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传——三次碰撞

历史大观园文人墨客 2020-07-06 01:46:45 0

碰撞解

范仲淹一生三次贬官，笔者宁可说他是三次碰撞失败。

前一章开头笔者说：“范公堤”、《上执政书》、应天书院兴学，这三件非常事功让他声动朝野，名满天下，由一名地方小官员一举登上中央政坛。真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现在笔者要接着说“青云虽有路，庙堂多风险”。范仲淹步入权力中心之日，就是他开始碰撞之时。那么，他跟谁碰撞，是一种什么样的碰撞，怎么碰撞，这得好好说。

在中国传统庙堂之上，站着两班人。笔者这里说的，可不是一班文臣一班武将那两班人；而是从政治、思想、道德层面划分的两种人：志于道的忠臣或曰君子儒，志于禄的佞臣或曰犬儒。

这里说志于道的“道”，既不是老子用以说明世界本原、本体、规律或原理的道，也不是佛家所述的不堕极端、脱离二边的中道；而是源自三代、成于春秋的孔孟之道，也就是笔者在第二章中所列说的顺天理、从人情的“天人合一”之道，即《礼记·礼运》篇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之道；就是“事君以道，不可则止”。“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民为重，君为轻，社稷次之”之道；就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士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腰无半文，心忧天下”“大人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丈夫行事，论是非不论利害，论顺逆不论成败，论万世不论一生”“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道，一句话——士君子之道。志于道者，高居庙堂，心系天下苍生，人生是为道统活着，是根据这种士君子之道来事君为官的，是以一种“帝王师”的人格标准示范天下的。他们一旦与暴君、昏君们发生冲突，则敢于挺身而出，面折廷争，冒死直谏，根本不顾自己的荣辱利害、身家性命，叫作“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虽九死而未悔”！志于道者，此之谓也。

而那一班志于禄者则不然，他们痴迷地信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对于士君子之道未必不懂，但宁可背弃也要帮着皇上维护治统；他们是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居于庙堂之上，唯皇上马首是瞻，灵魂扔进茅厕，脑袋别在腰里，脖子安着转轴，只用舌头混饭吃；只要能博得高官显爵、荣华富贵、封妻荫子，或者能避免既得利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追随皇上指鹿为马，可以给皇上报喜不报忧，可以“该出手时就出手”，毫不游移地打压甚至残害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人，搅和甚至毁掉皇上不喜欢的一切事；他们热衷并擅长的是权谋、权术，是营造帝王文化的参与者，是封建治统的执行者，与士君子之道碰撞时，则是噬咬知识同类的鹰与犬。志于禄者，此之谓也。

总的来说，志于道者体现、代表着中国的士君子文化，也就是道统文化；志于禄者则体现、代表着中国的帝王文化，也就是治统文化。你想想，一个庙堂之上，同时站着代表两种不同文化的两班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一旦起了布朗运动，能不碰撞发热吗？

前文书中说过，历史上，最早提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帝王是汉高祖刘邦，他似乎想减少“碰撞”。这个布衣皇帝曾颁诏说：“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曹操在其《求贤令》中也说：“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北魏孝文帝拓跋宏也有诏说：“今牧民者，与朕共治天下也。宜简以徭役，先之劝奖，相其水陆，务尽地利。使农夫外布，桑妇内勤。”这是少数几个“明君”的主观愿望，宋代皇帝更迫切点，特别提出宰相必须用读书人，要与贤大夫共治天下，都做成了国策，超出了之前之后的任何封建王朝，叫作“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难行”。但是，必须清醒、可别忘了的是，作为帝王文化的总代表，作为治统总裁，每一个皇帝的骨子里都是唯我独尊的，他是容不得任何形式的“共治”的，这是皇帝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本性、天性，就连伟大的宋朝也概莫能外。以大宋开国宰相之一的赵普为例，他跟赵太祖赵匡胤的哥们儿关系多铁？为赵氏家族和大宋江山做出的贡献多大？可他与人家“共治”了吗？人家不但不跟你“共治”，你稍来点“碰撞”，来点士君子脾气，得，照样还会收拾你。只有范仲淹的老祖宗范蠡老先生聪明绝顶，才不信勾践那厮的鬼话，什么事成之后分一半江山给你，骗谁呢？你骗文种那书呆子去吧！我老范带上美女西施远走高飞了。所以，从秦始皇开创极端霸道之后，在帝王文化为主色调的大背景下，皇帝们与士君子们“共治”天下的现象极少，不能说没有，但那都是特定的、浅表的、虚假的、救救急的、不可信以为真的、极为短暂的事。而碰撞，那种源远流长、生生不息、历史空间日趋逼仄而永不言败的士君子文化，对日见其强势的帝王文化的碰撞，具体表现为忠臣对皇上及其佞臣的碰撞，则是一种伟大的常态。

于是，这就决定了，用士君子文化武装起来的范仲淹，不管伟大宋朝的政治空气多么宽松，甚至像农夫山泉一样“有点甜”，但他与庙堂碰撞的局面，一是绝对难免，二是事属必然。

令人惊讶的是，笔者这个“两班人”的说法，千年之前就有人说过，而且就是范仲淹老先生提出的。他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说：“夫天下之士有二党焉：其一曰，我发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为？其一曰，我逊言易入，逊行易合，人生安乐，何用忧为？斯二党者，常交战于天下。天下理乱，在二党胜负之间耳。”志于道者为一党，志于禄者为一党，诚不虚也！关于这“朋党”之说，后文书中还要展开来探讨。

晏殊受惊

天圣六年（1028），虚岁四十的范仲淹丁忧除服，可以名正言顺地返回官场做事了。经晏殊推荐，荣升秘阁校理。这个职务前文书中交代过，品级不算高，但地位优越，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与闻不少朝廷大事，弄好了是一条飞黄腾达的捷径，跟我们现代的领导秘书差不多。

关于晏殊这一回推荐范仲淹，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是在别人提醒之下才予以推荐的。据楼钥的《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宰相王曾特别看重范仲淹，“见而伟之”，就对已经回到枢密府的晏殊说：不是得选个秘阁校理吗？“公知范仲淹，舍而他荐乎？”你晏殊是了解范仲淹的，除了他还有更好的人选吗？于是，晏殊这就上了一道非常得力的奏议，后世多为传美，录出为妙：

臣伏以先圣御朝，群才效用，惟小大之毕力，协天人之统和。凡有位于中朝，愿荐能于丹扆，不虞进越，用广询求。臣伏见大理寺丞范仲淹，为学精勤，属文典雅，略分吏局，亦著清声。前曾任泰州兴化县，兴海堰之利。昨因服制，退处睢阳，且于府学之中观书肄业，敦劝徒众，讲习艺文。不出户庭，独守贫素，儒者之行，实有可称。欲望试其辞学，奖以职名，庶参多士之林，允洽崇丘之咏。

晏殊两荐范仲淹，范仲淹非常感激，一生对年龄比自己小的晏殊执弟子礼甚恭，诚心以师长待之，这一点也特别让后人敬重。但礼师是一回事，国事又是一回事，范仲淹公私分明，两不凑乎。这不，刚刚调回中央机关工作，位置又这么优越，只要小心经营，飞升指日可待。可他一点儿不珍惜难得的机遇，很快就干出一件生猛事，吓得晏殊心惊肉跳。

