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传——被隐逸者

历史大观园文人墨客 2020-07-06 01:46:48 0

剑胆琴心的含金量

我们的汉字，真是世所唯美。这里写下“剑胆”与“琴心”，看起来十分悦目，听起来非常赏心，思想起来更是意境无穷呀。

据专家考证，“剑胆”“琴心”出自元代吴莱《寄董与几》诗：“小榻琴心展，长缨剑胆舒。”学者吴莱，字立夫，本名来凤，门人私谥渊颖先生。他是元朝集贤殿大学士吴直方的大公子，延祐间举进士不第，在礼部谋个小职。因生性清介，与礼官不合，愤而退归故里，隐居松山，深研经史做学问，大体可算是一位民间高人。著名人物宋濂，就是他的学生。这样一种先仕后隐、以隐为主的经历，使其所作诗文并不完全山林化，于当时的社会问题多所触及，讲求“德化”与“刑辟”并举，还是挺“入世”、挺留心政治的一个文人。吴莱能诗，尤其工歌行，作品瑰玮有奇气，对元末“铁崖体”诗歌有一定影响。所著有《渊颖吴先生集》。这么甚美的“剑胆琴心”出自吴莱之手，也还不算憋屈。

但是，笔者以为，包括吴莱在内，从来对剑胆琴心的含金量，严重评估不足。大都这么说：古代文人出行，仗剑抚琴，显得刚柔相济，任侠儒雅，既有情致，又有胆识，风流倜傥，文武双全。也这么说：剑锋利而威猛，古琴雅而多情。有剑而无琴，剑只是一件杀人凶器；有琴而无剑，琴便是懦弱的别名。唯有剑琴合一，一刚一柔，方显张力和内蕴，耐人寻味又令人神往。还有的这么说：什么叫《霸王别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就是剑，质丽情深的一代美人虞姬就是琴，英雄美人便是剑琴组合，剑琴交融便是一种悲怆瑰丽的爱情传奇，便是一个很美却也很难达到的至高境界。然而，在笔者看来，把一种爱情美当作剑琴组合的“一个很美却也很难达到的至高境界”，含金量还是低了许多。那么，最高的含金量在哪儿呢？应该说它象征并昭示着一种人格美，一种人格类型美，一种中国独有的二元文化要素浇铸的士君子人格美：“入世”当作青锋剑，剑胆铮铮，修齐治平，出将入相，心系苍生，以天下为己任；“出世”即为高格琴，琴心悠远，权把剑锋暂秋藏，且放脚步走民间，“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不论是行为上的归隐，还是只求精神上的独立与自由，都可寄情于青山绿水、诗词歌赋、琴棋书画，读之写之，思之想之，或著书立说以醒世，或积蓄东山再起之力道。如此的剑琴组合，剑胆与琴心熔为一炉，阴阳互补，相辅相成，化作万古活灵魂，才配称其为一种至美、至难、至高的人生境界。

中国士君子的剑胆成色，前文书中多有触及，琴心若何？形成士君子整体人格的另一基本文化元素如何？不妨一表。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隐逸文化，是由中国文人内心一种隐逸情结所造就，当然一般不称“琴心情结”，称作“渔父情结”，源自《楚辞》中那个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渔父，和《庄子》里那个跟孔子辩论的渔父。作为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一个意象，“渔父”所承载的丰富内涵是隐逸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研究这一意象，对剖析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体味和感知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的意义。

隐逸行为，是中国士君子一种很独特、很重要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和人生追求。隐逸心理是一种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而作为一种源远流长的隐逸文化，或可与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同始终。《隋书·隐逸传》云：“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从前文书中提到过的传说中的许由、巢父，到有史籍可考的伯夷、叔齐，到散落在诸子记载中的长沮、接舆之属，到汉代提出隐身“金马门”，谓之“朝隐”的东方朔们，到魏晋时期作“林泉之隐”的“山中宰相”陶弘景们，这些早期的隐逸之风从无断绝，而至唐则不绝有变。宋代的隐逸文化别具一格，大有说头。元代特殊的社会现实，使隐逸文化出现鲜明对比：一方面显示出强烈的反叛精神，一方面则悠闲处世、淡泊存身，充满了挣脱名利羁绊后新生的喜悦和对生命自由的热爱，展现了独特的人格精神。明清的隐士，隐也无所谓隐，官也无所谓官，只有一批抗清复明的志士在国破家亡之际，落下一个悲壮绝情的“不得不隐”。

其实，在孔子的原始儒学里，早就为士君子二元结构的精神世界留有充分空间，明显包含有“避世”的一面。孔子强调经世济民的“入世”，但有个条件，叫作“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我想当官就当，不想当就不当，这要看实际情况而定，前提是首先得保全我的“道”，保全我的独立社会人格。孟子对此再加阐发：“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方面的典型实践者是颜回。老师孔子对他这位学生大加赞叹，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有了颜回，便有了庄周。所以郭沫若后来恍然大悟道：原来庄子“出世”一派，是从颜回那儿发展来的。在中国所有的大诗人中，三闾大夫屈原是官品最高者之一，且忧国忧民之心特重。然而虽则如此，他也受道家思想很大影响，内心仍“留白”着一大块出世空间，这才写出《卜居》《渔父》《悲回风》《远游》等诗章，开创了游仙诗的先河。

魏晋（包括魏晋）以前的士君子们，不得志时，为保有自己的独立人格，不惜“藏声于江海之上”、独处于深山老林之中，过着一种极为艰难困苦的隐士生活。著名者如孙登，如公孙凤，如范粲、杨轲，如“竹林七贤”。接下来是陶渊明，他觉得“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时，倒也不必非逃到薮泽荒林中去，主张“回家即隐逸”，认为要想把自己的命运把握住，关键在于忘怀得失，安贫乐道，身在何处倒不必太计较。这也算得了孔子“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的真传了。

发展到六朝的谢灵运们，又更新了一种隐居模式，可以称为“亦官亦隐式”。就是：一旦不得志，可以从容退入自家的大庄园里“闭门成市”，在独处中靠内心自我调节来求得解脱，既不必像陶渊明那样放弃太多的物质享受和名禄地位，又可以在回归自然（当然是庄园中的一片人造自然）的短暂时日里平心养性，赋诗抒怀，企图把迷失的自己赶紧找回来。

至唐又一大变。大唐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代之一。这时不仅道教文化继续发展兴盛，而且佛教也从外在的宗教演变成一种内在的宗教，佛教文化中国化。儒、道、释“三教合一”，多元文化自由交融，多种价值观互相参照并可以自由转换，给文人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富有弹性的心理结构，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理调节机制。面对无限的展望和激发，他们追求独来独往的自由生活和个性解放，自由意志和浪漫主义大张扬。诗人们的表现尤为突出。有唐一代不到三百年，遗留下来的诗歌约五万首，比此前一千六百年间（西周至南北朝）的总和还要多出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六十多位，也大大超过此前历史上著名诗人的总和。真正的价值还不在于数量，在于大唐诗歌不论是田园诗、边塞诗、送别诗、记游诗、赠答诗、闺怨诗，还是抨击社会时政或别的什么诗，大都自然天成，出自我心，充满着乐观高亢的气概，渴求自由解放的热情，丰富浪漫的想象，优美通俗的语言，多姿多彩的风格，很少有那种散发着儒墨气味的理性晕染的教化痕迹。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和写诗人的政治抱负、创作个性和社会心态密切相关。大唐诗人们由于社会大环境的相对宽松开放，比起建安文人和正始文人来，一般具有更强的“布衣感”，即平民意识。不但在野时以布衣为骄傲，一旦进入庙堂，还能继续以布衣为荣。这一点也就是封建社会中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君子们的骨气和品格，也就是可以与帝王文化来那么一点分庭抗礼的精神凭籍。他们并不缺少“入世”的希冀、奋斗和理想，“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欲献济时策”，“敢进兴亡言。”“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他们“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感时思报国，达兼济天下”，或以科举，或应征辟，或被罗致幕府，从而走进或者接近庙堂……也仍是地道的儒家追求。但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可以从容做到“成则卿相，败则草野”，甚至敢于大发文人脾气，一旦入世受阻，立马撂挑子走人：“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然后或去求佛，或去访道，或游历山川湖海，叫作“仗剑去国，辞家远游”。正是这一份敢与帝王文化相颉颃的人性底蕴、个性定力和精神操守，催发着诗歌天赋的脉动和井喷，谱写出前无古人的大唐诗史。

现在着重说说宋代的隐逸文化。笔者觉得，宋代的隐逸文化不仅极为发达，不亚于任何前朝后世，而且别具特色。

南朝刘宋范晔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序中说：隐逸者“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他把隐士分为以上六种类型。学者冷成金先生在他的《隐士与解脱》一书中，则把隐士归纳为七种：孔子之隐、庄子之隐、朝隐、林泉之隐、中隐、酒隐和壶天之隐。文史学家陈传席先生又有新分法，他在《隐士和隐士文化问题》中，把隐士分为十种：真隐、全隐；先官后隐；半官半隐；忽官忽隐；隐于朝；假隐；名隐实官；以隐求高官；不得已而隐；先真隐，有机会就出山，没机会继续真隐。那么，以上各种分类法，就把隐逸者说准确、说完全了吗？以宋代的实际情况看，恐怕还是有点问题。

不错，用上述分类法去盘点两宋传统意义上的隐士，那还是行得通的。这样的隐士群体也很庞大，也不乏种种“名隐”。比如北宋初年著名隐士陈抟，《唐才子传》说他“字图南，谯郡人。少有奇才经纶，易象玄机，尤所精究。高论骇俗，少食寡思。举进士不第，时，戈革满地，遂隐名，辟谷练气，撰《指玄篇》，同道风偃”。《宋史·陈抟传》说他“能逆知人意”“好读《易》”。隐居武当山时作诗八十一章，名《九室指玄篇》，言修养之事。又撰有《入室还丹诗》五十首、《易龙图》《赤松子诫》（或作《赤松子八诫录》）《人伦风鉴》（或作《龟鉴》）各一卷；另有《三峰寓言》《高阳集》《钓潭集》及诗六百余首。另外，据说他传有《无极图》《先天图》等。《全宋文》收入其数篇文章。《正统道藏》题名陈抟的作品有《阴真君还丹歌注》。南宋吕祖谦所编《皇朝文鉴》，收入其《龙图序》；元张理《易象图说内篇》并收《易龙图》之序及数图式，可考见其易学象数思想。曾慥《道枢·观空》录其论说，又可见其观“五空”思想。

总之，陈抟继承汉代以来的相术学传统，并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对宋代理学有较大影响，后人称其为“陈抟老祖”“睡仙”、希夷祖师等。陈抟是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

再就是“以梅为妻，以鹤为子”的林逋了。他字君复，幼时刻苦好学，通晓经史百家；性孤高自好，喜恬淡，勿趋荣利。长大后，曾漫游江淮间，后隐居杭州西湖，结庐孤山，常驾小舟遍游西湖诸寺庙，与高僧诗友相往还。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逋常泛小艇，游西湖诸寺。有客至逋所居，则一童子出应门，延客坐，为开笼放鹤。良久，逋必棹小舟而归。盖常以鹤飞为验也。”死后宋仁宗赐谥“和靖先生”，遂世又常呼林和靖。其实，年轻时的林和靖并非心若止水。祖父是吴越钱王的通儒院学士，父亲早逝，家道中落，十岁时成了归宋的吴越遗民，取字君复，可见其对钱王的感情和对故国的怀念。死前有绝笔诗《自作寿堂因作一绝志之》：“湖上青山对结庐，坟前修竹亦萧疏。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从骨子里就有些不食宋粟、不当宋官的意思。在《和靖诗集》里，诗作平淡自然，野趣横生，境界清幽。贫穷成疾而无呻吟，愤世嫉俗而无怒吼，秋寒冬酷而无悲哀，烟火常断而无凄苦。“风回时带笛，烟远忽藏村。”“鹤闲临水久，蜂懒得花疏。”可见孤山不是他的人生驿站，是他永久的归宿。临终前抚摸着鹤的身子说：“我欲别去，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任汝往还可也。”主人归天，鹤却流连，在他的墓前悲鸣而死。后人将它们葬于主人的墓侧，取名鹤冢。据载元代时林墓被盗，发现棺中只有一块端砚、一支玉簪。终生未娶的林逋为何要以玉簪陪葬？一首小词如此写：“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也许这首以女子口吻拟写的词作，隐藏着他灰心仕途、终老林泉的别一真心？顺便提及的是，小他二十多岁的范仲淹，小他三十六岁的梅尧臣，都是他的忘年交。他死后二十多年，范仲淹在杭州任上，常常独步孤山小径，苦苦找寻林泉友那曾经飘逸的身影。

著名的再算上一个邵雍。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后人称百源先生。其先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幼随父迁共城（今河南辉县）。隐居苏门山百源之上，屡授官不赴。后居洛阳，与司马光等人从游甚密。根据《易经》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掺杂道教思想，虚构一个宇宙构造图式和学说体系，成为他的相术之学，也叫先天学。传说他的卜术很准，定居洛阳后以教授生徒为生。仁宗嘉佑及神宗熙宁初，曾两度被荐举，均称疾不赴。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程颐、程颢、张载等退居洛阳时，恒相从游。死后赐谥康节。有《伊川击壤集》二十卷。《宋史》卷四二七有传。代表作《皇极经世书》共十二卷六十四篇：首六卷《元会运世》凡三十四篇，次四卷《声音律品》凡十六篇，次《观物内篇》凡十二篇，末《观物外篇》凡二篇。前六十二篇是邵氏自著，末二篇是门人弟子记述。《皇极经世书》是一部运用易理和易教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会历史变迁的著作，以河洛、相术之学显于世。其中《观物篇》实乃邵雍之哲学、易理、历史学的理论大纲。

其余还有多少著名隐逸者呢？吴瑛算一个，可像他这样的隐士，占去宋代隐士的大半。再往下数，杨适、崔唐臣、高怿、苏云卿、周方叔、刘孟节、刘愚、谯定、宗翼、尹淳、王忠民、张志行、刘勉之、胡宪之、黄晞、陈瑾……这一庞大的“宋隐”群体，虽说都以自己的德行和卓有成效的文化活动闻名于乡里，在宋代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可低估，但依其人文总量和人文成果，还算不得两宋隐逸文化的主流。那么，主流者何？

就整体而论，宋代极为特殊，特殊到唯一，其奉为国策的宽松优厚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士君子文化的整体优势，略强于帝王文化。儒学复兴，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科技发达。北宋以范仲淹、王安石等为代表的庙堂士君子群体的雄起，使两宋文人对自己学问、见识和能力深感自信，“兼济天下”的入世愿望空前强烈，一时间剑胆横空，有无人敢掠其锋芒之势。这是一方面。但是，且莫忘记帝王文化虽略有不及，可它挟秦汉之威，尚在鼎盛时期，故常以朋党之名有力地狙击、围剿士君子文化，且时有得手，虽不取你肉体性命，但贬官流放，让你政治生活颠沛流离、多灾多难，那是家常便饭。随着“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失败，志士们在心理上形成浓重的危机感、失望感和退避意识，这与他们固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产生极端矛盾，陷入深切痛苦。于是，客观现实环境造成另一种“隐逸之风”——贬官文化甚盛。可是，如果考察这种隐逸特点及其隐逸文化成果，它却套不上前列各种隐逸类型。当官被贬谪，常作山川明月之吟，频发竹节梅香之思，人格可近隐逸，却难归于隐居之流。笔者才拙，姑且称这种被贬官者为“被隐逸者”，他们本人未必想去做传统意义上的各色隐逸者，然而一旦被贬官，被赶出庙堂，被下放民间，被迫过上“渔父”生活……剑胆空对月，琴心随流水，你不想做隐逸者都不成。

当然，这样的“被隐逸者”，前代也层出不穷，不过显得零零散散，未曾以群体面貌整体推出罢了。屈大夫不就是个“被隐逸者”吗？他倒是很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被楚怀王逐出郢都，不得不开始了流放生涯。楚襄王即位，人家还是不用他，并继续加以迫害，一举放逐他到江南去了。

