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传——上万言书

历史大观园文人墨客 2020-07-06 01:53:03 0

钓国平生岂有心，解甘身与世浮沉。

——王安石

繁华的京师

这次进京，王安石带着妻子和儿子，吴氏还没到过京师。结婚以来，除了一段时间的两地生活外，吴氏就随王安石到了鄞县。王安石想让妻子到东京开封府见见世面，而且儿子王雱也已经六岁，正是开眼界长知识的年龄，王安石当然也想让这个聪明伶俐的宝贝儿子见见世面。

进城后，王安石自然又住到里城内南城墙下。这里是专门接待来京听调或办事官吏的住宅区，虽然不是里城的中心地带，但也算是非常方便的地方。东边紧靠着保康门瓦子，要是想看戏听书观杂耍的话，出门往东一走就是。过了保康门瓦子就是保康门大街。西面紧邻朱雀门大街，也就是前文曾提到的开封府里最大的大街，通称“御路”，京师里的人也管此街叫“天街”。南宋诗人范成大在出使金国的时候写下一首题名《州桥》的诗。诗说：“州桥南北是天街。”指的就是这条大街。州桥在这条大街的中间，也就是处在大内宣德门和南薰门的中间，是全城的中心。

到吏部报到后，就只能等重新任命了。王安石领着妻儿到州桥、相国寺、任店、潘楼、桑家瓦子等最热闹的地方都去逛了逛，看看戏，听听曲，也到一个普通酒店点了几个菜，享受几天天伦之乐。王安石感到很开心，吴氏和小王雱更是喜不自胜。

由于京师里的消费水平太高，几天后，王安石派人把家属先送回江宁，自己留在京师里等待消息。每到这个时候，绝大部分官吏都用尽浑身解数，尽力打通关节谋个京官，千方百计也要挤进馆阁官吏的行列之中。而王安石却与众不同，他只是例行公事到吏部报到后，再也不去干谒任何权要，而是住在馆舍中刻苦读书，耐心等待下一个任命。有人劝王安石参加馆职的考试，因为他早已具备条件，只要应试，肯定没有问题。但王安石并不动心，只以一笑应之。很多人对他更加敬重，当然也有人不理解。

不管朝廷经济多么困难拮据，不管百姓生活多么痛苦难熬，不管广大的农村多么冷落，不管许多邑镇多么萧条，不管市井上有多少乞丐，不管荒村土道旁有多少饿殍，朝廷的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们的豪奢生活依旧，东京开封府的春节还是那么繁盛热闹。除夕的夜晚，全城的人几乎是彻夜不眠，到处是欢歌笑语，通宵达旦。

元宵节的夜晚，全城到处车水马龙，到处是笑语欢声，到处是靓女少男，到处是箫管笛笙。仙乐飘飘，鼓声咚咚，香气阵阵，暖风融融。

王安石谁也没去约，一个人在元宵节游乐中心彩山周围游览了一圈。由于人多，仿佛不是走路，很多时候就像被挤着前行一样。将近三更天，人依旧还是那么多。王安石感到两腿有些发酸，身子也有些乏，在欢乐的人群中，看到别人都是扶老携幼，一家一家的，欢天喜地，团圆幸福，不免觉得自己有些孤独无聊，就顺着黑杈子外面的人行便道，溜达回到了旅馆。

见客人回来，店里的伙计忙送过来热水。王安石洗洗脸，又换水烫了烫脚，便躺下休息。身体虽然感到很疲乏，但翻来覆去却怎么也睡不着。刚才在天街上，在彩山周围所见到的繁华豪奢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那高大而装饰豪华精美的彩山，山上的小瀑布，两旁大菩萨摇动的手及顺着手指洒下的甘霖，左右门上的栩栩如生的游龙，那些装饰精美的车辆，那些满身珠光宝气的贵妇与阔少……

忽然，他的脑海中又出现另外的一幅幅画面，他上次去鄞县就任，出城时所见到的讨饭的一家，他在鄞县所见到的许多靠野菜稀粥活命的贫苦百姓，他在进京途中所见荒凉衰败的农村……一方面是一饭万钱，挥金如土，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度日如年。富人有钱就极度挥霍，穷人想要发展生产又没有钱做底垫。所以富的益富，穷的益穷。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穷得没有活路的百姓又怎能不铤而走险呢？想到这里，王安石的心里一阵阵酸楚。

“唉，想这些干什么，自己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要把自己分内能够办到的事办好就心安理得了，还管得了这些吗？不想这些了，还是想自己明天该干什么吧。对，明天就去拜访欧阳修大人。”

王安石此次进京，除到吏部听调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愿望，这就是拜访仰慕已久的大名士欧阳修。王安石十六岁第一次随父亲王益进京时就听过欧阳修的大名，后来经过好朋友曾巩的推荐，欧阳修曾经想要见王安石，可由于没有机会而未能如愿。欧阳修曾通过曾巩对王安石的文章与学业进行过鼓励和指导，王安石对欧阳修始终非常景仰。但十几年过去了，却一直未能见面。

但是，王安石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欧阳修这年还在颍州任知州，没有回东京来。王安石未免有些失望，但也没有办法，只好再等机会了。

二月中旬，王安石的新任命终于下来了。因他没有参加馆职的考试，当然不能留在京师。但由于他在鄞县三年政绩突出，考核为上上，故还是升职了。他被任命为舒州通判。又因他政绩突出，虽然出任地方官吏之职，吏部还给他挂了一个“殿中丞”的虚衔。殿中丞是从五品，比通判的实职又高了半品。

通判相当于副知州，是正六品，比县令高一品。舒州治所在今安徽潜山县境内，当时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王安石接到任命书后，马上就离开京师到舒州去上任。报到后，按照惯例调动职务的官吏在出任新职前有一定的休息时间，于是王安石就利用这段时间回原籍抚州的临川去看一看。知州很赏识王安石，便安排他休假满期后顺便到杭州去办点事，就算是公出了。这样，假期也就等于延长了一些。

回到家乡，见过堂叔和一些熟悉的堂兄弟及街坊邻居们。看到从小和自己一块玩耍的伙伴如今都已经是壮年了，谈起这些年来的人事沧桑，王安石不胜唏嘘，连连叹气。

数日后，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落成，请王安石为之作记。于是便写《抚州祥符观三清殿记》一文，落款是五月二十五日。逗留十多天后，王安石离开故乡，前往钱塘杭州。

在到杭州前，王安石在途中的金峰山下住了一宿，并题“皇祐庚寅，自临川如钱塘过宿此”一行字。

杭州是江南最繁华的大都市，王安石的脑海里立即出现柳三变《望海潮》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叠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暗诵完，王安石笑了笑，很佩服柳三变慢词的景物描写。他要领略一下杭州的繁华。

游完西湖，王安石来到灵隐寺，灵隐寺前是充满神话色彩的飞来峰。王安石和几个不相识的人前后脚登到飞来峰的峰顶。飞来峰上有一高塔，登上高塔的顶层，放眼望去，杭州城区和西湖都在自己的脚下，山腰有一些浮云缭绕，但也无法遮挡自己的视线。王安石昂首眺望远方的天空，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伸展一下全身，感觉非常的舒适，他忽然感觉自己现在就站在最高的地方，想到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诗句，心中暗暗想：“更上”是还没有登上啊，而如今我登上来了，我尽情骋目四望，再也不必像李太白那样“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因为一切浮云都在我的脚下。

