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传——朱说种种

历史大观园文人墨客 2020-07-06 01:46:35 0

朱家父子

朱说（悦）是谁？就是范仲淹，准确点说，是青年范仲淹。怎么回事？请往下看。

范仲淹的生父名叫范墉，在范仲淹两岁时去世，遗存稀薄，所以想写《范家父子》无以成篇。

《山东通志》载：“朱文翰，字苑文，淄州长山人。端拱二年（989）进士。历任平江府（今苏州市）推官、秘阁校理、户部郎中、淄州长史等职。范文正公之继父。”

《宋史》范仲淹本传载：“仲淹二岁而孤，母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

范仲淹的二十八世孙范章，一九九八年写过一篇题为《谢太夫人传略》，披露曰：“谢太夫人，范文正公之母。公元九八九年生公。九九〇年公父病逝于武宁军（徐州）掌书记官任，太夫人扶柩南归，葬于天平山祖茔，居苏守义。九九三年义满，贫无所依，再适平江府（苏州）推官长山朱文翰，公亦至朱门，姓朱名说（悦）。文翰先配初氏遗一子，太夫人又生二子，共四子。文翰先逝，皆归太夫人教养。……一〇一七年，太夫人命公复姓。”

综合上引资料可以大致知道：范仲淹两岁时丧父，四岁时随母改嫁至山东省淄州长山县（今邹平县长山镇）朱家，名叫朱说（悦）。此名使用了二十五年，至宋真宗天禧元年，即公元一〇一七年复姓归宗，这才正式称为范仲淹，时年二十九岁。算一算，范仲淹与继父朱文翰维系父子关系长达二十五年之久，也就是说，范仲淹从一个懵懂幼儿成为一名青年官员，那是继父朱文翰看着长大、辛苦养育并一手栽培的。那么，写一段《朱家父子》，理应大有说头。

关于朱文翰，存世的可靠史料不多，仅见于《山东通志》《长山县志》《朱氏族谱》等，而且记述极为简略。世人多无后眼。那时有人料到其继子范仲淹日后将是一个传世名人，必定会大记特记朱文翰。不过，要说朱文翰与范仲淹有缘，说朱文翰对范仲淹的成长、读书、立志、成功大有影响，还是有史可查、有迹可觅的，褒一个“父子情深”，亦不为过。

对于这一对没有血缘关系的父子来说，公元九八九年很有意思。这年阳春三月时光，朝廷春闱大比，朱文翰高中进士。据洪迈《容斋随笔》记载，这一年共中式进士一百八十六名，“前两名陈尧叟、曾会至授光禄丞、直史馆。第三名姚揆以下，皆授防御、州府推官”。由此知道朱文翰得授平江府推官是可信的。到了这年的灿灿仲秋，农历八月初二日，范仲淹在徐州呱呱坠地。一升一生，春秋相望，竟在同年，不也稀奇乎？

《长山县志》载：朱文翰在平江府推官任期之后，“台试馆职，授秘阁校理”。不料多年之后，他的继子范仲淹也得到了这个职位。秘阁，是中国宫廷藏书之处。自晋、南朝宋至隋、唐，皆设有秘阁藏书，北宋沿唐制设三馆，改弘文馆为昭文馆。到了大宋朝第二代皇帝宋太宗时，新建昭文馆、集贤院、史馆，总名为崇文院。就在范仲淹出生前一年，于崇文院中堂设秘阁，选三馆善本图书及书画等入藏，藏书最为完备。设有直秘阁、秘阁校理等官管理秘阁事务。秘阁校理这个八品、从八品的小京官，虽说与州府推官品级差不多，但能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工作，那地位可就大不一样了。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在王安石“元丰改制”之前，三馆及秘阁，由“首相、副相领之”，四局设官，谓“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检讨、校理、校勘”，品级虽低，“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所以，父子俩能到这一步，已然进入名流之列。不过，现在也有人认为，朱文翰尚不足称“名流”，做秘阁校理有待商榷。那就是考据家的事了。

看来，父子俩天生有奇缘，而血缘不是问题。事实亦如此，就朱文翰对继子“既加养育，复勤训导”的恩情，或者范仲淹对继父的回报，其父子亲情，绝对超过许多血缘父子。

打开眼界

朱文翰一生为官，都待过什么地方？史料记载多不详、不确。除却平江和京都汴梁（今开封市）外，根据朱文翰三十世孙朱鸿林的《范仲淹与邹平》记述，朱文翰“后被贬出京，曾知宿州、池州、安乡等地，又摄河中府事。景德元年（1004），出为淄州长史。大中祥符二年（1009）迁平江刺史，宋朝刺史已为虚衔，可不必到任，这时朱文翰也已年迈多病，因而便解组归田了”。这么说来，他还涉足过家乡山东之外的安徽、湖南、山西等地。大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规定：官吏三十月为一任，有四个任期。朱文翰为官二十年，宦游这些个地方倒是可能的。这里想说的是，不管他跑过哪些地方，大都带着继子范仲淹一同“宦游”。也就是说，范仲淹有幸跟着继父朱文翰游历天下，眼前异地山河，别样风光，心中触景生情，万般感受，在一个人记性最好、求知欲最旺盛的青少年时期，无形中增广见识，开阔眼界与胸怀，于铸造性情人格至为重要。

世人从来拍案惊奇，范仲淹一次也没有去过岳阳楼，何以能写出绝唱《岳阳楼记》？也许从他儿时的安乡经历中，可以品出丝丝缕缕。朱文翰曾经宦游湖南安乡县，至今虽然还有人予以质疑，但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均认定属实。笔者前不久在安乡县大海捞针，终于访到民间学者周仲元老先生，刚一见面，望九老人激动难耐：“谁说范仲淹没来过安乡？我研究了大半辈子啦！”说着，老人极潇洒地亮出一本自己写的书——《陶然集》。他于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广征博引，探幽烛微，正论反驳，把范仲淹在安乡讲了个不容置疑。

周老先生的认定大致是：北宋太宗至道元年（995），学童朱说随同继父朱文翰来到安乡。继父公务繁忙，安排继子寄读于兴国观村学，交由司马道士照顾，约三年后随“朱知县卸任而去”。将近二十年后，朱说中进士，做了官，奏请朝廷复姓归宗，改名范仲淹。此等大新闻传到安乡时，官民一体欢喜，司马道士和朱说学友尤其高兴，就将兴国观村学改为“范仲淹读书堂”，又画像又题字，以此激励在读学童。

你若问真有此事吗，立马有钦差大臣范处义作证。范处义是范仲淹嫡裔，于南宋庆元元年（1195）“秋九月”，以“持节荆湖北道，环湖之十有五州”钦差大臣的名义，来到安乡巡视，在知县刘愚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范仲淹读书堂”，“确认无误，捐资重修，次年修复，由澧州州学教授王仁撰《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周老先生发问：“作为钦差大臣，他不考证确切，敢随便冒认先祖遗迹读书堂吗？那可是欺君亵祖不忠不孝之大罪！”

安乡，汉唐古邑也，位于洞庭湖区西北部，与“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的岳阳，同样守着“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湖。想想吧，一个天性聪颖早慧的朱说，几年间就守在那里，每日的湖光水色，朝晕夕阴，日星隐曜，樯倾楫摧，气象万千……他能不入心浸神，无形中成为一种“生活”沉积吗？日后成了范仲淹，再凭借坎坷一生的生命感悟，写出“悲怆”式的《岳阳楼记》，当不足称奇。《岳阳楼记》到底写出了什么？后面将有专章述及。

如此看来，继父朱文翰把范仲淹带来安乡，对日后撰写《岳阳楼记》大有裨益；带他“宦游”全国各地，对他长成一腔家国胸怀居功非小！

在继父身边读书

读书，对青少年读书人来说，自是必修第一课程。

考察范仲淹青少年时期读书经历，大致分两种情况：二十岁之前，是在继父“复勤训导”下读书求知；二十岁之后至科举成名前，则全凭自觉苦读。

这里先说在继父朱文翰身边读书的情况。

宋真宗作为皇帝，虽然用不着通过考试求功名，可也懂得读书之重要，一首《励学篇》，比他的皇帝名头还传得广远。曰：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朱文翰在真宗朝科甲成名，一生为官，自然深知书的妙处，这才对继子“复勤训导”，使他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可惜这方面的史载几近阙如，颇难给朱文翰的这份功劳作注，只能从一些传说中找找旁证而已。

青阳“读山”。安徽青阳县位于长江中游南岸，南倚黄山，北枕长江，山灵水秀，气候宜人。唐代白居易、刘禹锡、杜牧等文人墨客揽胜吟唱，在此留踪留名。据说朱文翰知青阳时，范仲淹随任在城东长山读书，后人把长山改称“读山”。范仲淹逝世一百七十七年后的南宋绍定二年（1229），当地人修建了范文正公祠堂，当时的池州太守丁黼，写了《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

顺便一说，滕子京墓居然在青阳城东新河镇光荣村金鸡岭下。他是洛阳人，为何要安葬于此？根据一些史料说，范仲淹中进士后，曾偕同榜好友滕子京到自己读过书的地方游玩怀旧，滕子京一下就喜爱上此地的山水之美。滕子京后来被贬为池州榷酤期间，又邀好友范仲淹到池州游玩，二人上九华、游秋蒲，再览贵池、青阳风光。明万历《青阳县志》载有滕子京所著《九华新录》《九华图》为证。就是在这次游历中，滕子京流露出百年之后希望魂归青阳的愿望，并把年迈的父亲和滕氏家族陆续迁入青阳。庆历七年（1047），五十八岁的滕子京病逝，家人遵其嘱，将他安葬青阳。明万历《青阳县志》载有范仲淹所作《宋滕子京墓志铭》：“诸子奉之丧，以某年月日，葬于青阳邑东十里之金龟原，而乞铭于余……君昔有言，爱彼九华书契”云云。

秋口读书。景德元年（1004），继父朱文翰调回故乡做官，出任淄州长史。十六岁的少年郎范仲淹依然跟随继父，被安排在秋口读书。据说李丛昕先生实地考察过，秋口又名秋谷，古属益都县颜神镇，今属淄博市博山区颜神镇。这颜神镇可大有来头，与景芝、张秋并称“山东三大古镇”。其得名与凤凰山下的孝妇河直接相关，孝妇河又连着一个流传久远的神话故事。说是齐地孝妇颜文姜年轻守寡，依然孝敬公婆，精心侍奉，每天远道挑来甜水，不以三九严寒、盛夏酷暑而中断。终于感动上天，将灵泉生于她的住室。然而婆婆不善，见她不再挑水，却天天有水，心生怀疑，找借口将儿媳打发出门，进房探秘，无意间揭去灵泉上的盖儿，泉水喷涌而出，流成孝妇河。唐天宝年间，有人建起一座颜文姜祠，称为“孝妇庙”。宋神宗熙宁年间，有人考证说她是孔子大弟子颜回的后代，从此被朝廷封为“顺德夫人”，赐额曰“灵泉庙”。哈，挺神乎其神的。不过颜神古镇有件事千真万确：《颜神镇志》是中国最早的镇志，也是山东三部古镇志之一，所谓“镇之有志，自颜神始也”。