事情是这样的：

宋仁宗已年满二十岁，继位也已经五六年啦，但朝中大权依然掌在六十多岁的刘太后手中，大到军政大事，小到皇家细故，都得刘太后说了算，不得违误。眼下这不，刘太后又发话了，今年冬至这天，儿皇呀，你和文武百官一起，在会庆殿给我搞个仪式，叩头庆寿。宋仁宗哪敢违拗？只好俯首答应。问了，这刘太后咋就这么厉害呢？就这么厉害。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川妹子！她名叫刘娥，据说她妈庞氏生她时，一轮明月入怀，就生下了她。起小命运倒是不好，父亲战死疆场，母亲带她回了娘家。十三岁时，就让姥爷家打发嫁了人。老公叫龚美，一个小银匠。为了谋生，小两口离开蜀地来到京城汴梁打工，最困难的时节，刘娥顾不得害羞，毅然抛头露面，击挣钱。这什么样儿？长长的柄，鼓身两边缀有两个很灵活的小耳朵，执柄摇动时，两耳双面击鼓作响，俗称拨浪鼓。这能挣几个钱？小两口日子过得紧巴巴。这个龚美脑瓜灵活，很快就结交了一个朋友张耆。张耆是个仆人，可不是个寻常仆人，他是襄王爷跟前的人。襄王爷是谁？便是后来的宋真宗赵恒——大宋朝的第三位主子。敢情四川姑娘漂亮，在宋代老早就出名了。这襄王爷心有所仪，便暗示手下人多加留意，看看有没有绝色的四川姑娘。张耆一拍脑袋瓜，哎，龚美的老婆刘娥，不就是绝色成都妹子一个，今年才十五岁，嫩得能掐出水，正好孝敬襄王爷；可就怕跟龚美说不通，这么好的女人谁肯放手出让啊！岂料龚美一听大喜，嘿，天下有这等好事？我老婆能进了王府，跟了王爷，还能没我的好处吗？他反过来倒给张耆支招：你就告诉王爷，刘娥不是我老婆，是我一表妹。就这么的，小刘娥进了王府，成了襄王爷的小情人，两人好得如胶似漆。这事很快露馅，被父亲赵太宗赵光义知道了，气得臭骂一顿，还下令把“出身低贱，来历不明”的刘娥赶出王府。小王爷还挺不忘情，悄悄让张耆把刘娥领回家中好生照看，并安排他们私下里频频幽会。至道三年（997），太宗死，赵恒即位，成了宋真宗。立马就把（已经三十六岁的）“小情人”，接回宫中，封为四品美人。到了大中祥符五年（1012），刘娥已贵为德妃，离皇后的宝座仅一步之遥了。这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四十四岁的刘娥终于结束了长达近三十年的情人生涯，正式被尊为大宋皇后。且产下一龙子，就是宋仁宗赵祯。不过，刘娥真正不同凡响处在于，她认识到光凭美色是不能长久取悦男人的，所以她就刻苦自学，读书认字，坚持不懈，尤其“被坚壁”在张耆家那漫长十五年里，她发奋恶补文化，博览群书之外，研习琴棋书画，终有大成。所以今次入宫之后，虽说徐娘半老，不仅风情不减当年，更能为皇上排忧解难，出主意时引经据典，条分缕析，皇后真做成个贤内助了。据说宋真宗临终前那段日子，行施皇权者就是刘皇后。难怪她掌权上瘾，怎么也不想交给已经成年的儿子。

面对这么个既成现实，连损益最大的宋仁宗都不敢说什么，满朝文武就更无人置喙了。谁也没想到，此时却蹦出个官微言轻的范仲淹。晏殊不是夸范仲淹“属文典雅”吗？范仲淹便来了一篇雅文：

臣闻王者尊称，仪法配天，故所以齿辂马、践厩刍尚皆有谏，况屈万乘之重，冕旒行北面之礼乎？此乃开后世弱人主以强母后之渐也。陛下果欲为大宫履长之贺，于闱掖以家人承颜之礼行之可也；抑又慈庆之容御轩陛，使百官瞻奉，于礼不顺。

听范仲淹这口气，虽则位卑人微，却俨然一副帝王师派头：这事我可得出来说说了，皇上你想给太后祝寿，以尽孝道没错，你可以在你们皇家内廷去搞；你要带上文武百官在会庆殿这么搞，这将会开个非常不好的头。你不能这么搞，这不合古礼呀！得，差点就把皇太后一桩好事给搅黄了。老刘娥还算有涵养，心想你小小范仲淹反正也挡不住我的事，就不计较了，表面上装作不当一回事。这是天圣七年（1029）冬天的事。

你皇太后假装不当回事，我范仲淹可不放过。刚跳过年，他又紧接着一道猛奏，题目就极为要命——《乞太后还政奏》。

陛下拥扶圣躬，听断大政，日月持久。今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发，握乾纲而归坤纽，非黄裳之吉象也。岂若保庆寿于长乐，卷收大权，还上真主，以享天下之养？

这是在“乞太后”吗？等于给太后发一最后通牒。皇上可是年轻有为的主儿，你掌实权他顶空名，这可不是什么吉祥事。你老人家掌权太久了，赶快把它交给皇上，自己搞搞养老保健什么的，享享清福多活几年，不挺好？

范仲淹一连两篇“雅文”，可把晏殊吓坏了。他把范仲淹叫来大加责难：范仲淹呀范仲淹，你怎么回事？在哪儿祝寿，还不还政，这是人家赵家的事，皇上都不吭声，你犯什么倔呀？满朝文武谁心里不清楚，可谁站出来了？没人，就你独个跳出来。你听到议论了吗？说你“非忠非直”，不过是“好奇邀名”罢了。你想干什么、你怎么想，我管不着；可你也得替我想想呀，我好心推荐你，你这不是要连累我、害我吗？……这话说得可就重了。范仲淹想辩白几句，晏殊不让，“勿为强辩，某不敢犯大臣之威”，你走吧。前面说过晏殊的为人为官之道，公忠谋国，豁达大度，待人以诚，唯才是举，是他优秀的一面。另一面呢，则中庸之气稍重，处事圆通，不是那种不避风险、敢于担当的人，关键时候总会来点折中乃至折节。这一双重性格，在后来的“庆历新政”期间，表现尤为明显。连他的门生欧阳修有时都看不下去，在后来的“挽辞”中这样说尊师：“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这是后话，我们后说。

范仲淹这边，他以师礼待之的晏殊，居然这么不理解他，责难他，抱怨他，还拒绝沟通，他有点想不通。他觉得，事关大是大非，自己受点委屈不要紧，但道理一定得说明白，于是，立马就给晏殊写了一封长长的《上资政晏侍郎书》，近四千字，这在古代真叫不短。非常精彩，剖心置腹，引古比今，颇见心地胸襟。限于篇幅，只能摘录如下。

天圣八年月日。具官范某，谨斋沐再拜，上书于资政侍郎阁下……

退而思之，则自疑而惊曰：当公之知，惟惧忠不如金石之坚，直不如药石之良，才不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贤人之清举。今乃一变为尤，能不自疑而惊乎！且当公之知，为公之悔，倘默默不辩，则恐缙绅先生诮公之失举也。如此，某何面目于门墙哉！请露肝膂之万一，皆质于前志，非敢左右其说，惟公之采择，庶几某进不为贤人之疑，退不为贤人之累，死生幸甚！死生幸甚！

某天不赋智，昧于几微，而但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若以某好奇为过，则伊尹负鼎，太公直钓，仲尼诛侏儒以尊鲁，夷吾就缧绁而霸齐，蔺相如夺璧于疆邻，诸葛亮邀主于弊庐，陈汤矫制而大破单于，祖逖誓江而克清中原，房乔仗策于军门，姚崇臂鹰于渭上，此前代圣贤，非不奇也，某患好之未至尔。若以某邀名为过，则圣人崇名教而天下始劝。庄叟云：“为善无近名。”乃道家自全之说，岂治天下者之意乎！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慕，桀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经曰“立身扬名”，又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又曰“耻没世而名不称”，又曰“荣名以为宝”。是则教化之道无先于名，三古圣贤何尝不著于名乎！某患邀之未至尔。……

先王制礼之心，非万世利，则不行焉。或曰：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何泥于古乎？某谓礼乐等数，沿革可移，帝王名器，乾坤定矣，岂沿革可言哉！若谓某不知圣人之权，则孔子何以谓晋文公谲而不正，以臣召君，不可以训？《书》曰“天王守于河阳”，是讳其权而正其礼也，岂昧于权哉！小臣昧死力言，大臣未能力救。苟诚为今日之事，未量后代之患，岂小臣之狂言，大臣之未思也！某天拙之效，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倘进用于时，必有甚于今者，庶几报公之清举。如求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何必某之举也？……倘以某远而尽心，不谓之忠；言而无隐，不谓之直，则而今而后未知所守矣！

