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火器战争：后来居上

历史大观园格物日志 2020-06-11 13:29:18 0

红衣大炮成为了后金主动发起的松锦大战中不可或缺的火器，这是明清战争史上继萨尔浒大战之后又一次关键性的决战。

此战之前，后金已经对活动在宣大边外的蒙古人进行了犁庭扫穴式的打击，皇太极于1632年（明崇祯五年，后金天聪六年）从沈阳出发，联合附属的蒙古诸部，召集了五六万大军，对林丹汗所在的呼和浩特发动了千里奔袭。这时，林丹汗虽然与明朝在政治与经济上都基本上恢复了正常的关系，但他的同盟国明朝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冲击下，统治摇摇欲坠，根本帮不上什么忙，而他结交的西藏朵甘、外喀尔喀等封建盟友也是远水难救近火。

林丹汗在右翼的高压统治已经丧失人心，无力抵抗后金即将到来的排山倒海般的攻势，为了保存实力，避免玉石俱焚，无奈只好采取“壮士断腕”的方式，放弃能够与明朝进行贸易交流的宣、大边外地区，向西撤退，企图会合从漠北移牧到青海的外喀尔喀一些部落，控制前往西藏的交道要道嘉峪关，再与明朝在延绥、宁夏、甘肃地区进行通贡互市。

林丹汗临走时派遣部下将呼和浩特几乎搜刮一空，这位蒙古大汗往西逃奔时，很多臣民不堪其暴虐，抗命不跟从其撤退。

林丹汗前脚离开，皇太极后脚赶到。后金军队进入了呼和浩特这座不设防的空城，在一日之内对呼和浩特周围七百里的范围进行扫荡，从西至黄河木纳汉山、东至宣府，自呼和浩特城南一直到明朝边境，上述地方的很多居民都成为俘虏。战果丰硕的后金，共俘获人畜10万有余，在离开时，干脆连呼和浩特城也放火烧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

从此，宣府、大同这两处明蒙之间重要的市口就被后金所掌控。因为后金与明朝处于敌对状态，所以蒙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不能直接出面与明朝开展贸易。后来，皇太极将驱逐林丹汗时缴获的顺义王之印，付与归降的原鞑靼右翼领袖顺义王的后裔鄂木布，令其重返呼和浩特一带，在宣府、大同地区与明朝互市。而明朝宣、大地区的官员深知后金的厉害，为了避免因互市停顿而遭到后金的攻掠——引火烧身，对后金间接通过蒙古部落与关内进行贸易一事也佯作不知。

1570年（隆庆四年）9月13日，鞑靼部俺答汗的孙子把汉那吉由于俺答汗夺取了他的未婚妻，愤而降明，此事结束了明朝与俺答汗数十年的战争。俺答汗获悉把汉那吉降明后，率骑兵两万人到平虏城北60里外驻扎，威胁明廷交出把汉那吉，气焰嚣张，10月，为促使俺答汗接受明朝封号，内阁首辅高拱、次辅张居正等决定接受把汉那吉来降，任命他为指挥使，赐给大红丝衣，并命总督王崇古、巡抚方逢时与俺答汗议和。俺答汗于11月遣使节谒见王崇古，请求封号并开通边境互市。王崇古答允，但要求俺答汗缚献背叛朝廷的白莲教主赵全等人。12月，俺答汗将赵全捆绑送往北京，明朝也派遣使节将把汉那吉等人送归俺答汗。1571年（隆庆五年）3月，穆宗正式颁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赐给印信，名俺答汗所居之城曰“归化”，其弟侄子孙也各授职有差。与此同时，兵部根据王崇古的奏议，制定出了通贡互市的有关条例。同年秋天，第一次开市。

再说林丹汗在西渡黄河之后的逃亡途中，接连遭遇两个月的大雨，马死了2/3，部属亦死了很多，越来越潦倒失意。残部企求与明朝在延绥、宁夏、甘肃地区恢复经济联系，想不到却遭到了明朝边将的拒绝。缺衣少食的蒙古人迫不得已，经常入塞掠夺，但因遭到明军的反击而收获不大。