范仲淹的秋口读书处已不可觅，但有一座范仲淹祠，坐落于东关外、荆山下。可令人迷惑的是，山东省情网中的山东省情资料库在此表述道：“相传颜神镇是范母谢氏的娘家。范仲淹两岁时父亲故去，随母改嫁到今邹平朱氏家中。因在朱家常受虐待，遂来颜神荆山寺读书。后人钦佩他的政绩和节操，便在他时常驻足的泉边建祠祀之。范公祠山门北向，是一组以范泉为中心的古代建筑群。二进院落，建筑二十余间，布局合宜，错落有致。范泉位于院落中心，泉池长六点七米，宽五点四米，深二点六米，青石砌壁，周护石栏，东栏板上刻篆书‘范泉’二字。泉自底涌，水流分三股流出。池北有范公祠、范公亭。池西有石影壁，中间正面镌‘山高水长’四字，系明天启五年（1625）淄川名士张中发书。范公祠依山势构筑，始建年代无考。”这可就语惊四座了，且与继父朱文翰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知有何真凭实据。不过既是“相传”，那就不好说了，宁肯信范仲淹是跟着继父读书来这里。

再来最后一个“传说”。传说范仲淹在秋口读书时，有一天，与几个学友外出散步，走进一座寺庙，求签问卜者甚众，说是灵得很。已然长成青年朱说的范仲淹，对自己前程很用心，便求签问卜：

“我日后能做宰相吗？”

签答：“不能。”

再问：“那我能做良医吗？”

签答：“不能。”

十七岁的少年郎不免有点郁闷，但内心却是不大服气，决心要更加刻苦地读书，不实现“不做良相即做良医”的抱负，绝不罢休。

景德四年（1007），年老多病的朱文翰辞官回家。此时，十九岁的青年学子朱说尚难展翅单飞，只好退守家中自学。顺便说一下，朱家祖宅并不在有些人说的什么朱家庄，而是河南村，现在改为范公庄。《朱氏家谱序》说得清楚：“我朱氏世居长邑，北宋以前不可得而详也，故尊刺史公为始祖。”“吾族根柢于陵，非迁发可比。……自北宋刺史公居孝河南。旧有族谱，缘世代递更，兵燹相循，遂失落无传……惟世居河南者，尚可追溯原委。”村名河南者，盖因位于孝妇河南岸也。笔者不久前进村实地考察，虽已改为范公庄，但在村学斑驳旧门牌上，依稀可辨“河南村”三字，拍照存记。

关中游学

且说范仲淹随继父朱文翰退守田园，在家里读书自学。

宋代自神宗以后，为了鼓励官员按期“致仕”，给予种种礼遇和优待，一度准予领取全俸，但之前的宋真宗时期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就算朱文翰可以领到全俸，一个中下级官员又能领到多少？所以养家过日子就得从新考量。据朱鸿林先生记述：“那时朱家兄弟姐妹多，都还年幼，继父又年老多病，家庭开支很大，日子一天天窘迫。”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小伙子整天只顾读书，不问家计艰辛，别人不说什么，亲生母亲谢氏估计就有点坐不住了。她先和儿子说好，又与朱文翰商量，托人在长山县城找了一份差事，让范仲淹去一家店铺当学徒。范仲淹倒是很听话，不料刚干过一个月工夫，他就背着铺盖卷回来了，说是掌柜的太奸猾，自己干不了这种骗人勾当，还是想回来读书。谢氏母亲当然作难。但继父朱文翰出面说：“说儿是个聪明好学、志趣不凡的孩子，不要勉强他做自己不乐意做的事，这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这么多孩子，就他有出息，就让他读书吧！”这段话出自朱鸿林先生笔下，不知所据何来，听起来似乎有点作者自拟的味道。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朱文翰必是看准继子是个读书的苗子，日后可成大器，愿意着意栽培，不然他不会置亲生儿子于不顾，一直把继子带在自己身边。

说话间又过去两年，皇上都换了新年号，叫作“大中祥符”，范仲淹也长到二十岁，是“弱冠之年”了。《礼记·曲礼上》：“二十曰弱，冠。”这就是说，二十岁了，得行“冠礼”，以示成年，不过体犹未壮，还比较嫩，故称“弱”；冠，指代成年，要在宗庙中行加冠的礼数。冠礼由父亲主持，并由指定的贵宾为行冠礼的青年加冠三次，分别代表拥有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加冠后，由贵宾向冠者宣读祝辞，并赐上一个非常贴切美好的“字”，使他成为受人尊敬的男子汉。朱文翰是否为继子举办了加冠仪式，已不可考，但此时却爆出一个重大家庭议题倒是真的：继子要去游学关中！这是范仲淹自己的主意吗？为什么要走出书斋外出游历？为什么要首选关中？是继父朱文翰的主意吗？继父朱文翰态度如何？母亲谢氏又作何反应……一切的细节已然无从谈起。可考的史实是：大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春，青年范仲淹琴剑在身，怀揣继父给的少量盘缠，孤姿英发，奔上通往关中的大道。

以长安（今西安市）为中心的关中地区，古来号称“四塞之国，八百里秦川”。与以前的洛阳、北京、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与罗马、开罗、雅典并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都。公元前十二世纪，周文王在这里建立丰、镐两京，从此，西安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达一千二百多年，大宋之前已有周、秦、汉、隋、唐等朝代，均建都西安，可谓“秦州自古帝王都”也！对此，勤于读书的范仲淹不会不知道，估计连所谓“关中八景”，什么华岳仙掌、骊山晚照、灞桥风雪、曲江流饮、雁塔晨钟、咸阳古渡、草堂烟雾、太白积雪之类，他都能如数家珍了。作为学子文人，也许他更看重关中一带的名士辈出，代不绝书，尤其前朝大唐盛世，有多少风云人物关中留迹啊！这可能就是青年范仲淹要把平生游学第一站选在关中的原因吧？

《续资治通鉴》载：“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令陕西发廪赈粜，旱故也。”今年春天才“发廪赈粜”，可见旱灾至少在去年就相当严重了。可巧，青年范仲淹就是去年进关中的。也许老天爷有意安排吧，让未来的国家栋梁臣子范仲淹长长见识，亲眼看看什么是天灾人祸、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吧。

范仲淹的这次关中之行，总共用时半年多。朱鸿林先生是这样赞美他这位半个先祖的：“在关中，他拜访了学识渊博、正气凛然的著名学者王衮，并与王衮的儿子王镐结为好友；在关中，他还与王镐一块拜访了当时的著名音乐家崔遵度，并跟他学习了琴艺；后来，他又结识一个叫周德宝的学者，和一个叫屈元应的道士，他们都是些品德高尚、学识渊博的人。朋友多了，他们朝夕相处，一块赋诗吟咏，一块弹琴长啸，一块切磋学问；他们相邀为伴，游览了关中的山川美景，名胜古迹……大半年的游学经历，他变了，特别是他的思想境界有了很大的变化和提高。”这种表述虽多是出乎写作者的想象，但总算还有些历史依据，所提到的这几位人物，大都有据可考。

王衮，北宋医家。山西太原人。曾任官吏，后潜心医学，并留心方书，搜集医方七千余种，从中辑选五百余种，编成《博济方》，刊于北宋庆历七年（1047），是当时有较大影响的个人方书。不清楚的是，范仲淹后来在《鄠郊友人王君墓表》中，倒是写到王衮乃王镐之父，官至“太子右赞善大夫”，且“慷慨有英气，善为唐律诗”，却只字未提其潜心医学，著有传世之《博济方》，不知何故。难道是写墓表时《博济方》尚未刊出吗？

名士王镐，雩县（今河南睢县西北）人氏，这与上文其父为太原人又是一个矛盾，太原是他们的祖籍？王镐善琴，平日里一袭白衣、跨白驴，潇洒来去。他确实与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精于篆刻的道士周德宝、临海（今浙江临海市）精于易学的道士屈元应相善，经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快意唱和，后来加上范仲淹，四人相伴，度过一段美好时光。王镐逝世后，范仲淹特别写了一篇《鄠郊友人王君墓表》，内中有几段除史值极高外，文采相当出色，现录而赏之：

君讳镐，字周翰，其先澶渊人也。曾祖鼎，邢台之督邮。祖楷，尚书兵部员外郎。考衮，太子右赞善大夫。妣秦氏，封太原县君。

时祥符纪号之初载，某薄游至止，及公之门，因与君交执，复得二道士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者，蚤暮过从。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跨白驴，相与啸傲于鄠、杜之间，开樽鸣弦，或醉或歌，未尝有荣利之语。

一日，会君之别墅，当圭峰之下，山姿秀整，云意闲暇，紫翠万叠，横绝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动一息，有笛声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汉，下满林壑，清风自发，长烟不生。时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壶之中。客大异之。君曰：“此一书生，既老且贫，每风月之夕，则操长笛奏数曲而罢，几四十年矣。”嗟乎，隐君子之乐也，岂待乎外哉？

噫！予与君别三十七载，风波南北，区区百状。今兹方面，宾客满座，钟鼓在廷，白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忘天下万物之际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书曰：有君子焉，生兮云山，葬兮云山，始终不垢兮，其清而贤。

至于“精于篆”的周德宝，“深于《易》”的屈元应，这两位道士的底细不好查实，比起北宋时代的张伯端道士来，他俩肯定名气小得可以忽略不计。紫阳真人张伯端可是中国道教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式人物。

