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析——经营革新与都市化

在帝国晚期典型的土地拥有形式“收租地主制”之下，拥有耕地多于本身家庭劳力能有效耕种之耕地的所有者，会将这些土地分成小块租借给佃农家庭。但当这些土地适合用来转种拥有市场的商品作物，有些大一点儿的地主逐渐选择不将他们的产业分割成家庭规模的佃田，而是将他们整个地产组织成利益取向的农作企业。一个明显可资比较的对象是美国内战后南方的棉花与烟草庄园，只是中国的“庄园”是由受薪的劳工，而非奴隶所耕作，这意味着其获利要依靠日渐普遍的自由、流动劳工。

这种“经营地主制”也许最初是在17世纪的长江下游首先发展，但最佳的例证是大运河向北延伸的山东西部与河北东部，从18世纪晚期起，商业化的棉花栽种在这些地方迅速发展。在这里，有经营概念的种植者能利用漕运船只南下回程时的便宜运费，将原棉以高利润卖给江南的纺纱与织布业者。此资本主义式的农业在清朝年间有多普遍仍有待商榷，但这种做法显然没有取代一般实行的地租征收形式。即使在华北，经营地主的兴起毫无疑问，但其仍受制于土地质量与个人监督管理的实际限制，让可以负担得起以此种方式经营农地的地主成为少数。

在精制与加工这些新近扩展之商品作物的同时，清代的前一个半世纪亦见证了手工制品的爆炸性增长。多数工艺产品，如棉纺与丝织等，可能是乡间农民以副业来完成。然数量虽小但比例上日益增加的是雇佣固定薪资或按件计酬之工人的大规模手工作坊。例如18世纪中叶的苏州有33家造纸工坊，超过450个织染工坊，在单一企业主底下平均每家有超过24位工人。如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强调的，这些企业代表“资本主义萌芽”，而在那里工作的人代表中国都市无产阶级的开端。

资本主义式企业最引人注目的进展或许是在矿业这个领域。在18世纪上半叶，铜矿与其他货币矿藏迅速成长，从云南、贵州等区域开始，扩展到其他省份。雍正与乾隆朝廷勉强地被消费经济对铜币的需求说服，克服对无产无家之暴乱矿工的恐惧，更进一步地准许商人开采更新更大的矿藏。虽然缺乏银行信用制度与建制化的公司法，但在高度纯熟的财产权与可经由法律强制执行的文字契约之基础上，这些企业家发展出许多创新的方法来筹措资本与拓展营业规模。例如在18世纪的北京周边，煤矿的经营者发展出一套财务制度，与现今的普通股买卖非常相似。在四川南部经营盐矿的商人通过宗族资产筹集资本，建立大规模且具有弹性的合伙关系，创建专业化的管理单位来监督各种不同的运作，且多半经由互相投资，达到从生产到跨区域市场不同阶段的大规模垂直整合。

第二次商业革命最重要的影响之一是都市化。中国帝制时期一直有相当大的都市，同时作为区域行政中心与军队驻防地。中古时期又加进了如杭州等商业都会，13世纪的马可·波罗称杭州比他的家乡威尼斯还大。但两种类型的都市都可说是在乡村区域的都市岛。从大都会到乡村之间少有小型或中型的城市。规模较小的都市并不是那么必要，因为历史上收取乡村之盈余以供应城市借重的是政府单位，而非依靠商业力量来完成。但是在晚明与清朝中早期，随着都市与乡村之间的经济交换越来越市场化，大量的产品经由国内贸易的管道流通，一个更完整的城镇层级在多数区域中兴起，以支应乡村与大都会间的货物交易。北京、苏州、广州、南京与武昌在清朝时的城市规模可能不如在宋朝时的大，然真正的都市化在别处发生。

乡村的定期集市增多且开市的时间更密集，使其中有些逐渐提升为真正的市镇。而最活跃的市镇发展成为多功能的小都市，作为市镇和更大的区域性都市间的中介。这种层级在江南最为明确，使其在18世纪已成为一个都市化区域，与近代早期的托斯卡纳（Tuscany）或低地国家、今日美国的东北都市走廊并无不同。任何一户乡村家庭到相当规模的城镇都不需要超过一天的时间。帝国的其他区域也有类似的发展，如广东的珠江三角洲、四川的红土盆地、湖南的湘江流域等等。例如在湘江流域输出稻米的湘潭县，其有记录的市镇从1685年的3个，成长到1818年超过100个之多。

这些新的市镇与小型商业都市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是更广大之中产阶级认同与意识的一部分。街道发展得更趋复杂，有整条街道专营特定的贸易项目。商人常光顾市镇的茶楼与店员和工匠并坐，听说书人讲述他们喜欢的武侠或浪漫故事。但这些商人新富并未放弃加入士人精英的期望，也未忽视子弟的古典教育，例如浙江的丝业市镇南浔，在清朝统治的第一个世纪内有超过58人获得高等功名，同时也有69人获得低阶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