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传——兴学与育人

历史大观园文人墨客 2020-07-06 01:46:43 0

母校之恋

范仲淹可能不曾想到，自己以学子身份离开母校十二年之后，再以“掌府学”的资格走进应天书院，“冒哀上书”的同时，又“冒哀”办学且史功厥伟，开一代教学新风。“范公堤”、《上执政书》、应天书院兴学，这三件非常事功让他声动朝野，名满天下，由一名地方小官员一举登上中央政坛。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应邀回母校应天书院做事，范仲淹是非常乐意的。一个人如果“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范仲淹是非常看不上的；“问大旨”就得以国事为念，不拘小礼小节，以丁忧守制之身勇赴教职又有何妨！更重要的是，走出母校这十多年来，宦游数处，四方交结，深感母校教恩厚重，怀有一种难舍的眷恋；而应天书院之名头，在全国实在是最为响亮，一提出自“正素先生”和“睢阳学派”门下，身价立增，谁不仰慕？如今有机会回归母校，去继承正素先生和睢阳学派的衣钵，真是天赐良机！

关于应天书院，前文书中已有提及，但无碍再述。

北宋最著名的四大书院，白鹿洞、岳麓、嵩阳、应天，若论开办最早，坚持时间最长，所育人才最盛，在宋代教育史上占有地位最突出，则数应天书院第一。《宋元学案》及《宋史·儒林列传》皆称：“庆历之前虽有……诸儒，称‘学统’者惟有睢阳。”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早称睢阳学舍。书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代后晋。《玉海·应天府书院》载，当时邑人杨悫“乐为教育”，聚徒讲学，受到赵直将军支持，遂使这所私学成型。五代末北宋初，出了个名儒戚同文，字文约，宋州楚丘人，少拜杨悫为师，受五经。据《宋史·戚同文传》赞誉，此公苦读苦学到“累年不解带”；而且“绝意禄仕”，对当官不感兴趣，但对国家前途、百姓命运却非常关心，特改名同文，取“书同文”之意。杨悫死后，他继承恩师衣钵，将应天书院做大做强。据《宋史·戚同文传》称，“远近学者皆归之”，“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宗度、许骧、陈象舆、高象先、郭成范、王砺、滕涉，皆践台阁”。睢阳门下人才之盛，当时显见突出于其他书院之上。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应天府民曹诚（有人说他也是戚同文的学生），家资雄厚，慨然有复戚同文旧学之志。据曾巩《元丰类稿·戚元鲁墓志铭》说，他出资三百万，招募匠人，在同文“旧学之地，造书舍”，为屋一百五十间，聚书一千五百卷，“博延生徒，讲习甚盛”。他还愿意以学舍入官，这让真宗皇帝听了龙颜大悦，“面可其奏”，命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预政事陈尧佐“题其榜”，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商丘乃睢阳旧地，世称戚同文为“睢阳先生”，门人则追号“正素先生”，《宋史·戚同文传》又称其追号为“坚素先生”。在宋代的儒学中，同文之学即被称为“睢阳学统”。世谓睢阳学统于复兴宋学有首创之功。

在此，不妨将应天书院的后续沿革顺便交代一下。

景祐元年（1034），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庆历三年（1043），应天书院升为南京国子监学，与东京（汴京）西京（洛阳）的国子监并列为北宋最高学府。靖康二年（1127），靖康之变，金人南下，赵构建南宋于应天府，不久迁往临安（今杭州），书院遂毁于兵火，久废近二百五十年。元初虽建有归德府学和文庙，但规模大减。其后，应天书院屡建屡废，名称也不断更改。明弘治十五年（1502），黄河泛滥，归德府城淤积地下，应天书院也随之被埋。明正德六年（1511），知州杨泰有在旧城北筑新城。同年，知州周冕继修，始告竣工，归德府迁入新城（今商丘古城），应天书院也随迁城内，现存有明伦堂、大成殿、月芽池等建筑。明嘉靖十年（1531），巡按御史蔡瑷将社学改建，沿用旧称“应天书院”。宰相张居正于万历七年（1579），下令拆毁天下所有书院，应天书院难逃此劫。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归德知府郑三俊重建“范文正公讲院”，位置在归德府学东。他效法范仲淹的精神，亲自执书讲学，一时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诸如官至户部尚书的侯恂，南京国子监祭酒侯恪，兵部侍郎叶廷桂、练国事等。范文正公讲院又名文正书院，明代中后期睢阳没于黄河，城址北迁，原讲院故址已无存。清顺治八年（1651），重建书院，侯方域撰有《重修书院碑记》。顺治十五年（1658），符应琦重建讲堂，集诸士而课之。康熙十三年（1674），知府闵子奇又修书院，请来名师执教，“下帷讲学，有醇儒之风，学者翕然宗之”。康熙四十年（1701）书院改为郡义学。清乾隆十三年（1748），知府陈锡格重修应天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科举，兴学校，诏令各省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一九〇五年八月，范文正公讲院改为“归德府中学堂”（简称归德中学），从此，“书院”铸就的千年辉煌，终于沉寂于历史长河。

且说范仲淹面对这样一座全国数一数二的著名学府，怀着一腔眷恋之情回到母校，看到故园风光，思接先师灵魂，想必倍感荣幸又庆幸，兴奋又振奋，觉得肩负重大，充满热情和干劲，决心不负重托，干出一番业绩。再说，这么好的地利之外，天时与人和也都不错呀。

天时与人和

上面提到，范仲淹重回母校“掌府学”，是应邀为之。那么，是谁邀请了他呢？这一命运大转折，得力于一个小他两岁的江西人——晏殊。是这个晏殊特邀了他。人称晏殊一生为官，“富贵优游五十年”。他虽然官至宰相，日后却未能像范仲淹一样跻身历朝历代名相之列，所以知之者较少。不过，一提传世佳句“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世人必定耳熟能详。它就出自晏殊的一首《浣溪沙》。有人知道“抚州八晏”吧？晏殊即为“八晏”之首，下面才依次是晏几道、晏颖、晏富、晏京、晏嵩、晏照、晏方。晏殊五岁会作诗，十四岁成进士。能诗、善词、文章典丽，书法也工，尤以词最为突出，有“宰相词人”之称，是北宋前期婉约派代表词人，而且相当高产。《东都事略》说他有文集二百四十卷，《中兴书目》作九十四卷，《文献通考》载《临川集》三十卷，皆不传。传者惟《珠玉词》三卷，汲古阁并为一卷，为《宋六十名家词》之首集，计词一百三十一首，清人辑有《晏文献遗文》，收入《宋四人集》中。不过，此公最珍贵处更在于他胸襟宽阔，不但不嫉贤妒能，反而热心于唯贤是举，范仲淹之外，诸如欧阳修、王安石、孔道辅、韩琦、富弼等一大批北宋贤相名将，均出自其门下或经他栽培、荐引而显达于世。所以《宋史·晏殊传》夸他：“平居好贤……及为相，益务进贤材。”更评价说：“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可见他在这方面的历史功绩，绝不限于“遂请公（范仲淹）掌府学”了。

那么，晏殊何时认识范仲淹的？史无详载。汪藻在《广德军范文正公祠堂记》中写范仲淹初历官场，“以进士释褐，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日抱具狱与太守争是非，守数以盛怒临之，公未尝少挠。归必记其往复辩论之语于屏上，比去，至字无所容。贫止一马，鬻马徒步而归。非明于所养者能如是乎？”接下来“迁文林郎，权集庆军节度推官”。三十岁调任谯郡从事。作文自叹曰：“余岁三十兮，从事于谯，独栖难安兮，孤植易摇。”（《祭龙图杨给事文》）一直到三年后“监泰州西溪镇盐仓”，上书张纶请重修捍海大堤。这期间，范仲淹进过《皇储资圣颂》，吟过《西溪见牡丹》《西溪书事》两首诗，写过《上张知白右丞书》，还为宰相寇准被诬事上书鸣不平。有意思的是，晏殊和另一位宰相吕夷简都曾在西溪镇做过盐官。特别是后来成为范仲淹政敌的吕夷简居此时，手植牡丹，留有诗刻，范仲淹的《西溪见牡丹》正是为此而作：“阳和不择地，海角亦逢春。忆得上林色，相看如故人。”另一首《西溪书事》也与此时的心境相通：“卑栖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子牟何必怨江湖。秋天响亮频闻鹤，夜海瞳眬每见珠。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据说范仲淹在西溪还写过一首小诗：“谁道西溪小，西溪出大才。参知两丞相，曾向此间来。”此诗真伪无考。以上这些言行诗作，是否引起过晏殊关注，也史无详载了。那么，晏殊得闻范仲淹大名并惜才倚重，或在兴修范公堤以后吧？这也不去细究。

且说天圣五年（1027），晏殊身为枢密副使，因反对张耆升任枢密使获罪，贬出京城任南京留守，来到应天府，大力扶持应天书院，慕名力邀范仲淹到书院任事。这对范仲淹来说，真是“人和”之首也。

另外，还有两个人也很给力：蔡齐和戚舜宾。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所说“登蔡齐榜”的蔡齐，就是时任应天知府的这个蔡齐。他比范仲淹大一岁，山东胶州人，胶东历史上唯一的状元。人长得“仪状俊伟，举止端重”，宋真宗一见就对宰相寇准道：“得人矣！”诏令金吾卫士七人，“清道传呼以宠之”。后世状元“跨马游街”之殊荣，就是从蔡齐开始的。蔡齐为人刚正，任翰林学士时，手握实权的刘太后派太监罗崇勋主持营建景德寺，命蔡齐写一篇记事颂德的文章。罗崇勋告诉蔡齐说，这篇文章写好了，可望升任参知政事。蔡齐却故意迟迟不写，被罢免了翰林官职，赶出京城。蔡齐后来升任宰相，因与权臣意见不合，辞去宰相职务，以户部侍郎的虚衔，出知颖州，两年后死于任所，年仅五十一岁。范仲淹为他写墓表：“浩然示至公于内外，以进贤为乐，以天下为忧。见佞色则疾，闻善言必谢。”欧阳修为他写行状：“在大位，临事不回，无所牵畏，而恭谨谦退，未尝自伐，缙绅倚以为重。”史称蔡齐“精学博文”，平生所著诗文甚多，可惜都散佚无存，仅留《小孤山》七律一首，有“月生西海初三夜，潮到东吴第一关”之句，亦可略见其文采。想见当年蔡齐，与范仲淹有同榜之谊，对晏殊邀范之议肯定举双手赞同，是不是他向晏殊推荐范仲淹也说不定。这段史料简略马虎，留待细查。