不过，既然范仲淹与之相交三十多年后还铭记着他们，并在“王君墓表”中特别记出，足见人是真人，本事是真本事。关于屈元应的“深于《易》”，随后还要提到。

比起周、屈二道士，崔遵度的名气就大多了，他字坚白，原籍湖北人氏，后徙山东淄川。范仲淹出生前五年，人家就中进士了，与朱文翰算是同代人。太宗朝为和川主簿，知忠州；真宗朝任太子中允，改太常丞、直史馆，编修两朝国史，累官左司谏。仁宗朝以寿春郡王开府，命为王友，储宫建，加吏部郎中兼左谕德。其实，比官声更响亮的名头是国手音乐家，古琴弹得没人能超过他，且著有《琴笺》，明确提出“清厉而静，和润而远”的美学思想，对琴文化的发展起到很大作用。范仲淹师从崔遵度学琴，那真是找对了人。有一次，范仲淹求琴中三昧，崔只给出八个字，就是上面说的“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经过长久思索，终于理解到如下真谛：“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躁弗佞，然后君子，其中和之道欤。”就是说，琴音激越而不从容，则是急躁所致；和润而不深远，则有取巧之嫌。清静平和，性与琴会，琴人合一，才能生出超凡脱俗的境界。这成了范仲淹终生习琴的要旨。顺便提一下，范仲淹眷恋琴、剑、《易》，一生痴心不改。“忘忧曾扣《易》，思古即援琴”（见《斋中偶记》）；“奏以尧舜音，此音天与稀。明月或可闻，顾我亦依依。月有万古光，人有万古心。此心良可歌，凭月为知音”（见《明月谣》）。心知琴者，曰真知琴也！范仲淹达到这个境界了。同事朱长文对范仲淹的琴艺特别敬慕，说：“君子之于琴也，发于中以形于声，听其声以复其性，如斯可矣。非必如工人务多趣巧，以悦他人也。故文正公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见朱长文《琴史》）对于范仲淹的“所弹虽少，而得其趣盖深矣”，陆游也有史评，他在《老学庵笔记》中说：“范文正公喜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操，时人谓之‘范履霜’。”“范履霜”是范仲淹的外号。“履霜”，本自《易·坤》中的“履霜之戒”，霜乃冰兆，故寓意防患未然，晓以自警。总的说来，这位崔遵度不仅使范仲淹的关中之行收获颇丰，其琴论、琴心，更成了范仲淹一辈子消受不尽的精神财富。

依笔者看来，读书有两种：读书本之书，可增广知识无穷，谓之小读书；读自然之书、社会之书、人生之书，可开拓胸襟、铸造灵魂，谓之大读书。二者不可偏废，合则成功，受用不知其可。青年范仲淹身体力行，成功在望也！

澧泉寺苦读

苦读，对于中国古代读书人不算什么，谁不苦读啊！在范仲淹之前不是就有匡衡凿壁偷光、孙敬悬梁刺股、车胤囊萤、祖逖闻鸡起舞等等苦读、苦学的人物故事吗？只是每个人的苦读情况各有不同而已。范仲淹之苦读，且已然跻身中国古代一流苦读故事的，就数“划粥断齑”了。

北宋人魏泰在《东轩笔录》中记载：范仲淹“惟煮粟米二合，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南宋人江少虞在《宋朝事实类苑》中一字不落加以转载。这段话最早可能出自彭乘的《墨客挥犀》，因为作者是现场聆听者：“庆历中，范希文（范仲淹字希文）以资政殿学士判邠州。予中途上谒，翌日召食。时李郎中丁同席，范与丁同年进士也。因道旧日某修学时，最为贫窭。与刘某同在长白山僧舍，日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齑十数茎，醋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这可以视为“划粥断齑”本事。穷苦学生范仲淹和学友刘某，把冷凝的稠粥划成四等份，一顿吃一块，两人吃一天，这好懂。那“齑”呢？得简单解释一下。齑有两意：一是指捣碎的姜、蒜、韭菜等；一是指很细很碎的意思，粉末，碎屑之类。“齑”有时也写作“虀”，最早出现在北魏贾思勰所著《齐民要术》中。这个字不大风光，常与贫穷为伴，比如“齑盐一生”，一辈子过着只能吃酸菜和咸盐的穷苦日子；比如“齑盐运”，生就的穷苦命运；比如“齑盐自守”，这还好点，说你自己甘愿过一种清贫淡泊的光景。唐代大文豪韩愈在《送穷文》中，借穷鬼之口说起自己从前的困顿生活，叫作“太学四年，朝齑暮盐”。《红楼梦》著者曹雪芹，生活艰难，曾经“寒冬噎酸齑，雪夜围破毡”，书未成，而泪尽死。这样一寻思就明白了，范仲淹当年的苦读生涯，也就是小米稠粥就酸菜或咸菜了。

这里有个问题：“划粥断齑”的故事究竟发生在哪里？多数学者和多种史料认定的是，它就发生在澧泉寺读书期间。比如，朱鸿林先生写道：“澧泉寺在长白山主峰摩诃顶西北，距长山县城约五十多里路程，虽然有一段崎岖的山路，但这对求学心切的范仲淹来说，实在算不了什么，当天下午便赶进了寺院。他拜见了寺院的主持和高僧。二人见范仲淹少年英俊，气宇不凡，便接待了他。一番攀谈之后，高僧见范仲淹家贫笃学，志趣远大，谈吐不凡，决定收留他在寺院读书。仲淹便大礼参拜了这位高僧为恩师。”（见《范仲淹与邹平》）另一位学者杨德堂的记载大体相同，不过认为主持和高僧是同一个人而已。其他的叙述一体大同小异。笔者的疑惑是：澧泉寺是鲁中名刹，南北朝创建以来，经唐中宗重修，至宋时香火一直很盛，估计能够供养的僧众一定不少，添个把人一口饭应该不是问题。另外，既然高僧又对青年范仲淹如此看重，经过“大礼参拜”后成了“恩师”，难道他连高徒的斋饭也管不了？再者说，名寺中不知是否允许一个寄住者起火熬粥？……于是有人说，“划粥断齑”的事，不在澧泉寺，在后来求学的应天书院。郑瑄在《昨非庵日纂》中就论断说：“范文正公读书南都学舍，煮粟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以刀画为四块，早晚取二块，断虀数十茎啖之。”持“南都学舍”说者也一直大有人在。不过要按“目击者”彭乘的回忆，“事发长白山僧舍”，当是澧泉寺无疑。

不过，在笔者看来，这是个问题，但不是个大问题，不是我们今天应该特别在乎的要害问题。管它发生在澧泉寺，还是发生在南都学舍，只要范仲淹先贤“划粥断齑”的事是真的，那种刻苦读书而贫困不移其志的精气神是真的，堪为中华儿女师法榜样的价值是真的，就是值得后人尊敬的。

令人欣慰的是，这是真的，这有《范仲淹全集》中的《齑赋》作证：“陶家瓮内，腌成碧、绿、青、黄；措大口中，嚼出宫、商、角、徵。”一个人能从普通腌菜中看出变幻无穷的美丽图画，能从普通的咀嚼中听出天籁般的美妙音乐，这个“措大”容易吗？他得看过多少遍、吃过多少回，方可把“划粥断齑”的人生经历推向化境呢？

就依“澧泉寺苦读”说，还连带出一段传世佳话：窖金赠寺。史出何典？谁人首发？还是纯属传说？如今不好判定，但几乎所有的为范作传者，都引用不辍。且看《章丘县志》如何记载——范仲淹“见窖金不发，及为西帅，乃与僧出金缮寺”。朱鸿林先生将此予以阐发，生动感人得足可作为青少年德育教材，不妨详为转来。

寺院住持见范仲淹家贫笃学，每天赠饼充饥。一天深夜，范仲淹正在埋头读书，忽见一只老鼠正在拖走他的饼子。他立即追赶，见老鼠钻进殿前那株老荆树东边的洞穴去了，他立刻找来铁锹刨鼠洞，刨着刨着，见下面有个地窖，扒开土石一看，啊，原来是一窖黄灿灿的金子。仲淹一点没有被这么多黄金所动心，连忙埋好。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又有一只鼠儿偷饼，钻进荆树西边一个洞穴去了，结果又发现一窖白花花的银子。仲淹照样予以掩埋。

二十年后，范仲淹官拜龙图阁直学士，奉旨出征西夏。这年，澧泉寺遭了大火，寺院几乎被烧光。住持想修复，但又身无分文，一筹莫展，苦闷中忽然想起身居高位的范仲淹，于是立即打点行装，一路化缘西行，跋山涉水直奔延州而去，不日到了帅府。仲淹见到老僧十分亲切，待若上宾，问寒问暖，关怀备至，并且尽量抽出时间与老僧交谈，一块弈棋，一起用斋饭。老僧住了些日子，见仲淹与士兵同甘共苦，生活十分俭朴，求助的事也就没有开口。又住了几天，老僧提出要回寺。仲淹因为边事繁忙，也没有强留，临行，取出一包茶叶相赠。

老僧回寺，看到眼前残垣断壁，一片废墟，想想自己千里跋涉一无所获，心中不免有点酸楚，看看茶叶，这有什么用呢？便随手丢在一边。长山知县听说老僧归寺，专程赶来打听范公情况。老僧不敢怠慢，可又无力接待，忽然想到那包茶叶，便打开包装。一时，老僧呆住了，原来里头有范仲淹的一封信，上面写着一首小诗：“荆东一池金，荆西一池银。一半修寺庙，一半斋僧人。”老僧立即派人去刨，果然刨出一窖黄金一窖白银。

钱有了，澧泉寺修复了，余下的钱买了三百多亩庙田，僧人们自耕自食，安然修行。

有意思的是，与此大致相似的故事，还有一种“安乡版”。童年范仲淹随继父宦游安乡时，不是有个兴国观村学吗？故事由此开端。说是有一年，兴国观不幸失火，变成了一片废墟。想重修却凑不起钱。这时有人建议，范仲淹如今做了大官，何不求助于他呢？安乡上下达到共识，特派范仲淹的同学潘安生前往。

且说潘安生到了京城，见了范仲淹，也把自己的目的告诉了他。但范仲淹却说：“我自幼家境贫寒，你是知道的。如今，我虽然做了官，也没有积蓄，实在对不起。”

潘安生听了这话，心里凉了半截，脸上的笑容也消失了。

范仲淹看到老同学脸色大变，心里也有点难过。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地上来回走着，思考着，突然，他抬起头来，问潘安生：“我们的学堂现在哪里？”

潘安生：“还在兴国观东厢房呀。”

范仲淹：“我当时坐在哪里？”

潘安生：“你坐在靠后面的窗户边。”

范仲淹：“你没记错？”

潘安生：“我肯定。”

范仲淹：“现在还找得到这个地方吗？”

潘安生：“找得到。”

范仲淹：“好，你马上回去，就在我的座位下，埋着一缸银子，足够修兴国观了。”

潘安生高兴得跳了起来，说：“那是你家的银子吗？”

范仲淹：“不是的。”

潘安生：“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范仲淹：“有一天，我打扫学堂，发现我的座位下有一块土地松了，原来下面有个洞，洞里藏着一缸银子。”

