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火器战争：逐鹿中原

明末天启、崇祯年间，由于边境连年用兵，国家财政濒临破产的边缘，而不得不加派赋税，加重了普罗大众的负担。官僚政府忽视水利的维修以及地主阶级不断兼并土地等种种弊政，使农民生活日益贫困。恰巧在此期间自然灾害频仍，赤地千里，大批老百姓被迫离乡别井，走上逃荒之路。特别是西北地区，天灾人祸格外严重，流民们相继落草为寇，一些人与从边境退回内地的逃兵互相联合，异常活跃，终于酿成了颠覆明朝的农民大起义。

1627年（天启七年）2月开始到1630年（崇祯三年）之间，形形色色的起义队伍几乎遍布陕北各地，其后，暴动的浪潮又蔓延至山西、中原等地，成了燎原之势。起义队伍名目繁多，他们从各树一帜、各自为战到互相配合、攻城略地。明政府不得不调集重兵围追堵截，进行严厉的镇压，先后杀死王嘉允、王自用、高迎祥等一批起义领袖，重创了农民军，招抚了一批参加起义的农民，但未能彻底平乱。

西北农民起义军虽然屡遭挫折，一度转入低潮，然而，那些坚持斗争的各路队伍逐渐走向了统一，形成了以李自成及张献忠为首的两股主要势力。

在明军的大举围攻之下，李自成率部在陕西、四川等地作战时连连失利，力量受到严重的削弱，后来，他仅率少数残余部属潜伏于陕西、湖广、四川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中，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处于内忧外患当中的晚明政府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应付后金的进攻与平息内乱，遂多次加收田赋，分别有辽饷、剿饷、练饷等，此外各种苛捐杂税也名目繁多，人民的负担越来越严重，社会危机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1640年（崇祯十三年），河南又出现了新的灾荒，许多农民颗粒无收，甚至发生了吃人的悲剧。李自成在这一年重新出山，率领部属转战湖广、陕西，进入河南，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有意维护低下层贫困农民的利益，结果招徕了大批饥民的归附。起义军攻城略地，一路凯歌，势力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众至数十万，并于1641年（崇祯十四年）攻克了洛阳城，处死了福王朱常洵，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然而，李自成在河南前后三次进攻开封，后来因为黄河决堤，洪水泛滥，最终未能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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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田免粮
　　作为一般的改朝换代时的农民起义，“均田免粮”这一朴素口号具有鼓动和号召民众的战斗作用，但李自成农民军粮饷来源不外乎缴获官府、富室和藩王的钱粮，手工业者、农民和商人提供的物资支援，追赃助饷等临时性措施，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制度创新来解决赋税问题。同时，“均田免粮”的实施与强有力的地方政权的普遍推行有密切联系，而流动作战对立足未稳的农民军地方政权实施经济政策具有很大难度。所以李自成的军队解决粮饷的主要渠道就是向官绅追赃，导致农民军树敌过多，难以团结可团结的力量，使其迅速由巅峰跌入低谷，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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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起义军在开封之战中受挫，但声势仍有增无减，继续活跃在河南、湖广等地，李自成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在襄阳自称“奉天倡义大元帅”，正式建立起中央政权。

明朝被连年的内外战争搞得精疲力竭，损兵折将，沦落到在中原基本无兵可调的地步，这个政权现存有战斗力的部队主要是三个集团：其一是驻扎在关宁（山海关、宁远）防线的辽东集团，然而，该集团承担着抗击清军的重任，难以抽身入关；其二是人多势众，长期参与围剿起义军的左良玉集团，该集团虽然具备一定的实力，但飞扬跋扈，不堪大用；其三是陕西集团，这支队伍号称精兵良将，由巡抚孙传庭统率，顺理成章成为了崇祯帝击败起义军的唯一希望。可惜，孙传庭兵发陕西，于1643年（崇祯十六年）八九月间在河南与李自成激战时损失了4万余人，大败而返，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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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良玉（1599－1645年）明末大将，字昆山，今山东临清人。初在辽东与清军作战，曾受侯恂提拔。后在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战争中，不断扩大部队，升为大帅，日益骄横跋扈，拥兵自重。164 4年（崇祯十七年）3月封宁南伯。南明弘光帝（朱由崧）立，又晋为侯，世镇武昌。此时，弘光政权中马士英、阮大铖用事，排斥东林党人。他袒护东林党人，且怀有个人野心，1645年（于弘光元年）3月23日从武昌起兵，以清君侧为名，进军南京。未几，病死于九江舟中。子梦庚率所部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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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军乘胜席卷陕西，李自成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正月在西安成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其后，率部挺进山西，相继攻克太原、大同、宣府等重镇。如滚雪球一般，规模越来越大的起义队伍经过长期的军事斗争，锻练成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雄师，并拥有一批火器，早在1635年（崇祯八年）路过河南光州时，就在20门大炮的配合下攻克该城，而1641年（崇祯十四年）的开封之战中亦用布囊装火药挖洞炸城，并在城外排列百余大炮轰击，终于毁掉了部分城墙。李自成也注意招揽火器人才，例如曾经跟徐光启学过兵法的韩霖（此人精通西洋火器，编撰的军事著作有《守圉全书》、《慎守要录》、《神器铳谱》、《炮台图说》等）在山西归附起义军，立即获得重用，被李自成倚为参谋。