戚舜宾者，乃戚同文之孙。范仲淹当年在南都就学时，书院便由戚舜宾主理。他严守祖制，“制为学规，凡课试讲肄，劝督封赏，莫不有法；宁亲休沐与亲戚还往莫不有时；而皆曲尽人情，故土尤乐从。”那时，书院执教者多是戚同文的再传弟子，授以儒家经典，以六经为教材，使范仲淹获益终生。戚舜宾眼中的范仲淹，勤学多思，品学兼优，得祖父真传，无出范仲淹之右者。如今由他归来“掌府学”，戚舜宾当然是最高兴、最欢迎啦！

其实，要笔者说，范仲淹在此得到的最大“人和”，应是恩师戚同文，虽然只是一位人品道德上的“精神恩师”，因为范仲淹求学南都时，戚同文先生已然过世二十多年了。

《宋史·戚同文传》说：老先生幼年失去父母，由祖母携带他到娘家养育，同文奉养祖母以孝著称。祖母去世，日夜悲哀号哭，几天不吃饭，乡里人为之感动。这样的身世让范仲淹感同身受。

又说：老先生纯正质直崇尚信义，人家有丧事尽力赈救接济，宗族乡里贫困的人也予以周济。十二月的时候，多次脱下自己的棉衣给贫寒的人。他不积聚钱财，不营建住房，有人劝说他，他则回答：“人生以行义为贵，安用是义一字！”由是，深为乡里推重佩服。这样的品德让范仲淹顶礼膜拜。

史家说：老先生所创立的睢阳学统，具有宋学兴起的最基本特点。为矫正五代以来文教风俗之浇薄，老先生坚苦励行，力求恢复先儒修己治人的道德仁义精神，重内圣而不弃经世，以人格立师道，而生根于社会。这个基本的存在形态和儒学最基本的特点，为睢阳学统所展现，成其学脉所在。这样的道德学问让范仲淹受益良深，一生行谊实根基于睢阳之学。

今天，范仲淹虽然已不是当年学子，但重返母校，精神恩师戚同文老先生的高大形象，一如在眼，一如在心，是他最广大最牢靠的人文依托。他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回顾既往说：“乃有睢阳先生赠礼部侍郎戚公同文，以奋于丘园，教育为乐。……由是风乎四方，士也如狂，望兮梁园，归与鲁堂，章甫如星，缝掖如云。讲议乎经，咏思乎文，经以明道，若太阳之御六合焉；文以通理，若四时之妙万物焉。诚以日至，义以日精。聚学为海，则九河我吞，百谷我尊；淬词为锋，则浮云我决，良玉我切。……至于通易之神明，得诗之风化，洞春秋褒贬之法，达礼乐制作之情，善言二帝三王之书，博涉九流百家之说者，盖互有人焉。”有着这样的前辈，有着这样的睢阳家底，人和如此，范仲淹能不底气十足吗？

说到天时，笔者想这么理解。对于历代兴教办学者来说，所谓天时，莫过于当时政治环境的生态状况，在中国可以理解为皇权治统环境的生态状况。自然界有个C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C生态系统有个“蘑菇理论”，要用五句话表达出来，像是一首诗，比诗更美妙，是：“创造一个环境，有了一定的空气，有了一定的水分，有了一定的湿度，蘑菇会自己长起来。”就是说：在自然界的大森林里，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上述的空气、水分、湿度，当然也离不开土壤和阳光，创造出一个美好的环境，就能成片地生长出蘑菇。如果我们借用“蘑菇理论”到社会生态系统，所谓兴教办学的好天时，就是“天然”的土壤、阳光、空气、水分、湿度……基本不缺，是一个相对良性循环中的社会生态系统，是一个“美好的环境”。只要具备这样一个社会C系统，兴教办学肯定有成就。历史上有没有实例？宋代之前不妨以稷下学宫为例。

稷下学宫又称稷下之学，战国时期齐国“官办”的高等学府，始建于齐桓公。过去有人称它为“稷下学派”，不大对头，因为它实际上并非哪个学派所专有，而是天下各种学派的学者都可以来议学、议政的学术活动中心，其兴盛时期，曾容纳了当时“诸子百家”中几乎各个学派，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等，汇集了天下贤士多达千人左右，其中著名者如孟子、淳于髡、邹衍、田骈、慎到、接予、季真、环渊、彭蒙、尹文、田巴、兒说、鲁仲连、邹爽、荀子等。在这里，无论其学术派别、思想观点、政治倾向，以及国别、年龄、资历等如何，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什么天人之辩、王霸之辩、义利之辩、攻伐寝兵之辩、名实之辩、世界本原之辩、人性善恶之辩……都可以畅所欲言，互相争辩、诘难，多元思想并立，各家平等共存，学术自由争鸣，彼此吸收融合，成为真正体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典范。它的办学成果多么丰硕？仅就学术著作来看，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道德伦理、文学艺术以及天文、地理、历、数、医、农等多种学科。这一大批著作的问世，不仅极大丰富了先秦思想的理论宝库，促进了战国时代思想文化的繁荣，也深刻影响了并影响着此后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的散佚不传至为可惜，传下来的多为经典。难怪早年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曾高度评价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的一个最高峰的。”

稷下学宫何以办得这么好？齐国素有尊贤纳士的优良传统，齐桓公田午是田氏代齐后的第二代国君，新生的政权有待巩固，深知“人君之欲平治天下而垂荣名者，必尊贤而下士……致远道者托于乘，欲霸王者托于贤”（《说苑·尊贤》）的道理，这才在齐都临淄稷门附近建起学宫，设大夫之号，招揽天下贤士。接下来的当权者齐威王、齐宣王，脑子也够清醒明白，就把稷下学宫办得风生水起，达于巅峰。《风俗通义·穷通》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尤其是齐宣王，一心想称霸中原，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遂大办稷下学宫，让稷下学者享受“上大夫”的政治、物质待遇，“开第康庄之衢”，修起“高门大屋”，勉其著书立说，鼓励学术争鸣，欢迎他们参政、议政，吸纳他们的治国良方。这种当权者思想开放、政治清明、重贤用士的良好“政治环境生态状况”，正是稷下之学举办成功的最佳天时。这个也能反证：秦始皇上台后禁绝兴教办学，“文革”中“停课闹革命”，遇上这样的天时，你兴办教育的人和地利再好，想办个稷下学宫你试试。

那么，范仲淹所处的“皇权治统环境”如何呢？若依笔者对历代封建王朝的评价，就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尊重知识分子来说，宋代是独一无二、空前绝后的伟大王朝。前文书中引用过陈寅恪先生“华夏民族文化历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这样的话，此外崇高的评价多的是。严复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钱穆说：“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故就宋代而言之，政治经济、社会人生，较之前代莫不有变。”（《理学与艺术》）邓广铭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法国汉学家谢和耐称宋代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十一至十三世纪期间，在政治社会或生活诸领域中，没有一处不表现出较先前时代的深刻变化，这里不单单是指一种社会现象的变化（人口的增长、生产的全面突飞猛进、内外交流的发展等等），而更是指一种质的变化，此时的政治风俗、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和经济形态，均与唐朝贵族的仍是中世纪中期的帝国完全不同，一个新的社会诞生了，其基本特征可以说已是近代中国特征的端倪了。”（《中国社会史》）日本近代史学泰斗和田清先生说：“唐代汉民族的发展并不像外表上显示的那样强大，相反，宋代汉民族的发达，其健全的程度却超出一般人想象。”（《中国史概说》）德国汉学家库恩在《宋代文化史》中说“中国在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教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垦，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美国历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第七章“中国的黄金时代”中说，宋代——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创新和文化繁盛的时期。它拥有大约一亿人口，“完全称得上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生产力最高和最发达的国家。”他又说：“在很多方面，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激动的时代。后来的世世代代历史学家批评它，是因为它未能顶住异族入侵，而终于被他们痛恨的蒙古人打垮。但宋朝却从九六〇年存在到一二七九年，长于三百年的平均朝代寿命。”于是有人总结出来说：有宋一代共三百一十九年，是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朝代；也是一个充满以人为本、民命至上的民生理念的朝代；一个没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篡权弑君，最不血腥、最有人情味的朝代；一个体用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本思想最好的朝代；一个人才辈出，文学、哲学、绘画、科技、教育等最为发达、硕果累累的朝代。

当然，不能光听中外名人这样说，得考量他们所依据的史实是否真实可靠。历史上，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曾颁诏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班固《汉书·高帝纪》）后来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也有“重文”的意思，他在“求贤令”中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陈寿《三国志·魏志》）北魏孝文帝在自己的诏书中也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魏收《魏书·高祖纪上》）。但是这些所谓“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当政者，说的多做的少，甚至说一套做一套，带有极大的局限性。唯宋一朝，尤其北宋前期，一改五代乱世之风，将以文治国定为国策，崇文重教、移风易俗，重视发挥文臣的作用，以仁厚宽容著称于后世。这样的国策始于赵太祖赵匡胤，并且作为一种“祖宗家法”传下去，贯穿于整个宋朝。赵氏兄弟俩根据既定国策，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并监督执行：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下诏增修国子监学舍；下诏重修、新建昭文馆、史馆、集贤馆、崇文院；改革考试制度，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唐朝进士登科者，每次最高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进士登科者则多至五六百人，最多有增至五千三百人者，并且设法严密科举考试，严防考官作弊等等。当是时也，朝廷的重要职位，全部由通过科考进入官场的读书人占据，这些人自称“天子门生”，不仅长期占据宰相高位，甚至连向来由武将任职的枢密院，也由文人主政。文臣社会地位之高，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其待遇之高，风头之盛，真令后世叹为观止。

这就是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时”。至此，天时、地利、人和，三才齐备，能干出怎样一番功业，就看他范仲淹的了。

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

有个奇怪的学术现象：多年来在宋学研究和中国教育史研究领域，范仲淹几乎是一个不太被重视的人物，在一些著名思想史、哲学史著作中，也大多见不到他的名字；人们心目中，他只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甚至军事家。加之有些学者对北宋儒学、道学、理学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其宋儒人物大系中就更少提范仲淹了。