惟公察某之辞，求某之志，谓尚可教，则愿不悔前日之事，而加平生之知，使某罄诚于当时，垂光于将来，报德之心，宜无穷已。倘察某之志，如不可教，则愿昌言于朝，以绝其进。前奏既已免咎，此书尚可议责。使黜之辱之，不为贤人之累，则某退藏其身，省求其过。不敢以一朝之责，而忘平生之知，报德之心，亦无穷已。……干犯台严，不任战惧之至。不宜。某再拜。

晏侍郎啊晏侍郎！我范仲淹“不以富贵屈其身，不以贫贱移其心”，假如朝廷重用我，我会比今天做得更好，肯定不枉你举荐一场；假如你喜欢那种“少言少过自全之士，则滔滔乎天下皆是”，志于禄者满世界都有，你又何必举荐我呢？

真是一篇志于道者的天下檄文！

范仲淹初涉高层，即敢言无畏，自然绝非“好奇邀名”，乃道根深厚，有所凭恃，正如俗语所说“艺高人胆大”。早在应天书院时，他就写过《礼义为器赋》和《大礼与天地同节赋》，值得研读。在《礼义为器赋》中有言：“礼义交举，圣贤是崇。”“为君之柄也，非礼何持？立人之道也，惟义是资。”“助政教而可大，贯古今而不坠。”“今国家稽古不忘，宣风遐被，其礼也同二仪之节，其义也正四方之志。覆万国而无疆，通大道之不器。”在《大礼与天地同节赋》中有言：“惟大礼之有节，同二仪而可详。其大也，通庶汇之伦理；其节也，著万化之纪纲。”“稽彼前经，察兹大礼，其始则生乎太一，其极则至乎无体。能长且久，定上下而不逾；原始要终，与刚柔而并启。观乎施为，人纪张，作国维。”“大哉！覆载之中，其礼周通。龙泳而鳞虫咸附，凤翔而羽族来同。制作从时，赋群形而有度；周旋在我，运四序而无穷。国家乐导至和，礼崇大节。统今古而咸备，与乾坤而并列。有以见圣人节，而天下宁知大礼之攸设。”是呀，范仲淹心中早明“前经”与“大礼”，守定了前贤之道，碰到什么问题看不清呢？看不清的倒是皇上娘儿俩，还有晏侍郎和诸多志于禄者了。

范仲淹等了好久，不见宫中有动静，知道自己人微言轻，说话不占地方，伤感之余便打报告要求下放。嘿，这回反应倒快得出奇，诏下，贬范仲淹任河中府通判，时年四十一岁。通判是个副职，辅助知州或知府处理政务，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处置生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号称“监州”。按说这个职位比秘阁校理还实惠些，可见宋代朝廷对贬官还是比较宽大的，放在明清时代，你对皇上娘儿俩这样说话，不砍头也得进大牢。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这么卫道时，根本不考虑后果怎样：你把我贬官也好，还是杀头坐牢也好，那是你们的事。笔者相信，像范仲淹这种传统士君子人物，就是活在明清时代，也是方孝儒、杨深秀一类的刚烈志士。现在表面看来，人家会庆殿的祝寿活动照搞不误，刘太后也照样大权独揽，你“碰撞”一回有什么用？其实不然，事未成而精神不倒，才更可贵。这不，你刚把我贬下来，我又再把奏折送上去，我的碰撞这才刚刚开了头呢。就在河中府极短的贬官任上，范仲淹针砭时弊，至少连上了《奏论职田不可罢》《奏减郡邑以平差役》《论士人寄贯开封府》和《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等四道折子。听他说话口气，哪像个贬官？分明还是一副“帝王师”派头，不信看一下《奏论职田不可罢》。所谓职田，是中国古代一种养廉举措，按官职品级授予官吏作为俸禄的土地。其施行于西晋至明初﹐曾称菜田﹑禄田﹑职公田、职分田等。北宋第三任皇帝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沿袭唐制复置职田﹐但只授予外任官。看来现在出了问题，所以范仲淹奏道：

真宗初赐职田，实遵古制，盖大赉于多士，俾无蠹于生民。无厌之徒，或冒典宪，由滥官之咎，非职田之过。若从而废罢，则吏困于廉；收而均给，则民受其弊。天下幕职、州县官、三班使臣俸禄微薄，全籍职田济赡，其无职田处，持廉之人例皆贫窘。曩时士员尚少，凡得一任，必五六年方有交替，到阙即日差除，复便请给。当时条例未密，士寡廉隅，虽无职田，自可优足。今物贵，与昔不同，替罢之后，守选待阙，动逾二年。官吏衣食不足，廉者复浊，何以治化？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乞深加详轸，不以一时之论，废经远之制，天下幸甚！

假如是一个志于禄的贬官，由中央下放到地方，前途未卜，委屈而消沉，管你什么“廉者复浊”“民受其弊”，职田你爱废不废吧。这就衬出范仲淹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蛊》）我当秘阁校理时志于道，现在做贬官同样志于道，那种事儿我要管，这种事儿我也照样要管。你皇上听不听我的？你要不听，得，“天下受弊，必如臣言”！他在《谏买木修昭应寿宁宫奏》中说得更冲：“昭应、寿宁，天戒不远，今复侈土木，破民产，非所以顺人心合天意也！宜罢修寺观，减定常岁市木之数，蠲除积负，以彰圣治！”简直是不容反驳，照办没商量。想一想此时的范仲淹，已过不惑，而且官场百态也看了十多年了，现下又是一个贬官之身，居然还不谙利害，不接受教训，用现在官场的评语，还这么“不成熟”，这是一副什么肝胆啊！据说临出京时，秘阁同事们送他到城外，举酒饯别，看他跟没事人似的，都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范仲淹坦然受之，一笑作别。

《山西通志》载有范仲淹三首诗——《尧庙》《绛州园池》《晋祠泉》，是他当时游记感怀之作，颇见志趣心胸，后面当有专章述及。

废后风波

就历代封建王朝论，大宋最“仁”；就历代帝王论，宋仁宗最“仁”。《大学》讲：“为人君，止于仁。”老百姓的要求并不高，一个君王懂得仁义，讲点良心，虽然没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比一个“功劳盖世”的暴君强多了。

宋仁宗没有忘记为他说话的范仲淹，所以刘太后刚一死，自己刚一掌了实权，就把范仲淹召还朝中，知道他直言无私，便委以左司谏之职。《周礼》谓：地官所属有官谏，设中士二人及史二人、徒二十人，掌道德教导，发现民间堪任国事的人才，并考核乡里治绩。至唐，置左、右补阙，分属门下省与中书省。北宋端拱元年（988）改左、右司谏，掌讽谕规谏，凡朝廷阙失，大事廷争，小事论奏。后来宋神宗时改制，升从四品，可见之前顶多是个从五品或五品官，也是品级不高而地位重要。不料，这个新任右司谏范仲淹上台不久，即跟宋仁宗着实“碰撞”一了回。

先是，明道二年（1033），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老百姓苦不堪言。范仲淹心急如焚，奏请仁宗派人救灾。深宫皇帝正忙着别的，对民间疾苦不以为然，不予理会。这下，范司谏立马上得朝堂，面折廷争，疾颜厉色地质问宋仁宗：如果你宫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现在江淮和京东各路民不聊生，皇上怎么能不闻不问呢！宋仁宗吃惊之余，悚然醒悟，就委派范仲淹前去赈灾。范仲淹即深入灾区，每到一处先开仓放赈，救民水火，实地考察清楚以后，请求免去庐州、舒州等地的折役茶和江东的丁口盐税，回程时有心将灾民充饥救命的乌昧草带回汴梁城，让宋仁宗和宫中人等看看老百姓怎么活。宋仁宗颇为震动。