四处碰壁、穷途末路的蒙古部落粮食吃尽，便化整为零劫掠不已，最终溃散。1634年（明崇祯七年，后金天聪八年），郁郁不得志的林丹汗在打草滩（甘肃天祝自治县一带）抱憾病死。

林丹汗死后，部属也彻底溃散，四处分布在宣府、大同、延绥、宁夏、甘肃等边外辽阔的地方，而外喀尔喀、明朝、后金都争相招抚这些散兵游勇。

后金高度关注林丹汗遗部的动向，皇太极亲自致书招抚这些人，声称凡归附者都可以官复原职，接着，又积极派遣军队在林丹汗遗部出没之地反复搜索，招降纳叛。他软硬兼施的招抚政策起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包括林丹汗的多位福晋（后妃）及儿子在内的大部分部属络绎不绝地前来归附。

后金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吞并了蒙古地方鞑靼左右翼的大部分人马，几乎控制了漠南所有的牧地，完成了征服漠南蒙古诸部的壮举。

皇太极已经统一了漠南蒙古，接着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更改了族名，将诸申（女真）改为满洲。接着在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充分显露出与明朝一争天下的决心。

皇太极为了突破他入关的最大障碍——宁锦防线，决心夺取锦州，但为了避免强攻坚城导致无谓的伤亡，因而又一次采用了长期围困的战法。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清军在距离锦州东北面九十里的义州一带屯田，打算以战养战，同时将大量的战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到此地屯积，为下一步的军事行为预先做好铺垫。5月22日，皇太极亲自指挥军队西进，包围了锦州。八旗汉军用红衣大炮轰击了锦州城外的一些哨所，另一些将士则乘机抢先收割了明军在城外屯田里种植的庄稼，为长期围困而准备好粮食。不急于攻城的皇太极巡视完锦州地形之后，返回了沈阳，留下堂兄弟济尔哈朗在前线主持大局。

锦州守将是皇太极的老熟人祖大寿，这个对明朝还抱有希望的将领吸取了大凌河失败的教训，不断派小股部队主动出击，尽量不让清军掘壕围城。

明朝新任总督洪承畴曾经在关内镇压过农民起义军，有一定的作战经验，他现在密切注意清军的动向，并在开平、古冶等地设立机构制造枪炮、铅弹与火药，另外工部也给前线军队发了50门灭虏炮以及一批弓箭。

锦州内外，明军与清军不停地进行着大大小小的冲突，战事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年底。清军一直未能彻底切断锦州与外界的联系，八旗将士在城外以3个月为一期，轮流换防，坚持围困。值得一提的是，在皇太极派弟弟多尔衮与长子豪格来到前线接替济尔哈朗指挥作战期间，军纪逐渐松懈，围城的军事行动变得徒有虚名。明军竟然可以自由出入锦州，在这段时间里还有大量粮食从杏山运送入了锦州，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运粮行动是后勤人员用数百辆大车将1.6万石粮草安全送进了城里。到这一年的9月上旬为止，锦州的粮食已足够7个月之用，而附近的松山、杏山与塔山的粮食也比较充裕。

多尔衮（1612—1650年），即爱新觉罗·多尔衮，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皇太极之弟。清朝初期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完成大清一统基业的关键人物，清朝入关初期的实际统治者。1626年封贝勒；1636年因战功封和硕睿亲王；1643年辅政，称摄政王；1644年指挥清军入关，清朝问鼎中原，先后封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1650年去世后，先追尊为成宗义皇帝，后被追论谋逆罪削爵；1778年乾隆帝为其平反，复睿亲王封号，评价其“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

清军围困锦州的效果不显著，身在沈阳的皇太极对此非常不满意，他派人到前线调查清楚事实之后，斥责并处分了玩忽职守的多尔衮等人，同时于九月初八将济尔哈朗重新调回前线，立即着手整顿战备，加紧围城。