这是一处学术硬伤。

其实，范仲淹是北宋前期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笔者服膺史学家刘子健先生的两段话：“宋学为中国哲学最精彩的一页。明清两代之哲学，胥不能脱离其范围。而宋学之发扬光大，实自仲淹创之。朱陆出于张程，张程导源于仲淹。非张程无以树宋学之中坚，非仲淹无以开宋学之先路”；“朱陆上继张程，张程肇源仲淹。宋学之发扬光大，非仲淹不及此。明道象山一限之传，至明而有王守仁，至清而有黄宗羲；伊川晦翁一限之传，至明末清初而有顾炎武、吕留良。横渠之学在南宋，除晦翁而外，兼影响永嘉诸子，至明末清初而有王夫之崛起。吾国学术之辉煌璀璨，皆仲淹倡导之功也”。实际情形如何呢？

范仲淹“掌府学”时的天下大局，有点像先他二百多年的韩愈老先生的处境。自天宝十四载（755）爆发“安史之乱”以来，大唐盛世就开始衰败。九年征伐与惨淡经营之后，大乱局面虽告终结，但面对野心勃勃的藩镇割据和不时报忧的边疆祸乱，朝廷则应对不力，政出多门，宦官弄权，朝官政争，历经肃宗、代宗、德宗几代皇帝使劲，也再难振作起来，终于导致动乱连年，经济衰败，矛盾丛生，国是日非。思想文化界则弥漫着颓废、消极的风气。再加上宽容佛、道两教的长期国策，造成上下迷信盛行，世风日下，信仰危机突出。这就给韩愈们的“儒学复古运动”造出历史契机。韩愈所提倡的复兴儒学，并不是单纯地恢复古礼，埋头儒家典籍，而是在吸收儒家经典的基础上，提出新思想、新理论，这就是以治国平天下为目的的心性哲学，以维护大一统为目的的政治哲学，以弘扬自我、张扬个性、追求自由与独创精神为特征的艺术主张。学统、政统、文统，三统合一，一以贯之，这个“一”，就是仁义之道，就是道统论。韩愈在《原道》里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谓为德。”韩学略显粗糙，且未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但对后世理学、史学、古文运动、宋诗的兴起与发展，还是产生了直接影响。应该说，包括范仲淹在内的宋代儒学家们，正是在对韩学的批驳与接受之中，造就了宋学自身理论思维的成熟与理论体系的完善。

再看范仲淹此时面临的天下大局。中国历史上多有“三朝元老”式的成功人物，有“十朝元老”吗？有，空前绝后有一位，大名叫冯道。他历经桀燕皇帝刘守光、后唐庄宗李存勖、后唐明宗李嗣源、后唐闵帝李从厚、后唐末帝李从珂、后晋高祖石敬瑭、后晋出帝石重贵、辽太宗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一共十朝，“三入中书，在相位二十余年”，是个名副其实的“官场不倒翁”。可反过来一想更另人吃惊，冯道所事十朝，合计不过三十一年，平均每帝仅在位三年余，最长的唐明宗和晋高祖也才八年。这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最频繁的时期，世道能好到哪儿去？冯道固然赚得“无廉耻”“奸臣之尤”的负面名声，可这个时代就没有责任吗？五代之乱，纲常倾覆、道德沦丧、风俗隳坏、士人无行，人伦关系全面倾覆，道德调控几近崩溃。乱世英雄赵匡胤看得清，说得准：“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苍生涂地，其故何也？”（司马光《涑水记闻》）他英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建起统一而强大的大宋王朝。

不过，北宋开国数十年间，大兴文教，主要着力在科举取士方面，急用现有人才，尚未能重视兴学育人。京城里只有一所学校，即国子监，且逐日萧条，“生徒至寡，仅至陵夷。”（杨亿《武夷新集·代人转对论太学状》）开科取士只看考试成绩，不问学校出身，于是士子多贪图名利，徇私舞弊，不务实学，浸以成风，到仁宗时，科举之弊，愈演愈烈，已成燃眉之患。正是这样的天下大局，给范仲淹提供了历史契机，他要像韩昌黎彰道统一样，首先站在一个思想制高点上谈论复兴儒门教育，不是“文必秦汉”，而是要“回向三代”；不是“张扬儒道、力辟佛老”，而要“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新开学风。

范仲淹对自己面临的国家形势早有非议，早有定见，早有陈述。天圣三年（1025）有《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有《上执政书》；天圣八年（1030）有《上时相议制举书》等。他在《上执政书》中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六大主张。何以“重名器”？就是慎选举敦教育。他把当时只顾科举取士而不谙重在育人的弊病，比之为“不务耕而求获”。不想种地只想收庄稼，哪有这种好事！结果必然是择而不教，久而乏人，贤才难以为继。其实，范仲淹这种重在兴教育人的学术主张，绝非兀突一枝，而源自他长久以来的大思考，那一种博大深厚的总体人文思考，政治的，思想的，哲学的。这一种大思考早在他就学应天书院时已然大致完成。且看他写于那时的《咏史五首》：“莫道茅茨无复见，古今时有致尧人。”（《陶唐氏》）“但得四门元凯至，九韶何必凤凰来。”（《有虞氏》）“讴歌终在吾君子，岂是当时不让贤。”（《夏后氏》）所倾心的已是三代之业、三代之制，主张君臣共治天下，君有过则臣谏之，以尧舜为致君楷模。后世有人说，宋儒“回向三代”的运动，是从王安石熙宁变法开始，才“从‘坐而言’转入‘起而行’的阶段”。非也。其实，范仲淹等确立的“明体达用之学”，才是宋儒“内圣”与“外王”相贯通的思想先驱。王安石并非“宋代最先接上孔、孟旧统的儒者”。“回向三代”，再接孔孟者，正是范仲淹。就这一点说，范仲淹复兴儒门教育的事功，远比韩柳的“儒学复古运动”要品位高卓。

有了源远流长的思想资源，有了复兴儒家礼乐文教的远大志向和使命感，才能生发出活力四射的改革主张。就兴教育人而论，范仲淹才会深谙真谛：“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上时相议制举书》）；才会认定：“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政道。使其服礼乐之文，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贤实邦本，何地能及。”（《得地千里不如一贤赋》）“王者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选任贤能论》）；才能痛切地认识到“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邠州建学记》）。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把“兴学”当作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尤其是“太平年间”的教育最为急迫，“古者庠序列于郡国王风。当太平之朝，不能教育，俟何时而教育哉？”也才能把睢阳先生“天下同文”的师志，提高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度，将充盈着士君子文化血脉的睢阳学统的真传发扬光大。

教育思想明确，才会出以良方。范仲淹指出：科举考试应与学校教育相结合，教育是培养、选拔人才的必要前提。假如“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势必造成“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答手诏条陈十事》）而要革除此时弊，必须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考试要“以策论高辞赋”，“先策论后辞赋”，“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上时相议制举书》）。至于教学内容，则应以《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为主，他说：“劝学之要，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盖圣人法度之言存乎《书》；安危之机存乎《易》；得失之鉴存乎《诗》；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礼》；万物之情存乎《乐》。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经，则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机，陈得失之鉴，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尽万物之情。使斯人之徒，铺成王道，复何求哉。”（《上时相议制举书》）非同凡响的是，范仲淹在强调六经之重要外，还特别指出要兼授算学、医药、军事等基本技能；应以六经为先，正史次之，再令考生论述时务及提出实际的对策方略，如此方可把“天下俊贤”引向经邦济世之业，为国家培养杰出的辅佐人才。

另外，在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一点，范仲淹不仅主张学习儒家经典和算学、医学以及军事学等知识和技能之外，还一反“力辟佛老”的先世学风，认为“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上执政书》）主张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独辟蹊径。正是范仲淹为儒学注入了新元素，形成了新的学术思想——理学。在推动儒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范仲淹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难怪韩琦在《祭文》中盛赞道：“上天生公，固为吾宋。以尧舜佐吾君兮，既忘身而忠国；以成康期吾俗兮，又竭思而仁众。”朱熹更在《五朝名臣言行录》中推崇说：“公之学识，于名教岂小补哉！”实乃北宋理学真正的启蒙之人、开山之祖也。

十七世纪，西方传教士称宋代的儒学为“新儒学”（NeoConfucianism）。这个提法一直流行到二十世纪的西方汉学界，又与明学合称为宋明新儒学，此后也渐为中国学人所采用。这个新儒学问世，确与范仲淹“援释、道入儒，三教合流”的创意有关。佛、道盛行之中，其宇宙观和本体论，尤其是佛教的哲学思辨性，深深吸引、刺激着广大士人的本土观念，这种思辨性在后来的宋明理学中非常鲜明。笔者曾有过如下一段浅薄文字，录出以为本节收束：“两宋时期，范仲淹、胡瑗、孙复等首开书院讲学之风，中央太学亦模仿胡瑗苏湖讲学制度，其后之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伊川兄弟，绍继其风，书院讲学，谈经论道，遂使有宋一代文风大盛，至南宋朱子而集大成为宋明理学。从儒学自身发展来看，宋明理学作为一种哲学思潮或者儒学复兴运动，它所强调的义理之学，是对于汉唐儒学的一种反动，表现出一种想要摈弃汉唐训诂之学而直接面向经典、回复圣人之道的气势，颇有一点‘文艺复兴’的味道。这个复兴儒学的运动，由隋唐之际的王通发其先声，由唐代中期以后的韩（愈）李（翱）柳（宗元）诸人继其后续，至两宋时期则蔚为大观。宋明理学是当时中国有抱负有思想的士君子群体，对现实社会问题以及外来佛教和本土道教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回应，力求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极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从此影响后世八九百年。”

说范仲淹是北宋“复兴儒门教育第一人”，当不为过吧？

老师与学生

一所学校好不好，普通人一般习惯用两条标准去衡量：任教的名师都有谁？出过哪些名学生？名师、名学生最多的，就是最好的学校。至于名师怎么个教法，名学生怎么个学法，这所学校怎么个好法，只有专门的考察者才去细究。