潘安生：“那你为什么不用呢？”

范仲淹：“不义之财怎么能用呢？”

潘安生回到安乡，果然挖出了一缸银子，家乡父老无不欢喜。不久，一座重修的兴国观终于面世了。

你看这安乡版，有人名、地名、对话、细节……峰回路转，曲折生动，有头有尾，而且是由县方志办提供的。它与澧泉寺版交相辉映，把童年范仲淹都要推上道德化境，也足见其在后人心目中享有多么崇高的礼遇。

还是回到澧泉寺苦读。这期间有件事必须提及，就是“拜见姜遵”。说意在“必须”，那是后面还要以此说事，与“独不见皇帝”相对比，探讨青年范仲淹的人生价值取向，极为重要。

姜遵此人，宋史有传。

姜遵，字从式，淄州长山人。进士及第，为蓬莱尉，就辟登州司理参军，开封府右军巡判官。有疑狱，将抵死，遵辨出之。迁太常博士，王曾荐为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开封府判官。……仁宗即位，徙滑州，为京东转运使，徙京西。未几，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杂事。建言三司、开封府日接宾客，废事，有诏禁止。历三司副使，再迁右谏议大夫、知永兴军。……召拜枢密副使，迁给事中，卒。赠吏部侍郎。遵长于吏事，为治尚严猛……

推算下来，范仲淹在澧泉寺期间，姜遵已然中进士快十年，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的高级官员了。在范仲淹看来，自己身边这位乡贤，靠刻苦读书高中进士，这份成功不就是自己的榜样吗？抓住机会拜见这样的人物，那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精神需求。据史料记载，拜见姜遵的过程是这样的：这天，范仲淹听说在京城做谏议大夫的姜遵回乡探亲来了，这可是他一直以来尊崇的偶像，绝对不能丢掉这一拜见良机。于是，他便约了几位学友，前往姜家庄。姜家庄位于长山县城东面十里，现在归属淄博市周村区大姜村。成功人士姜遵对家乡粉丝们的造访相当开心，不但热情款待，开诚布公交谈，还执意留饭，请这伙青年学子美撮一顿。这顿姜家饭，不知会让范仲淹他们长出多少精神能量。有时候，真不能小瞧一顿饭、一次偶然会面什么的，可能成为某人终生记忆或一辈子的转折点，也说不定啊。

据史料说，这一次家乡会，姜遵本人对范仲淹印象极佳，回到内室对夫人感慨地说：“这位朱学究，年虽少，奇士也，将来不惟为大官，将立盛名于世。”后来的历史证明，姜遵可谓慧眼独具。这里的“朱学究”即当日的朱说，来日的范仲淹也。“学究”之名何来？是前一年县里举行科举考试，高僧推范仲淹前去应试，一举而成学究。唐代科举制度有“学究一经”科，应这一科考试中试者，称为学究。宋沿唐制，仍设学究为十科之一。

时光飞逝，转眼求学澧泉寺已满三年。据说饱学高僧来自京城，不知三年之中都给范仲淹传授了何经何典，几般学问，或者再加上后来“南都书院”的五年求学，要问青年范仲淹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到底都学得什么学问，身负何种文武艺？此前似乎无人深究。笔者试图在后面设专节予以揣摩，先扔出一块砖头。

南都岁月

范仲淹到底何时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之谜？本是范氏后裔，何故在朱门？这已成千古猜想，无从考证了。现在一般的说法是，二十三岁这一年，继父朱文翰不幸去世，范仲淹怕母亲孤寂，就常从澧泉寺回家探望。有次回来，正好看见哥哥与一伙人在村店喝酒，可能生父新丧，心情很坏，哥哥一定是喝高了，范仲淹怜惜长兄，上前规劝。不料醉酒人语出惊天：“我花的是我朱家的钱，与你有何相干！”范仲淹如雷轰顶，又满腹惊疑，便去叩问母亲。母亲闻言只是哭泣无语。按朱鸿林先生考证，范仲淹“找上村里最要好的朋友去问，朋友吞吞吐吐地透露了一些真情，仲淹总算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一番心灵痛苦之后，这才下决心离开河南村朱氏门庭，前往南都求学。

笔者在想，以范仲淹之早慧气质、敏感心性，村里朋友都能知道的身世机密，他自己会浑然未觉吗？农村里这种事最能传播流散，一般都是不秘之密。假如他早有知觉，只为不伤奉亲之义而暗藏于心，那倒颇像仲淹生就一副非凡心胸。如此，南都求学就不会是一种即时的情感冲动，包括关中游历和澧泉寺读书等，都是一位有志青年早就心向往之的理性追求，身世揭秘不过是一种特效催化剂而已。是也非也，不过一猜想，无伤大局。大局太重要了，那就是南都求学。这是青年范仲淹羽化为蝶的最后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学子修练了，有人称作“正规教育”。

南都是哪里？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别看它如今只是个三线城市，在千年前的北宋时代可了不得！宋真宗赵恒手里，因追念他爷爷赵匡胤在宋州自立为帝，开国有功，于景德三年（1006），把宋州改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再升格为南京，处陪都地位，与北面的首都汴梁相比，可不就该称“南都”嘛。这宋州也就是商丘。要说清宋州、商丘，再加上睢阳这几个纠缠在一起的地名，可得掉一下书袋。

睢阳如今只是个区，在商丘市南部，因地处古睢水之北而得名。古睢阳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上古帝王之都。据《晋书·地理上》记载：“颛顼始自穷桑（今曲阜北），而徙邑商丘。”黄帝的曾孙姬初居高辛（今睢阳区高辛镇），后代颛顼为天子，都亳，亳的地望在商丘。帝喾子契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为商族人的始祖。约公元前十六世纪，契的十三世孙成汤，灭夏称商，初都南亳（今睢阳区）。约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成王三年，周公平定武庚叛乱后，成王封殷商后裔微子启于商丘，称宋国。周赧王二十九年（前286）齐、楚、魏灭宋而三分宋地，商丘属魏。秦时，本地分属砀郡与陈郡。西汉高祖五年（前202）改为梁国，属豫州。三国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将梁国改为梁郡。后赵、前燕、前秦、后燕、后秦时仍为梁郡。南朝宋、齐为南梁郡，属南徐州。北魏为梁郡，属南兖州。隋开皇初梁郡废，十六年（596）置宋州，大业三年（607）复置梁郡。唐武德四年（621）又改为宋州，天宝元年（742）置睢阳郡，属河南道，乾元元年（758）复为宋州。五代梁开平三年（909）升为宣武军，五代唐庄宗同光元年（923）改为归德军，五代周时仍为宣武军。北宋初复置宋州，再到宋真宗把它改为南京——南都。

赶紧回到南都求学。南都这地方，老早就有一所著名私学，始名宋州南都学舍，为后晋人杨悫创办，后经其学生戚同文努力，得以发展，成为“远近学者皆归之”的名牌学校。宋代“以文立国”，历代皇帝亲自抓教育。大中祥符二年（1009），还是这位宋真宗，看到有这么好的学校，岂肯放手不管，遂御笔赐额“应天府书院”，他儿子宋仁宗更重视，于庆历三年（1043），将应天书院再予升格，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以其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全国四大书院之首，与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嵩山的嵩阳书院，并称为四大书院。《宋史》有云：“北宋兴学，始于商丘。”据商丘今人孙纲先生考察，应天书院有“七榜五十六”和“一榜双魁”的突出考绩，北宋时期的状元和朝廷重臣有很多皆出自应天书院。如：宋太祖时的状元张去华、郭贽、刘蒙叟，宋太宗时的柴成务，宋真宗时的张师德，宋仁宗时的王尧臣，宋英宗时的许安世等；从高官层面看，如宋太宗时的枢密使楚昭辅，转运使知枢密院事李怀清、王怀隐，以及兵部侍郎许骧、宗度、郭成范、董循、陈象与、王励、滕涉等朝廷重臣，都是应天书院的早期门生，更有范仲淹、富弼、王尧臣、张方平等多位出将入相的著名政治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范仲淹与他的四个儿子范纯祐、范纯仁、范纯礼、范纯粹，还有他的大舅哥李紘、李纬，连襟郑戬等，都是应天书院出身。

还来说范仲淹求学南都。当时的应天书院状态如何？比如在校师生多少，课程怎么设制，校长、名师为谁，校规校纪若何，师生吃住怎么打理……细处皆无考了。至于学生范仲淹的在校情形，也多无详载，大约就是后来常见的几处概而论之：“去之应天府，依戚同文学。昼夜不息，冬月惫甚，以水沃面；食不给，至以糜粥继之，人不能堪，仲淹不苦也。”（《宋史·范仲淹传》）“公处南都学舍，昼夜苦读，五年未尝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辄以水沃面，往往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馈珍膳，皆拒不受。”（楼钥《范文正公年谱》，以下则通称《年谱》）以及“……去之南都，入学舍，扫一室，昼夜讲诵。其起居饮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等等之类。看来欲知南都事，须问当事人。范仲淹有一首《睢阳学舍书怀》，似可看作范仲淹苦读心志的形象表达。诗曰：

白云无赖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箫。

多难未应歌凤鸟，薄才犹可赋鹪鹩。

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钟君恨即销。

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此诗用典不少，搞明白这些典故，大约诗意即明。

西汉四川资阳人王褒，“工歌诗，善辞赋”。一篇《洞箫赋》，音调和美，形象鲜明，使汉代音乐赋的创作模式得以完成，且动摇了儒家政治教化的乐教观点，使音乐固有的娱乐特性凸现出来。这是后世人的评价，而在当时，王褒因此赋跻身朝班，官至谏议大夫。

《鹪鹩赋》呢？乃西晋文坛领袖张华所作，推为晋赋名篇。张华，字茂先，少孤贫，自牧羊，初未知名，著《鹪鹩赋》以自寄，其《序》云：“鹪鹩，小鸟也。生於蒿莱之间，长於藩篱之下，翔集寻常之内，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浅体陋，不为人用；形微处卑，物莫之害。繁滋族类，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乐也。”阮籍见《鹪鹩赋》，叹曰：“此王佐才也！”得阮籍赏识，渐为时人所重。当时门阀世族势力方兴，标榜门第阀阅的风气日强。张华因家族势力单薄，自幼孤贫，虽才华横溢，德行严谨，却一时未能见知于世。

颜回，即颜渊，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雍也》说他“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为人谦逊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以德行著称。孔子称赞他“贤哉回也”，“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雍也》）。自汉代起，颜回被列为七十二贤之首，祭孔时独以颜回配享。唐太宗尊之为“先师”，唐玄宗尊之为“兖公”，这会儿的宋真宗加封为“兖国公”。