济尔哈朗到达锦州，马上督促部队逼近城池，将整座城严密地围了起来。锦州城为方形，共有四面，清军在城外的每一面均立两营，并绕营深挖壕沟，再沿着壕沟筑起垛口，营与营之间还掘起了长壕，壕里设有木栅，而壕的四周满布哨探，力图切断城中守军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锦州分为内城与外城，有一批归附明军的蒙古兵在外城协防，这些人看到清军来势汹汹，自知不敌，便考虑叛变，他们秘密与清军串通，于3月24日黄昏夺取了外城，明军退入内城防守。

困守锦州这座孤城的明军，形势越来越恶化，崇祯帝急令后方的洪承畴挥军进至前线，以解燃眉之急。从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清崇德六年）4月上旬开始，明朝援军在锦州外围的松山、杏山等地与清军多次交锋，其中打得比较激烈的一仗是25日发生的乳峰山之战，当时大约有两万清军埋伏在松山通往锦州必须经过的乳峰山附近，他们用牛车拉动30门红衣大炮，发弹数百发，阻击前进的6万明军，两军一直杀到傍晚才停止，双方不分胜负。清军向北退却，而明军也尽撤回营。

六月初四，多尔衮与豪格再次率部从沈阳来到锦州前线，接替伤亡不小的济尔哈朗所部。

祖大寿派遣一名士卒穿过封锁线跑回后方，向明廷汇报城内情况，他说明锦州城内的粮食足够支持半年，只是缺乏薪柴而已，因而建议来援的明军切勿轻易决战，只宜在车营的掩护下稳扎稳打，慢慢进军，以确保万无一失。但是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认为松锦前线的战事迟迟未能解决，已经耗费了数十万军饷，不宜再拖，他在崇祯帝的支持下，再三敦促洪承畴前进，速战速决。的确，那时明朝内忧外患，被自然灾害与农民起义搞得精疲力竭，财政捉襟见肘，在关外再也打不起消耗战了。

身处前线的洪承畴在朝廷君臣施加的压力之下，不敢再拖延，于7月23日誓师，亲自带着六万大军向锦州外围的松山开进，其余各镇援军先后出发，实际参战的明军达到了13万人。

明军为了打通松山与锦州的联系，反复与清军在战略枢纽地带乳峰山血战，但未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坐镇松山的洪承畴指挥明军抢占了乳峰山西侧，与驻防于群山东侧的清军对峙，战局陷入胶着状态。

明军步兵环绕着松山掘壕及设立木栅，并立营七座，骑兵则驻于松山的东、西、北三面，待机而动。

乳峰山上的战火经久不息，明朝援军于27日又一次发动猛烈进攻，力图撕破清军的防线。而距乳峰山六七里之遥的锦州守军，也从城中杀出，前后夹击清军。多尔衮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竭尽全力抵抗，不让松山与锦州的明军会师，他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一次惊心动魂的战斗，称：“洪军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军存身无地，神器实为凶险。”（《摄政亲王起居注》顺治二年闰六月初七条）

遗憾的是，松山明军没有击溃清军，仅斩获100多首级。而锦州守军接连闯过围城清军的两道防线，也未能突破第三道防线，不得不撤回城中。此后数日，两军多次在乳峰山较量，但一直未能分出胜负。

身在沈阳的皇太极不断接到前线要求增援的消息，竟然急得患上“鼻衄”（症状是鼻子流血不止，可能是高血压的一种并发症），他不惜带病亲征，全面动员国内壮丁助战，于8月14日出发，不分昼夜地奔驰数天，于19日到达前线，与多尔衮会师。这一次，清军在人数上超过了明军，据说参战人数达到了24万之众（《明季北略》卷十八），这个有所夸大的数字似乎揭示了清军已经倾巢而出，孤注一掷。

清军充分利用人数上的优势，派遣大批作战人员绕到松山后方的寨儿山、长山岭、灰窑山等处扎营，形成了对松山明朝援军的包围。皇太极还命令所部在松山背侧的大道上掘了三道丈余宽、八尺深的壕沟，壕沟从陆地一直通向海口，沟里立有木椿，木椿上有绳，绳上有铃，而铃的旁边还有狗。清军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切断了松山往杏山的退路的同时也等于堵截了杏山往松山的粮道，使洪承畴得不到一粮一饷的支援。皇太极为了方便就近指挥作战，还将御营向前移到离松山三四里远的地方，不过，这个距离正巧在明军红夷大炮的射程之外。