王安石心潮激荡，想起自己三年鄞县县令施政措施的效果，对于改变国家积弱积贫面貌有了初步的构想，他要用自己的全部身心造福百姓，富国强兵，他相信自己施展才能的机会一定会出现，于是写下气势恢宏的《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卷四八）

从钱塘回舒州（今安徽潜山）途中，因为正好路过，王安石又到临川。这次，一位以仁义孝道闻名乡间，同时也是一名朝廷命官的好朋友陈祈在家准备了一桌酒菜，宴请王安石。二人谈得十分投机，王安石真想和这位仁义淡泊的友人结为邻居，为之创作《书陈祈兄弟屋壁》一诗道：

千里归来倦宦身，欲寻田宅豫求邻。能将孝友传家世，乡邑如君更几人？

（卷四六）

舒州通判

皇祐三年（1051）夏日的一天，王安石带几名随从到各县去视察夏收情况刚刚归来。有人告诉他，知州大人接到一封朝廷公文，是关于他的，请他前去商量。王安石不知是什么内容，也顾不得休息，连忙前去。

公文是由中书省发来的。原来，由于王安石连续两任做地方官政绩均十分突出，而他本人又不要求留在朝廷工作，更不申请参加馆阁之职的考试，朝中有几位大臣对此非常赞佩。因这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实在是太难得了。宰相文彦博上本推荐王安石和张瑰、韩维三人。推荐王安石的几句话是：“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并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而亦辞以家贫亲老。且文馆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与文彦博同时，还有位叫陈襄的官吏，也写了一封推荐贤士的奏书，其中也有王安石的名字。于是，中书省再发文件召王安石进京，等试后另听旨意，重新安排职务。

在此之前，王安石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即中书发文命他参加馆职考试，被他推辞了。知州见王安石不但不高兴，反而面露忧色，就不解地问道：

“馆阁之职，士子人人向往。朝廷如此重视，特下此文，王通判为何还闷闷不乐呢？难道王通判真的不愿意在京师做京官吗？”

“知州有所不知。我王安石有何德何能，敢一再不应召赴考。馆职是清要之职，也是士子晋身之阶，下官又怎能不愿意做呢？主要是我确实另有苦衷。”

“不知王通判有什么苦衷？是否可以相告？”

“下官在上次写的书状中已经写明，这次还是那个理由。年前，下官带着内子和儿子在京师住不到一旬，光是吃住用便花了两千缗钱。京师的物品比外地的要昂贵许多，下官曾经计算过，如果只是妻儿随下官住在京师，下官的俸禄去掉每月之费用，就已所剩无几。家中还有老祖母和高堂老母，还有弟弟妹妹没有婚嫁，还要靠下官的俸禄维持生活。下官不肯应试出任京官，不是什么清高恬退，实在是出于无奈。”

“那你看此事怎么办？”

“请知州放心，下官自己处理此事就是。”

回到寮舍，王安石怀着喜悦、自信、感激，多少还有点遗憾等种种复杂的心情，给中书省实际上也等于给皇帝写了一封《乞免就试状》，其中写道：“伏念臣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今特以营私家之急，择利害而行。谓之恬退，非臣本意。”言辞恳切，实事求是，绝无半句虚语。写完封好，王安石忽感到心有所动，便吟成一诗，诗题就叫《舒州被召试不赴偶书》：

戴盆难与望天兼，自笑虚名也自嫌。稿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独清廉。

（卷四七）

状发出后，王安石不再考虑此事，而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职事。通判虽然职务和品级都比县令大，但工作性质却不相同。如果就从发挥能力来说，通判还真不如县令的作用大。因为县令品级虽低，但却是一县之令，一个县的政务基本上就取决于县令的意志。上边的文件、规定、法律等条文永远都是死的，具体执行起来还会有相当大的灵活性。在许多情况下，许多具体事宜是以县令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王安石在鄞县的时候就可以尝试着进行青苗贷款，就可以兴修水利，甚至可以不执行上级关于“捕盐”的文件。而通判则不行，因为其职务的性质就是协助知州工作的。知州之下还有一个同知，通判只是处在三把手的位置上，对于一州之政务没有决定权。

王安石这年已三十一岁，步入仕途也将近十年，何况他非常精明，知道自己的职责和位置，如果超越职责范围去干事，不但费力不讨好，而且还会招来非议。孔子高足曾参就曾经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所以，他很小心谨慎，积极帮助知州处理政务，和同僚们相处得还很融洽。这次到下属各县的基层去视察归来，他有许多想法。他发现，这里的百姓尤其是贫苦农民也和鄞县的情况一样。每当初春要开始莳弄地的时候，也是全年最困难的时候，百姓称这时候为青黄不接，新粮还没有模样而旧粮已经吃光，多数的百姓处在半饥饿的状态，种子、耕牛、农具等又都需要钱。万般无奈，只好向有钱的大富户去借高利贷。

天下的富户心一样黑，这里的高利贷者也是一样，利率一般都是四分。农民们饱受重利盘剥之苦，可又没有办法。看到百姓一个个愁眉苦脸、憔悴瘦弱的样子，他的内心虽非常痛苦，可也毫无办法。

回到州衙，他试探着和知州、同知谈了自己想要用政府的名义给贫苦农民贷款的意思，但马上就被否定了。他也不能太坚持，只是建议知州和同知仔细了解一下百姓的具体情况，帮助百姓解决一些具体问题，以救燃眉之急。知州很清楚下边的情况，但他既缺乏王安石那种忧国忧民的感情，也缺乏王安石那种魄力和胆识，更缺乏王安石处理政务的干练与精明。他按照其他州县常用的方法，即采取发布文告，对一些重利者进行限制，对一些强迫还不起贷款的借债人出卖田地房产的人进行行政干预。也就是采取抑制兼并的措施。

可以说，知州的做法是尽了一个普通官吏的职责，也不能说不负责任。但这样做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抑制兼并，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困苦。眼看着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自己却无力帮助和解救，王安石内心感到很痛苦，他写《感事》一诗抒发自己的心情说：

贱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特愁吏之为，十室灾八九。原田败粟麦，欲诉嗟无赇。间关幸见省，笞扑随其后。况是交冬春，老弱就僵仆。州家闭仓庾，县吏鞭租负。乡邻铢两征，坐逮空南亩。取赀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谓民父母。朅来佐荒郡，懔懔常惭疚。昔之心所哀，今也执其咎。乘田圣所勉，况乃余之陋。内讼敢不勤，同忧在僚友。

（卷一七）

诗中描述了百姓生活的凄惨情况，在丰收年景还吃不饱肚子，遇到旱涝之灾还能有什么呢？而特别令人忧愁感伤的是役吏们的所作所为，十户百姓中要有八九户受到他们的敲诈勒索，深受其害。田地里的庄稼全都荒废了，没有收成，想要哀诉乞求也没有贿赂役吏的钱。即使偶尔有官吏前来看视，而紧随其后的不是皮鞭就是竹杖。每逢冬春之交，就会有许多老弱病残悲惨地死去。而在这个时候，官府的仓廪却紧紧关闭着，县里的那些役吏还一个劲儿地鞭打百姓催租催税。而那些官吏非常昏聩，还自我感觉良好，说什么自己是百姓的父母官，真不知羞耻。自己前来这个荒凉落后的州郡为知州的副手，心里常常有惭愧和内疚的感觉。从前自己怀有哀怜同情之心，如今也要承担这种罪过，而自己又毫无办法。只能在官府内部尽力为百姓说话，为百姓多争取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利益而已，一些同僚和朋友也与自己一样，为百姓担忧和感伤。

