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卷——西学东渐浪潮日涌日激

晚清西学东渐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811—1842年。1807年，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奉派东来，在南洋、澳门、广州一带活动，成为第一个基督新教来华传教士。1811年，马礼逊在广州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揭开晚清西学东渐的序幕。此后，米怜、麦都思等英国传教士，裨治文、雅裨理等美国传教士，以及郭士立等德国传教士，络绎来到南洋，在马六甲、新加坡、巴达维亚等地，创办学校，设印刷所，出版书籍报刊，在当地华侨中传播西学，为日后到中国大陆活动打下基础。这一阶段，马礼逊等传教士共出版中文图书和刊物138种，属于介绍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32种。比较重要的地理学与历史学出版物有：麦都思编写的介绍世界地理知识的简明读本《地理便童略传》（1819），郭士立编写的《大英国统志》（1834）与《古今万国纲鉴》（1838），裨治文编写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838）；介绍西方政治、经济知识的有：米怜编写的《生意公平聚益法》（1818），郭士立编写的《贸易通志》（1840）。米怜、郭士立等人在南洋出版的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1821）、《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1838），亦有对于欧美各国历史、地理、宗教、哲学、自然、天文、工艺、商业、文学等方面的介绍。这些书刊，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梁廷枏、徐继畬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这一阶段，传教士的活动，一方面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影响很难达于中国内地；另一方面，正因为没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其活动通常不会被视为西方列强政府的活动，传播者没有盛气凌人的姿态，受传对象也没有被压挨欺的心理，传、受双方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文化交流在相对正常的状态下进行。

第二阶段，1843—1860年。在1840年至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美、法等国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如《南京条约》等，被迫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播宗教、开设学堂、开办医院。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东南沿海。上述6个城市，在西学传播方面，可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香港、广州。在割让或开埠以前，早有西人居住，西学传播已有一定基础，开埠以后，西人来此，又有新的发展。二是福州、厦门。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已通过在南洋闽籍华侨中的活动学会方言，这两个城市开埠以后，传教士来此地，没有语言障碍，西学传播活动比较容易进行。三是宁波、上海。这两个城市有靠近富庶的江浙地区、中国中心地带的地理优势，在西学传播方面，很快超过上述四城。在咸丰年间，中国西学传播中心是上海、香港与宁波，西书出版机构主要是墨海书馆和华花圣经书房。

这一阶段，上述6个城市共出版各种西书434种，其中介绍天文、地理、数学、医学、历史、经济等方面知识的有105种，占24.2%，有些科学著作颇有影响。合信的《全体新论》等五种论著，是晚清第一批以医学为主的著作；蒙克利在香港出版的《算法全书》（1852），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用西方数学体系编写的数学教科书；合信在广州出版的《天文略论》（1849）、哈巴安德在宁波出版的《天文问答》（1849），是晚清第一批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小册子；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的《续〈几何原本〉》，使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完整地传入中国；伟烈亚力、李善兰合译的《代微积拾级》，是晚清传入中国的第一部高等数学著作；伟烈亚力、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是第一部传入中国的西方力学著作；艾约瑟、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专著。

南洋时期，虽然也有中国人参与传教士的工作，如梁发协助米怜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但其是以教徒的身份出现的，且限于宗教方面，对科学知识的传播无所补益。1843年以后，在上海、广州，都有中国知识分子参与西书翻译工作，李善兰、王韬、管嗣复等为其著者。他们都是以独立的身份参与其中，有些西书的译介工作，还是在他们主动提议下开展的，如《续〈几何原本〉》便是李善兰提议后着手翻译的。他们与传教士合作译书，开始了晚清历时数十年的西译中述的历史。管嗣复表示只译科学书、不译宗教书，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介绍和接受西方文化时的独立性和选择性。梁廷枏、魏源、徐继畬积极搜集西学资料，编写介绍世界知识的书籍，如《海国四说》《海国图志》与《瀛寰志略》，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主动了解西方世界的动向。

第三阶段，1861—1900年。1856年至1860年，英国、法国在美国、俄国等支持下，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次惨败。侵略者逼迫清政府先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通过这些条约，外国侵略者从中国取得了一系列侵略特权。其中，与西学传播密切相关的有：（1）增开11个通商口岸，包括天津、镇江、南京、九江、汉口、淡水等。外国人可以在这些通商口岸居住、赁房、买屋、租地，建造礼拜堂、医院等。（2）在内地传教、游历、通商自由。（3）开放长江。这样，加上先前割让的香港岛和开放的五口，中国被迫对外开放的城市达17个。外国人可以在南起广州、厦门，中经上海、烟台，北至天津、营口，东起上海、南京，沿江西上，直达中国内地这样广阔的范围里自由活动。其结果，加深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政治侵略、经济掠夺，也便利了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渗透。清政府方面，以咸丰帝去世、辛酉政变发生、慈禧太后掌权为转折点，中国对外对内政策有了重大调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设立，京师同文馆的创办，以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为重要内容的洋务运动的开展，都对西学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一阶段，西学传播机构趋于多样化，有遍布各地、程度不同的新式学校，包括教会学校和中国自己开办的新式学校；有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有传播西医知识的教会医院。当然，最主要的是各种西书翻译、出版机构，包括教会系统的广学会、广州博济医局、上海土山湾印书馆，清政府系统的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京师同文馆，还有少量民办系统的，如商务印书馆。这40年中，共出版各种西书555种，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自然科学162种，应用科学225种，其总量是此前半个世纪所出科学书籍的4倍多。至于质量方面，知名译作不少，《化学鉴原》《化学分原》《地学浅释》《万国公法》《佐治刍言》《泰西新史揽要》都是影响广泛、轰传一时的译作。