上面说了，宋仁宗正在宫中忙着别的，忙什么呢？看似一桩内宫争斗，实则一场政治风波。

宋仁宗的皇后是郭皇后。郭皇后有来历，她是后周名将郭崇的孙女。郭崇归顺大宋以后，赵太祖赵匡胤对他非常信任并加以重用。刘太后专权时，做主把郭崇的孙女选为皇后。那时仁宗不敢违背，只好从命，但他不喜欢这个郭皇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因为她是刘太后给他指派的，用现在的离婚理由讲就是二人之间没感情。但皇上是不可以离婚的，废后那是一件相当严肃重大的事，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冷落你，跟我喜欢的嫔妃在一起。当时，宋仁宗宠爱两个美人，尚美人和杨美人。你想三角恋情能不出事吗？有一天，三个女人刚凑在一起就发作起来，尚美人嘴快，就挖苦郭皇后一顿。郭皇后仗着刘太后之宠，加之个性也硬，强势得很，哪能忍得，上去就要掴耳光。宋仁宗当然不能让爱妃吃亏，上前拦挡时，便着实代吃了这一巴掌。郭皇后跟当下的时髦女郎一样，留着老长的染色指甲，顺势就在皇上的脸脖子处划出两道血口子。皇上的脸面是别人划的吗？当下龙颜大怒，再想到刘太后对自己的长期控制，不由得就发了狠，决定废掉郭皇后。

废后，古来就是朝廷大事。贵为皇上，也不敢轻易造次，他得与各方面商议商议才行。假如宋仁宗与一个志于道的大臣商议，比如范仲淹，就会得到劝解、宽慰，晓之以大礼，动之以亲情，就像后来奏章所写：“后者，所以掌阴教而母万国，不宜以过失轻废之，且人孰无过？陛下当谕后失，置之别馆，择嫔妃老者劝道之，俟其悔而复宫。”这样的话，就会把一场宫中风波平息。谁知宋仁宗却找了个他认为最“忠”的吕夷简。此人后来长期与范仲淹不和，生出许多事情，所以得在这里介绍一番。

吕夷简比范仲淹大十一岁，字坦夫，祖籍莱州，祖父时移居今安徽凤台。他出身于仕宦之家，伯父吕蒙正乃真宗时名相。吕夷简本人仕途坦荡，真宗朝中进士后，很快以刑部郎中权知开封府，仁宗时便当上了宰相。仁宗亲政后，他提出八条规劝：正朝纲、塞邪经、禁货贿、辨佞壬、绝女祸、疏近习、罢力役、节冗费。皆为当时要务。仁宗虚心接受，对人夸他说：“难得忧国忘身像夷简那样的人啊！”《宋史》也评价说：“仁宗初立，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夷简之力为多。”“夷简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皇上喜欢这种人，认为这才是忠臣，死后御题“怀忠之碑”四字以赐之。但在朝野士君子们眼中，于他则另有评价，代表说法如欧阳修言：吕夷简为政，二十年间坏了天下。“其在位之日，专夺国权，胁制中外，人皆畏之。”《宋史》也有酷评说：“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什么叫“屈伸舒卷、动有操术”？不就是脑瓜子灵活，屈伸自如，工于权术吗？吕夷简的这一面，正是志于禄者的典型特征。所以，宋仁宗现在要与他商议大事，他能不给“屈伸舒卷”一回吗？仁宗问了：我想废掉郭皇后，你看怎么样？吕夷简答了：要说这是内宫之事，微臣不该多嘴，不过这郭皇后也太不像话，连皇上您都敢打，这也太……吕夷简来个“引而不发，跃如也”，其实他早就记恨郭皇后了，有一段大过节。

刘太后一死，仁宗即着手搭建自己的核心班底，旧臣只留用两位，一位是当年的东宫老师张士逊，一位便是吕夷简。他很满意，回到后宫就随口告诉了郭皇后。郭皇后当下就没好气地说：“夷简独不附太后邪？但多机巧、善应变耳。”他难道不是刘太后的死党吗？不过是机巧善变，很会看风使舵罢了。一句话点在仁宗心病上。此时吕夷简还没有拍牢皇上，再一个，这仁宗有个大毛病，就是往往主意不真，容易摇摆，这会儿一转念间，便把吕宰相当作刘太后旧人给剔出去了。有个宦官头目阎文应，一向得吕夷简好处，二人早就内外勾连一起，便把这事给透露出来。吕夷简气得咬牙，从此就盯上了郭皇后。终于三年等来个闰月，不废掉你郭皇后我废谁去！

没想到的是，废后诏书一颁布，朝堂上一片哗然。绝大多数官员都觉得事有过分，郭皇后行为出格，但并无大过，就为这点“家暴”褫夺皇后封号，于大礼不合，于人情有违，给祖宗和天下百姓不好交代。大臣们议论汹涌，仁宗有点紧张。吕夷简就给皇上壮胆：汉光武帝就废过皇后，史有先例怕什么？吕夷简也有同道，御史中丞范讽立即帮腔：光武帝乃大大的明君，尚且废后，况且这郭皇后也把皇上伤害得够呛，废掉没事。这消息传出去，文武百官更加气愤，决定要“伏阙面圣”，找皇上当面说去。谁领头呢？范仲淹自然是一个，另一个则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积极呼应者有孙祖德、宋郊、刘涣、蒋堂、郭劝、杨偕、马绛、段少连等人。前文书中提过孔道辅这个名字，孔子的第四十五代孙，出自晏殊门下，为人耿直敢言，此次比范仲淹还显激烈。但是，在吕夷简们的安排下，仁宗不出面，由吕夷简把大臣们召至中书省，说明废后一事。不等范仲淹开口，孔道辅就抢了先，直逼吕夷简：“大臣之于帝后，犹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谏止，奈何顺父出母乎？”吕夷简回答说：“废后有汉、唐故事。”孔道辅进逼：“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吕夷简一时语塞，退去对仁宗说：看来他们要闹到宫里来，“伏阁请对，非太平美事”，这可不妙呀皇上。正说话间，范仲淹、孔道辅和众大臣“径趋垂拱殿”，要求仁宗皇帝收回成命。吕夷简让人连忙将宫门关上。孔道辅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皇后天下之母，不当轻议黜废。愿赐对，尽所言。”但是不管怎么喊，里边就是不开门。僵持多时，看看无济于事，大家议定，明日早朝时，发动百官与吕夷简辩论，这才退去。里边的可就下了狠心，出了狠手：吕夷简说台谏官如此藐视御诏，岂能轻从？务必晓以颜色。仁宗也铁了废后之心，再下诏说“谏官、御史自今并须密具章疏，毋得相率请对”，往后禁止你们集体闹事。

当晚，据说范仲淹妻子李氏，苦苦哀求范仲淹勿去招惹皇上与权相，以免招不测之祸。但范仲淹却不为所动，天不亮就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结果，刚走到待漏院，就听有诏传下，贬他去做睦州知州。更绝的是，返回家中时，已有钦差“侍候”启程，十口之家等于是被押送出京的。孔道辅贬知泰州，别的人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宋仁宗把台谏官们赶出京城之后，废后之举随即完成，将郭皇后打入冷宫——瑶华宫。再由吕夷简等人百般进劝，立宋初名将曹彬的孙女为新皇后。有意思的是，宋仁宗对这个曹皇后也打不起精神，又喜欢上一个张贵妃，喜欢得要命。可叹红颜命短，很快去世了。仁宗大有乃父遗传，还挺痴情，要以皇后之礼发丧，而且在治丧的第四天就宣布天下，追封张贵妃为张皇后，赐谥“温成”。此时京中已无人敢言，吕夷简之辈志于禄者，则由着皇上瞎折腾，你皇上高兴，我们就满意。仁宗一朝，一生一死两皇后，生者郭后入冷宫，死者张后受追封，成了一段旷古奇闻。这一场冲突，便是宋史上著名的“废后风波”。

对范仲淹来说，这就是他的第二次“碰撞”，其结果便是第二次贬官。那么，他的精气神就倒了吗？没有，还是那么强势、那么冲。何以为证呢？先不说别的言志诗文，只看一份《睦州谢上表》。

臣某言：臣昨奉敕差知睦州军州事，已到任交割勾当者。献言罪大，辄效命于鸿毛；宥过恩宽，迥回光于白日。事君无远，为郡甚荣。……臣腐儒多昧，立诚本孤。谓古人之道可行，谓明主之恩必报。而况首膺圣选，擢预谏司，时招折足之忧，介立犯颜之地。当念补过，岂堪循默！