关于范仲淹对老师和学生的重视，以及如何精心办学，众多记载大同小异，笼统而平面，一般都是这样叙述：他把师道确立为整个教育的重心，要求教师通晓经文经义，传授治国治人之道，不但学识渊博，还要力行仁义道德，才德俱佳，授业育德；范仲淹力荐“名师”，多次聘请和推荐著名学者任教，比如王洙和嵇颖等，他们博学多才，教学有志，授徒有方，成绩卓著；范仲淹掌管应天书院时，总结先师戚同文的教学方法，为书院制定出一系列“为学次序”和“读书次序”，严格要求院生学习；他自己一方面担任主持，一方面还兼职教授“艺文”和“易经”两门课，“常宿学中，训督学者，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之”。（《言行拾遗事录》）；学院的基本课程是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和《春秋》，学生会按照不同专长而入读各项分科，主张学以致用，提倡实地考察，即所谓“明体达用”；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向学生讲学，大多是提纲挈领式的，并不作逐字逐句的解释串讲，给学生以提示，再由学生提出疑难，作针对性讨论……由于范仲淹治学谨严，继承、发展了睢阳学脉，应天书院学风甚浓，人才层出，比如富弼、张方平等，于是乎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一时“人乐名教，复邹鲁之盛”，俨然国中一大学府。所以后来《宋元学案》将“仲淹之学”标识为“睢阳所传”，树立了兴学立教的典范，成为宋初儒学复兴的大本营。《宋史》有“以文学有声于场屋者，多其所教也”的记载。都大致如是平铺直叙，不如讲个故事。笔者就讲一个老师的故事，王故事；一个学生的故事，孙故事。王故事、孙故事，都不是故事，都是史实，都是范仲淹兴办应天书院的真实事迹。

先讲“王故事”，就是王洙的故事。

王洙，字源叔，商丘本地人，比范仲淹小七岁，范仲淹来“掌府学”时，他就在应天书院当“讲书”。此前，他父亲王砺和哥哥王渎也都在应天书院当老师，看来教书是他家的“祖传职业”。王砺是戚同文的得意门徒，进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最后还是选择了回乡教书，肯定深受戚同文影响。王家父子三人先后供职同一书院，不但家学好，而且教书教得好，在当地极有名声。据说早在景德年间，范仲淹便结识了少年王洙。宋真宗景德年号只用了四年，公元一〇〇四年至一〇〇七年。对应到范仲淹，是他十五岁至十九岁这一段，有机会结识王洙，也就只有秋口读书那阵子，莫非与一伙同学进寺庙抽签问前程时，就有小王洙在内？这段史料少有提及，更无考证，姑存一说吧。知道他俩认识很早就行了。

且说王洙生性聪慧，自小受家学熏陶，“泛览传记，至图纬、方技、阴阳、五行、算数、音律、训诂、篆隶之学，无所不通”。（《宋史·王洙传》）二十七岁高中甲科进士，补任舒城县尉。可惜不久因事被免官，归居南京。又是晏殊识才，特聘他到应天书院任教。不久，范仲淹亦受聘“掌府学”，与王洙近二十年后再次聚首，喜出望外，从此成为志同道合的终生挚交。

不久，朝廷调王洙任贺州富川县主簿。去边远地方当一个小小的行政长官，这不屈王洙大才吗？范仲淹首先提出不同意见。他诉诸晏殊，二人一拍即合，说什么也得把王洙留在应天书院。那上面怎么交代呀？晏殊圆通得很，就说这样吧，老范你笔头子了得，《上执政书》写得影响多大呀，就有劳给皇上打一个报告，我看准行。范仲淹本性质直，又爱才心切，也不推辞，当即撰写了名篇《代人奏乞王洙充南京讲书状》。其中不少章句前文已然有所摘引，但何妨全貌推出，以飨读者。

右，臣闻三代盛王，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才，陈正道。使其服礼乐之风，乐名教之地，精治人之术，蕴致君之方。然后命之以爵，授之以政。济济多士，咸有一德。列于朝，则有制礼作乐之盛；布于外，则有移风易俗之善。故声诗之作，美上之长育人才，正在此矣。

国家崇儒敦古，右文致化，三京五府，多建庠序。当州近辅之郡，宜崇治本。兼至圣文宣王庙，已有学舍三十余间，有修学进士二十余人，非有讲贯，何以发明？臣窃见贺州富川县主簿、充应天书院说书王洙，于天圣二年，御前进士及第，素负文藻，深明经义，在彼讲说，已满三年。伏望圣慈，特与除授当州职事官、兼州学讲说。所贵国家教育之道，风布于邦畿；进修之人，日闻天典籍。士务稽古，人知响方。干冒圣威，臣无任。

这一篇奏稿，言简意骇，词恳意切，别说一下打动了仁宗皇帝以收回成命，就是今天我们读起来，亦觉动情。从此王洙留在应天书院总共八年，直到明道二年（1033）调往京城。由于他学识渊博，教授得法，又竭心尽力，深受同道与生徒敬重。欧阳修后来对王洙的教学艺术，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其“语言初如不出诸口，已而辨别条理，发其精微，听者忘倦。决疑请益，人人必得其所欲”。

范仲淹与王洙在应天书院的故事本事也就这样，但大有后续，益发感人。有人专门写了“范仲淹三荐王洙”。

明道二年四月，范仲淹被宋仁宗召回京都，任右司谏，职责是监察官吏，选拔人才，建言规谏。范仲淹荐贤不避亲，当下举荐王洙任国子监说书，即被认可。不久，王洙改直讲，校《史记》《汉书》有功，再迁大理评事、史馆检修（可以参与编修国史）、同知太常礼院。康定元年（1040）晋升天章阁侍讲，累迁太常博士同管勾国子监，预修《崇文总目》，升尚书工部员外郎，修《国朝会要》，加官直龙图阁，权同判太常寺。庆历三年（1043）九月，受命与欧阳修共纂《祖宗故事》，历时一年，成二十卷。要不欧阳修怎么那么了解王洙呢。

可就在王洙大展才华之际，庆历四年十一月，因为参加苏舜钦一次宴会，被“庆历新政”的反对者章得像、王拱辰等人罗织罪名，贬知濠州。实则是要进一步清洗庆历改革派人物。史载：“民以为过薄，而拱辰等方自喜曰：吾一举网，尽矣。”据说成语“一网打尽”的出处在此。庆历五年，王洙再迁知襄州，途经邓州，特意拜会老兄故友范仲淹。二人诗酒唱和，感慨良多。范仲淹写有《依韵和襄阳王源叔龙图见寄》，诗很感人，如下：

高车赴南岘，弊郊主东道。

风采喜一见，布素情相好。

屈指四十秋，于今岁寒保。

我起为君寿，善颂复善祷。

愿尽杯中物，薄言理可到。

君子贵有终，功名非必早。

朝端卿大夫，所尚贤而老。

世虑久乃周，圣门深已造。

与君誓许国，无忝于祖考。

洁如凤食竹，乐若鱼在藻。

安得长相亲，时时一绝倒。

不忘平生期，明月满怀抱。

此时，已然五十七岁的范仲淹抱病邓州，会见王洙后，依然不改初衷，认为绝对不能大材小用，便第三次上书仁宗，举荐王洙，再草《乞召还王洙及就迁职任事札子》。内中言道：

臣闻国家求治，莫先于擢才；臣之纳忠，无重于举善。……王洙文词精赡，学术通博，国朝典故，无不练达，搢绅之中，未见其比，以唐之虞世南，先朝之杜镐方之，不甚过也。……徒以横议中伤，例谴居外，三经赦宥，未蒙召还，恐非圣朝弃瑕采善之意。……伏望圣慈，不以人之小累而废其大善。如朝廷采鸿儒硕学以备询访，则斯人之选，为中外所服。……欲乞特赐召还，仪表台阁。倘朝廷意切生民，重其外补，则乞就迁近职，别领大藩。使搢绅之列，知稽古有劝，为善弗掩，实圣政之端也。……或不如举状，臣受上书诈不实之罪。如朝廷擢用后犯入己赃，臣甘当同罪。

范仲淹押上一生清名和政治生命，甘愿第三次举荐王洙，如此肝胆胸怀，古今能有几人！王洙也无愧于三荐之恩，不但教育出成批的睢阳学者，而且成为北宋校勘、编纂古代典籍的佼佼者，更有奇功的是，他从翰林院所存的大量蠹简残策中，发现了东汉张仲景的《金匮玉函要略方》，后世简称《金匮要略》，功德无量。

再讲“孙故事”，孙复的故事。

孙复，字明复，号富春，山西平阳（今临汾市）人。他虽然比王洙还大五岁，可不是应天书院的老师，是一个学生。不过，要说学生似乎也不准确，更像现在常说的“访问学者”吧。孙复幼年丧父，家贫无助，但力学不辍，饱读六经，贯穿义理。可就是运气不佳，考了四回进士都落榜不举，失望之余，便于三十二岁退居泰山，苦读苦修，后来人称他“泰山先生”，即发端于此。他与范仲淹结识，大约就在这个时期。

孙复只比范仲淹小三岁，前来拜见应天书院掌学范仲淹时，已三十六岁，而且，第一次来，并非要当“访问学者”，是来向范掌学借钱的。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五年丁卯年三十九》条下，这样记载此事：

《东轩笔录》云：公在睢阳掌学，有孙秀才者，索游上谒，公赠一千。明年，孙生复谒，公又赠一千。因问：“何为汲汲于道路？”孙生戚然动色，曰：“母老无以养，若日得百钱，则甘旨足矣。”公曰：“吾观子辞气非乞客，二年仆仆，所得几何？而废学多矣。吾今补子为学职，月可得三千以供养，子能安于学乎？”孙生大喜。于是，授以《春秋》，而孙生笃学，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公甚爱之。明年，公去睢阳，孙亦辞归。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朝廷召至，乃昔日索游孙秀才也。

这段史料又见于《宋名臣言行录》和《宋元学案·泰山学案》等，应是公认的史实。顺便一说的是，关于两次赠钱两千，有点不同说法，就是这两千之数，是两千文呢还是两千缗？两千文是两贯，也就是两缗，也就是二两银子，合现在人民币大约千元之数。孙纲先生在《范仲淹与应天书院》一文中说：“山东泰山有学生孙复，两次来书院乞讨。范仲淹各赠一千缗，并赐《春秋》。”两千缗就是两千贯，就是两千两白银，就是二百两黄金，范仲淹肯定舍得给，可他也得有啊。