“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入溆浦余儃徊兮，迷不知吾所如”，是呀，本不想离开庙堂，却不得不寄身江湖，这个“被隐逸者”深陷苦痛之中。渔父劝他“与世推移”，不要“深思高举”。世道清廉，可以出来为官；世道浑浊，可以与世沉浮。可他一时哪里想得通？还表示宁可投江而死，也不能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尘埃，最后终于在绝望和悲愤之中投汨罗江而死。可他绝对没有想到的是，他在流放期间写下的诸多文字华丽、想象奇特、比喻新颖、内涵深刻的诗章，都成了不朽的传世绝唱，不仅开了游仙诗的先河，不仅成为中国隐逸文化的标本，而且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唱的新时代，成为中国文学的起源之一。

之后著名的“商山四皓”呀，严子陵呀，陶渊明呀，鲍照呀，对中国隐逸文化均贡献甚大，但人家大都不是“被隐逸者”，这里也就不提了。接下来唐代的情况有点意思，不仅最早使用了“隐士”一词，而且出产了几位有名的“被隐逸者”及其卓著的文化贡献。此处仅以王维、柳宗元、李泌为例。

盛唐诗人王维既擅长绘事又精于音乐，是少见的文坛多面手。可叹仕途并不顺畅，虽然二十一岁就金榜题名，却因恩相张九龄遭到大佞臣李林甫排斥，自己的前程也大受影响，济世之志日渐消退，归隐之心日益强烈。至德元年（756）六月，安禄山叛军攻陷重镇潼关，唐玄宗仓皇逃往成都。王维扈从不及，为叛军所俘，他故意服下泻药，并假装喑哑，真心不事叛贼。安禄山素知其才，把他迎置洛阳，软禁于普施寺中，强授伪职给事中。可怜他并无以死抗争的勇气，遂隐忍不发。一天，安禄山于凝碧宫设宴，召梨园弟子奏乐。梨园弟子怀国破沦丧之哀，个个流泪不止，无心演奏。乐工雷海清更是不胜悲愤，扔下乐器，向西恸哭。安禄山当即大为震怒，把雷海清绑在试马殿前肢解而死。王维闻此十分悲恻而感慨，便写诗一首，《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上奏管弦。”抒发对唐王朝的怀念之情，同时也抒发自己对叛军的憎恨。后来又写了一首《口号又示裴迪》：“安得舍尘网，拂衣辞世喧。悠然策藜杖，归向桃花源。”表达自己渴望脱离尘世羁绊与喧嚣，向往归隐的心情。至德二年十月，官军收复了东都洛阳。王维却以授受伪官事，与郑虔等人被囚禁于宣阳里杨国忠旧宅。后肃宗返回长安，凡朝官留受安禄山伪职者，根据情节不同，共分六等治罪。王维被定为三等罪。但因肃宗曾读过他的《凝碧诗》，怜他忠诚，加之其胞弟王缙时任刑部侍郎，请求削去己官为兄赎罪，肃宗特加宥免，贬为太子中允，再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给事中，转尚书右丞。经过这样一场人生大折腾之后，原本天性去俗绝尘、好静懒动并独具自由适意的生命精神的王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被隐逸者”，先隐嵩山，后隐终南山，最后隐居在长安东南不远的蓝田县辋川。一部《辋川集》声动文坛。“新家孟城口，古木馀衰柳。来者复为谁，空悲昔人有。”（《孟城坳》）“古人非傲吏，自阙经世务。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漆园》）“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华子冈》）“轻舟南垞去，北垞淼难即。隔浦望人家，遥遥不相识。”（《南垞》）……加上五言绝句《皇甫岳云溪杂题》五首，还有《赠裴十迪》《春中田园作》《新晴野望》《渭川田家》《田园乐》等十首，使他一举开创了盛唐的山水田园诗派，也得以与李白、杜甫三分天下于诗坛，李白“诗仙”，杜甫“诗圣”，而王维则“诗佛”也！这也使盛唐时期的隐逸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柳宗元成为“被隐逸者”，源自“永贞革新”。“永贞革新”是唐顺宗时，庙堂士君子们以打击宦官势力为主要目的一场改革运动，因发生于永贞年间，故名。永贞元年（805）正月，唐德宗死，太子李诵即位，是为唐顺宗。顺宗居东宫二十年，一直关心朝政，对朝政的黑暗腐败有深切认识，一旦即位，便立刻重用王叔文、王伾等人进行改革。二王原先都是顺宗在东宫时的老师，深得信任。遂与彭城人刘禹锡、河东人柳宗元等人一起，形成了以“二王刘柳”为核心的革新派集团。他们维护统一，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反对宦官专权。但宦官俱文珍等反动势力，乘顺宗中风之机，将顺宗长子广陵王李淳立为太子，更名为李纯。又伪造敕书，罢去王叔文翰林学士之职。不巧的是，此时王叔文母亲去世，王叔文不得不归家守丧，革新派顿失首脑。不久，王伾又患中风，大局更为不妙。俱文珍等趁机以顺宗名义下诏，由皇太子监国，再拥之为帝，是为唐宪宗。至此，革新派纷纷遭难：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马，不久便去世；其余柳宗元、刘禹锡等六人都被贬为边远州的司马。这场史称“二王八司马”的“永贞革新”归于失败。

年轻的柳宗元，这次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殊死一搏，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意志为世人钦佩，却也遭到政敌的残酷报复。唐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即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走到半路，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广西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同去永州的，有他六十七岁的老娘和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一家人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多亏一位僧人相助，寄宿龙兴寺。由于生活艰难，未及半载，母亲卢氏便离开人世，这叫柳宗元最为痛心。更可怕的是，那些恨他入骨的政敌们，依然不肯放过他，不断地造谣诽谤，进行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好些年后还骂声不绝。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锥心的失亲之痛，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使柳宗元身心俱损，严重危及健康，最后竟至“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真是“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这样的“被隐逸者”，实在是前所未见。可这位“被隐逸者”所怀有的“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的精神世界，以及所创造出来的思想、文化成果，亦是前所未见。永州期间，柳宗元广泛而深入地钻研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并著述不缀，《封建论》《非〈国语〉》《天照》《六道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最为世人称道者，是那些情深意远、疏淡峻洁的山水诗篇。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

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

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溪居》）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江雪》）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渔翁》）

伟大的“唐宋八大家”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却是唐二家，宋六家。柳宗元二居其一，那是褒扬他的散文成就。若要再搞个“被隐逸者”的山水田园诗大评比，可以肯定地断言说，柳宗元又必为中国几大家之一。

要说李泌这位“被隐逸者”，当然不及上列王、柳名头响，却以三仕三隐为特色，如此频繁的入世、出世，在宋代以前真不多见。

李泌少年聪敏，博涉经史，善文工诗，自比有王佐之才。他是个以“隐”求进的代表人物，不屑于科举入仕，避隐嵩山，等待时机。魏晋以来，隐士颇受关注，越是隐而不出，反而名声越大，做大官的机会越多。李泌照走这条终南捷径，一时未见有效，有点坐不住了，自嵩山给唐玄宗上书论政，深得玄宗赏识，令其待诏翰林，为东宫属言。不料却受到国舅杨国忠的猜忌，仅得了个卑官微职。他很是失落，就吟着《长歌行》飘然而去，再隐南岳衡山。寻常沟渠，难容吞舟之鱼；千里良驹，岂为耕种之牛。胸襟不酬，莫若再待。这一等就等来了安史之乱。

至德元年（756），唐肃宗即位灵武，想起“为东宫属言”的李泌来，召他前来参谋军事，类为军师角色。这李泌以诸葛亮自比，运筹帷幄，连出妙招，成就了中兴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的功业。又不料，宠臣李辅国等对功高名显的李泌看不顺眼，大加诬陷。而坐稳龙廷的肃宗李亨则宠爱妃，纵国戚，搞得李泌极不安生。他泪眼婆娑地对皇帝说，臣有五不可留：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臣迹大奇。所以请陛下听臣离去，免臣于死，放归山林可也。于是复归衡岳。然而，青山绿水荡涤不尽满腹经纶，清风明月消融不了王佐之志。李泌他还要“莫若再待”。

仅仅过了五年，唐代宗李豫立，召为翰林学士。这回该大展宏图了吧？真也是命，偏又遇着容不得他的权相元载、常衮等，大受排斥，下放做了杭州刺史。不过虽然遭贬，他还是剑胆熠熠，在杭州任上有所作为。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解决了居民的淡水供应问题。后世苏东坡说：“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水泉咸苦，居民零落。自李泌始引湖水作六井，然后民足于水，井邑日富，百万生聚，待此而后食。”据说到现在还有一口古井——“相国井”，铭记着这位“被隐逸者”的功德。

为什么叫“相国井”呢？原来至唐德宗李适时，李泌官至宰相。

如果要讲到作为一位“被隐逸者”李泌的文化贡献，还得从他第一次“被隐逸”说起。肃宗李亨重用他，封为邺县侯，世人因称李邺侯。他是南岳第一个钦赐的隐士，为他在烟霞峰兜率寺侧建房，名之为“端居室”，后人称之为“邺侯书院”，据说是中国书院史上最古老的一所书院。李泌在此隐居十二年，修身养性、纵情山水、博览群书。他的端居室成为中国最早的私人藏书馆。韩愈在《送诸葛觉往随州读书》诗中有句“邺侯家多书，架插三万轴”，可见其藏书之多。在这里，李泌还曾随玄和先生张太虚学习道教秘文，又与懒残和尚（明瓒禅师）等高僧交往甚深。著有《养和篇》和《明心论》。“精于书法”，“尤工于诗”，“有文集二十卷”。

上述前朝这些“被隐逸者”以散兵线出现的局面，至宋有一大变。前面说了，两宋的“被隐逸者”是以群体面貌出现的，人数众多，群星灿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富弼、梅尧臣、苏东坡、陆游、辛弃疾、文天祥……以时间先后可以开出一大串响亮震耳的名字。而且，这个群体还具备另外一大特色：他们大都像李泌那样一贬再贬，并且在一贬再贬后，不像王维那样心如死水，归佛归道，超然物外，也不像三闾大夫那样以死抗争，一了百了。他们虽然被赶出权力中心，赶到江湖民间，但依然“心在天山，心老沧州”（陆游句），一副“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怀，且看如何了却？剑锋指处，救民水火，为政一方，造福万代；同时精勤学问，著书立说，兴学育徒，歌之赋之，做出无愧于时代、彪炳于史册的文化贡献。

下面，笔者就以范仲淹为例，展现这一代“被隐逸者”的历史风采。

睦州风光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老年苏轼在《自题金山画像》中对自己一生的评说。令人深思并耐人琢磨的是，苏轼一生经历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官至正三品，头顶翰林学士、端明殿侍读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荣名，自己对此却视若无有，倒把浸透血泪的三贬生涯奉为平生功业。这一种悲壮的调侃或非调侃，味道太深长！君不见：黄州自有千古名篇《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惠州修有东、西新桥，筑有西湖长堤，引蒲涧山泉入广州，更有一百六十首诗词和数十篇散文歌咏扬名后世。儋州更不用说了，写作诗歌一百七十余首，各类文章一百六十余篇，改定《易传》《论语说》共十四卷，新写《书传》十三卷、《志林》五卷等；同时，开学堂，办书院，育后学，开儋州一代学风……正如他所说：三贬之后，“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一个“被隐逸者”能够如此不废剑胆，琴心永驻，夫复何求？

前文书中提过，苏轼比范仲淹小四十八岁。他可是衷心崇拜范仲淹的“铁粉儿”，未能见到活着的范仲淹，因而遗憾地说：“而公独不见，以为平生之恨。”可以想见，他虽然未能亲拜范仲淹门下，但范仲淹一生行状，尤其是三贬行状，必定是他赞叹并仿效的范本。反过来说，从苏轼的“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中，也一定可找到范仲淹“被隐逸”后的心路历程和悲壮作为。于是，笔者便有了这样的考察线索：问范公平生功业，睦州、饶州、邓州。如此，虽难得他一生全貌，但总可管窥作为“被隐逸者”范仲淹的一副剑胆琴心。

这里先说“睦州风光”，不是说睦州的自然风光，是要说范仲淹的睦州风光。

睦州创设于隋文帝仁寿三年（603），至北宋时，距京城汴梁三千多里路，属于边远州郡。所以，从唐代开始，这里就成了安置被贬官员——“被隐逸者”的好去处。仅唐代著名的人物就有：辅佐唐玄宗登上帝位的尚书左丞相刘幽求；与姚崇联手开创“开元盛世”的名相宋璟；以《封禅书》闻世，与杜甫交好的名相房琯；长于五言，自称“五言长城”的大诗人刘长卿；与李商隐齐名，时人称为“小杜”的晚唐大家杜牧等，都在睦州“被隐逸”过。科举正兴的唐代官员大多都是高才文士，无不写有文赋诗章。他们在睦州都写过什么？最有名的可能就是小杜的五律《睦州四韵》了。

州在钓台边，溪山实可怜。

有家皆掩映，无处不潺湲。

好树鸣幽鸟，晴楼入野烟。

残春杜陵客，中酒落花前。

杜牧在睦州做刺史两年，几首钓台诗中以此首为最，后世认定是他的代表作之一。依笔者看，全诗写得有点落漠、悲凉，过于小我，尤其最后两句，堂堂士君子，就那么一下子被残春和薄酒打倒，端的少了几分阳刚豪气。同样是个“被隐逸者”，再看睦州范仲淹，那可就高到别一层次了。

对范仲淹来说，睦州之贬，是为二贬，而且这一贬，格外地蒙羞受辱，是让人家“钦差”催着、押着赶出京城的，是在家家团圆庆新春的大正月里被赶出来的，是全家老小一个不留地被赶出京城的。放在别人头上，这个打击就足可令人万念俱灰，一蹶不振。范仲淹呢？凛凛然一道《睦州谢上表》，照样指点朝政，说古论今，既为纲常大礼，更为万民福祉，士君子气十足。前文书中已作引述，这里不再重复。还有一首五律《谪守睦州作》，在此欣赏一下：

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

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

铜虎恩犹厚，鲈鱼味复佳。

圣明何以报，没齿愿无邪。

请特别注意“鲈鱼味复佳”一句。何以抗击异乎寻常的官场打压、庙堂羞辱？唯有“鲈鱼味复佳”。范仲淹在所作睦州诗文中，多次用到“鲈鱼”这个意象，后面还要提及。在这里，范仲淹的“鲈鱼情结”，就是中国士君子传统的“琴心情结”“渔父情结”，就是那个用以对抗“邦无道”的帝王文化的士君子情结，“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晋书·张翰传》说传主“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其实，在范仲淹之前之后，以“鲈鱼”入诗的名句多了：白居易《偶吟》：“犹有鲈鱼莼菜兴，来春或拟往江东。”元稹《酬友封话旧叙怀十二韵》：“莼菜银丝嫩，鲈鱼雪片肥。”皮日休《西塞山泊渔家》：“雨来莼菜流船滑，春后鲈鱼坠钓肥。”欧阳修：“清词不逊江东名，怆楚归隐言难明。思乡忽从秋风起，白蚬莼菜脍鲈羹。”陆游《秋晚杂兴》：“今年菰菜尝新晚，正与鲈鱼一并来。”辛弃疾的《水龙吟》：“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鲈鱼带来的是悠闲、舒适和美好的民间生活，远离庙堂喧嚣，充满人性的自由流淌，是中国文人灵魂永驻的港湾和天堂。此时，范仲淹的凭持就是：我自有“鲈鱼味复佳”的另一方天地接纳我，远离你庙堂怕什么？

范仲淹带着全家，由京城出发东南行，是沿着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出行的，今天已不可详考，但是，乘着“公共客船”沿淮河走过一段水路是肯定无疑的，有《赴桐庐郡淮上遇风三首》诗为证。当时，淮河是京城通往安徽、江苏再转东南各地的黄金水道。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和济水并称“四渎”，现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它发源于河南省桐柏山主峰太白顶西北侧河谷，干流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南宋绍熙年间以前，它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现在看这三首诗。