此诗表现出王安石在担任舒州通判时那种极其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他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百姓的生活，对百姓的窘迫处境忧心如焚，有心想要解除却又无能为力，只能徒自感伤而已。仔细分析体会这首诗，我们似乎可以感受得到一个具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封建官吏的伟大品格和高尚的灵魂。读完全诗，我立刻想到唐代诗人高适“拜迎长官心欲碎，鞭挞黎庶令人悲”，以及韦应物“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诗句，都是同样的感情。

见自己的主张不被采纳，王安石的心里当然也感到有些压抑，但他又不便明确表现出来，于是就写了一首《寓言》诗，委婉地倾诉了这种感情和看法。诗曰：

婚丧孰不供，贷钱免尔萦。耕收孰不给，倾粟助之生。物赢我收之，物窘出使营。后世不务此，区区挫兼并。

（卷一五）

毫无疑问，这首诗是有针对性的。从最后两句来看，就是针对当时从朝廷到地方许多官吏都把主要精力用在抑制兼并方面，而不想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全诗的大意是说：如果谁婚丧嫁娶出现了困难，就借给他钱以解除其忧愁。如果谁在种地方面出现了困难，就借给他粮食种子以帮助其度过危机。等万物丰盈时我再收回本利，物质缺乏时我就出钱使百姓照常经营。这种做法其实就是王安石在鄞县时已经具体实施而且取得成功的青苗贷款法，也是他后来执政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的青苗法。可见其变法的思想在这时就已经形成了。后世对此诗的争论最大，反对新法的人甚至认为王安石祸国殃民的思想根源就在于此诗，故在此处稍微多用些笔墨，以便对王荆公的变法过程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通判之职虽然也很重要，但由于不是主要当政者，所以王安石的工作也不像在鄞县时那么忙。皇祐四年（1052）秋天，王安石到舒州已经两年多，却没有什么建树，心中不免有些烦闷。正在闷闷不乐之时，忽然有驿使送来一封信。王安石看过此信，不由得悲从中来，不一会儿就满面泪痕了。这是一封报丧的信，是范仲淹的儿子写来的。信中说，他的父亲范仲淹因病于五月去世。并说范仲淹在世时非常赞佩王安石的政治才能，尤其是对于治理鄞县所表现出来的杰出的才干更是钦佩至极。王安石读到此处，泪水更多，已经成串。

范仲淹和欧阳修一样，是王安石最早仰慕钦佩的两个人。对于欧阳修，王安石所钦佩的主要在于其汪洋浩瀚的学识，虚怀若谷、勇于奖掖后进的学者风范，以及是非分明、敢于直言的大丈夫气节。而对于范仲淹，王安石钦佩的主要是勇于进行社会改革，敢为天下先的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和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私奉献的高贵品质。范仲淹在进行庆历新政的时候，王安石曾给以极大的关注，也曾寄以极大的希望。如今，这位自己仰慕已久的敢于直面惨淡人生的人物已经仙逝，王安石怎能不悲伤呢？

王安石沉思一会儿，擦干脸上的泪痕，铺开一张宣纸，提笔蘸墨，为自己非常敬重的前辈写下一篇满含深情的祭文，这就是《祭范颍州仲淹文》，保存在《王文公文集》第八十一卷中。祭文很长，完全用四言写成，可见作者倾注了许多心血。文中写道：“呜呼我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对范仲淹一生给予极高的评价。其末尾说：“硕人今亡，邦国之忧。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万里，不往而留。涕哭驰辞，以赞醪羞。”这几句的大意是说：范仲淹之死，是国家的损失，自己虽然没有什么德行才能，却得到过范仲淹的赏识。听到噩耗是在万里之外，不能前去奔丧而只能留在这里，只好写此祭文遥相祭奠，再为老前辈献上美酒和佳肴。

皇祐五年（1053）夏季，舒州遭遇到几十年不遇的特大灾荒。先是久旱不雨。从四月下旬开始，一直到五月末，一个半月未下滴雨，绝大部分庄稼都打绺干巴死了，只有少数河滩地有水浇灌似乎有收获一点的希望。可老天爷太不近人情，就连这么一点收获也不让可怜的农民得到。庄稼刚要成熟的时候，突然下起了大雨，而且下起来就没完没了，连续半个月不开晴。所有的河流都涨起了大水，那点可怜的刚要成熟的河滩地的庄稼又被大水连根冲走。百姓欲哭无泪，走投无路，叫天天不应，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看到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这种惨状，王安石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忧愤之情。他一再建议和敦促知州，赶快向朝廷上奏疏，请求动用国家仓库中备用的粮食赈济受灾的百姓。经过多方努力，还真的得到了批准。这次开仓赈济，对于百姓来说，真是雪中送炭一般。王安石曾写《发廪》一诗以记其事。

先王有经制，颁赍上所行。后世不复古，贫穷主兼并。非民独如此，为国赖以成。筑台尊寡妇，入粟至公卿。我尝不忍此，愿见井地平。大意苦未就，小官苟营营。三年佐荒州，市有弃饿婴。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茕。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乡豪已云然，罢弱安可生。兹地昔丰实，土沃人良耕。他州或啙窳，贫富不难评。豳诗出周公，根本讵宜轻。愿书七月篇，一寤上聪明。

（卷一七）

此诗的主旨与《寓言》是一致的，只不过是出发点不同罢了。其大意是说：古代先王有法规条文和制度，这就是一切赏罚都由君主颁行。后世之人不再遵从古代的制度，出现贫穷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兼并。人人都图谋能够兼并他人而自己成为富翁，不但百姓拼命追求此道，就连治理国家的人也依靠兼并来维持太平。谁有大钱谁就有地位，谁给国家献的粮食多谁就可以当大官甚至公卿。我曾经不忍看到这种局面，愿意农民的土地能够基本平均，以使百姓都有劳动的权利，可以发挥他们的劳动热情。但我的大志未能得到实现，只是当一名小官姑且忙忙碌碌而已。我来这个荒凉的州郡已经三年，可是市面上还有被人抛弃的挨饿的婴儿。最后几句说要像《诗经·豳风·七月》中所描写的那样，官吏要爱护百姓，鼓励农民发展生产，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百姓的困苦。

在这一年的冬季，王安石三年任期已满。他离开舒州，回到朝廷等候重新任命。

游褒禅山的启示

在回朝廷之前，王安石回到家里，处理一下家中琐事。在这年的六月十四日，王安石的祖母谢氏以九十岁的高龄寿终正寝。王安石是孙子，不必离职守丧，但办理丧事也花掉相当大的一笔钱。