昨闻中宫摇动，外议喧腾。以禁庭德教之尊，非小故可废；以宗庙祭祀之主，非大过不移。初传入道之言，则臣遽上封章，乞寝诞告；次闻降妃之说，则臣相率伏阁，冀回上心。议方变更，言亦翻覆。臣非不知逆龙鳞者掇齑粉之患，忤天威者负雷霆之诛，理或当言，死无所避。盖以前古废后之朝，未尝致福。汉武帝以巫蛊事起，遽废陈后，宫中杀戮三百余人。后及巫蛊之灾，延及储贰。至宣帝时，有霍光妻者，杀许后而立其女，霍氏之，遽为赤族。又成帝废许后咒诅之罪，乃立飞燕，飞燕姊妹妒甚于前，六宫嗣息，尽为屠害。至哀帝时理之，即皆自杀。西汉之祚，由此倾微。魏文帝宠立郭妃，僭杀甄后，被发塞口而葬，终有反报之殃。后周以虏庭不典，累后为尼，危辱之朝，不复可法。唐高宗以王皇后无子而废，武昭仪有子而立，既而摧毁宗室，成窃号之妖。是皆宠衰则易摇，宠深则易立。后来之祸，一一不差。臣虑及几微，词乃切直。乞存皇后位号，安于别宫，暂绝朝请。选有年德夫人数员，朝夕劝导，左右辅翼，俟其迁悔，复于宫闱。杜中外觊望之心，全圣明始终之德。

且黔首亿万，戴陛下如天，皇族千百，倚陛下如山，莫不虽休勿休，日慎一日。外采纳于五谏，内弥缝于万机。而况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之盛。有阙即补，何用不臧！然后上下同心，致君亲如尧舜；中外有道，跻民俗于羲黄。将安可久之基，必杜未然之。

上方虚受，下敢曲从？既竭一心，岂逃三黜。伏蒙陛下皇明委照，洪覆兼包，赎以严诛，授以优寄。郡部虽小，风土未殊，静临水木之华，甘处江湖之上。但以肺疾绵旧，药术鲜功。喘息奔冲，精意牢落。惟赖高明之鉴，不投遐远之方。抱疾于兹，为医尚可。苟天命之勿损，实圣造之无穷。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仰戴生成，臣无任。

通篇气势，哪像贬官语言？遭贬的倒像是吕夷简们。皇上，他们给您出的什么馊主意啊！拿汉唐废后说事，看看他们废后引出的现祸与后遗症吧，那真是“前古废后之朝，未尝致福”“危辱之朝，不复可法”，千万不能再蹈他们的复辙呀！至于我“腐儒”范仲淹，“事君无远，为郡甚荣”，你皇上把我下放到睦州，好地方啊，“静临水木之华，甘处江湖之上”，我可是“乐道忘忧，雅对江山之助；含忠履洁，敢移金石之心”。该怎么说还怎么说，该怎么做还怎么做，该怎么活还怎么活，这叫“有犯无隐，人臣之常，面折廷争，国朝之盛”也！

范仲淹在二次贬官期间，还写了诸多别的诗文，也放在后面专章里一并展示。

《百官图》事件

以笔者之见，《百官图》事件，是一桩“集体碰撞”事件，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志于道派”对“志于禄派”的小规模碰撞，是后来的大碰撞——庆历新政的一次前期试验性碰撞，而且，此次参与碰撞的人马，就是后来推行新政的基本班底，此次碰撞的主要目标——吏治问题，也正是后来庆历改革所瞄准的主要目标。

景祐二年（1035），冬十月。贬在睦州快两年的范仲淹接到新任命，“除尚书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不久“召还，判国子监”，很快又“除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此时再回京城的范仲淹已四十七岁。他所面对的朝廷生态如何呢？

这前后，“直而疏”的首相李迪，斗不过“巧而密”的次相吕夷简，只好卷铺盖走人。仁宗起用被罢黜了六年的王曾归相位。此时，吕夷简羽翼已丰，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且甚讨仁宗欢心。他看不起王曾，却虚巴巴地要把首相之位让给王曾。仁宗看不出其中奸巧，慌忙把吕易简推上正位，只让王曾为次相。吕夷简再一次名利双收。到任后的王曾每每与吕夷简说事，人家根本不把他当盘菜，气得老王曾呼呼的。这年四月间有一天，仁宗问王曾：“卿因何不忿？”王曾便怒告吕夷简“纳贿市恩”。仁宗认起真来，就把吕夷简叫来对质。吕夷简胸有成竹，只问你有什么证据。王曾人性好，原本就未曾想过告状，当然也就不去收集什么证据之类，这会儿急了，只好老实说所据只是外界传闻。吕夷简据此狠狠反击，我据外界传闻，说你王曾也“纳贿市恩”可以吗？逼得仁宗也不好回护王曾，就以“言亦有失实”之名，将其再次罢相。吕夷简虽然也受了点小批评，但无碍他大权独揽，达于巅峰。那些“千里做官，为了吃穿”的志于禄者，个个心明眼亮，这下更是一窝蜂都奔着吕相国来了，当然，你来是可以来，但不能白来，口袋里总得装点孝敬不是。时间一长，不就是个结党营私嘛，吕门势大，其炎汹汹，谁敢掠其锋！王曾丢相后，还有人敢出头吗？朝野都在焦急地期待着。时任馆阁校勘的欧阳修期待的是范仲淹，此时他还无缘得识范公，便冒昧地写了一封长信。姜正成先生将它翻译成白话，还挺好读，其中有言：范公“您接受任命以来，我抬起头踮起后脚跟，长久地站立着想听到您的谏言，可是终于没有听到，我私下里感到困惑。……贫寒穷苦的读书人，困厄地居住在茅草屋里，坐着诵读经书史籍，常常抱怨自己不被朝廷重用。等到被任用，又说那不是我的职责，不敢进言；或者说我的地位卑微，不能进言；又说我有所等待。这样最终没有一个人进言，难道不可惜吗？希望您想想天子任用自己为谏官的本意，警惕君子百代的谴责，陈述您正直的言论，以满足众人的期望……”范仲淹很感动，对李夫人说：你看，这不是还有个忧患天下的欧阳修吗？从此记住了小自己十八岁的欧阳修，且最终成为志同道合的忘年铮友。不过，欧阳修的担心还是有点多余，范仲淹早就发起冲锋了，回京不久即针对时弊连上四论：《帝王好尚论》《选任贤能论》《近名论》和《推委臣下论》，已然把舆论造出去了；至于何时发起总攻，这要接受王老相国的教训，得拿出证据来，贼无赃，硬似钢啊！

景祐三年（1036）夏天某日。宋仁宗接到范仲淹一道奏议，打开一看，是一份《百官图》，并附有评论。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载，范公“又为《百官图》以献，因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为私，意在丞相”。这充满创意的《百官图》，标有官员姓名、职位、晋升时间、晋升前的职务等；指明哪位是正常升迁，哪些是用钱买的官，破格、超级提拔的；说这都是宰相吕夷简一手搞定的。有段评论更有分量：“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王莽之乱。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以大为小，以易为难，以未成为已成，以急务为闲务者，不可不早辨也。”张禹者何人？西汉成帝的师傅，通《易经》，精《论语》，封为诸吏光禄大夫，加官给事中，统领尚书事。此时，汉成帝的舅舅阳平侯王凤为大将军，与张禹并领尚书事，辅政专权。这汉成帝的母家王家可了不得！汉成帝自从尊母亲王政君为皇太后之后，一堆舅舅也都封侯：王凤为阳平侯，王崇为安成侯，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时为高平侯。这还不算完，皇太后王政君还有一个小弟弟王曼，因为早死而没有封侯，心里老惦着。平阿侯王谭和成都侯王商等人，就出主意说，王曼兄弟有个儿子王莽，将来是个人物，不如……皇太后心领神会，便追封王曼为新都哀侯，以家侄王莽嗣侯位。面对这样一个巨型世族，你说张禹能不学聪明点吗？王氏专权，天怒人怨，又是地震，又是日食，又是种种水旱大灾，吓得成帝问师傅这是怎么了？张禹本来精于占卜预测这一脉，此时却违心地回答说：灾变之由，深远难见，吏民多以为王氏专权所致，这不可信呀。不疑老师的汉成帝便也不疑舅家，最后终于酿成王莽之变。范仲淹借着这个西汉故事比附吕夷简，说仁宗啊，你可得警惕再一个张禹才对。另外，他还推荐“素有仁心，宽怀大度”的韩亿取代吕夷简为相。