随着上海在中国地位的上升，上海逐渐成为西学在中国传播的中心。以译书机构而言，无论是教会系统的，还是中国政府和民办系统的，除了少数设在广州、北京等地，十之七八设在上海。全国三个最重要的西书出版机构，即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广学会和益智书会，全部设在上海。以译书数量而言，全国译书总数的77%，即3/4以上出自上海。以译书质量而言，大多数有影响的西书，都是上海出版的。译书中心的形成，是西学传播从先前比较零散、无序状态向集中、有序状态发展的标志。

此时，西学影响逐渐扩大到社会基层。通过遍布各地的新式学校、形形色色的报纸杂志、品种繁多的西书，通过传教士深入内地的各种西学演示、讲解，西学的影响逐渐从知识分子精英阶层扩大到社会基层。从《格致汇编》和《格致新报》几百则的读者提问、《万国公报》所举行的有奖征文和格致书院历时多年的学生课艺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市民，从沿海到内地，从民间到宫廷，西学的影响已经随处可见，很多人对西学已从疑忌变为信服。曾国藩不但自己倡导西学，且其子成了能读外文、能讲外语的外交官；张之洞、李鸿章多次向广学会等传播西学的机构捐款，家人生病也乐意请西医诊视；谭继洵的妾不但生病时请传教士治疗，还为死了的传教士立碑；19世纪80年代，上海富庶人家已竞相将子弟送入中西书院等教会学校读书，甚至出现“走后门”进新式学校的现象；光绪帝研读西书。所有这些，都是西学影响逐渐深入的表现。

第四阶段，1901—1911年。1898年的戊戌政变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之役，使清政府的威信跌到最低点，爱国人士、知识分子对其失望到极点，革命风潮因之而生。清末新政的设施，如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派遣留学生，改良法制等，都促进了西学传播。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书至少1599种，占晚清100年译书总数的58.7%，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的总数。其中，1900—1904年的5年，译书899种，比此前90年的译书还多。此前，中国介绍、吸收西学，主要是从英文、法文、德文等西书翻译而来，1900年以后，从日本转口输入的西书数量急剧增长，成为输入西学的主要部分。以1902年至1904年为例，3年共译西书533种，其中英文、德文、法文书共占40%，日文书独占60%。在所译西书中，社会科学比重加大。以1902年到1904年为例，3年共译文学、历史、哲学、经济、法学等社会科学书籍327种，占总数的61%。同期翻译自然科学书籍112种，应用科学56种，分别占总数的21%、11%。译书按从多到少的顺序为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此前几十年的译书顺序正好相反。这表明中国输入西学，已从器物技艺等物质文化为主转为以思想、学术等精神文化为主。此前译书，通常模式是西译中述，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虽然参加了翻译西书的具体工作，但他们不懂外文，不能独立译书。到这一阶段，从严复、马君武开始，近代中国才有了自己的第一代完整意义上的西学翻译人才，也才宣告西译中述这一西学传播史上的过渡阶段的结束。

大批西学的涌入，特别是各种不同层次的新式教科书，遍布城市乡村，走进千家万户，使西学影响空前深入。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学科，目不暇接的新名词，令学术界、出版界面目一新。今人习用的许多名词、术语，诸如社会、政党、政府、民族、阶级、主义、思想、观念、真理、知识、唯物、唯心、主体、客体、主观、客观、具体、抽象等，都是那时确立的。这为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打下了基础。没有清末西学的大批涌入，没有那一时期的新名词大爆炸，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是很难想象的。

从1811年马礼逊在中国出版第一本中文西书，到1911年清朝统治结束，首尾100年，中国共翻译、出版西学书籍2726种。四个阶段中，以年均翻译西学书籍（不包括纯粹宗教书籍）计算，第一阶段，31年，共32种，年均1种；第二阶段，17年，共105种，年均6种；第三阶段，40年，共555种，年均14种；第四阶段，11年，共1599种，年均145种。前三个阶段，年均译书种数成倍增长，至第四阶段，年均译书数量猛增为第三阶段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晚清中国输入西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急速增长趋势，20世纪初达于极盛。以传播西学主体而言，第一阶段，基本上是西人的事；第二阶段，西人为主，少量中国知识分子参与其中；第三阶段，西译中述，中西传播机构共存并进；第四阶段，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主体。这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由附从地位升为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