在此前一年，王安石的长兄王安仁死在任所，年仅三十七岁。这样，长兄留下的遗孀和骨肉当然要由王安石来抚养。另外，王安石另一个哥哥王安道和嫂子二人也是在这期间死去的，办理丧事以及抚养幼侄的责任也落在他的肩上。无形之中，王安石的负担又加重许多。他的俸禄除留下少量必要的生活费外，全部交给家中，由妻子吴氏掌管，用以维持全家人的正常生活。吴氏颇有祖婆母和婆母的风范，为人大度有礼，宽厚仁爱，与婆婆、妯娌、子侄们相处得非常和谐。钱财虽然不太宽裕，有些紧紧巴巴，但吴氏持家有法，把家务处理得井井有条。这使王安石少操不少心。吴氏不仅善于治家理财，而且教子有方，小王雱虽然只有十岁，可已非常懂事，且很有大志。王安石对妻子充满了感激之情。

王安石在家和亲人过了一个团圆年。生活虽不富裕，江宁府的过年气氛和京师的热闹繁盛也不可同日而语，但家庭中的气氛却十分和谐，王安石沉浸在天伦之乐里。母亲的爱抚，妻子的温存，儿子的撒娇，弟弟妹妹们的关心，使王安石在官场中那颗经常处在紧张状态的心一下子放松下来。仿佛久旱的小苗逢甘雨，仿佛欲开的苞蕾沐春风，仿佛严冬里的一盆炭火，仿佛酷暑中的一块凉冰，那种愉悦舒畅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王安石感到，这是他几年来度过的最为愉快的一个春节，要比在天街彩山下游逛玩乐开心多了。

过完正月十五元宵节，王安石立刻起身赶赴京师听调。他的任满听调的例行公文早已到了中书省，而他本人也必须在一月末去审官院报到，以听从朝廷的重新安排。到审官院报到后，王安石再次来到以前住过的里城内南城墙下的客馆中。

又有人来劝王安石去参加馆职的考试，王安石一笑应之。他只是向有司提出请安排他一个外任之职，别的什么也不说，便回到馆舍等待休息了。

可能是当政者对王安石的印象太深了，这次的结果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二月下旬的一天，王安石接到中书省派人送来的一道敕牒，即由皇帝签发的公文。敕牒是中书省在二十二日签发的，内容是任命他担任“集贤校理”的馆职。因为他几次坚决推辞参加馆职的考试，所以这次也没有让他参加考试，就把别人梦寐以求通过馆职考试也难以得到的官职轻松地送到了他的手中。这可以看出皇帝和执政大臣对王安石是多么重视。不过，这倒给王安石出了一道难题。

接受职务？京师里的费用太高了。如果只把妻子和儿子接来，还可勉强维持一个不太寒酸的生活。可母亲怎么办？嫂子和侄男侄女们怎么办？两个待嫁的妹妹怎么办？自己不能不管，若那样，不但良心上会永远不安，而且也无法安身立命。这样做不行。不接受任命，是不是有点太不识抬举了？这是很少有的事，不经过考试直接任命为馆阁之职，他人求之不得，而自己再不接受，别人会说什么呢？况且，敕牒上说得清清楚楚，如果自己生活确实有困难，可以破例，任职不满一年也可以改放外任。圣上和执政大臣对自己可谓天高地厚了。考虑再三，王安石决定还得推辞，否则生活问题实在没有办法解决。另外，也可避免许多嫌疑。于是，他封还敕牒，附上一封信，即《辞集贤校理状》。

状中，王安石对朝廷的盛恩表示深深的感激，并说明了自己不能接受任命出任馆职的苦衷。以前一再推辞馆职考试，就是因为“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承蒙朝廷恩准。此次也是如此，近一二年来，祖母和二兄一嫂，相继丧亡。奉养婚嫁送葬费用的窘迫，比以前更甚。朝廷不通过考试就破格任命自己，已经是破例。如果自己接受任命，那么，自己以前的行为就有以家庭生活困难要挟君上的嫌疑。而朝廷允许任期不到一年就可差遣外任的恩宠，臣也不敢接受，因为这样做等于破坏了朝廷旧制，无论对自己还是对朝廷都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正好一个月后，也就是三月二十二日，中书省又下发一道敕牒，内容与上次基本相同。王安石再次封还。至四月五日，中书省再派人送来一道敕牒，还是那些内容，而且还加有“不得辞免”的字样。王安石只好再写一篇《辞集贤校理状》献上。其主要意思是一再说明自己不参加考试完全是由于生活所迫，自己此次不接受任命也是如此，绝不是想要挟朝廷，也不是沽名钓誉。朝廷破格施恩，“不独伤臣私义，固以上累国体”，“如臣心实择利，而迹有辞让之嫌，以故朝廷特有优假。臣恐进趋之士，有以窥度圣世。将或立小异以近名，托虚名以邀利。浸成弊俗，非复法令所能禁止。此亦朝廷所宜慎惜。”言辞恳切，道理分析得十分精当透彻。

这次封还敕牒之后，一个月时间过去了，再也没有任命下来。王安石只好耐心等待着。

确实，朝廷对王安石是太重视太优厚，而王安石对朝廷也是一片忠心。当时，像王安石这样不干谒权要而能得此美官的，也只有他一人而已。当时的情况是，获取朝廷官吏资格的人多，而实际的职位少。这样就出现官浮于职的状况。欧阳修在此年协助吏部铨选司选派官吏时，曾写《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札子》，其中说：“臣勘会铨司近年选人倍多，员缺常少。待缺者多是孤寒贫乏之人。得替京师，动经年岁。遇有合入缺次，多被权贵之家将子弟亲戚陈乞，便行冲改。”

从这篇札子中我们可以体会出当时官场的腐败情况。实际的官位少，而等待出任实职的官吏多，只有出现空缺才可以有人补上去。在京师等待出缺候补的官吏很多，大多是出身贫寒没有靠山的穷苦书生。没有权贵可以依托，只好挂号排队，耐心等待。排队人太多，有的甚至要等到一年以上，刚刚出现一个缺，有了希望时，结果又被权贵之家的子弟给顶掉。所谓的“冲改”实际就是有人插入而把原来排的号改动的意思。这样，不断有人来“冲改”，就等于是不断有人来加塞。那么，规规矩矩排队的人就吃了大亏，很难排到位置了。欧阳修在给皇帝上的札子中专门论述这件事，可见绝不是个别现象。

在这种情况下，王安石不接受集贤校理的任命，等了一个多月而没有新消息也就不足为怪了。一年半载等不来消息的也大有人在。所以，王安石也不十分着急，但他多少感到有些无聊。想去拜访渴慕已久的欧阳修，可欧阳修又居家守母丧而没有在京师，故有时也觉得很烦闷。

五月中旬的一天，忽有故人来访，王安石一看异常兴奋。来人姓沈名起字兴宗，本是鄞县人，进士出身，干练有才能。王安石在鄞县任职时二人相识，关系非常亲密。此人现任通州（今江苏南通）海门县县令，到京师来办事。听说王安石在此听调，特来拜访，并有事相请。

客中有朋友来访，也是人生一大乐事。王安石自然非常高兴。沈起告诉王安石，海门县东北有几十里海岸，地势平缓，经常遭受海潮倒灌的灾害，生产落后，百姓困苦，人烟稀少。他动员百姓在沿海修了一道大堤，既可阻止海潮的倒灌，又可在堤下设置一些盐场，变水害为水利。现在已经竣工，因为王安石在鄞县亲自领导过水利工程的建设，在这方面有经验，所以请王安石前去，一是提一提意见，看看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二是请王安石写一篇题记作为纪念。