这可真是要命的一击！吕夷简为相多年，羽翼众多，树大根深，逢迎巴结者众，不听招呼者几稀。不料自从出了个范仲淹，日子居然过不安逸了。前面的事吧，吕夷简还没怎么当回事，你一个小小谏官能怎么的，再说你都快五十岁的人了，不信你还有多大的气候。可打从这次从睦州回来，几件事做下来，吕夷简有点坐不住了。

先是被废的郭皇后突然暴毙，内外都传是吕夷简的宫内代理人阎文应所为。之前已有谏臣弹劾此事，均无下文。此时，正好范仲淹回到京中，他一向最担忧、最痛恨的弊病之一，就是朝臣与内侍勾结，矫旨为患，作害天下。于是即刻挺身而出，誓死追究到底。这里说“誓死”，可不是简单形容一下，他在决定面奏宋仁宗之前，已然安排了后事，对长子纯祐交代说：“吾不胜，必死之。”家事就靠你来支撑了。当然，后来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严重，阎文应因为恶迹昭著，被贬逐岭南，并且很快就死掉了。但这事对吕夷简震动极大，他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范仲淹了。据《年谱》记载，接着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公自还朝，论事益急。宰相（指吕夷简）阴使人讽公：‘待制侍臣，非口舌任也。’公曰：‘论思正侍臣事，余敢不勉？’宰相知不可诱，乃命知开封府，欲挠以繁剧，使不暇他议，亦幸有其失，即罢去。”这段话什么意思呢？吕夷简看到范仲淹此次还朝，更爱管“闲事”了，就暗中派人去规劝他说，你现在是侍从官，可不是谏官，管那么多事干啥。范仲淹回答说，谈论国家大事，可是每个为臣者的本分，我怎么敢失职！吕夷简看这一招不灵，再来一招，便让范仲淹去做开封府尹，首都地区的事情又多又难办，我看你还有空多嘴多舌？如果碰巧你再出个什么错，让我逮住就灭了你。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吕夷简这一招，看出门道者甚多。晏殊就提醒范仲淹说，吕夷简这是一石三鸟之计，一博爱才重才之名，二除却廷议对手，三取先予后夺之利。人们都替范仲淹捏着一把汗。

范仲淹可不是坐以论道、纸上谈兵的书生，是经天纬地有真才的人。这一点许多人还未曾领略到，尤其是下套者吕夷简。范仲淹知道开封府是吕夷简经营多年的地盘，所以来在开封府，先将吕门老班底全部辞退，每人发一个月薪俸，自谋生路去吧。然后重新选用官差，重开锣鼓重唱戏。这釜底抽薪头一招，就把吕夷简打蒙了。接下来，范仲淹整顿衙门作风，厉行新规新矩，尤其严禁逼供的办案恶习，力求杜绝屈打成招造成冤案冤狱。为此，他特意为大家做了一个试验。让厨下蒸出一百个馒头，交一使女看管，当面点清数目后，自己悄悄藏起一个。回头来查时，怎么数都少了一个。使女叫屈不迭。范仲淹吓唬她要以家法从事。使女怕受皮肉之苦，承认自己偷吃了那个馒头。范仲淹以此为例，示警属下。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整治，重审冤案，打掉黑恶团伙，使京华治安状况大为改观。据说坊间这样传唱说：“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不过这话文了点，倒像是作家口味。杨德堂先生在所著《范仲淹的故事》中，还讲了一段往事，说比范仲淹年轻十岁的包拯，很早就是范仲淹的铁粉儿，还请范仲淹替他破过一个“金戒指”疑案，从此以范仲淹为师。后来包拯权知开封府，明镜高悬，威名远扬，不能说没有范仲淹的一点影响。

开封府不但没能让范仲淹“挠以繁剧，使不暇他议”，反而加大了他议论朝政的分量。最著名的一件事，就是直接向宋仁宗谈起迁都问题。《年谱》记载如下：

夏五月戊寅朔，公论建都事，其略谓：“洛阳险固，而汴为四战之地。西洛，帝王之宅，绝无储备，宜以将有朝陵为名，渐营廪食。陕西有余，可运而下；东路有余，可运而上。数年之间，庶几有备。太平则居东京通济之地，以便天下；急难则居西洛险固之宅，以守中原。陛下内惟修德，使天下不闻其过；外亦设险，使四夷不敢生心，此长世之策也。”上尝以迁都事访诸夷简，夷简谓公迂阔，务名无实。

从后来的历史看，真正迂阔的倒是吕夷简。范仲淹是知兵者，以军事家的眼光出台进退自如、长治久安之策，是很高明的。可笑太平皇帝宋仁宗不谙玄机，让吕夷简一句忌恨、踩踏的话就轻易放弃了。

吕夷简看着范仲淹连连进招，招招非等闲，这回连要命的《百官图》都捅出来了，就再也坐不住了，岂能坐以待毙？他要为生存而战、而反击了。应该说，吕夷简还是有优势的，首先是皇上看重他，认为他是最贴心的大忠臣；其次羽翼丰满，实力雄厚。于是看准机会，他就当着仁宗的面与范仲淹展开激辩。吕夷简谙熟权术，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取胜。这次亦然，他以范仲淹“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为主打论题，尤其在“荐引朋党”上放高腔让仁宗听。哪个封建帝王不对“朋党”二字过敏呀，宋仁宗再宽仁厚道，也概莫能外。他一想，对呀，这范仲淹可推荐了不少人，这些人有才有德不假，可都不像吕夷简这边的人听话呀，一个个都挺有想法，都不是那么让朕放心，万一他们串通一气这可不妙……如此一寻思，可就有了倾向性了。此时，早有准备的韩缜蹦出来了，他是吕派的代表人物，趁机煽风点火，将范仲淹所上奏议断章取义，罗织罪名，并且提议把范仲淹所荐“朋党”名单一一列出，张挂于朝堂之上，用以惩戒所谓“越职言事者”。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宋仁宗可就掂量清楚了，牺牲谁对自己的皇权更有利呢？《年谱》说：“公亦交章辩析，辞益切，遂罢黜，落职知饶州。”这会儿你“辞益切”，皇帝佬越忌讳，越反感，越怕，不把你打发得远远的才怪。

三贬范仲淹的势能极大，反弹力也就不小。宋朝的高知们还是有骨头的居多。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站出来了，他对皇上说：范仲淹“所言事在陛下母子夫妇之间，犹以合典礼，故加优奖；今坐刺讥大臣，重加谴谪。倘其言未协圣虑，在陛下听不听耳，安可以为罪乎？陛下自专政以来，三逐言事者，恐非太平之政也。请速改前命。”皇上您觉得范公讥刺吕夷简不对心思，听不听由您，哪能就把人家处理得这么惨，恐怕不算仁政吧！请收回成命吧。听听，多硬的口气。就为这几句话，“靖遂落职，监筠州酒税”。

这就吓住人了吗？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尹洙又站出来了，他对皇上说：“臣常以范仲淹直谅不回，义兼师友。自其被罪，朝中多云臣亦被荐论，范某既以朋党得罪，臣固当从坐。况余靖素与范某分疏，犹以朋党被罪，臣不可苟免，愿从降黜，以昭明宪。”皇上您听好，余靖与范仲淹平素交往并不多，还要以朋党罪收拾他，而我是范仲淹的师友，快连我一起开销吧！于是，尹洙被贬为崇信军节度掌书记。

