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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火器战争:洋人入华

历史大观园 格物日志 2020-06-11 13:29:33 0

红夷大炮的作战特点是打得远、打得准,而且威力惊人,其原产地在欧洲,本是英国制造的先进的加农炮,那么它是怎样来到明军中的呢?原来,随着东西方之间新航路的开辟,很多欧洲人从万里之外来到亚洲,在中国沿海一带频繁活动。其中,英国的某些远洋船只在中国东南沿海因各种原因而沉落,船上的物资包括红夷大炮在内。这些物资陆续被沿岸居住的民众打捞出来,还有的落入了租住在广东澳门的葡萄牙人的手中。不久,明政府通过向葡萄牙人购买或从沿海沉船中打捞等方式获得了30门这样的炮,其中11门炮参加了宁远之战,并一举成名。

红夷大炮在战场上出类拔萃的表现显示欧洲火器已然比明朝国产火器先进,这不是偶然的,自从十四世纪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生产力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生产技术也不断进步,到了16世纪又发生了科学革命,各种自然科学技术蓬勃发展,西班牙、葡萄牙、英、法等国相继建立起制造火器的大型工场手工业,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出各种制式枪炮,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而远在亚洲的明朝,虽然过去也引进过欧洲的火绳枪与佛朗机,但其火器的主产方式仍然停留在小手工业阶段,这种落后的封建生产方式导致枪炮制造水平不断拉大与欧洲的距离。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随着海外贸易规模的扩大而更加活跃。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欧洲传教士到明朝传教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例如天文、算法、农学、水利等,其中也包括军事科技),成功地吸引了部分明朝士大夫的注意,激起了这些知识分子的求知欲望,从而使明末出现了一股学习欧洲科学技术的潮流。

由于当时明朝正在辽东与后金打得如火如荼,所以西方先进的军事科技在士大夫之间格外受欢迎,詹事府少詹事徐光启、光禄寺少卿李之藻、兵部司务孙元化等人直接或间接从传教士利玛窦(意大利人)那里学习了军事科技,了解到西洋火炮及筑城技术的优越之处,便积极向朝廷倡议对其加以引进及仿制。就这样,明政府在天启年间先后从澳门等地购入红夷大炮,还聘请了23名葡籍炮师与一名翻译协助训练士兵制炮用炮。


利玛窦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没有引入红夷大炮之前,明朝的铳炮大多数由椎击、打造与铸造等方法制成。

椎击法,是用钢钻在金属管上钻出铳口,这种方法速度很慢,一般每天只能钻一寸左右,而且不能绝对保证钻出来的铳口毫无偏差。很多火绳枪是使用椎击法制造的。

一些小型火炮则用打造法,具体就是先将生铁炼成熟铁,制成铁板,接着将数块弯曲的小铁板均衡地叠合在一起,卷成圆筒形(炮腹装填火药之处要适当加厚),再用数个钉子把它们合在一起,最后经过铣光炮膛与安装火门等工序,便算完成了。这类由熟铁制成的炮比生铁炮要轻得多,美中不足之处是炮管有缝隙。

大中型火炮是用铸造法来造,各地匠人铸造的方法不止一种,很多火炮都是先造好几段炮身,然后再将它们连接而成,这种原始的铸造法生产出来的炮管有铸缝,存在着爆膛的隐忧。

新式的红夷炮虽然也是用铸造法制造,但是与传统的大中型火炮不同,它的整个炮身完整无缺,不能有微小的空隙或裂纹,这个优点使这类炮承受膛压的能力超过了以往用任何一种方法制造的铳炮,因而更加安全耐用。

要想铸造红夷炮,需要先做好“外模”与“内模”。外模的制造方法如下:采用楠木或彬木刨制成炮身的模样,再装上炮耳、炮箍,然后一层接一层地往木炮上面涂上掺着羊毛的胶黄泥与细沙,直到厚度为木炮的1.6倍为止,在涂沫的过程中要缠上粗铁线、铁条、铁箍等作骨架,完成这些工序后还需要几个 月 的 时 间 晾干,最后抽出木炮,便形成了泥筑的外模(残留于外模里面的木制炮耳、炮箍等,要放入炭火慢慢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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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炮模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搞定了外模,便轮到内模了。内模的长宽应该与炮膛相等(炮膛由口径、前膛、药室等部分组成),其核心是一根铁柱,外面均衡地涂着泥层。