言归正传。对孙复这样一个“编制”外的“学生”，范仲淹尚能如此关爱救助，对其他学生会怎么样，那就可想而知。可以小举两例。应天书院还有一位名师嵇颖，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他的穷外甥张方平就在他跟前读书，却干瞪眼接济不上。范仲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便予以百般照顾与关爱。张方平后来一直追随范仲淹，宋神宗时贵为宰相，是苏东坡的老师。年轻的苏东坡因为未能见上范仲淹而抱憾终生，他在《范文正公文集叙》里说：自己“嘉祐二年（1057），始举进士，至京师，则范公殁。既葬，而墓碑出，读之至流涕，曰：‘吾得其为人，盖十有五年而不一见其面，岂非命也欤！’……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辞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杰者，皆得从之游，而公独不识，以为平生之恨。若获挂名其文字中，以自托于门下士之末，岂非畴昔之愿也哉！”再一个就是富弼例。在校生富弼，志向远大，但比较谨慎小心。范仲淹便教导他博通经史，增广见闻，并鼓励他大胆应试制举，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富弼后来成为北宋中叶的名臣，成为范仲淹实行“庆历新政”的得力帮手之一。笔者在青州三贤祠看到三贤座像，中间为范仲淹，一边是欧阳修，一边就是富弼。

回到孙复。他得到范仲淹着实一助，在应天书院一边做事，一边学习，“不舍昼夜，行复修谨”，学业大进，尤其于《春秋》一经，因与范仲淹时相切磋，独有心得，这才“后十年间，泰山下有孙明复先生，以《春秋》教授学者，道德高迈”，才有“孙秀才”大放异彩，才有日后“宋初三先生”扬威，开宋代学术兴盛之先河。对此，《东轩笔录》尚录有范仲淹一叹，曰：“贫之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则虽人有如孙明复者，犹将汩没而不见也。”是的，假如没有范仲淹热心兴教育人，孙复再有冲天才气，也难逃老死草野的悲剧结局。如此，何来旷世硕儒“宋初三先生”？

孙复在“退居泰山”之前，约有一年左右时间从学于范仲淹，他的“学《春秋》”，当始于范仲淹的“授以《春秋》”。在孙复苦学于泰山期间，还保持着与范仲淹的书信往还。在《范文正公集·尺牍》中，还保留着一封写给孙复的信，其中有“及得足下河朔二书”云云，并邀请孙复来浙中一游，意极恳切：“足下未尝游浙中，或能枉驾，与吴中讲贯经籍，教育人材，是亦先生之为政，买山之图，其在中矣。”孙复在自己的《孙明复小集》中亦有《寄范天章书》，师友之情深远也哉。

孙复出自范仲淹门下，可他到底有多大的学术成就？“公去睢阳，孙亦辞归”，范仲淹离开应天书院去了京都，孙复何归？再归泰山。石介在泰山筑室，邀孙复去讲学。石介就是“宋初三先生”之一那个石介，世居山东泰安徂徕镇桥沟村，故世称徂徕先生。其父石丙大进士出身，“专三家《春秋》之学”，对石介影响至大。《宋史·石介传》说他“貌厚而气完，学笃而志大”。二十多岁时，北游魏地，追寻宋初古文家柳开遗迹，再南下应天书院，就读于范仲淹。天圣八年（1030），二十六岁的石介中进士，初任郓州观察推官。他一生追随范仲淹，为庆历新政写下《庆历圣德诗》，开罪于政敌，引出一场惊天大案。这是后话，回头还得细说。

且说孙复回归泰山，主要从事经学的研究与讲学，八年之中撰写《易说》六十四篇、《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等，声名渐显于世。从此专心于讲学授徒近二十年之久。石介对孙复执弟子礼甚恭，文彦博、范纯仁（范仲淹二子）等一代精英，也都出在孙复门下。孙复勤于治学，着力周、孔之道，推崇韩愈道统论。他在《孙明复小集·信道堂记》上说：“吾之所以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子、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认为，“儒者，长世御俗，宣教化之大本也”，使儒道俨然成为包括帝王在内都得遵行的根本原则，硕学大儒乃帝王之师。这就大大抬高了士君子的社会地位，理论上对皇权专制构成一种制约。这是理学在兴起之初最有价值和进步意义的亮点。孙复治经，正如范仲淹所期，特重《春秋》，十二卷《春秋尊王发微》，置《三传》于不顾，以“尊天子，黜诸侯”立论，认为《春秋》“有贬无褒”，而要义为孟子所肯定的“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思想。孙复专重六经义理之说的主张，开后世宋学敢于突破前人旧说的先例。

孙复与范仲淹不同的一点是，他像韩昌黎一样“力辟佛、老”，写过《儒辱》《无为指》等文，专门攻击佛、道二教，把儒、道、佛三教鼎立，看作是“儒者之辱”，进而号召儒者“鸣鼓而攻之”。很明显，这就比范仲淹的局面小多了。不过，范门孙复还算是北宋庆历之际经学变古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风影响颇大。程颐在《回礼部取问状》中记载：“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孙复还编撰有《睢阳子集》十卷，不忘自家学问所自，乃睢阳学派一脉也。另有《谕学》诗一首，录之以收束本节。

冥观天地何云为，茫茫万物争蕃滋。

羽毛鳞介各异趣，披攘攫搏纷相随。

人亦其间一物尔，饿食渴饮无休时。

苟非道义充其腹，何异鸟兽安须眉。

人生在学勤始至，不勤求至无由期。

孟轲荀卿扬雄氏，当时未必皆生知。

因其钻仰久不已，遂入圣域争先驰。

既学便当穷远大，勿事声病淫哇辞。

斯文下衰吁已久，勉思驾说扶颠危。

击喑敺聋明大道，身与姬孔为藩篱。

是非丰顇若不学，慎无空使精神疲。

问君平生所好

若说先有范仲淹，后有“宋初三先生”，当无异议，范仲淹比孙复大三岁，比石介大十六岁，比胡瑗大四岁；论出名早也推范仲淹在先。

若说没有范仲淹，就没有“宋初三先生”呢？有多少人信？上面讲过了范仲淹与孙复，讲过了范仲淹与石介，现在再讲范仲淹与胡瑗，把“三先生”与范仲淹的事全讲完了，再看有多少人信。

古今一说胡瑗，必提他的“苏湖教法”。何谓“苏湖教法”？又名“分斋教学法”，是胡瑗在苏州、湖州二地办学时，首创的一种新的教学法。简单说就是一改当时重辞赋的学风，转而重经义和时务。说具体点就是在学校设“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学习经学基本理论，治事斋则以学习农田、水利、军事、天文、历算等实学知识为主，学生们一人各治一事，再兼摄一事。这就是“苏湖教法”。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按照实际需要，在同一学校中实行分科教学；治民、治兵等实用学科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取得了与儒家经学同等的地位；并且开创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声。

但是，胡瑗不是在泰州华佗庙旁办的安定书院吗，怎么不创立个“泰州教法”，却先苏州后湖州，巴巴地搞出个“苏湖教法”，怎么回事？《宋史·范仲淹传》有答案。它记载道：胡瑗在苏州“立学规良密，生徒数百”，创苏湖教法。那么，胡瑗怎么来的苏州？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记载：“是年公在苏州，奏请立郡学。先是公得南园之地，既卜筑而将居焉，阴阳家谓必踵生公卿，公曰：‘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咸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遂即地建学。既成，或以为太广，公曰：‘吾恐异时患其隘耳。’”范仲淹知苏州，回故乡，立马就议办郡学。先在卧龙街买了一块地，原准备修建住宅。阴阳先生语出惊人，此乃风水宝地，主子孙兴旺富贵，卿相不断。范仲淹一听就改变主意，我一家子孙好算什么好，天下子孙都好那才叫真好，于是慨然献地建学。有人说这地方也太大了点吧？范仲淹说，我只怕日后还嫌它小呢。笔者在今日苏州文庙内浏览，当年的大成殿、泮池等大型建筑仍保持完好，可以想见当时苏学之宏伟。好学校得好老师，请谁来掌学呢？范仲淹聘请的首任教席就是胡瑗。胡瑗这才来到苏州大展宏图，开始创立“苏湖教法”。清道光年间的《苏州府志·卷二十四》载：胡瑗来州学担任教授，吸引大量生徒，苏学越办越好，名冠东南，“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后世这么评说好像很简便，其实刚开始，胡教授的教法尚不为人所知，尤其一些有钱有势的子弟更不听招呼，造成不少麻烦。又是范仲淹救急，亲送大儿子范纯祐拜胡瑗为师，学校一套严格的校规校纪，由范大公子带头遵守。这么一来，没人再敢捣蛋，胡教授的“苏湖教法”得以顺利施行。这里得补上一笔，这“苏湖教法”中的“湖”是什么意思？庆历元年（1041），胡瑗因父亲去世而丁忧在家，丧满复出，在浙江金华当了个节度推官。此时，湖州太守是范仲淹的老同学、老朋友滕宗谅，有心像范仲淹那样办好州学，便坚请胡瑗出任主讲教授。胡瑗正是在湖州这里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的至理名言，逐步完善自己的教学理念，“苏学”加上“湖学”，便是后世称誉的“苏湖教法”。

且说范仲淹，力挺胡瑗和他的“苏湖教法”，在苏州这算刚开了个头。待他离开苏州回京任职后，为了推广“苏湖教法”，拟出一道专折上奏皇上，题目是《奏为荐胡瑗李觏充学官》，全文不长，兹录于下：

臣闻臣之至忠，莫先于举士；君之盛德，莫大于求贤。泰通之朝，岂敢隐默。臣窃见前密州观察推官胡瑗，志穷坟典，力行礼义。见在湖州郡学教授，聚徒百余人，不惟讲论经旨，著撰词业，而常教以孝弟，习以礼法，人人向善，闾里叹伏。此实助陛下之声教，为一代美事。伏望圣兹特加恩奖，升之太学，可为师法。

又建昌军应茂才异等李觏，丘园之秀，实负文学，著《平土书》《明堂图》，鸿儒硕学，见之钦爱，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搜贤之日，可遗于草泽，无补风化。伏望圣慈特令敦遣，延于庠序，仍索所著文字进呈，则见非常儒之学。取进止。