圣宋非强楚，清淮异汨罗。

平生仗忠信，尽室任风波。

舟楫颠危甚，蛟鼋出没多。

斜阳幸无事，沽酒听渔歌。

妻子休相咎，劳生险自多。

商人岂有罪，同我在风波。

一棹危於叶，傍观亦损神。

他时在平地，无忽险中人。

以常理设想，一个遭贬京官必定心灰意冷，携家去前途难卜的边远谪所，正在心里七上八下没有着落，途中却又遭受江河之险，吉凶不知，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再遇顶头风，真是倒霉透顶，晦气到家了！还有心情作诗吗？又能作出怎样的诗？这么一比较，可就突显出范仲淹的不寻常了。他这位大贬官，此时不仅饶有兴趣地能作诗，而且作出来的哪儿像贬官诗？倒像一个优游江湖的自由派文人在随意遣兴，不过有点多愁善感而已。当朝圣上宋仁宗，当然比楚怀王、楚襄王仁义多了，臣民们谁也不会像屈大夫那样去轻生。本人忠义为本行端品正，还怕什么样的人生风波呀。就说眼前这场淮上风险有什么好怕的，转眼就会没事，你看斜阳正好，回头咱们还要品酒听渔歌呢。我说夫人哪，别抱怨了，劳碌人生自会有风险。你看同船这些商贾们，他们又没有做错什么，不也跟咱们一样担惊受怕吗？这样的险境也真叫人揪心，又不禁令人感悟：自己平安时，可别忘了那些处在危难中的人们啊！

按照那时的车船速度，赴睦州三千里贬官路，范仲淹一家走了三个月左右。对于范仲淹来说，要命的淮上风浪尚且等闲视之，此后进入春光明媚的江南大地，还有什么可忧愁的呢？他诗兴未减，灵感大发，以“顶真”的修辞手法和艺术形式，平生第一次写出了五言绝句组诗《出守桐庐道中十绝》。

一

陇上带经人，金门齿谏臣。

雷霆日有犯，始可报君亲。

二

君恩泰山重，尔命鸿毛轻。

一意惧千古，敢怀妻子荣。

三

妻子屡牵衣，出门投祸机。

宁知白日照，犹得虎符归。

四

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

不道鲈鱼美，还堪养病身。

五

有病甘长废，无机苦直言。

江山藏拙好，何敢望天阍。

六

天阍变化地，所好必真龙。

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钟。

七

万钟谁不慕，意气满堂金。

必若枉此道，伤哉非素心。

八

素心爱云水，此日东南行。

笑解尘缨处，沧浪无限清。

九

沧浪清可爱，白鸟鉴中飞。

不信有京洛，风尘化客衣。

十

风尘日已远，郡枕子陵溪。

始见神龟乐，优优尾在泥。

看得出来，这不是一组纯粹的山水田园诗，也不是一组纯粹的贬官感怀诗，而是一组范仲淹式的自我心灵对话的述怀诗，一个一流庙堂士君子坚守既有情怀、待酬补天壮志的艺术公告。本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志向是不可更移的，敢言直谏的风骨是不可改变的，天天触犯雷霆之怒也在所不惜。虽然说君命重、臣命轻，可是为了维护千古之道与礼，本人绝不敢为了封妻荫子的一己之私而稍有马虎。现在果然因言获罪，贬往睦州，像个流浪江湖的诗人一般落魄。然而，别以为这样的打击就能屈我“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这样的贬黜就能使我意志消沉；恰恰相反，睦州不但可以让我大饱鲈鱼口福，还能养好我屡受磨难与屈辱的身心。孟老夫子的话可一点不迂阔，只有在天地大宇宙之间，方能消解我的浊气，养足我的浩然之气。不信看着吧，本人再进铮言，再显身手的机会有的是。高官厚禄谁不在乎？可本人在乎的是，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真正干出政绩来，否则，那不是我的心志。哈哈，要说到本人心志，也大有云水情怀呢，就说此次东南之行，多么惬意呀，一路上山清水秀，春光宜人，鸟儿就像在镜子里嬉戏一样，几乎让人可以忘掉尘世的一切烦恼。再想到杜牧的诗句“州在钓台边”，就要见到久久向往的严子陵钓台了。说真心话，本人有时真艳羡这位严前辈的人生取向，那才是一种自由自在的长久的神龟之乐啊。

如果说范仲淹第一次被贬河中府，刚过不惑之年，还不谙“被隐逸者”之三昧，还忙着一道一道地上奏折，什么《奏论职田不可罢》、什么《论士人寄贯开封府》、什么《论太后复辟》等等，那么，二贬睦州则大不同，在经过五六年中央政坛的历练，年纪已在望“知天命”，内心世界的格局大多了，可以说是：剑胆正自雄，琴心亦灿烂。就以诗歌创作论，睦州仅半年时间，却成了他平生第一个高潮期，总数在近六十首之多，几乎占他全部诗歌创作成就的五分之一左右。有这样的诗兴诗作，是睦州之美成全了他，是他对睦州之美的独特理解——潇洒之美成全了他。前面说了，此前来过睦州的名人多了，留有诗文名篇的也多了。还没有一个人能像范仲淹一样，一组《潇洒桐庐郡十咏》问世，潇洒二字道出睦州之美，成了睦州一个别名似的，博得天下认同，万世称赞，至今沿用不废，而且更加走俏。这在全国范围内，古往今来，似乎还没听说过第二个。这里应该说明一下的是，“潇洒桐庐”，就是“潇洒睦州”。睦州治所在现在的梅城镇，当时下辖建德、寿昌、淳安、分水等县。它历史上曾三次称郡，一为隋代的遂安郡，一为唐代的新定郡，一为北宋时的桐庐郡。《宋史·地理志》说，宋时每一州名之下都挂一个郡名。比如睦州是正名，别称桐庐郡。谭其骧先生说“两宋三百年则始终只有州名，从没有叫过郡”这话，看来待商榷。下面欣赏《潇洒桐庐郡十咏》：

一

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

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

二

潇洒桐庐郡，开轩即解颜。

劳生一何幸，日日面青山。

三

潇洒桐庐郡，全家长道情。

不闻歌舞事，绕舍石泉声。

四

潇洒桐庐郡，公馀午睡浓。

人生安乐处，谁复问千钟。

五

潇洒桐庐郡，家家竹隐泉。

令人思杜牧，无处不潺湲。

六

潇洒桐庐郡，春山半是茶。

新雷还好事，惊起雨前芽。

七

潇洒桐庐郡，千家起画楼。

相呼采莲去，笑上木兰舟。

八

潇洒桐庐郡，清潭百丈馀。

钓翁应有道，所得是嘉鱼。

九

潇洒桐庐郡，身闲性亦灵。

降真香一炷，欲老悟黄庭。

十

潇洒桐庐郡，严陵旧钓台。

江山如不胜，光武肯教来。

一般认为，《潇洒桐庐郡十咏》，是范仲淹对桐庐的山水人文、经济特产、农家习俗、百姓生活所作的生动记述，同时借景抒情，表达自己的潇洒心情。这当然不错。不过，依笔者揣摩，这组诗的深层意境在诗外。

请将这组诗与《出守桐庐道中十绝》相比，发现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哪儿呢？一眨眼不见了“谏臣”“君恩”“虎符”“天阍”“真龙”“万钟”……这样的“皇色”字眼、庙堂用语，也似乎不见了作者的“皇色情结”、家国情怀，但见一片绿莹莹的草根丛中，皆是民间气象，顶多露了点“悟黄庭”，也求的是养生修炼。这还像范仲淹吗？这还是范仲淹吗？这位睦州范仲淹是不是就跟睦州杜牧差不多呢？琢磨头就在这里。

前引杜牧的《睦州四韵》，也是巧借睦州诸般好景，抒发贬官一肚子心思，而且此时杜牧年龄约在四十三岁左右，与范仲淹不差几岁，前曾同是庙堂客，而今都在沦落中，按说这言心言志的诗作也该差不多吧。然而略一品咂，殊异其趣。杜诗哪能品出半点潇洒来？一个“实可怜”，一个“落花前”，活画出失意者“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消极心情。“一世一万朝，朝朝醉中去”；刚刚“乞酒缓愁肠”，即刻又“得醉愁苏醒”。这醉也不是，醒也不是，只好“但将酩酊酬佳节”“半醉半醒游三日”，且将此一腔酒意，万般愁绪，满腹经纶，交付给青楼佳人，红颜知己，落他个“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便又怎的！睦州之后仅数年，五十岁的一代风流才子便撒手人寰，到真正的极乐世界去了。

拿来这个观照，再读范仲淹的《潇洒桐庐郡十咏》，能品出什么滋味呢？第一，没有半点消极；第二，真有十二分潇洒。合起来还是那个大宋第一名士君子典范仲淹，虽然此时身在睦州的田园山水中。然而，对于范仲淹来说，此时外在地夸桐庐潇洒，实际上是内在地夸自己潇洒；此时越夸桐庐潇洒，越证明他自己潇洒。最早看出这一点玄机并表达出来的，估计就数王十朋了。他在《潇洒斋记》中这样写道：“诗言志，公（范仲淹）所至以潇洒见于诗章，则胸中之潇洒可知也。……读《桐庐十诗》，至‘使君无一事，心共白云空’，则知公之潇洒于一郡矣。读‘区别妍媸，削平祸乱’之赋，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记与万言书，则其正色立朝之风采、仗钺分阃之威名、经世佐王之大略，是皆推胸中潇洒之蕴而见之于为天下国家之大者也。读《严陵祠堂记》，至‘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又知公与子陵虽出处之迹不同，易地则皆然。山高水长，非特子陵之潇洒，亦公之潇洒也。”这又一位铁杆“范粉”，为表明崇拜心迹，把自己在饶州的郡斋特别称为“潇洒斋”，写下如上文字之后，末尾感慨道：“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是以名斋。”

温州才子真了得：说桐庐潇洒，公“则胸中之潇洒可知也”。睦州范仲淹潇洒在哪儿？他不是都忘了王事，“黄庭”之外，唯浸淫于隐逸之美了吗？这从诗面上似乎不好看出，那就绕到背后呀。初到睦州，范仲淹很快给晏尚书发出一封私信，并寄出自己的一首新诗《桐庐郡斋书事》。在这里，晏殊既是他的恩师、朋友，也是与庙堂保持一种联系的，不敢轻易割舍的通道。信中虽然也是大赞桐庐之美之潇洒，但一句“惟恐逢恩，一日离去”，一不小心透露出作者的“潇洒”心胸。我范仲淹寄居睦州是不会长久的，我的远大抱负尚未得偿，我的谋国宏图尚未展开，我的人生理想尚未实现，仁宗皇帝是了解我、会重用我的，整个国家和全体老百姓是需要我的；我在睦州不过是疗伤小憩，就像一只大鹏鸟落在小沼泽边上暂栖身，清理羽毛，养精蓄锐，很快就会再高飞远翔；再说，桐庐可不是什么小沼泽，它简直就是一方仙境，分明是上天给予我范仲淹的特别恩赐，“我无一事逮古人，谪官却得神仙境。自可优优乐名教，曾不凄凄吊形影。”（范仲淹《和葛闳寺丞接花歌》）正是：我赞桐庐真潇洒，桐庐送我上青云。杜牧前辈剑胆销、琴心哀的悲伤曲，我范仲淹是绝对不会重奏的，“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宁非我范仲淹之谓乎？

也许，这才是《潇洒桐庐郡十咏》的内在诗意？其诗也轻灵，其心也厚重！

在睦州，最能与范仲淹这种潇洒胸怀对接的一件事，莫过于修建严子陵祠堂了。

要说严子陵祠堂，得先说严子陵钓台。

天下出名的钓台甚多：江苏淮安有韩信钓台，武昌有孙权钓台，陕西磻溪有姜太公钓台，山东濮县有庄子钓台，安徽贵池有萧统钓台，江苏宜兴有任昉钓台，湖北大冶有张子和钓台，北京阜成门外有金王郁钓台……这钓台，那钓台，都比不过严子陵钓台。

严子陵，生于西汉末年，大约在公元前三十七年至公元前四十三年之间，名光，又名遵，字子陵。会稽余姚（今宁波慈溪）人。青少年时代就博学多才，名声很大。南朝刘宋范晔的《后汉书》有《严光传》，全文如下，不长：

严光字子陵，一名遵，会稽余姚人也。少有高名，与光武同游学。及光武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帝思其贤，乃令以物色访之。后齐国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钓泽中。”帝疑其光，乃备安车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后至。舍于北军，给床褥，太官朝夕进膳。

司徒侯霸与光素旧，遣使奉书。使人因谓光曰：“公闻先生至，区区欲即诣造，迫于典司，是以不获。愿因日暮，自屈语言。”光不答，乃投札与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怀仁辅义天下悦，阿谀顺旨要领绝。”霸得书，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态也。”车驾即日幸其馆。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抚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为理邪？”光又眠不应，良久，乃张目熟视，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于是升舆叹息而去。

复引光入，论道旧故，相对累日。帝从容问光曰：“朕何如昔时？”对曰：“陛下差增于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严子陵共卧耳。”除为谏议大夫，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钓处为严陵濑焉。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年八十，终于家。帝伤惜之，诏下郡县赐钱百万、谷千斛。

用现代白话大致翻译一下也不长：严光，字子陵，又名严道，会稽余姚人。年轻时就有很大名声，与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同学。刘秀坐了天下，他却改换姓名，像从地球上蒸发了一样。刘皇帝知道他的才能，想重用他，就派人画影图形地寻找他。齐地有人报告说：我们这儿有一位男子，披着羊皮袄，坐在水边垂钓。刘皇帝估计是严光，就派上专车，拿上厚礼，让使者去聘请严光。使者往返多次，严光这才给了面子。进得京来，刘皇帝让贵客住在城北的五星级酒店，提供上等服务，早晚的饭菜都有太官亲自侍候。

司徒侯霸和严光一向有交情。他派人送信表示：听说先生您来啦，理当立即来拜访，但因公事缠身，一时难以如愿。希望您晚些时候能屈驾光临。严光没理这个茬，把书简扔给来人，口述回信说：你老兄如今位列三公，混得不错呀。如果你能心怀仁德，辅佐正义，就是天下百姓的福；如果你一味地阿谀奉承，唯刘秀马首是瞻，你就等着完蛋吧！侯霸收到这个信儿，就转呈给皇上。刘皇帝笑着说：这个楚狂人，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啊！刘皇帝当天就过来看严光。严光呢，嘿，躺在床上不起来。刘皇帝坐在严光床边，亲热地伸手摸着他的肚子说：嗨，老同学，你真不能出来帮我治理国家吗？严光还是闭着眼睛爱搭不理，过了好一会儿，这才睁开眼睛上下打量着刘皇帝，说：“从前人家唐尧那是有德君王，巢父尚且不肯出山帮他，听了从政这种话都要赶快清洗耳朵。这就叫人各有志！你何必要逼我呢？”刘皇帝很无奈：子陵，我真的没办法说服你吗？于是叹息着登车离去。

后来，刘皇帝又把严光请进宫，闲谈些过去的事情，一谈就是几天。这天，刘皇帝似乎不经意间问严光：老同学，你看我比起过去怎么样呀？严光回答说：不怎么样，就是比过去稍微胖了点。晚上，二人睡在一起。严光睡得不客气，把脚压在刘皇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公慌忙奏报说，昨夜有客星犯帝星，情势很危急。刘皇帝笑着说：没事，昨晚我和老朋友严子陵睡在一起，他睡觉不老实啊。

不久，刘皇帝任命严光为谏议大夫。可严光不肯接受，跑到富春山下种田去了。后人把他钓鱼的地方取名为严陵濑。建武十七年，刘皇帝又特下诏书，请严光进京。这回倒好，严光连来都不来了。严光八十岁那年，在家中去世了。刘皇帝闻听很是悲伤、惋惜，特命当地政府赐给他家一百万钱、一千斛粮食。

本纪之外，还有《刘秀与严子陵书》传世，曰：“古大有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鸿业若涉春冰，譬之疮痏须杖而行。若绮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颍水之风，非朕之所敢望。”看来这事让汉帝刘秀抱憾终生哈。

单从这一传记看，严光其人，究竟有多大学问和本事？看不出来；他对社会、国家和人民有多大贡献？也看不出来；他身后留下多么丰厚的人文遗产，比如著作等身、名篇不朽？还是看不出来。那么，他的名气怎么会这样大？而且，至宋千年下来那是越来越大，原因何在？这是一个有难度的问题，笔者想随后再说。