起义军途经山西，以破竹之势经居庸关、昌平，抵达北京。驻于城外的京师三大营早已经腐朽，该部在强敌面前放弃抵抗而投降。起义军因而得到了大量的战车、火炮、蒺藜等武器，随即将缴获的京营火炮用来攻城。隆隆的炮声震荡着大地，北京城内人心惶惶，根本组织不了有效的防卫措施，整座城市在没有经过激烈战斗的情况下于3月19日陷落。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崇祯帝在万念俱灰的情况下，携同心腹太监王承恩逃出皇城登上煤山（今景山）自缢身亡。至此，长达370年的明朝灭亡。

当李自成在北方艰苦奋斗时，张献忠也没有闲着，他的战斗旅程同样跌宕起伏，先后转战于湖广、安徽等地，不过在整个农民起义处于低潮的时候，他曾经于1638年（崇祯十一年）接受过朝廷的招安，但很快便在次年重新造反，进军至湖广、四川、安徽一带继续坚持斗争。其后，在河南叱咤风云的李自成吸引了明军的主要注意力，张献忠乘机南下连克汉阳、武昌等地，正式建立政权，国号“大西”，自称为“大西王”。接着，其势力又从湖广进一步发展到江西。但是，张献忠对在中原纵横驰骋的李自成部有所顾忌，同时为了避开驻扎在安徽的明军左良玉部，于是决定向四川进军，他率领全部人马离开湖广、江西，顺利攻入四川，控制了该省的大部分地区，并占领重庆、成都等地，于1644年（崇祯十七年）11月称帝。

李自成与张献忠的起义军是推翻明朝的主力，就在明政府摇摇欲坠的时候，清军也频频出动，给关外的明军施加了强大的军事压力，又接连绕过关宁防线，进入长城之内乘火打劫，袭扰的范围包括京畿、山西、山东等地，还一度攻陷了济南，杀伤了包括明宣大总督卢象升在内的一大批文臣武将，例如1638年（崇祯十一年），清兵深入内地，在11月攻克高阳时，俘虏了曾经督师关内外兵马的孙承宗。孙承宗当时已经卸任回乡，正巧居住在城中，他不顾76岁的高龄，率领家人据守时不幸落入敌手，最后拒绝投降而投缳自缢、殉国尽忠。

清军多次入关，掳走了大批人畜财物，极大地削弱了明朝的实力，无疑加速了这个政权的败亡。

明朝灭亡之后，中国有4个互相敌对的政权，分别是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关外的清朝以及由明朝遗民在南京建立的奉朱明后裔为帝的弘光小朝廷，史称“南明”。这意味着新一轮的逐鹿中原之战即将展开。

大顺政权与清朝由于地理上比较接近的原因必将首先发生碰撞。那时没有后顾之忧的清朝，其势力范围东起辽东、西至漠南蒙古，已经对大顺政权所控制的京师、河南、湖北省西部及西北数省形成了战略包围的有利态势，致使大顺的地盘在军事地理的大格局中处于不利的位置。在这种微妙的状态下，李自成没有及时调整政策，搞好与官绅地主势力的关系，组成统一战线，抵御关外的清军，相反，他为了筹集军饷，继续执行追赃助饷的策略，扣押了大批前明官僚，索取饷银，严重地侵犯官绅地主势力的根本利益，将这个阶层推向了对立面。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对大顺政权不利的事，那就是吴三桂之叛。

吴三桂参加过1641年（崇祯十四年）的松锦之战，战败后逃回了后方，成了幸存的主要将领。而明朝也由此被迫收缩防线，退守山海关与宁远这两个主要据点。到了北京陷落前夕，在关外掌握重兵的吴三桂奉命率所部4万余人及八九万民众弃守宁远，撤入关内准备勤王，最终还是迟了一步，大顺军已经抢先拿下了北京。

此后，吴三桂收到留在北京的父亲吴襄的劝降信，一度决意归降李自成，但在前往北京的途中得知父亲被大顺将领刘宗敏勒令交出粮饷，并夺走其爱妾陈圆圆，遂在暴怒之下回师占据山海关，不久转而投降了清朝。那时皇太极已经病死，继位的是六岁的小儿子顺治帝，而实权则掌握在睿亲王多尔衮手中。当时，多尔衮率大约十万部队正准备乘明朝灭亡的机会入关捞一把，他在半途接到吴三桂来降的消息后，火速率部前往山海关。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4月21日至26日，李自成率10万大军与吴三桂部队在山海关进行会战，正在难解难分的时候，清军突然出现在战场上，从此胜利的天平不再倾向于李自成。每一场战争都因为对手的不同而不同，大顺军没有与塞外骑兵作战的经验，而清朝则有与关内农耕民族作战的丰富经验。李自成在山海关之战中因各项准备不充分而被多尔衮率领的清军铁骑打了个措手不及，失败而还。