有了外模与内模,可以正式铸炮了。铸炮的步骤是先将外模竖立在用砖彻成的“铸炮台”中央,再用起重装置将内模放入外模里面,当内外两模的轴心一致的时候,两模之间便出现了一个与火炮形状相似的空隙,接着往里面注入沸腾的铜、铁等金属溶液,冷却之后将内外两模移走,便露出了火炮的粗坯。

火炮的粗坯还需要工匠精心地加工,经过用镟刀伸入炮膛里面刮净残留的渣滓,削滑膛壁(行话称做“镟膛”)等一系列的工序,才可成为得手应心的火炮。

红夷炮在实战中能够在射程的允许范围之内对远近不同的目标进行精确射击,这主要得力于“量铳规”这种仪器。量铳规类似于一个四分之一的圆规,是由两根铜条组成一个直角,直角顶端悬下一条线指向一个圆弧形的“铳规”。铳规是一个刻度表,上面分为平度(相当于现代的0°)、一度(7.5°)、二度(15°)、三度(22.5°)、四度(30°)、五度(37.5°)、六度(45°)等刻度,也有的刻度表分为平度至十二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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镟刀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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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镟刀镟膛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火炮的射程有多远,与炮管的俯仰角度关系重大(在炮尾下部增加或减少垫子,可使炮管任意俯仰),炮管与地面平行时射程最近(这个称之为“有效射程”),与地面成45°射程最远(这个称之为“最大射程”),而超过45°时射程又会变近。要想知道炮管的俯仰角度,就要在发射之前将量铳规的一条铜边插入炮口,当直角顶端的悬线指向刻度表中的平度,那就意味着炮管与地面平行;当直角顶端的悬线指向刻度表中的六度,那就意味着炮管与地面成45°。依此类推,炮管与地面在平度至六度的范围之内,刻度表中的度数每增加一度,那就意味着炮管向上提高了一部分,同时射程也相应增加了一部分。明末的火器专著《西法神机》列举了当时人们用量铳规对一种火炮测试的数据,根据这些数据的记载,刻度表为平度时,火炮的射程为268步;刻度表为一度时,火炮的射程为594步;刻度表为二度时,火炮的射程为794步;刻度表为三度时,火炮的射程为954步;刻度表为四度时,火炮的射程为1010步;刻度表为五度时,火炮的射程为1040步;刻度表为六度时,火炮的射程为1052步。虽然《西法神机》的数据有些偏大,但还是反映了火炮的射程随着俯仰角度增减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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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铳规图片
  采自《西法神机》卷下


炮手在战前先用量铳规测试红夷炮每一个仰角的射程,然后再将平度、一度、二度、三度、四度、五度、六度等度数及其相对应的射程记录在小册子上,如果在战斗时需要将炮弹打到794步,只需翻开小册子按照里面的数据,使用量铳规将炮管调到三度即可。

守城时使用红夷大炮这种火器非常方便,临战之前先用架在城上的火炮试射城外的桥梁、隘口等交道要点,弄清楚炮弹到达各个不同的目标时需要将炮身调整到哪几个俯角,然后再将数据记录在小册子,战斗时按图索骥,依样画葫芦地调节好炮身的俯角,便可以对各个目标进行精确射击。如果炮手在战时配上西洋引进的望远镜来观察目标,那就如虎添翼了。


火攻挈要
  中国明末系统总结火器技术的著作。该书撰写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原为上、下两卷,另附《火攻秘要》一卷。崇祯年间,为适应同后金作战的需要,明廷在北京设立铸炮所,聘请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监制西式大炮,并要他将技术传授给工部“兵仗局”。于是焦勖集中了明代火器的技术成就,并吸收了西方造炮技术的先进成果,撰成《火攻挈要》一书。