有学者根据可靠史料推断，严光的名气在唐初就相当之大，以至他生前在富春江边钓鱼的地方，建起了祠堂，成了世人游览凭吊的名胜之处——严子陵钓台。桐庐籍现代名人周天放、叶浅予合作发表过一篇文章《严先生祠堂》，内中引用初唐洪子舆一首诗如下：

汉主召子陵，归宿洛阳殿。

客星今安在，隐迹犹可见。

水石空潺湲，松篁尚葱茜。

岸深翠阴谷，川回白云遍。

幽径滋芜没，荒祠幂霜霰。

垂钓想遗芳，掇羞野荐。

高风激终古，语理忘荣贱。

方验道可尊，山林情不变。

二位先生在诗后写道：“则严先生祠堂唐初已有。盖严先生终老富春山，子孙即以为家祠而祠之，第规模狭窄，不为世人注意耳。”初唐去子陵谢世已逾六百年之久，而钓台依然入诗名世，所以成为“荒祠”，可见其修建年月更加久远，说不定汉时就闻名于世了。

不过，应该承认，严子陵钓台在全国十多处名钓台中独领风骚，其原因确如桐庐人董利荣先生所说：“在于范仲淹修建严先生祠的善举和写下著名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

范仲淹在谪守睦州期间都做过哪些实事？有人说除了修建严子陵祠堂之外，还创办了龙山书院，请来青年学者李觏施教；又疏浚了梅城东西湖。笔者不敢苟同此说。且不说疏浚州城（那时睦州州治在梅城）东西湖确否，只这兴办龙山书院一事，即无可靠史证。北宋宣和三年（1121），改睦州为严州，治所仍在梅城。仅六年后即进入南宋时代，而成书于南宋的《严州图经》和《景定严州续志》，是两部很权威的严州方志，对此均无记载，一直到明代出版的《严州府志》，也没有范仲淹创办龙山书院的记载。再一个铁证就是，青年学者李觏从未去过睦州，他是后来在饶州才与范仲淹初识的。范仲淹在睦州期间，就结结实实地修建了一座严子陵祠堂。对此，他本人前后三次提到，有白纸黑字为凭。其一，范仲淹《留题方干处士旧居·题记》：“某景祐初典桐庐，郡有七里濑，子陵之钓台在。而乃以从事章岷往构堂而祠之，召会稽僧悦躬图其像于堂。”其二，范仲淹《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其三，范仲淹《邵疏先生》：“十月日，右司谏、秘阁校理、知苏州范某，谨奉短书于先生邵公足下：……既抵桐庐郡，郡有严子陵钓台，思其人，咏其风，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贪夫廉，懦夫立，则是大有功于名教也。构堂而祠之，又为之记，聊以辨严子之心，决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以奇人，则不足传之后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笔于片石，则严子之风复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为教也，亦大矣哉！谨遣郡校奉此，恭俟雅命。”

看来做这一文化工程，范仲淹不但当成头等大事来办，而且是全身心投入，虽然交由“从事章岷”打理，但不啻于“一把手”亲自抓。这不，不但亲笔写出《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连聘请书法家、雕刻家这样的细事，也都绝不假手，亲力亲为这才放心。其实，只要他说句话，让章岷先生去办，效果一点不会差。连他自己在写给晏殊的信中都这么说：章岷“富文能琴，夙宵为会，迭唱交和，忘其形体。郑声之娱，斯实未暇。往往林僧野客，惠然投诗。其为郡之乐，有如此者，于君亲之恩、知己之赐，宜何报焉！”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远非同事之谊，早是兄弟般的文友至交了。必得略表一二。

章岷，字伯镇，福建浦城人，后徙江苏镇江。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进士，此时任睦州从事。章岷极有诗才且善琴，陪范仲淹游承天寺时，脱口即是：

古寺依山起，幽轩对竹开。

翠阴当昼合，凉气逼人来。

夜影疏排月，秋鞭瘦竹苔。

双旌容托乘，此地举茶杯。

范仲淹惊曰：“此诗真可压元、白矣！”再随口和之：

僧阁倚寒竹，幽襟聊一开。

清风曾未足，明月可重来。

晚意烟垂草，秋姿露滴苔。

佳宾何以伫，云瑟与霞杯。

这里得提一段争讼公案。范仲淹和章岷同游的承天寺，是睦州乌龙山承天寺，还是苏州承天寺？依笔者浅见，应是前者。紧靠睦州城东北面是乌龙山，因石色乌黑，山势如飞龙而得名。范仲淹在《潇洒桐庐郡十绝·之一》中说“潇洒桐庐郡，乌龙山霭中”，写的就是这座他特别喜爱的山。他常与章岷同游此山，还写了一首《游乌龙山寺》，诗曰：

高岚指天近，远溜出山迟。

万事不到处，白云无尽时。

异花啼鸟乐，灵草隐人知。

信是栖真地，林僧半雪眉。

当时，承天寺就建在州城边一座山上，此山即是乌龙山余脉。寺庙依山而建，寺前有一竹阁，登临其上，州城风物尽收眼底。承天寺便成了文士和州人经常光顾的好去处。

有人说范仲淹从睦州调任苏州，章岷亦随任节度推官。“此诗真可压元、白矣”的《和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就是二人同游苏州承天寺的唱和。还说：宋初，苏州“重玄寺改名为承天寺，当时，身为江苏人的范仲淹正任一代大儒宰相。一日，他与同僚章岷游览重元寺，作《章岷推官同登承天寺竹阁》。”且不论章岷是否随任苏州，也不计较此时范仲淹并非宰相，仅章岷一句“古寺依山起”就把什么也说明白了。据言者考订：历史上承天寺曾几易其名，初名“重云”，误为“重玄”，后称为“承天”“能仁”“双峨”“重元”等诸多寺名。何以建寺？说是天监二年（503），梁武帝萧衍以佛治国，全国崇佛成风。某日傍晚，官员陆僧瓒见自家宅第上空祥云重叠，即奏请梁武帝，建议舍去私产，在原址兴建一座寺庙，取名“重云”。梁武帝欣然应允，并赐匾额“大梁广德重玄寺”。“重云”被御误为“重玄”，只好将错就错。重玄寺一直兴盛到中唐时代，时任苏州刺史的韦应物，曾作《登重玄寺阁》一首：“时暇陟云构，晨霁澄景光。始见吴都大，十里郁苍苍。山川表明丽，湖海吞大荒。合沓臻水陆，骄阗会四方。俗繁节又喧，雨顺物亦康。禽鱼各翔泳，草木遍芬芳。于兹省氓俗，一用劝耕桑。诚知虎符忝，但恨归路长。”著名诗人白居易也在寺内书写了《法华院石壁所刻金字经》碑文，认为“石经功徳契如来付嘱之心”。还有皮日休前来游寺，题诗曰：“香蔓蒙笼覆若邪，桧烟杉露湿袈裟。石盆换水捞松叶，竹径迁床避笋芽。藜杖移时挑细药，铜瓶尽日灌幽花。支公谩道怜神骏，不及今朝种一麻。”……细看这些名家大腕的诗作，均不得“古寺依山起”的要领，真要身在俯看全城的一座山上，大诗人们不会无动于衷吧？再者，苏州城中有这么大一座山吗？

一段闲话撂过，还说章岷。可惜的是，章岷的诗文没能全部流传下来，仅有六首诗存世，而且还不包括那首享尽时誉的《斗茶歌》，现在只能从范仲淹的《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略得体会。

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

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

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

露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

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

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

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

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

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瓯中翠涛起。

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

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

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

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

众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

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

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

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

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

长安酒价减百万，成都药市无光辉。

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

君莫羡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斗茶，又称“茗战”，盛行于北宋时期，是古人集体品评茶品优劣的一种民间活动，而文人墨客们略加改变，多在书斋、亭园中兴办，以茶会友，以茶相知。至北宋末年时波及宫闱，连宋徽宗赵佶亦亲自与群臣斗茶，以胜为乐。范仲淹“被隐逸”到睦州后，很快进入当地民间天地，当然少不了参与斗茶活动。他与章岷等人斗茶，章岷先作《斗茶歌》，范仲淹看后佩服有加，连连称颂，即刻和韵，便是上引这首脍炙人口的斗茶诗。悠然吟出，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优美无比；且用典甚多，商山四皓、首阳二贤、屈子刘伶、卢仝陆羽……全是云水高人；不少名句为后人反复传颂而成经典。有人评说可与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相媲美，信不虚也。

顺便饶舌，范仲淹在诗中所题“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指的是武夷山茶。武夷山茶出名甚早，商周时，它就随“濮闽族”君长进献给周武王。西汉时盛名已著。唐元和年间，孙樵在《送茶与焦刑部书》中提到的“晚甘侯”，便是武夷山茶，这是最早的文字记载。至范仲淹时代，武夷山茶已称雄茶坛，成为贡茶，故诗中才有“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而自己如今品着贡茶，感觉那是好极了，“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风飞。”这灵魂自由得亚赛神仙呀。

范仲淹还写有一首《依韵酬章推官见赠》：

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

重入白云寻钓濑，更随明月宿诗家。

山人惊戴乌纱出，溪女笑隈红杏遮。

来早又抛泉石去，茫茫荣利一吁嗟。

不期然间，“惟恐逢恩”成了现实，调任苏州说明仁宗不忘仲淹，还会再有好事。然而，对此时的范仲淹来说，喜则喜之，尤有遗憾，百般心事谁知？惟有章岷知心，写诗以赠，正中下怀，遂有酬答。可以说，章岷是范仲淹睦州胸怀的知音者，范仲淹“睦州风光”的活见证。修建严子陵祠堂的重任，他不委托章岷还能信任谁？

经过范仲淹和章岷的合心合力，桐庐从古至今最著名的人文景观——严子陵祠堂重新建成问世了。它花去了多少时日，费去了多少银子，耗掉范、章和多少巧匠、民工的心血汗水，今日已不可考；其实就连他们所修建的这座严子陵祠堂，今人也难得一见了。一九五八年，国家要在七里泷那儿兴修富春江水电站，致使严子祠毁于水下。人们如今看到的景观已是现代货色，那是一九八三年，由桐庐县人民政府重新选址修建的。修旧如旧到何种程度？天知道。唯有一篇入了《古文观止》的《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那是千古不变的“原生态”。现在欣赏这篇千古绝唱：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某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其为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有心人会看出来：既然严子陵祠至晚在唐初已有，范仲淹文中何以有“始构堂”之语？周天放、叶浅予的解释是“盖取行文之便耳”；董利荣的解释是，原先是私修家祠，范仲淹“是以睦州州府的名义建造”，“从这个意义上说，范仲淹最先建造严先生祠堂也没错”。笔者再加一种解释如何，也许不着边际，此时的范仲淹，已然具备一种精神强势，一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强烈自信：纵观历史，环顾天下，谁能比我范仲淹更能理解严子陵呢？我来睦州，宁非天意？你看看眼前这是一副什么景象哟：“只寂寂的看不见一个人类……歪斜的亭子……纵横芜杂的草木……祠堂是废垣残瓦……”（郁达夫《钓台的春昼》）如此怠慢、亵渎先贤严先生，叫我范仲淹情何以堪？修子陵祠者，舍我其谁！从这种前无古人的气势看，“始建”二字也完全担当得起。

这就要回到那个“有难度的问题”了：严光何以名气这么大？转换在范仲淹名下，这个问题就是：范仲淹是如何理解并推崇严子陵的？睦州时期，范仲淹几达知天命之年，而且其人文坐标业已基本划定，人生价值观业已不好更改，社会个性业已鲜明而倔犟。他要走的路是“入世”一途，政治依归是“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社会理想是“以天下为己任”，以天下苍生为念，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歌词说，就是“丈夫在世应有为，为民播下太平春”。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由于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知识分子政策先进而科学，读书人只要努力，大都有用武之地，建功立业会有时，名垂青史看自己。所以，两宋热衷于“入世”且多有建树的士君子特多，范仲淹就是早期一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那么，与这种“普世类型”截然相反、格格不入的“出世”另类严子陵，又怎么能让范仲淹成为自己的铁杆崇拜者呢？他吸引并打动范仲淹的究竟是什么？为此历来都有人感叹：这谜一样的严子陵，问世间谁能真正读懂他？青山无语，绿水凝噎！

据统计从南北朝至清朝就有一千多名诗人、文学家来过此地，留下两千多首诗文。其中名人无算，范仲淹之前最著名者如李白、孟浩然、白居易、杜牧等，之后如苏轼、陆游、李清照、朱熹等，都留有大作。今人从这些古诗中精选上品勒石，得诗碑六十九方，供在碑廊里。李白有诗曰：

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

昭昭严子陵，垂钓沧波间。

身将客星隐，心与浮云闲，

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江。

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

使我长叹息，冥栖岩石间。

（《古风》）

李白此诗，可视为范仲淹之前“赞美类”的代表作。有没有道不然的呢？晚唐诗人方干就大为质疑，问严子陵：“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暮发七里滩夜泊严光台下》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隐居此地不问国事？这不是耽误人生吗？那么，在这两种人生观、价值观中间，你范仲淹将作何认定？

早前书中就交代过，青年范仲淹世界观的形成，深受《易经》的影响。《易经》作为儒家诸经之首，元典中的元典，“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一旦造成一个人看世界的独特眼光，其品人论事，必远在儒、道、佛之上，简直就在另一个新世界。难怪今天有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易经》乃宇宙语言，真正破解之日，世界将为之改观。作为北宋易学义理派的开创者，作为通解二十七卦的《易义》一书的作者，作为深谙“三才”之道，认定通彼天、地、人，即谓之《易》的范仲淹，他论严子陵必定别有角度，不为寻常褒贬所左右。你看他在《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中，果然从《易经》入手。《蛊》者，六十四卦之一。《蛊》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程子（程颐）注《蛊》上九云：“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怀抱道德，不偶于时，而高洁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所处虽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屯》者，亦六十四卦之一，坎上震下，元亨，利贞。《屯》之初九，盘桓，利居贞，利建侯。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一个占定《蛊》上九，一个占定《屯》初九，所以，“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志哉？”而先生之志，必在“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之际。

在中国的士君子群体中，从来就有一种类型，即“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他们甘于寂寞，自生自灭，一代代没于草野荒丘而不为世知。其中能留名于世者，皆因引发了各种故事所致，如许由洗耳，巢父下游饮犊，鲁仲连“义不帝秦”，严子陵不事光武……在中国隐逸者中，此类名人极少，许由、巢父尚在传说之中，鲁仲连不为秦朝办事，但他在别处老忙活，还不是真正的“不屑天下之事”，唯有这严子陵，史载籍籍，确乎是个“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独洁其身者”。前列种种类型的隐士，再夸他们是“高士”，总多少脱不掉“入世”嫌疑，就连名头最响的陶渊明先生，他也是先仕而后隐呀。可瞧瞧这位严子陵，新朝皇帝王莽请他出山，不去；也好，这王皇帝来路不正，不与他同流合污也罢。可这刘皇帝“根正苗红”，又是你的老同学，这样巴巴儿的一请再请，你把臭脚丫子都捣在人家那“皇肚”上，人家还是照请不误，心诚得让石头人儿都动心，你咋还不给个面子呢？只要你去，那首席宰相还能轮到别人？你上班哪怕搞个弹性时间，刘皇帝也一准高兴。偏这个严子陵呢，“不屈，乃耕于富春山，……建武十七年，复特征，不至。”“帝伤惜之”，你让这么好的一位中国皇帝太伤心啦！