晋大夫俞伯牙善抚琴，高山流水觅知音，终于在山野间寻到钟子期。这个故事就更大众化了。

范仲淹身在睢阳学舍，神驰于名人名典，能不刻苦用功、自励有为吗？能不发出“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的自信、自许与自期吗？

用来诠注这种“自信、自许与自期”的事不少，这里略陈两例。

第一例：不吃留守饭。多数史料是这么记载的：南京留守的儿子将范仲淹吃粥苦读的事，回家告诉了父亲。这位留守还是爱才惜才的，就让儿子带上自家府里厨师做的饭菜送给范仲淹。过了几天，留守儿子发现他送的饭菜，范仲淹居然一点没动，都发了霉，就有点不解了：我老爸特意送来饭菜招待你，你竟然不吃，你什么个意思呀？范仲淹先表示歉意，再解释说：“蒙令尊大人抬爱，我是十分感动。可你想想，我艰苦惯了，猛一下吃了美味佳肴，过后怎么办呢？还能忍受天天吃白粥的日子吗？”留守儿子听罢，感佩不已。

这让笔者联想到关于造成范仲淹青少年时代困苦生活的原因，聚讼已久。有一种观点是，因为范仲淹非朱门嫡子，故而一直受到不公正待遇。持相反观点的学者则力辩非是。而史实凭据呢，则双方都展示无多且乏力。笔者以为，争辩双方有一个共同缺憾，未能从范仲淹本身着眼思考问题。对于一个志向远大的有为青年来说，家里真穷也罢，受到不公正待遇也罢，都不会成为左右他选择生活方式和人生道路的主因。比如范仲淹，“公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欧阳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铭》）。只要他化孔孟之道为灵魂，尤其对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奉为圭臬，“以天下为己任”作为展现自我价值的终极奋斗目标，即便是个富家子，即便各种世俗待遇无不优渥，他也会选择困苦与磨难，情愿像苦行僧一般生活，作为磨励自我、实现自我的不二法门。数数古来多少成功人士，都是因为穷得没饭吃吗？都是困为受到外界不公正待遇吗？范仲淹的伟大，正是超脱了世俗束缚，早就凭借自己独立强大的人文性格闯荡天下！

第二例：独不见皇帝。范仲淹就读应天书院的第四个年头，应天府地面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来了皇上宋真宗的御驾。怎么回事呢？他继位以后，在“江南第一宰相”王钦若等人密谋策划下，大搞“降天书”“封禅泰山”等迷信活动，四处巡游祭祀扰民。大中祥符七年（1014）正月，宋真宗到亳州太清宫去拜谒老子庙，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紧接着就来到应天府，要拜谒他赵家祖庙——圣祖殿，并再搞降天书。天书降处，瑞霭绕庙，彩云腾空，还有黄云覆辇，紫气护幄，百官朝贺，万民山呼。一时间，应天府城内，万人空巷，都来一睹皇上风采。皇上一高兴，下诏曰：应天府升格为南京，施行特赦，广大臣民可在“重熙颁庆楼”大吃宴席三天，无分男女老幼，贫富贵贱，能吃的都来吃吧，吃的是“太平盛世”！应天书院也沸腾了，老师与学子们倾校而出，以能看到皇上为奇遇，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此时此刻，有一个人例外，对这桩天大好事犹如不闻，不惊不乍，静若处子，独守书斋，潜心读书。此人就是范仲淹。据说那位南京留守的儿子，深为不解：我的天！能亲眼见到当今圣上，这机会多难得！你就觉得不如读书重要？范仲淹怎样作答的？据范敬宜题签、杨德堂著作的《范仲淹的故事》记载，范仲淹说：“书念不好，看到皇帝也没用；书念好了，将来再见也不迟。”

前文书中笔者提过，“必须”要将“独不见皇帝”这事，与“拜见姜遵”那事，两相对照一下。目的何在？当然自有说道。你看，范仲淹拜见姜遵时，是那么热切，那么急不可耐，邀上学友，步行上路，谦谦有礼。为什么？因为姜遵是老大的京官吗？那么请问，姜遵有皇帝的官大吗？这边见皇上又不用你跑远路，还能白白地海吃海喝一顿，范仲淹为什么反倒不去？只能有一个解释：他见谁不见谁，完全是冲着学识去的，你有学识，我怎么都得去拜见，否则，请我都不去。可以断定：假如姜遵在范仲淹心目中不过一平庸官僚，住在对门也未必会去竭诚拜见；假如宋真宗专程来应天书院为学子们开大课，做一场“君轻民重”的学术报告，第一个跑去听课的没准就是范仲淹。请特别留意这一点，这中间背后大有讲究，有一种文化追求在，有一种价值取向在，有一种人生定位在，用现代话说——有一种人生观在！说明范仲淹从安乡启蒙到青阳“读山”，从秋口发“良相良医”之问到澧泉寺“划粥断齑”，再到应天书院接受“正规教育”五年，这二十年来一路向学苦读，确实学到了许多，学懂了许多，学通了许多，可以说此时的青年范仲淹，已然心中有自我，自我中见大道了。

笔者在前文书中曾留下话头：“要问青年范仲淹在正式踏入社会之前，到底都学得什么学问，身负何种文武艺？此前似乎深究无多。笔者试图在后面设专节予以揣摩，先扔出一块砖头。”好，现在笔者就应诺抛砖了。

所学者何

范仲淹青春苦读二十年，究竟学到了什么，使他成为一代名相、万代楷模？这个问题太重要。不然你想，苦读的饱学之士多到数不清，何以没有变成张仲淹、王仲淹？这读书之中肯定有大名堂。

《宋史·范仲淹传》说：“仲淹泛通六经，长于《易》。”

知己欧阳修在《范文正公神道碑铭》中说，范仲淹在应天书院“居五年，大通六经之旨”。

笔者涉猎有限，记载范仲淹学成的“原始资料”，所见稀缺。如无博学者见教，笔者就斗胆放言说，这也太简略而肤浅了。“六经之旨”的“旨”是什么？怎么个“泛”法、怎么个“通”法？“长于《易》”又“长”在哪里、“长”到何种境界？

就先说“泛通六经”。

何谓六经？是指经过孔子整理而传授的六部先秦古籍，曰：《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共六部儒家经典。其中的《乐经》后来失传，所以通常又称为五经。再，《礼经》在汉代是指《仪礼》，宋以后一般是指《礼记》。《三字经》：“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礼指《大礼》《小礼》，后失传其一，遂更名为《礼记》。公元1949年之前，对读书人来说，这些都属于常识问题。新中国将其视作“封建主义文化”，梦想连根拔掉，可辛苦了几十年，到底没能拔得掉，改革开放以后又“文艺复兴”起来，安了个新称谓叫“国学经典”。

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推崇孔子，说他删《诗》《书》，定《礼》《乐》，述《周易》，作《春秋》。也许不完全是这么回事。龚自珍《六经正名》说：“仲尼未生，已有六经；仲尼之生，不作一经。”章学诚《校雠通议》说：“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易》尊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颂太师，《春秋》存于国史。”不过，也不能不记孔子好处，老人家本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的原则，对这六部古书确实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功不可没。

回到要害处。若问这一大套儒学经典之“旨”究竟是什么？远迄三代，我们的老祖宗就认为，政治原理必须是为社会人群着想，为天下所有人服务的，要顺天理，从人情，此之谓“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一言以蔽之，即《礼记·礼运》篇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所以，远在帝王文化还未能生根发芽之际，这种以仁和仁爱为核心的“天下为公”思想，即弥漫于社会各阶层，根深蒂固，深入人心。特别在新崛起的士阶层形成后，他们以“仁为己任”，以传承光大这种仁的原生态、原教旨为天职，以“五亩之宅”作为构建自己独立人格的物质基础，带剑远行，游走天下，在民间公开讲学布道，设馆授徒，行侠仗义，以嘉言懿行传播当时最先进的思想……最后由孔子集其大成，创立了儒家学派。所以，林鹏先生说：“若问春秋时期除了儒家还有哪家？没有。”是后来的“儒分八派”，才造就了“百家争鸣”的热闹局面。所以，“春秋儒”是中国士君子文化的肥壮母体，丰沛源头，美丽而强大，比刚刚滋生的帝王文化要威风、强势得多。连刚上台的秦始皇，面对如此道统也多有忌惮，不得不搞一搞“博士官”什么的。他一旦恶迹暴露，便立刻遭遇士君子文化的强力狙击，鲁仲连“义不帝秦”，燕人卢敖祭出“亡秦者胡”，这是“文攻”；还要“武卫”呢，荆轲先刺你一下，紧接着张良再给你一椎，高渐离又铅筑一击，最后还有“兰池盗”收拾你。什么盗不盗，那就是“以直报怨”、舍生取义的带剑大侠。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图，司马公才怀着无限崇敬之心，在《史记》中专设了《游侠列传》《刺客列传》。这是士君子文化的巅峰时期。也许可以这样说，到春秋末期，士君子群体已然整齐地排成战阵，张扬王道，为天下苍生考虑，为社会、历史的走向考虑，不独为一家一姓一国一地考虑了。这种“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和忧患意识，已经成为他们所代表的士君子文化的核心价值。他们的社会人格已明确定型，其特色大致就是：信守个人尊严与自由，独立思考，大胆批判，安贫乐道，重义轻利，要做“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向往立功、立德、立言而做不朽之人，指点江山、著书立说、“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重友情，重然诺，“士为知己者死”，不惜以性命相许，等等。这种成型的士君子文化是很强大的，强大到足可战胜“前帝王文化”。林鹏先生举过一个例子：曾发生过秦昭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的事情，但不久都又去掉帝号，偃旗息鼓。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遭到了普遍的非议，首先是士君子群体，认为秦昭王和齐湣王根本就没有资格称帝。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时的孟子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秦昭王和齐湣王你们得了什么民心？秦昭王实行商鞅的政策，弃礼义，尚首功，“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怎么能得民心？齐湣王更不值得一提，最后被抽筋而死。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岁月里，新生的士君子文化不可小觑，不容挑战。一直到出了个秦始皇，士人的日子才变得不好过起来，士君子文化才遇到了强硬的对手——成型的帝王文化。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陷进一个悲剧性大漩涡，无论如何不能自拔……不过即便如此，照林鹏先生的说法，士君子文化和帝王文化也是“强烈的对立着，对抗着，僵持着，时好时坏，时起时伏，有时相让，有时不让，该杀头时尽管杀，该顶的时候尽力顶。所谓立殿陛之下与天子争是非，所谓廷争面折（《平旦札》）”。秦汉以降，随着皇权“治统”的日臻成熟完善，承载儒家原教旨的“道统”，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制约和腐蚀，力道不断“被缓释”。尽管如此，一代一代的士君子们，依然“人还在，心不死”，面对帝王文化的两大魔法“世民彀”和“文字狱”，软硬不吃，坚守初衷，其思想抗争持久不绝。“东海牧豕奴”公孙弘奋力组建“士人政府”，开办国立太学，在五经博士指导下受业领教。郑玄讲学乡里，不受征召，人敬呼为“征君”，成为两汉经学冠冕。……至宋，范仲淹学到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的六经之旨。这从他日后的为文、为人、为官的一贯经历中看得很明白。关于这方面的细况，笔者将在后文书中一一求证。