王安石闲暇无事，正好借此机会去游览一番，也好散散心，便欣然应允。因这差使有些像旅游的性质，王安石于途中到家流连一两天，顺便把两个小弟弟王安国、王安上也带上。王安国是王安石特别喜欢的弟弟，这年刚十七岁，聪明伶俐，十二岁时就能写出很好的美文。

到海门县后，沈起热情地招待他们兄弟。在游览了海门的水利工程特别是看了海边大堤后，王安石即兴创作一篇《通州海门兴利记》，文中在赞美沈起兴修水利造福百姓的善政后，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这就是所有的地方官如果都能像沈起这样勤政爱民的话，那么天下的百姓就可以没有忧患了。落款是“至和元年六月六日”。勤政爱民的思想贯穿于王安石的全部诗文中，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窥见这位仁者的心灵世界。

几天后，王安石告别朋友沈起，和两个兄弟返回。适逢老朋友王回和一位叫萧君圭的新朋友要去褒禅山游览，王安石早就听说过这是一处名胜古迹，便带着两个弟弟与之同行。

褒禅山在安徽含山县北，唐代有个叫慧褒的和尚在此修行，死后就葬在这里。为纪念慧褒和尚，便称此山为“褒禅山”。山下比较平坦，有泉水从旁边流出来，这就是所谓的前洞。这里的游客特别多，而记游的诗文也很多。由前洞上山约行五六里，侧面又有一洞，里面一片黑暗，寒气逼人。这就是所谓的后洞。问那些游客此洞能有多深，就是好游的人也没有到过尽头的，故谁也说不清楚。

王安石和两个弟弟及王回、萧君圭五人点着一个火把，鱼贯而入。洞有时宽敞有时狭窄，但景色是越来越奇。两旁和洞顶的钟乳石奇形怪状，美不胜收，恍如仙境一般，几人啧啧连声，赞不绝口。往里又走一小段路，有人说：“快出去吧！不然，火要燃尽了。”于是，几个人又一个跟一个退了出来。待出来才发现，火把还可以用好一会儿。几人不免有些后悔，可也不能再进去了。

这时，王安石忽有所感，产生一个念头，于是回到旅馆就写了一篇文章，这就是流传至今，颇有哲理韵味的《游褒禅山记》。其中有一段议论说：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也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有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予之所得也。

（卷三五）

人要想干成一番事业，则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志”、“力”与“外物的辅助”，当这三个条件具备的时候，由于个人努力不够而没有达到目的的话，会招致别人的讥笑而自己也会懊悔。如果已经尽力，而还没有达到目的，那么自己不会懊悔，而别人也没有什么可讥笑的。自然界中那些最美好的景色，往往在最险远的地方，没有坚强意志的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社会中那些最伟大的事业，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完成，不是意志极坚强的人更是无法完成。

回到京师，已经进入九月。听说欧阳修也已经返回，王安石第二天就去拜访。

拜见欧阳修

欧阳修的母亲郑氏是在皇祐四年（1052）三月去世的。到至和元年（1054）的四月末，丧期已满。古代丧期名义为三年，实际上是二十五个月，欧阳修守丧期满，进京等候新的任命。六月进京，乞放外郡，未得批准。七月，诏命权判流内铨选。因写前文提到过的那篇《论权贵子弟冲移选人札子》文章而得罪了权贵，只干六天就被停止工作。八月，受命修《唐书》。九月，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

王安石求见的时候，欧阳修正在书房里阅读整理一些史料。听说有人来访，一看名刺上的名字，立刻放下手中的书卷，让下人马上把客人请到书房来。

几年前，欧阳修读过王安石的文章，并写信给曾巩，说自己想见王安石，如饥似渴。但由于当时欧阳修远在滁州，王安石在京师，千里暌隔，又都忙于俗务，故未能见面。今天终于要相见了，欧阳修又怎能不兴奋呢？

王安石刚一跨进书房的门槛，欧阳修就站起身来打招呼道：

“介甫，老夫早就想见你了，望眼欲穿，望眼欲穿啊！今天屈辱你光临寒舍，真是三生有幸。幸甚！幸甚！快请坐，快请坐。”

王安石很受感动，他早就知道欧阳修是个求贤若渴的人，见人有一善，就一定要百般奖掖，不遗余力，是个有德君子。今日一见，名不虚传，果然有礼贤下士之风。见其面目和善，两鬓已经花白，额头上已出现几道明显的皱纹。但精神矍铄，两目炯炯有神。王安石深深鞠了一躬道：

“久闻欧公大名，如雷贯耳。晚生仰慕清德已久，今日得以拜会，三生有幸。”

客套几句，很快转入正题。二人话题很广，从古到今，从朝廷到地方，从学问到人生，无不涉及。而且二人学识相当，见解也多有一致之处，谈得非常融洽，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一个多时辰过去，二人却毫无察觉。

“介甫，你对这次听调，是怎么想的？”最后，话题转到王安石的工作职务上，欧阳修非常关切地问。

“我已几次封还中书发下的敕牒，不接受馆职的任命。这恐怕您早已知道了。我实在是因为家庭负担太重才不得不请求外任的。而且如果接受也容易造成误会，所以我现在也就只好等着了。”

“介甫，你的难处和想法我也理解，可外任本来不多。离京师近的地方刚一出缺很快就被权贵子弟占去了。难啊！我前些日子权判铨选之时，曾考虑给你留个位置，已经和铨选司其他同人商量好，他们也都同意了。可你当时不在，没法征求你的意见，所以也就迟迟没有发文。现在，这个位置还在给你留着，不知你意下如何？”

“不知您说的是什么职务？”

“是群牧判官，此职虽然也是朝廷之职，但与馆职不同。有比较大的灵活性，能经常到地方上去，俸禄也不低。而且，群牧司长官是包拯，此人严正廉明，为当世名士。在他属下为官，对你以后的发展也有益处。你看怎么样？”

王安石还有些犹豫，但想到这个职务虽不太理想，却也可多得些俸禄，既可以养家糊口，又可以更广泛地了解整个社会的情况，而且欧阳修为自己考虑得如此周到，不好意思再推托，就勉强答应了。不过，王安石请求欧阳修在适当的时候，还是想办法给自己安排一个可以施展才能的独立的工作为好。欧阳修自然答应。

“介甫请喝茶稍待，老夫有诗一首相赠。”欧阳修说罢，从书案旁拿出一张随时使用的信笺，提笔蘸墨马上书写，笔势迅疾，如行云流水一般。片刻，一首诗写完。稍等墨迹干一干，就轻轻拿起来递给了王安石。王安石恭恭敬敬地接过来，仔细观看，只见是用行草体写的一首七言律诗，诗题为《赠王介甫》：

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试拂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樽酒盍留连？

（《全宋诗》卷三〇二）

读罢全诗，王安石颇受感动。这首诗说，王安石的诗像唐朝的李白那样有才气，文章像韩愈那样可以流传后世。自己虽然老了，但继承发扬孔孟儒道的雄心还在，以后的人谁能和王安石一争高低呢？现在，社会风气腐败不堪，庸官俗吏们终日醉生梦死，只知贪图享乐，很少有人再过问关心国家的命运和百姓的生活了。只有我们不与世浮沉，还在关心国事，保持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早就听到你的名字却始终未能见面，令我经常感到遗憾。今日相逢，我们何不喝上几盅，敞开心扉好好谈谈。最后两句，是要留王安石吃晚饭的意思。