范仲淹在品鉴这位特立独行的严子陵时，必定会把自己摆进去，作一种设身处地的思考：严子陵如此真心热爱精神独立与自由，视自己的羽毛如珍宝，视富贵如浮云，超凡脱俗，遗世鹤立，旷达、淡定、坚忍不拔……这不就是古来所说“隐居以求其志”那一种至高境界吗？多少士君子梦想企及而不可得呀！我范仲淹要是他，我能做到吗？某虽不才，要学学张子房、诸葛亮们或为不难，但要让我像严子陵这样“长揖万乘君，还归富春江”“潮生理棹，潮平系缆，潮落浩歌归去”（陆游《鹊桥仙》），我能做到吗？你别说，还真没有这种打算和勇气，真缺这种“清风洒六合，邈然不可攀”的气派与修炼呢！……人，不论是什么人，总是缺什么稀罕什么，总想弥补什么。范仲淹也是人，这会儿他就最稀罕严子陵，也就最想为严子陵做点什么，好好修一个严先生祠堂，是对一种高标的士君子精神与人格的认同、赞美、向往和追求，是一个自我心理享受的圆梦之举。假如没有这样一种内心世界作依托，他能发出“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万古绝唱吗？讴歌先生，其实也在讴歌一种“范仲淹理想”啊！

范仲淹有这种伟大的“出世”理想吗？正像每一个古代士君子都有一样，他也有。别看他勤于王事，心系民瘼，百事操劳，奉公严厉无私，自律清而且苦，但在他的心里，始终保有一方柔软而宽广如海洋的“琴心”世界。他不仅能够从心理上认同甚或赞赏历代各种隐逸之士，而且在他的现实交往圈子里，根本不乏此类知己朋友。这里只举石曼卿一例。

石曼卿比范仲淹小三岁，名延年，曼卿是他的字，又字安仁，别号叫葆老子。祖居幽州，后迁居宋城，就是今天商丘市睢阳区。身负奇才而官运不通，考一回糊一回，累举不中。宋真宗惜才，“录为三举进士，以为三班奉职”。石曼卿还牛得很，“耻不就”，小官小吏算嘛呀！宰相张知白大为惊异，问他：“你母亲年龄那么大了，你怎么养活她？还挑三拣四呀！”一句话打动了他的孝心，这才勉强就职。这一路就是不断的芝麻小官位，金乡知县、永静军推官、大理评事、馆阁校勘、光禄寺承、大理寺丞之类。石曼卿生性豪放旷达，不拘小节，如今才高而未大遇，遂饮酒自放，愤世嫉俗，青山绿水便成了他经常光顾的去处。他说他一到山水之间，便会心生融入青绿色彩之间的美妙感觉，于是乘兴读书、弹琴、饮酒、写诗，大得其乐。他的酒量极大，大到什么程度，有个说法。他在京城开封时，结识一位叫刘潜的布衣酒友，这一天，二人相约去一家新开的王氏酒楼喝酒。两人的喝法是见面不说话，好酒即好话，开喝就是。于是一杯接一杯，一坛接一坛，喝个没完没了。从上午喝到中午，从中午喝到下午，眼看日落西山，还不肯放下手中的酒杯。这可把王掌柜看呆了，以为是神仙光顾，打起精神侍候着。天黑了，亮灯了，两人仍然面无醉色，随手撒下一把银子，扬长而去。围观者看得目瞪口呆，此事即刻传遍京城，说有两位神仙到王氏酒楼喝酒，如何如何，这般这般，传成了一段佳话。知者曰：什么神仙不神仙，那是石延年和刘潜！

石曼卿的诗才和书艺皆精。《蓼花州闲录》中有这样一则记载：一次雅士聚会，以“天若有情天亦老”为上联，各出下联，以竞风流。此句乃出自李贺名诗《金铜仙人辞汉歌》，在宋以前就早已闻名，欲对名人名句，那可得见真功夫。石曼卿随口就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一语既出，惊动四座，众人皆五体投地。

据说，石曼卿与范仲淹的庄重、严正不同，活泼洒脱，谈吐幽默，而且善谑。《资谈异语》载：“石曼卿善谑，尝出御马，一日失鞍马惊，曼卿坠地，从吏慌忙扶掖升鞍。曼卿曰，赖我是石学士，若是瓦学士，岂不跌碎乎？”随口几句妙语，解了自家狼狈，也消除了从吏们的担心，一阵笑声过后，尽皆释然。你说他生活作风轻灵曼妙吧，可大事亦不糊涂。与西夏国开战期间，石曼卿受命于危难之际，很短时间内在河北、河东、陕西等地组织起数十万大军，开往前线作战。仁宗皇帝因此赏赐他绯衣银鱼。可惜行将得到重用时，他却一病不起，去世时年仅四十八岁。斯人之死也极浪漫，相传死后成了木芙蓉的花神。宋代盛传在虚无缥缈的仙乡，有一个开满红花的芙蓉城，据说有人在此遇到过他，他告之说：吾乃芙蓉城主，十月芙蓉花神是也。真是个一生妙人！

石曼卿的秉性、才气和人缘俱佳，在当时广为人知，与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蔡襄、滕子京等人都是好朋友。他与范仲淹何时何地相遇相知，尚未见记载，但因诗、酒、琴及其“渔父情结”结缘，必不错矣。石曼卿曾作《太清宫九咏》，范仲淹为其作序。其序云：

谯有老子庙，唐为太清宫，地灵物奇，观者骇异。历代严护，景概所存。若灵溪、涡河、九龙井、左钮再升天桧，皆附于国籍，发乎咏歌，而风人之材，难其破的。余友曼卿，将命斯来，实懂宫事，嗜道之外，乐乎声诗，览灵仙之区，异其八物，益以宫题，而成九咏。观其立意，皆凿幽索秘，破坚发奇，高凌红霓，清出金石，有以见诗力之雄哉！

令人叹惜的是，石曼卿所作《太清宫九咏》已失传。

从范仲淹作品中，还可得一诗、一书、一祭文，很能见出二人交情与各自胸臆，兹录于下。

其诗，《送石曼卿》：

河光岳色过秦关，英气飘飘酒满颜。

贾谊书成动西汉，谢安人笑起东山。

亨途去觉云天近，旧隐回思水石闲。

此道圣朝如不坠，疏封宜在立谭间。

其书，《与石曼卿》：

某再拜。去冬以携家之计，驻羸东郊，朋来相欢，积饮伤肺，赖此闲处，可以偃息。书问盈机，修答盖稀。足下亦复懒发，绝无惠问，非求存慰，欲知起居之好尔。近诗一轴，寄于足下与滕正言。达于诸公，必笑我也。

其祭文，《祭石学士文》：

维庆历三年九月日，具官范某，谨致祭于故友曼卿学士之灵。呜呼！曼卿之才，大而无媒，不登公卿，善人为哀。曼卿之笔，颜精柳骨，散落人间，宝为神物。曼卿之诗，气雄而奇，大爱杜甫，独能嗣之。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不见曼卿，忆兮如生。希阔之人，必为神明。尚飨！

范仲淹其诗、其书、其祭文，未见有专家学者专门考订阐述，笔者才力不逮，更不敢置喙，唯请注意祭文中之“曼卿之心，浩然无机，天地一醉，万物同归”。石曼卿心胸“浩然无机”到可同“天地一醉，万物同归”，其与“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的子陵境界，还有几多差别呢？范仲淹有心与石曼卿深交，焉知不是追求严先生境界的一种现实弥补？

顺便来一点闲笔。石曼卿英年早逝，在以范仲淹为首的一大群士君子朋友中反响强烈。欧阳修写了《哭曼卿》诗和《石曼卿墓表》，梅尧臣写了《吊石曼卿》，蔡襄写了《哭石曼卿》……这里仅引欧阳修诗文为例。

其诗，《哭曼卿》：

嗟我识君晚，君时犹壮夫。

信哉天下奇，落落不可拘。

轩昂惧惊俗，自隐酒之徒。

一饮不计斗，倾河竭昆墟。

作诗几百篇，锦组聊琼琚。

时时出险语，意外研精粗。

穿奇雾云烟，搜怪蟠蛟鱼。

诗成多自写，笔法颜与虞。

旋弃不复惜，所存今几余。

往往落人间，藏之比明珠。

又好题屋壁，虹霓随卷舒。

遗踪处处在，余墨润不枯。

朐山顷岁出，我亦斥江湖。

乖离四五载，人事忽焉殊。

归来见京师，心老貌已癯。

但惊何其衰，岂意今也无。

才高不少下，阔若与世疏。

骅骝当少时，其志万里途。

一旦老伏枥，犹思玉山刍。

天兵宿西北，狂儿尚稽诛。

而今壮士死，痛惜无贤愚。

归魂涡上田，露草荒春芜。

石曼卿死后，欧阳修派人为其修墓，并亲到墓前祭奠，其祭文曰：

呜呼曼卿！生而为英，死而为灵。其同乎万物生死，而复归於无物者，暂聚之形；不与万物共尽，而卓然其不朽者，后世之名。此自古圣贤，莫不皆然。而著在简册者，昭如日星。

呜呼曼卿！吾不见子久矣，犹能仿佛子之平生。其轩昂磊落，突兀峥嵘，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为朽壤，而为金玉之精。不然，生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纵横，风凄露下，走磷飞萤！但见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与夫惊禽骇兽，悲鸣踯躅而咿嘤？今固如此，更千秋而万岁兮，安知其不穴藏孤貉与鼯鼪？此自古圣贤亦皆然兮，独不见夫累累乎旷野与荒城！

呜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畴昔，悲凉凄怆，不觉临风而陨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尚飨！

范仲淹在睦州期间，还有一件事，使他充分展现其博大浩淼的“琴心情结”、云水襟怀，这就是两访方干故里。

且说这天的祠堂工地上，范仲淹在章岷等人的陪同下进行视察，隔江望去，但见对面山势不俗，白云冉冉，白云深处似有村落显现。章岷即告知，那就是“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的唐处士方干故里。范仲淹一闻其名，即说：啊，早知桐庐有方干故里，就在这儿呀，这得郑重拜访，走！

“睦州诗派”是唐代一个地域性的诗歌流派。它的提出，首见于谢翱《睦州诗派序》，云：

惟新定自元和至咸通间，以诗名凡十人，视他郡为最。施处士肩吾、方先生干、李建州频、喻校书凫，世并有集。翁征君洮，有集，藏于家。章协律八元、徐处士凝、周生朴、喻生坦之，并有诗，见唐《间气》及《文苑》诸书。皇甫推官以文章受业韩门。翱客睦，与学为诗者，推唐人以至魏汉，或解或否，无以答。友人翁衡取十先生编为集，名曰睦州诗派，以示翱。翱曰：“子，睦人也，请归而求之，毋贻皇甫氏。所云舍近而寻远，则诗或在是矣。”癸巳夏五书双谼精舍。

这个序作于元代至元三十年（1293），距宋亡已十五年。可知所谓睦州诗派，命名者为谢翱的门生翁衡。谢翱在序中没有细述翁衡编集原因，或为推崇隐逸精神？或仅为表扬睦州？就不得而知了。不过，从这段文字可知，翁衡所说的“睦州诗派”，包括晚唐的施肩吾、方干、李频、翁洮、章八元、徐凝、周朴、喻凫、喻坦之、皇甫湜十位睦州籍诗人。这里笔者只说方干。

前面引过方干两句诗：“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彼方干即此方干。听他这口气，分明是“入世”一脉，自己是要忠君爱国，建功立业，匡时济民，名垂青史的了。可事实上呢？

方干字雄飞，听听，雄飞！比川人的“雄起”厉害多了。结果不但没能在科举一途雄飞起来，还一下子跌进草莽之中。不是考试成绩不好，那是相当优异，屡试屡仆的原因说起来甚为可笑，是他小时玩耍跌伤嘴唇破了相，于是有司奏报说：“干虽有才，但科名不可与缺唇人，使四夷闻之，谓中原鲜人士也。”残疾不雅观的人都能中进士做状元，这不是给我们大唐国丢人吗？泱泱大国居然没个全乎人吗？就跟如今歧视乙肝患者一样。这样一来，方干一生与做官无缘，羞于见桐庐父老，跑到会稽鉴湖和仙居板桥隐居起来。这个结果真是始料未及，所以打击特别大，再读自己的“前贤竟何益，此地误垂钓？”不知将作何感想？这么一对比，他可就差下严子陵一个大层次了。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官场少去一顶戴，晚唐多了一大家，有了一位与贾岛、项斯等齐名的著名诗人，睦州诗派才得以有了一位领军人物也。方干从小即善吟咏，深得外公章八元喜爱。章八元是进士出身，大历、建中年间颇负诗名，有“章才子”之称誉。当时另一位诗书大家徐凝也极为看重方干，收为门生，悉心点拨。方干后又和贾岛、李群玉、陈陶、喻凫、李频、曹松、吴融等交往酬唱，诗风大振。他为诗刻苦，自称“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感怀》）、“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赠喻凫》）。《鉴戒录》称“干为诗炼句，字字无失”，刻画极工。如《旅次洋州寓居郝氏林亭》中“鹤盘远势投孤屿，蝉曳残声过别枝”一联，尤为历来传诵，在当时已颇负盛名。吴融在《赠方干处士歌》中这么写：“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孙郃《玄英先生传》说方干：“广明、中和间，为律诗，江之南未有及者。”《四库全书总目》亦称其诗曰：“气格清迥，意度闲远，于晚唐纤靡俚俗之中，独能自振，故盛为一时所推。”方干去世后，门生弟子尊他为“玄英先生”，搜集诗作三百七十多首，编为十卷本《玄英先生集》。

生能博得“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的赞誉，一个深受屈辱伤害的灵魂也该在天堂悠悠然安息了吧。

笔者相信，范仲淹是怀着与敬重严子陵同样的心情，前去造访方干故里的。事实正是如此。

方干祖籍新定县，即今天的淳安县，后来才迁居桐庐县鸬鹚源，今名芦茨湾，就在严子陵钓台斜对面。范仲淹初访鸬鹚源的具体日期，没有什么记载，四月抵桐庐，此时严子陵祠堂也大致完工，推算下来，时间总在夏末秋初了吧？这当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他真的瞻仰了方干故里，且得到了一个令他深感意外的惊喜。这个意外惊喜分三个层次：第一，发现方干后人“尚多儒服”，都是读书人呀，好，好；第二，方干八世孙方楷，前几年刚中了王拱辰榜进士，真是光宗耀祖呀，方高士地下有知该有多么高兴；第三，怎么，方楷正好在家？哎呀太好了，快请来见见！可以想象到，当时的范仲淹是多么欣喜，不由得诗兴大发，挥笔就是一首《留题方干处士旧居》：

风雅先生旧隐存，子陵台下白云村。

唐朝三百年冠盖，谁聚诗书到远孙？

诗的末尾标有自注：“时裔孙楷方登进士科。”清康熙本《范文正公集》附有诗序：

某景祐初典桐庐，郡有七里濑，子陵之钓台在。……见东岩绝壁，白云徐生，云方干处士之旧隐，遂访焉。其家子孙尚多儒服，有楷者新策名而归。因留二十八言，又图处士像于严堂之东壁。楷请刊诗于其左。

范仲淹此诗一出，鸬鹚湾也便有了“白云源”“白云村”之称。他意犹未尽，再赠方楷本人一诗：

高尚继先君，岩居与俗分。

有泉皆漱石，无地不生云。

邻里多垂钓，儿孙半属文。

幽兰在深处，终日自清芬。

方楷乃新科进士，出任鄱阳主簿，又迁上元县令，返家欢聚，本自十分得意，如今赫赫有名的范仲淹大驾光临，且亲赠双诗，更是喜出望外了，遂作诗回赠范公：“莫言寸禄不沾身，身后声名万古存。幸得数篇传宇宙，得无余庆及儿孙。”此时，估计方楷不会想到，范仲淹仅仅过了个把月，居然会二度造访白云村，并且住了一夜。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说：“夏六月壬申，徙苏州。”这话也对也不对。说对，朝廷任命“徙苏州”调令，的确是“六月”下达的；说不对，因为事实是范仲淹一直拖拉到“十月”才离开睦州，去苏州上任的。这是怎么回事？看看他写给曹都官的信，便可略知一二。那信中有言：“既守桐庐郡，大为拙者之福。朝廷念其无他，移守姑苏。以祖祢之邦，别乞一郡，乃得四明。以计司言，苏有水灾，俄命仍旧。”（《与曹都官书》）原来范仲淹接到调任苏州的诏书，顾忌到那里是自己的老家，不想去，想回避一下，就给上头打报告说，请求重新安排一个地方。上面同意，就通知说那你去明州吧。还没来得及去明州，苏州遭了大水灾，朝廷觉得范仲淹有过成功的治水经历，就又说，你还得先去苏州才行。封建机器的办事效率，古今都差不多。这么来来回回一折腾，过去三五个月也不算慢哈。所以，范仲淹这才有时间修成严子陵先生祠堂，有时间过江探访方干故居，这会儿也有时间再访鸬鹚湾里白云村。那么，怎么知道范仲淹在睦州一直待到十月才离开呢？也有个确证。范仲淹有一首七绝诗《桐庐方正父家藏唐翰林画白芍药予来领郡事因获一见感叹久之题二十八字》，诗曰：