明末引入中国的欧洲火炮有多种型号,据不完全据计,有半蛇铳、大蛇铳、倍大蛇铳、鹰隼铳、枭喙铳、半喙铳、虎唬铳、飞彪铳、狮吼铳、虎踞铳等,这些炮在口径、身长、作用等方面都有明显差异,此外它们还分别有西洋大炮、红夷大炮等不同的称谓,例如最先引入中国的红夷大炮就属于半蛇铳。明末的一些军事著作将这些火炮按照不同的用途分为“战铳”、“攻铳”与“守铳”。

明末介绍西方军事科技的著作有很多,比较著名的除了孙元化编写的《西法神机》之外,还有焦勖所著的《火攻挈要》,这两本书分别受到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与汤若望的重要影响,与传统的火器著作相比,更加重视科学实验。

孙元化与焦勖设计的火炮非常注重炮身尺寸与口径的比例倍数,这是将火炮分为“战铳”、“攻铳”与“守铳”的标准。

战铳主要用于野战,炮身长,射程远。此炮的口径一般在3至5寸之间,火门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33倍,火门至炮耳的距离为口径的13倍,炮耳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19倍,炮底厚度为口径的一倍,尾珠长宽均为口径的一倍,炮耳的长宽也为口径的一倍,炮身重约500至3000斤,可发射4至10斤重的炮弹。一些佛朗机及蛇炮属于战铳,同样有设计尺寸与口径的比例倍数。

攻铳的口径一般在4至10寸之间,火门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18至22倍,火门至炮耳的距离为口径的8至10倍,炮耳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10至12倍,炮底厚度为口径的一倍,炮耳的长宽也均为口径的一倍,可发射10斤至50斤的炮弹。飞彪铳(一种臼炮)、虎唬铳及狮吼铳均属于攻铳,各有自己的设计尺寸与口径的比例倍数。

守铳的口径一般在3至5寸之间,火门至炮口的距离为口径的8至16倍,这类炮一般可发射4至16斤的炮弹。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战铳、攻铳与守铳的炮长、口径与发射的弹丸等各种数据也不是一成不变,例如虎踞铳这类守铳就可发射26至50斤的炮弹。

攻铳与守铳的长度都比不上战铳,射程也近得多。因为攻铳主要用于进攻,在接近目标时才使用;而守铳主要用于防守,在敌人逼近时使用。但是有的攻铳的口径及弹丸都比较大,因而威力也惊人。

火炮使用的新式弹药也多种多样,具体有:

响弹(又名“吼龙弹”),用弹模制成,以生铁铸成。弹丸里面中空,并有一洞贯通内外,迎风发射时,外向的洞口可发出吼叫声,惊扰敌人的马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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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新式弹丸图片
  采自《火攻挈要·图》


链弹(又名“鸳鸯弹”),这种圆弹在发射之后可自动分为两半,中间用长约4至8尺的铁链相连,打击面宽,在水战中可用来射击船桅。此外,分为两半的炮弹还有“分弹”,而分为四半的炮弹则有润弹、散弹等,它们的原理均与链弹相似。

钻弹,这种炮弹为圆形,两头各自水平伸出用百炼钢制成的尖锐利刃,专门用来攻击营寨。

凿弹,也是一种圆弹,两头各自水平伸出用纯钢打造而成的剑形凿头,在攻城时,可先发射这种炮弹凿破城墙,然后再用实心弹反复轰击,确有奇效。

《火攻挈要》这本书建议枪炮手们在发射战铳与攻铳时应该采用铁弹,因为铁弹体硬,摧毁目标的能力强;发射守铳等短铳时应该采用石弹,因为石弹体脆容易破裂散开,杀伤面积比较广宽;而发射鸟铳时还是要采用铅弹。因为这种小弹丸体重,能穿透铠甲。当然,铅弹的另一个优点是质地软,即使造得比铳身的口径大一些,也可以射出去,并有利于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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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生火铳图片
  采自《军器图说》


孙元化也在著作中认为,凡是炮弹重约1至8斤的,则需要装配同样重量的火药;炮弹重约9至17斤的,装配的火药分量就要为弹重的4/5;炮弹重约18至28斤的,装配的火药分量就要为弹重的3/4;炮弹重约27斤以上的,装配的火药分量就要为弹重的2/3。经过上述的合理配置,火炮射击的效果才会更佳。