就这还是吓不住人。馆阁校勘欧阳修又站出来了。他搞出的动静可就大多啦！自从《百官图》事件发生，欧阳修真心佩服了范仲淹，认为这才是士林翘楚、国家脊梁，是自己理应效法的楷模。他决心要为范公抱打不平，申张正义。这天，他应约来余靖家说事，恰好座中客正满，都在议论范仲淹被贬的事，纷纷鸣不平。谏官高若讷也在座，不知何故，唯他对范仲淹不但不表同情，反而说三道四，讲了不少贬损的话。欧阳修一下火了，你高若讷什么人呀，身为谏官，自己不敢申张正义，别人做了而且正在蒙难，你却在此胡说八道，也太过低劣啦！当时人多，欧阳修隐忍未发，回家很快草就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与高司谏书》。传世美文，更是中国士君子一份立世明志的宣言书，值得全貌展示如下。

修顿首再拜，白司谏足下：某年十七时，家随州，见天圣二年进士及第榜，始识足下姓名。是时予年少，未与人接，又居远方，但闻今宋舍人兄弟，与叶道卿、郑天休数人者，以文学大有名，号称得人。而足下厕其间，独无卓卓可道说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后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师，足下已为御史里行，然犹未暇一识足下之面。但时时于予友尹师鲁问足下之贤否。而师鲁说足下：“正直有学问，君子人也。”予犹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学问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节，有能辨是非之明，又为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无异众人，是果贤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也。自足下为谏官来，始得相识。侃然正色，论前世事，历历可听，褒贬是非，无一谬说。噫！持此辩以示人，孰不爱之？虽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闻足下之名及相识，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贬官后，与足下相见于安道家。足下诋诮希文为人。予始闻之，疑是戏言；及见师鲁，亦说足下深非希文所为，然后其疑遂决。希文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触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为辨其非辜，又畏有识者之责己，遂随而诋之，以为当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刚果懦软，禀之于天，不可勉强。虽圣人亦不以不能责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惧饥寒而顾利禄，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祸，此乃庸人之常情，不过作一不才谏官尔。虽朝廷君子，亦将闵足下之不能，而不责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无愧畏，便毁其贤以为当黜，庶乎饰己不言之过。夫力所不敢为，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过，此君子之贼也。

且希文果不贤邪？自三四年来，从大理寺丞至前行员外郎、作待制日，日备顾问，今班行中无与比者。是天子骤用不贤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贤以为贤，是聪明有所未尽。足下身为司谏，乃耳目之官，当其骤用时，何不一为天子辨其不贤，反默默无一语；待其自败，然后随而非之。若果贤邪？则今日天子与宰相以忤意逐贤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则足下以希文为贤，亦不免责；以为不贤，亦不免责，大抵罪在默默尔。

昔汉杀萧望之与王章，计其当时之议，必不肯明言杀贤者也。必以石显、王凤为忠臣，望之与章为不贤而被罪也。今足下视石显、王凤果忠邪？望之与章果不贤邪？当时亦有谏臣，必不肯自言畏祸而不谏，亦必曰当诛而不足谏也。今足下视之，果当诛邪？是直可欺当时之人，而不可欺后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惧后世之不可欺邪？况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来，进用谏臣，容纳言论，如曹修古、刘越虽殁，犹被褒称。今希文与孔道辅皆自谏诤擢用。足下幸生此时，遇纳谏之圣主如此，犹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闻御史台榜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职言事，是可言者惟谏臣尔。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无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当去之，无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贬官，师鲁待罪，足下犹能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中称谏官，是足下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所可惜者，圣朝有事，谏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书在史册，他日为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责贤者备。今某区区犹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绝足下，而不以贤者责也。若犹以谓希文不贤而当逐，则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尔。愿足下直携此书于朝，使正予罪而诛之，使天下皆释然知希文之当逐，亦谏臣之一效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论希文之事。时坐有他客，不能尽所怀。故辄布区区，伏惟幸察，不宣。修再拜。

有胡中行先生译文如下，以方便当今读者。

欧阳修顿首再拜，禀告司谏足下：我十七岁时，家住随州，看到天圣二年进士及第的布告，才知道了您的姓名。当时我年纪轻，尚未与别人结交，又住在僻远的地方，只听说布告上的宋舍人兄弟，以及叶道卿、郑天休等人，因文学著名于世，因此这次进士考试号称得到了人才。而您置身其中，单单没有突出的可以称道的地方，我因而怀疑您不知是怎样一个人。以后过了十一年，我第二次到京师，您已担任了御史里行，可还是没有机会与您见一次面。只是常常向我的朋友尹师鲁打听您的贤与不贤，师鲁说您“正直有学问，是一位君子”。我还有些怀疑。所谓正直，就是不可弯曲；所谓有学问，就一定能明辨是非。凭借着不可弯曲的气节，有能辨是非的明智，又担任谏官的职务，却随波逐流默默无言，与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这果真是贤者吗？这不能不使我怀疑啊！自从您担任了谏官以后，我们才认识了。您一脸正气，纵论前代之事，思路清晰十分引人。褒扬正义，贬斥奸邪，没有一点谬论。啊，据有这样的辩才向人显示，谁会不爱戴您呢？虽然是我，也私下认为您大概是个真君子吧？这是我自从听说您的姓名直到与您认识，十四年中却有三次怀疑的情况。如今推究您的实际行为再来仔细分析，然后断然肯定您不是个君子。

前几天范希文贬官以后，我和您在安道家中会面，您极力诋毁讥笑希文的为人。我开头听到这些话，还怀疑您是讲着玩的。等到碰见师鲁，他也说您极力否定希文的所作所为，然后我就不再怀疑了。希文平生刚正、好学、博古通今，他立身朝廷始终如一，这是天下都知道的。如今又因为正直敢言触怒了宰相得到罪责，您既不能为他辨明无罪，又害怕有识之士会责备自己，于是就跟着别人来诋毁他，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可怪了。说起人的性格，刚正果敢、怯懦软弱的性格都受之于天，不可勉强改变。虽然是圣人，也不会用办不到的事情去要求别人一定办到。如今您家中有老母，自身又爱惜官位，害怕忍饥受冻，顾念利益俸禄，因而不敢稍有违反宰相以致受刑遭祸。这也是平庸之辈的常情，只不过是做了一个不称职的谏官罢了。虽然是朝廷中的君子，也将怜悯您的无能，而不会用必须办到来要求您的。如今却不是这样，您反而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畏惧，随意诋毁希文的贤能，认为他应当遭受贬斥，希望以此掩盖自己不据理力争的过错。应该说，有能力而不敢去做，那只是愚笨之人做不到罢了。而用小聪明来掩饰自己的过错，那就成了君子的敌人了。

况且希文难道真的不贤吗？从天圣三、四年以来，从大理寺丞做到前行员外郎，他在做待制的时候，每天备做皇帝的顾问，如今同僚中没有能与他相比的人。这难道是天子仓促起用不贤之人吗？假使天子把不贤之人当作贤人，那是聪明之中的疏忽。您身为司谏之官，是天子的耳目，当希文仓促间被起用之时，为什么不马上为天子辨明他的不贤，反而默默地不讲一句话。等到他自己失败了，然后跟着别人说他的不是。如果希文真是贤人，那么如今天子和宰相因为他违背自己的心意而斥逐贤人，您就不得不出来讲话。如此说来，那么您认为希文贤能，也不免遭受责备；认为希文不贤，也不免遭受责备，大概您的过错就在于默默无言罢了。

从前汉王朝杀害萧望之和王章，估计当时朝廷中的议论，必然不肯明确地说是杀了贤者。相反必然把石显、王凤说成是忠臣，而萧望之和王章作为不贤之人而遭受罪罚。如今您真把石显、王凤看作是忠臣吗？萧望之与王章真的不贤吗？当时也有谏官，他们必定不肯承认是害怕灾祸而不向天子进言，也必定会说萧望之、王章应该被杀而不值得提出意见的。如今您看，他们真的该杀吗？那是只可欺骗当时的人们，而不可欺骗后代的。如今您又想欺骗现在的人们，就不怕后代人的不可欺骗吗？何况现在的人也未必就能欺骗啊。