治乱兴衰甚可嗟，徒怜水调诉荣华。

开元盛事今何在，尚有霓裳寄此花。

关键是诗题之后，有一行小字写得明白：“景祐元年十月七日”。这就是说，至少在这年的十月初，范仲淹还在睦州无疑。二访方干故居必定在这以后，因为那是赴苏州上任途中，再进鸬鹚湾的。

范仲淹二次进方干故居，显然带有告别的意思，因为之前先去凭吊了严子陵钓台。他在前引《依韵酬章推官见赠》诗前有小记：“仲淹自桐庐移守姑苏，由江而上登钓台，移小舟南岸宿方处士旧居，章从事闻之有诗见寄，依韵和之。”是呀，在桐庐虽然只盘桓了短短半年，但饱享了“拙者之福”，乃平生最轻松惬意的一段日子，现在就要离开，也许永远不再回来，行前不再看看白云钓台、明月诗家，这心里搁不下呀。从诗的内容看，范仲淹是到了苏州任上才写这首和诗的。身在苏州繁华地，心在桐庐山水间，才有“姑苏从古号繁华，却恋岩边与水涯”之句。想来在严子陵钓台流连了大半天，自忖给地方办了一件实事，总算对得起桐庐百姓，也对得起自己了。看看天色不早，趁着余兴就来在对岸方家。方楷自然上任去了，但其家人盛情接待，也就在此留宿了。“更随明月宿诗家”，上次方楷有诗回赠，他当然是诗家了。明月在天，入住时已然不早了。第二天村民看到自己，男女老少不免十分惊喜，小姑娘们还有点害羞呢。这样的生活美好又短暂，官身不自由，自己还得在名利场上挣扎，哪里是个头啊！全诗像范仲淹对自己的“睦州风光”作了个艺术性小结，也是对自己内心那个“琴心情结”的简短告别词。潇洒桐庐潇洒了自己，再仗剑胆行天下，苏州也就算不了什么！看得出来，此时的范仲淹口中虽叹“茫然荣利一吁嗟”，但心情是愉悦的，气势是鼓鼓的，信心是满满的，没把自己当成个年近半百的人。

此次范仲淹走后，方干的九世孙，也就是方楷的儿子方蒙，品学兼优，文武全才，高中英宗朝许安世榜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荣归故里后，头一件事就是临溪建起“清芬阁”，意出“幽兰在深处，终日自清芬”，以纪念范仲淹。这个富春江边小村庄，仅在两宋期间，连同方楷一共出了十八名进士，其详细难于在此叙出，但大名值得一书：八世孙方楷、九世孙方载、九世孙方蒙、九世孙方鼎、九世孙方参、十世孙方可行、十世孙方安行、十世孙方元若、十世孙方悫、十世孙方元昭、十一世孙方壮猷、十一世孙方挺之、十一世孙方奇之、十二世孙方懋功、十二世孙方懋烈、十二世孙方炳、十三世孙方秘、十三世孙方登。这当然是方家积有祖德风水好，但若说与范仲淹那造访、那诗文、那劝学、那勉励没有一点点关系，也有失公道吧。

两篇《灵乌赋》

前文书中说过，以“百官图”风波为标志的第三次碰撞，是以范仲淹为首的庙堂士君子群，与以吕夷简为首的志于禄者群的小规模集体碰撞事件，其结果，自然还是不敌帝王文化，范仲淹贬饶州，欧阳修贬夷陵，余靖贬筠州，尹洙贬郢州……其他“朋党”分子也都没什么好日子过，大家只好祭出看家本领，“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范仲淹《访陕郊魏疏处士》），那就暂且让龙泉入鞘，古琴张弦，山水寄志，诗赋传情，而且是“诗书对周孔，琴瑟亲羲黄。君子不独乐，我朋来远方”。（范仲淹《书海陵滕从事文会堂》）君子不言败，要在一种高蹈之乐中舐舔伤口，贻养元气，在相互搀扶与鼓励中打磨剑锋，造东山再起之势。

范仲淹饶州之贬，似应把徙知润州、越州也计算在内，时间上算一个连续无间的小单元，考察其诗文心胸，也真是同一个精神小空间。其间诗文作品甚多，也算他一生又一个创作高潮吧。如何领略范仲淹这一段的剑胆琴心呢？以笔者愚见，读好他的《灵乌赋》最为关键。

要读懂范仲淹的名作《灵乌赋》，先得读懂梅尧臣的《灵乌赋》。要读懂梅尧臣的《灵乌赋》，先得读懂梅尧臣其人。

梅尧臣在特意写作《灵乌赋》以赠范公仲淹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状态呢？这一年他三十四岁，正在任建德县令。此前一路走来，梅尧臣活得不容易。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四月十七日，梅尧臣出生于安徽宣城县。父亲梅让，一生在乡务农。二叔梅询，字昌言，二十六岁中进士，官至工部郎中，直集贤院。梅尧臣的老朋友欧阳修后来写道：尧臣“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传说：他在村头一块长条青石板上读书写字，时间长了，竟将青石板磨得光溜溜的，后来人称“读书石”。梅尧臣原名圣俞，怎么叫成尧臣而以圣俞为字呢？原来有一年，宣城东乡有人要把那块“读书石”拉走做墓碑，乡亲们不让，说这是圣俞读书石。东乡人一听有“圣谕”，吓得即刻退去。圣俞自己也觉得这“圣谕”二字有点不妙，便改名“尧臣”，将来要做个尧王爷那样的圣明君王的贤臣。梅尧臣十二岁那年，叔叔梅询改任襄州通判，把这个富有诗才的侄儿带走，想栽培成材，科举成名。于是，梅询一路走过襄州、鄂州、苏州、陕西京兆府、怀州、池州和广德军诸地，也就把侄儿带了一路。然而，就像命中注定似的，梅尧臣科场蹉跎，屡试不第，始终没能挣得一名进士。叔叔急了，只好让侄儿走“门荫”一途。宋朝有一种“门荫制”，即一人得道，可以带挈子孙做官，官大的还可以带挈兄、弟、侄、甥，甚至诸种门客等做官。这么着，梅尧臣就补了一个太庙斋郎的缺。何谓太庙斋郎？就是人家太庙举行祭祀时，充当各种执事，是个比芝麻粒还要小的官儿，如果算作官儿的话。负名才子不能正途仕进，却当了个劳什子斋郎，这让年轻好胜的梅尧臣觉得很没面子，心灵很受伤，这块心灵隐伤甚至影响了一生的做人做事。

且说宋初诗坛上，有一个声势很冲的诗歌流派，以《西昆酬唱集》得名，故人称“西昆诗派”。代表人物有杨亿、刘筠、钱惟演等，其诗风师法晚唐李商隐的雕润密丽、音调铿锵，呈现出整饰、典丽的艺术特征。但是要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比较贫乏，与时代和社会隔绝较大，诗人很少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缺乏生活气息。梅尧臣初学写诗走的是西昆诗派路子，而且因缘际会，还成就了一门婚事。他的夫人谢氏乃谢绛（字希深）之妹，而谢绛乃西昆诗派大佬杨亿和钱惟演所最为宝爱、器重者。谢绛之父是太子宾客谢涛，也颇负才名。此时梅尧臣二十六岁，《宛陵先生年谱家世》载：“天圣五年（1027），梅尧臣娶谢氏夫人，乃太子宾客涛之女，知制诰绛之妹也，年二十归于梅氏。”“宛陵先生”者，梅尧臣别称也。婚后不久，梅尧臣调任桐城主簿，掌“出纳官物、销主簿书”一类职责。两年后，再调任河南县主簿。河南县是西京洛阳的首县，当视为升级，有他的岳父谢涛正在西京任事。不久，妻兄谢绛调任河南府通判，因要近亲避嫌，调尧臣转任河阳县主簿，这样以来，光小小主簿就连任了三回。梅尧臣心里憋屈，决心再应进士试，结果还是考糊了。所幸官职没丢，于景祐三年（1036）知建德县，虽说是七品芝麻官，毕竟做了主官，布衣之身跌打了三十多年之后，总算修出一点正果，入了仕宦正途，或可更上层楼也未可知，这真不容易呀，这真得珍惜呀……梅尧臣就是在这种生存状态下，着意为贬在饶州的范仲淹，奉上自己的《灵乌赋》的。现在来看他的作品《灵乌赋》。

乌之谓灵者何？噫，岂独是乌也。夫人之灵，大者贤，小者智。兽之灵，大者麟，小者驹；虫之灵，大者龙，小者龟；鸟之灵，大者凤，小者乌。贤不时而用，智给给兮为世所趍；麟不时而出，驹流汗兮扰扰于修途。龙不时而见，龟七十二钻兮宁自保其坚躯。凤不时而鸣，乌兮招唾骂于邑闾。乌兮，事将兆而献忠，人反谓尔多凶。凶不本于尔，尔又安能凶。凶人自凶，尔告之凶，是以为凶。尔之不告兮，凶岂能吉？告而先知兮，谓凶从尔出。胡不若凤之时鸣，人不怪兮不惊。龟自神而刳壳，驹负骏而死行，智骛能而日役，体劬劬兮丧精。乌兮尔灵，吾今语汝，庶或汝听：结尔舌兮钤尔喙，尔饮喙兮尔自遂。同翱翔兮八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来城头无尔累。

梅尧臣在北宋当时已是成名大诗人。他的好友欧阳修称其诗“譬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始终称大他五岁的梅尧臣为“诗老”；稍后点的王安石、刘敞、苏氏三父子等，均对梅尧臣褒赞有加；到了陆游，更是最为佩服，在《读宛陵先生诗》中说：“李杜不复作，梅公真壮哉，岂惟凡骨换，要是顶门开，锻炼无遗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南宋后期的诗人刘克庄，在《后村诗话》里，甚至盛赞梅尧臣为宋诗的“开山祖师”……盛名之下，谁敢言非？一旦要为尊者讳，连梅公的其他诗文都一再言好，即便有难言之隐时，也轻轻一笔带过。比如这篇《灵乌赋》究竟好不好？从来未见切评，大都像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那样简略表述：“范文正……坐贬饶州。梅圣俞时官旁郡，作《灵乌赋》以寄，公以作赋予报之。”顶多加一句好话：乃梅尧臣对范仲淹的劝慰之作。现代语言很繁琐，有人说：梅尧臣出于对朋友的一番好意，特意撰写了一篇《灵乌赋》赠之，告诫范仲淹要学人中贤，兽中麟，虫中龙，鸟中凤，该出声的时节再出声，千万别学不识时务的乌鸦，老是报凶不报吉，“招唾骂于邑闾”。最后还特别提醒说：从此管好自己的嘴巴，留着吃饭就行，和你那一帮子弟兄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唯其如此，才会活得不累啊！只有胡适先生敢说真话：“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记有胡适先生这一评价的文章，笔者在后面还要引述。至于对梅尧臣先生《灵乌赋》的艺术品格作评，笔者是门外汉，不敢置喙。若从受赠者范仲淹先生的角度看，笔者觉得梅公此赋的内容和见解，确如胡公所言：“不高明”，甚至是不高明之至！

这得先说说范仲淹与梅尧臣的既往交情。宋仁宗明道元年（1032）春，四十三岁的范仲淹结束了在山西河东的一贬生涯，调往陈州任职。赴任途中经过西京洛阳，想顺便探望一下老同年、老朋友谢绛。谢绛比范仲淹小五岁，但发迹早，二十二岁就与范仲淹成了同榜进士。吃饭叙旧中，谢绛指着坐中一位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才俊对范仲淹介绍说，他是我的妹夫梅尧臣，你们认识一下。这就是范、梅相识之始。此时的洛阳城里，以欧阳修为首，聚集着一大批青年文人，所谓“洛下才人”集团，除梅尧臣以外，还有尹洙（字师鲁）等多人。宋人王辟之在《渑水燕谈录》中有过这样的记载：“天圣末，欧阳文忠公文章三冠多士……为西京留守推官，府尹钱思公、通判谢希深皆当世伟人，对待优异。公与尹师鲁、梅圣俞、杨子聪、张太素、张尧夫、王几道为七友，以文章道义相切劘。率常赋诗饮酒，间以谈戏，相得尤乐。凡洛中山水园庭、塔庙佳处，莫不游览。”此时的范仲淹已然文名、政声在外，更因河中首贬这种雄壮事儿，成为欧阳修这辈年轻文人眼中的明星人物，在洛期间，或有谢绛从中联络，至少与这些粉丝们同游过一次嵩山，遂有《和人游嵩山十二题》，高古名句如：“英雄惜此地，百万曾相距。”“试问捣衣仙，何如补天女。”“天威不远人，孰起欺天意。”“惟抱夷齐心，饮之可无愧。”……这事儿有欧阳修《嵩山十二首》以为对照。青年欧阳修与范仲淹的交谊，前文书中已详细述过，后面还会再有章节叙述。至于梅尧臣与范仲淹相识后如何继续来往，有什么诗文唱和，笔者所见不多，倒是见过一首《读范桐庐述严先生祠堂碑》诗，如下：

二蛇志不同，相得榛莽里。

一蛇化为龙，一蛇化为雉。

龙飞上高衢，雉飞入深水。

为蜃自得宜，潜游江海涘。

变化虽各殊，有道固终始。

光武与严陵，其义亦云尔。

所遇在草昧，既贵不为起。

翻然归富春，曾不相助治。

至今存清芬，烜赫耀图史。

人传七里滩，昔日来钓此。

滩上水溅溅，滩下石齿齿。

其人不可见，其事清且美。

有客乘朱轮，徘徊想前轨。

著辞刻之碑，复使存厥祀。

欲以廉贪夫，又以立懦士。

千载名不亡，休哉古君子。

如此看来，梅尧臣似乎凭吊过严子陵钓台，是应范仲淹之邀还是自行游览，这就不好说了。不过总的来看，两人的交往不是很多，诗文唱和也不会多，深层次的相知也就谈不上，接下来能看得到的记载，就是范仲淹这次做了“三黜人”，谪守饶州，二人以《灵乌赋》相应和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不论二人过从疏密，交情深浅，在以“百官图”事件为峰值的政坛搏击中，甚至包括之前的几次政治风浪中，梅尧臣尽管身处局外，但态度是鲜明的，是站在范仲淹们一边的，对朝中那些范之政敌吕夷简们，是持厌恶、嘲讽和批判姿态的。这有他一系列的诗作为证。如《聚蚊》：