《西法神机》与《火攻挈要》都提到用醋涂在长时间射击之后的火炮上,就会迅速散热。因为醋的沸点低,可以起到冷却作用。

火炮在明末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而枪铳类火器也有新产品。毕懋康所著的《军器图说》中提到一种“自生火铳”(即是燧发枪),这种枪比火绳枪的先进之处在于它的发火装置不用火绳,而使用燧石(燧石在撞击之后可发出火星,点燃火药),所以在刮风下雨的不良天气下也可照常使用。

明末筑城技术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中国在冷兵器时期,全国范围内广泛耸立的大大小小的城池是军事防御的主要支柱之一。最初的城池基本是由城门与城墙组成。城墙,是古人用土木、砖石等材料,在聚居点四周建起的与外界相隔的围墙。围墙之中用以交通的出入口叫做城门。后来,随着攻城武器及战术的发展,城池又出现了敌台(马面)与角楼。敌台与角楼都是凸出城墙之外的墩台,它们能够实施侧射,相互之间形成交叉火力点,掩护城墙。一般在城墙的周围,每隔数十米至数百米便筑起一座敌台,而角楼则建在城池的四隅,用以保护容易受到两面夹击的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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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方形敌台(上)与新式棱堡(下)的平面图(作者绘画)


中国古代的敌台(马面)与角楼,以方形为主,这在设计上是有缺陷的。以间隔不远的两座敌台为例,它们侧射的火力点除了互相掩护自身的侧面之外,还能掩护处在两台之间的那一段城墙。但是,每一个敌台的正面都是没有侧射火力掩护的死角,往往成为敌人的突破口。更为严重的是,随着火器出现在战场上——特别是各类精良火炮的大量使用,对敌台构成了致命的威胁。那些凸出城墙之外的敌台成了炮弹打击的焦点,很容易被击毁。

那么,怎样改进敌台,使之提高在火炮打击之下的生存能力呢?这个问题不单困扰着中国人,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例如古代西欧城堡凸出城墙之外的楼塔(相当于中国的敌台、角台),是以圆形、方形为主的,它们在攻城火炮面前,同样面临着与中国方形敌台一样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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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形敌台、棱形敌台与皇冠形敌台(从左到右)等新式的棱形敌台的平面图(作者绘画)


后来,欧洲最早出现了防御火炮的楼塔,这就是棱堡。棱堡是一种不等边的五角形(棱形)工事,这种最初的筑城体系还很简单,并不完善,意大利人开始发明的棱堡还带有古代楼塔的痕迹,例如凸角很钝、正面短小等等,或许只能称之为“雏形棱堡”。不久,楼塔的各个正面除了五角形之外,还产生了三角形、皇冠形等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正面都为角形。总之,雏形棱堡最基本的两个条件是:一、楼塔的正面是角形,而不是传统的方形与圆形,所以也就没有射击死角;二、凸出城墙的角形楼塔,使敌人直射的炮火容易打滑,产生跳弹。

雏形棱堡也是由西方的传教士传入中国的。徐光启在利玛窦的影响下对西洋诸国先进的筑城体系推崇备至,他在天启元年4月26日向皇帝呈交的一篇疏文中,指出在辽东与后金作战的明军应该暂时避免将铳炮布置在城外,与敌人野战,而要将铳炮放在城上打击敌人,为此要建筑多个附于城墙的敌台,安放铳炮,这样就达到了以敌台保护铳炮,以铳炮保护城池,以城池保护百姓的目的。他还提议加强京师及边境防务,建筑三角形敌台与圆形敌台(这类敌台又叫“铳台”。按照恩格斯在一篇名叫《筑城》文章中的说法:“棱堡筑城体系可按一些国家来分类”。而“意大利派”建造的棱堡除了一些多角形的楼塔之外,还有“圆台堡”。上文已经提到过,徐光启的西式筑城技术是跟意大利人利玛窦学的,所以,他同时提出建立角形敌台与圆形敌台,都不是偶然的),同时,据说了解这种新式筑城体系的朝臣还有刑部尚书黄克缵、浙江按察使陈亮采、兵部尚书崔景荣、侍郎邹元标等人。根据徐光启的疏文,与蒙古诸部接壤的宁夏的沙湃一带,很可能在万历年间,建起了新式的西式敌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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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铳角”平面图
  采自《西 法 神 机》卷上