奏表中这个李觏，也是宋学名人，同样受恩得益于范仲淹，后面即要叙及，故在此一并列出。

由于范仲淹大力举荐，胡瑗以布衣之身进京任事，后到太学任教，名声大噪，四方士子闻风求学，搞得原来的学舍容纳不下，只好把旁边的官署扩充进来。欧阳修在《胡先生墓表》中就这么记载的：“学者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取旁官署以为学舍。”庆历四年（1044），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其中明确提出“复古兴学校，取士本行实”的主张，实乃庆历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范仲淹利用自己的办学经验，提出以“苏湖教法”兴办中央太学，并以胡瑗为“国子监直讲”。宋仁宗当即御批实行，“诏下苏、湖取其法，著为令于太学”。胡瑗身价倍增，“岁余，为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乃居太学，迁大理寺丞，赐绯衣银鱼。嘉祐元年，迁太子中允，充天章阁侍讲，仍居太学”（欧阳修《胡先生墓表》）。范仲淹赞扬他是“孔孟衣钵，苏湖领袖”；王安石誉他为“天下豪杰魁”；苏东坡则写诗赞美说“所以苏湖士，至今怀令古”。嘉祐元年（1056），范仲淹的两位门下胡瑗与孙复，共同主持太学，成为国中一时之盛。可惜此时他们的老师友范公已然作古四年了。

细考胡瑗的教育思想，讲“明体达用之学”，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万世不变的“体”，儒家的诗书典籍是垂法后世的“文”；把体、文付诸实际，可以“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达到民安国治，这就是“用”。体现在具体教学上，则分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包括讲武、水利、算术、历法等，表现了重视经世治用的特点。按照“苏湖教法”的规章制度，一般上午讲解经义，课后复读五百遍；下午讲解历史，复读一百遍；晚上讲解子书，复读三百遍。学生要学会“射箭”“投壶”“旅游”和其他各项游乐活动，追求德智体全面发展。还有一处“首创”：太学实行“寄宿制”。宋代起初规定太学学生不能住宿，因为太学右侧是御书阁，防火责任特别重大，每到入夜，太学要全部熄灭火烛，实行“火禁”。胡瑗与孙复主持太学时，为了让学生有较多时间过集体生活，请求有关部门放宽“火禁”，如发生意外，概由他俩负责。从此太学开始实行“寄宿制”。每月放假四次，其余时间皆留校住宿。综观胡瑗包括孙复、石介等人的教育实践，我们不会看到范仲淹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子吗？不会想起应天书院、苏州府学和睢阳学派的昨天吗？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亦此之谓也。伏望圣慈与大臣，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况我圣朝千载而会，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然文章之列，何代无人；盖时之所尚，何能独变。大君有命，孰不风从，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不就是后来胡瑗论教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偷薄……尤病其失”的思想来源吗？学者漆侠先生说：当范仲淹提出“救文弊”时，比以后尹洙、欧阳修、石介等投入古文运动至少要早十年，同样比胡瑗的“苏湖之法”也要早十年。胡瑗特作《睢阳五老图》，不就是一种最好的认同吗？诗曰：

始同优烈晚同闲，五福俱全戴角冠。

典午山河遵大道，调元宗社对穹桓。

羌夷谁敢窥中夏，朝士猜疑畏岁寒。

肱股赓歌遗韵在，惟吾后进祗膺看。

“大道”，“大道”，从范仲淹到“宋初三先生”，他们所遵从的大道，不就是“三代之治”吗？而范仲淹早在应天书院求学时，便已然学接三代，气贯千古了。他生前死后为朝野士林所敬重，被奉为“一世之师”，是北宋前期儒学复兴运动“卓冠群贤”的领袖……绝不是浪得虚名！

现在说到李觏。李觏也是北宋时期一名了不起的教育家、思想家和诗人，其独特的学术成就或者不亚于“宋初三先生”。他比范仲淹整整小二十岁，字泰伯，江西抚州南城县人，家世寒微，自称“南城小民”。十四岁父亲去世。母亲“昼阅农事，夜治女功”，供儿子向学读书。李觏十七岁始出外游学，二十岁以后，文章渐享盛名，在家乡盱江边创办了盱江书院，故世称“李盱江”，学界则通称盱江先生。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像“宋初三先生”一样，这李觏虽然自小聪颖好学，智商极高，但都科场不利，考一次落榜一次，以至于蹉跎半生，以教书为生，空负大才而不售。最后都是遇到范仲淹，方才一展宏图，极尽平生所学，英名流传万世。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机缘呢！

且说李觏倾慕范公一如仰望北斗，比苏东坡的劲道一点不差，可就是没有拜见机会。直到快三十岁那年，机会终于来了。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批评吕夷简“任用私党”，落职饶州，即今天的鄱阳县。李觏得到这个消息，觉得范仲淹离开了繁华京都，必定多有闲暇，前去拜访或者容易受到接待。但他还是不敢冒然造次，先给范前辈写了一封声情并茂的信，内容嘛，除了要守住一个读书人最起码的自尊心之外，大概好听的话该说的都说了，用意很干脆：我要去拜访您！范仲淹当然不是那种以盛名自居、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学术权威，何况盱江先生之名早已知道，其文也已有所拜读，岂能不热烈欢迎之？李觏喜出望外，一口气奔波五百多里路程，来见梦中范公。这一范李饶州会，有分教：范仲淹得到一位一字师，李觏得到一位改变命运的忘年友，中国历史得到一位大教育家，还有一段千古传咏的文坛佳话。

两人一见如故，很快无话不谈。这天，范仲淹取出一份文稿让李老弟指正，是他两年前于睦州任上写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李觏连读三遍之后，赞叹之余，也就发起读书人的直脾气。范仲淹这篇杰作，一经问世便传诵天下，《皇朝文选》《严陵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圣宋文选》《崇古文诀》《诸儒注解古文真宝后集·古文集成》《风雅遗音》……有多少选本、教科书非它不选呀。其尾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又是古来多少人耳熟能详、出口成诵的名句啊！但有多少人知道，这“先生之风”的“风”字，并非范公原意，原文是“先生之德”。这一个“德”改“风”，由平实而灵动，就出在后辈李觏笔下。范仲淹不但感佩地认下这位一字师，而且由此引为同道知己，为彰显李觏才学于天下不遗余力。这才有了上引那道举荐奏折。“鸿儒硕学，见之钦爱，讲贯六经，莫不赡通，求于多士，颇出伦辈”之誉，既符真实，更是长者范仲淹一片赤诚真心。李觏终于大器晚成，四十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所以后世遂有“李直讲”之名。

前面提到李觏学术独特，主要指两个方面。其一，他关注军事学、战争学，研究深入，见解独到，于中深蕴其救世为民之意。他力主重兵、强兵、加强武备，但又不能穷兵黩武、扩张军备、耗散民财。要有“仁义之师”，用兵要“本末相权”，旨在安良禁暴。何谓“本末相权”？“天之制兵革，其有意乎？见其末者曰：为一人威天下，明其本者曰：为天下威一人。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李觏《强兵策》）所以，应当本末兼顾，以本为先，先修其本，后行其末，不可遗末。而“强兵之策”“用兵之法”，则是“必修诸内而后行诸外”。具体办法实行是“屯田之法”“乡军之法”，即“兵农合一”之策。关于军队自身建设，李觏认为，关键是选择良将和训练精兵。将“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惧死”。良将爱士养卒，爱兵如子，视兵如婴，就可以使将、兵共奔疆场，为保卫国家而置生死于度外。将在贤不可庸，兵在勇不在多。有了这样的良将、精兵，方可在战争中以一当十，战无不胜。

其二：李觏特别重视经济财政。他在《富国策》中说：“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治理国家的基础，是经济，是物质财富。所以，他反对把物质利益和道德原则，即“利”和“义”对立起来。李觏认识到，物质财富多寡不均的症结所在，是土地占有的不合理。为了解决土地问题，他专门写了一篇《平土书》，提出“均田”“平土”的主张，引经据典，煞费苦心，是北宋时期不多见的经济论文。总的来说，在前期宋学诸子中，李觏博学通识，不拘泥于汉、唐诸儒的旧说，敢于抒发己见，推理经义，成为“一时儒宗”，四方学子前来就学者常数十百人，曾巩、邓润甫等都是他的学生。胡适先生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的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

问君平生所好，唯兴学而育人。范仲淹除掌学应天书院一年多的呕心沥血外，入仕三十七年中，无论是供职京师，还是任职地方政府，几乎都在兴学育人，实现自己欲强国富民，“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陈正道”的耿耿初衷。且看事实：广德军、泰州、睦州、苏州、饶州、润州、越州、延州、邠州、杭州……范仲淹足迹所涉，教泽广被，育人无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范仲淹授广德军司理参军，到任不久就在治所北面建立州学，是为他举办地方学校之始。天圣年间，范仲淹任兴化县令，虽在职一年，一方面主持修筑捍海大堤，一边也不忘在南津里沧浪亭旁修学宫，兴化县自此“学重于天下，而士得师矣”。景祐元年（1034），范仲淹出守睦州，不到半年，州学兴起，“建堂宇斋庑”，并在富春江边修建了严子陵祠堂。康定元年（1040），由于西北战事紧急，范仲淹被调往陕西，担任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即使在这种艰难险恶的处境中，也未曾停止兴教育人，在州城东南兴建嘉岭书院，培养了如狄青、种世衡那样智勇双全的高级将领。庆历改革中，诏令“诸路州府军监除旧有学外，余并各令学”。诏令还对州县学校的学生名额、管理、校舍、教授及学生入学资格等做了具体规定。各地纷纷奉诏建学，地方学校雨后春笋般涌现。仅江西一地，庆历年间兴办的学校就有吉安府学、抚州府学、饶州府学、赣州府学、虔州府学、庐陵县学、崇仁县学、南丰县学、贵溪县学、德化县学、瑞昌县学、大庾县学、上犹县学、安远县学等等，加上各种书院，共有八十一所；太学与其他各省学校还未计及。主要都是范仲淹的心血与功劳！“庆历新政”失败后，个人处境备极艰难，引疾知邠州、邓州，也照样兴花洲书院，并亲自在春风堂讲学。皇祐初年（1049），范仲淹知杭州，此时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了，且有病缠身，仍没有放松教育事业，给朝廷上书，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要求扩建杭州州学。随后离杭赴徐州任，未及而逝，至死其兴学之志未曾或懈。