日落月复昏，飞蚊稍离隙。

聚空雷殷殷，舞庭烟幂幂。

蛛网徒尔施，螗斧讵能磔。

猛蝎亦助恶，腹毒将肆螫。

不能有两翅，索索缘暗壁。

贵人居大第，蛟绡围枕席。

嗟尔於其中，宁夸嘴如戟。

忍哉傍穷困，曾未哀癯瘠。

利吻竞相侵，饮血自求益。

蝙蝠空翱翔，何尝为屏获。

鸣蝉饱风露，亦不惭喙息。

甍甍勿久恃，会有东方白。

如《彼吟》：

断木喙虽长，不啄柏与松。

松柏本坚直，中心无蠹虫。

广庭木云美，不与松柏比。

臃肿质性虚，圬蝎招猛嘴。

主人赫然怒，我爱尔何毁。

弹射出穷山，群鸟亦相喜。

啁啾弄好音，自谓得天理。

哀哉彼禽，吻血徒为尔。

鹰不博击，狐兔纵横起。

况兹树腹怠，力去宜滨死。

如《巧妇》：

巧妇口流血，辛勤非一朝。

莠荼时补紩，风雨畏漂摇。

所托树枝弱，而嗟巢室翘。

周公诚自感，聊复赋鸱。

如《啄木二首》其一：

城头啄枯杨，城下啄枯桑。

朝啄不停咮，暮啄不充肠。

寒风正洌洌，蠹穴虫且殭。

况兹园林迥，剥剥响何长。

尤如《猛虎行》：

山木暮苍苍，风凄茅叶黄。

有虎始离穴，熊罴安敢当！

掉尾为旗纛，磨牙为剑铓。

猛气吞赤豹，雄威蹑封狼。

不贪犬与豕，不窥藩与墙。

当途食人肉，所获乃堂堂。

食人既我分，安得为不祥？

麋鹿岂非命。其类宁不伤。

满野设罝网，竞以充圆方。

而欲我无杀，奈何饥馁肠。

这里，范仲淹所指斥并与之作坚决斗争的吕夷简，在梅尧臣看来，已经不是小小的恶蚊，变成吃人的恶虎了。朱东润在《梅尧臣诗选》中评：“从猛虎的吃人逻辑出发，讽刺辛辣，为自古诗中所罕见。”待到此次交战有了结局，范仲淹和自己的铁哥们儿欧阳修惨遭打击、迫害，被赶出朝堂之后，梅尧臣觉得只写点寓言式的诗，已然不足以泄愤释怀了，便写了《闻欧阳永叔谪夷陵》和《闻尹师鲁谪富水》等。其《闻欧阳永叔谪夷陵》如下：

昔在西都日，居常慷慨言。

今婴明主怒，直雪谏臣冤。

谪向荆蛮地，行当雾雨繁。

黄牛三峡近，切莫听愁猿。

梅尧臣心里想：欧阳修是知交，啥话都好说。对范仲淹可就心态复杂多了：不说点啥吧，他是如今文坛领袖、朝廷重臣，我和欧阳修这些哥们儿还得借重于他，他再要这么不顾后果地与朝廷对着干，于他于我们都不妙呀，那不是一切都谈不上了吗？一定得说说。可怎么说呢？自己跟他也不是特别熟惯，听说老先生又是那种倔脾气，还是绕个弯儿，还来个寓言式吧，借物喻事，就《灵乌赋》吧。写着写着，诗人性情大发，也就忘了为尊者讳，连“吾今语汝，庶或汝听”这样的不客气句式都上去啦。

说梅尧臣不高明，并不在他用这句式那句式，寓言式还是直白式，不高明在于：范仲淹此时在想什么，其实梅尧臣根本没有摸清。

依笔者揣摩，此时的范仲淹，还沉浸在对“百官图”事件的深深反思之中。比起前两次的“朝贺”“废后”风波，这一次关乎“吏治”的斗争太重要了。从青年范仲淹的《奏上时务书》《上执政书》，到后来的“庆历新政”，改革吏治一直是他的首要关注和奋斗的目标。但自从他进入朝堂之后，发现吏治之腐败，远远超过自己的想象，让人深感震惊、痛心和失望。这些身居庙堂之高的文武大员们，谁不是从小饱读圣贤书，绝大多数人都是万里挑一，经过层层科考选拔出来的文人尖子，什么不懂呀！为什么一事当前，就不谨守事君之道呢？就不“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上诚于君，下诚于民”呢？就丢掉“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的古训呢？即便做不到“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也该做个直言之士，绝不为一己之私去“逊言逊行”，这就很难做到吗？就说你吕夷简，身为辅臣，怎么就不学学贤相吕蒙正呢，他可是你的老祖宗呀！还有这个高若讷，你身为谏官，怎么可以如此下作地打压、坑害欧阳修呢，朝中有他们这样一批青年俊秀，这可是国家与百姓的宝贵财富，你忘了你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吗？你看看，你看看，这当朝还有古风犹存的士君子吗？仅仅把我范仲淹贬到饶州，就吓得没几个人敢来送别，一个个像缩回脖子的寒鸦一般。其实送别与否，我范仲淹还在乎这些个世俗小节吗？不是的，由此显现出来的士风萎靡，不知高风亮节为何，让我实在痛心啊！再说说这个仁宗皇帝，也算我心目中一位贤明君王，您是懂得尧舜之道的呀，“先王建官，共理天下，必以贤俊授任，不以爵禄为恩。故百僚师师，各扬其职，上不轻授，下不冒进。此设官之大端也。”“自古帝王，与佞臣治天下，天下必乱；与忠臣治天下，天下必安。然则忠臣骨鲠而易疏，佞臣柔顺而易亲。柔顺似忠，多为美言；骨鲠似彊，多所直谏。美言者得进，则佞人满朝；直谏者见疏，则忠臣避世。二者进退，何以辨之？但日闻美言，则知佞人未去，此国家之忧也；日闻直谏，则知忠臣左右，此国家之可喜也。”（范仲淹《奏上时务书》）怎么一让吕夷简们围住，开口闭口“朋党”长‘朋党“短，您就跟着犯糊涂呢？就比如此次政争，是非很清楚，您怎么能放纵坏人整好人呢？这样下去，君不君，臣不臣，国将不国，我们大宋向何处去？真让为臣我伤心、担心，想不通，更不服气呀……正在饶州贬所满心失望、怨愤、担忧，尤其是不服气，加上李夫人刚刚仙逝，自己老病新犯，心里五味杂陈的时节，有人却巴巴儿地指点他说：你老兄别这样好不好，是你这“乌鸦”路走得不对，你不能再往前走了，你得换一种活法，你得扔掉什么三代之风，你得学会明哲保身，沉默是金，难得糊涂呀！……可以想想，这个人高明吗？说轻点这叫根本不理解范仲淹，说重点这叫老大不识趣，没事自个儿找抽。多亏范仲淹沉稳厚重，涵养极深，知道朋友也是为自己好，只能以赋应赋，一来不失交友之道，二来嘛，也是更为重要的，则要借赋言志，向满天下重申自己的崇高理念和伟大抱负，以及不改初衷、永不言败的坚忍不拔。唯其如此，才会有范仲淹所作的境界高广、博大雄奇的《灵乌赋》。他在赋前有小记曰：“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灵乌灵乌，尔之为禽兮，何不高翔而远翥？何为号呼于人兮，告吉凶而逢怒？方将折尔翅而烹尔躯，徒悔焉而亡路。”彼哑哑兮如诉，请臆对而心谕：“我有生兮，累阴阳之含育；我有质兮，处天地之覆露。长慈母之危巢，托主人之佳树。斤不我伐，弹不我仆。母之鞠兮孔艰，主之仁兮则安。度春风兮，既成我以羽翰；眷庭柯兮，欲去君而盘桓。思报之意，厥声或异。警于未形，恐于未炽。知我者谓吉之先，不知我者谓凶之类。故告之则反灾于身，不告之者则稔祸于人。主恩或忘，我怀靡臧。虽死而告，为凶之防。亦由桑妖于庭，惧而修德，俾王之兴；雉怪于鼎，惧而修德，俾王之盛。天听甚逊，人言曷病。彼希声之凤皇，亦见讥于楚狂；彼不世之麒麟，亦见伤于鲁人。凤岂以讥而不灵，麟岂以伤而不仁？故割而可卷，孰为神兵；焚而可变，孰为英琼。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不学太仓之鼠兮，何必仁为，丰食而肥。仓苟竭兮，吾将安归？又不学荒城之狐兮，何必义为，深穴而威。城苟圮兮，吾将畴依？宁骥子之困于驰骛兮，驽骀泰于刍养。宁鹓鹐之饥于云霄兮，鸱鸢饫乎草莽。君不见仲尼之云兮，予欲无言。累累四方，曾不得而已焉。又不见孟轲之志兮，养其浩然。皇皇三月，曾何敢以休焉。此小者优优，而大者乾乾。我乌也勤于母兮自天，爱于主兮自天；人有言兮是然，人无言兮是然。”

笔者用白话略其大意如下：劈头就是梅尧臣及其不解胸怀者问：“你呀你呀怎么回事？长着翅膀不知道远走高飞，偏给主家报忧不报喜，不是自找倒霉吗？等人家灭了你，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范仲淹及其志于道者答：生命不易，那是天地化育，雨露滋养，叫作生命诚可贵！再说父母恩情大，君王待我们亦不薄，能有作为时，就得记着感恩，记着报答。尤其是作为人臣，为了国事与百姓福祉，就得直言敢谏，在危机成形、灾难爆发之前，提早报知才是正道。当然啦，做个先知先觉者极难，理解的说你做得很对，不理解的说你不识时务，专来搅人好事。结果往往是，你说了真话惹来横祸害自己；可不说的结局更惨，天下老百姓遭罪受难。权衡之下，还是以“奉君忘身，殉国忘家，临难死节”为准绳吧！为人在世一场，都能让人说你好吗？高贵如凤凰、麒麟，不也遭人诟病和伤害吗？能因此而不彰显自己的价值吗？麟伤再长，浴火重生，活着就得站直了说话，绝不为偷生苟活而保持沉默！当然，可以学学官仓鼠，养尊处优，不干好事，吃得胖乎乎的倒是活得不赖，可官仓里再也收不到民粮时，硕鼠怎么办？还可以学学荒城之狐，躲在自家一方小天地里作威作福，称王称霸，可一旦神火神雷天谴此城，且问狡狐再往哪里跑？说来说去，还是坚信孔孟之道，养吾浩然之气，以天下为己任吧！我们忠君体国，仁义为本，追求大道古风，完全出自本性使然与修养所得，你们理解是这样，不理解也是这样，想说什么说去吧！

品一品吧，就内容、内涵、价值取向、道德高度、文品个性和气派气势论，范仲淹这一“勉（此一‘勉’字太有深意了）而和之”的《灵乌赋》，能与梅尧臣的《灵乌赋》“同归而殊途”吗？完全是殊途殊归，两种境界不同人生观、价值观。一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振聋发聩，除柔祛懦，震古烁今，这是一支怎样的生命壮歌！前面提到胡适先生，他是同时具有中西方文化优势的现代士君子代表人物之一，一九五五年四月，写了一篇短文，题目就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发表在台北《自由中国》第十二卷第七期。这里以全篇推出，可成永志。

几年前，有人问我，美国开国前期争自由的名言“不自由，毋宁死”（原文是Patric Henry在一七七五年的“给我自由，否则给我死”“Give me liberty，or give me death”），在中国有没有相似的话，我说，我记得是有的，但一时记不清楚是谁说的了。

我记得是在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里见过有这样一句话，但这几年我总没有机会去翻查《困学纪闻》。今天偶然买得一部影印元本的《困学纪闻》，昨天捡得卷十七有这一条：范文正《灵乌赋》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其言可以立儒。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当时往往专指谏诤的自由，我们现在叫作言论自由。

范仲淹生在西历九八九，死在一〇五二，他死了九百零三年了。他作《灵乌赋》答梅圣俞的《灵乌赋》，大概是在景祐三年（1036）他同欧阳修、余靖、尹洙诸人因言事被贬谪的时期。这比亨利·柏烈的“不自由，毋宁死”的话要早七百四十年。这也可以特别记出，作为中国争自由史上的一段佳话。

梅圣俞名尧臣，生在西历一〇〇三，死在一〇六一。他的集中有《灵乌赋》，原是寄给范仲淹的，大意是劝他的朋友们不要多说话。赋中有这句子：

凤不时而鸣，

乌哑哑兮招唾骂于邑闾。

乌兮，事将乖而献忠，

人反谓尔多凶。……

胡不若凤之时鸣，

人不怪兮不惊！……

乌兮，尔可，

吾今语汝，庶或我（原作汝，似误）听。

结尔舌兮钤尔喙，

尔饮喙兮尔自遂，

同翱翔兮八九子，

勿噪啼兮勿睥睨，

往来城头无尔累。

这篇赋的见解、文辞都不高明。（圣俞后来不知因何事很怨恨范文正，又有《灵乌赋》，说他“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远己不称，昵己则誉。”集中又有《谕乌诗》，说：“乌时来佐凤，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民，欲同助翱翔。”此下有一段丑诋的话，好像也是骂范文正的。这似是圣俞传记里一件疑案，前人似没有注意到。）

范仲淹作《灵乌赋》，有自序说：梅君圣俞作是赋，曾不我鄙，而寄以为好。因勉而和之。庶几感物之意同归而殊途矣。

因为这篇赋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所以我多摘抄几句：（胡适先生几乎引用了范仲淹《灵乌赋》之全文，前面已有，故在此略去。）

这是九百多年前一个中国政治家争取言论自由的宣言。赋中“忧于未形，恐于未炽”两句，范公在十年后（1046），在他最后被贬谪之后一年，作《岳阳楼记》，充分发挥成他最有名的一段文字：嗟夫，予当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当前此三年（1043）他同韩琦、富弼同在政府的时期，宋仁宗有手诏，要他们“尽心为国家诸事建明，不得顾忌”。范仲淹有《答手诏条陈十事》，引论里说：我国家革三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是他对所谓“庆历盛世”的警告。那十事之中，有“精贡举”一事，他说：……国家乃专以辞赋取进士，以墨义取诸科，皆合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将何以救？在乎教以经济之才，庶可以救其不逮。或谓救弊之术无乃后时？臣谓四海尚完，朝谋而夕行，庶乎可济。安得宴然不救，并俟其乱哉。……这是在中原沦陷之前八十三年提出的警告。这就是范仲淹所说的“忧于未形，恐于未炽”；这就是他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

从中国向来知识分子的最开明的传统看，言论的自由、谏诤的自由，是一种“自天”的责任，所以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从国家与政府的立场看，言论的自由可以鼓励人人肯说“忧于未形，恐于未炽”的正论危言，来替代小人们天天歌功颂德、鼓吹升平的滥调。

中国式的“不自由，毋宁死”，领先西贤七百四十年，这是范仲淹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也就是中国士君子文化对世界文化所作的杰出贡献。而今千年过去，“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依然具有无穷的生命张力与现实意义，尤其在中国，君不见，“结尔舌兮钤尔喙”的犬儒懦夫还有多少啊！

胡适先生提到范、梅后事，有《谕乌》《灵乌后赋》之类，二人关系由疏远而演变至反目，结局很僵。虽为他们的“私事”，但极有探讨价值。

据查：范仲淹在饶州时，还邀请梅尧臣同游过庐山。酒席上，梅尧臣即兴作《河豚》诗，有“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之句，足见那时二人的关系尚可。何时恶化的呢，以至于梅尧臣作恶诗相向？难道就因为后来范仲淹再度出山，身为边帅却无视梅尧臣积极从军的意愿？或者重掌大权后未曾关照怀才不遇的梅尧臣？这确如胡适先生所说，算“一件疑案”。笔者向无释疑才具，况千年史案乎！这里只想从范仲淹与李觏的交往历史，反观一下范梅之疑。

其实，范仲淹贬饶州，李觏千里奔波求教，留一段“一字师”佳话等等，笔者在前文书中已有记述，此处要别开生面。李觏字泰伯，比梅尧臣小七岁，也算同辈文人。他与梅尧臣相似的是，也是从小聪颖，父亲早逝，由母亲抚养成人，也是文场运蹇，屡试不第。不同的是，梅尧臣有一个好叔叔，使他得“门荫”之利，在基层官场打拼消磨许多年。李觏可就苦多了，他在后来的《上孙寺丞书》中回忆说：“觏，邑外草莱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宠，家不藏担石之谷。鸡鸣而起，诵孔子、孟轲群圣人之言，撰成文章，以康国济民为意。余力读孙吴书，学耕战法，以备朝廷犬马驱指。肤寒热，腹饥渴，颠倒而不变。”这倒也好，使青年李觏在艰难忧患和刻苦研读中，砥励意志，拓展胸怀，在民间草野中呼吸自由空气，提纯人生追求，其志已不在庠序之间，而在“康国济民”之境了。这一点，让人很容易想起范仲淹的“澧泉苦读”和“南都求学”来。