松山明军连续于20日、21日出战，企图突破包围圈，但大部分人受挫而还，仅有数千骑兵突出重围，逃回杏山。这时，包围圈中的明军仅剩三天余粮，败局已定，部队士气低落，将领们各怀去志。总兵王林于21日夜间率部先跑，诸将跟随其后溃逃，兵败如山倒，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明军在逃亡的过程中互相践踏，乱成一团，遭到严阵以待的清军的四处追击，很多人慌不择路，逃到海边被涨起来的潮水淹死。最具戏剧性的是，一部分突围的明军左冲右突，竟然钻入了清军的阵营里，甚至有的士卒在勇将曹变蛟的带领之下闯入了皇太极的御营中，但被清廷侍卫击退，曹变蛟亦因此负伤而退回松山。

明军在这场大逃亡中损失了5万余人，最后只有吴三桂、王林等部分人马侥幸突出重围，回到后方。

吴三桂降清后，文人对之讽刺不绝，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吴伟业（梅村）所写的《圆圆曲》。

留下来困守松山孤城的洪承畴只剩下万余兵力。稳操胜券的清军采取了围而不打的老战术，只是经常在城池四周的高地放大炮，向对手施加心理压力。一直到第二年的2月18日，松山守将夏成德在对援军绝望的情况下投降，他伺机打开城门，放清军入了城。故此，城内以洪承畴为首的一批将领沦为了俘虏。而守军保存的红夷炮与鸟铳等铳炮的数目达到2300之多，也全部落入了清军之手（战后，据明臣张晋彦经过调查统计，明军在松山总共损失了2000辆战车与2000门火炮）。

松山的陷落使锦州的守军信心失尽，主将祖大寿在坚守了一年之后终于心灰意冷，于8月3日率残部8000多人投降，皇太极对这位曾经背叛过自己的将领既往不究，以较好的态度对他予以安置。

清军拿下松山与锦州之后，接着于四月初八用红衣大炮轰破塔山城墙，全歼城内7000守军。21日，清军再用红衣大炮轰塌杏山城墙多处，6000守军被迫弃械投降，以保性命。

历时两年的松锦大战，以明军的失败而结束。自此，宁远以北的城堡、据点皆尽失陷，驻扎于锦州的清军已经拥有近百门红衣大炮，而逃回宁远的吴三桂仅仅剩下10门红夷炮。这表明，关外的清军的兵力、火力都令辽西走廊的明军望尘莫及。

明清在松锦地区作战的结果显示随着火炮威力的加大，战术也要不断更新，过去的火炮在攻城的时候，一般攻城的主要手段有两种，其中之一就轰击城门，以便长驱直入；第二则是轰击城墙上面那一排用来掩护士兵的凹凸状矮墙——垛口，使城上的士兵完全暴露在敌人各种远程兵器的打击之下，现在红衣大炮有了专用于攻城的型号，这种巨无霸再配上专用的攻城炮弹（例如凿弹），就具备直接轰塌坚固的城墙的能力。皇太极曾经在战时发出过战术指示，他认为炮兵开炮时，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对准城墙上端的女墙，而是要对准城墙的中间位置进行猛烈轰击，待其完全颓坏，再令士兵登城。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的大炮，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均后来居上，超越了明军，这样一来，明军在辽西防线剩余的军事据点面临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而内外交困的明王朝末日也不远了。

垛口
　　城墙上呈凹凸形的短墙，两个垛子间的缺口。在墙顶外侧的迎敌方向，修筑的齿形垛口，是战斗人员瞭望敌情、射击敌人时掩护自己用的。具体构造是：从墙上地坪开始砌至人体胸腹部高度时，再开始砌筑垛口。垛口一般砌筑成矩形。垛口上部砌有一个小方洞即瞭望洞。瞭望洞的左右侧面砖呈内外八字形，这是为了便于瞭望敌人，又不易被敌箭射中。下部砌有一个小方洞，是张弓发箭的射孔。射孔底面向下倾，便于向城下射击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