这里，笔者还想多说一点君臣之道，因为这是封建专制社会里一种核心关系，信奉什么样的君臣之道，最能体现是否背离六经之旨。

巢父、许由不仅创作了“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与我何有哉！”的《击壤歌》，还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许由洗耳的故事。《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瞧，面对“帝力”，洒脱得多么有趣。

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七十列传之首，那是大有深意的。这两位孤竹君的儿子，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请注意，这可是为了不做权位继承人）先后逃到周国，追随文王。文王逝世后，武王伐纣，二人叩马谏阻，反对以暴易暴。武王灭商后，他们仍坚守自己的思想，以食用周朝的粮食为耻，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宁肯饿死。《伯夷列传》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孟子》赞伯夷曰：“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顺便一说：皇祐三年（1051），六十三岁的范仲淹，用黄素小楷手书《伯夷颂》，赠给好友苏舜元，一时广为传播，后世题跋者甚众。《伯夷颂》乃韩愈大作。故元代人董章赞曰“伯夷之行，昌黎颂之，文正书之，真三绝也”。于此可见伯夷在范仲淹心中位置。关于这一点，后文书中还要提及。

再往下，面对君权，孔子委婉：“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那是有严格限制的。

孟子直白：“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暴君放伐”，可以像杀一个“残贼”“独夫”一样把他干掉。

要人证吗？“晏子不死君难。”

还有前面提过的鲁仲连“义不帝秦”。这个义字当什么讲？义者，主义也。这是一种思想、一种思潮、一种理论，一种理想……在当时传播甚广，普遍而深入。鲁仲连的思想来源于三代以前的上古。他独来独往，特立独行，就像《周易》所说，“高尚其事，不事王侯”，就是一个《礼记·儒行》所说的“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人。

所以，这一种从上古时代传承下来的“君臣之道”，才是“士志于道”的那个道，也才是范仲淹认准了并奉行的为臣之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以范仲淹为代表的两宋一大批标杆式杰出人物，正是学得这种六经之旨，不仅书写出士君子文化新篇章，开发出对抗帝王文化的新能源、新方式，而且垂范千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自信心，虽孔孟亦未曾道出，而“内圣外王”的士君子理想，于此有了可靠的肉身载体。所谓宋太祖立碑发愿“不杀士大夫及言官”的“赵宋家法”，所谓“宋政宽柔”“主柔臣强”“言官张横”种种，那都是这种士君子文化特别强势所致，你以为是赵家皇帝天生慈悲吗？重提“内圣外王”，新创“道统”一说，是范式宋儒两大贡献，成为士君子文化独立精神的最新、最高体现，影响极为深远。故陈寅恪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再说“长于《易》”。

如前所述，《周易》乃六经之一，也称为《易》。既然《宋史》要特别强调范仲淹的“长于《易》”，那就得特别说说《易》，以下就统用《周易》。

《周易》随六经被禁绝而禁绝，新中国生人几不知之；而今华夏传统经典既复，但《周易》却还停留在看风水算命的认知层面上。真是一种亵渎！

《周易》，是我国春秋以前解释“易”的经典书籍，原由以“乾”卦为首的《周易》、以“坤”卦为首的《归藏易》、以“艮”卦为首的《连山易》三部著作组成，后二部惜之失传，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周易》。

《周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含盖万有，纲纪群伦，博大精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揭示着宇宙万物产生、变化的的根本规律，所有的哲学思想在《周易》里都能找到起根发苗的原点。

《周易》，据说是由伏羲氏与周文王从《河图》《洛书》演绎而来。但也有人认为，虽然是伏羲所作，但却并非他所原创，而是由有巢氏、燧人氏们长期观察、记录所得，伏羲和周文王不过是将这些成果进行分析，用通俗易懂的八卦符号演绎出来，得以传播罢了。这又上哪儿考证去？

不过，一九七三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经文，及其另外的传文《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及《昭力》诸篇，倒是一批未经后人作任何改动的汉初隶写今文资料，特别是它的经文六十四卦卦爻辞基本完整，这为研究《周易》，尤其是《易传》太重要了。

《周易》作为中国著名文化元典之一，作为儒家诸经之首，对中国古代文人影响之大，罕有其匹。可以说无人不治《易》，无书不涉《易》。信也不信，看看举例。

都知道《左传》，即《春秋左氏传》，公元前的一部著作，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撰的，被后世学者称誉说，“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可是请注意，《左传》中言“易”甚多，大量记载了《周易》的筮例，充分体现了《周易》的“以卜筮者尚其占”的功用之一。

《孙子兵法》早就名噪世界。而孙子兵法理论的提出与诠释，却和“易”密不可分，是《周易》为孙子兵法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哲学思辨和生发土壤。在“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之后的解释中，孙子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其道、天、地、将、法，均来自“易”中的天地人三才思想。至于“易”中的阴阳思想，在《孙子兵法》中更是活学活用。例如：孙子对“天者”的解释为：“阴阳、寒暑、时制也”；对地者的解释为“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可以说《孙子兵法》贯穿了易学思想并加以整合、实用，什么胜败、强弱、攻防、进退、虚实等多种对立统一关系，充分体现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精神。

《吕氏春秋》分十二纪、八览、六论，融合了儒、墨、道、法、农、兵诸子各派言论，但可以明显看出来，它是以《周易》为其哲学观和方法论的，这一脉络是贯穿始终的。听听：“全则必缺，极则必反”“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太一出两仪，两仪出阴阳，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混混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之天常”；“君无为而臣下有为”“公天下”“君主修明行”“五德终始”……这些从认识论、政治思想和历史观上的思想发挥，无不源自《周易》。

再看著名的《史记》。司马迁的家学是什么？《周易》即其一。司马迁撰《史记》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什么意思？我不是法家道家儒家哪一家，而是自成一家，史家。他的思想与哲学以何为基准呢，就是《周易》。他将“变易”的观点，贯穿于《史记》撰述的始终，而在对《周易》的本质认识上，他说：“《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史易相佐，以易证史或是以史解易，自司马迁始成为中国历代史家的不二法则，班固、黄宗羲、王夫之、近代的顾颉刚等，著作中莫不潜隐着《周易》的思想原则。

讲“王霸之学、帝王之道”的研辨之书《淮南子》，能离开《周易》吗？有人统计过：论《易》文字凡两处；引“易”而作凡十二处（也有人说是十三处），足见其亦欲从《周易》中淘点宝贝，诸如写作宗旨、哲学观什么的。据说其论《易》皆取于“德义”，或者说《易》之义理，受孔子易学影响很大。

其他名著如《管子》、东汉王充的《论衡》、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的《文心雕龙》等，皆渗透着《周易》元素。中国传统文化极具系统性、关联性、基因性，学问兼通、源流相融。《周易》作为“元典”中的“元典”，几能渗透和辐射于一切学术领域，古来各种典籍中，大多均可以测出它的元素或精神。也因了这一层，古来中国文人，不治《易》者几稀。而那些成功的著名文人，你很难定位他是单一的什么家，有《周易》作垫底贯通，他可以同时是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史学家、诗人……所谓“君子不器”，此之谓也。

《周易》之辐射能量超大，又何止于学术领域？举凡古代社会生活中的立国号、设官职、处决死囚、谶谣文化等等，皆从“易”而定；我们现代生活中常讲的“革命”，也出自《易经》之革卦，泽火革，卦意为鼎新除旧（此处千万留神，可绝不是阶级斗争）。就说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吧，也与《周易》不离不弃。麻将牌中的春、夏、秋、冬四季，东、西、南、北四风，对应八卦，象喻八时八风；三种花型，暗含易学中的“三才之道”；花型条子是八卦中的阴阳爻，饼子是象天之意，万子有似人之征；每种花型九张牌，体现了阳九之数，不设十，十则终，十则死矣、终矣；每组花型的组合都是以二、五、八为中心的三三组合，暗合阴阳、五行、八卦之数；赢牌叫“和”，“和”原本是不输不赢之意，平衡之意，单单一个“和”，体现了易学思想和中国的人文精神，阴与阳和、天与地和、男与女和、人与物和，“和为贵”“保合太和”，都是易学中的至高境界。象棋之象，并非“大象”之象，而是易学中“圣人之象以尽意”，及“八卦以象告”的形象、意象之象；将、帅乃皇、王之意，士乃卫士，相乃丞相，而车、马、炮、兵乃攻城掠地之征；有象当然有数，棋盘上的六十四方格对应易学的六十四卦；河界分红、黑，两方实为水火二象，红在五行中属火，为离卦，黑在五行中属水，为坎卦，水火相对；每方营中有王城一座，为九宫布局，九宫源于洛书，象征八卦的分布和中五的王权，王居中，配两卫士，两丞相，加上车马炮，是为太极、两仪、八卦之蕴含也……至于老百姓的起名、选址、开张、定婚丧日期等等，皆用得着《周易》知识，那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更不用提了。

瞧瞧，《周易》就这么了得。对此，人家“长于《易》”的青年范仲淹，肯定比笔者要清楚得多。所著《易义》，便是明证。

《易义》记录了范仲淹对《周易》二十七个卦的解释，其中对《周易》的上经只解释“乾”卦，下经则解释从“咸”卦至“兑”卦，中间缺“姤”、“归妹”两卦。此外还写有数篇以阐发《周易》思想为主旨的律赋，如《蒙以养正赋》《贤不食家赋》《穷神知化赋》《易兼三材赋》《乾为金赋》《水火不相入而相资赋》《四德说》《天道益谦赋》等。