李觏的交友之道是：“古之所谓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庐，何水之广而不可渔？著书传道，求闻于后世，不犹愈于碌碌食众人之食乎？”（《上富舍人书》）本于此道，青年李觏早把范仲淹视为自己的至尊师友了，“百官图”事件发生前后，他就在京都汴梁城里备考，想去拜访范仲淹却找不到机会，“卒无所遇，彷徨而归”。等到范仲淹落难饶州，朝野大都“缩颈”之时，他觉得机会来了，这才风尘仆仆赶奔过去，拜师求教，范仲淹长李觏二十岁，遂订忘年之交。在饶州相聚其间，“一字师”之外，李觏必定要向自己服膺并信赖的范老师尽倾所学所思，经济、吏制、朋党、教育、边务……无所不谈，估计范仲淹后来主持庆历新政时，他特上《庆历民言》三十篇，便梗概于此次饶州长谈中。在《庆历民言》中，李觏把“开讳”作为改革前提，开讳就是打破禁忌，广开言路，言论自由，“闻死而愠，则医不敢斥其疾；言亡而怒，则臣不能争其失。疾不治则死，或非命；失不改则亡，或非数。”只有先行“开讳”，这才谈得上《富国策》《强兵策》《安民策》……关于“康国济民”的文章，《庆历民言》和上述三策之外，他还写有《周礼致太平论》《潜书》《礼论》《平土书》等。李觏的思想极有锋芒，直言风格亚赛范仲淹。“康国济民”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部分：“天生斯民矣，能为民立君，而不能为君养民。立君者，天也；养民者，君也。非天命之私一人，为亿万人也。民之所归，天之所右也；民之所去，天之所左也，天命不易哉！民心可畏哉！是故古先哲王皆孳孳焉，以安民为务也。”（《李觏集》卷十八）基于此：“生民病伤，四海冤叫。汤武之为臣，不得以其斧钺私于桀纣”，富国强兵，兴利图霸的目的是在安民、济民，而不在于尊君。李觏文思深沉，文笔犀利，不拘成见，比如他以“孔子之言满天地，孔子之道未尝行”之语，辛辣地讥讽那些以孔孟之徒自命，实则貌袭仁义而学无足用的俗儒。他大声疾呼：“救弊之术，莫大乎通变”“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则自天佑之，言无不利矣。”儒家贵义而贱利，李觏则批判这一传统思想，公开倡言：“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言而不以礼，是贪与淫，罪矣。不贪不淫而曰不可言，无乃贼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谓‘何必言利’，激也。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李觏集》卷二十九）他在《富国策》中开篇即把讲求财利放在富国的首要位置。他说：“愚窃观儒者之论，鲜不贵义而贱利，其言非道德教化则不出诸口矣。然《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是则治国之实，必本于财用……礼以是举，政以是成，爱以是立，威以是行。舍是而克为治者，未之有也。是故贤圣之君，经济之士，必先富其国焉。”（《李觏集》卷十六）在李觏看来，礼、政、爱、威是建立在“财用”的物质基础上，只有讲财利、先富国，才能有所成功。他所倡导的这种新义利观，在“正其谊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计其功”的宋朝思想界显得特立独行。出身于社会下层的李觏，对社会问题独具洞察力，社会矛盾的核心原因何在？他说：“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得而食也。”（《李觏集》卷十九）“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野夫有作惰游，况邑居乎！沃壤犹为芜秽，况瘠土乎！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李觏集》卷六）那么，想要解决贫富不均，缓和阶级矛盾，其根本办法是变革土地占有制度，为此，李觏反复论证平土均田、抑制土地兼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强调指出“平土之法”是自古以来的“王政”之始，并将成周时代的井田制看作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方案。李觏尤其关注“三农”问题：“古人有言曰：‘谷甚贱则伤农，贵则伤末。’谓农常粜而末常籴也，此一切之论也。愚以为贱则伤农，贵亦伤农。贱则利末，贵亦利末也。”为什么谷价贵贱都伤农呢？由于“具服器”、“营昏丧”、缴纳赋税、偿还借贷等急需现金，纷纷大量出售谷物，“粜者既多，其价不得不贱。贱则贾人乘势而罔之”，“故曰：敛时多贱，贱则伤农而利末也。”新谷出售后，农民储备的粮食不够，便又不得不向市场购买，购买者一多，粮价“不得不贵，贵则贾人乘势而闭之”，“故曰种时多贵，贵亦伤农而利末也。”（《李觏集》卷十六）从而超越了前人对谷物价格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难怪古人评李觏文章是“言言药石，字字规戒”“虽在畎亩，忠赤不能自己”。难怪今人胡适先生称“李觏是北宋的一个伟大思想家。他的大胆，他的见识，他的条理，在北宋学者之中，几乎没有一个对手！……他是江西学派的一个极重要的代表，是王安石的先导，是两宋哲学的一个开山大师”。也难怪范仲淹对这位忘年小友心怀敬重，称其为“奇士”而念念不忘，饶州之后迁润州，即修书请李觏去执教：“今润州初建郡学，可能屈节教授？”能得到范仲淹的亲笔邀书，多大的荣幸？再有事也要应约。可李觏正忙于撰写《潜书》，不愿分心。这让范仲淹更为佩服，再迁越州后，估计那书也该写完了，就再次修书请李觏赴浙，其书有云“此中佳山水，府学中有三十余人，缺讲贯与监郡诸官，议无如请先生之来，必不奉误……请一来讲说，因以图之，诚众望也”。这一次李觏如约而来，二人再次欢聚洽然。不久，范仲淹因边事紧急调回中枢任职，李觏并无他求，欣欣然返回故里，继续兴学育人，著书立说，那真是“志不在庠序”也！

还有更值得拍案叫好的一笔呢。范仲淹以副宰相之身搞庆历新政时，不是收到过李觏的《庆历民言》三十篇吗？其时还附有一封《寄上范参政书》，信中非但没有半点仰尊之意，反而大发苛责之论，开头就是“喜忧论”：“窃闻明公归自塞垣，参与朝政……忧喜交战。喜者何？谓冀明公立天下之功。忧者何？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为什么呢？李觏接着是“危言耸听”一大段话：“若曰患更张之难，以因循为便，扬汤止沸，日甚一日，则士林称颂不复得如司谏、待制时矣。此所谓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嗟乎！当今天下可试言之欤！儒生之论，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霸也、强国也，岂易可及哉？管子之相齐桓公，是霸也。外攘戎狄，内尊京师，较之于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公，是强国也。明法术耕战，国以富而民以强，较之于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质而天下无强国之资，为忠为贤可不深计？”其大意略谓：你如今主持改革大政，确有“更张之难”，万不可知难而退，因循守旧，扬汤止沸，走了过场，真这样，你当年做司谏和待制时赚得的天下英名可就丢失了。齐桓秦孝称霸天下，那是霸道强国，非王道正途，可不敢再听信管子、商鞅那一套了。这一点不客气的口气，似与梅尧臣那“吾今语汝”（我现在告诉你）的架势颇类，但结果却大相径庭。范仲淹不仅不生气，反而向仁宗皇帝连上两道奏折，力荐李觏出来做官。有一道奏议是连同胡瑗一起保荐的，前文书中已经引用，这里再看另一道奏折：

臣伏见建昌郡草泽李觏，十余年前曾撰《明堂图》并序一首，大约言周家之制，见于《月令》及《考工记》《大戴礼》，而三家之说少异，古今惑之。觏能研精其书，会同大义，按而视之，可以制作。臣于去年十一月录进前人所业十卷，其《明堂图序》为一卷，必在两制看详。今朝廷行此大礼，千载一时，何斯人学古之心上契圣作。臣今再录其《图》并《序》上进，伏望特赐圣览，于朝廷讨论之际，庶有所补。仍乞详臣前奏，殊加天奖，以劝儒林。取进止。六月日。

结果呢，正如前文书中交代过的，李觏终于大器晚成，四十岁那年由范仲淹荐为太学助教，后升直讲，所以后世遂有“李直讲”之名。以布衣起家，以庙堂归宿，这样一个古人眼中还算比较完满的人生结局，肯定是李觏始料未及的。查一下范仲淹文集，他一生诚心力荐的人物，见于文字的多达数十人，却独未见保举梅尧臣的奏状。难怪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载：“……及公（范仲淹）秉政，圣俞久困，意公必援己，而漠然无意，所荐乃孙明复、李泰伯。圣俞有违言，遂作《灵乌后赋》以责之，略云：‘我昔闵汝之忠，作赋吊汝。今主人误丰尔食，安尔巢，而尔不复啄叛臣之目，伺贼垒之去，反憎鸿鹄之不亲，爱燕雀之来附。’意以其西帅无成功。世颇以圣俞为隘。”梅尧臣在此有点不打自招：我原先为你作《灵乌赋》是要搞交换的，结果你让我什么都没捞着，你太不够意思啦！我这样的“鸿鹄”你不亲近，胡瑗、李觏那样的“燕雀”你却看得金贵，我不骂你几句能行吗？有今人评说这桩公案，作如是说：梅尧臣的经历很有代表性。他诗写得极好，连皇宫里也有很多他的粉丝，经常送给他宫内的佳酿。可是这位著名诗人却生活困顿，而且一生都郁郁寡欢，因为在科举制度方面，他是个失败者，一辈子没尝过考试成功的滋味，一直到五十岁，同龄人都当宰相了，才被赐了个同进士出身。在那个时代，当不上像样的官，就不能活得像个人，所以在和那些高级文人朋友们交往时，他的很多行为就显得有点吊诡。除了对范仲淹老大不客气，对同代挚友欧阳修也不惜伤害。欧阳修应该算得上是梅尧臣的“贵人”了，主持科举考试时，把他梅尧臣也带上当考官。欧阳修曾写过一首诗：“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孟穷苦累累，韩富浩穰穰。郊死不为岛，圣俞发其藏。”这是在夸奖梅尧臣，说韩愈和孟郊两个，在文采上其实旗鼓相当，但是人生境遇却大相径庭，孟郊一辈子穷困潦倒，韩愈则富贵逼人，孟郊死了之后，贾岛并没有得到他的衣钵，现在是梅尧臣继承了孟郊的风骨。可是对这个夸奖，梅尧臣并不认账，他向苏辙发牢骚说：“永叔（欧阳修字永叔）自己要做韩退之（韩愈字退之），却想要强行指派我当孟郊！”没有明着责难，可不满的情绪呼之欲出——差点就要骂娘了，我梅某人难道就应该受穷么！或许，在和朋友们交往中，梅尧臣表现出了一些小心眼和过激行为，但是这种敏感，正是来自于他内心最隐秘的暗伤——一个诗人，没有像样的科举出身，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和社会地位，在朋友圈里始终位于下层，怎么着也不开心。

笔者以为，梅尧臣虽有性格上的缺陷，仍不失为一位大诗家，作诗整整三十年，留下一部六十卷《宛陵先生文集》，约二千九百首诗歌、散文和赋，还不包括集外墨宝。笔者想特别强调的是：不论你是一位多么伟大的作家、诗人、画家或者什么家，首先你得是一条文化好汉，一条用士君子文化武装起来的刚强铁汉；否则，这“伟大”二字必定成色不足。

前面说了，范仲淹此次谪守地包括饶州、润州、越州三处，处处都留有这位被隐逸者的诗文歌赋，组合起来又是一部“琴心”交响曲，如果把《灵乌赋》看作主旋律，那么它理应还有副部主题、和声、变奏……不可或缺，并且也应该是非常美妙的，非常值得一同欣赏的。先粗略列出一个清单如下：

《饶州谢上表》

《庐山瀑布》

《题芝山院》

《同年魏介之会上作》

《滕公夫人刁氏墓志铭》

《瀑布》

《升上人碧云轩》

《秋香亭赋》

《和谢希深学士见寄》

《依韵酬黄灏秀才》

《鄱阳酬泉州曹使君见寄》

《赠钟道士》

《郡斋即事》

《赠茅山张道士》

《江城对月》

《润州谢上表》

《移丹阳郡先游茅山》

《京口即事》

《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

《西湖筵上赠胡侍郎》

《过余杭白塔寺》

《与李泰伯书》

《与胡安定屯田书》

《刻唐祖先墓志于贺监祠堂序》

《诸暨道中》

《越上闻子规》

《兵部侍郎胡公墓志铭》

《赠兵部尚书田公墓志铭》

《题翠峰院》

《清白堂记》

《祭胡侍郎文》

《祭蔡侍郎文》

如果说，范仲淹的睦州诗文，总体透出一种潇洒之美的话，那么之后形成的饶州诗文，在历经“百官图”风雨和“缩颈”世态后，潇洒之上多了一层刚烈之美。或许可以这样表述，范仲淹一生诗文的总体风格，就是刚烈中见潇洒，潇洒中见刚烈。剑胆刚烈，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豪迈无畏，气吞山河，坚定不移，虽死无悔；同时又琴心潇洒，早从《易》中识破天机，彻悟人生，云水襟怀，超凡脱俗，清风明月，从容安适。这一种诗魂文魄，在《灵乌赋》之外的饶、润、越诗文中，同样可以看得很清楚，即便在别人写来很单纯轻灵的山水田园诗，范笔也要为其注入刚烈与潇洒，造出一个“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的独特境界。《饶州谢上表》中的“有犯无隐，惟上则知；许国忘家，亦臣自信”。《和谢希深学士见寄》中的“谁怜多出处，自省有本末。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夺。……回头谏诤路，尚愿无壅遏”。《郡斋即事》中的“三出专城鬓似丝，斋中潇洒胜禅师。近疏歌酒缘多病，不负云山赖有诗。半雨黄花秋赏健，一江明月夜归迟。世间荣辱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依韵酬黄灏秀才》中的“再贬鄱川信不才，子规相爱劝归来。客心但感江山助，天意难期日月回。白雪孤琴弥冷淡，浮云双阙自崔嵬”。《赠钟道士》中的“人间无复动机心，挂了儒冠岁已深。唯有诗家风味在，一坛松月伴秋吟”。《酬叶道卿学士见寄》中的“一入谏诤司，鸿毛忽其身。可负万乘主，甘为三黜人。岂量尧舜心，如日照孤臣。薄责落善地，雅尚过朝伦。……拙可存吾朴，静可逸吾神”。《瀑布》中的“迥与众流殊，发源高更孤。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题芝山院》中的“云飞过江去，花落入城来。得食鸦朝聚，闻经虎夜回”。《升上人碧云轩》中的“澄宵半床月，淡晓数峰云。……只应虚静处，所得自兰芳”。《移丹阳郡先游茅山作》中的“竭节事君三黜后，收心奉道五旬初”。《赠茅山张道士》中的“有客平生爱白云，无端半老尚红尘”。《同年魏介之会上作》中的“心存阙下还忧畏，身在樽前且笑歌。”《滕子京魏介之二同年相访丹阳郡》中的“风波岂不恶，忠信天所扶。相见乃大笑，命歌倒金壶。……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莫竞贵高路，休防馋疾夫。孔子作旅人，孟轲号迂儒。吾辈不饮洒，笑杀高阳徒”。《润州谢上表》中的“臣……徒竭诚而报国，弗钳口以安身。……重烦上听，再贬远方。削天阁之班资，夺神州之寄任。重江险恶，尽室颠危，人皆为之寒心，臣独安于苦节。萧望之口陈灾异，盖无负于本朝；公子牟身处江湖，徒不忘于魏阙。……敢不长怀霜洁，至效葵倾。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特别在《清白堂记》中，《易》中求道，寓意弥深：“观夫大《易》之象，初则井道未通，泥而不食，弗治也；终则井道大成，收而勿幕，有功也。其斯之谓乎？又曰“《井》德之地”，盖言所守不迁矣。“《井》以辨义”，盖言所施不私矣。圣人画《井》之象，以明君子之道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因署其堂曰清白堂。又构亭于其侧，曰清白亭。庶几居斯堂，登斯亭，而无忝其名哉！”……

其实，“三黜人”范仲淹在饶、润、越三州四年多时间里，最能与其《灵乌赋》境界相呼应、相匹配的，除上列嘉言之外，还有众多懿行印证。诸如兴建饶州新州学，修建城北庆明堂，至今留有范公柏、海棠树，和以头名进士彭汝砺为代表的饶州学风文脉。据后人推想，润州府学也是范仲淹在此作“迁客”时兴建的。越州任上最能传颂的义举，莫过于救助户曹孙居中遗属还乡了，这在《序章》中已有记述。

回到本章开头所说范公平生功业，睦州、饶州、邓州。关于邓州功业，当在庆历新政之后，那就后面再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