从徐光启的文集来看,一些圆形的附城敌台用砖块、石料等砌成,墙一般厚达一丈以上,分为三层,仅仅高度就达到了30米左右。这与西式棱堡降低高度,以避免火炮打击的发展趋势不同。原因可能是那时的后金军队还未能拥有威力巨大的攻坚利器——红衣大炮(也就是明人的“红夷大炮”)。

虽然徐光启的仕途多舛,才华长期得不到充分的舒展。但幸运的是,他注意培养人材,所以后继有人,他的杰出学生孙元化就是这样的人材。孙元化运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于天启年间分别在山海关、桃林、喜峰口、一片石、宁远等沿边要地,建筑铳台。

后来,孙元化改任山东右参议,在袁崇焕的领导之下整顿宁前兵备。崇祯年间,皮岛副将刘兴治作乱,朝廷决议在山东沿海设立登莱巡抚,加强海防。孙元化经徐光启的荐举,调任登莱巡抚,驻登州。他聘请葡萄牙炮师到登莱铸炮及训练士卒。不料,部属孙有德、耿仲明在两年后叛变,攻克了登莱。虽然叛军念旧,将孙元化释放,但他还是在次年被朝廷处死。

在孙元化留下的《西法神机》这本著作里,其中《铳台图说》一章涉及到西式筑城法,并收录了四幅平面图,描述了四种叫做“铳角”的新式敌台的形状:

第一图,是在凸出城墙的方形马面(相当于敌台)的两角之外分别筑起两个梭形(近似棱形)小铳角,用来保护马面。

第二图,是在方形城池的四隅分别筑起四个梭形(近似棱形)大铳角,用来保护城池。

第三图,是在单独的炮台(或敌台)的四隅分别筑起四个大铳角,用来保护炮台(或敌台)。

第四图,是在单独的炮台(或敌台)的四边分别筑起四个三角形的小铳角,用来保护炮台(或敌台)。

从图中可见,孙元化的笔下的铳角,有梭形(近似于棱形)、三角形等不同形状,为我们留下了真实的第一手资料。这些铳角几乎都以锐角为主,这表明,那时雏形棱堡的棱角模式还很单一,后来经过发展,又产生了钝角棱堡,可能还有直角棱堡,等等。

徐光启与孙元化的西式筑城法源自意大利人利玛窦,而明末来华的另一位欧洲传教士——德国人汤若望,也将棱堡筑城体系带来了中国。由汤若望传授、明人焦勖编写的《火攻挈要》这本记载西方火器技术的著作,其中的《守城说略》一篇中提到一种名叫“捏腰三角尖形”的铳台,也属于是雏形棱堡。

焦勖这人的生卒年月不详,他很可能是一名铸炮工匠,协助奉皇帝之命督造火炮的汤若望开展工作。由此可以认为,棱堡筑城体系不但在朝廷士大夫中散播,亦已经流传到了民间。经验丰富的民间工匠,建筑出棱堡筑城体系的城防工事,也不足为怪。

明朝知识分子留下了很多关于棱堡筑城体系的文献资料,这些作者大多数与天主教关系密切。例如身为天主教徒的魏学谦,曾被朝廷授予庶吉士之职,他也精于西式筑城术,他认为应该在敌台之外再修建“三角附城”,这种三角形的附城外表好像“菱叶”一般,能够有效地防范炮火袭击,其地基用石彻成,墙则由夯实的土筑成,炮弹轰进土里不起任何作用,而附城的旁边还开有小门,可供出入。这种西式筑城术与孙元化在《西法神机》记载的四种“铳角”平面图的第一图(就是在马面的两角之外筑起两个小铳角,用来加强防御)大同小异。