后世人评价说，范仲淹是北宋易学义理派的开创性的关键人物。所谓义理派，是指侧重于阐述《周易》的大义。范仲淹解《周易》三法：一是通过分析卦的内外二体关系来解；二是通过卦与卦的对比来解；三是以爻位说来解，大宗旨是终归于人事。如阐释“家人”卦：“家人，阳正于外，阴正于内，阴阳正而男女得位，君子理家之时也。明乎其内，礼则著焉；顺乎其外，孝悌形焉……圣人将成其国，必正其家。一人之家正，然后天下之家正……”又如阐释“升”卦：“升，地中生木，其道上行。君子位以德升之时也……圣人日跻其德而至于大宝，贤者日崇其业而至于公圭，以顺而升，物不距矣……”如对《周易·系辞》系辞“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阐发：“若乃高处物先，取法乎天，所以显不息之义……又若卑而得位，下蟠于地，所以取沉潜之体，所拟广博之义……刚而上者宜乎主，柔而下者宜乎臣……察道长道消之际，自见屈伸。此立人之道也，敦仁义而有伦。”如对三才之道，他作了三位一体的阐发，认为通彼天、地、人谓之《易》等等。这种范式解《周易》法及其大宗旨，在《周易》学发展史上有标杆意义，对后世影响颇大。引易立论，开创理学的鼻祖周敦颐濂溪先生，正是从范仲淹这儿受惠得道。史籍《宋元学案》特将周敦颐列为范仲淹的“高平讲友”，太有眼光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仲淹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盖行求无愧于圣贤，学求有济于天下。”说得也挺对的。

必须特别指出，《周易》的通变理念、损益观念、崇德意识、忧患意识等，是范仲淹改革思想、民本思想和德化思想的直接理论渊源。一句万世绝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宁非发端乎“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系辞下》）；悲壮的庆历新政要鼎新除旧，宁非得力于《易经》之“泽火革”？其一生兴化筑堤，江淮赈灾，兴学育人，苦诣宁边，多次贬官，其志不夺，宁非笃信“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乎？……“长于《易》”，“长于《易》”，此之谓也！

现在来小结一下：青年范仲淹苦读的漫长岁月，所通六经之旨，乃中华传统文化中最先进、最精华者——士君子文化；其“长于《易》”，乃长在得《易》之精髓——范式解《周易》三法。饱学之青年才俊范仲淹，怀揣理想，雄视天下，恰如苦修成功一剑客，只待束装下山，一试身手了。

当然，他还有一桩长久萦绕心怀的强烈心愿，不了却，心何宁。须知以上种种，可都是《朱说种种》，他范仲淹得“复姓归宗”啊！

复姓归宗

在范仲淹的心灵世界，“弃范姓朱”和“弃朱姓范”，肯定地说，是他一生不祛的伤痕与隐痛，从他后来的相关诗文中看出，到老也浸淫其中，感慨其中。

范仲淹四岁“弃范姓朱”，史料丰富，众口一辞。那么，何时“弃朱姓范”，也就是常说的“复姓归宗”呢？目前还是个争论题。主要争论这么两点：其一，改名“朱说”为“范仲淹”，是在宋真宗天禧元年（1017）二十九岁时呢，还是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四十岁时？“四十岁”之说显然错了，范仲淹《上执政书》开头就说：“天圣五年月日，丁忧人范某，谨择日望拜，上书……”天圣五年是公元一〇二七年，范仲淹三十九岁。其二，是奉母命归宗，“吴国命，始奏而复焉”（富弼《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还是母亲去世后自作主张，“后丧母，服除，始复其姓，而改今名”（曾巩《范仲淹传》）？

按说，事情应该很好说清，范仲淹为改名不是有过一份请示报告打给朝廷吗，一查不就得了？可惜这个文本早就搞丢了，只留下其中两句名言，被各种笔记小说广为传诵：“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这话什么意思呢？历史上范家出过两位大名人，一个是范雎，化名张禄前去投奔秦国，后来做了相国；一个是范蠡，帮助勾践灭了吴国，功成避祸，急流勇退，化名陶朱公，带着美女西施泛舟五湖。范仲淹巧妙引典两范，表明自己作为范氏后裔的复姓心迹。用典之妙，传诵至今。现在能查到这方面记载的最早史料，似乎就是吴处厚所撰《青箱杂记》了。吴处厚是范仲淹逝世后第二年中试的进士，或许见过那道表奏？在该书卷五记载道：“范文正公幼孤，随母适朱氏，因冒朱姓，名说。后复本姓，以启谢时宰曰：‘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以范雎、范蠡亦尝改姓名故也。”既是“以启谢时宰”，那又不是写给皇帝的表奏了。表奏乎，书启乎，亦得存疑。

中国历史上这个“范仲淹”究竟何时问世？确实是个要紧问题，值得考证探究。可靠的史实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乙卯，年二十七。登蔡齐榜，中乙科第九十七名。”（楼钥《范文正公年谱》）那么，范仲淹参加考试时用的名字是什么？曾巩的《范仲淹传》回答说：“大中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曰朱说。”张唐英的《范仲淹传》也说：“祥符八年登进士第，朱说者是也。”大中祥符八年是公元一〇一五年，说明范仲淹二十七岁中进士这一年，还叫朱说。可惜同年进士小录或题名录早就遗失了，不然准能查到朱说大名。楼钥《范文正公年谱》又载：“天禧元年丁巳，年二十九。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这一年是公元一〇一七年，冬天，性喜游历的范仲淹游览了太极洞。太极洞是广德胜景，可好玩了，是一个地下迷宫，明人冯梦龙把“广德埋藏（太极洞）、钱塘江潮、雷州换鼓、海市蜃楼”称为“天下四绝”，有道理。洞内呈六层台阶式地质演变延伸，分别为长乐宫、玉皇宫、海天宫、黄山宫、万象宫、壶天宫等景观，多达七百余处；钟乳奇石冰晶玉洁，玲珑剔透，石花、石莲、石灵芝、玉佛、玉磬、玉宝塔，琳琅满目；一条长七百五十米的地下银河可供泛舟；水洞、旱洞巧合阴阳，又恰似二仪攸分，加之洞内一块钟乳石如太上老君高高在上，故名太极洞；更有一绝，行走其间便会发出一种跫跫的悦耳回声。有感于此，游客范仲淹为之题下“跫然岩”三字，下署“宋进士朱说，大中祥符丙辰仲冬”说明这时的范仲淹还不叫范仲淹，还是朱说。从二十九岁再往下追，可就没有一体认同的铁证了。追根究底这就是专家学者们的事了，笔者才力不逮，不敢涉及。再者说，笔者所关注的倒是：范仲淹执意要“复姓归宗”的动因和心路历程到底是什么？

上引富弼所撰《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之“吴国命，始奏而复焉”，其实前面还有一小段文字是：“公既长，未欲与朱氏子异姓，惧伤吴国之心，姑姓朱。后从事于亳”，接下来这才是“吴国命，始奏而复焉”。这段话有点琢磨头。富弼算是范仲淹的铁哥们儿之一，他对朋友的家事理应比别人更清楚一点，那么他这段话透露的是什么信息？说范仲淹长大成人以后，没有想过不姓朱，原因不为别的，只怕伤了母亲的心，姑且继续姓朱吧。那么，假如他不怕母亲伤心，他想姓什么呢？一定是“范”无疑。这就是笔者先前的猜想，范仲淹其实早就知道自己的身世之谜了，早就想“复姓归宗”了，只是碍于奉亲之义不提出来罢了。笔者还想到，生性至孝的范仲淹，不光怕母亲伤心，继父朱文翰活着时，他也怕提出来让老人家伤心，二十多年的养育之恩，说不姓朱就不姓朱，说姓范就姓范，于心何忍哪！但事实是，弃朱姓范早成了范仲淹的一桩心事。

有人类学家说，追宗溯祖是一种血缘向往，本能追求，表现在性别上，男孩强过女孩。笔者认为，这或许有一定的科学道理。但是，范仲淹的“复姓归宗”，最大动因却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人文追求，具体说，是人文含金量相对比较高的范姓文化，强烈吸引着青少年时期的范仲淹，激发着他的血缘向往和本能追求。有点玄是吧？且听笔者讲一件小趣事。上小学，上高小，甚至到上初中，每次集体看电影，打出演职员字幕时，一看到有个姓周的，就会惊喜地大呼：“啊，我们姓周的！”其他同学亦然。数出与自己同姓者最多的这位小同学，今晚肯定最让人眼红。其实这种生活中的小感受，大人也未必没有，比如，偶遇同姓人总是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看到同姓中的成功者，总有一种别样的崇敬。甚至一个传说中的家族名人、伟人，其优良的遗传基因也许早已耗散无几，但仍是一面高高飘扬的精神大旗，一个让子孙后代无比荣光、无限向往并极力效法的生命样板。这在青年范仲淹身上不也看得很明白吗？他的“志在投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难道透露不出一种对范氏名人的得意吗？再看他的诗作《岁寒堂》，首句就是“我先本唐相，弈世天衢行”。我的先辈范履冰可是大唐宰相，之后世世代代行走在庙堂大道上啊！犹觉不尽意，在《续家谱序》中，劈头一句就是“吾祖唐相履冰之后，旧有家谱……”请注意，此时范仲淹已六十三岁，已然是做过副相的名人了，居然还把前朝老范家的名人看得这么重，怕人不信，还要巴巴儿地强调说，我们可是“旧有家谱”的！

从这个上头考察下来，范仲淹的“复姓归宗”，你说与朱家的“不公正待遇”有多大关系？与朱家哥哥的一场抢白有多大关系？与奉母命与否有多大关系？与范氏家族百般刁难有多大关系？有范蠡、范雎、范增、范滂、范晔、范履冰……这么多家族名人在前指路，更重要的是，他们所指之路恰恰暗合己心己志，范仲淹的“复姓归宗”还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吗？笔者在此还有个怪想法：假如范家自古无名人，或者所出皆是暴君佞臣、文蠹乡愿之类，假如朱家倒像范家这样名人辈出，朱文翰就是当朝范履冰，范仲淹还会如此强烈地要求“复姓归宗”吗？

范仲淹日后作过一首诗：

长白一寒儒，名登三纪余。

百花春满地，二麦雨随车。

鼓吹迎前道，烟霞指旧庐。

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

诗中可以看出，青年范仲淹虽然没有位列一甲，但对第九十七名进士还是比较满意的，春花时雨，鼓乐乡羡，一扫寒儒郁闷，对前景自信满满。接下来很快步入官场，先调广德军司理参军，再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虽然都是最基层的芝麻小官，但依官场规矩，并非不正常。畅游太极洞并以“宋进士朱说”留题，心情不错。再加上早就打磨好的凌云之志和光宗耀祖的勃勃雄心，范仲淹觉得，该是“复姓归宗”的时候了，该给苏州的老范家提出要求了。然而，一想到要与老范家打交道，前事历历，范仲淹内心难免一番苦楚。