君之所好，国脉所系；君之所好，万民福祇；君之所好，万世垂范！

义庄义学之义

在苏州，一拐进范庄前那条小胡同，沿古条石铺就的街面前行约二百多米，右手就是景范中学古色古香的正门，门前右边不远处，竖一石碑，红漆涂出三个大字：“范义庄”。这就是近千年前，范仲淹创办之义庄、义学所在地。景范中学所在位置即义庄旧址。从义庄、义学到景范中学的历史沿革，前文书中已有述及，不再重复，只说当年范氏义学。先有义庄，后有义学。义学的一切费用支出，以及“备师资束脩之礼，子弟笔札之费”等，皆来源于所置义田的收益。范氏义学的教育对象为本族适龄子弟，实行免费教育，还负担学生参加考试的费用。“诸位子弟得贡赴大比试者，每人支钱一十贯文。”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庶使诸房子弟知读书之美，有以激劝。”要说义学办得好，那得先说义庄办得好。

在所有古代名人文集中，你很难看到这样一款文本——《义庄规矩》；只有在《范仲淹全集》中，你方可一睹为奇，叹为观止。下面全文录出：

一、逐房计口给米，每口一升，并支白米。如支糙米，即临时加折。

一、男女五岁以上入数。

一、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以上，听给米。

一、冬衣每口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各半匹。

一、每房许给奴婢米一口，即不支衣。

一、有吉凶增减口数，画时上簿。

一、逐房各置请米历子一道，每月末于掌管人处批请，不得预先隔跨月分支请。掌管人亦置簿拘辖，簿头录诸房口数为额。掌管人自行破用或探支与人，许诸房觉察，勒赔填。

一、嫁女支钱三十贯，再嫁二十贯。

一、娶妇支钱二十贯，再娶不支。

一、子弟出官人每还家待阙、守选、丁忧，或任川、广、福建官留家乡里者，并依诸房例给米、绢并吉凶钱数。虽近官，实有故留家者，亦依此例支给。

一、诸房丧葬：尊长有丧，先支一十贯，至葬事又支一十五贯；次长五贯，葬事支十贯；卑幼十九岁以下丧葬通支七贯；十五岁以下支三贯；十岁以下支二贯；七岁以下及婢仆皆不支。

一、乡里、外姻亲戚，如贫窘中非次急难，或遇年饥不能度日，诸房同共相度诣实，即于义田米内量行济助。

一、所管逐年米斛，自皇祐二年十月支给逐月粮并冬衣绢。约自皇祐三年以后，每一年丰熟，樁留二年之粮。若遇凶荒，除给粮外，一切不支。或二年粮外有馀，却先支丧葬，次及嫁娶。如更有馀，方支冬衣。或所馀不多，即凶吉等事众议分数均匀支给。或又不给，即先凶后吉；或凶事同时，即先尊口后卑口；如尊卑又同，即以所亡所葬先后支给。如支上件粮吉凶事外，更有馀羡数目，不得粜货，樁充三年以上粮储。或虑陈损，即至秋成日方得粜货，回换新米樁管。

右，仰诸房院依此同共遵守。皇祐二年十月日，资政殿学士、尚书礼部侍郎、知杭州事范押。

皇祐元年是公元一〇四九年，七月，六十一岁的范仲淹赴杭州任，路过故乡苏州，与二哥范仲温商议举办义庄之事，目的是赈济宗族，造福子孙。十月，义庄办成，置有上等好地一千二百亩，其中二百亩即苏州城内灵芝坊故宅地，一千亩在天平山附近，以每年所收赈济宗族之贫困者。第二年，皇祐二年九月，其兄范仲温亡故，范仲淹为之作墓志铭。十月，拟出这份《义庄规矩》，以便更好地管理义庄。

由此，范仲淹成为历史上首创义庄者。这纯粹是一种慈善事业，非范仲淹这样的心胸不能首创，乃其天性必然。正如欧阳修在《范公神道碑铭并序》中所说：“公为人外和内刚，乐善泛爱。……临财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视其私，妻子仅给衣食。”富弼也在《范文正公墓志铭》中说：“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既显，门中如贫贱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每抚边，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在杭，尽馀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而敛无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诸孤亡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遗奏》不干私泽，此益见其始卒志于道，不为禄位出也。”再有楼钥在《范文正公年谱》中转引《王朝名臣言行录》云：“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俸赐之馀，宜以蜩宗室。若曹遵吾言。毋以为虑。’”范仲淹本人在《告子弟书》中则这样剖白：“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馀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

这款《义庄规矩》，后来由范仲淹二子范纯仁刻石存世，立于苏州天平山白云寺范仲淹祠堂之侧，要求“子子孙孙遵承勿替”。范纯仁两度出任宰相，官做得比乃父还大，俸禄也多，大多投入义庄事业，把义田增至三千亩。《宋史·范纯仁传》说他“自为布衣至宰相，廉俭如一，所得奉赐，皆以广义庄”。不光投资大，于义庄经营分心也最多。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父亲范仲淹去世十二年后，范纯仁特为义庄之事题本上奏，说：“今诸房子弟有不遵规矩之人，州县既无敕条，本家难为申理，五七年间，渐至废坏，遂使饥寒无依。伏望朝廷特降指挥下苏州，应系诸房子弟有违规矩之人，许令官司受理。”英宗立马下旨照办，使范仲淹首创之义庄继续健康运转。

那位为范仲淹作《年谱》的楼钥，还写过一篇《范氏义宅记》，其中说道：“文正公少长北地，皇祐中守杭，始至故乡，访求宗族，买田千亩，作义庄以赡之。宅有二松，名堂以‘岁寒’，阁曰‘松风’。因广其居，以为义宅，聚族其中，义庄之收亦在焉。……呜呼！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天佑范氏，三子鼎贵，皆以宏才高谊上继父风，后人得维持凭藉，以保其家。”这里提到的岁寒堂和松风阁，如今在景范中学还能找到遗迹。当年范仲淹为此特别写过《岁寒堂三题》，诗前配有小序，颇能注解他兴办义庄、义学时的心迹。其序曰：

尧舜受命于天，松柏受命于地，则物之有松柏，犹人之有尧舜也。是故圣人观有心而制礼，体后凋以辨义。丁公神遇，鉴寐形焉；陶相真栖，风韵在矣。前言往行，岂徒然哉！吾家西斋仅百载，二松对植，扶疏在轩，灵根不孤，本枝相茂，卓然有立，俨乎若思。霜霰交零，莫能屈其性；丝桐间发，莫能拟其声。不出户庭，如在林壑。某少长北地，近还平江。美先人之故庐，有君子之嘉树。清阴大庇，期于千年，岂徒风朝月夕为耳目之资者哉！因命其西斋曰岁寒堂，松曰君子树。树之侧有阁焉，曰松风阁。美之以名，居之斯逸。由我祖德，贻厥孙谋。昆弟云来，是仰是则。可以为友，可以为师。持松之清，远耻辱矣；执松之劲，无柔邪矣；禀松之色，义不变矣；扬松之声，名彰闻矣；有松之心，德可长矣。念兹在兹，我族其光矣。子子孙孙，勿剪勿伐。惟吾家之旧物，在岁寒而后知。天地怜其材，而况于人乎！作诗纪之，以永长也。

《岁寒堂三题其一·岁寒堂》

我先本唐相，奕世天衢行。

子孙四方志，有家在江城。

双松俨可爱，高堂因以名。

雅知堂上居，宛得山中情。

目有千年色，耳有千年声。

六月无炎光，长如玉壶清。

于以聚诗书，教子修诚明。

于以列钟鼓，邀宾乐升平。

绿烟亦何知，终日在檐楹。

太阳无偏照，自然虚白生。

不向摇落地，何忧岁峥嵘。

勖哉肯构人，处之千万荣。

《岁寒堂三题其一·君子树》

二松何年植，清风未尝息。

天矫向庭户，双龙思霹雳。

岂无桃李姿，贱彼非正色。

岂无兰菊芳，贵此有清德。

万木怨摇落，独如春山碧。

乃知天地威，亦向岁寒惜。

有声苦江河，有心若金璧。

雅为君子材，对之每前席。

或当应自然，化为补天石。

《岁寒堂三题其一·松风阁》

此阁宜登临，上有松风吟。

非弦亦非匏，自起箫韶音。

明月万里时，何必开绿琴。

凤皇下云霓，锵锵鸣中林。

淳如葛天歌，太古传于今。

洁如庖义《易》，洗人平生心。

安得嘉宾来，当之共披襟。

陶景若在仙，千载一相寻。

屈指算来，花甲开外，且喜“灵根不孤，本枝相茂”，人之将老，还能做点什么呢？此时的范仲淹会这么想的吧。“由我祖德，贻厥孙谋”，还是多为后代子孙谋福祗吧。什么最可宝贵呢？不如留下尧舜之心，松柏之志，只有这些精神财富，才“淳如葛天歌，太古传于今。洁如庖义《易》，洗人平生心”。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你说，除了兴学育人之外，还有更好的路子吗？范仲淹身体一直不怎么好，如今六十开外，哥哥的死又使他悲及己悲，也许自觉来日无多，这就抓紧创办义庄义学，如今如愿以偿，夜坐岁寒堂，月下清风过二松，松风阁上松风吟，想想“前言往行”，“有声如江湖，有心若金璧”，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只是化作“补天石”的雄心壮志，到底难酬啊！……这一切的一切，就只好指望子孙来者啦！

拿出自己的俸禄做慈善之事，范仲淹之前不是没有过。《汉书·朱邑传》说朱邑“身为列卿，居处俭节，禄赐以共九族乡党，家亡余财”；《后汉书·任隗传》说任隗“所得俸秩，常以赈恤家族，收养孤寡”。但像范仲淹这样设立义庄、义学，成为定制，且有义田收入为不竭的财政资源，成为一种社会慈善范式，绵延彰显几达千年，确是空前大手笔。对后世影响深远而广大。在教化族众、安定社会、优化风尚和普及基础教育上，多有贡献。北宋朝廷一直加以肯定和嘉奖，“朝旨以义庄义学有补世教、申饬攸司、禁治烦扰，常加优恤”。各级朝廷官吏和士大夫们也纷纷效仿，置办义田、义庄、义学蔚然成风。当代学者孙庆在《范氏义庄制度新探》一文中，甚至评价说“具有崭新的现代性”：“范氏义庄不仅开创了宋代赈济、福利制度的先河，也成为我国近代扶贫事业的开端。范氏义庄能存在八九百年，并且逐步发扬光大，这也是其他任何义庄或家族所无法比拟的。笔者认为，范氏义庄已经完全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赈济扶贫，其制度具有崭新的现代性。”当然，见仁见智，各有所说。也有学者认为范氏义庄之设，是与“立宗子法和强化地主家族、稳定封建统治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助长兼并之风，对农业经济有不良的影响”。（台湾学者陈荣照《范仲淹研究》）这样的学术论争不但正常而且必须，理应继续下去。但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范仲淹创办义庄义学的初衷，或者说主观愿望，那是无可挑剔的，其用心出乎天性，发乎尧舜；其义举成乎恒志不移，得乎节俭无私。尤其这节俭无私，理应再予展示。