汤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是一位不可忽视的人物。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华40余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他继承了利氏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现在延用至今的农历就是由其编写并被古人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并一直使用到现在。还著有《主制群征》、《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汤若望在天历等方面所做的实际工作以及撰写的一系列注重实践的著述,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


魏学谦的见解被收录入方以智编写的《物理小识》中,魏学谦与方以智是朋友,两人都在明亡之后被迫投降攻克北京的李自成,据说魏学谦选择在李自成登基之日自杀,以此来为前朝尽忠;而方以智则在李自成败亡之后出家,后来也投水自尽。

天主教徒韩霖是山西平阳府人,曾经跟徐光启学过兵法,在他编撰的《守圉全书》、《慎守要录》等军事著作中提到了西洋先进的铳城体系;而明亡之后,在江南抗清而死的钱旃,生前与天主教徒有过频繁的交往,接触过西方的先进文化,这人生前出版过一本名叫《城守筹略》的著作,书中也收录了韩霖对西式棱堡筑城体系的有关论述,可见韩霖的论著在当时的确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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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敌台的平面图
  采自《城守筹略》之《先事预防》。图中写着“细点为炮路”这几个字,所谓“炮路”,按照现代的说法,也就是枪炮的“弹道”。


韩霖的军事著作中记录的各类棱堡名目繁多,有“正敌台”、“独敌台”、“扁敌台”、“双敌台”、“双鼻之台”等。

“正敌台”的中央突出了一个台角,称之为“鼻”;由台角延伸而出的两边叫做“额”;敌台背后伸向城墙的两条边叫做“眉”;两眉之间的凹入处叫做“眼”;敌台与城墙的通道叫做“吭”。战时,守军隐蔽在正敌台背后的“吭”,利用铳炮掩护另一个敌台的“鼻”与“颐”,使城墙完全不留任何射击死角。这种棱形敌台中间横突的两“眉”对隐蔽在其背后的作战人员多了一层保护作用,比起孙元化设计的几种“铳角”更加先进。而下文的“独敌台”、“扁敌台”、“双眉双眼敌台”、“双鼻之台”都有上述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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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敌台与独敌台的平面图
  采自《城守筹略》之《先事预防》


“扁敌台”的凸角比较钝,它建于城墙中间,原因是由于一些城墙太长,使两个城角的敌台相距过远,彼此难以救援,故此,于城墙的中间再立一台以为倚角。而“独敌台”则凸出在城门之外,专用以掩护后面的城门,防止城门受到炮击,它不像“正敌台”那样建有与城墙连为一体的通道(即是“吭”),而是用桥架在敌台与城墙之间,沟通彼此。

此外,两个敌台可以纵向叠成“双敌台”(又叫‘双眉双眼敌台’),既拓展了防御纵深的空间,又增强了抗炮击的能力。依此类推,两个敌台还可以横向紧挨在一起,组成“双鼻之台”,既扩宽了战线,又提升火力的打击密度。

韩霖认为大铳射击时由于产生后坐力而势必倒退,所以敌台的地面应该前低后高,以此作为一个缓冲,用来缩短火器倒退的距离。

大明火器战争:洋人入华


双眉双眼敌台与双鼻之台的平面图
  采自《慎守要录》卷二


就这样,多个敌台互相配合、协同作战。类似的敌台高约9至10米。台基长约七八米,阔约三四米。台顶部长约三四米,阔约3米。各个敌台之间,分别相距七八十步、100余步或者二三百步等,都在铳炮的射程之内。仅就高度而言,比起徐光启的圆形敌台差不多降低了2/3左右,更有利于避免火炮的打击。从上述附图中可看出,这些敌台大多数是钝角的(只有“双鼻之台”由两个锐角组成),它们与孙元化倡议的那些锐角棱堡,谁优谁劣?根据专家的观点,锐角棱堡效果的确不好,钝角形凸角是多边的多角形要塞所不可避免的。