范仲淹裔孙、清人范能濬在《宋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魏国公文正公传》中，对范门前事有过记载，公“母谢夫人贫无依，更适淄州长山朱氏”。后面有个附注很重要：“濬按：周国公卒时，时中舍最长，方六岁。次镃，亦不过四五龄。考宋官制，掌书记秩列三班之末。周国从钱氏归朝，十余年间，自冀而蜀而徐，匍匐以就微禄。一旦捐馆，去乡千里，三稚幼弱，此太夫人所以贫而无依也。厥后中舍二兄归吴，而文正未离襁褓，遂随育于朱氏。”但是没有说清楚的是，如此一个平江望族范氏大家，既然有人愿意收留“中舍二兄”，缘何不同时收下处境更困苦的寡妇和襁褓儿？

这就又牵出一个争论题：范仲淹母亲谢氏夫人的身份问题。一种意见说，谢氏乃范墉继配夫人，在朱家也是继配夫人；一种意见说，她在范家、朱家都是偏室，但也是小妾身份。双方各有依凭，却均无铁证，至今聚讼不清。

笔者疏于考据，只好期待学术定论。但想说的是，范母谢氏是继室也罢，是偏室也罢，在中国宗法社会里，二者地位都不妙，被家族冷落甚至遗弃的命运分别不大。海洋文化形成以地域和财产关系为基础的城邦社会，而我们黄土文化形成与世隔绝、聚族而居的小农自然经济生活方式，较多地保留着血缘家族的社会组织形式。这是造就宗法制度，什么嫡长子继承制、什么封邦建国制和宗庙祭祀制等的源渊和土壤。明白了这一点大背景，范氏族人的做法固然可气，但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孤儿寡母的早年遭遇，我相信范仲淹从母亲口中已然知悉，在年轻的心灵上留下哀痛且挥之不去。现在自己要与那个陌生的大家族打交道，怀着希望更怀着忐忑，一定反复地猜想：他们能正确理解我的“复姓归宗”吗？

可惜的是，那时这个范氏家族二十多年来并无多大长进，仍然以宗法眼光打量这个非原配（甚或非嫡出）、非长子的范仲淹，以势利和短浅的世俗眼光，考量这个也许不会有多大出息的新科进士和低级官员。他们看不出这位范氏子孙背后的一种超凡脱俗，看不出一种高出世俗文化不知凡几的精神架构，看不出有一种家祖荣耀内含着最先进的普世价值……他们只会想到，此子“复姓归宗”莫非为着家产？所以，拒绝是可想而知的。“至姑苏，欲还范姓，而族人有难之者。”（楼钥《范文正公年谱》）

这种拒绝肯定再次伤害了范仲淹，与其说是拒绝本身，不如说是背后那种误解与轻慢。可以想象，自我感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的青年范仲淹，在二次伤害面前会是多么悲愤与恼怒，那是一颗相当敏感又相当自尊的心啊！我该怎么办？……激烈的内心矛盾肯定相当折磨人。然而，此时的范仲淹胸中，已然有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和“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大格局，痛定思痛，只会忍痛求爱。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青年范仲淹当下给范氏家族发誓说：“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我发誓只求姓范，保证别的什么都不要！这才以屈辱换取了“门票”——回归范氏大门的入场券。从此，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范仲淹”这个响亮、伟大、光耀千古的名字，它差一点被“朱说”所永远取代，想想多么玄乎又奇妙。

这里顺便再说下范仲淹一段伤心事。母亲谢氏夫人去世后，已然复姓归宗的范仲淹想让她与生父范墉合葬，入于范家祖茔。但族人坚拒不许。范仲淹无奈，想起著名唐相姚崇祖籍江苏吴兴，因为母亲是改嫁之女而不许入葬祖坟，姚相一气之下把母亲葬于洛阳万安山下，自己死后亦不入吴兴，葬在母亲之侧，遂有意仿之，也把母亲葬于洛阳万安山。许多年后他在给仲仪待制的信中还说及此事：“昔年持服，欲归姑苏卜葬，见其风俗太薄……乃改卜于洛。”一句“风俗太薄”，道不尽唏嘘心酸，万般遗怨。他不但葬母于此，自己也决定百年后随葬母侧。这可倒好，至今姚园、范园平枕于万安山下，两代名相伴母长眠于此，成为稀世节孝景观。

据商丘学者马学庆考证，范仲淹任兴化县令后，在应天书院好友、太宗时宰相李昌龄的侄子李纮的介绍下，与楚丘人太子中舍李昌言长女、李纮堂妹李氏结为夫妻。遂在宁陵、永城购置庄田，把母亲接来田庄赡养，并把同母异父朱氏两兄弟接来管理庄田。史籍上多处记载范仲淹“家计于宁陵”，范仲淹的书信中也自言“宁陵家计”盖由此也。范仲淹宗亲至今仍居商丘，虞城县利民镇有“范仲淹祠堂”等。范仲淹显达以后，何以不“家计”天堂姑苏？此中情结不难理解吧。

复姓归宗以后的青年范仲淹，心事既了，释怀轻松了吧？其实不然。复范不易，弃朱亦不易；复范有痛，弃朱亦有痛。而后者其痛，别有滋味在心头，郁郁心结，终世难了。

可以试想：一个四岁幼儿知道什么？进得一个家庭，懂事即有父母疼爱，衣食无缺，恩养有加，入有亲兄热弟，出有亲朋好友，相与打发日月，共享苦乐光阴，营造编织出多少人生故事，时间长达二十六年之久，其间纵有家长里短种种纠结，现在忽地要离开，绝然离去，从此再无回归之日……就是一个寻常心性的人，他能无动于衷、了无依恋吗？遑论生性至纯至善至真，知恩感恩报恩的范仲淹。尤其是，把他从小带在身边视如己出、“复勤训导”的继父朱文翰，遽尔先逝，未得报答其教养深恩于万一，自己则刚一登第，即弃朱投范，追想亲情恍如昨日，愧之疚之，叫人情何以堪！若不以平生报朱门，范仲淹何以为范仲淹！现存的史料证明，范仲淹对朱家的至爱亲情，在在复在在，可歌亦可泣。

南宋人张栻在《跋范文正公帖》中写道：“公盖生二岁而孤，随其母育于长山朱氏，既第，始归姓范氏。……公虽以义还本宗，而待朱氏备极恩意。既贵，则用南郊恩赠朱氏父，以及其诸子之丧，皆为之收葬，岁时奉祀，则别为飨。朱氏以公荫为官者三人，此载在《遗事》，世所知也。详观是帖，其亲爱淳笃之意发于自然，盖与待其本族何异，其于天理人情可谓得其厚矣。”

张栻所及“用南郊恩赠朱氏父”之事，前文已提到，载于《宋会要辑稿·仪制10—16》，是为范仲淹《乞以所授功臣勋阶回赠继父官奏》也。文不长，录于下：

念臣遭家不造，有生而孤，惟母之从，依之以立。继父故淄州长山县令朱文翰，既加养育，复勤训导，此而或忘，己将安处？伏遇礼成郊庙，泽被虫鱼。伏望以臣所授功臣阶勋恩命回赠继父一官。

《长山县志》也有记载，范仲淹“性至孝，虽改姓还吴，仍念朱氏顾育恩，乞以南郊封典，赠朱氏父太常博士，朱氏子弟以荫得官者三人。并于孝妇河南置义田四顷三十六亩，以赡朱族。”此时范仲淹已经五十七岁了。

《范文正公全集·尺牍卷上·朱氏》条下，收有十五封范仲淹写给朱氏家族的家书，读来方觉张栻所言非虚，范仲淹对朱家的“亲爱淳笃之意发于自然！”先听听信中称谓：“秀才三哥”“朱侄秀才”“五娘儿”“十四郎”“五学究”“七哥”“大郎”“八叔员外”“山东九郎”“五哥”“王宅姐姐”“蔡十四”“杜宅五娘子”“颖倅学士三侄”……多么家常自然。再看内容：你们要“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生平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故得免祸。”“纯祐（范仲淹长子）久病未安，不住请医人调理，心闷可知……居官临满，直须小心廉洁，稍有点污，则晚年饥寒可忧也。更防儿男不识好歹，多爱多爱。”“贤弟计安，请宽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清谈，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也。”“七哥骨肉上下各计安，甚时来得相见？骨肉聚会，此幸也幸也。”“六婶神榇且安瓜州寺中，悲哉悲哉！”“且宽中自爱。人生忧多乐少，惟自适为好。”……这真是最标准最地道的家书了，与朱氏兄弟子侄辈虽无血缘，胜过血亲也。

皇祐三年（1051）春，思乡心切的范仲淹，决定忙中偷闲，利用由杭州转任青州（今山东潍坊青州市）之机，就便回一次长山“旧庐”，这里是他的第二故乡还是第一故乡，也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了。范仲淹表相威严肃正，内心却柔肠百结，感情丰富。随着年龄增长，他对孝妇河畔的一切往事益发惦念。有天夜里，他忽然记起长白山出一种石材，乡亲们叫它青金石，色泽青黑，带有金色条纹，细腻光洁，可做砚台。想到这里他睡不着了，派人即赴长白山取石，他要打磨出一方长山砚长伴身边。后来那著名的书品《伯夷颂》，就是就着此砚浓墨写成的。现在，他怀揣着这方故乡砚，就要回到阔别三十多年的长山故土了，心情何等激动可以想见。

然而，长山父老营造的欢迎场面和热烈气氛，更让他分外激动。人们在城西十多里外搭棚设案，扶老携幼，要亲眼看看从这里走出去的“朱六”，今天的范仲淹，变成了什么样子；他居然没有忘了长山父老，他回来了，他是个好人啊……

范仲淹不禁热泪长流，他拈香一跪，大礼参拜了长山父老，并题留了一首《留别乡人诗》，就是前文书中引用过的“长白一寒儒”一首。他真诚期望的是：“乡人莫相羡，教子读诗书。”范仲淹礼参长山父老的这个地方，由此得名“礼参坡”，现在成了礼参镇政府所在地。清人王渔洋王士禛的曾祖王之都任开封太守时，在此创建三贤祠，祀陈仲子、伏生和范仲淹。笔者专门去礼参中学实地一访，师生们说起这段故事如数家珍。

行笔至此，该有一结了。范仲淹复姓归宗之日，上述“朱说种种”就变成“范仲淹种种”了。这个由朱说而来的青年范仲淹，从此以后，肩负两门亲情，胸怀一颗雄心，就要登上历史大舞台一显身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