《宋史·范仲淹传》称：“虽贵，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言行拾遗录》记载一个小故事：“公子纯仁娶妇将归，或传妇以罗为帷幔，公闻之不悦，曰：‘罗绮岂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俭，安得乱吾家法？敢持归吾家，当火于庭。’”二儿子范纯仁取妻王氏，可是个大家闺秀，伯祖父王旦为真宗朝名相，父亲王质乃范仲淹挚友，两人交情深且殊，后文书中还要细说。但是面对奢华，范仲淹就是这么不通融。父严子孝。范仲淹的四个儿子都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特别在坚持办好义庄义学方面，皆有可圈可点，尤其范纯仁更优秀，前文书中已然述及。由此以降，范氏门风累代不衰。就以办义庄义学论，南宋宁宗庆元、嘉定年间，范仲淹五世后裔范之柔与兄弟范良器等，重整义庄，恢复了兵火劫余的义庄原貌。明末范允临捐助田地一百亩，清初范瑶捐助田地一千亩等，范氏子孙代有劳绩。一直到清末宣统年间，义庄仍据有田产五千三百亩，运作良好。今日范氏后裔，香港范止安先生于一九九七年捐资创办“景范教育基金会”，在内地贫困地区建设“景范希望小学”五十余所，在多所大学设立“奖助学金”，帮助贫困学生，鼓励优秀学生，大有乃祖风范。

还说节俭无私。据说宋代是“高薪养廉”，官俸颇为丰厚。可能那时男人也是钱多了就变坏，吃喝游乐，生活奢侈成风。欧阳修在《归田录》中说名相寇准“尝知邓州，而自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溷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说“宰相词人”晏殊“未尝一日不燕饮，盘馔皆不预办，客至旋营之。苏丞相颂曾在公幕，见每有佳客必留，但人设一空案一杯。既命酒，果实蔬茹渐至，亦必以歌乐相佐，谈笑杂至。数行之后，案上已粲然矣。稍阑即罢，遣声伎曰：‘汝曹呈艺已毕，吾亦欲呈艺。’乃具笔札，相与赋诗，率以为常”。连寇准、晏殊这样有“正名声”的好总理，尚且如此奢侈，其他达官权贵的生活状态则可想而知。在这个背景下再看范仲淹，其清简节俭，真到了抠门的程度。据说，范仲淹临睡前有一必做功课，心里默算全家今日之支出费用，觉得与所做事情相称，才能安心入眠，否则睡不着。你说他真抠门吧，那义庄义学要花他多少钱啊！

我们不去争论的，理应大力宣扬光大的，应该是这个！

比较一下又何妨

著名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在他的《大学一解》中说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可通者则有可比性。以教育论，纪元前那个黄金时期，论好学校，我们中国有前文书中写过的稷下之学，不亚于古希腊的雅典学院；论好老师，我们有以孔夫子为首的“讲师团”，不亚于“古希腊三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论好的教育思想，我们有“有教无类”“教学相长”“百家争鸣，平等互存”，不亚于那种“自由探索真理的学风和科学精神，尊重老师但又独立思考、严谨求真的个性”；论课程安排和教学方法，我们是道、儒、法、名、兵、农、阴阳、纵横诸家什么课程都安排，以游学的教学方式为主，不亚于他们的数学、几何学、音乐、天文学、哲学、声学、语法、修辞、逻辑等课程，以及以“师生对话、诘难”为主的“问答法”；当然，人家男生女生同招、同校、同学，我们做不到，我们从来没把女人认准……这么比较下来，纪元前的中西教育旗鼓相当，我们一点不吃亏，甚至略占上风。

转眼到了中世纪。西方进入“科学成了神学的婢女”的黑暗时代，可就在这种黑暗中却开出了“大学之花”。秦始皇以专制独裁治天下，这恶霸之道大致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时代，不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赵匡胤偏要“以文化成天下”（宋朝周必大《文忠集·文苑英华序》），且定为国策不移。这就为书院之兴和范仲淹们大显身手，搭好了空前绝后的历史舞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把伟大的宋朝再歌颂一回。在中国所有封建王朝中，从文化和精神层面论，没有哪个可以与大宋王朝相比！秦朝那是文化盐碱地，提都别提；从来不是都夸大唐盛世吗？那就用它与大宋王朝比一比。比治乱：有唐一朝，大部分是乱世，“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乱日如彼其多……其治安之久者，不过数十年。”“唐自高宗以后，非弑械起于宫闱，则叛臣讧于肘腋，自开元二十余年粗安而外，皆乱日也。”宋朝呢？则大部分是治世，连元朝人都夸：“自景德以来，四方无事，百姓康乐，户口蕃庶，田野日辟。”连明朝人都自愧弗如：“宋之富盛，过今远矣。”这是什么差距？是乱世与治世的差距！比人口：唐初人口为二千五百万，中唐峰值五千三百万；宋初人口为三千万，峰值突破一亿，靖康之变后人口锐减，也还与唐代峰值相当。所以宋朝人很得意：“生民以来，能济登兹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比城市：盛唐时人口超过十万以上的城市十七座，而宋代为五十二座。唐都长安的面积大于宋都汴梁，人口相当，均超过百万。但首都长安仅有一百四十多个行业；而且生活质量太差，尤其精神生活更差，主要表现就是实行封闭式管理，叫作“坊市封闭”，“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日暮鼓响，家家闭户，坊市禁开，路人绝迹，犯夜即捕罚，乃历代禁夜为最者。而大宋朝自信，城市实行“坊市合一”，用现在的叫法就是“开放式管理”，拥有四百四十多个行业，宋神宗时共有六千四百多家大中型工商企业，有近九千家小商小贩，早有早市，日有日市，夜有夜市，都是不夜之城，“处处各有茶坊、酒肆、面店、果子、彩帛、绒线、香烛、油酱、食米、下饭鱼肉鲞腊等铺。盖经纪市井之家，往往多于店舍，旋买见成饮食，此为快便耳。”“城郭之人日夜经营不息，流通财货，以售百物，以养乡村”。比土地开垦和粮食产量：唐朝从所谓的“贞观之治”到“玄宗中兴”一百多年间，垦田面积只增加了二百多万顷，耕地面积峰值约为六百二十万顷。而宋朝仅开国四十多年，垦田面积已超过二百多万顷，耕地面积峰值约为五百二十四万顷。哎，这宋朝不是少了吗？请别忘了唐尺小，宋尺大，唐代一亩约合今天零点七八三亩，而宋代是零点九七四亩。这样换算下来，唐朝耕地面积为四百八五万多顷，宋朝耕地面积为五百一十一万多顷，超出近三十多万顷。至于粮食产量，唐朝就更低了，平均每亩约一石至一点五石。而宋朝平均每亩约为二石。还有呢，唐朝耕地一年一作，最高亩产二石。而宋朝是一年两作，有的地方甚至三作、四作，最高亩产达六至七石。比国家财税收入：唐朝平均岁入三千多万贯，按通常一贯兑一两白银计，为三千多万两白银。宋朝呢，平均岁入为八千万至一亿两白银，最高岁入为一点六亿两白银，常被世人讥为“积贫”“积弱”的偏安南宋，尚能以占当时全世界人口百分之十五的五千五百万人口，创造出占全世界财富总量百分之七十五的惊人业绩。比人才库：唐朝开科取士，每岁最多也不过三四十人。而宋朝则二三百人，最多一次达五六百人。有唐二百多年，进士登科者只有三千多人。宋朝三百多年间，进士登科者十万多人。比民众素质：别看唐朝大文豪、大诗人不少，文盲可多了，进学的人少啊。宋朝有了印刷术，广泛传播知识，兴学之风又盛，所以文盲相对少得多。宋朝人不无自豪：“宋三百年间，锓板成市，板本布满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整体来说，唐朝是消费型社会，宋朝则是学习型社会。“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一看就知道，宋人比唐人有文化、有教养、有气质、有情趣，更优雅、更浪漫、更幽默。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中说：“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似乎比其先人更善感、更浪漫……十三世纪的中国人也显示了某种好奇心和扩大了的视野，这又是在前几个世纪中看不到的。他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会使其唐代祖先感到惊异。由于其谦虚有礼，富有幽默感，以及其社交生活的趣味和交谈艺术，他们成了中华文明所曾经产生出的最精巧和最有教养的人格类型。从他们的日常生活历史中，我们得到的一般印象是：他们能自然而然地自我约束，而且其生活中充满了欢乐与魅力。”什么盛唐？用“世民彀”对付读书人，就凭这一条，你连大宋的脚后跟都看不到！

所以，可以说，多亏了宋朝，才使中国的教育成就可与西方的大学有一拼。他们有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抓教育；我们有赵太祖、赵太宗兄弟俩以文治国，兴学重教。他们全欧洲有各类大学才百多所；我们宋代书院近五百座。他们有最早的名校萨莱诺大学，不过是个医学专科学校；我们的应天书院，那可是名医、名相一起培养，还开旅游课呢。他们有名教授大阿尔伯特，称为“全能教师”，那也是在十三世纪才出的名；可我们的范仲淹早你近百年就名满天下了，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更是改革家，这全能的水准绝对比他们高。他们的教育以“理”为主，强调科学真理，可他们的在校生赌博、酗酒、打架动刀子，受到市民敌视是出了名的；我们则以“德”为主，出来的学子温文尔雅，谦恭有礼，是优良社会公德的示范者。他们一直受基督教神学的控制和束缚；而我们，就算把儒教说成是宗教，可从范仲淹开始，就敞开胸怀接纳佛、道，三教合一，融会贯通，开了宋代理学——就是他们西方人说的新儒学——的先声。可比之处还很多，他们固然有许多优胜处，可我们的优胜处也并不见得比他们少啊！

在这场国际比赛中，以范仲淹领队的众多宋儒们，以其卓越的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为国争了光，为子孙万代树起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