太阳西偏，已到晚饭时间。欧阳修早已命下人备好简单的酒菜，留王安石吃晚饭。见他一片盛情，王安石也不好推托。

饭后，二人又到书房品茶。王安石也写了一首诗回赠欧阳修。诗是这样的：

欲传道义心虽壮，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常倾广座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贶岂宜蒙？

（《奉酬永叔见赠》，卷三三）

诗的大意是说：自己想要传播弘扬儒家孔孟之道的雄心壮志还是有的，但如果说学习写作文章却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他日若能窥探孟子道义的堂奥也就心满意足了，终生怎敢企图在写文章方面能赶得上大名鼎鼎的韩文公呢？我恭恭敬敬来拜访您，在您的晚生中我也是最笨拙的人，却得到您的极端重视和奖掖。恐怕从此后我会浪得虚名，您赠给我的美好的诗篇及那么高的评价我实在有些不敢当。

前诗表现出欧阳修爱惜人才，不遗余力地奖掖后进的可贵品格，后诗表现出王安石对欧阳修无限钦佩和景仰的心情，也表现出谦虚谨慎的风度。两诗既可看出宋人才学之广博和文思之敏捷，也可看出二人的相互敬重钦佩之情。后世学者有人在这两首诗上做文章，说什么王安石对欧阳修把他比作韩愈不满云云，纯是牵强附会、望风捕影之谈。

这一年，欧阳修已四十八岁，王安石才三十四岁。

数日后，王安石正式接受了群牧判官的任命。群牧判官是群牧司的属官，掌管全国军马饲养之事。当时作战，骑兵是主要力量，战马的作用特别大，所以在真宗朝，专门成立了群牧司。群牧司的长官是群牧制置使，群牧判官只是此部门的一个中级官吏。这样的官职，没有独立的行政领导权，上支下派，还要经常到各地去处理一些工作，更无法发挥才能。

群牧制置使包拯果然如欧阳修所说，为人公正严谨，不苟言笑，下级都很敬畏他。暮春三月的一天，群牧司衙门庭院花圃里的牡丹花盛开，娇艳欲滴，十分美丽。这一段时间工作也非常顺利，包拯高兴了，便置酒赏花，招待众位僚属。王安石自然也在其中。紧靠王安石坐的便是大名鼎鼎的司马光，当时也是群牧判官之职。王安石到群牧司报到后就认识了司马光，二人接触最多，关系也最为密切。王安石发现，司马光学识渊博，尤其精于史学，对古代历史有极深的造诣。二人也曾经在一起喝过酒，酒量都极差。王安石喝不过三杯，过量头就发晕。司马光只是一杯的酒量，多喝半杯脸就红。

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牡丹花开得特别舒畅，仿佛是美人的笑靥。良辰美景，令人陶醉。包拯高兴了，他本人放开了酒量，同时也劝下属们尽兴。众人见上司包拯如此，谁也不敢不给面子，都硬撑着喝。司马光喝完第二杯，从脸一直红到大脖根，可还是硬撑着喝。王安石则不然，喝过三杯后，怎么劝也不再喝一滴，只是向尊敬的上级表示歉意而已。包拯见他态度坚决，也不好强劝。事后，司马光很佩服王安石的自控能力，同时也初步领略了王安石的坚定与固执。

领导包拯做东，两名下属王安石和司马光作陪，这三个人同桌饮酒，如果有视频留下来，该多么有趣。“三个女人一台戏”，这三个官吏更是一台大戏。

直言上书

嘉祐元年（1056）夏，王安石改任新职，他被任命为常州知州。

五月的一天，王安石到欧阳修府上辞行，欧阳修的家人已认识王安石，所以也没用进去通报，直接请王安石到了书房。

欧阳修正在和一位客人闲谈。王安石不认识那人，只见其面目有些清瘦，脸形略有些长，胡须疏朗。那人看到王安石，微显惊愕的神色。欧阳修见王安石到来，非常高兴，连忙站起来打招呼道：“介甫，我们俩正在谈论你，你就来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那位客人见欧阳修站起来，知道来人不是凡品，也站了起来向王安石微笑致意。

经欧阳修介绍，二人见礼落座。原来那人是当时大名鼎鼎的诗人梅尧臣。梅尧臣的名字王安石早就听说过，而且读过他的许多诗篇，对其诗歌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明快健康的风格很是钦佩。在当前西昆体弥漫诗坛的时候，梅尧臣的这种诗风尤其重要。王安石此来，一是向欧阳修表示感谢，二是向欧阳修辞行。因为王安石任群牧判官还未满两年，没有到任期。是因为欧阳修的一再举荐，才提前安排知州之职的。

在此之前，欧阳修在《再论水灾状》中又一次向朝廷和执政大臣推荐四个人。欧阳修在朝野很有众望，说话非常有分量，所以产生了效果。欧阳修这次推荐的四个人是包拯、张瑰、王安石、吕公著。推荐王安石的那段话是：“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正是由于欧阳修的推荐，包拯也受到重用。

包拯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受百姓爱戴的清官形象，与他曾经当过一年半开封府府尹有关。因为这一官职直接要处理的案件中有许多是关系到皇亲国戚、权臣豪贵的。在开封府，王爷衙内满街都是，如果没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谁也别想把这里的社会治安搞好。而包拯上任之后，确实显示出极大的魄力和胆识，而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最清廉，绝不受礼。无论何人，谁也不要想到他那里去走后门。不受人礼物腰板就硬，处理案件就可以公正。当时有民谣说：“关节不到，有阎王老包。”意思是说没有办法打通关节的地方，只有阎王爷和老包头。老包头当然指的是包拯。

梅尧臣和王安石谈得非常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王安石离京赴任的时候，梅尧臣和欧阳修亲自来送。看到王安石轻车简从，坐的是极普通的一辆马车，梅尧臣更生敬重之意，即兴作《送介甫知毗陵》一诗道：

吴牛常畏热，吴田常畏枯。有树不荫犊，有水不滋刍。孰知事春农，但知急秋租。太守追县官，堂上怒奋须。县官促里长，堂下鞭扑俱。不体天子仁，不恤黔首逋。借问彼为政，一一何所殊。今君请郡去，预喜民将苏。每观二千石，结束辞国都。丝鞯加锦缘，银勒以金涂。兵吏护后队，剑挝盛前驱。君又不若此，革辔障泥乌。款行问风俗，低意骑更驽。下情靡不达，略细举其粗。曾肯为众异，亦罔为世趋。学诗闻已熟，爱棠理岂无。

（《全宋诗》卷二五八）

常州古称毗陵，故诗题如此称呼。诗中以辛辣的笔调讽刺了那些只知催租逼税的庸官俗吏，对王安石寄以很大的希望。用对比的手法批评了那些专摆阔气、一出门就前呼后拥、不惜劳民伤财的可恶做法，赞美了王安石不随波逐流、不讲排场的可贵作风。