我恭敬地以为，当今皇帝即位以来，进用谏官，采纳意见，如曹修古、刘越虽然已经去世，还被人们称扬。如今希文与孔道辅都由于敢于进谏而被提拔任用。您幸运地生于此时，碰到如此能听取意见的圣主，尚且不敢说一句话，为什么呢？前几天又听说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告诫百官不可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只有谏官了。假如您又不说话，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您在谏官那个位置上却不说话，就应该离职，不要妨害胜任谏官之职的他人。昨天安道遭到贬谪，师鲁也等候着罪责，您还能够有脸面去见士大夫们，出入朝廷号称谏官，那是您不再知道人间还有羞耻事了。所可惜的是，圣朝有事情，谏官不说而让别人去说，这种事情记载在史书上，以后使朝廷蒙受到羞辱的，是您啊！

按照《春秋》的法则，对贤者要求详尽周全。如今我还一心一意地希望您能够向天子进一言，不忍心就与您决绝，而不拿贤者来要求您。倘若您还认为希文不贤而应当斥逐，那么我今天如此为他说话，那是朋党邪恶的小人了。希望您直接带着这封信到朝廷上去，让天子判定我的罪过而杀了我，使得天下都真正了解希文应当被斥逐，这也是谏官的一大作用啊。

前几天您在安道家中，把我叫去议论希文的事情。当时有其他客人在，我不能畅所欲言。因此就写了区区此信，恭敬地希望您明察。不多言了，欧阳修再拜。

欧阳修在这篇杰出的书信体议论文中，列出十四年里三存疑：一疑其文名不彰，二疑其品节不高，三疑自己的判断有误，以此破题，展开对虚伪谏官高若讷的灵魂拷问，再笔触猛一转，直击标的：“今者推其实迹而较之，然后决知足下非君子也。”你高若讷绝不是一个士君子，你是一个小人儒！范仲淹“平生刚正、好学、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还照不出你高若讷的真面目吗？在接下来的事理对比中，两种人格与品节的高下、尊卑，道义与情感的价值评判，真实与虚假的对比取向，都层层递进，两相辉映，昭然若揭。整封信一气呵成，直陈胸臆，毫无回避矫饰，言辞之深刻，语锋之尖锐，尽显一个士君子的旷世雄风。

在这里，欧阳修是一个代表，既代表着已然被剥夺话语权的范仲淹在继续发声，更代表着当朝一批志于道者，誓将此次“小规模”“集体碰撞”行动进行到底。这一点，很快由高若讷的言行证实。

假如高若讷是一个气节高迈的君子儒，他完全可以回信与欧阳修展开交锋，辨明是非，甚至可以找上门去，进行高山与高山的直接对话，求同存异，达到共识。然而不是这样的！笔者这位山西老乡，与大多数志于禄者一个样，完全缺乏独立个性，说得不好听点，他此时就像一条在外面挨了打的狗，立即跑回去向主子诉苦求助，离了皇上他什么事都没主意了。《宋史·高若讷传》这样记载：“时范仲淹坐言事夺职知睦州，余靖、尹洙论救仲淹，相继贬斥。欧阳修乃移书责若讷曰：‘仲淹刚正，通古今，班行中无比。以非辜逐，君为谏官不能辩，犹以面目见士大夫，出入朝廷，是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耶！今而后，决知足下非君子。’若讷忿，以其书奏，贬修夷陵令。未几，加直史馆，以刑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本是文人间的一桩笔墨官司，高若讷却“以其书奏”，向当权者出卖了同类，自己则升官晋级。史书记载简约，其实这场不同文化背景支撑的忠奸戏演得好有彩头。两位当代女学者孙晓玲和苏馨，在她们合著的《欧阳修故事》中，于此有所细述。

次日朝议，高若讷出班跪倒，向上叩头，表示自己有本上奏。……只听高若讷操着有些尖锐的嗓音，慢条斯理地说：“陛下，范仲淹被贬职之后，臣四处察访，发现朝野对此事的看法与圣上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因此，臣不敢进言营救范仲淹。但欧阳修写信诋毁臣，说仲淹平生刚直，博古通今，是朝中无与伦比的人物；责备臣不为范仲淹辩护，还有脸说自己是谏官，真是不知羞耻。他还说，如今陛下跟宰相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贤人，作为谏官臣不能不说话。

“臣认为，贤者是治国的栋梁。如果陛下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之，臣应该进言；如果宰相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驱逐之，臣也应该争辩。但臣认为，范仲淹过去因为论事切直得到朝廷重用，如今又在陛下面前大放厥词，自取其辱，怎么能说是无辜呢？如果收回对范仲淹的贬官旨意，反倒坐实了陛下因为朝臣忤逆己意而贬逐贤臣的罪过，害处更大。还请陛下下令，让有司衙门好好教育一下欧阳修，不要让他妖言惑众。”讲完这一番话，高若讷从衣袋里掏出欧阳修写给自己的那封信，双手呈上。

这是欧阳修活到三十岁、从政五年来听过的最恶毒阴险的诡辩。高若讷偷梁换柱，把欧阳修对自己的谴责转嫁为对仁宗和宰相吕夷简的指责。千错万错，都是范仲淹的错。谁为范仲淹说话，谁就是指责仁宗和宰相，就是跟天子过不去。好恶毒的一招，此言一出，再没有人敢为范仲淹进言。

其实，这一“转嫁”招数，以及把私人信件当作致人死地的“铁证”交上去，恶毒是恶毒，但一点不奇怪。帝王文化本来就是由帝王们和小人儒们共同创造并维护的，他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要能经得住士君子文化的可怕碰撞，并战而胜之，一切恶招和诡计都可以用得上。宋代的士君子文化相对还算强势，但也常常碰撞不成，深受其害。这一次，欧阳修跟范仲淹们一样，也要倒大霉了，被贬到“鸟不拉屎”的夷陵去了。夷陵县治今已不存，成为宜昌市夷陵区了。

回到范仲淹。此次三贬出都，长亭送别的人儿，可就寥然无几了。但恶势凶凶之下，还是有毫无畏惧者在，王质便是一个。王质比范仲淹小十二岁，时年三十六岁，任集贤校理，青云直上的空间还大得很，但他显然志不在禄。史料记载道：“时治朋党方急，士大夫畏宰相，多不敢为仲淹送行。质为集贤校理，毅然‘载酒往饯’。质又独留语数夕。或以诮质，质曰：‘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矣’。”要知道，“载酒往饯”的王质，此时还病着，是“扶病载酒而来”，他认真地说：“范君此行，尤为光耀！”范仲淹则开玩笑地答道：“仲淹前后已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以为祭品吧！”据说，第二天，有跟踪的人警告王质说，你昨日的一言一行，可都记录在案，你消停吧！王质听了，毫不为意，还是那句话：“希文贤者，得为朋党幸也。”能追随范仲淹这样的贤者，成为他的一党，是我的无上荣幸，知道不？

饶州在鄱阳湖畔。范仲淹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要经过十几个州。据说除扬州外，一路再无长官出面接待范仲淹。宽松如宋朝，帝王文化嚣张的时节，居然也这般唬人呢。

八年三遭贬：河中府近半年，睦州、苏州近两年，饶州、润州、越州近五年，贬官生涯十占八九，安居京城的日子加起来也就一年多点。怪不得笔者在开封城里打听甜水巷苦竹居范宅，老开封们一问三不知呢。按寻常说，一个人荣调中央机关工作，安家于京都繁华之地，多难得的机遇！就该分外珍惜，乖乖地给皇家听差做事，熬出个加官晋爵、封妻荫子，为家庭、家族不断赚取财富与荣耀，从此成为帝都名门，累代簪缨世胄……人生在世，你还要怎么着。可范仲淹他，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人生追求，国之不兴，兴家何为？进京只为国事谋，国事蹉跎，拼尽全力尚且于事无补，哪有心思和工夫经营小家？此时，笔者忽然明白过来，你就是找到甜水巷苦竹居，又会有多大收获？你得去那贬官生涯里追访范仲淹，三贬之间，必有无穷故事。

那么，从河中到越州，六七年间，范仲淹是怎么度过三贬生涯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