韩霖在《慎守要录》的《缮葺旧城新译西洋法》这一篇中亦涉及到改造传统的旧式敌台的问题。书中教导人们如何将正方形敌台以及圆形的小敌台改成棱堡。两个敌台相距太近则要改远。原在城外的瓮城也要改为城内。他还指出有必要在敌台的背后(大约在“吭”部的位置附近)修筑一个半月形的“眺台”用来侦察敌情,因此“眺台”一般要比城上的台基高出二丈,这样在敌台失守时还可以形成第二道防线,以便居高临下俯击敌台,但是它不能过高,否则容易被敌人的铳炮击塌。

韩霖声称当时明朝各地有越来越多的城堡,受到西洋筑城法的影响,但大部分只是略存其意,完全符合新式筑城法规的比较少。他同时也在军事著作中收录了孙元化、何良廉、王徵等人对新式筑城法的论述。其中,孙元化的相关观点上文已经提及,不再重复。而何良廉则将雏形棱堡称为“卫城之台”,这种三角形的“卫城之台”应该建于城角,如果一座城不止四角,而是五角、六角;那么也要建五、六座这样的台,彼此互相照应,每个台上都要布置六门大铳,甚至还可以在三角台之外再加筑一个“斜形方台”(外形类似于“双眉双眼敌台”),以增加防御纵深。有意思的是书中收录了天主教徒王徵的所见所闻,王徵是天启二年的进士,曾经以辽海监军道的身份协助孙元化在登莱练过兵,这人对西方的机械工程深有研究,也学过拉丁文,参与翻译出版过《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之类介绍西方科技的书籍。他自述在山西代州地区亲眼目睹有十二座用砖砌成的城堡,平均每一座相距十多里,在这些城堡的四角全部是大圆角形(外形似乎类似于“正敌台”)的空心敌台,里面的守军通过炮眼向外射击铳炮。“足惊敌人之胆。”

综上所述,棱堡这种西式筑城体系在明末传入中国之后,产生了多种称号,分别有:“三角敌台”、“铳角”、“捏腰三角尖形”铳台、“三角附城”、“正敌台”、“独敌台”、“扁敌台”、“双敌台”、“双鼻之台”等等。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西方的火绳枪在明代中期传入中国时,不也是产生了“鸟铳”、“鸟嘴铳”、“噜密铳”等多种称呼吗?

无可讳言,雏形棱堡是一种不完善的筑城体系,所以它的面世必然会受到守旧者的抨击。例如有人批评城门两旁的角台与城墙不是90度的直角,会造成“矢道皆斜”的后果,影响从侧面射击敌人。其实,这种缺点在欧洲的一些雏形棱堡也有,而在意大利派棱堡筑城体系中,这种现象尤其突出(恩格斯在《筑城》一文中认为:直到16世纪“完全摆脱意大利派影响”的工程师丹尼尔·斯佩克尔提出的棱堡工事体系的一些原则中,才指出:“需要互相掩护的各个工事配置得越近直线越好”,“棱堡的侧面——至少是部分侧面,最好是整个侧面——应同防守线垂直……”)。

雏形棱堡走向成熟需要一个过程。西方的棱堡新式筑城体系,经过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数学家、军事家、工程师们长期不懈地努力,直到大约1740年科尔蒙太涅发表了关于棱堡筑城体系为止,才通常被认为是达到了最完善的境界。成熟的棱堡筑城体系比较复杂,它攻防兼备,可以包括实心与空心的两种棱形要塞、三角堡,以及相当于内堡的封垛,也有壕沟、中堤、斜堤,提供给守军掩蔽集结进行反击的掩蔽路、屯兵场等。这东西出现在世界上已经是18世纪中期的事了,而在17世纪的明清交替时期,长途跋涉来到东亚的欧洲人,他们所带来的筑城技术,还没有那么先进。

总之,由于明廷财政紧张等原因,各类雏形棱堡不可能得到广泛的推广。修建传统城池仍然是全国各地的主流。但是在火炮的威胁之下,那些城池城墙的高度也相应降低,并增加了厚度,还逐渐将城上的角楼、战棚等不足以抵御炮弹的设施拆掉搬走。

除了雏形棱堡之外,明末清初,从西方引进国内的响弹、链弹、钻弹、凿弹等,还有毕懋康设计的燧发枪,都算是与世界接轨的产物。也由于种种原因,同样没有得到普遍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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