王安石五月离开京师，因为途中有事逗留了四十多天，所以七月四日才到达常州处理政务。常州连续几年来由于频繁更换知州和军将，政令烦苛，又多次遭受旱涝灾害，百姓如倒悬处溺，困苦不堪。他忧心如焚，宵衣旰食，焚膏继晷，十几天里以雷厉风行、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和极大的魄力把多年沉积的问题解决完，然后就采取与民休息的策略，尽量减轻百姓的负担，不打扰百姓，帮助其渡过难关，恢复生产。

这年的春节王安石是在常州过的。春节前，州府依照惯例招待各方面宾客，王安石当然坐在主席。这样隆重的宴会，主办官吏当然越热闹越好，召来本州名伶演唱。

酒宴进行得很热烈，大家推杯换盏，很多官吏都来给王安石敬酒，气氛非常好。敬酒的高潮过后，演唱的高潮到来。舞台上，演员知道这是本州规模最高的酒宴，政府军队大官都在，因此演唱非常投入。

人们都全神贯注观看，或击掌叫好，或手拍大腿随着节奏摇头晃脑，处在忘情之中。这时，忽然听王安石情不自禁地“咯咯咯”笑了起来，居然出声了，而且声音还不小，附近两桌的人都能听到。这是人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也都跟着笑起来，并连连叫好。

主持宴会的官吏喜不自胜，见从来没有笑过的长官王安石居然笑出声来，就不是一般的高兴。以为是节目表演得好，于是对演员大加赞赏，赏赐之物是平常的双倍。在这种场合，王安石当然不能扫大家的兴，默默地笑了笑。

一位下属官吏很了解王安石，感觉他不会因为表演精彩而笑出声来。回去后便到王安石家拜访，询问道：“当节目表演在最高潮的时候，我看王知州好像在思考问题，并没有注意观看。但后来您笑出声来，大家都以为是节目表演得好，给演员赏赐很多。但我总感觉您不是因为节目表演才笑的。我想请教一下，您到底是为何那么高兴而笑出声来？”

王安石微笑着说：“你既然看出来了，我也就实话实说。我真不是因为欣赏表演而笑的。我这两天一直在琢磨《易经》中的‘咸’、‘常’两卦的意义，那时忽然悟出来这两卦之间极其精微的妙义，为自己学问上的增长而高兴，所以才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我感觉王知州不至于因为观赏表演而那么高兴嘛！”那位官吏好像在为自己高兴。王安石接着说：“那种场合，我也不好说破，那样会扫大家的兴！”

那么，王安石在这两卦中感悟了什么呢？可惜看不到王安石关于这两卦的解释。我试着思考一下，王安石为什么对这两卦如此上心？这两卦的精妙之处到底在哪里？我感觉这两卦是天地人伦之始。

先要说明一下，现在通行的《周易》书中没有“常”卦，王安石这里所说的“常”卦肯定是“恒”卦。恒和常同义，可能宋代恒卦也可以称作常卦。有的版本直接就说王安石考虑的是“咸”“恒”二卦。“咸”“恒”两卦是《周易》下经的前两卦，这两卦是综卦，相互联系特别紧密。咸卦是艮下兑上，是“感应、夫妇之道”。《序卦传》解释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是一段连锁推理，而夫妇是人伦之始。

一部《易经》，上经是乾、坤两卦开始，是天地之始也。下经由咸、恒两卦开始，是人伦之始也。一般说法都认为《序卦传》是孔子所作，应该相信。那么，《易经》就不是简单的占卜之书，而包含着对宇宙人生的理解与阐释。

“咸”是感的意思，不是望文生义，而是有道理。感是用心去感应，而男女之爱是自然生发的，是人性中自然产生的，不必用心而能够感应。那么这里便包含着纯粹的爱情因素在内。异性相吸引，是自然的，不是处心积虑的。这一点，我们都能够理解。“咸”又有全的意思，意谓万物皆有感应，只要分阴阳就相互吸引，相互感应。从上下两卦来看，“艮”是少男，“兑”是少女，少男少女自然容易相互吸引感应。应该说明一下，古代的“少”是指青年，一般指女子十五岁以上，男子十八岁以上。

那么“咸”卦的卦象便是男子在下，女子在上，女尊男卑，可能是象征男子要主动向女子求婚之意。总之，是男女相互吸引相互感应，是合乎天理的。故这卦的卦辞是“咸，亨，利贞，取女吉。”如果求婚得这卦，则是大吉之兆。

“恒”卦是把“咸”卦整个倒过来，卦象则是震上巽下，“震”是长男，“巽”是长女。男上女下，男尊女卑。这是指婚后的情态，或者说是夫妇经常的情况。《序卦传》说：“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这样，把这两卦结合思考，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男女之爱是天性之自然感应，是合理的，是美好的。当男女结婚之后，就要保持长久的恩爱。这是正常的，符合天理符合人性的。王安石终身坚持一夫一妻，不纳妾，他妻子给他买的妾他也没有接纳，而是让那女子回去与丈夫团圆。我爱己妻，人家也爱人家的妻子，奈何因自己而拆散人家夫妻？王安石这一点真的令人敬佩。

王安石经常思考问题的精神也值得我们学习。其实，只有读书才会发现问题，读书时只有读进去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无非两个途径，一是在以后的阅读中不经意发现答案，一是经过深深的思索而悟出道理来。王维说：“妙悟者不在多言，善学者还从规矩。”真是精彩极了。当然王安石悟出的精妙之意与我的理解是否一样不得而知，或许八九不离十吧。

在王安石任常州知州的时候，也就是嘉祐二年（1057）正月时，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当时太学中出现一种险怪奇崛而又晦涩的文体，注重形式而忽略内容，是一种程式化的文章。欧阳修以极大的魄力要改变这种文风。在考试之前，欧阳修就严正声明，要求所有参加考试的举子，文风要朴实流畅，凡是再作险怪晦涩之文者，一定淘汰不取。有的太学生不相信，继续采用所谓的“太学体”作文。在公布榜文的时候，凡是用太学体作文的考生全部落榜。而其中有一些是写这种文章的高手，是太学里的优秀学生。

这些人当然不服气，其中浮躁之徒有的在大街上围住欧阳修进行质问甚至谩骂，更有甚者，居然写成祭文偷偷扔进欧阳修的院子里。但欧阳修绝不动摇，告诫那些落第举子，要想登第，必须改变文风。这一做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此，天下文风大变，欧阳修所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因此而取得了全面的胜利。

在这次科举考试中，欧阳修和他的助手梅尧臣录取了一大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其中有：苏轼、苏辙、曾巩、曾布、吕惠卿、程颢、王回、张载、蒋之奇等。他们在以后发生的许多事件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在常州太守任上，王安石曾经设计修一条水渠，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但由于工程不是一州可以完成，下面各县积极性也不高，再加上秋天连续下雨，使工程无法继续进行，于是不得不中途停止，浪费了一些人力和物力。这是王安石一生执政生涯的败笔。

他在给朋友刘敞的回信《与刘原父书》中表达了十分复杂的心情：“河役之罢，以转运赋功本狭，与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昔梁王堕马，贾生悲哀，泔鱼伤人，正直涕泣。今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安石所以恨愧无穷也。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时人力之可否，此安石之所不能，则论安石者之纷纷，岂敢恶哉！”可见王安石对于这次工程的半途而废，极其惭愧悔恨，但无可奈何。他自己总结说这是当时没有顾及“天时人力”是否允许的失误，是很无奈的。我们没有必要为王安石开脱，他在常州任所不到一年时间，当然什么也干不成。他在鄞县修水利是第二年的事情，假如一年就把他调走，他依然会一事无成。