李自成于4月22日从山海关撤退，26日回到北京，29日放弃北京。而清军30日在蓟县得知大顺军放弃北京之后，才开始对大顺军展开追击，并于五月初二进入北京这座空城。多尔衮采取了一系列笼络人心的政策，取得了在京的官绅地主的支持，站稳了脚跟。其后，清军在红衣大炮的助攻下于真定等地战胜大顺军的殿后部队，并在怀庆潞安府一带出动红衣炮平息了当地的一些反清力量，初步巩固了关内的地盘。然而，清军没有及时跟随大顺军的主力进入山西，而是暂时按兵不动。局势瞬息万变，转眼间已经物是人非。大顺军在山海关失败之后，其控制的河北、河南、山东的大部分地区，因官绅地主发动此起彼伏的叛乱等原因而相继落入清朝的手中。

李自成率领主力撤回山西，而山西的战略位置却非常不利——清朝已经从东面的京师到西、北面的漠南蒙古对山西形成了战略包围。明末辽军凭着宁锦防线才能与后金（清朝）在辽东对峙一二十年，但大顺军缺乏固守城池的经验，而且统治区内部不稳，官绅地主纷纷叛乱，所以，不可能像辽军那样环绕山西建设一条坚固的防线与清朝长期对峙。基于上述原因，这支队伍唯有野战中击败清军，才能获得生存发展的机会。

然而，大顺军要想在野战中击败清军，需要争取时间整训、练兵，这需要稳定的环境与充足的时间——山西显然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因而李自成除了留下部分兵力在山西阻击清军之外，率领主力于六月初渡过黄河回到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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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起义军和明清军队经过30余年的反复较量，推翻了明朝，打击了清朝，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明末农民战争最典型的战术是流动作战，但是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同样是非常深刻的。它同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一样，没有远大的战略眼光，进入北京后，军事首领滋长了腐化思想，政治上处理不当，军队纪律松弛，战斗力下降，在明清军队进攻下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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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清军攻入山西，于9月13日包围太原，最初在守军的顽抗下进展不大，直到10月3日从后方调来了红衣大炮，才将城墙的西北角轰开了一个数十丈的缺口，大批清军从这个突破口涌入，总算夺取了太原。接着，整个山西逐渐被清军用武力及招降的手段所控制，再次使大顺军的陕西根据地处于不利的位置——清军从东面的河南到北面山西以及西面的漠南蒙古重新对陕西形成战略包围。

休整了大约半年的大顺军主力在李自成的带领下，来到河南及陕西交界处的战略要地潼关，与西进的清军在12月29日展开了大战。这一路清军以多尔衮的弟弟多铎为首，他一面布阵应付大顺军的攻势，一面耐心地等待从后方运来红衣大炮，一直等到第二年正月上旬，红衣大炮终于运到了前线。多铎立即转守为攻，指挥部下用火炮连番轰击对手掘壕坚守的潼关，占尽上风。激战持续了13天。这时，另一路由阿济格率领的清军经过山西北部、漠南蒙古再绕回山西，进入陕西攻打榆林、延安等地，兵锋直指西安。李自成为了避免被两路清军合击而不得不弃守潼关，撤出陕西，经河南退往湖北。

大顺军潼关之战失败之后，极力避免与追击的清军进行野战。一支既不能坚守又不打算野战的队伍，只能四处流动。不久，李自成进入湖北，与原先驻守在襄、荆地区的队伍汇合在一起东下，将要打击的目标很可能是把持长江南北的南明政权。然而，一个偶然的意外事件改写了历史，那是在五月初，李自成在湖北通山县境内九宫山带领少数人马侦察地形时，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而死亡，从此，大顺军再也没有出现一个像他那样有凝聚力的领袖，这次意外事件对大顺军的影响不亚于山海关的失败。尽管如此，剩下的一部分起义队伍仍然坚持抗清，直到1664年（清康熙三年）在夔东全军覆灭。

从大顺政权由盛转衰的全过程来看，这支起义队伍先后在京师、山西、陕西与清军作战，其所在的地盘始终摆脱不了被对手扼喉的被动态势，总是处于不利的战略地理位置是李自成接二连三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李自成死后，张献忠在四川建立的大西政权随后也受到清军的毁灭性打击。大西政权建立之初，因为张献忠的某些过激政策，没有得到四川各阶层民众的广泛支持，所以这个政权在成立的短短一两年内就不断出现问题，先是因各地官绅纷纷反抗而相继丢失了重庆等地，后来又由于内乱而不得不放弃成都。最终，张献忠率部转战到西充县凤凰山时遭到了迅速入川的清军的突然袭击，这位声名赫赫的起义军领袖在迎战时被乱箭射中左胸而死。大西军余部陆续撤向西南，仍然坚持着抗清斗争。