识才具，以韩琦之文韬武略，真就不及张元、吴昊吗？当然不是。光这写诗作词的水准，就高出张、吴不知凡几。问题就出在：张、吴有赵普之大运，元昊有太祖之雄风，君臣相得，风云际会，不胜而何？反过来，夏竦投机取巧，韩琦“将从中御”，全怨这个宋仁宗一无乃祖之风，又轻文又轻武，不败而何？

宋仁宗还算头脑清楚，有所自省，接下来这才重用范仲淹、韩琦等“庆历新人”，大搞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划过一道闪电。笔者将在下一章有个交代。

庆历元年（1041）十月左右，五十三岁的范仲淹在西北前线写了一首《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

衡阳雁去无留意。

四面边声连角起，

千嶂里，

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

燕然未勒归无计。

羌管悠悠霜满地，

人不寐，

将军白发征夫泪。

笔者不揣冒昧，意译如下：塞上秋景与内地大不同，一片萧杀苍凉，南飞的大雁都一点儿不留恋它。连营军阵的号角四处响起，但见崇山峻岭间，长烟缭绕，残阳斜照，守着一座紧闭的孤城，真是让人感慨无限。乡关万里，谁不思亲，可只能把酒遣胸怀，人家东汉窦宪出塞三千余里，至燕然山刻石记功而还，可我们离这个目标还早着呢。夜深霜重，羌笛声声，让人难以入睡，想想战争是多么冷酷，将军悲白发，无数征人泪。

据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说，这首被欧阳修誉为“穷塞外之词”的《渔家傲·秋思》，原为组词，有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但流传至今的却只有此首。有评家如是说：“作为两宋边塞词之滥觞，这首《渔家傲》剑走偏锋，风骨遒劲，把民族命运、动荡时局填入词曲，景中有情，情中有景，以其守边的实际经历首创边塞词，有王维《使至塞上》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的千古悲凉，更有‘小范老子胸中自有百万甲兵’的冲天豪迈，一扫花间派柔靡无骨的词风，为苏、辛豪放词风导夫先路。”遂发浩叹曰：神仙一阙《渔家傲》，读破希文一片心！

说到人夸范仲淹，猜猜还有哪位大名人夸过他？笔者说出来，准是惊大家一跳。盖棺论定的大奸臣秦桧，专门写过一首诗，真心实意地赞颂范仲淹和韩琦。诗题是《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诗曰：

高贤邈已远，凛凛生气存。

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

秦桧此诗真乎？伪乎？笔者考证不来，先道出它的出处。吾友杨璐兄原为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退休后挟“三才”之利，独辟蹊径，专门搜集、整理、注释历代大奸大才名臣的诗词歌赋，已正式线装出版的有《和珅诗词全集》《严嵩诗词全集》，目下正在做秦桧诗词搜集。上引此诗，即杨璐兄刚刚发给我的。在此作为本章收束，或也别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