嘉祐三年（1058）二月，王安石已经三十八岁。他的职务又有变化，由常州知州迁升为提点江东刑狱之职。提点刑狱是宋朝开始设立的一个官职，是提点刑狱司的长官。太宗端拱元年（988）在各路设置，其后屡经废置，仁宗明道二年（1033）才正式为固定的常设官职。掌管本路司法、刑狱，监察所部官吏，举荐廉能，弹劾违法者。实际上就是主管一路司法和督察一路官吏的朝廷大吏，是非常重要而又有实权的职务。曾经热播的电视剧《大宋提刑官》的主角就是这个职务。

唐宋时期的行政区划是所谓的“道路制”，唐朝为“道”，宋朝为“路”。“道”和“路”都属于行政监察区，不是独立的真正意义的行政区。每一路都辖有十个左右的州府。王安石当时出任的是江东路的提点刑狱长官。江东路辖管一府七州二军四十三个县。府即江宁府，七州是宣、徽、江、池、饶、信、太平州。二军是南康军和广德军。当时江东路提刑司衙门设在饶州。

这一职务要求官吏到所管辖的各个州、府、军、县去进行调查研究，考核州县官吏的工作情况以及司法情况。这样，也为王安石更广泛地深入社会下层，了解社会提供了机遇。

王安石上任后，用几个月时间，到这些州府军县去考核检查刑狱判案情况以及官吏的工作情况。跋涉几千里，这使他对于整个社会的现状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考察归来，在几百名官吏中，王安石只处理了五人。轻的是处以罚款，最重的也才罢免官职，未捕未杀一人。

王安石认为，朝廷的法令条文在整个社会中并未真正得到执行，官僚群体中很大一部分是平常人，真正贪婪成性的大奸大恶是极少数，而刚正不阿、清廉自守的君子也是极少数。如果按照朝廷律条严格查办惩处的话，所要受到处分的官吏将是相当大的一部分。这样，打击面太宽。而如果抓到谁的过错就处分谁，势必又会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这就是抓倒霉的。几乎是每个官吏都有的问题，被抓者不服气，侥幸者当然也就不可能受到震慑。如果一百个官吏因腐败而犯法，受到惩治的只是几个人，侥幸者占绝大部分，这些人还在享受着荣华富贵。风险小而受利大，当然也就无法达到惩治的目的。侥幸者还会继续腐败，而新当官者也会毫不犹豫地参加到腐败者的大军中。

自从庆历二年（1042）中举出仕以来，王安石担任过签书判官、县令、群牧判官、州府通判、知州、提点刑狱等职务，社会经历十分丰富，对官场中的腐败以及百姓生活的困苦都有很深刻的了解。他看到整个社会正在往下坡滑，建国以来积弱积贫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而且日益严重。如果不抓紧时间进行大的社会改革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回来后，吏部通知他，说他的职务还要进行变动，要留他在朝中任职。他没有考虑自己将要担任什么职务，他所担心的只是朝廷的前途和天下百姓的命运。朝廷既然要重新安排自己的职务，自己就要尽心尽力，把自己的全部看法和想法都写出来，呈交皇帝和大臣们。至于是否被采纳则是另外的事情。因为自己毕竟是尽心了，自己也只能如此而已。有此文章传世，后人自然也会理解自己的一片忠心。

于是，王安石闭门谢客，把自己关在一间小屋子里，整整用了三天时间，写成一篇长达一万多字的奏疏，把自己对朝政得失及当今社会现状的看法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此文题为《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王文公文集》中被列在第一篇，也可看出其重要性。

这篇奏疏刚刚写完，在十月甲子日（二十七），王安石接到圣旨，他被任命为度支判官。在到禁中谢恩的时候，王安石向仁宗皇帝递交了那封长长的奏疏。

度支判官是三司使属下的职务。三司使是朝廷主管财政的一个衙门。三司使下设三个部门，分管“盐铁”、“度支”、“户部”。度支的职责是“掌天下财赋之数，每岁均其有无，制其出入，以计邦国之用”。可知度支判官的工作职能是协助度支副使掌管计划分配全国财政大权的。这样的职务使王安石对全国的财政情况有了更具体的量化的认识。这更促使他认识到改变法度的迫切性，坚定了变法的决心。

《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中国古代臣子上给皇帝的奏疏中也是极其有名的长篇巨制，思想深刻，议论严密，针对性强，集中体现了王安石变法的思想基础。无论后世的一些人对王安石怎样攻击、歪曲和诽谤，只要我们能认真读一读这篇文章，再联系王安石一生的所作所为，就会对这位九百年前的伟大政治家油然而生敬意。

文章中说：“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敌。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何故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严令具，无所不有，而臣以谓无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他尖锐指出，当时天下的财力日益困穷，而风俗也正在日益衰坏，内忧外患，形势相当严峻。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朝廷的法令制度虽多，但与先王之政不相符合，形同虚设。法令制度不完善，就会令官吏们无所措手足。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下面的严重局面。

“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其能讲先王之意以合当时之变者，盖阖郡之间往往而绝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则缘之为奸以扰百姓。”能够审时度势，根据具体情况而执行贯彻朝廷政令的有实际才干的官吏实在是太少了。而一切事业都是靠人干出来的。朝廷政策虽好，可一到下边就走样了。干练之才严重缺乏，其主要原因与朝廷的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有关。王安石接着又指出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

“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讲说章句，故在古者教人之道也。近岁乃始教之以课试之文章。夫课试之文章，非博诵强学穷日之力则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则不足以用天下国家，小则不足以为天下国家之用。故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盖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从而困苦毁坏之。……今士之所宜学者，天下国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课试之文章。使之耗精疲神，穷日之力以从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则又悉使置之，而责之以天下国家之事。”教育内容与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到实践中没有用，而实际上所需要的治理天下国家的才能在学校里又学不到。

在论述选拔人才时说得更大胆，他深刻地指出：“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而推其类聚之朝廷。此朝廷之所以多不肖之人。而虽有贤智，往往困于无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类以聚于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类以备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于州郡。”由于公卿所用非人，那么他们所提拔重用之人也是些蝇营狗苟之辈。这样的人再提拔的人也是如此，层层推演，不肖之徒便充满了朝廷和地方。这样的官僚群体怎么会治理好国家呢？敢于指出当时的官吏大部分是不肖之徒，这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魄力。这种观点是非常尖锐和深刻的，中国官场经常出现这种弊端，惺惺相惜，官官相护，大贪官提拔一堆小贪官，相互吹捧，相互包庇，官场的风气极其恶劣，辐射影响到社会上，便出现庸俗不堪的世风。

其实这是当时官场的实际情况，也就是后来王安石在《答司马谏议书》中所说的“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的具体表现。大概也正因为这篇文章，王安石得罪了许多官吏，所以在他以极大的魄力进行变法的时候才遇到那么大的难以想象的阻力。当然，变法受阻的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其触犯了许多官吏的既得利益。

万言书献上后，王安石耐心等待着仁宗皇帝的答复和大臣们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